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扫荡破清乡,中国散文500篇

1940 年9 月27 日,德、日、意三国在柏林订立了“军事同盟”。自此,
日本为了配合希特勒在欧洲的军事行动,便急于结束侵华战争,以便抽兵南进。于是,积极策划中国内部分裂,想借中国人之手,镇压中国的全民抗日运动,以达到其抽兵南进,并巩固其后方之目的。

沉金口
  心是一个,心是一绝。即使你将来会老,心却不会老。要不怎么会有那句: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心只会成熟,但永远不会老心字之所以有三点,是国为一个的心并非完全属于自己,他将一分为三。他有三分之一给工作,三分之一给大自然,剩下的留给友爱。
  工作时你的心是把重锤,奋进时你的心是柄浆;玩乐时你的心是只彩蝶,索取时你的心是张网;憎时你的心是块石头,恨时你的心是支箭;爱时你的心是泓温泉,奉献时你的心是根燃烛,成功时你的心是朵怒放的花。
  不管是事业还是生活,只要你是有心人,一切都将生机勃勃。无心或心灰意懒是人生中最大的悲哀,因而庄子说过:哀莫大于心死。有心就有境,好心境便构成一处人生的好风景。
  心的诚直与赤裸裸是原始人性的舒坦,心的节制与约束是现代理性的舒坦。

谢冕
  [本文是在北京大学中文系1997级迎新会上的演讲]

  这时,反共的阴谋家们认为良机已到,便大肆活动起来,亲日派更从中挑拨,企图借此扩大反共阴谋,投降日本。10
月19 日,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19
日代号)”电,在电文中大肆诬蔑八路军与新四军,并强迫命令我们黄河以南的抗日部队,限期撤至黄河以北。11
月9 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等同志,为了顾全大局,发出“佳(9
日代号)”电,除对“皓” 电的造谣加以严正驳斥外,答应将皖南部队北移。

