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失败前后,中国散文500篇

  (53)毛泽东、朱德在黄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分析敌情,研究对策,制定了攻打遂川的计划。

  他在巴黎举办过小型风景画展,有的作品卖到一定的高价,并被国家博物馆珍藏,1948年出版过《绘画集》。毕加索对他的评价是:“要是他是个职业画家的话,准可以不愁吃穿。”

秦文君
  生日纷乱的风挟裹着6月的雨,那冲动的步伐如千军万马,从大街走到我小小的窗棂。我不明白,它竟能用它的热烈叩开我心灵的栅门?我的生日在雨中度过。我旋转;我举起双手捧接有亮光的雨点;我快乐而又忧伤的泪融进那茫茫的水帘中。
  15岁,炽热的多彩岁月。它拉开了蓄满情感的生活序幕:一个女孩的全部世界。
  妈妈在温柔的桔黄色灯光下,忙碌的妈妈,不必再说任何柔情蜜意的话,凭借心灵感应,你会知道,有你做母亲,是我一生的幸运。我的爱将永远留给你,这也是一种永久恒长的缘分。
  妈妈,为我祝福,属于我的天空在远方,我的心已被那年轻明朗的它收容。那儿的空气、阳光、风,正是我积存了15年的向往。
  妈妈中。
  友情初次相遇,穿着白裙的娇小的你朝我害羞地一笑;在那仓促间,我知道,我们彼此进入了对方的心灵。多少寻觅,多少企盼,都在那安安静静的一瞬间找到归宿。
  然而,分别即在眼前。你要去远方,友情被拉成蓝色的海岸线,遥远而又漫长。我没为你送别,因为你美丽的身影仍日日在我眼前匆匆而过,如轻风,易感应而难捕捉;你没说再见,但我深知,从此往后,那荒凉的边城内,除了各种服饰的陌生人,还有个爱着我的穿白裙的女孩。
  朋友,离别和相聚都凝结着我们的缘分。既然彼此已将对方铭刻心间,又何必为不能朝朝暮暮厮守一处而哀伤。
  希冀我有着太多的希冀,它们浓烈,它们不断增长却从不更换。我希冀,百年老树般的孤独老人重萌青春;希冀每个人都能如愿;希冀冬天并不荒芜;希冀世上没有丑恶和噪音,希冀一切消逝的美好奇迹般地流转在清澈的黎明。
  我的希冀碎了一大片。
  我重新寻觅希冀,带着忧伤和思索。我想我能找到扎扎实实的它。在那沉甸甸的冀中,我会成为独立的人,如同一面鲜艳的旗,迎风飘呀飘。
  做一个高尚的人,永葆一尘不染的心灵,这便是我崭新的希冀,尽管前途未卜”“,结尾还在很远很远的未来。
  追赶总有失败和那么多的挫折在等待我,有些是小小的误会,有些便是失落;就如一心一意想赶头班车,早早等待,苦苦盼望,然而那是辆拥护不堪的车,在那一瞬间,它载着别人离去,将我的愿望一起遗失在清冷的站台上。
  常常有脱了班的车要去追赶,能否赶上我一无所知。我奔跑,我追赶,只因为不愿在等待中消磨和修剪自己。
  据说人只是世上的一个长客。对于我,它并不是一个可怕的烦恼。我喜欢这样的追赶,去追寻遥遥领先的理想;在追赶中,我是个自由自在的人生主人。

  红四军按中共中央规定,是由湖南省委领导的。而湖南省委早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曾规定:“工农军之调遣属于省军委,但经省军委的托付特委可以调遣。”①这里所说的“特委”,是指湘南特委。并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主要又在江西境内,因此江西省委对它自然也十分关心。湖南和江西两个省委都加强了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联系,但随着也带来一些脱离实际的瞎指挥。

  丘吉尔和罗斯福以半度假半工作的方式度过1943年1月14日至24日这11天。对于下一步在何处发动进攻,会上提出了太平洋、地中海和英吉利海峡(开辟第二战场)三种意见,两国参谋人员讨论的结果,选择了第二种,因
为大量盟军正在北非,渡过突尼斯海峡就可进攻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但当时边界在经济上越来越困难。“九月、十月,敌人不来攻打,专门围上不动,说是‘久困穷追’。这是王均干出来的新政策。”“我们尽量发展地方工作,不大打仗,战士的生活都变得很苦,都是单衣,天天吃的南瓜。”

  工厂继续生产,商店照常营业,上班的人只有提前推后,决无迟到早退。

  七月十六日,红军大队由沔渡开到酃县水口。十七日,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和军部特务营从酃县水口出发,向湘南开进,踏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丘吉尔这次不幸事件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许多新闻记者前来病房采访,丘吉尔的保镖不得不把他们从拥挤、嘈杂不堪的病房推了出去。许多美国报纸都刊登了丘吉尔和肇事司机的合影。

  现在形势的发展对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建设巩固的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十分有利。如果此刻离开边界去湘南,必然会被敌人各个击破。他希望朱德、陈毅耐心说服部队,不要去湘南,留在边界坚持斗争。陈毅看完信后,杜修经问他:“怎么办?陈毅说宿营后,晚上军委开会决定。”(24)大队宿营后,军委决定就地休息一天。“第二天,开连以上干部会”。

  1944年1月21日盟军在罗马以南40英里的安齐奥登陆,但前进受阻,正如丘吉尔所说,“原希望我们抛上岸的是一只野猫,结果只是一条搁浅的鲸鱼”,直到6月4日才攻进罗马。

  这正是朱德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当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湘粤赣边界时,曾得到范石生不少帮助。他们在韶关分手时,曾有默契:今后我们相遇时,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现在遇到这种完全出乎意外的情况,使朱德感到十分为难。他反复思索后说:“不打了吧!”(33)杜修经坚持要打,说:“已经打响了,就打吧!”(34)这时,红军大队已经开始行动,事实上也难于中止。

  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到他在1945年3月拟定的八条反苏反共的政策和策略。但是他心劳日拙,孤掌难鸣,5月12日他给杜鲁门的电报中惊呼:“‘铁幕’业已拉下,把俄国势力范围内所有欧洲部分的一切都掩盖起来。”还在德国投降之前,他就发电报给西欧英军总司令蒙哥马利,吩咐他集中收藏好德国武器,“一旦苏军的攻势继续下去,我们便可以很容易地将武器重新分给同我们合作的德国士兵。”

  九月三十日,毛泽东、朱德在茅坪召开各团干部会议,布置歼敌计划,决定利用坳头垅有利地形,设下包围圈。坳头垅在两座高山之间的一条狭长的山沟中,是从宁冈新城到茅坪的必经之路。在朱德指挥下,红军第二十八团第二营、第三营和第三十一团,埋伏在狭沟两侧的高山上;第三十二团袁文才部以少数兵力在沟口引诱周部;第二十八团第一营从正面出击,以便将进入坳头垅的赣军一举歼灭。

  6月17日,丘吉尔为敲定战争转入新局面的行动计划,乘飞机赴美国同罗斯福商谈。他们在纽约州罗斯福住宅和华盛顿研究决定,实行“火炬”计划,年内在北非作战,美国先派出一个装甲师,调拨300辆坦克,100门自行火炮。

  (56)

  我说,你们走开!让我们和你们从此一刀两断。看在上帝的面上,走吧!”

  (16)红军大队从酃县到达沔渡时,刚一宿营,第二十九团的官兵又闹起来,仍坚持要回湘南。“军委看了这种情形觉得勉强留住他们,不能作战也无用。”

  诺曼底登陆前夕,近70岁的丘吉尔走访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要求随英舰“贝尔法斯特”号参战,艾森豪威尔不答应。丘吉尔说:“虽然参战的各部队均归您指挥,但是参战人员并不由您确定。”艾森豪威尔点点头。丘吉尔继续说:“那么,我可以以英舰水兵的名义签名参战,将军无法阻挡。”

  毛泽东和朱德立刻指挥第二十八团第一营和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冲出城去,占据有利地形,进行阻击。战斗一直打到天黑,打退湘军多次进攻后,为了避开强敌,随即撤出县城,转移到沙田附近的寨前。在这里,前委扩大会议继续举行。会上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教训,批评了杜修经的错误,决定红军返回边界,继续坚持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会上还撤销了七月中旬按湖南省委命令组织的前委,另行组织行动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47)决定杜修经、龚楚留在湘南,组织湘南特委,领导湘南人民的斗争。

  许多英国市民要求报复,丘吉尔也认为轰炸德国的军事目标是赢得战争的道路。于是,一些空军将领陆续收到像罗马教皇的通谕一样开头的文件:

  湖南省委写给红四军军委的这封信中,认为驻在湖南的国民党第六军已“恐慌极矣”,“有向赣西附近推进模样,因此与赣西部队冲突己为事实”。

  他最后严肃地警告和提出希望:

  第二天,毛泽东、宛希先就带着第三十一团第三营,从九陂出发,直奔湘南。

  透过蒙蒙细雨,学生终于看见了米开朗琪罗的身影,“这种天气,出外散步真叫人担心。”学生在抱怨。

  九月十三日晨,朱德作了简短动员后,两支队伍一前一后地出发。上午十时左右,第二十八团在草林附近,遇到一股赣军。打响后,赣军自以为得计,一面还击,一面朝遂川城佯作溃退。红军紧追不舍。赣军指挥官看到红军的炊事担子都过来了,以为红军已全部进入埋伏圈。于是命令设伏的军队迅速向县城移动,实行包围。这时,红军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和县赤卫队二中队突然赶到,冲向敌阵。第二十八团也调转头来,杀了个回马枪,大败赣军,一举夺取遂川城。在遂川筹了一些款,还买了不少布疋和药材。这次战斗,红军以四个营,打败了刘士毅的五个营,“缴枪二百五十,俘营长、连长各一,排长三、四,士兵二百余,余部退赣州。”(54)在战斗中,红军击毙了叛徒袁崇全,大快人心。这是红军回师井冈山后的首战告捷。

  在严重的历史关头,丘吉尔抛开强烈的反苏成见,反复强调在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苏联结盟。认为“没有俄国的帮助,就无法维持反纳粹的东方战线”,“在这个时候同俄国结盟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防止战争的爆发”。

