回归故里,生命的启示

  在维也纳,人们几乎立即便感觉到了希特勒之不流血的清洗的反响。在德国公使馆,冯·巴本——前总理,现在是出使一小国的微不足道的公使——被叫去听电话。电话是总理府秘书拉马斯打来的。“元首通知你”,他说,“你在维也纳的任务已经完结。我想等你在报上读到这节消息时通知你。”巴本几乎无言以对。是希特勒劝他接受这一微职,以收拾陶尔斐斯被杀害后带来的危险局势的。“看来,我已达到了他们的目的,现在可以滚蛋了。”他痛苦地回忆说。为了“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他决定立即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在那里,他发现元首既精疲力尽又忧愁满腹。“他双眼发呆,心不在焉。他试图用空话作藉口,解释我被解职的原因。”起初,精神恍惚的元首对谈话内容不加注意。后来,巴本说,只有与奥地利总理库特·冯·许士尼格当面交谈,才能把引起两国分歧的诸多问题解决。这时,希特勒才注意起来。
  “这个想法很好”,希特勒说。接着,他便让巴本立即赶回维也纳,安排他们尽快见面。他说:“我将高兴地邀请许士尼格先生前来,好把问题谈清楚。”
  许士尼格接受了巴本的邀请,但心里有点儿不安。他向外长吉多·施密特承认,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先行采取行动,以防止政变;取得时间,以待国际形势转向有利于奥地利。”他讽刺地补充说,他只希望谈判桌旁在希特勒对面坐的是位精神病医生才好呢。说实在的,与这样一个残暴的对手对垒,许士尼格确不是个合适人选。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一个知识分子,又是个不慕虚荣、没有野心的正人君子。与希特勒角逐,他确处于不利地位。
  2月11日晚,在吉多·施密特陪同下,他登上了开往萨尔茨堡的夜车。火车一抵达莫扎特的出生地,卧铺车厢便被分开了。次日上午,两人驱车穿过这座古老的城市,经过飞机场,跨过萨尔扎希河,来到了德国边境。巴本已在那里等候,用希特勒式敬礼对他表示欢迎。德国海关官员都潇洒地抬臂敬礼;奥地利客人也以此礼回敬,虽然此举犯法。这是个令人震惊的前兆;片刻后,另一个凶兆亦出现了。巴本说,三位将军“非常偶然地”来到了贝格霍夫,相信奥地利客人不会介意。如果他是陶尔斐斯,许士尼格或许会抗议。然而,此人不喜欢令场面难堪,也不想去招惹希特勒。“不会的”,他说,“我不介意。不过,此事颇怪。”
  车抵贝希特斯加登郊区时,他们突然折向左边,来到上萨尔茨堡脚下。等候在那里的半履带车,沿着又陡又冷的山路,将他们拉往贝格霍夫。沿途他们从一座座排列齐整、房顶被残雪厦盖的农舍和一座破旧的教堂前走过。接着便是党卫队的营地——有些还正在兴建。履带车突然猛地拐弯,在贝格霍夫的大台底下停住了。
  希特勒伸出一只手,朝他们走过去,俨然是个和蔼可亲的主人。在将他身后的三位将军介绍给了奥地利总理后,他便领众人上了二楼,进了他的书房。在这里,元首突然脸色一变,和蔼的举止立时消失。他粗暴地指责奥地利为所欲为,就是不执行睦邻政策。德国退出国联后,奥地利仍津津有味地呆在国联,这能说是友好吗?事实上,奥地利从未帮助过德国,那怕是一分一毫。奥地利的全部历史是一部不断大叛变的历史。“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许士尼格先生,我已下决心将这一切结束。德意志帝国是强国之一,如果它要解决边界问题,谁也不敢吭一声。”
  许士尼格耐着性子反驳说,奥地利的全部历史曾是德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且是主要的一部分。“在这方面,奥地利的贡献是相当大的。”
  “绝对是零!我告诉你,绝对是零!”希特勒喊道——听起来,他不像是生在奥地利、长在奥地利的人。后来,许士尼格把贝多芬抬了出来,提醒希特勒,贝多芬是下莱茵兰人。“我再次告诉你,事情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负担着一项历史使命,我将完成这项使命,因为上帝注定我要这样做。我完全相信这项使命。它是我的生命……你好好看看今天之德国吧,许士尼格先生,你会发现德国只有一个意志。”他所走的道路是德国前人从未走过的最困难的道路,而他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德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比任何德国人作出的成就都大。且靠的还是武力!“我是靠德国人民的爱前进的。在德国,无论何时,我都可不带卫兵,自由自在地行动。这是因为,德国人民爱我、信任我。”
  他指责奥地利在德国过境加强工事,极其荒谬地在破坏通向帝国的桥梁和道路。“你不会真的相信能挡住我,或将我的进军推迟半个小时吧,是不是?也许,某一天一早醒来,你就会发现我们已进了维也纳——像一阵春天的风暴,会给你一些颜色瞧瞧的!我很想不让奥地利遭此命运,因为这种行动意味着流血。”
  许士尼格回答说,奥地利并不孤立于世,入侵奥地利也许会意味着战争。希特勒嘲笑了他。谁也不会为奥地利动一个指头——意大利不会,英国不会,法国也不会。“考虑一下吧,许士尼格先生”,说着,他的声音放小了。“好好考虑一下,我只能等待至今天下午。假若我这样说了,你就得这样听,我是说一不二的。我不相信恫吓,本人的历史证明了这点。”
  他的策略使许士尼格胆战心惊。他想抽烟,但有人曾警告他,切勿当着元首的面点烟。他问希特勒究竟想要什么。
  “这点嘛”,说着,希特勒突然宣布会谈结束,“我们下午可以讨论讨论。”他拉了拉门铃。门便从外边无声无息地开了。他们在餐厅进餐,由身穿洁白制服的党卫队队员在一旁侍候。在别人面前,希特勒待客彬彬有礼,谈话也轻松了,也只谈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咖啡是在邻近的冬季花园——四周有墙——里喝的。突然,主人告辞,与里宾特洛甫同去他的书房。他一走,许士尼格便浑身轻松,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同时,他也得到了与三位将军交谈的机会。说来也怪,这三位将军谁也不明白为何被召至贝格霍夫。时近下午4时,许士尼格才被领进一小房间内与里宾特洛甫相见。里宾特洛甫递给他一份用打字机打好的长达两页纸的协议草案——实际上是一份最后通牒。
  如果所有被监禁的国社党人,包括谋杀陶尔斐斯的杀手在内,在三天内获释,所有被解职的文武官员也在三天内官复原职,德国就将重新全力支持奥地利的主权。此外,温和的泛德派阿图尔·赛斯—英夸待应出任内政部长,全权地、无限制地控制奥地利的警察部队;另一个“温和的”奥地利纳粹党徒应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现任的宣传头目应被解职,作为“顺利地执行报界停火”的一部分。
  在许士尼格看来,这些让步等于是结束奥地利的独立。他压住怒火,像一位公平而冷静的律师,对所列各点一一进行抗争。他好容易才从里宾特洛甫那里争得几个小小的让步,不料,外边又传话进来,说元首在楼上等着见他。
  希特勒在书房内激动地来回踱步。“许士尼格先生”,希特勒继续不用那个尊称“冯”,“我决定作最后一次尝试”。说完,他便把另一份协议草案往许士尼格跟前一推,“无可讨论,一星半点儿也不能更动。你就照这样子签,否则,我们的会见便徒劳无功。你若不签,那我晚上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
  许士尼格拒绝签字。他说,即使签了,这也是废纸一张。因为,按宪法规定,只有总统米克拉斯才有权委任内阁成员和宣布大赦。他也无法确保文件中规定的时间限制得到遵守。
  “这你得保证做到!”
