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女性,终身大事

1933—1934.6

苏童
  对于女性的印象和感觉,年复一年地发生着变化。世界上基本只有两类性别的人,女性作为其中之一,当然也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因此一切都是符合科学原理和我个人的推测预料的。
  20年前我作为男童看身边的女人,至今还有清晰的记忆。恰适70年代的动荡社会,我的听觉中常常出现一个清脆的宠亮的女人的高呼声×××万岁,打倒×××,那是街头上高音喇叭里传来的群众大会的现场录音,或者是我在附近工厂会场的亲耳所闻。女性有一种得天独厚的嗓音条件,特别适宜于会场领呼口号的角色,这是当时一个很顽固的印象。
  70年代的女性穿着蓝、灰、军绿色或者小碎花的衣裳,穿着蓝、灰、军绿色或者黑色的裁剪肥大的裤子。夏天也有人穿裙子,只有学龄女孩穿花裙子,成年妇女的裙子则也是蓝、灰黑的,裙子上小心翼翼地打了褶,最时髦的追求美的姑娘会穿白裙子,质地是白“的确良”的因为布料的原因,有时隐约可见裙子里侧的内裤颜色,这种白裙引来老年妇女和男性的侧目而视,在我们那条街上,穿白裙的姑娘,往往被视为“不学好”的浪女。
  女孩子过了18岁大多到乡下插队锻炼去了,街上来回走动的大多是已婚的中年妇女,她们拎着篮子去菜场排队买豆腐或青菜,我那时所见最多的女性就是那堆拎着菜蓝的边走边大声聊天的中年妇女。还有少数几个留城的年轻姑娘,我不知道谁比谁美丽,我也根本不懂得女性是人类一个美丽的性别。
  我记得有一个50岁左右的苍白而干瘦的女人,梳着古怪的发髻,每天脖子上挂着一块铁牌从街上走过,铁牌上写着“反革命资本家”几个黑字,我听说那女人其实只是某个资本家的小老婆,令我奇怪的是她在那样的环境里仍然保持着爱美之心,她的发髻显得独特而仪态万方。这种发型引起了别人的愤慨,后来就有人把她的头发剪成了男人的阴阳头。显示着罪孽的阴阳头在街头随处可见,那剃了阴阳头的女人反而不再令人吃惊了。
  那时候的女孩子择偶对象最理想的就是军人,只有最漂亮的女孩才能做军人的妻子,退求其次的一般也喜欢退伍军人,似乎女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都崇尚那种庄严的绿军装、红领章,假如街上的哪个女孩被挑选当了女兵,她的女伴大多会又羡又妒得直掉眼泪。
  没有哪个女孩愿意与地、富、反、坏、右的儿子结婚,所以后者的婚配对象除却同病相怜者就是一些自身条件很差的女孩子。多少年以后那些嫁与“狗崽子”的女孩恰恰得到了另外的补偿,拨乱反正和落实政策给他们带来了经济和住房以及其它方面的好处。多少年以后,他们已步入中年,回忆往事大多有苦尽甘来的感叹。
  有些女孩插队下乡后与农村的小伙子结为伴侣,类似的婚事在当时常常登载在报纸上,作为一种革命风气的提倡。那样的城市女孩被人视为新时代女性的楷模,她们的照片几乎如出一辙,站在农村的稻田里,短发、戴草帽、赤脚、手握一把稻穗,草帽上隐约可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圈红字。
  浪漫的恋爱和隐秘的偷情在那个年代也是有的,女孩子有时坐在男友的自行车后座上,羞羞答答穿过街坊邻居的视线。这样的傍晚时分女孩需要格外小心,他们或者会到免费开放的公园里去,假如女孩无法抵御男友的青春冲动,假如他们躲在树丛后面接吻,极有可能遭致联防人员的突袭,最终被双双带进某个办公室里接受盘诘或者羞辱,敢于在公园谈恋爱的女孩有时不免陷入种种窘境之中。
  而偷情的女性有着前景黯淡的厄运,就像霍桑《红字》里女主角,她将背负一个沉重的红字,不是在面颊上,而是在心灵深处。没有人同情这样的女性,没有人对奸情后面的动因和内涵感兴趣,人们鄙视痛情这一类女人,即使是七八岁的小孩。我记得我上小学时有两个女同学吵架,其中一个以冷酷而成熟的语气对另一个说,你妈妈跟人轧姘头,你妈妈是个不要脸的贱货。另一个以牙还牙地回敬说,你妈妈才距跟轧姘头呢,让人抓住了,我亲眼看见的。
  为什么没有人去指责或捏造父亲的通奸事实?对于孩子们来说这很奇怪。如此看来人类社会不管处于什么阶段,不管是在老人眼里还是孩子眼里,人们最易于挑剔的是女性这个性别,人们对女性的道德要求较之于男性要高得多。
  前几年读波伏瓦的《女性:第二性》,很认同她书中的精髓观点,在我的印象中女性亦是一种被动的受委屈的性别,说来荒诞的是,这个印象是70年代我年幼无知时形成的,至今想来没有太多的道理。因为那毕竟是不正常的年代。
  如今的女性与70年代女性不可同日而语,相信每一个男性对此都有深刻的认识,不必细细赘述。我要说的是前不久在电视机里观看南京小姐评选活动时我的感慨,屏幕上的女孩可谓群芳斗艳,流光溢彩,20年沧桑,还女性以美丽的性别面目,男人们都说,惊鸿一瞥,而我在为70年代曾经美丽的女孩惋惜,她们是否在为自己生不逢时哀叹不已呢?如今她们都是中年妇女了,她们现在都在哪里呢?