  (15)在这种情况下,朱德不得不断然宣布撤销第二十九团士兵委员会,下令红军大队从酃县开往沔渡,仍准备回师井冈山北麓的永新。

  在财政部长卸任的当年夏天,丘吉尔如释重负,一下子甩掉令人厌倦和困恼的事务,同弟弟、儿子和侄儿并带着厨师和侍从,横跨大西洋作长途旅行。8月,海轮在魁北克登陆后,他们戴着宽边高筒遮阳帽去钓鱼远足,然后乘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副董事长提供的专列,自东到西作横跨加拿大的奢华旅行。这趟专列备有一间餐厅、一间客厅、三间卧室、两间浴室、四个盥洗室以及厨房,后部还带有一个观赏平台。丘吉尔在沿途几个大城市短暂停留,发表演讲,并去风光优美的地方观光。车过落基山脉,他们下车在湖边游览数日,丘吉尔还画了一些写生画。9月初到达美国西海岸,曾任美国军工局长、与丘吉尔任军需大臣时结为好友的金融家巴鲁克,说服报业巨子赫斯特在加利福尼亚接待丘吉尔一行。在他家住了四天后,丘吉尔去好莱坞会见电影明星,与查理·卓别林交上朋友,并动员卓别林扮演拿破仑,由他来写电影剧本。他们还去海边冒险捕箭鱼,将一条188磅重的箭鱼拖上岸来。

  十月一日,周宗昌带着六个连,拿着浸过煤油的草纸进入茅坪,准备大烧大杀。当他们全部钻入坳头垅后,朱德立刻下令各部队发起攻击,一营赣军挤在垅内进退不得。这次战斗,全歼赣军一个营,活捉营长周宗昌,俘敌一百余人,缴枪一百余支,乘胜收复了宁冈全县。这就是二战二捷。

  丘吉尔见情势危急,马上命令海军调集船只,准备接运英国远征军和法军渡海,并要求非战斗人员立即乘船返回英国。

  朱老总讲,革命要听命令。战士讲,你带我们回湘南,我们就听你的命令。”

  鲍尔温在党内一派的压力下,又重新转回到关税保护主义和大英帝国内部实行特惠制的立场上来,丘吉尔却坚守自由贸易主张不变。鲍尔温看到印度人民在以甘地为首的国大党领导下,开展“不合作运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主张吸收印度上层人士参加对印度内部事务的管理,让印度实行某种形式的自治,而丘吉尔却说,倘若让印度独立,“它会急速倒退几百年,回到野蛮时代,并只能饱尝中世纪的困苦。”他还挑动印度的穆斯林反对印度教徒,企图利用宗教仇杀达到对印度分而治之的目的。由于政见与党内主流派有重大分歧,丘吉尔于1931年1月退出了“影子内阁”。此后,他作为议会中一个普通的后座议员,对议会的活动采取了比以前冷淡得多的态度,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著述上。

  湖南省委还在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中写道:“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并由二十八团拨枪二百条,武装莲花、永新农民,极力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实行赤色戒严,用群众作战的力量,以阻止敌军的侵入,造成以工农为主体的湘、赣边割据。”提出:“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袁文才同志参加待委,并指定莲花派两个最有能力的同志到特委工作”。⑩联席会议讨论湖南省委的两封来信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省委巡视员袁德生、杜修经不顾客观形势,极力主张坚决执行湖南省委关于红四军主力前往湘南的决定。毛泽东、朱德根据时局的分析,认真权衡了各方面的利弊得失,认为当敌人内部处于稳定时期,而湘南地区敌人的力量又过于强大、各方面条件对我们不利的情况下,红军远离根据地,出征湘南,不论对边界工作,还是对红四军本身,都是不利的。经过讨论,会议顶住湖南省委的压力,仍决定坚持罗霄山脉政权的计划,袁德生、杜修经最后也表示同意会议的决定。

  德军5月14日迅雷不及掩耳地攻占色当以后,主力迅速向西向北推进。

  当红二十八团开到桂东沙田后,在何长工主持下,召开了营、连党代表会议,会上认真总结了打郴州的教训,严肃批评了把部队拉到湘南遭到失败的错误,许多人要求湖南省委给社修经处分。接着,由王尔琢主持召开士兵代表大会。会上,朱德、陈毅在讲话中,回顾了两军会师后在井冈山开展革命斗争的大好形势,分析第二十八团官兵当前的思想状况和困难处境,沉痛指出前此不顾永新联席会议的决议把部队拉向湘南的错误。朱德宣布:“只有重上井冈山才能保存和发展这支部队,才能扭转目前存在的被动局面。”

  绘画会自然地使你将它们抛在脑后。”他说从绘画中“获得精神的享受和锤炼,在平凡的事物上寻找趣味,在休闲的时间里填补空虚,在无尽的美的发现中作销魂的畅游——这些,都是绘画给予我们的高尚的回报,我希望人们都能分享它们。”

  江西省委在四月十五日、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十日、五月十三日和七月八日多次向中共中央报告边界情况,并曾在五月间“去信毛泽东、朱德同志,要他们赶快向吉安及赣西南发动,因遂川、永新、宁冈本地的工作深入固然要紧,但在军事上不如播[采]扩大的策略”。②湖南省委机关在这时曾遭受严重破坏。所以,四月间井冈山会师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成立是由湘南特委决定的。五月间,湖南省委逐步恢复工作,并在这个月的下旬派巡视员杜修经上井冈山,同红四军取得联系。杜修经在宁冈、永新、井冈山地区了解情况后,返回当时省委驻地安源。六月十五日,杜修经向省委写了关于“红军情形、湘赣边界特委情形、湘南情形”的报告③,汇报红四军的来历、军队党组织情形和湘赣边界持委的情况。湖南省委在贺昌主持下经过讨论,六月十九日作出《中共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界特委及四军军委的工作决议案》,并于六月十九日写了一封指示信,表示对红军“以罗霄山中脉力根据地的计划,省委完全同意,而且前行信亦如此指示。兄处应根据上处各项的指示,积极的发展罗霄山脉中段周围各县的暴动,造成以工农为主力的割据局面。”④他们批评了边界待委和四军,认为“应采取向外发展的策略”,打破原有的“保守观念”,并提出“以后四军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与湘南工农暴动相一致,进而造成湘南割据,实现中央所指示的割据赣边及湘粤大道计划。总之你们目前的主要策略,应当是积极的向外发展,必须打破原有的保守观念。”⑤但当前的重点仍在“巩固罗霄山脉中段的根据地”,并没有提出红四军立刻去湘南的问题。湖南省委还派袁德生带着六月十九日通过的这两个文件去井冈山。

  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

  十一月六日,朱德参加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召开的扩大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特委委员、军队和地方活动分子共三十余人,还有湖南省委的代表袁德生。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六月四日来信,认为“中央来信除一二点(如游击区域过宽与废党代表制)具体事例外,全部原则及政策都切合实际,应依照执行。党的最高机关立即组织前委。”“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织之,毛泽东为书记。”“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57)十一月十四日,红四军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宁冈新城召开。到会代表七十九人,除第三十二团第一营远在永新执行任务,来不及选派代表参加外,其余各部队党支部都有代表出席。大会历时两天,讨论了政治、军事、党务等各项重要问题,并作出相应决议。“选举了二十二人的军委,朱德为书记(照中央指定),对内是军中党的最高机关,隶属前委。对外是边界苏维埃军事委员会,指挥红军及地方武装。”(58)根据红四军“六大”决议的精神,从十一月中旬开始,红四军集合在宁冈新城、古城一带,进行冬季训练。这时,由于湘赣两省敌军的严密封锁,井冈山根据地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几乎断绝了一切贸易往来。根据地内军民生活十分困难,所需要的食盐、棉花、布匹、药材以至粮食奇缺。因为根据地内的土豪几乎已被打尽,筹款也有许多困难。连红军官兵除粮食外“每天每人五分大洋的伙食钱”(59)都难以为继。一日三餐离不开红米饭、南瓜汤,有时还吃野菜。严冬已到,战士们依然光着脚,穿着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大家都懂得是‘为了无产阶级受苦’,因此不怨恨什么人。”(60)当时,在红军中有两首歌谣,正是这种艰苦生活的生动写照:“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净打光。”“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1941年夏天,丘吉尔调印度军到伊拉克,联合戴高乐自由法国部队攻入叙利亚,防止希特勒进入地中海东部。

  后来,江华回忆起执行这次任务的情况时说:“我为这事从永新县城跑到酃县城,一天晚上就跑到,一天跑了一百多里,找到陈毅、朱德他们。他们正在庙里开会。我带了主席的信,要他们回来。他们讨论了,是在酃县一个大庙里面,都是干部。”“主席这封信的意思,就是劝他们回来,不要打湘南,要打茶陵,打了茶陵回来。我是茶陵县委书记,所以派我去。结果挽回不了。”(30)红军大队一从酃县南下,以湘南农民为主体的第二十九团立刻一改原来那种“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零乱”的状态,行军速度飞快,一路上很少休息。第二十八团在后面紧追都跟不上。这时,朱德忧心忡忡,总觉得打郴州是凶多吉少。他后来说:“当时上面是盲动,下面农民意识那样浓厚。”

  计划的胜利实现以及这前后的重要战斗。

  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其主要责任在谁?毛泽东曾对江华说:“主要是湖南省委、湘南特委的问题,军队内部也有责任,二十九团的龚楚,还有些人附和他,结果去了湘南,就失败了。”(49)朱德在一九六二年参观井冈山博物馆时,也曾说:“‘八月失败’是湖南省委代表社修经起主要作用。当时军队由特委指挥,湖南省委要部队回郴州,在战略上不对。”(50)九月八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回到井冈山南麓江西遂川境内的黄坳。

  丘吉尔参加了内政大臣主持的供应与运输委员会,这个组织的任务是确保一切基本的公共服务行业在罢工期间设法维持下去。丘吉尔积极鼓吹和完全支持对罢工实行坚决镇压,并安排军队和招募的志愿兵,在警察控制不了局面时,穿便服、戴臂章、持警棍去维持秩序。当时鲍尔温主张通过谈判与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而丘吉尔则以炫耀武力挑动总罢工,然后再镇压。英国历史学家泰勒说,在这暴风雨时代,对于英国统治集团来说,丘吉尔比萎靡不振和贪图安逸的鲍尔温更加重要和不可缺少,他若把罢工搞垮,“就可以指望把鲍尔温从最高领导人的位置挤走”。

  八月二十五日,红军大队分两路回师井冈山。当部队到达崇义县的新地圩时,担任前卫的第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伙同该营的副营长和党代表,擅自带着第二营四个步兵连和团部的机枪连、迫击炮连向思顺开去,企图叛变,投靠赣军刘士毅部。在行进途中,几个连的干部发觉方向不对头,感到袁崇全可能要叛变,连夜带着两个步兵连和机枪连返回,向军部报告。

  战云在欧洲上空密布,越来越浓,覆盖面越来越大。没有什么硬性政务的后座议员丘吉尔,开始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投向欧洲大陆的军事、政治形势,密切地监测着战争风云的变幻,他从那伏案著述的书斋里,从下院的讲坛上,从和友人的聚会中,频频地发出预报、警告、呼吁,提出各种对策性建议。

  朱德、陈毅立刻派红四军参谋长兼第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带着一个营前往思顺,追回了被袁崇全裹胁走的第二营第五连和迫击炮连。可是,当王尔琢带着警卫员进入袁崇全盘踞的村子喊话时,遭到叛徒枪击,不幸牺牲。但大部分部队还是回来了,袁崇全只带着几个人向遂川方向逃走,去投奔刘士毅。