  热烈祝贺你们来到北大。你们将在这里度过20世纪仅剩的最后几年。在这几年中,你们无疑将接受本世纪全部伟大的精神财富,以及这一世纪无边无际的民族忧患的洗礼。你们将以此为营养,充实并塑造自己,并以你们的聪明才智在这里迎接21世纪的第一线曙光。你们是名副其实的跨世纪的一代人。你们要珍惜这百年不遇的机会。
  发生在距今99年前的戊戌变法是失败了,但京师大学堂却奇迹般地被保留了下来,成为那次失败的变法仅存的成果。你们正是在这个流产的变法失败100年、也是京师大学堂成立100年的前夕来到这里的。当你们来到这到处都在建筑和整修的学校时,百年的沧桑,百年的奋斗,百年的期待,一下子也都拥到了你们的面前,我设想此时此刻的你们,一定是在巨大的欢欣之中感到了某种沉重。
  你们是未来世纪中国的建设者。你们将在未来的岁月中做出平凡的或是杰出的贡献,你们中有的人可能还会成为未来世纪非常出色的人物。但不论如何,1997年9月的今天,对于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不可替代的、非常重要的日子。那就是因为你们的名字和这所伟大的学校产生了联系。中国有12亿人,你们的同龄人也应该以千万为单位来计算,但只有极少数的人有幸能把自己的名字与这所学校联系起来。同学们,请以负重感来代替你们高考胜利的欢欣吧!你们从各地来到北大,从现在开始,你们已结束了中学学习的阶段,开始了大学学习的阶段,在人的一生中,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刻。虽然都是学习,中学只是普通教育,大学则是专业教育,这才是真正打基础的阶段,你们将来为社会服务的许多本事,是在这个阶段学到的。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我在欢迎本系博士生和硕士生的迎新会上,也发表过一个讲话。那时我讲北大是做学问的地方,但是就重要性讲,还是做人第一、做学问第二。做人的问题很复杂,但也很简单,就是在人的质量和品德方面有高的标准和要求。只有人做好了,学问才能有好的发挥。
  北大这所学校出过许多学者,也出过许多革命者。这些学者中的出色的人物,往往是人的品行高洁,而学问也是前瞻和开创的。如李大钊,他最早把马克思主义引到中国来,他呼唤并参与了中国青春的创造;又如鲁迅——北大校徽的设计者,他在这里的身份只是讲师,但却是中国文化的伟人。不论是李大钊,还是鲁迅,他们都是伟大的爱国者。所以,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做人和做学问的统一,爱国和敬业精神的统一。
  一个人成就有大小,水平有高低,决定这一切的因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学习。学习是不能偷巧的,一靠积累,二靠思考,综合起来,才有了创造。但是第一步是积累。积累说白了,就是抓紧时间读书,一边读书,一边思考,让自己的大脑活跃起来。用前人的经验来充实自己,先学习前人,而后发展前人,而后才有自己的发现和创造。
  但无论怎么说,首先是学习,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我的经验是,不要抱怨,更不要拒绝老师提供的那一串长长的书单,那里边有的道理,你们现在并不理解,但是要接受它,按照那个参考书目或必读书目,一本一本地读,古今中外都读,分门别类地读。有的书要反复读,细读;有的书可以走马观花,快读;但是一定要读。
  这叫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我想告诉大家,我现在从事的工作,应付着方方面面工作的,不论是写文章、说话、论证、做判断,靠的就是北大本科几年的读书的积累。那时还有很多的政治运动,用到学习上的时间并不多,但也就是那些有限的时间里读到的那些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积累,支撑着我现时的繁重的工作。虽然时感知识不足,所知者少,但使我有能力去应付那千头万绪的局面的,还是北大当学生那几年打下的基础。
  事实上,人一旦走上了工作岗位,现在这样专注的、系统的、全力以赴的学习机会也就随之失去了。等到工作临头,你发现罗曼·罗兰没有读过,高尔基没有读过,《离骚》没有读过,《故事新编》没有读过,但丁和普希金也没有读过,那时工作逼着你发言,你只好手忙脚乱地临时乱翻。那是应急,不是学习。匆忙中谁能把《约翰·克利斯朵夫》一口吞了下来?即使吞了下来,你又能发表出什么意见呢?离开了大学,可以说,你基本上失去了大学学习的条件,那时想起那一串长长的书单,你真是悔之莫及了。
  所以,你们到北大来,我第一要劝你们的,是做书呆子。只有先做呆子,然后才能做聪明人。一开始就想做聪明人,什么都没有,而要装天才,做神童,那才是真正的呆子。聪明绝顶,目空一切,这是北大学生容易犯的毛病。我们要杜绝这种小聪明,争取将来的大智慧。
  此外,要学好语言。不仅本国语言要学好,外国语也要学好。那种认为中文系学生不必学好外语的观念,是一种短见,是很浅薄的。现在国门开放,不是闭关锁国的时代了,中国要了解世界,世界也要了解中国,要靠语言这座桥梁。
  除了外国语,还有本国语。现代汉语要掌握好,写文章要用语法,不要写错别字,文字要漂亮。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好古代汉语,中文系学生不会直接阅读古文,是耻辱。不要读白话《史记》或《论语》今译之类的书,不是那些书不好,而是中文系学生应当掌握好古汉语,直接和庄子和李白用他们当年的语言对话。还有,也许已超出了教学大纲的范围了,但是我还要讲,那就是中文系学生应当学毛笔字,还要识别繁体字。以上所说,对别人可能是苛求,而对中文系学生而言,则是必要的和起码的。
  因为文学是你们的专业,所以我还要谈谈文学,在我的心目中,文学是非常神圣的。我们讲敬业,就是要对文学怀有敬畏之心。文学,有人说起源于劳动,有人说起源于游戏。在文学的功能中,是有游戏的成分,有让人愉快让人轻松的作用。
  但文学从根本上说不能等同于游戏,因此,我们不能游戏文学。
  文学中的优秀部分,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人类崇高精神的诗化。文学是一种让人变得高雅、变得充实、变得聪明、变得有情趣的精神劳作。我们学习文学,是要把文学当做事业去创造、去发展、去发扬光大,而不是把它当做手中的玩物。我讲这些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感于当前文学的某种缺陷和某种失落。
  号称全国最高学府的北大,物质条件很差,有的方面如学生宿舍则是超乎寻常的差。物质的贫乏并不等于精神的贫乏。在精神方面,北大是富有的,是强者,北大的这种富有,足以抵抗那物质的贫乏而引以自豪。走在我们前面的,有我们一代又一代的老师,他们一介布衣,终生清贫,但却是我们永远敬重的精神的强者。

  叶挺军长接到北移命令后,亲自到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处商量北移路线、经费、物资等问题,数度交涉,未获解决。顾祝同一面远从苏南、浙江调其四十师与三十九师到皖南,连同其在皖南的五十二师、一四四师、新七师、一○八师,共约七八万人,对皖南的新四军造成包围态势;一面又向部下布置:“如新四军蓄意要挟,即予以彻底解决,并防止其向黄山及天目山流窜。”国民党的广播电台,则变相地向日伪通报:“新四军要渡江北上!”使日伪增强长江两岸防御,焚毁渡船,每日派军舰在江上游弋,封锁新四军渡江。同时,在新四军部队中进行监视与特务工作的“联络参谋”,也突然在一天夜间不辞而别。各种迹象表明,事态发展严重。