萧乾
  “终身大事”是我国著名作家萧乾为他的长篇小说《梦之谷》写的代序。全文九节:1.宿命;2.浪漫;3.实际;4.变迁;5.标准;6.灵与肉;7.异与同;8.基础;9.跋。本刊分两期选载其中的3、5、6、7、8节。——编者3.实际朋友讲过一个只有在“文革”时期的中国才会发生的事:据说(因为我并不认识她)有位臭名昭著的伪满大汉奸的外孙女,长得如花似玉,然而苦于身上背了个某某人的外孙女这么个无形的沉重包袱。由于貌美,追逐她的大有人在。她决心要利用自己的外形这笔资本,甩掉那个使她成天坐立不安的包袱。在追逐者中间,她挑了一位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之子。她提的条件是:给我党籍军籍。她一切都如愿以偿了,只是婚后不久,她就发现自己原来嫁了个难以容忍的浪荡子。她抱怨,她抗议,因为她的自尊心受到了创伤。终于闹翻了。她提出离婚,对方说,离就离。军党二籍也随着婚姻关系一道消失,她作了场不折不扣的黄粱梦。
  另一个同样属于“人生小讽刺”的真实故事:一位刚满六旬的男人,有一次他的老伴儿患了重病。他琢磨:万一老伴儿病故,自己成为鳏夫,晚年既孤寂又无人照顾,岂不苦矣哉!于是,他就托中人为他物色一名候补夫人。恰巧有位待嫁的寡妇,觉得条件合适,就欣然允诺。不料患病的太太还未去世,那位未雨绸缪的男人却因暴病先进了火化场。
  有位英国文艺界的朋友,一个傍晚坐在壁炉前同我谈起一桩伤心事。他是个戏剧家,曾爱过一位女演员,并且同居了。他对女演员是一往情深。一天,女演员在枕畔对他说,以我适宜演的角色为主角,你给我写一出戏,我给你5年幸福。这位戏剧家并没接受这笔交易,他们分居了。
  1966年8月,有位朋友像许多人一样,由于忍受不住凌辱和虐待,自尽了。他的爱人咬着牙活了下来。“四人帮”倒台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温暖又回来了,其中包括解决牛郎织女问题。这时,一个调到甘肃边远地区的科技人员就托人同那位孀居的女同志搞对象。她生活很空虚,所以马到成功。登完记,甘肃那位立刻就积极着手解决“两地”问题。新婚燕尔,领导特别关心。于是,他真的调回来了。
  可是调京手续刚办完,另外一种手续就开始了:他正式提出离婚。
  男女结合确实有实际的一面,然而实际的性质各有不同。
  1944年比利时刚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时,我就由伦敦赶去采访。在布鲁塞尔街头,我遇到一位华侨——青田商人。他殷勤地要我去他家度复活节。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飘流在外的华侨生活多么艰苦,也认识到中国人民超凡的生存本领。除了青田石头,他们没有任何资本;语言又不通,竟然徒步由浙江而山东……经过西伯利亚,来到了西欧。他们那幢小楼住了三户青田人。从那位萍水相逢的主人的邻舍那里得知,他本来是个单身汉。一道从青田出来的另一对夫妇,男的前两年死了。没有二话,他就把大嫂接了过来,成为患难夫妻。
  最近住医院听到一个美谈:一位患癌症的妇女临终前嘱咐她丈夫说,两个孩子还很小,我死之后,你可向这里某某护士求婚。他马上制止她,不许胡言乱语。不久,她离开人世,而且他也察觉由于自己不擅料理家务,孩子果然大吃苦头。他记起已故妻子那段“胡言”,就冒昧地写信向那位护士求婚。回信说:“您夫人在病榻上早已一再向我恳求过了,她又对我保证您是位好脾气的丈夫。既承您不嫌弃,那么我就答应了。”
  5.标准我这个人向来不替人作媒。几年前我还住在一个门洞里时,有一天闯进一名青年,手持一张类似履历表的单子,要我帮他介绍对象。我一看,单子上除了姓名、籍贯、年龄之外,还有身高体重以及工资工种。说要个身量比他略矮的。紧接着他作了一个郑重声明:要全民制的,可不要集体制的,特别不要学徒工。他要对方也给他照样开这么个履历表。然后考虑“成熟”再见面,因为他工作实在忙,不愿意浪费时间。