  丘吉尔学画,始于他离开海军部之后。一天,他从业余画家、弟媳琼纳夫人手中接过画笔,试着比划了几下,突然发现自己具有母亲遗传下来的秉赋,对色彩的感受很灵敏。于是他决定发展自己画画的才能。

  当红四军大队回到井冈山时,主力部队第二十八团、三十一团的损失虽不大,但全军的数量质量都不如以前。杨克敏(即杨开明)在一份报告中说:“这个时期要算是边界极倒霉的时期。割据的区域,只有井冈一块地方,宁冈也丧失了,山上是我们的势力,山下则为敌人的势力,土豪劣绅乘机报复,残杀焚烧,逼债收租,一时闹得乌烟瘴气。恰恰那时割禾了,我们分了田的地方,到此时农民要收获的时候,忽然失败了,分了的田都不能算数,真是无可奈何。”(51)“不过在一个失败之后,政策方面较前进步,单独军事行动,打硬仗,忽略地方武装冒进观念等,皆渐次改变。军队有相当休养,各种组织有切实的整顿,军队训练亦有进步,边界群众组织亦逐渐恢复。”(52)那时,国民党“赣西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欺我败残,以五营追我至遂川”。

  胜利同时也是失败。英国陆军被赶下欧洲大陆。2300门大炮、4万辆坦克、12万辆车辆以及大量的枪支弹药奉送给了德军。东欧、北欧、西欧一些国家降的降,垮的垮,英国面对德意法西斯,成了被解除大部分武装的孤军。

  七月十四日,红军大队在朱德、陈毅率领下,离开酃县城向东开拔。但是,“走了一天只走了三十里。士兵垂头丧气,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零乱,军心涣散,组织解体。如果途中遇着敌人定是不能作战,马上溃散。”

  希腊军队英勇反击,将意大利侵略军驱逐到阿尔巴尼亚境内。墨索里尼只好又搬来纳粹兵,1941年5月4日,德军占领雅典。5月下旬,戈林向克里特岛空投1.6万人,这是战争史上第一次使用大规模空投部队的进攻。经过10天空前激烈残酷的海陆空立体战,英军不得不撤出该岛。

  九月二十四日,赣军李文彬部从泰和赶来增援;同时,刘士毅部独立第七师从赣州开来,企图合击红军。红军撤出遂川后,在九月二十六日返回井冈山上的茨坪。

  从丘吉尔登台拜相到不列颠空战爆发这两个月,丘吉尔的国务活动堪称纷繁紧张,日理万机。他像一部包含许多转轮的复杂大机器,高效率、超负荷地飞速运转着。他全力以赴做的三件大事是建立和调整领导班子和工作机构;煞费苦心而终遭挫折地敦促法国坚持抗战,卓有成效地实现敦刻尔克大撤退。在此前后和间隙,他还进行了一系列工作,为扭转危局、坚持抗战、准备条件、转入反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5)这次会议,是杜修经主持的。

  7月16日,希特勒发出指示,准备实行进攻英国的“海狮计划”。在诱和试探失败后,8月15日“海狮计划”正式启动,打算先用空军摧毁英国空军,取得制空权,9月中旬,德国海军送陆军登陆作战,10月初就可在伦敦举行胜利大游行。“不列颠之战”拉开序幕,从8月24日到9月6日,德国每天派出1000多架战斗机掩护600多架轰炸机轮番轰炸伦敦。德机还不分昼夜地轰炸英国的港口和海上运输线、海军基地、雷达站和飞机场。英国飞机也一批又一批升空迎战。双方损失都很严重,德国飞机不如英国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先进,又受到英国高射炮的射击,损失几乎为英国的两倍。9月中旬,制空权仍未夺得,希特勒不得不无限期推迟渡海登陆作战的“海狮计划”。闪电战变成了消耗战,德国飞机对英国各地进行大规模轰炸,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5月。

  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意外的事情。从第二十九团内传出要回湘南去的消息,还提出:“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口号。第二十九团团长是胡少海,党代表是龚楚。这支部队原来由湘南起义后成立的宜章农军第三师改编而成,指战员中家乡观念十分严重,上井冈山后,当地因人员骤增而在经济上遇到一些困难,他们就不愿在井冈山地区继续过艰苦的生活,一心想回家乡去。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和第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又在下面鼓动群众闹着要回湘南。七月十二日晚,第二十九团在酃县县城秘密召开士兵委员会议,“不通知上级官长及党代表,竟决定十三号由酃县去湘南,私自找好了带路的人,出动的时间都决定了。”(13)那时,红四军中士兵委员会的权力很大:可以参加部队的管理,维护军队的纪律,监督连队的经济,做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做群众工作,罢免基层领导干部。军事主官的决定,如果没有士兵委员会的同意,就很难执行。

  若不是绘画,我不会活着;我忍受不了各种事情带来的紧张”。尼克松从他画中粗犷的笔划和鲜艳的色彩,看出他以绘画来宣泄被压抑的能量。

  袁德生刚走,情况却突然发生变化。在盲动主义影响下,湖南省委对形势变化和敌我力量又作了错误的估计:过高地估计了红四军的力量和湖南群众斗争的形势,过低地估计了湖南统治阶级的力量,从而制定了湖南第二次武装起义计划。随后,派杜修经带着省委给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待委的两封信,再上井冈山,和杜修经同行的还有派往湘赣边特委担任书记的杨开明。

  丘吉尔的预算还被称为富人的预算。1925年他将所得税每英镑减少六便士。1927年他又主张取消工业和农业的地方税,企图通过减轻企业主的负担而促进生产,增加就业。由于内阁中对此有争议,最后折衷方案是将此税取消3/4。

  十五日,为了整顿红军纪律和确定部队行动方向,红四军军委在沔渡召开扩大会议。朱德、陈毅、王尔琢、何长工、胡少海、龚楚和杜修经参加了会议。会上,“朱德同志是不同意去湘南。”(18)龚楚却竭力主张把部队拉到湘南去,“还提出‘围魏可以救赵’,我们到湘南,把敌人引过来,可以促进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在永新发展。”(19)随同大队行动并负有监督责任的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也支持去湘南的意见。当天,红四军军委复议后,仍不顾这些反对意见,坚持作出东进遂川以解永新之围的决定。这时,第二十八团内又有人提出不回永新,要去赣南,说是“到赣南就食,一有事马上回来”。(20)在这样意见分歧的情况下,迫使军委改变返回永新的决定,同意第二十九团去湘南的要求。但军委领导这时还有一层难处:“恐怕二十九团单独回去,孤军奋斗为敌所算,乃决定二十八团同去湘南,但二十八团士兵不大愿去。”(21)这时,杜修经怕担当责任,便提出“部队不忙行动,待我去茅坪同毛泽东商量一下,看他的意见如何再定。”(22)龚楚却说:“只能等一天,后天就不等了。”杜修经第二天赶到茅坪时,毛泽东却在永新。

  英国宣传机构将德机狂轰滥炸造成的破坏景象,如古老的考文垂大教堂被炸成断垣残壁的照片,以及英国人民以身殉国、奋勇抗敌的事迹,广泛地向国外传播。这时美国已掀起一股同情和钦佩英国的巨大浪潮。12月29日,伦敦又一次受到大规模轰炸。次日,罗斯福趁热打铁,通过广播向全国发表著名的“炉边谈话”。他说:“如果大不列颠一旦崩溃,我们整个美洲所有的人都将生活在枪口之下……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就我们所能支配的人力和物力,生产武器和舰艇……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

  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宛希先率部进入桂东县城后,就派人去东水红四军军部,同朱德、陈毅取得联系。第二天上午,朱德、陈毅从沙田赶到桂东县城见到毛泽东。

  “欧洲大片的土地和许多古老著名的国家,即使已经陷入或可能陷入秘密警察和纳粹统治的种种罪恶机关的魔掌,我们也毫不动摇,毫不气馁。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我们的岛屿,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即使我们本土各岛或它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这是我一分钟也没有相信过的——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仍要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之下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用它的全部力量和能耐,前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这时,周浑元旅乘红军主力在遂川,派出第二十七团在十月底从永新再次入侵宁冈新城,企图占据茅坪,进攻井冈山。同时,李文彬部的两个团在独立第七师的配合下进攻遂川。红军“为避免硬战”,在十一月二日退出遂川,回师井冈山。“欲以迅雷之势进攻敌力较弱之宁冈、永新,打破包围之一面。”(55)十一月九日,红军主力出击。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一部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由茅坪出发,攻击宁冈新城之敌。在红军的凌厉攻势下,歼敌第二十七团一个营;赣军余部逃向龙源口,红军紧追不放,再战龙源口,又歼灭一营。一天之内,共歼敌两个营,击毙营长一人,俘虏副营长二人、连长一人、排长一人、士兵一百多人,缴枪一百六十多支。这就是三战三捷。

  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被特意选作巴黎解放庆祝盛典的日子。11点整,丘吉尔和戴高乐坐上敞篷汽车,在几百名穿着礼服的卫队簇拥下,越过塞纳河,穿过协和广场和香榭丽舍大街,在街道两旁、楼上窗台和屋顶人群的欢呼声中,向凯旋门前进。丘吉尔身着皇家空军制服,头戴饰有金橡树叶的帽子,站在敞篷汽车上向巴黎市民和列队士兵频频挥手,屈臂的右手举在脑袋侧前方,反复作出V形手势——从此以后,这一象征胜利的手势便传遍了全世界。丘吉尔向无名烈士墓献了花圈,同戴高乐等两国军政要员,全都沿香榭丽舍大街步行了半英里,走向观礼台。大约50万市民再次倾注全部热情,“丘吉尔万岁!戴高乐万岁!英格兰万岁!法兰西万岁!”