  鉴于情况紧张,皖南新四军决定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进至溧阳苏南根据地,尔后待机北渡。同时,进行了战斗编组。

  1941 年1 月4 日晚,新四军皖南部队由云岭分三路出发,因连日大雨,
道路泥泞,河水猛涨,部队行动迟缓。5
日下午,才到达茂林一线。由于部队疲劳,便停止前进,就地休息。顽军乘机紧缩包围圈。6
日下午,顽军开始袭击。

  由于双方兵力悬殊太大,新四军英勇拼杀,血战七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一千余人突围外,其余九千余人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突围遇难。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在重庆吹起了什么“军令军纪”的法螺,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要组织法庭审判叶挺军长,妄图一手掩盖天下人之耳目。

  日方、汉奸,更为“皖南事变”拍手称快。汉奸汪精卫在南京开了庆祝大会,他在会上对蒋介石大加赞扬地说:“蒋介石盲目抗战数年,只做了‘皖南事变’一件好事!”

  在重庆,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他打电话给国民党参谋总长何应钦,义正词严地痛斥:“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刊出周恩来两件亲笔题词:一件是“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另一件是“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两件充满悲愤的题词,轰动了重庆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苏北时,陈毅、粟裕正在盐城开会。一名机要干部铁青着脸慌慌张张把陈毅叫出会场。粟裕知道这名机要干部平时一向沉稳冷静,闻雷不惊,今天如此慌张,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他正要起身去看,陈毅忽然一脚把门踹开,脸色煞白走进会场。粟裕紧张地盯着陈毅,他认识陈毅多年来,还未见过他如此生气。会场上的人似乎预感到了什么,马上停止讲话,整个会场一下鸦雀无声,很静,很静。

  “同志们!”陈毅的声音颤抖着,“出了大事了!”

  与会的人马上竖起了耳朵,不安地盯着陈毅抖动的双唇。

  “蒋介石派人在茂林地区袭击了我们军部,叶挺军长去跟他们谈判时被扣押了,项英同志在战斗中牺牲,部队除千把人突围出来,其余..”

  陈毅哽咽着说不下去了,眼圈红红的。

  粟裕吃惊地站了起来。脸,痛苦地扭曲着,一拳砸在桌子上,牙缝里蹦出了几个字:

  “国民党!卑鄙!”

  会场上在经历了片刻的静寂之后,立刻便炸开了,有的怒骂,有的痛哭,有的请战。

  粟裕跌跌撞撞地走出了会场,心头像压着一块巨石般的难受,他不知道是怎么走回自己房间的,进了门便一屁股坐在床上。一幕幕往事在脑海中闪现:

  新四军皖南部队活动地区,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是一个横宽百余公里,纵深约五六十公里的狭长地带,且面对强敌,背有国民党顽固派的重兵监视、封锁,处境十分险恶。为此,陈毅、粟裕于1940
年3
月建议皖南军部率部向苏南靠拢。中央复电同意陈、粟建议,指示“皖南军部速移苏南为宜”。当时我军控制着郎溪、宣城地区,到军部驻地泾县云岭仅一百六十公里左右,双方对进,一昼夜就可会合。粟裕布置了三个团打算接应军部北进,并将电台呼号、通信联络约定好了。但项英以种种借口为由,拒绝北移,幻想通过谈判在第三战区范围内得到一个“较好”的防区。

  后来,中共中央多次令其尽早由无为以东北渡长江进入皖东,或经苏南渡江北上。并指出“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但项英以“军部北移困难”为由,主张继续留在皖南。

  就这样一次次错过良机,终于招来灭顶之灾。

  想到这里,粟裕一下子站起来,恨恨地自言自语:“对顽固派绝不能一味妥协,只能有理、有利、有节地打!血债要以血偿还!”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面对皖南事变后的严重势态,决定仍然以抗日的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

  1941 年1 月20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新四军军部于当月25
日在苏北盐城成立,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全军改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粟裕任第一师师长。第一师下辖三个旅,由苏北指挥部三个纵队改编而成,第一旅旅长叶飞,第二旅旅长王必成,第三旅旅长陶勇。该师主要在江苏中部的苏中解放区活动。

  1 月17
日,粟裕从盐城启程回东台二里桥组建第一师师部时,陈毅特地来到粟裕住房,关切地问:“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粟裕爽快地回答:“军长放心,哪里有群众、有敌人,那里就有我们的发展。”

  陈毅高兴地说:“好!好!我过几天就去看你们。”

  陈毅走出门,粟裕目送他很远很远。在此以前,他一直是陈毅的副手,现在他要单独去苏中,他深深地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深夜,万籁俱寂。粟裕房间的那盏灯仍然亮着。他正在思考着苏中抗日根据地发展的问题。