  我对这位具有科学工作方法的青年说,你那履历表开的项目虽然不少,可还缺两个无形的而又很重要的项目。他赶紧问我是什么,我告诉他:性格和品质,而要把这两项考虑成熟,可非得浪费点时间不可。
  我顺手给他举了个例子。我有个学化学的同学,他找到一位同课目、同籍贯、身高体重什么的都中意的对象。见面后,双方彬彬有礼,在恋爱过程中,自然是甜甜蜜蜜。婚后他才发现夫人原来是火爆性子,一天他回到家中进午餐,饭是夫人做的。他坐下来尝了口汤,咂了咂舌头说:“今儿这汤咸了点儿吧?”哎呀,转瞬之间,那碗汤垮喳就扣在他头上了。
  在男女感情上,“品质”首先指的应是真诚。一对打得火热的情侣,只因为男方所预定的住房出了变故,女方立刻就变了卦,固然可以说是缺乏真诚;但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大风大浪中,而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岁月里,这种不测风云是随时可以光临的。我的熟人中间,至少有4位女同志在丈夫遇到风浪时,立刻就丢下亲生的娃娃,离了婚,另外找了响当当的人物。“立场鲜明”是幌子,“自我保存”是实质,这里不仅包含安危,也包含荣辱得失。当然,那时下去劳动锻炼倘若能像判徒刑那样说个期限,不少婚姻还是可以保全下来的。
  《暴风雨》一剧里,普洛士皮罗就先让那不勒斯王子弗丁南干了一堆苦活儿,来考验他的爱情是否真实。《威尼斯商人》中的女律师鲍细霞在胜讼之后,也用戒指考验了一下丈夫。看来莎翁在男女结合这个问题上,也是很重视坚贞的。有句西谚说:“甲板上的爱情以下一个港口为终点。”这是告诫人们说,在特定的孤寂生活中产生的“感情”很不可靠。我在一条法国邮船上确实就看到一个前往魁北克举行婚礼的新娘子,在航程中还玩弄着感情游戏。我真替她那位新郎捏把汗。另一方面,美满婚姻往往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拿着履历表有意识地去寻找,不一定会逢上知己;偶然遇上的,倒也有可能情投意合。
  30年代在一篇书评里,我曾不揣冒昧地为男女结合开过一个公式:主观的爱慕(感情的)60%客观的适合性(理智的)40%文中还有这么一段:“没有那不可言说的爱情,两颗心根本无法亲近;但若缺乏客观的适合,亲近后,爱情仍无从滋长。”接着,我讥笑了西洋过去盛行过的求婚制。“在一个明媚的春天,男的咕咚跪了下来,死命哀求,直到那位本来心软的女方点了头。然后,趁势把有预定意义的亮晃晃的戒指套在女方明文规定的手指上。讨来的爱情不比讨来的残汤剩饭可靠,因为爱情会飞——如果你管不住。”

  “无论是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女人,失足都是不能原谅的。因为,首先前来的冒险者可将他们打翻在地,并占有他们。”
                                 
——卡尔·马克思

(1)

  翌晨,戈培尔太太给希特勒送来了鲜花。那时,他在旅馆的房间内,凭窗眺望。他慢慢转过身来,“以庄重的姿态”接过花束。“这是第一束鲜花,你是第一个向我道贺的女人。”他喃喃地说——据她的说法。沉默片刻后,他好像继续在自言自语,“现在,人们应该明白我为何不当副总理了。很长时间,连我的党员都不了解我呀!”好一阵沉默后,她朝门边走去。“是的”,她听见他在轻轻地说,“我得独自呆些时候。”
  他把发生的事情看成是命运使然,是沿着早已划好的道路迈出的又一步。然而,那些赋予他权力的人们却认为,他不外乎是受他们作弄的对象。例如,巴本就曾对他圈子里的人吹嘘:“他是我们雇来的。”然后他又对爱吹毛求疵的朋友说:“你要什么?兴登堡信任我。用不了两个月,我们就能把希特勒远远挤进角落,让他去吱吱呀呀叫唤!”