  (45)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46)八月中旬,毛泽东在永新九陂召开有连以上干部参加的特委紧急会议,研究挽救井冈山根据地严重局势的对策。会议正在进行中,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又带着省委的指示信来到九陂。湖南省委仍命令红四军“向湘东发展”,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要求红四军“毫不动冶地执行。会上展开了热烈讨论。毛泽东在发言中,列举大量事实,驳斥湖南省委的错误主张。正当会议进行期间,有一个给红军大队挑伙食担子的农民带回了红军大队在湘南失利的消息。与会者更加气愤,纷纷指责湖南省委的错误决定。会议的内容也转入讨论如何扭转局势,避免第二十八团再受损失,决定由毛泽东、宛希先带领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去湘南寻找第二十八团;由朱云卿、何挺颖带领第三十一团第一营,会同袁文才、工佐的第三十二团留守边界,坚持斗争。

  丘吉尔的预算中也有促进社会福利改革的措施,如发放孤儿寡母抚恤金,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限从70岁提前到65岁。但是这些经费大多不是由国家支付,而是靠雇主和就业工人捐助。

  红军大队在“郴州城东十多里的地方,碰到了范石生的两个团。二十九团打下了两个山头就攻不动了。前面传下命令要二十八团赶快上去。”“二十八团上去,果然很快就把正面的敌人打垮了。他们冲出一条道路,直奔郴州城。”(35)郴州城东有一条耒水绕过,并筑有一座大石桥连接两岸。攻城的战斗进展得很顺利。郴州城内驻扎的不是范石生的主力部队,“只有一个补充师,全是新兵”。(36)他们毫无准备,仓促应战。红军以飞快的动作,冲过大石桥,杀向城内。城里的守军得知这支攻城的红军部队是朱德的部队后,“大多数自动停止抵抗,其中有两个连及一部官佐竟集合请朱德亲自来缴械”。(37)郴州,是范石生的后方,刚刚组建了一个补充师,武器装备很充足,而且都是新的。打开郴州后,红军涌迸城里。那时,湘南农民出身的第二十九团士兵“战场纪律不大好,特别有些农民意识严重的同志,包袱、毯子、银元,什么都拣,一个个肩背手提,罗罗嗦嗦一大堆,真不像个红军的样子。

  会谈共进行四天,两位领导人商讨了新形势下的共同行动方针,向德意日显示了英美的军事合作和政治团结,会后发表的共同宣言即“大西洋宪章”,表示了战后建立普遍安全制度和公正、民主世界的愿望。美国还对派出海军在冰岛东部海域为英美商船护航作出了承诺。

  毛泽东接到朱德、陈毅的信后,知道部队要去湘南,便派茶陵县委书记黄琳(江华)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追赶部队。这时,部队正在向湘南进军的途中。杜修经后来回忆说:“送来一封毛泽东要我们不去湘南的信,送到我手里,部队在休息,我看信时,陈毅在旁边,我看完后就给陈毅看。信是毛泽东写的,有两页。”(23)毛泽东这封写给杜修经和朱德、陈毅的信,讲了许多不能去的理由。他说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我们必须坚持,绝不能放弃。

  几个星期以来,丘吉尔一直在血压很高的情况下紧张工作。发表演说的那天晚上,他用了很大的气力才把窗户打开,感到呼吸短促,心脏隐隐作痛,左臂抬不起来,不过症状不久就消失。医生知道,这是轻微的心脏病表现,嘱咐他减少劳累。会谈结束后,他去佛罗里达海滨休养了五天。1月15日,他乘波音飞剪型客机飞往百慕大,准备在那里换乘“约克公爵”号回国。可是英国东地中海舰队在德、意空军和潜水艇夹击下损失殆尽的战报传来,他忧心如焚,为了早一星期赶回英国,便心血来潮临时改变决定,继续乘坐这架飞机飞渡大西洋,这在当时情况下,实属需要勇气的冒险之举。

  红军大队离开边界后,毛泽东、宛希先等率领第三十一团在永新阻击敌人。为了拖住赣敌的进攻,毛泽东在永新西乡召开干部会议,决定分兵三路,迎击敌人;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彼时敌军势力甚大,计有五团之众,加之第六军的张部及罗定邦亦有三、四团之多前来援助,合计兵力有八、九团之众。我军仅一团人与之周旋二十日之久,围住敌人城市二十里内外,不敢乱动。”(43)后来,国民党军队得知红军大队已西去湘南,便展开猛烈攻势。为了保存实力,毛泽东带领第三十一团一部,退到永新的小江区。永新、莲花、宁冈等县城和平原地区相继失陷。地方党组织和政权大部被破坏,“农民被屠杀者以千计,房屋被烧者不计其数。”(44)杨克敏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这一次失败,我们叫作‘八月失败’。”

  面对数十年宦途的最大成就,丘吉尔穿起他母亲用薄纱和樟脑保存了30多年的他父亲穿过的财政大臣的官服,兴冲冲地走马上任。

  (41)会后,进行了整编,将军部特务营和第二十九团余下的一百多人编入第二十八团,还从地方武装和青壮年中动员了五百多名新兵充实第二十八团,为返回井冈山作了准备。

  由于有很好的调色感,又向画家塞尚纳的门徒学了点画法的基本技巧,丘吉尔的风景画后来小有所成。他喜欢在法国南方、意大利、西班牙、北非和地中海的岛屿上作画,他画过日落景象、湖光林景、埃及金字塔、雅典娜女神庙和耶路撒冷城景色。英国景色的灰暗色调和英国灰濛濛的天空对他没有吸引力。他喜欢地中海的大风大浪,喜欢蔚蓝艳丽的大海和阳光明媚的天空,他的画使人想起他那富于浪漫主义的个性和叱咤风云的一生。

  会上,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朱德、陈毅拿来军用地图,摊在桌上,计算回去的路程。朱德提出要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不要去湘南,劝大家赶回去解永新之围。他说:“回宁冈需要两三天时间。”龚楚是一直主张去湘南的。他说:“看来离井冈山近,但因大山相隔实在很远。”(26)还说回去走的是山路,而去湘南是下坡。仍坚持去湘南。并且提出这是执行湖南省委的指示问题。两种意见,各不相让。萧克回忆道:“二十八团有意见,不愿去湘南。王团长(尔琢)就反对去湘南。杜修经在会上以省委代表的资格压人,非常专横跋扈,对王团长讲:‘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在水口住了一天,还是决定回湘南。”(27)会上虽然经过激烈争论,仍没有能改变杜修经、龚楚等坚持的要去湘南的决定。这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28)和“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队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县出发,向郴州前进。”

  下午6时,乔治六世宣召丘吉尔去白金汉宫,授权他组织政府。和工党领导人紧急磋商后,当天午夜他就将战时新内阁名单呈报国王。五名阁员大臣是:丘吉尔,首相兼国防大臣;保守党下院领袖张伯伦,枢密院院长;哈利法克斯,外交大臣(以上三人均为保守党);工党领袖艾德礼,掌玺大臣,后为副首相;工党副领袖格林伍德,不管部大臣。自由党领袖辛克莱任空军大臣,他和财政大臣可出席战时内阁讨论重大政治问题的会议,保守党艾登任陆军大臣,工党亚历山大任海军大臣。新一届政府是平衡各党实力,广泛团结对敌的政府,主要责任落在五名内阁大臣身上。丘吉尔说:“如果我们打不赢这场战争,应当被送到伦敦塔山①斩首的,就只有我们五个人。其余的人要处分的话,那只是因为他们掌管的部门有所失职,而不是因为他们制定了政府的政策。”他对张伯伦等采取了宽宏大量的态度,体现了他5月7日在下院演说所弘扬的全国上下团结一致的精神:“让党派利益搁在一边,把我们的全部精力集中起来,使国家的全部才智与力量都投入战争中来,把所有的健壮马匹都套上轭具。”
① 伦敦塔山是英国中世纪监禁、处决囚犯的地方。

  整编后,第二十八团实行分兵,在桂东地区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重新插标分田,帮助各区、乡恢复党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朱德、陈毅在寨前、沙田、东水等地主持召开群众大会。朱德在会上说:“过去土豪劣绅剥削我们,种田的没饭吃,织布的没衣穿。他们把我们穷人压榨得喘不过气来。我们要团结起来,推翻土豪劣绅的统治,实现耕者有其田。”(42)在桂东东水的群众大会上,朱德宣布当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的要具备四个条件:一,家庭贫穷,受剥削大;二,没替反动派干过事,不是地主的走狗;三,勇敢坚决,不畏一切;四,年轻力壮,有点文化。在第二十八团的宣传和发动下,一个月内桂东各乡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武装。

  于是他在议会中大声敲响报警的钟声:“我们读到了德国超乎寻常地大量输入废铁、镍和军用金属的消息,我们读到了关于这个国家盛行全国的军国主义精神的一切消息,我们还看到他们正向青年灌输一种嗜血的哲学,这是自野蛮时代以来所未有的。”他在谈到伦敦容易受到日益强大的德国空军袭击时说:“我们的宏伟首都,世界最大的攻击目标,就像一头捆绑着的肥大而珍贵的母牛引诱着猛兽。”面对咄咄逼人的法西斯侵略势力,如果缺乏危机感,不火速加强国防,他认为将来走上沙场的千千万万英国儿女,必然会“并拢发痛的肩膀前进,迈着沉重的步伐,离开生命的光明旷野”。

  红四军再占遂川城。然后,分兵五路游击,发动群众,分配土地,重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壮大地方武装,筹集到一万块现大洋和大批物资。

  外面下起了小雨,学生焦急地问仆人,但是谁也说不清。

  龙源口大捷后,红四军抓紧敌军受到重创、一时尚未发动反攻的短暂时机,将各部队分兵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第二十八团开往安福,第二十九团开往莲花,第三十一团在永新的石灰桥、吉安的天河一带活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出现一派大好形势。

  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11月22日至26日,在开罗开三国首脑会议。

  坳头垅战斗后,赣军李文彬部错误地估计情况,以为红军将进攻永新,便匆忙从遂川出发,绕道泰和增援永新,在遂川只留下独立第七师一部。朱德、陈毅经过周密研究,认为可以趁机拿下遂川为部队解决给养问题。十月十三日,朱德率第二十八团再攻遂川。赣军第七师留驻遂川的部队不战而逃。

  首当其冲的,是已过65岁退休之年,新接任的老首相丘吉尔。

  红军大队回师井冈山后的三战三捷,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扭转了“八月失败”后的被动局面,重开了边界割据的新局面。

  8月12日,丘吉尔去莫斯科通报美英有关第二战场的决定,同行的除英国将领和外交副大臣外,还有罗斯福的代表哈里曼。丘吉尔和斯大林的会谈开始时气氛阴森而沉闷。丘吉尔托辞装甲武器和登陆艇不够,美国正在赶制,把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延至1943年。

  王尔琢是红四军的优秀指挥员,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参谋长,牺牲前是红四军参谋长兼第二十八团团长,作战勇敢,又会做政治工作,在部队中很受敬重。他的牺牲,是红四军的重大损失。杨得志回忆道:“我们怀着悲痛和对叛徒愤怒的心情,从烈士遗体边走过。不一会,朱军长来了。他悲伤地低着头,在王尔琢同志的遗体前脱下军帽,站了好久好久??。”(48)这以后,红军大队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的率领下继续向边界开进。