  “我恐怕保证不了,帝国总理先生。”
  许士尼格挖空心思的法庭式回答,令希特勒怒不可遏。他冲到门前,高声喊道:“凯特尔将军!”他转身对许士尼格说:“我以后再让人叫你来。”身在冬天花园里的凯特尔,听到希特勒的大声吆喝后,像一条忠实的狗似的,急急忙忙跑上楼去,就在许士尼格快出房时走进书房。凯特尔上气不接下气地问元首有什么吩咐。“什么也没有!你坐下就是了。”凯特尔摸不着头脑,乖乖地在角落里坐下。此后,他的同事们便给他取了个绰号:跟班特尔。
  由于不知道希特勒是在进行恫吓,所以,待许士尼格来到冬天花园时,已是胆战心惊了。他把情况向外长施密特叙述了一遍。施密特说,若“在五分钟内”,将他们抓起来,他也不会惊奇。
  楼上,另一个奥地利人,一个温和的纳粹分子,又是个文艺评论家,正在对希特勒说,许士尼格为人小心谨慎,遵守诺言。这话使希特勒产生了印象,作了个闪电式的战术转变。这一次,当许士尼格再次走进书房时,希特勒已是宽宏大量的希特勒了。“我已决定改变主意”,他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不过,我要警告你,这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我再给你三天时间,到那时协议就生效。”
  在经过两次交锋两次受震惊后,希特勒小小的让步似乎变得比实际的更重要了。许士尼格同意签订合约了。一当修改的文本被送去打印时,希特勒又变成殷勤的主人了——一个刚以高价出售某件艺术品却声称物美价廉的主人,“相信我,总理先生,这是最好不过的。今后五年内我们可靠这项协议行事了。”
  待双方签署这份(一式两分)协议时,已是晚间了。希特勒请许士尼格和施密特两人共进晚餐,但他们却急于要起身回萨尔茨堡。在巴本陪同下,两人默默地冒着大雾,连夜赶回萨尔茨堡。巴本最终开口了:“总理先生,你现在明白了,与这种反复无常的人打交道是多么困难。”但他又急忙说,他相信,下一次就不会这样了。“你知道,元首有时也会变得非常迷人。”许士尼格暗想,恐怕不会有下一次了。
  在贝格霍夫,希特勒又在进行另一个恫吓。他向将军们发出指示,在尔后几天内,在德奥边境进行模拟入侵演习。进攻的威胁有希望诱使奥地利总统米克拉斯批准这一协议。如果说许士尼格是在回味这一切,希特勒亦然。“这个许士尼格的骨头比我预料的要硬些”,他在笔记本中写道,“凯特尔的出现似乎怔住了他,但是我并不认为他的签字意味着屈服,必须特别小心谨慎,不得让情绪再有所改变。他那些耶稣会的弟兄们是不堪信任的。”

肖荻
  退休干部李文生兴冲冲地走向天津北郊电影公司礼堂。那里,笑语喧昂,鼓号声声,在欢迎给本乡本上带来荣誉的人物——在第三届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伤残人运动会上夺得五枚金牌的单腿独臂运动员李成刚。应邀前来的老人李文生跨进会场,看到那红火的场面,忽然鼻子一酸,热泪涌上眼眶,几十年郁结于胸的万千恩绪凝成一句无声的喟叹:儿子这些年可真不易啊!
  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当人最高兴时却想起了最难过的事情:那是1960年7月29日下午5点多,他突然接到通知到医院去。当大夫撩开床单时,他看到孩子那血肉模糊的身躯……孩子奇迹般地活转来了。
  可是,原本充满欢乐的家庭,却压上了多么沉重的铅块!直到好久以后,小成刚知道自己所以只剩下单腿独臂,是由于比他只大几岁的二姐当年抱着一岁半的他出去玩耍时,突然身后开来火车,慌乱中失手……他轻轻地埋怨了一句那位一向最疼他的二姐:“要不是你,我怎么会这样!”二姐不禁痛哭失声。屋里空气冻结了。
  这时,就听见父亲猛地拍了下桌子:“胡说!”那声音震得屋子发颤:“谁再提这件事,我跟谁没完!”
  看着父亲那被愤怒和痛苦扭曲的脸,小成刚心里明自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怨过谁半个字,向厄运抗争生命的萌动是不可抑止的。
  就在小成刚还圈在藤车里牙牙学语时,他已经表现出不驯服的犟劲儿。他喊着、蹦着,要冲出大人们由于歉疚之心而加倍溺爱的维护,他要出来,他要自己到处去走!
  妈妈只好给他一条小板凳扶着,他用另一条、也是唯一的一条小腿蹦着,向前挪。当向前挪动第一步时,孩子被自己的胜利引得哈哈大笑。
  渐渐,他居然能扶着板凳一蹬蹬下楼了,他走出大门,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和自己一样大的孩子们在狂热地跑、跳、追、叫,在抢球。那球,不知被谁一脚赐上天空,那真叫人眼馋啊!当父亲给他做了一只木拐后,他立即一瘸一拐加入了抢球队伍。当他由于在奔跑中失去平衡一次次摔得头青脸肿时,引起阵阵哄笑。他紧闭着嘴唇,爬起来,接着抢。他是踢不到球的,但是跑一身汗也比站在旁边干眼馋强啊!这样一来,孩子们却不把他当外人了,吃过饭就来约他一块儿玩,照样传给他球,而且他摸到门路后也居然能一脚破网。孩子们带着惊奇和赞叹为他欢呼:好!好!