  由巴本所代表的容克,认为他们已收买了一个独裁政权,但希特勒却无意当他们的傀儡。他立即着手为独裁奠定基础。首先,他将中央党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和要求一笔勾消。他说,因为与该党的谈判已经失败,新的选举便很必要了。接着,通过巴本,他说服了兴登堡将国会解散。
  最初的步骤有何意义,这很少有人明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的社论并未预见到革命性的变更。毕竟,在希特勒内阁中不过是多了两名纳粹分子罢了——戈林与弗兰克。“从内阁的组成看,希特勒先生不得不接受较大的限制”,当日的《法兰克福报》傲慢地说——48小时后它又评论道,“很明显,政府是围着休根堡转,不是围着总理转。”甚至连社会民主党人也不吃惊——人们广泛地相信,希特勒不可能在国会内取得三分之二的多数并从而改变魏玛宪法。
  《纽约时报》也抱类似观点:“内阁的组成并不为希特勒先生留有余地,他不能为其独裁野心欢欣鼓舞。”英国大使报告说:“总的看来,报界对希特勒出任总理一事,保持合情合理的冷静”,而“公众对这一消息反应冷漠”。
  正当这些观察家向世界保证希特勒无能时,他却在2月1日向选民发表的广播讲话中,在一连串鼓舞人心却又保守的词句后面,隐藏其革命意图。他明确宣布,他只想恢复过去的旧美德。对他之处置犹太人的计划,他闭口不谈。实际上,凡会伤害或吓住一般公民的东西,他都只字不提。
  在希特勒发表广播演说过程中,美国驻柏林的临时代办正与一个人共进晚餐,此人是曾协助希特勒上台的帝国银行的总裁赫加尔玛·沙希特,是有能力让人当国王的人物之一。
  他透露,他是希特勒朝里的金融和经济顾问;他向这位美国人保证,纳粹“并无实行他们著名的煽动性改革的企图”,所以,“所有大商家都对新政权表示同情。”
  最后一语虽属言过其实,但是,没有工业家和军方的支持,希特勒是当不上总理的。军官团的人多数同意卡尔·多尼茨(海军中正在起步青云者)的看法,即这不过是在希特勒和赤色分子之间所作的一种选择罢了。
  军方之所以支持希特勒,与工业家们一样,是有其自己的打算的。这希特勒也清楚。他对将军们的评价并不高。“我当总理前”,多年后他承认,“我认为总参谋部像一条猛犬,必须紧紧抓住它,因为它威胁着所有的人。”时至今日,他与将军们打交道的经历都是不愉快的。在慕尼黑时,洛索夫“出卖了”他;施莱彻尔则极力阻挠他当总理。现在,既然掌了权,他就得下决心与军方讲和,并利用他们为德国的振兴效力。
  在出任总理后的第4天晚上,他采取了第一个步骤:他应邀到冯·哈麦·施坦因将军家里进晚餐(将军曾公开蔑视纳粹)。这次晚宴是新任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安排的,目的在于将元首推荐给军方领导人。晚宴后,他起身发表讲话。在这些人物面前,开始时他有点拘谨。他谈到了国家正面临着的灾难性的经济问题。他的答案并不是扩大出口,因为全球均生产过剩,而德国先前的客户均已发展起了自己的市场。他的结论是,失业和经济衰退将继续下去,直到德国恢复了*?先前的世界地位时为止。
  室内,人们听得津津有味。这种解决办法是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希望的。希特勒继而说,和平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像癌一样在生长的民主”,必须铲除。德国要振兴,重新武装实为首;祖国一旦重新复兴,就“必须征服东部的土地,并无情地将它日耳曼化。”为了不因其为未来制订的蓝图而产生恐慌,希特勒向其听众保证,他们无需为其国内外政策操心。他不会动用军队去对付国内的骚乱;在今后几年内,军队应致力于“实现其主要目标,好好训练,在遭受侵略时保卫祖国”。关于冲锋队,他再次保证,只有军队“才允许携带武器,其建制不予改变”。
  海军元帅埃里希·雷德尔对希特勒的印良象好,认为其他在座者的感觉也相同。然而,瓦尔纳·冯·弗立契将军和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将军,却惧怕侵略一说,而里特·冯·李勃将军则认为,希特勒试图贿赂他们。“商人的货物要是好”,后来他讽刺说,“就无需像市侩那样大声兜售。”