  6月6日凌晨1时许,蒙哥马利统领的英、美、加三国军队,以三个伞兵师空降于登陆阵地后方为前导,在大量轰炸机和战舰狂炸、炮击海岸德军炮兵阵地和防御工事后,黎明时分,运输舰送来的陆军改乘登陆艇和小型攻击艇,利用拖来的人造港,在诺曼底海滩大举登陆。由于守卫这一带海岸的是纳粹杂牌军,加之登陆前几天英吉利海峡接连出现20年未遇的风急浪高恶劣天气,他们更是疏于防范,因此德军尚未完全建成的从挪威到西班牙沿海的“大西洋壁垒”很快被突破。仅在6日这一整天,盟军就出动1.46万架次飞机、17个师团和2万辆军车登上了陆地。到12日,5个占领的滩头连成一片,有近33万人和5万多辆军车、10万多吨物资登上诺曼底,德军死伤16万人。11日深夜,斯大林向丘吉尔和罗斯福致电祝捷说:“就其规模、就其宏大的布局,以及杰出的执行计划情况来讲,战争史上从来也没有过足以与之类比的事业。……只有我们的盟军才光荣地、胜利地实现了强渡海峡的庞大计划。历史将把这一业绩当作一项最高的成就记载下来。”与此同时,苏军在东线发动夏季攻势,使德军陷入反法西斯队伍东西夹击的铁钳中。

  并根据他们制订的湖南第二次武装起义计划,要求红四军在“占永新县后,立即向湘南发展,与三十、三十三团相联后,帮助湘南党部努力于最短期间发动耒阳、永兴、资兴、郴州的群众力量,以造成四县的乡村割据。对衡阳取包围形势,然后用全力向茶陵、酃县、攸县、安仁发展,以与湘东暴动相联系。只有采取这样的积极发展政策,才能解决一切军事的、财政的、政治的困难。而且可以解决敌人两次‘围剿’的形势。”⑥信中断然要求红四军“毫不犹疑的立即执行!”⑦决定“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与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⑧省委指定(以)下同志组织之:泽东、朱德、陈毅、龚楚、乔生及士兵同志一人,湘南农民同志一人组织之,前委书记由泽东同志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泽东、朱德、龚楚,并派杜修经同志前来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⑨事实上,是要杜修经监督红四军严格执行省委作出的“立即向湘南发展”的错误决定。

  他的砌墙技术引起建筑工会当地负责人的注意,后者决定吸收他为工会会员,收了他的入会会费,给他发了会员证。但是不少会员却对此提出抗议,这不仅因为丘吉尔砌墙只是业余消遣和自我服务性劳动,而且更因为他曾冷酷地镇压过工人运动。

  六月三十日下午,在永新县城商会楼,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特委、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陈毅、宛希先、王尔琢、何挺颖、朱云卿、谭震林、陈正人、刘珍、刘作述、刘家贤、王怀、贺敏学等。刚好,杜修经由交通员带到永新,就把湖南省委的两封信当面交给毛泽东。

  丘吉尔利用部分时间参加砌砖等劳动。他对鲍尔温说,1929年8月整整一个月,他是这样度过的:“盖了一所小别墅,还口授了一本书。每天砌200块砖,口授2000个词。”

  第二十八和二十九团攻下酃县后,原来计划北攻茶陵。但是,吴尚已被迫由宁冈、永新一带返回茶陵。这样,红军大队攻击酃县以调动湘军回防的目的已经达到,而赣军侵入永新后对边界割据造成严重威胁。于是,朱德、陈毅、王尔琢决定改变攻取茶陵的计划,率红军大队折回同酃县接壤的江西宁冈,增援永新。

  6月22日,法国同德国签订停战条约,卖国贼贝当在南部地区建立维希傀儡政权,年轻的夏尔·戴高乐将军飞来伦敦,组织自由法国抵抗运动。

  直到朱军长进了城,才制止住这种违犯纪律的行为”。(38)第二十九团全散开了,发现敌情时都收拢不了。这也是郴州失败的原因之一。

  出自曾经从事新闻工作的本能与直觉,丘吉尔敏感地想到,必须出版一份临时性的代表政府发言的报纸。
《晨邮报》的主编格温纳表示愿意将该报
设备交政府使用,于是5月3日傍晚,丘吉尔便偕同空军大臣霍尔和一位低级大臣戴维森去报社,在那里一直呆到凌晨三点,安排出版一份新的官方日报。5月5日这张《英国公报》问世了,一直出版到5月13日总罢工结束,几天内发行量从23.2万份迅速跃增到250万份,成为当时全球第一大报。报纸用的纸张,全部由政府出钱购买,这种破坏公平竞争的做法,曾引起《泰晤士报》抗议。作为出版人和主编,丘吉尔通过这份报纸不遗余力地攻击罢工参加者,使反对工人斗争的宣传攻势达到顶点。

  (17)红四军中再一次出现混乱。

  惨败的墨索里尼向希特勒苦苦乞援,纳粹头子派隆美尔率两个装甲师组成非洲军团开往北非,任命隆美尔为北非德意联军司令。隆美尔曾任绰号“鬼怪”的装甲师师长,在以闪电战进攻法国时俘获大批英法部队,并最先追到敦刻尔克海边,迫使未及撤往英国的3万多法军投降。他骠悍泼辣,敏捷狡诈。2月12日他带两个先遣营在利比亚东北的的黎波里登陆,大部队由于英国拥有地中海制海权一时还到不了。他了解到这时韦维尔的英军一部分已去东非,一部分到希腊战场增援,剩下的主力调回埃及休整,以素质和装备均差的新兵去前线换防,便带领小部队长驱近千公里,越过水源缺乏的沙漠,3月31日就到达前线发起进攻。他把大众牌小汽车乔装坦克以壮声势,吓得刚来前线增援的英印新兵心惊胆颤,旋风般在两周内挺进600多公里,连克阿盖拉、班加西、塞卢姆等地,逼近埃及马特鲁。英军正在新旧交接中的两个中将前线司令在乘车逃跑时一同被俘。丘吉尔下令死守的托卜鲁克港口要塞,已被包围在犬牙交错的前线的敌方一侧。

  傍晚,第十六军驻在城外的主力部队两个师约五六个团进行反扑,向城内发起攻击。第二十八团在朱德的指挥下,守住了大石桥,并命令部队迅速撤退。“朱军长亲自掌握着机枪连,掩护部队过桥。”(39)军部、第二十八团和特务营都过来了。第二十九团奉命先撤出郴州,在城郊集合。但是,他们在进郴州后,部队已自行散开,难以掌握;撤出郴州时又动作缓慢,被敌军切断,大部分没有过桥,直向宜章方向退散。正如毛泽东所说:“第二十九团随即自由行动,跑向宜章家乡,结果一部在乐昌被土匪胡风章消灭,一部散在郴宜各地,不知所终,当日收集的不过百人。”(40)第二十八团安全撤出,损失不大。第二十九团只余下团长胡少海带领的一百多人。朱德、陈毅、王尔琢带着他们从郴州撤向资兴。

  丘吉尔在罗斯福抵苏时已注意到他“体态虚弱,面有病容”。会后他又违背共同的约定,建议罗斯福敦促艾森豪威尔不按原定分工的进军路线,赶在苏军之前抢占柏林和布拉格,为罗斯福所拒绝。4月12日,罗斯福突然死于脑溢血,副总统杜鲁门继任总统。

  在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朱德也处处作出榜样。他一直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从不吹胡子瞪眼地训人,而是循循善诱地向战士们讲道理。他很懂得战士们的心理。陈毅曾对人讲过一件事:“在一次部队作战失利退下来的时候,看到部队战士破坏纪律,乱拿老百姓的东西。他(指陈毅——引者)立即上去指责。那个犯纪律的战士,不但不听,反而扭转枪头放了一枪。陈毅同志对此气极了,把这事告诉朱德同志。朱德同志听到后说:‘傻子!打了败仗退下来,战士肚子里饿,违犯了纪律,这时你去批评他,他是不会听的。只有让他吃好,休息好,到第二天集合起来,提出批评才有用处。’由于朱德同志善于带兵,一般作战失利士气低落的部队,经他带一段时间后,很快就会把士气提高起来。”(63)在平时,他也处处以身作则,十分关心战士。部队给他配备了一头骡子,但他在行军作战中多半是步行,把骡子让给伤病员骑。因此,深深得到战士们的敬爱。

  他获悉德国在大西洋中有两艘袖珍战舰非常活跃,便组织搜索队追踪,重创其中一艘,使其被迫自沉,舰长自杀。

  七月二十五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红军退到桂东、资兴、汝城之间的龙溪十二洞。由于打郴州先胜后败,第二十九团几乎全军溃散。这时,红军士气不振、思想混乱。于是,红四军军委决定进行一次整顿。

  这次会谈给长期紧张地连轴转的丘吉尔提供了一次休息和锻炼的机会。

  这时,赣军正在调防,原来驻守在永新、宁冈一带的杨如轩和杨池生两部调去吉安整编。属于江西地方势力的国民党第五师第十四旅旅长周浑元接替“两杨”的“进剿”任务,进驻永新和宁冈新城。为了摸清红军情况,周浑元派两名女探子化装后到茅坪打探消息,被当地暴动队员抓获。经过审讯弄清敌军的情况后,朱德决定有意给那两个女探子留下红军大队未归的印象,并且故意造成让她们有脱逃的机会,放她们回去报告。果然,周浑元以为红军大队未归,便派第二十七团一个营,在营长周宗昌的带领下,会同当地地主武装靖卫团前来偷袭茅坪。

  当他说到“胜利”时,掌心向外屈肘将右手举在右耳侧前方,叉开食指和中指,摆出英语“胜利”这个词第一个字母“V”的形状。从此以后,“V”形手势就成为他演说时惯用的体态语。

  那条记录着红军光荣传统的“朱德扁担”,至今仍陈列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

  7. 约翰牛谈笑从容抗轰炸

  杨开明说:“你们既然作出决定,你们就去吧!毛泽东那里由我去说。”杜修经赶回部队,最后定下去湘南。部队由污渡去湘南时,原有的军委取消,组织了湖南省委任命的前委,陈毅为书记。

  从9月7日到11月3日,平均每晚有200架德国轰炸机袭击伦敦,英国损失500多架飞机,1000多名驾驶员伤亡1/4,每晚仅高射炮炮弹就消耗200万美元,城市之上一片照亮夜空的火光,地面到处是炸弹坑和瓦砾场,耳畔经常响起飞机的隆隆声、警报的呜呜声和弹片落在屋顶的清脆响亮声。祖先几十辈也没有在自己国土上进行过反侵略战争的人们,起初自然有些惊恐,但是很快就觉得,每天晚上都没有头天晚上那么害怕,正如美国著名记者罗伯逊所说的,他们发现了恐怖效力递减性定律。

  为了解决眼前的吃饭问题和储备一定的粮食,红四军司令部发起下山挑粮运动。这些粮食大部分从宁冈的大陇背来。大陇的粮食是砻市、古城等地集中起来存在那里的。朱德也常去挑粮和背粮。来回一百多里地,翻山越岭,顶风冒寒,非常辛苦,有人回忆说:“一些人叫朱德同志伙夫头,他满身衣服上都是油,帽子上也有油,和我们战士打成一片。他挑粮我是亲眼看见的,他把裤子脱下来背米,把裤头、裤脚捆起来背米上山。”(61)他还常“穿双草鞋,戴斗笠,挑了满满的一担米和战士们一道爬山”。(62)战士们都是二十多岁的人,为了照顾年过四十的朱德,把他挑粮用的扁担藏了起来。朱德找来找去没有找到,就让人向老乡买了一根毛竹,又做了一根扁担,并在扁担上写下“朱德记”三个大字,以防别人再拿走。朱军长带头下山挑粮的事迹,在井冈山上传为佳话,战士们编成歌谣赞诵:朱德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会剿”。