  这群孩童们震耳的欢呼,在大人们的耳朵里可能只是喧闹,在李成刚耳朵里却唤起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觉醒:我,不是一个万事不如人的废物,我,也能跟别人一样!
  能跟别人一样!
  自然,对于单腿独臂的李成刚,生活,并没有力他铺上丝绒的红地毯。
  他曾为自己的决心多次付出鲜血。上小学后,他向游泳这个领域进军。会淹死吗?宁可死,也不怵!有一次,他在家门口不远一个坑塘边练习跳水,不小心被坑里的碎玻璃把腿划破,口子又深又长,把医院的大夫都吓坏了,一时竟忘记给伤员打麻药就匆匆给他缝合了四针。豆大的汗珠从他头上滴下,他却一声没哭。过后,他照样去跳水,游泳,在水里他似乎体验到一种绝妙的乐趣。可是,那滋味,只有一条腿的人知道:坑里泥深,腿陷进去拔不出来,要伏下身子用那只独臂撑着地起身,这就要吃几口水。但是,毕竟可以自由自在地在水中浮沉了!
  看见他经常受伤回来,母亲泪如雨下抱住他,父亲脸色铁青嗔怪他,二姐更是苦苦哀求他:再也不要出去乱跑了,你在家里好好坐着,我们养你一辈子。家里人把门锁起来,不让他出去……不,我要像正常人一样!别人会的我都要学会!家里人都去上班,他就又悄悄跑出来,向游泳、跳高、跑步、打乒乓球……进军!他知道:如果他稍一软弱,缩回到“安全地带”,他就不能成为今天的李成刚了。同样,只要在那些专门以嘲笑残疾者为能事的轻薄儿面前稍一屈服,他就会半途而废。他曾不只一次听到那种尖刻的讥讽,但他有自己独特的处理方式。那是在北仓中学打乒乓球时,背后响起一阵冷笑:“瘸子也想打球,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成刚回头看了一下这位发难者。他的嘴唇闭得更紧了。他更加刻苦地练球,一条腿左闪右跳。拉、削、抽、推,他练就自己一套独具一格的球技。而后,他恭恭敬敬找到那位讥笑他是“癞蛤蟆”的人,要求比赛。在大群人瞪大眼睛的围观下,他竟把那位神气十足的小伙子打得一败涂地,此后再也不敢饶舌了。
  独腿独脚的他,能跳高,能跳远,能从天津的解放桥上一个燕于翻身跃人海河……他不仅在乒乓球台上打得那多嘴的年轻人望而生畏,也击败了他的好友——天津北郊区乒乓球冠军李宏。
  挚就像那小说里写的一样:爱情也来叩门了。
  那是在他高中毕业后参加北郊福利工厂以后,同伴中有个秀丽丰满、小他4岁的姑娘在注意他。这姑娘虽然由于幼年患小儿麻痹症左腿行走略有不便,但她那清澈的眸子能够发现生活中的力量、色彩和美。她看到:有那么多人关怀和帮助着李成刚。当他在北郊体育场练跳远时,有位忠实的朋友风里雨里陪着给他挖沙坑、量距离,盛夏被蚊子咬得满身疙瘩也不怕,那是面刚的中学同学刘振友;看到成刚的跳鞋不跟脚,北仓中学体育老师把自己的钉鞋送给他穿;北郊体育场的管理人员更给予他一切方便……姑娘想:我们这个社会总是好人多呀,可成刚也是招人喜欢哪。他总是以加倍的热情来报答人们给予的温暖。当他知道北郊乒乓球冠军李宏的爱人生小孩时,他硬是架着单拐一蹦一蹦上到四楼给产妇送去一篮鸡蛋,李宏眼圈红了。当成刚路遇一个小流氓欺侮殴打一位老太太,他不畏强暴,蹦过去举拐斥退那个坏家伙。在福利工厂里有些伤残青年终日闷闷不乐,成刚去倾听他们的衷曲:低沉的声音:“唉,活一无,算一天吧!”“为什么?”急切地相问。
  声音里带着啜泣:“残废人,走在路上都怕人看!”
  “为什么怕人看?咱身残志不残!咱又不是作了什么坏事,有什么低人一头?
  为什么怕人看!”
  那高亢的声音驱退了多少伤残伙伴心底的阴霾呀!这个坚强的汉于简直像棵狂风刮不倒的大树,姑娘的心一天天向他靠拢,看他一天不闲的工作、奔走、锻炼,汗水常常湿透了衣衫,姑娘悄悄拿过来给他洗净、晾干……他俩就这样心贴心地相爱了。
  笔者去成刚家采访时,这位叫小郝的姑娘坐在隔壁伸着耳朵听我们的谈话,她羞答答地不肯过来,却只是抿着嘴笑。我问:“成刚,你今年24岁了,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糖呀?”
  “再过几年。我还要好好锻炼,听说1984年国际伤残人运动会要在美国举行呢!”