  反应虽不一,希特勒却争取到了一批新的追随者。那些希望将新政府变为军事专政以作为恢复君主政体之第一步的人们,已准备批准国社党的改革;许多带恐惧心理的人们,出于对冯·兴登堡元帅的尊敬,也倾向于听之任之。
  希特勒动用了他曾鄙视过的、宪法所赋予的紧急权力,强行通过了一项法令(“目的在于保护德国人民”),对政治集会和报纸加以控制。无论是巴本还是其他阁僚,均未对希特勒的条文提出抗议。在此一致意见面前,兴登堡只好屈服,签署了这项法令。不久,另一道紧急法令也被通过了——用起自己的人选代替了普鲁士政权。人们虽有抗议,但希特勒的回答却又是合乎情理的——新任普鲁士总理巴本,定能拿住新任内政部长戈林——但,事实是,希特勒已完成了走向独裁的第二个步骤。
  德国出现了新贵。汉堡区总裁是新概念的产物,是中下层阶级中一夜之间便飞黄腾达的数以千计的人物之一。教师、律师和商人也成了领导人。如此众多家境清寒的人们在政治上飞黄腾达,先前是从未有过的,他们都是老纳粹战士,由于对希特勒和党忠心耿耿,现在可分到了红息。
  像希特勒那样,把自己看成是元首,为取得领导权充分作好准备的总理,在德国,也许未曾有过。对纳粹党,话却不能这样说了。是靠了他之磁性般的吸引力以及实现其权力和地位的梦想,党才得以维持的。不错,新贵们确曾按当地水准进行了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是由于保守派的自命不凡,自由派和左派的混乱使然。
  正当普通党员在笨拙地组织村镇城市和省的机构时,他们的元首却在建立对于被击败的对手的权威。在陌生人面前,他很谦虚,甚至有点儿狼狈。起初,许多人对此误认为是软弱。然而,过了不久,他便占了那些低估他的人们的上风。“在内阁会议上”,曾当过罗德兹研究学者的财政部长卢茨·施威灵·冯·克洛西格特公爵回忆说,“人们不能不承认并钦佩其品格。他能炉火纯青地左右所有的讨论:他的记忆绝对准确,能最确切地回答讨论中提出来的最遥远的问题;在讨论时专心致志;头脑清晰,能将最复杂的问题变为一个简单的——有时是太简单的公式;有能将冗长的辩论结果扼要地予以综合的技巧;以及从新的角度去考察某个众所周知的、经长期讨论而无结果的问题的聪明才智。”
  施威灵·冯·克洛西格特和其他政府官员从未碰到过如此强悍的人,他们会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不足为怪的。当月的《观察画报》刊登了一幅漫画,对他之在权贵中出人头地作了描述。他已不再是衣着不整,身披满是皱褶的军大衣、手持鞭子的人物了。他微笑着,显得信心百倍,身上穿着质地优良、剪裁合身的软大衣——他成了洋溢着信心的偶像。

(2)

  尽管个人取得了成功,在掌权6个星期后,褐色革命的命运依然是个问号。普鲁士政府被紧急解散,在其他州内引起了严重的关切。2月中旬,戈林对普鲁士警察进行了激烈的清洗,把他不信任的人全部清洗了出去。他下令其警察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取缔与冲锋队、党卫国和国防军有敌对情绪的任何事物。因为这些组织里有着对国家最具有建设性的人们……警察的职责是要协助做好任何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接着,他又发表文告,大意说,“对敌视国家的各种组织”,警察应果敢地采取行动,并可随时动用武器。如果“失职”,他们便会受到惩罚。这是在向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和他们的同情者公开宣战。
  与普鲁士一样,7个较小的州已在政治上就范,但较大的州——包括国家社会主义的发源地巴伐利亚在内——却拒绝向希特勒政府屈服。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又号召群众起来抗拒纳粹。2月21日,《红色战士联盟》又煽动“青年无产者”去解除党卫军和冲锋队的武装。“在未来的红军中,每个同志都是指挥官!这是我们向苏联红军战士所作的誓言。无论是机枪、手枪还是监狱,都破坏不了我们的斗争。我们是明天的主人!”几天后,共产党的官方喉舌《红色水手》公开号召采取暴力行动:“工人们,进入工事吧!朝着胜利前进!子弹上膛!拉开手榴弹的导火索!”