  美英与达尔朗达成的协议公布后,不仅戴高乐一派法国战士,而且英国广大人士都普遍不满,认为此人无耻亲德,劣迹多端,声名狼藉,为利用他而让他在北非掌权,乃是卑鄙龌龊的勾当。丘吉尔和罗斯福连忙声明,未来的法国政府只能由法国人民自己来成立,目前的安排“仅仅是由于战事紧迫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罗斯福还为此引用希腊东正教会的一句格言:“我的孩子们,在大难临头之际,你们可以与魔鬼同行,直到你们脱离险境。”达尔朗听后惶惶不可终日,他在给克拉克信中说:“我仅是一个被美国人挤干后将要扔掉的柠檬。”

  随后,在桂东唐家大屋召开有营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龚楚、宛希先、杜修经等。下午会议仍在进行时,湘军吴尚第八军第三师有两个团在桂东县挨户团的配合下,突然分两路袭击桂东县城,插入城中,将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第三营隔开。

  下午三四点钟时,他固执地挣扎着起来,想骑马出去。

  “八月很远的去袭击郴州,那样远,又那样热,真是好冒险。”(31)龚楚写道:“攻郴州计划决定后,朱德为了保持高度的秘密及出敌意外,决定先下桂东,威胁汝城,然后转攻郴州。于是我们即率二十八、二十九两团及郴州赤卫队于十七日出发,十八日下桂东,十九日至沙田,二十日进抵汝城之南洞,休息了一天,并派出一营向汝城游击,二十二日由南洞出发,越过资兴的龙溪十二洞,经东江,于二十四日下午二时进攻郴州。”(32)七月二十四日凌晨,红军大队赶到郴州城郊,原来以为城内是许克祥的部队,攻城的命令已下,部队正准备发起攻击。就在这时,从城里跑出来的老百姓那里得知,驻扎在郴州的并不是许克祥的部队,而是范石生的部队。

  面对他迄今担任过的最困难的职务,丘吉尔把他的秘书班子一下子扩大到五人,并依靠财政部的顾问班底出主意,小心翼翼地迎接这次他以为是通向最高职位的最后的擢升。在议会开会时,他大半个上午在床上批阅由私人秘书在夜里送来的公文信件和口授一些备忘录。他的主要政务秘书P·J·格里哥说:“在下属官员起草声明或重要信件和内阁文件时,除非经过他自己的文学天才这个蒸馏器进行提炼,否则他是不会接受的。”他的负责议会事务的秘书罗伯特·布思比说,丘吉尔一见到自己的朋友、同僚和下属,总是兴致勃勃地谈个不停,不管是在什么场合,“在客厅里、餐厅里、卧室中、浴室里、庭园中、汽车里、火车上,或者在他下院的工作室里,他那实际上充满文学色彩的
‘私下’谈话就滔滔不绝。”这样一个口若悬河的人,仍旧
坚持早期议会生涯中经过反复磨练而养成的习惯,竟然事先把所有的演说完整无遗地整理成文,只是为了节省时间才使用习惯的速写。

  (29)

  12月29日,德军又一次滥炸伦敦,这是典型的纵火行为,目标对准金融区、商业区,破坏自来水管道、火车站和码头、熊熊大火在1500多处燃烧。

  九月十二日,红军由黄坳出发,到达遂川县的堆子前一带宿营。经过侦察,得知赣军在遂川城外已布下包围圈,打算派一支小分队引诱红军进入包围圈后加以歼灭。于是,毛泽东、朱德决定将计就计,由朱德率第二十八团和遂川县赤卫队一中队作为前卫,突破敌人包围圈后,再杀回马枪,使敌人措手不及;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和遂川县赤卫队二中队作为后卫,当前卫打响后,出其不意地发起进攻,形成前后夹击,实行反包围。

  40万英法联军溃不成军,在强大的德国装甲部队楔形攻势的进逼下,慌张狼狈地向英法之间的海岸撤退。20日,一支德军进抵松姆河口的海岸城市阿布维尔,英法联军退缩到海边一块很小的三角地带。前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海,背后是血盆大口的追兵,全军覆灭的危险就在旦夕之间。

  朱德、陈毅得知第二十九团内部出现的情况后,立刻写信给留在水新的毛泽东,并且召开红四军军委扩大会议,对第二十九团要返回湘南的行动加以阻止。“多方面解释阻止,无效,后又由朱德召集士兵演讲亦无效,他们总是要去。他们说官长如果不允许他们去,他们就缴了枪单身去。因为那时永新告急,遂川亦增了兵,大部军队如去湘南,边界有立即丧失的危险,所以军队当时负责的同志都感到非常棘手。后来经过千言万语的解释,说暂时回去解了井冈山之危,再回湘南不迟,勉强将军队开出。”(14)当朱德向士兵讲演时说,“军部没决定,怎么能回湘南?底下就喊:军长带我们回湘南。

  丘吉尔以自己的示范和榜样,加上严格的要求,迅速改变了首脑机关公职人员的精神面貌,带出了昂扬奋发的新作风,以热烈而镇定的情绪,进行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这种宝贵的作风和氛围,保证英国经受住了不列颠空战的严酷考验。正如丘吉尔所说:“英国人民具有那种既乐观又沉着的气质,我能发扬它是一种光荣,有了这种气质就可挽回颓局。我们英国人,在战前的岁月里,曾陷入极端和平主义而又缺乏远见,他们沉迷于政党政治的角逐;他们疏于防备,却又漫不经心地涉猎于欧洲事务的中心,现在他们面对一项事务:要同时清算他们过去的善良心意和疏忽的安排了。”

  七月四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特委的名义,在永新写报告给湖南省委,说明联席会议讨论的结果:“袁、杜二同志于六月三十日同时抵永新,所携省委通告及中央对湖南工作决议案均悉。在省委两信中所指示的前后颇不同,前者要我们继续建设罗霄山脉中段各县政权以为军事根据地,不更变一个月前中央及省委的指示。后者要我们于攻永新后,冲往湘南以避敌人‘会剿’及解决经济上之困难。”“六月三十日夜上由特委、军委、永新县委开联席会议讨论省委来信,袁、杜二同志皆参加,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11)然后,从红军、敌情、根据地,以及政治、经济等方面陈述了六条理由,根据大量事实说明:“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前,尚不能离开宁、永、莲往湘南。一俟此间基础略固,外面有机可乘,四军仍可出茶、攸、醴、浏,参加湘省之总暴动。”提出:“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12)永新联席会议后,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转战于永新、莲花、安福和吉安边境,分兵发动群众,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时,湘军吴尚部趁机侵入宁冈。红军间道出击未成。为了阻止湘军同赣军会合,解除对根据地的威胁,红四军分兵两路迎战。一路由朱德、陈毅、王尔琢等率领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跨入湖南境内,攻击湘军后方营地酃县、茶陵,迫使他们回退,不敢久留永新,宁冈;另一路由毛泽东、宛希先、朱云卿率领第三十一团经拿山打回宁冈,同朱德所部形成东西夹击湘军的态势。当第三十一团回到茅坪时,湘军已由龙源口退往永新。第三十一团立刻跟踪追击,直奔永新。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和军部特务营,在七月十二日一举攻克地处湘赣边境的酃县县城。湘军在永新还没有站稳脚跟,便在十四日匆匆退回高陇。赣军虽然跟着又开进永新,但两军汇合的计划终于没有实现,又受到红军第三十一团的不断袭扰,处在进退维谷之中。

  法国维希政府已经死亡,达尔朗又被一个年轻的戴高乐分子暗杀。罗斯福见解决北非政治局势问题、平息人们对“权宜之计”不满情绪的时机已经成熟,便用戏谑语调对丘吉尔说:“我们把吉罗叫做新郎,我把他从阿尔及尔弄来,你把新娘,也就是戴高乐,从伦敦请来,我们搞一次强迫婚姻。”

  苏联红军攻占了奥莱尔,英美联军在西西里取得重大胜利,罗斯福致电斯大林,“在战争的转折关头”三大国首脑应尽早会面商讨战略问题和战后政策。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决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这次会议。

  经济的不景气和国家财政状况的恶化使工党内阁岌岌可危,1931年8月又通过大选组成一个各党联合政府来支撑。新一届内阁虽然仍由麦克唐纳担任首相,但实权却操在副首相鲍尔温手中,议员绝大部分是保守党人。到1935年和1937年,便变成分别由鲍尔温和尼维尔·张伯伦任首相的保守党政府。

  “你要我怎么样?我病了,到哪里去休息。”米开朗琪罗的话音粗浊,神情古怪,引起了学生的恐慌不安。

  他在海军部专门设立一个统计处,由他的好友和科技顾问林德曼教授领导,网罗了大批专家,进行调查研究,提供关系全部战局的数据、图表、情报、解说和方案。他们从泰晤士河港口泥滩中搜寻到一枚磁性水雷,经过拆卸解密,找到了对付它的方法,使它从此不能再为击沉英国舰船大逞威风了。

  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提出“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口号,鼓吹大日耳曼主义和复仇主义,走上了疯狂地扩军备战,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

  如果说,绘画还只是他新的业余爱好,那么,写作则是他固有的专长。

  从6月中旬开始,马耳他又发挥了它的军事基地的重大作用,此后接连几个月都击沉隆美尔1/3到3/4的供应船只。

  8. 与罗斯福、斯大林携手反侵略

  总的来说,丘吉尔当财政大臣政绩平平,乏善足陈,失业问题未能得到解决。泰勒认为,他在财政部的工作“使他在头脑清醒的政治活动家眼中威信扫地,并在严重的经济困难开始前削弱了国库工作”。首相鲍尔温对丘吉尔过分好胜和总是炫耀自己也不满意:“有温斯顿出席的政府会议无法按议事日程进行审议工作,因为丘吉尔总要额外提交一些十分高明的备忘录,这些备忘录不仅涉及他本人领导的部,而且也涉及到别的某些部。”他打定主意,以后如果他再组织新政府,就决不把丘吉尔延揽进去。1935年他第三次组阁时果然说到就做到了。

  丘吉尔领导的国防委员会,批准了本土部队总司令艾恩赛德将军制定的防御计划,并立即着手实施。这个周密的防御计划主要是由三道防线构成歼灭入侵强盗的防御系统:外线在海滩修筑覆盖式战壕,由海防兵守卫,机动预备队增援和反击;中线是反坦克障碍线,由国民自卫军防守,保卫首都和工业中心不受侵犯;内线是进行大反攻的主要后备军。