  为国争光的雄心使成刚脸上闪出坚毅的光彩,他凝视着窗外的蓝天,在那里,仿佛又看到冉冉上升的五星红旗。

徐力群
  生命,每个人一生下来就自然拥有它而习以为常;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真正认识生命、理解生命、珍爱生命。
  我是在经历了磨难和风险之后,才逐渐懂得了生命的意义的。
  沙子粘在身上,像虫子在爬。燥热蒸着汗榨去我体内的水分。极度劳累使我直不起腰,终于躺倒在戈壁上。
  蓝天和大地一样空旷,孤独的苦涩烧灼着心。如果有另外一双手,推上一把,也许我和这车早就冲出这片荒漠中的凹地了!随手去抓水壶,心在发抖:水没了!环顾四方,地气袅袅,戈壁是死寂的海。
  心怦怦地跳,头发根竖了起来,恐怖袭上心头。蛮干使我耗去了许多水分,后悔来不及了……那是我“边陲万里行”出发后的第二年(1987年)夏天,我沿内蒙古西部巴丹吉林沙漠北缘,驾着挎斗摩托车向额济纳旗进发。从早上4点启程,没见一个人影,下午4点左右,车轮陷住了。
  戈壁只是一层硬壳,下面是软软的沙。拿起锹我拼命地挖轮子底下的沙,让车轮重新高于沙面,再发动车向外冲。冲出几步,车轮又碾碎那硬壳陷在沙中,于是我再挖。脱光了所有的衣服,我拼死拼活地挖、挖、挖……途中见过的白骨又幻映在眼前,我会困死在这里吗?忽然我想起了梭梭。
  “梭梭,梭梭,梭——梭——!”光着身子,我发狂地在戈壁上奔跑,高喊。
  记得刚进大漠时,一位蒙古族老人告诉我,能在沙漠中找到梭梭你就不会死。
  终于找到了,只有一小丛。蒙古人叫它“扎格”,学名“梭梭”。我知道它是大漠中极耐旱的木本植物。
  “你能给我水吗?”它默默地立在那里。它的躯干被风沙打磨得光光溜溜,使人想起古玩店里的根雕。水在哪里?枝干没有皮,叶子又小又苦,根?莫非根有水?我开始挖,指甲挖出了血,仍未找到根的尽头,也没找到一丝湿润。我傻了,嗓子眼儿冒火。
  黄昏很长,我昏沉沉地睡去。人啊,只有在这时候,心灵才会平静下来。我不懂得宁静,不安分的灵魂又在做梦了。梦中挖到了梭梭的主根,我用力拔,根断了,水喷了出来。梦被水惊破,睁开眼,哪有水?只有梭梭的小叶,像“绿眼睛”一样注视着我。
  我想问它:你为什么能活下来?这里已有8年没下过一场透雨了,你是怎样活下来的?我急忙把沙培回它的根部。我还挖什么呢?一株草木能活下来,我为什么想到死?心不再发抖,我也不再去躁动,午夜时分,我又重新振作起来,将衣服垫在车轮底下,冲出了那片“陷阱”。
  那以后,我不再蛮干,不再动辄就去拼命。困难的时候我常想起它,大漠中孤单弱小的梭梭。它太穷困了,连件衣服都穿不上,可它却有惊人的生命力。它可以把叶子变成枝,以不损失一丁点水分和养分。严酷的条件下,它可以脱落枝叶,压缩生存的消耗而不死。
  其实,人类为生存而做出的选择,为了生命的延续而做出的顽强探索,是比植物更高级更动人的。
  那以后的5年中,我走过中国周边广阔的土地,不管在沙漠边缘还是戈壁之中;不管在雪山脚下,还是草原尽头;不管那里的气候多么恶劣,自然条件多么艰苦,总有人在那里生息、劳作。他们不嫌弃那土地,也没有叹息和抱怨。劳动舔食汗水,丰收带来欢乐,在改变自然、索取自然的同时,他们的生命焕发着迷人的光彩。
  在去拉萨的路上,我曾遇见5位朝圣的藏胞,他们排成一行,每走完身体的长度,便双膝跪下,五体投地,伸长双臂——用身体丈量大地,全身心地拜向他们心中的神灵,毫不懈怠。是生存的需要,是信仰的力量,还是人性的顽强?神灵在哪里?神灵在他们心中,生命本身难道不就是“神灵”?这使我想起了我和妻子潘蓉去北极考察时见到的爱斯基摩人。
  1818年,一艘欧洲探险船历尽艰辛在格陵兰的西北部图勒靠岸,当白人探险家们正在欢呼他们创下距北极点更近的探险纪录时,一群身着北极熊皮和北极狐皮的黄色面孔从冰山雪谷中跑了出来。白人们吓傻了,这些手持长矛的人莫非是鬼?或是神?是人怎能在这样极端严酷的条件下生存?他们是人,爱斯基摩人。当这些探险者发现他们时,他们已在绝对没有粮食、没有蔬菜、没有燃料的冰雪世界里生活了两三千年,与地球上的人世早已断绝信息。在非常寒冷的世纪时,他们遗失了桨、箭和小船。在没有木材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用鲸鱼的骨头做雪橇,做捕捉岩鸟的网子上的柄;他们靠生吃海洋哺乳动物、鱼类和驯鹿的肉活了下来。
  正是被爱斯基摩人神话般的生活和顽强的生命力所吸引,我和潘蓉开始了环北极的人文考察。于是我们了解到了更多让人震动的远古史实。
  环北极的爱斯基摩人南北。在两千到三千年前的世界北方人类大迁徙中,爱斯基摩人的祖先经历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他们的路线是蒙古高原—东北亚—白令海—北美阿拉斯加—加拿大西北地区—格陵兰。从草原、森林走向大北方的人类,必须放弃过去的生活方式,甚至放弃了火熟食物的习惯。他们必须学会捕捉海中的动物,学会吃海豹、鲸鱼的生肉;必须面对力大无比的北极熊的袭击,在北冰洋沿岸以石块、冰雪、兽皮筑巢穴居……最终他们用生命战胜了一切。如今,环北极10万之众的爱斯基摩人(因纽特人)就是那些人类历史上最勇敢最顽强的生命的后裔。
  在加拿大北极地区的班克斯岛(北纬71*{附近)我曾经久久地注视着一棵蒲公英,它从开放黄色的小花到结籽只用了7天,第8天它的种子纷纷乘坐“小降落伞”飞走了,它们将选择生命的落脚点,以求再生……这使我又想起了梭梭。□

(1)

  西蒙·弗洛伊德曾向家人答应,一旦纳粹上台,全家便离开奥地利。现在,他对他的英国同事埃内斯特·琼斯医生说:“这是我的岗位,不能离开它。”这使琼斯想起了“泰坦”号船长的故事。人们问船长你为何弃船?他回答道:“我从不弃船,是她弃我。”弗洛伊德明白了。他承认,奥地利已不复存在,同意去英国这块“早年梦寐以求的土地”。他未过早逃离。在鲁道夫·赫斯的亲自指挥下,根据国社党关于党和国家关系的思想重建奥地利的工作已经开始了。更为凶恶的还是希姆莱主持的对警方的清洗礼—对政治上的反对派的迫害。盖世太保头子海德里希已到莫尔津广场走马上任,他手下的特工人员已开始检查法令全书以及从奥地利秘密警察局局长那里缴获的档案。最少已有一宗政治谋杀案发生,那就是巴本的心腹顾问德国大使馆领事。