  这些革命的号召可能纯属口号,但戈林却认真加以对待——或行动。他于2月24日袭击了柏林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官方公告说,警察抄到了共产党的起义计划。2月26日晚,哈努森预言,这次革命,将爆发为战火。在有一些首都最有影响的人士参加的一次降神会上,他宣称他已看到了烟……有只老魔从火焰中飞*?……接着,柏林一座大楼便陷入火海。听众中,那些深知前一天确有3宗企图向政府大楼纵火的案件的人们,对这一说法必然印象特别深刻。
  纵火者是个24岁的荷兰人,名叫马里努斯·范·德·卢勃。他下定决心向国会大厦纵火。此人身强体壮,行动有点迟缓,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就是放火烧楼。早在4年前,由于厌恶共产党,他退了党,加入了“国际共产党”——这是个支离破碎的小组,反对莫斯科政策。他是一星期前来到柏林的。他当时的想法是,那里将会有重大事件发生。但是,在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示威游行后,他认为,德国革命只有在惊人事件的推动下才能发生。他希望,政府大楼的熊熊烈火将鼓舞麻木不仁的德国群众起来造反。
  3次纵火失败后,他未泄气,遂于星期一中午——2月27日——带上4包纵火物来到米勒大街的一家商店里,然后步行去国会大厦。他穿着破旧,裤子奇短,头带高帽,形象可怜。他在装饰华美、以玻璃做屋顶的大厦周围徘徊,发现从西面进入大厦最为安全——那里的门使用得最少。那天天气奇冷,寒风刺骨。为暖身,他在邮局呆了半小时,然后又步行了若干时候,于晚9时许回到国会大厦。西面的通道已无一行人。片刻后,他便攀墙而上,爬到了2楼阳台。
  晚9时30分,有个神学院学生回家经过当地,忽听见国会大厦内有打碎玻璃的响声,接着便见一黑影,手中打着火把。他于是便跑去报警,在大厦的西北角碰见一个下士警察。这个下士发现了被打碎的窗户,还看见窗后有火光,但他只是惊愕地注视着,几分钟后,才找消防队。10时许,第一队消防车才赶到。此时,会议室已烈火熊熊。
  汉夫施坦格尔在柏林的寓所,刚好在国会大厦对面。其时,他正生病卧床。是守楼人的尖声喊叫把他吵醒的。他往窗外一望,看见了火光,便连忙往戈培尔家挂电话——在那里,晚宴正酣。戈培尔听到这一消息后还以为是开玩笑。“你要是那样想,那就请亲自前来看看”,汉夫施坦格尔反驳完便把电话挂了。片刻后,电话响了——是戈培尔打来的。“我刚跟元首说了,他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别再开玩笑了。”从声音听来,戈培尔似乎不信,且很烦恼。这便把汉夫施坦格尔惹火了。他说,大厦已烈火熊熊,消防车也来了。说完,他便上了床,“养”他的病去了。
  希特勒望见提埃加登上空一起通红,便喊道:“是共产党干的!”喊完,他便与戈培尔一起奔赴失火现场去了。到现场后,他们在仍冒火的大厦内找到了戈林。他的棕色帽子高高翘起,身穿驼毛大衣,看上去像个庞然大物。他是第一批赶到失火现场的人之一,他的第一道命令是*?具特色的:“抢救壁毯!”他对希特勒说,这是共产党干的,“着火前20分钟光景,一批共产党的代表还在国会内。我们扣押了一个纵火者。”戈培尔连忙问:“是谁?”戈林得意地说:“我们还不知道,但能从他口中掏出来,别操心,博士。
  “其它公共大楼没事吧?”希特勒问。
  “我全都作了防范。全部警察我都动员了。每座楼房都安排了特别哨。我们准备对付任何不测。”
  众人踏着水潭和焦墟,沿着烧坏的地段巡视了一周,然后走进一个浓烟刺鼻的大厅。有个警察举枪警告希特勒说,大烛台随时可能塌下。希特勒总理连忙去找前来采访这次火灾的塞尔顿·德尔默。“让上帝保佑这是共产党干的勾当”,他说——对这位记者而言,这是个信号,说明他还不敢肯定这是共产党干的,他只希望如此。“德尔默先生,你现在看到的,是德国一个伟大历史时期的开端。这场大火是个开端。”他踩上了一条水管,既未失去平衡,也未中断谈话,“如果共产党控制了欧洲,6个月后——我在说什么呀!两个月!——全大陆都会像这座大楼一样陷入火海。”
  他们走上楼梯,上了另一层楼,巴本迎面前来。他原在赫仑俱乐部设宴招待兴登堡的,听到出事后匆忙赶来。他身穿灰色粗呢大衣,头戴黑色汉堡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是上帝赐予的信号呀,副总理先生!”希特勒喊道:“如果这场火是共产党放的,我相信是的!那末,我们便必须用铁拳将这条害人虫砸烂!”看到戈林已抢救了壁毯,巴本松了一口气。希特勒请他前往戈林办公室议事,以决定采取何种措施,巴本客气地、坚决地予以拒绝。他说,他得首先向兴登堡汇报。
  这场火灾似乎把希特勒给迷住了。抵达国会总裁的办公室后,他倚着石栏,俯瞰着这场浩劫,似乎被烈火吸引住了。此时,内阁各部长、官员及其他要员(包括柏林市长,奥威王子,警察局长和英国大使)都陆续前来。负责进行初步调查的人走了进来。普鲁士内政部政警主任鲁道夫·狄尔斯向元首和戈林报告说,纵火者是个荷兰人,名叫范·德·卢勃,已在国会大厦内找到——他光着半身。一个审问者愤然地喊道:“你为什么这样做?”这个激进青年回答道:“为了抗议。”
  戈林一边喊口号、一边发号施令。“这是共产党起义的开端。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希特勒打断了他的话:“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谁敢阻挡我们就把他打倒!”由于激动,他涨红了脸,“德国人民长起来太软弱了。当官的共产党个个都得枪毙。当代表的共产党今晚通通得吊死。共产党的朋友要全部关起来。这也适用于社会民主党和Reichsba-ner(国家害虫)!”