  “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的屁股”。粟裕反复品味着毛泽东的这几句话,回头盯着墙上挂着的地图。

  苏中,位于长江以北,京杭大运河以东,北起斗龙港,东临黄海,面积约二万三千多平方公里。这里临近南京、上海,扼制长江下游北侧航运通道,是华中南部的一个前哨阵地,也是军部的南大门,这个门必须把好!粟裕暗下决心。

  苏中盛产粮食、棉花、食油、海盐等重要战略物资,商业兴盛,财源丰足,历来是官僚资本江浙财团的重要源料基地。沦陷后,成为日本侵略军的重要后方和人力、物力、资源的供应基地。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经济状况、战略作用,定然是日、蒋、我三方必争之地,斗争肯定会极端尖锐和复杂。

  粟裕一边思考,一边又拿起了桌上的中央文件。

  “对!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械’的战略方针。”粟裕边看文件边自言自语。

  游击战,在一般的作战原则中是战术性的。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把游击战提到了战略的地位,是要通过抗日游击战争积聚起雄厚的革命力量,既为抗日反攻作准备,也为抗战胜利以后打败反动武装的进攻,实现民主革命的总任务作准备。

  那么,在苏中抗日根据地开展工作,一刻也不能忘记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总任务,军事斗争策略必须处理好进与退,进攻与防御,大打与小打等方面的关系..

  经过思考,粟裕感到对苏中工作的开展有了底,暗自松了一口气。

  睡意袭来,疲倦至极的粟裕不由自主地趴在桌上睡着了。

  时局依然是紧张的。

  国民党顽固派自“皖南事变”后,进一步与日方妥协,密议媾和,把“抗战”的招牌已抛到九霄云外,对内更一意孤行,专门搞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由于蒋介石的怂恿,国民党许多将领公开率部投敌,实行所谓“曲线救国”。苏北,李长江在泰州城挂起太阳旗,摇身一变,成了汪精卫的“反共救国军”;潘干臣在淮阴向日军摇尾献媚,甘当敌人的“黑狗队”,被编为正规的伪军二十八师;项鑫庚、刘湘图、杨仲华、徐继泰、吴漱泉等也都率部投敌。这样,敌伪合流,日军更是气焰万丈,加紧对其后方地区的控制。

  2
月上旬,粟裕接到军部来电:“李长江在泰州公开投敌,通电就任伪军第一集团军司令,阴谋很大,海安、东台及兴化均在其计划之内;此贼不除,后患甚多,望集全力解决之。”

  2 月18
日,陈毅、刘少奇颁布讨逆令,命粟裕为讨逆总指挥,“速率所部歼灭李逆。”

  当天,粟裕发起讨逆战役,兵分三路出击, 19
日即连克姜堰、石家垡、苏陈庄。20
日攻克泰州城。李长江猝不及防,士无斗志,兵败城破,扔下佩剑,翻墙脱逃。一师乘胜追至界沟、塘头。三天作战,歼伪军三千余人,并接受两团伪军反正。

  与李长江投敌相呼应,日军亦于2 月18 日由扬州、黄桥、如皋等地出兵,
对苏中进行第一次大“扫荡”。

  讨李战役后,粟裕命部队立即撤出战场,按预定计划,第一、第二、第三旅各参战部队,以团为单位,分别撤向第三、第二、第四分区农村,进行反“扫荡”,并以主力一部转移至东台以北,打击北犯日军。

  日军虽先后占领了海安、东台、泰州三城及其沿线许多集镇,但日军伙同李长江合去盐城的计划被打破了。

  讨李战役和反“扫荡”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叛国投敌的民族败类和日本侵略军,警告了投降派、亲日派;国民党投降政策也被暴露在广大人民面前。

  苏中抗战军民受到鼓舞,为深入农村开展根据地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日军集结兵力,先后侵占苏中地区主要城镇后,苏中地区的斗争由反摩擦为主转为反“扫荡”为主。部队在反摩擦作战中。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对于游击战反而生疏了,有的同志有一种模糊观念,认为我们不去刺激敌人,就可以避免敌人的“扫荡”。

  在这种形势下,粟裕认为要从战略上转变作战方针,必须首先统一干部思想。

  4 月10 日。角斜旧场,粟裕召开干部大会。

  粟裕身穿灰布军装,面带笑容,侃侃而谈:

  “同志们!敌军目前占领了一些城镇,但是广大乡村仍然在我们手中,广大抗日群众也站在我们这一边。敌占城镇,我占乡村,我们斗争的方式也要由大兵团的运动战转变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我们要把游击战打得热火朝天,像老百姓过年放鞭炮一样,遍地开花,处处响枪。这样,敌人虽然占领了城镇,无异于

  自己设下圈套,往自己脖子上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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