  当地的冲锋队已开始迫害犹太人,把他们从家里、办公室里拖出来,强迫他们用酸溶液洗刷写在墙上和人行道上的(许士尼格的)宣传口号。还有的被抓来洗党卫队营房的厕所和清扫街道。这样欺负犹太人,许多德军军官是看不过眼的。
  记者格底曾亲眼看见两名军官“将两名年老的犹太人用来擦洗人行道的水桶踢翻,告诉他们可以走了,还把看管他们的纳粹冲锋队员骂了一顿”。
  这些情景并未挫伤大多数维也纳人的热情,因为他们还陶醉在过去48小时发生的各种事件中。“这里,人们热烈地欢迎新政权以及昨晚宣布的将奥地利并入帝国的决定。要否认这点是不可能的”,英国大使在星期一发给哈利法克斯男爵的电报中说道,“希特勒先生若说他的行动受到了奥地利人民的欢迎,那是完全应该的。”这是有理由的。合并或许能结束失业——失业人数达60万,受打击最重的是自由职业者,不少医生沿街行乞。
  当日上午晚些时候,希特勒出发前往维也纳。由于沿途人群甚众,加上满路是抛锚的卡车和坦克,他平均一小时只行20英里,车队抵达首都市郊时已是下午5时了。每座建筑物,包括教堂在内,都悬挂奥地利和德国国旗。希特勒进城时坐的是敞篷车,他笔直地站立着,一手前伸。列队站在街道两旁的群众,一看到希特勒,便高声欢呼,直喊到声嘶力竭。欢呼是疯狂的,又是自发的。他的车在“帝王饭店”前停了下来。希特勒进饭店后,只觉得自己的另一个梦想也实现了。年轻时,他是多么想进去呀。现在,饭店用红色条幅装饰,还有他的记号——卍字章。
  人们不停地高喊着,喊的是根据古老的日耳曼酒令改的新词:“我们不回家,我们不回家,元首快讲话!”他只好步出房间,走上阳台,群众仍在疯狂地高喊。他向他们敬礼,还挥手向他们致敬。之后,便回屋去了。但是,群众仍在有节奏地高喊,喊了一小时又一小时,迫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走上阳台与他们见面。
  开始时,他很安静,很少开口,好像那永无终止的欢呼声已令他麻木了。然而,随着夜越来越深(希特勒的亲信是这样对国际新闻社的皮埃尔·赫斯说的),他不禁忆起了当年他是如何在帝王饭店前来回走过的:“我看得见大堂里的灯火和吊灯,但我明白,我是不能进去的。有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地上积雪足有几英尺深。我倒得到了一个铲雪挣钱的机会。够有讽刺性的,我们五六个人恰好就被派到帝王饭店前去清除人行道上的积雪。”就在那天晚上,哈布斯堡皇族刚好在里边宴客。“我亲眼看见卡尔和吉达步出御车,踏着红地毯,昂首阔步走了进去。我们这些穷鬼得把四面八方的雪铲掉,每次贵族老爷们光临时我们还得脱帽致意。他们对我们不屑一顾,虽然他们身上的香水味仍留在鼻间。我们差不多像他们那样重要,或就铲雪一事论,对维也纳而言也是重要的。那晚整夜大雪下个不停,但这家饭店连一杯热咖啡也不给送来。”旅馆内欢快的乐声不但使他想哭,且使他为生活的不公平大鸣不平。“当晚,我就下定决心,有朝一日我必定回帝王饭店来,也踏着红地毯,走进灯火辉煌的旅店去,到哈布斯堡皇族跳舞的地方去。那时,我并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和在什么时候,但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天。而今晚,我就在这里了。”
  星期二早晨他醒来后,他的胃不再像在林嗣时那样痉挛了。在赫尔顿广场上举行的有20万人参加的欢迎会上,他精神抖擞地发表了一篇演说。他说,现在,新的任务已摆在他们的眼前,他们的国家也有了个新的国名,叫“东马可国”。不过,这项任务和国名均源于自己的历史,因为来自东方的攻击在古代的东马可国的边界便被粉碎了。无论是新任务还是新国名都未使听众的热情冷却下来,他们喊叫的热情不比慕尼黑的任何听众差。演讲结束后,希特勒转身小声对广播员说:“请宣布,帝国奥地利总督赛斯—英夸特讲话。”谁也不像总理那样惊奇:一下子他变变成了一个省的总督!听众应声欢呼,赛斯—英夸特只好接受降格。在这个时刻,阿道夫·希特勒是不会做错的。
  接着便开始游行。冯·博克将军骑着马,奥地利的将军们跟在他后边(奥地利军队刚被吸收为德国陆军)。游行队伍打冬宫及其投枪式的铁栏杆前走过。在盛大的游行的间隙中,心地善良的天主教徒巴本对希特勒提出警告,假如这里的教会也像德国教会那样遭受攻击,合并就会烟消云散。
  “用不着害怕”,希特勒说,“这我比谁都懂。”
  当日晚些时候,红衣主教英尼泽划着十字向希特勒表示问候,并说,只要教会能保持其自由,奥地利的天主教徒们就会“变成大帝国的最忠实的儿子。在庄严的今天他们已被带回大帝国的怀抱”。据巴本的说法,听到这位红衣主教的爱国言论希特勒很是高兴,热烈与他握手,还“保证他要什么给什么”。
  爱娃·勃劳恩也享受了胜利时刻的喜悦,给妹妹伊尔塞寄了一张明信片。她写道:“我疯了。”她是由母亲和她最好的女友赫尔达·施奈德陪伴前来维也纳的。她独居一室,房子就在她的情夫的居室对面,仅隔一条走廊。他们幽会之秘密,连希特勒的随从副官都一无所知。当日黄昏,希特勒飞返慕尼黑,但未带爱娃同行。
  次日,在柏林,人们把他当作征服英雄加以欢迎。“全城如痴似呆,兴奋万分”。罗希纳给家人写信道,“男孩子和女孩子尤其歇斯底里。”希特勒趾高气扬地大谈德奥合并一举,“德国已成了大德国,将来也仍然如此。”他说,上帝挑选了他去实现与奥地利的大团圆,这使他很高兴——奥地利“这块原来最不幸福的土地现已变成最幸福的了”。
  然而,在国内并非一切都顺利。因许士尼格宣布公民投票而推迟的、对弗立契进行的军事审判终于开庭了,但很快便发现弗立契无罪。此事令希特勒狼狈不堪。但是,他已发明了一种永不失时髦的政治把戏——用大吹大擂胜利的方法,把注意力从这件事上引开。他匆匆召开国会,汇报奥地利的伟大事件。他说,在3天内,“在未放一枪一弹的情况下,全体奥地利人民便在欢迎他”。4月10月,整个日耳曼民族,即大日耳曼帝国,将破天荒第一次前往投票站,以证明对它的忠顺。他唯一的要求是,他要在四年左右的时间从内部去巩固刚从外部取得的合并。在德国全境,不管元首做过什么或将做些什么,人们立刻全盘同意。就是在这绝对信任的情况下,希特勒于3月25日在柯克希堡举行公民投票大选。“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他说,“远远超出了小小的一个德国的边界”。