  狄尔斯告诉元首,纵火者矢口否认自己与共产党有任何联系,说国会内的火是他一人放的。狄尔斯补充说,他的供词听来可信,纵火者仅是一个疯子无疑。
  “这个阴谋很狡猾,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希特勒冷冷地说。接着他又蛮不讲理地进行谩骂:“唯一可能的是,他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也没把德国人民放在眼里。他们躲在他们的老鼠洞里,听不见群众的欢呼声。现在他们倒想爬出来了!”狄尔斯说,认为共产党就要起义的想法是荒谬可笑的。数不清的共产党叛逆者曾对他说过,起义不过是纸上谈兵。但希特勒就是不听。他再次勃然大怒,又是谩骂“这些猪猡”,又是高喊他不需要任何证据就可相信,共产党“用在德国的守护神身上纵火的拙劣技俩,作为他们声嘶力竭地宣布要搞的群众行动的信号。”
  暴风雨般的会议于晚上11时结束。接着又在普鲁士内务部长家开了另一个会议,研究了保安措施。之后,希特勒便出发前往《人民观察家报》设在当地的办公室,看看他们是如何报道这次大火的。“等了整整半个钟头才让我进去。有几个编辑坐在里边。某个助理编辑终于出来了。他好像困得很。”希特勒立刻把戈培尔找来。为了准备下一起的稿子,两人干到拂晓。他们准备指责赤色分子阴谋趁“众人惊慌失措”之机,夺取政权。
  与此同时,戈林也在对为普鲁士之官方报纸写报道的人大发雷霆。草稿只有20行,只提到一个纵火者。戈林草草地看上一眼便喊道:“全是胡说八道!作为警事报告,这也许是不错的,但它不是我心目中的公报,一点也不是!”他抓起一支蓝铅笔,把100磅引火材料改成1000磅。作者反驳说,一个人是扛不动这么重的。戈林反唇相讥道:“没有不可能的。为什么要说只有一个人?有10个甚至20个人呢!你难道不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吗?这是共产党起义的信号!”戈林重写了公报,指出范·德·卢勃的同谋是国会议员里的两个共产党。原作者要求他签字,因为这不是一份正式报告而是一份政治文件。“只有你正式签字”,他说,“由我交给新闻社,他们才肯接受。”戈林勉强在上面画了个大写G.(”戈林”之第一个字母——译注)。此时,所有警方电台都在呼叫,要抓国会里的共产党议员,以及省议会和市议会里的共产党议员。对共产党官员也要捉拿,所有赤色报纸一律封闭。
  在那晚事件的刺激下,希特勒的胆子大了,竟把自己最后发的禁令全部抛到九霄云外。次日快到中午时,他公开投身军权的斗争。在内阁会议开始前,希特勒总理依各内阁部长的级别高低次序,一一向他们致意(这是开会前的传统规矩)。之后,他便以独断专横的方式主持会议。他说,目前的危机迫使我们“要毫不留情地”与共产党“算帐”,“且不要依靠法律”。所以,他便建议,通过一项保护国家使之不遭“红”害的紧急法令,但必须使它听来纯属防御性质的,且不能太惹人注目。它只能轻描淡写地提一提,“这是个特殊措施,目的在于保护德国人民的文献资料。”然而,弗兰克将草稿宣读后,人们明显地发现这道法令已将一个民主社会所能给予人们的权利大部分取消了。首先,它取消了魏玛宪法所赋予的公民自由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家庭的神圣不可侵犯,通信和电话谈话秘密,集会结社自由,以及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等等。接着,它又授权帝国内政部长可暂时控制那些无力维持秩序的州政府。没有一个部长反对剥夺公民权;唯有巴本提出,干预各州的事务,将会种下深仇大恨,尤其是在巴伐利亚州。巴本的异议也是一瞬即逝。他同样只作了一点小小修改——有名无实的修改。当晚,希特勒与他一同晋见兴登堡。元首辩解说,为了镇压红色革命,这道法令是有必要制定的。巴本和梅斯纳未发表意见,总统于是便签字画押,没说什么。