  丘吉尔对张伯伦的姑息养奸发展到如此地步感到震惊。9月20日,他去巴黎访问他在法国政府中的好友保尔·雷诺和乔治·芒代尔,两人忧心如焚,打算辞职,丘吉尔劝他们留在政府中斗争。9月21日他向新闻界发表声明:

  不同的只是,生活从来都没有这样紧张过,每个人除完成自己的岗位职责外,还根据战争的需要,力所能及地做了许多别的岗位的志愿和义务的工作,报效神圣的英吉利。

  他还提出在莱茵河上投下漂浮水雷,在挪威海岸线布下水雷,以阻止德国潜艇将瑞典铁矿砂经由挪威的纳维克港运往德国的计划,可惜未被内阁批准,他感到行动备受限制。

  6. 彪炳史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1925年4月28日,丘吉尔向议会提交财政部编制的预算,决定恢复战前实行的金本位制,恢复英镑的黄金外汇平价。这一主张是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提出并一直坚持的。支持者认为这样做可以控制黄金外流,紧缩通货,降低物价。以年轻的经济学家凯恩斯①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这会造成失业增加。丘吉尔曾举行晚宴,邀请两派人士赴宴各陈己见,最后拍板同意支持者的意见。执行的结果,使1英镑升值到等于4.86美元的水平,为英国金融界财团增加了10亿英镑的额外收入。但这项改革对英国工业和工人阶级却是个沉重的打击,它使英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提价
12%,造成竞争力下降。为了消除提价的影响,资本家便降低工资以减少成本,将损失转嫁到工人身上。这样仍克服不了困难,到1931年,英镑不得不贬值,金本位制不得不取消。
① J.M.凯恩斯
(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经济理论中实现了巨大的变革,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有重大的影响。

  1931年12月,他又来到美国作演讲旅行。他知道在美国作40次演讲就可以除开支外净赚1万英镑。这次由妻儿陪同前来,到达纽约不久的13日这一天,他在住地饭店用罢晚餐,应巴鲁克之约去他家晤谈。当他跨过街道时,忘了美国的交通规则是车辆靠右行驶而不是像英国那样靠左行驶,在他只顾向左看的一瞬间,他听到了刺耳的刹车声,旋即失去了知觉。他被一辆卡车撞倒在柏油路上,腿部和手臂都受了重伤,前额和鼻子也被擦破,他被送进医院治疗。

  忍无可忍,群情激愤,许多男女青年整天抬着标语牌,在英国下院和首相官邸旁边的街道上游行,高呼口号,抨击政府错误政策。群众推动议员,“下院把战争强加在动摇不定的英国政府头上”(英国历史学家泰勒语)。
张伯伦被迫对德宣战,让丘吉尔参加内阁,担任海军大臣。

  雾伦敦的灯光仍旧明亮,街道下的阴沟依然畅通,公共汽车和地铁火车仍然按班行驶。公园里还是百花齐放,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里,榴弹卫兵团的军乐队不时地举行音乐会,演奏英勇不屈、顽强御侮的伦敦精神。

  1940年7月,正当敦刻尔克撤退后,英国本土处于危急之时,意大利乘机在非洲大陆进行扩张。墨索里尼妄图以所占利比亚、厄立特里亚、阿比西尼亚和意属索马里为基地,动用40多万意大利和土著军队去夺取英国在东非和东北非的殖民地和保护国,建立一个自凯撒以来未有的以意大利为宗主国的大帝国。意军侵入了苏丹和英属索马里,英属肯尼亚处于意军从阿比西尼亚南下威胁的惊慌之中。

  6万英军被派去希腊,阻止希共领导的游击队进入雅典,恢复反动国王的王位,任命大主教为摄政,随后英军开始了镇压人民武装的血腥战争。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批评英国对意大利和希腊的政策。丘吉尔还支持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对抗设在苏联卢布林的另一个波兰政府,并向苏联提出领土要求,动用军队解除比利时抵抗运动成员的武装。

  最近10年间,他多次访问过美国;他的著作和文章,在美国几乎同在英国一样受到欢迎;他多次发表演讲,热情描绘各英语民族加强合作的美好前景。

  “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之下被分割,这无疑是西方民主国家向纳
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以为把一个小国投入虎口就可以得到安全,实在是致命的谬见。德国的战争潜力会在短期内迅速增长,其速度将比法国和英国完成必要的防御措施快得多。”

  除了加紧组建和整编正规军外,丘吉尔号召全民皆兵,保家卫国。全国很快就组建起150万地方防卫义勇军,丘吉尔称之为国民自卫军。当时英国的男男女女都在工厂里的车床和机器旁边辛勤劳动,加班加点,能手持武器保卫近千年来未遭侵略的祖国,他们觉得是无上的荣耀。有一次丘吉尔视察一个船坞,工人家属聚集在大门口热情地欢迎他,丘吉尔深受感动,高声问道:“我们消沉了没有?”妇女们大声回答说:“没有!”

  9月初,伦敦港船坞被炸,丘吉尔迅速赶到现场,目睹了伤亡的悲惨场面和群众对他发自内心的热情。伊斯梅将军记述道:“他们哭喊道:‘好心的老温尼(丘吉尔昵称),我们想,你是会来看我们的。我们能够经受得住,给他们狠狠地回击。’丘吉尔失声痛哭。当我使劲让他穿过人群时,我听到一位老年妇女说,
‘你看,他真关心我们,他在哭呢!’丘吉尔说:‘我这
不是悲哀的眼泪,而是赞叹和钦佩的眼泪。’”

  大英帝国的总体战略,显然是由分别主次、轻重、缓急的三环相扣组成。

  由于禁止用无线电同国内联络,他利用空余时间读了一本历史小说,第五次看了
《汉密尔顿夫人》这部影片,会后穿着防空警报服上岸攀登悬崖,向崖
下滚动砾石。返航途中,美国派出72艘战舰排成几路纵队,一边运送武器弹药,一边为丘吉尔护航,舰船上烟囱林立,远观俨然一座城市。途中丘吉尔顺访冰岛,检阅那里的驻军,洗了温泉澡。

  罗斯福赞扬丘吉尔有丰富的想象力。他说丘吉尔总是有不少“出色的想法,他一天能提出上百个主意,其中可能有四个是有价值的”。早在
1917年,丘吉尔就设计过一种艇首装有铁丝网破坏器的坦克登陆艇。只需使用吊桥或使艇首倾斜,坦克就可以凭自己的动力登陆,而又无需借助炮兵就能破坏铁丝网。丘吉尔决定大批生产这种坦克登陆艇,以备跨越英吉利海峡和在地中海作战中使用。他又指示设计适宜于远洋航行的坦克登陆舰,以便运送大量坦克和车辆并将它们卸在海滩上。最后建成1000多艘这类舰艇,在1945年诺曼底登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丘吉尔的独出心裁有时未免显得古怪轻率,但由于他本人的工作富于独创性,他也就特别支持军事科学技术研究,鼓励发明新式武器。为了使任何一个新颖的想法或新的发明不受机关办事程序的束缚而能迅速付诸实践或投入使用,他以国防大臣的身分亲自领导杰弗里少校建立的实验厂。当时年轻的杰弗里正在研究一种可以从窗口投掷、粘在坦克上爆炸的炸弹,丘吉尔建议他再研究可以用于反坦克枪或普通来复枪发射的投射弹。他指示国防部逐日催办此事,每三天向他报告一次。他希望坦克专家霍巴特充分发挥其才能,当参谋总长批评霍巴特性情古怪时,他为之辩护说:“你不能指望天才具有一种常规的作风。”

  11月8日,盟军665艘军舰和运输舰载运13个师,在1700架飞机提供空中保障情况下,在首尾相距800英里的摩洛哥的奥兰
(现称瓦赫兰)、卡
萨布兰卡(现称达尔贝达)和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三处同时登陆。美国外交官在北非进行的策反工作和吉罗的劝说都不大顶用,盟军遭到法军激烈的抵抗。此时达尔朗因探视生病儿子正在阿尔及尔,此人长期投靠德国,如今在大兵压境情况下,态度才慢慢有所松动。8日晚,阿尔及尔法军抵挡不住投降了,达尔朗落在美军手里。丘吉尔曾经说过:“如果我能见到达尔朗的话,尽管我极恨他,但我如能匍匐在地上爬行一英里路而使他把舰队带到盟军这边来,那我也欣然照办。”由于不少北非的法国军政要人视贝当总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有名的“凡尔登英雄”)为偶像,而达尔朗又被视为贝当的直接代表,为减少流血起见,盟军承认达尔朗为法属北非行政长官,吉罗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以此为条件,达尔朗发出停火命令,摩洛哥总督宣布投降,盟军10日占领奥兰,11日占领卡萨布兰卡,到月底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全境都在盟军的控制下。丘吉尔认为战争的转折点到来了,他在午餐会上兴奋地说:“我们战士头上的钢盔闪闪发光,温暖和振奋了我们所有人的心。”

  节目单中有一个我最爱看的节目,名字叫 ‘没有骨头的恶魔’。可是我的父
母认为,观看这样的演出,对孩子的刺激太大了,并且可能败坏道德。我不得不等了50年才坐在政府的座位上看到了
‘没有骨头的恶魔’。”
1934年11月,丘吉尔庆祝他的60大寿。在他年轻时,他想过这样的年纪一定老迈不堪,甚至就像他父亲和马尔巴罗公爵八世那样,活不到这把年纪。现在,他惊奇地发现,他虽已到花甲之年,但除了头发稀疏不过仍是棕褐色,发胖的躯体顶着一个秃得厉害的脑袋外,精力仍然那样充沛,身板还是那样硬朗,似乎正处在如日中天的盛年,离日薄西山的晚年尚远。他完全无意退出政界。

  11月19日到22日,德军三次空袭,给伯明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和2800多人的死伤。隔天,丘吉尔前往视察,一位女工向他坐的汽车跑来,把一盒雪茄烟扔进车里。丘吉尔叫汽车停下来,女工说:“我这个星期因为生产成绩最好,得到了奖金。我在一个钟头前才听说您要来。”这件礼物得花费她两三个英镑。丘吉尔认为这是人民对抗战政府的信任,从中受到很大的鼓舞,他很高兴地亲吻了这位女工。

  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特别严重地打击着战败后连年赔款的德国。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600多万工人失业,农民纷纷出卖土地,罢工浪潮席卷全国各地。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对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群众运动十分恐惧,把政权交给对内实行公开的恐怖专政、对外大肆侵略扩张的纳粹党。