  大选前的10天,希特勒是在他的家乡度过的。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差不多已将奥地利的安全系统全盘改组。(奥地利的安全机关也在小心谨慎地、孜孜不倦地搜集有关元首个人的一切资料。据传,陶尔斐斯和许士尼格收集了众多的资料。这些资料表明希特勒的祖父可能是犹太人,吉莉·拉包尔可能是被杀害的,他在战时的服务根本不像党的宣传家们吹嘘的那样卓越。如果这些材料,哪怕是以谣传为基础的,若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的某个危险时期透露出来,都能严重破坏元首的名声。战后对希特勒的某些指控也是缺乏根据的。例如,人们曾广泛地相信,在他夺取奥地利不久,便架起大炮,把他父亲的出生地的村庄,连同祖父的墓地和其他可能牵连他的记载一起,化为灰烬。不错,今天的这个村庄是废墟一片,但它不是希特勒毁灭的而是在战后被俄国人夷为平地的。1941年,德军在该村及其周围建立了军事基地。俄国人抵达时,该村的农庄和房舍仍几乎完整无损。)希特勒大受欢迎的浪潮尚未平息。由红衣主教英尼泽和另外5名主教签署的宣言(被送至新任奥地利总督那里),指示奥地利的天主教徒要去投票:“公民投票日,很明显,既系我神职人员宣布我们为日耳曼帝国的日耳曼人之日,也是我们的民族责任。我们希望,所有基督教徒都能认清他们的责任所在。”
  不管走到哪里,希特勒都被当作救星和元首加以欢迎。4月8日,希特勒再次来到林嗣,再次受到狂热的欢迎。文津格旅馆的大厅被挤得水泄不通,市民们个个都吵着要见他。其中之一是他青年时代的密友库斯特尔·库比席克。希特勒的“办公室主任”阿尔伯特·鲍曼告诉他,元首身体不太好,不能在当日见他。明日来吃午饭行吗?9日,一见到库比席克,希特勒便喊道:“库斯特尔!”库比席克伸出右手,希特勒紧紧地握住它。希特勒说,他已不像往日,再也没有私生活了。他朝窗外望去,看见了多瑙河上那座曾伤害过他的铁桥。”那丑家伙还在那里!但长不了多少啦。相信我好了,库比席克!”接着,他又开始详细说明他先前为林嗣制订的计划,应该建一座新大桥,一座新剧院,一座对得起布鲁克纳的现代化音乐厅。谈到在林嗣建立新的交响乐队时,希特勒想起了库比席克的宏愿。他干什么了?库比席克难堪地回答说,在埃弗丁镇上当小职员。他解释说,战争迫使他放弃了他的音乐抱负,否则就得挨饿。不过,他还指挥一个业余的管弦乐队,他的三个儿子颇有点儿音乐天才。听到这些,希特勒自动提出,他将负责培养他的三个儿子。“我不能让有天才的孩子们像我们那样过苦日子。你最知道我们在维也纳熬的是什么日子。”
  他们谈了一个小时后,元首站起身来。库比席克以为会见到此结束,其实不是,希特勒是在叫副官,指示他应如何将库比席克的三个孩子送进布鲁克纳音乐学院去学音乐。会见仍未结束。希特勒详细看了库比席克带来的作品——画、信件以及明信片后,他建议他的老友写一本有关他的书。最后,他握着库比席克的手说,咱们要常常见面。
  当日晚些时候,希特勒前往维也纳——年轻时他们充满梦想的城市。在维也纳,他作了这次选举运动的最后一次讲演。他说,他为自己出生在奥地利而感到骄傲,“我相信,把一个孩子从这里送进帝国,让他长大成人,成为民族的领袖以便把他的家乡归回帝国,这是上帝的旨意。”
  次日举行的选举,结果超出了意料之外。在奥地利,百分之九十九点七三的投票者赞成合并。在德国,赞成联合的,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二,赞成他提的国会候选人名单的,占百分之九十九点八。希特勒的勇敢之举(是戈林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的结果),几乎得到了德奥两国人民的一致认可。“对我说来”,他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骄傲的时刻。”它也证实了他的信念,即他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应沿着这条道路朝下一个目标——捷克斯洛伐克——走去。

  星期六一大早,希特勒便与凯特尔一起飞往慕尼黑参加进占他家乡的凯旋庆典。出发前,他签署了一项公告,按他自己的说法,历数了导致这场危机的各种事件。“自今日凌晨起,德国武装力量跨过了德奥边界。在维也纳新的国社党政府的召唤下,德国的机械化部队和步兵,以及飞翔在蓝天的飞机,将保证奥地利人民早日有机会用真正的公民投票的办法,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之后,他又加进了点儿个人成份。“本人,帝国元首和总理,将以一个自由德国公民的身份,幸福地漫步在我家乡的土地上。”
  早晨8时,德军已像流水似的涌进奥地利。某些边境据点已被当地居民拆除。这次入侵更像是即兴军事演习。例如,第二装甲师是看着《贝的克旅行指南》前进的,还在当地加油站加油。德军开进奥地利后,当地的妇女和孩子,兴高采烈,向他们投掷鲜花。纳粹的坦克挂起两国国旗,还用草木予以装饰。“老百姓看到,我们是以朋友的身份来的”,海因兹·古德里安将军回忆说。“所到之处,我们都受到热烈欢迎。”几乎在每个城市和乡村,家家户户都挂起卍字旗,欢天喜地地迎接德国人。“人们互相握手,亲吻,眼睛里还流着喜悦的泪水”。阻止向维也纳快速进军的唯一障碍是,道路上堆满了抛锚的坦克和卡车。
  希特勒于中午时分抵达慕尼黑后,车队便开往穆尔多夫(离布劳瑙不到一小时车程)。入侵部队司令冯·博克将军向希特勒秉报说,他们未遭任何抵抗。由于通往茵河(lnnRivAer)的道路上满是车辆和看热闹的人群,希特勒的车队直到下午大半晌后才得以过河。在布劳瑙,希特勒的车子一步一步地爬行。欣喜若狂的人们争先恐后要摸摸他的车子,好像它是某种宗教圣物似的。车子慢慢驶过古老的小城门,朝波默旅店驶去——约在49年前他就出生在这里。在人们的欢呼声伴随下,希特勒一行继续朝他所熟悉的土地驶去。在朗巴赫,在那座破旧的修道院(修道院的制服之两臂挂卍字章)前,希特勒令司机停车——他曾在那里上过音乐课。