  于是,《国家紧急法》便代替了保守派所梦寐以求的军事措施,由内阁掌握在军事专政情形下一般只授给总司令的权力。表面上,这些权力并不可怕,因为内阁里占压倒优势的并不是国社党。法令是通过了,但时间之仓促以及感情之强烈,竟使人们谁也搞不清取消公民权,而不是像先前的总理一样减少公民权的主意究竟是谁出的。这也许不是立志要取得独裁政权的希特勒之卑鄙阴谋,而是历史的偶然性吧。很明显,这次大火已使希特勒到了歇斯底里的边沿,而他也确实害怕共产革命。肯定的,希特勒的古怪行为,以及戈林和其他接近他的人的行为,并不是明智的阴谋家的有计划的行动。希特勒的反应,更多的是对其任务之信仰,而不是惊慌。就其而言,这次大火证明了他多年来对赤色分子和犹太人的说法之正确。
  尔后所采取的旨在镇压一次不存在的叛乱的紧急措施,结果却成了希特勒取得一切权力的道路上的一次跃进。一车又一车的冲锋队和党卫军匆忙宣誓,成了警察的辅助力量,协助他们维护紧急法令的实施。他们突如起来,冲进早已掌握的共产党的房间和酒馆,一车车地将他们投进监狱或地下审问室。被正规警察拘留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就有3000多。飞机场,码头等地受到严格监视;火车则在边界上遭到搜查。
  戈林可说是出尽了风头。次日,他以普鲁士内政部长的名义发表广播讲话,指责共产党的“罪恶阴谋”。他指责说,许多人计划穿上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服装,去进行破坏国家统一的罪恶勾当和恐怖行动。他预言,国会大厦之被焚,不外乎是未来许多大火之先声,目的在于转移警察的注意力,使人民任凭革命者摆布。不过,他得出结论说,全国用不着惊慌。”我可以对共产党说,我的精神并未垮台。我觉得自己完全有力量去粉碎他们的罪恶计划!”
  他的解释在德国虽被广泛地接受,但国外人士却不那样容易受骗。“共产党与大火有牵连的说法是愚蠢的”,伦敦的《新闻记事报》写道。“在外交界和新闻界,一般人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们越来越感到,国会大厦是纳粹自己焚毁的,作为镇压共产党的借口。”
  次日,3月2日,塞夫顿·德尔默拜访希特勒,以求得答案。希特勒大骂外国人,说他们理应为他反对共同敌人共产党之壮举表示感激,而不应指东道西。德尔默后来插话,说大规模的逮捕使人们产生恐惧,说希特勒计划对*?敌人进行血腥的报复。“我不需要圣·巴托罗谬之夜。”(*巴托罗缪为耶稣之十二门徒之一。1572年8月24日晚,法国巴黎之新教徒被大批杀害。此次屠杀一般被称为“巴托罗缪大屠杀”——译注。)希特勒反驳说,“现已建起了法庭,国敌可由法庭进行审判,法庭可将一切阴谋解决。”德尔默说,据他的理解,希特勒是要用合法手段屠杀他的宿敌;他问,公民权是否永远取消?
  “不”,希特勒说,“共产党威胁被铲除后,一切都将恢复正常。我们的法律太温和了,我不能迅速地、有效地对付布尔什维克的地狱。就本人而言,我倒希望正常秩序能尽快恢复。然而,我们得首先铲除共产主义。”
  在全欧,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人们越来越相信,国会纵火案系纳粹所为。有消息透露,戈林的大楼与国会大厦有地道相通。这使人们大吃一惊,并加强了人们的上述看法。于是,国外呼声四起。然而,这一轩然大波却加速了希特勒对范·德·卢勃及其共产党嫌疑犯的审判——虽然警方曾提出客观报告说,“此案无疑系卢勃一人所为。”这一决定是愚蠢的,因为,希特勒原以为审判可速战速决并迅速澄清是非,但实际上审判却拖延了数月。这便为他的国内外敌人提供了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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