  丘吉尔和罗斯福的会晤本来在春季就要进行,因事忙推迟到8月初。丘吉尔一行搭乘3.5万吨最新战舰“威尔士亲王”号赴会,一启航就遇上暴风雨。这样恶劣的天气由驱逐舰护航会降低航速,而只有高速前进才有更高的安全,丘吉尔欢欣地让“威尔士亲王”号独自高速航行在大西洋上,能保卫他们的只有战舰上的几尊炮。9日早晨,英舰来到纽芬兰东南普拉森夏湾的阿金夏,丘吉尔登上美国重型巡洋舰“奥古斯塔”号,转送英王信件后,就开始与罗斯福会谈。两船联舷而泊,第二天罗斯福推着轮椅到“威尔士亲王”号做礼拜。丘吉尔亲自选诵了《海上遇险歌》和《基督徒进军歌》这两首赞美诗,郑重其事地对罗斯福说:“我并不笃信宗教,可是我得感谢上帝,美国政府此时此刻的领导人不是别人,而是你。”他们两人的关系非常融洽,丘吉尔对罗斯福始终尊敬地称“总统先生”,有时还自称是罗斯福的“第一中尉”,而罗斯福对丘吉尔一直亲切地直呼其名“温斯顿”。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共会晤了九次,一同相处的时间合计120天。

  1942年春,英军主攻方向是摧毁意大利在东北非的武装。他们将意军逐出苏丹,收复英属索马里,攻占意属索马里,又发动阿比西尼亚武装起义进行配合,于4月6日攻克该国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不久,流亡的海尔·塞拉西皇帝回国复位。意大利22万军队绝大部分被歼或被俘。

  “海狮计划”破产后,希特勒决定把闪电战的矛头指向苏联,等扫平苏联后再回头收拾英国。5月11日,发生了一件轰动世界的新闻:纳粹党年轻的副领袖鲁道夫·赫斯不带武器,突然单身驾机离德飞英,跳伞降落在苏格兰,来到英国皇室庶务局长、他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结识的汉密尔顿公爵家。他天真地幻想而且极端自信,能够通过汉密尔顿接近英王,达到两国议和、拉拢英国参加反苏战争的目的。希特勒对他的离去莫名其妙,丘吉尔对他的到来万分意外。赫斯被关进伦敦塔山,战后在纽伦堡审讯中被判无期徒刑。但当时英国政府对赫斯的建议保持神秘莫测的沉默,以致引起国外对伦敦可能暗中勾结希特勒的种种猜测。据英国《劳工月刊》分析,这种沉默的微妙含义是:推动希特勒去进行反苏冒险,暗示他可以指望得到英国支援;一旦希特勒真去冒险,则给他以坚决回击。根据当时情况来判断,定下这条锦囊妙计的大概是丘吉尔,他把赫斯当作飞去来器。飞去来器是一种掷出去仍能飞回的弯棒武器。利用希特勒的反苏诱饵来诱惑希特勒上钩。希特勒不止一次地愚弄了张伯伦,而这次则是丘吉尔狡猾地愚弄了希特勒。

  他决定利用他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交情,主要通过大力加强两国领导人个人之间的联系来加强英美的友好合作。

  紧接阿拉曼战役的是筹划已久的“火炬”计划,即美英联军在法属北非三城市登陆。法属北非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三国当时受法国维希伪政权统治,当地官员都听命于贝当总理、达尔朗副总理兼总参谋长为首的卖国政府,流亡于伦敦的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是他们的死敌,而美国同维希政权仍有外交关系。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战斗的阻力,这次军事行动打着美国旗号,在艾森豪威尔、克拉克指挥下进行,英国参战人员也都穿起美国军服。英国提供直布陀罗作为集结军力、就近指挥的盟军司令部。英美又将两次世界大战中都从德军监禁中越狱成功的吉罗将军送到直布陀罗,寄希望于他能说服北非的法军同盟军合作。

  诺曼底登陆以后,德军节节败退。在法国抵抗运动发动起义的配合下,盟军8月24日解放巴黎。戴高乐已被公认为法国领袖,他回到巴黎组织临时政府。由于大力支持戴高乐的流亡政府和自由法国运动,英国和丘吉尔受到法国人的感激和崇拜。丘吉尔应邀访问巴黎,受到极为隆重的接待。

  10月15日月夜,480架德国飞机,除向伦敦投掷386吨烈性炸药炸弹外,还投掷了7万颗燃烧弹,全城一片火海。此前,政府敦促市民钻防空洞,到地下室去隐蔽起来,在丘吉尔的坚持下,还将伦敦地下铁道的某些地段作为防空袭的掩蔽部。此后,政府号召市民“上屋顶去”,丘吉尔指示国内安全大臣组织防火瞭望哨,开办消防人员训练班,有效地扑灭了许多火灾。不少燃烧弹刚刚投下,起火的势头就被扑灭在未燃之前。起初瞭望和消防都是募集志愿人员来干,可是由于需要的人数很多,后来就变成轮流担负的义务工作,不少人在这项业余工作中成了这方面的专家。敌机来袭成为家常便饭,汽笛一响,就立刻躲藏起来,但有时敌机只是从旁路过,或又飞了回去,这就造成工厂生产、机关工作的浪费和混乱。丘吉尔指令,对警报体制进行改革,将它分为两步,空军发出预备警报,不应中止日常工作,屋顶瞭望员发出紧急警报,才是敌机已飞临上空,需要马上隐蔽。

  美英想把这次会议开成德黑兰会议的预备会议,希望初步统一意见,但是未能统一。丘吉尔要美国实行开辟第二战场的“霸王”计划之前,在地中海地区承担更多的责任,罗斯福没有同意;罗斯福鉴于美国提供的兵员和武器不断增长,提议任命一个美国人担任最高司令,统帅“从地中海到大西洋”的对德战争,丘吉尔不愿让这样广泛的权力操在美国手里。11月25日是感恩节,罗斯福设家宴招待丘吉尔及其随行的女儿莎拉。会议通过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应归还中国。

  自愿落入地狱的德国,固然站在恐怖的尖端,就是受它攻击而拼命报复的国家也一步步跟着它走向这危险境地……

  然而,慕尼黑协定在议会还是得到了通过。弃权的议员只有20余人,他们的声音暂时还是孤立的,光荣的孤立。

  张伯伦上台之初,陆军大臣曾敦促他邀请丘吉尔入阁,他说:“如果我让他进入内阁,他就会主宰整个内阁,甚至连讲话的机会都不给别人。”

  隆美尔苦于部队补给非常困难,想先去拔除袭击德意舰船的马耳他岛英军这根刺,未获希特勒同意,便抱着侥幸心理,于8月30日晚进攻阿拉姆哈勒法阵地英军。天明后,受英机轰炸损失很大,三艘油船被英军炸沉,迫于燃料补给无靠,不得已于9月3日全面撤退。由于他善于诱敌落入陷阱,蒙哥马利没有追击。

  自从1066年诺曼底的威廉公爵率领大军,渡过英吉利海峡,登陆并入主英国以来,英国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外敌入侵的危险局势,如今法西斯德寇却在海峡对岸跃马扬鞭,正待跨海北征,德国轰炸机几分钟就可以飞过海峡投下炸弹……。

  意大利在利比亚靠近埃及边境一带,早就集结和部署了拥有大量现代化装备的七八万军队,到秋天,连地方部队一起增至30万人,悍然向埃及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英国中东总司令韦维尔将军统帅的英、印、澳军,起初不战自退。诡计多端的意军统帅格拉齐亚尼满腹疑虑,不管墨索里尼如何训斥,他都按兵不动。12月9日,身体瘦削、面目黧黑、在沙漠中经受长期训练的完全机械化装备的英印联军开始反攻,以攻克西迪巴拉尼为起点,沿着地中海海岸从东到西挺进,在英国舰队和海军飞机的配合下连战皆捷,先后占领利比亚境内巴尔迪亚、托卜鲁克、班加西和贝达富姆,前进了500英里,歼灭意大利9个师,俘虏11.3万人,击毁意大利飞机几百架,粉碎了墨索里尼称霸非洲的迷梦。

  9月中旬,德机在伦敦等地投掷大量的定时炸弹,给人造成时时提心吊胆的威胁。许多志愿人员争先恐后地投入挖掘和清除定时炸弹的危险工作。

  丘吉尔因母亲是美国人而常自称“半个美国人”,他还高兴地接受了外祖父原籍美国辛辛那提同乡会会员资格。当一位议员有一次骂他是“美国佬的混血儿”时,他把这种侮辱当作一种恭维。担任首相以后,救亡图存的万斤重担压在丘吉尔的双肩,他自然会想到,能够给孤军苦战助一臂之力的,首先是美国。而最有条件争取美国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援的,首先又是自己:

  为了绥靖日本,1940年夏天,丘吉尔还下令封锁滇缅公路,卡住了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喉咙。

  这部书的准备工作,在大战进行时就已开始着手进行。丘吉尔仔细搜集了他经手的信札、文件副本和备忘录,他留有一套完整的官方文件,包括机密公文。作者在书中以罕见的消息灵通人士和当事人的视角,运用丰富的材料,对那刚刚过去而人们未能全面了解的要闻秘事,以新颖有趣的方式进行了具有洞察力的生动描述。例如,他这样描写大战前夕:“一个奇形怪状的阴影笼罩的世界,在剧烈的震动中向着不可预测的灾难前景移动着。”

  11月6日,罗斯福当选,连任美国总统。丘吉尔欣喜若狂,立即致电祝贺。12月8日,罗斯福在加勒比海游弋,巡视英国租给美国的基地时,收到丘吉尔发来的一封寻求财政援助的长信。信中说:“我国无力为运输费用和各种军需物资偿付现金的时刻即将来临。我们愿意尽力而为,不惜作出任何牺牲,为我们购买的东西付款。可是如果在这场斗争达到高潮之际,大不列颠却须被迫变卖一切可以变换的资产,从而等到用我们的鲜血赢得了胜利之后,文明固然得到了拯救,美国固然赢得了时间得以充分武装来防止任何不测事件,然而我们却被剥得周身精光,赤条条地站着,那么,这种状况是不符合我们两国中任何一国的道义原则和经济利益的。这一点,我相信您会同意。”信中热切地寄予期望:“我们深信,你们是一定能够找到将来为大西洋两岸子孙后代赞扬的途径和方法来的。”

  接着他又着手写《马尔巴罗传:他的生平和时代》。他决心把这本书写成学术性传记,1932年他曾去马尔巴罗战斗过的德国巴伐利亚和奥地利考察古战场遗迹,因为喝了脏水还染上了副伤寒;他先后聘请两个牛津大学历史系优秀毕业生作助手,代他到伦敦、巴黎、维也纳等地搜集和整理原始资料,调查和利用马尔巴罗家族后代和远亲的收藏品。此书四卷先后于
1933、1934、1936、1938年出版,附有许多脚注、文件、复印件和实物插图以及作战地图,对传主事迹的考核、详述和评价,都超过了著名历史学家麦考莱等人的有关作品。这部缅怀祖先的史学巨著,对于后来丘吉尔在二战中拟订系统的军事战略,加强外交上的大联盟,具有发扬马尔巴罗传统、进行自我教育的作用。美国总统肯尼迪特别爱读这本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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