  在伦敦,内阁召集紧急会议。张伯伦阴郁地判断是,合并是不可避免的,“……除非那时各大国说,‘如果你向奥地利开战,你就得对付我们’。”但是,此事并不可能发生。”反正”,他得出结论说,“那个问题已时过境迁了。”对此已成事实,他一笔勾销,认为无足轻重。
  希特勒的颇有感触的返乡之行,其第一阶段结束于林嗣(多少个夜晚,他曾独自在林嗣街头流浪)。其时,天色已晚。在集市广场上,等候在那里的约10万名市民,欢喜若狂地把希特勒的车队团团围住,令他的随行人员和副官们惊愕得目瞪口呆。当元首和新总理出现在市政厅的阳台上时,群众简直疯狂已极。“整个气氛有如触电一般,热烈兴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凯特尔回忆说。希特勒泪如泉涌。站在他身旁的古德里安坚信,“他决不是在演戏。”
  在发表了简短的思乡之感后,希特勒回到下榻地文津格旅馆。旅馆老板让出了自己的套房,主屋内堆满了动物标本。
  讨厌狩猎的希特勒屡次几乎被一北极熊头绊倒;那张大床——床头上方悬挂着一幅用俗丽的镜框框着的约瑟夫因·贝克尔的肖像——也不对他的口味。在这种不讨人喜欢的环境下,他与赛斯—英夸特议事,合并之事连只字都未提。
  在回乡时,希特勒并未理解合并的全部意义,只觉得它是个松散的联邦,一如昔日之奥匈帝国然。但是,一天来所见到之热情,使他的概念变了。他对仆人说:“这是命运,林格。我是注定要当元首,要把全体日耳曼人纳入大日耳曼帝国中去的。”
  当晚,赛斯—英夸特便返回首都。在那里,他发现维也纳的纳粹已集合好了,准备欢迎元首。他们准备搞火炬游行,而游行者已欢呼得精疲力尽。古德里安将军的坦克车队早在天黑前便从林嗣出发,但由于下雪,又在修路,约数英里的道路难于行走。所以,在抛下最少50辆坦克后,他的先遣队于午夜后才抵达维也纳。即使时已过午夜,古德里安发现,街上仍站满了激动的市民;看到第一群德国士兵后,他们便立刻“疯狂地欢呼”。入侵部队由奥地利军乐队开路,打歌剧院前走过。人们用鲜花和用沙哑的声音表示的友情迎接他们。热情洋溢的市民扭下古德里安将军的大衣钮扣以作纪念,还把他一直抬到住所。令市民们惊奇的是,在日出时分,德国军官蜂涌至食品商店,购买了大量奶油、香肠和其它食品。
  星期天上午,戈林与在伦敦的里宾特洛甫通了电话,把希特勒受到盛大欢迎的情况告诉了他。他说,向奥地利或米克拉斯发布过最后通牒之说,是个谎言。里宾特洛甫将此一切都吞了下去。回答说,对发生在奥地利之事,一般英国人并不真正关心。尽管如此,在高兴之余,里宾特洛甫也多少有点儿关切。他问,假若发生某种威胁或麻烦,元首是否吃得住?
  戈林早已派信使坐飞机前往奥地利,敦促希特勒设法超出原来的计划。“如果热情如此之高”,他建议道,“我们何不做个彻底?”或许,希特勒对戈林近日之所为一无所知;但也有可能是,他故意让他的空军元帅自行其事,以便在发生差错时自己可以不负责任。不管是何种情况,他们的心是息息相通的。希特勒业已令内政部的一位官员草拟一项关于德奥合并的法律。至中午时,法律已草就。通过后,希特勒批发给了身在维也纳的赛斯—英夸特,并令他于当天通过。
  起初,赛斯—英夸特大吃一惊。但是,新总理越想越喜欢这项立法。另外,希特勒已答应在一个月内举行无记名自由投票,批准这一立法。在赛斯—英夸特确信这一法令不但必不可免,且“价值连城又有用”时,他便敦促内阁予以通过,理由是德奥合并乃“人民的意志”。内阁一致同意将国家交给希特勒,但是米克拉斯总统再次寸步不让,拒绝在文件上签字,宣称“在行使权力方面受阻”,这便给了他的职权移交给总理的立宪权。
  希特勒虽坚信合并可以立法确立,但心中还有一个主要兀突。自他与冯·赫森亲王通话以来,他就在等待墨索里尼的正式批准。两天都几乎过去了,但罗马还未有片言只字前来。事实上,德奥合并的消息已将墨索里尼“难倒了”。他喊道:“那个该死的德国人!”最后,他恢复了平静,于星期天发出一封简短的电报:
  “对您解决奥地利问题的方法本人表示祝贺。我曾警告过许士尼格。”
  元首的喜悦可说是完美无缺了。他怀着感激的心情发了一封更短的电报:
  “墨索里尼,我永不忘此事。”
  元首觉得有必要与爱娃·勃劳恩分享其凯旋的快乐,便打电话让她去维也纳。
  当日早些时候,他曾到邻近的里昂丁看了看。他与林格一起,走到父母的坟前——就在老家对面的坟场里。希特勒从仆人手中接过一个花圈,让他与其他随从一同退场,他要致哀。他把花圈靠在墓碑上,默哀了片刻。之后,依旧沉默不语和满腹忧思,这是希特勒孩提时代出没过的地方。他百感交集,却不露声色,即使对亲信也如此。他认出了一个名叫哈格穆勒的同学,与他交谈了片刻。后来,他在林嗣的旅馆内与旧日的朋友团聚,其中包括一名修表匠,和他的历史老师休谟博士。
  当晚,更像是跟班而不是政府总理的赛斯—英夸特来到希特勒的房中。当得悉将奥地利变成德国一个省的法律业已通过时,他感动得不禁哭了。“不错”,他好容易才开了口,”一个出色的政治行动避免了流血。”这样,奥地利的独立就此告终。3月13日,星期天,即许士尼格希望通过公民投票巩固奥地利独立的日子,也就此告终。

  要使协议获得同事们和米克拉斯总统的批准,许士尼格得整整花上三天时间。这位总理回到维也纳时已是星期天了,而星期二下午即十五日协议就要过期。他立即与米克拉斯磋商。总统同意特赦在押之纳粹,却强烈反对委任赛斯—英夸特为内政部长。“我可让他任其它职务”,他说,“决不能将警察和军队交给他。”
  在贝希特斯加登进行秘密会晤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奥地利之非官方议会——大大小小的咖啡馆。全国出现了不安的情绪。内阁成员之间出现了唇枪舌剑,一部分成员说,许士尼格应将希特勒在贝格霍夫玩弄的野蛮战术公诸于世;另一部分人则称赞总理之小心谨慎。在希特勒的最后通牒到期前24小时,由于众说依旧纷云,便在总统办公室内召开紧急会议。出席此次会议者,除两名主角外,还有维也纳市长,国家银行总裁和一位前总理。在将时局重温一遍后,许士尼格提出了三条解决办法:重新挑选一位总理,这便可不承担在贝格霍夫许下的义务;在新总理领导下执行协议;或者在许士尼格领导下执行协议。
  由于从边境不断传来德军入侵的报告,室内充满了绝望的气氛,此后的争论不仅激烈,且变得牛头不对马嘴。连最不可行的建议,包括将希特勒的故乡布劳瑙割让给德国也提了出来。许士尼格确信,若拒绝接受希特勒要求中的任何一点,希特勒就会入侵奥地利。米克拉斯终于在压力面前屈服,勉强同意了总理的第三个建议:让许士尼格留任,接受贝希特斯加登条约。
  元首在贝格霍夫打的哑谜,以及他在边境上搞的模拟入侵,把奥地利人吓降了。当晚,新内阁宣誓就职。次日,2月15日,事情的部分真相秘密地传至奥地利驻外各代表机构。通知是用明码电报发出去的,电报称,由于德国将要求一再加码,希特勒又口头施加压力,德奥双方在贝希特斯加登曾有过“尖锐的分歧”,只是在经过许多小时的谈判后,才找到协议的基础。奥地利政府生怕上述措辞过于强烈,随即补发电报,令收电人“将上封电报中提到的有关贝希特斯加登会谈困难一事,只作个人参考”。
  在维也纳,公众呼声越来越高,要求许士尼格将贝希特斯加登会谈的真相公诸于世。但是,由于他已立下诺言,保证在星期天希特勒在国会发表讲话前保持沉默。他恪守了诺言,保持了荣誉。
  德国公使馆打电话给柏林称,由于这份协议“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产生的后果,维也纳产生了相当大的骚动”,全城“像蚁穴一样”,“不少犹太人准备移民”。秘密警察也证实了这一情况。有个特务于2月18日通知海德里希,奥地利总理正遭受来自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双方的强大的压力。“犹太人主要通过证券交易所发动进攻,给货币施加压力。自1938年2月17日以来,资本大量外流,使奥地利在瑞士和伦敦以及其它国家的股票锐跌。大量奥地利货币非法偷越出境,证券交易所自昨晚起就未开市。”
  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了人们期望已久的讲话,该讲话也在奥地利全国转播。在宣称他与许士尼格已为“欧洲的和平事业作出了贡献”后,希特勒指责奥地利虐待其境内的“德国少数民族”。他说:“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世界强国绝不能容忍自己的同胞,只是因为他们同情整个日耳曼民族及其意识形态并保持与他们的团结,便在自己身旁不断受苦受难。”
  他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还援引事实和数字,使皇冠剧院内的大多数听众听得如痴似呆。“在铿锵有声的讲演过程中,他的声调高到了极度兴奋的程度:他是个着了魔连形体都被改变的人。我们面前出现的是奇观。”这些话不是出自德国人之口,而是英国观察家弗朗西斯·伊茨·布朗少校所云。
  在维也纳,“在永无止境的讲演过程中”,记者G.E.R.格底在街头游荡,看看群众对此有何反应。这是个死人的城市。在最繁华的闹市区,他只看见10个人在认真地听广播。
  当地的纳粹分子,对希特勒之公开露面表示高兴。希特勒演讲结束后不久,他们便齐声反复高喊:“欢呼胜利!欢呼胜利!希特勒万岁!万岁希特勒!”
  格底叫了辆出租汽车,前往德国公使馆。这是个活动的焦点。快到公使馆时,他又听到“欢呼胜利!”的有节奏的喊声。“从远处首先听到的是一阵阵有节奏的震动声,像激烈跳动的脉搏一样;若是再往前走,你听到的是从某个兵营里发出的发音不清却又整齐划一的喊叫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最终你不能听清喊的是什么。四年后,堤坝终于被希特勒的演讲捅开了缺口,褐色的血液便从这口子里开始流进维也纳的大街小巷。”
  在罗马,人们虽然以某种同情和谅解的心情去看待这次演讲,但是,暗中也表示关切,因为它并未确保奥地利的独立。德国驻罗马的临时代办报告说,希特勒违反了1936年签订的条约,事情又未与意大利商量,意大利人对此很不高兴;如果柏林“继续用这种方法蛮干下去”,这可能意味着“轴心”的结束。
  四天后,许士尼格对希特勒作了回答。这个回答是在联邦议会的开幕词中作出的,并向两国作了广播。议会的舞台是按奥地利的色彩红—白—红,用许多萝卜装饰起来的。在讲台的附近放着一尊已故陶尔斐斯的半身像。总理虽然抬头挺胸走向讲台,但他的压抑的神情却是一位耶稣会学者的神情。由于事先早有话传了出去,说他的演讲将充满火药味,所以,他一出现人们便高喊“许士尼格!许士尼格!”“会议唯一的议程是”,他用疲倦的语调说,“奥地利。”这又博得满堂喝彩。许士尼格深受感动,谈到了从女皇玛丽亚·特莱萨至陶尔斐斯等为奥地利的独立而战斗的人们。他的演讲催人泪下,从未如此有力过,也从未如此热切过。在贝格霍夫受希特勒欺负的知识分子的那种温良恭谦让的自我克制,早已不翼而飞了。当他终于提到贝希特斯加登协议时,他的语调刚毅了。“我们作出了让步,且又到了尽头,到了我们必须停下来说,‘只能如此,不能再过份了’的地步。”接着,他宣布,“奥地利的口号既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爱国主义!”民族要自由,为此,奥地利人将不能不战斗到底。他以此战斗口号结束了演讲:“红白红!至死不屈!奥地利!”
  内阁全体成员刷地站了起来,拼命朝他鼓掌。他们的欢呼声连外边的人都听到了。有人带头唱起了《上帝保佑》一歌;独唱变成了合唱,成了怒吼。他们还高唱许士尼格家乡获洛尔的起义之歌《安德里阿斯·霍弗》。街道上的热情延伸至全国,产生了某种希望。甚至连巴黎也受到感染。次日,法国下院进行外交政策辩论时,法国外长宣布,奥地利的独立“是欧洲平衡不可分割的因素”;一个议员竟预言“法国的命运将由多瑙河的两岸来决定”。
  在奥地利全境,当地的纳粹分子开始示威游行。动乱的中心是格拉茨,在那里在许士尼格演讲过程中,市政厅楼顶升起了卍字旗。他们藐视政府关于不准举行政治集会的禁令,宣布了周末举行有全国6.5万名党员参加的集会。许士尼格立刻作出反应,向格拉茨派出了军队,轰炸机和装甲车。纳粹分子只好龟缩一旁,取消了集会,但这也安慰不了许士尼格什么。这次骚乱本应由赛斯—英夸特的警察部队而不应由陆军去平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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