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500篇,陆军的爆炸计划

沈晓云
  冰心说道:“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却不是悲凉。”
  这爱情,这友情,再加上一份亲情,便一定可以使你的生命之树翠绿茂盛,无论是阳光下,这是风雨里,都可以闪耀出一种读之即在的光荣了。
  亲情是一种深度,友情是一种广度,而爱情则是一种纯度。
  亲情是一种没有条件、不求回报的阳光沐浴;友情是一种浩荡宏大、可以随时安然栖息的理解堤岸;而爱情则是一种神秘无边、可以使歌至到忘情泪至潇洒的心灵照耀。
  “人生一世,亲情、友情、爱情三者缺一,已为遗憾;三者缺二,实为可怜;三者皆缺,活而如亡!”(刘心武语)体验了亲情的深度,领略了友情的广度,拥有了爱情的纯度,这样的人生,才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人生。

杏林子
  朋友即将远行。
  暮春时节,又邀了几位朋友在家小聚。虽然都是极熟的朋友,却是终年难得一见,偶尔电话里相遇,也无非是几句寻常话。一锅小米稀饭,一碟大头菜,一盘自家酿制的泡菜,一只巷口买回的烤鸭,简简单单,不像请客,倒像家人团聚。
  其实,友情也好,爱情也好,久而久之都会转化成亲情。
  说也奇怪,和新朋友会谈文学、谈哲学、谈人生道理等等,和老朋友却只话家常,柴米油盐,细细碎碎,种种锁事。很多时候,心灵的契合已经不需要太多的言语来表达。
  朋友新烫了个头,不敢回家见母亲,恐怕惊骇了老人家,却欢喜地来见我们,老朋友颇能以一种趣味性的眼光欣赏这个改变。
  年少的时候,我们差不多都在为别人而活,为苦口婆心的父母活,为循循善诱的师长活,为许多观念、许多传统的约束力而活。年岁逐增,渐渐挣脱外在的限制与束缚,开始懂得为自己活,照自己的方式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不在乎别人的批评意见,不在乎别人的诋毁流言,只在乎那一分随心所欲的舒坦自然。偶尔,也能够纵容自己放浪一下,并且有种恶作剧的窃喜。
  也越来越觉得,人生一世,无非是尽心。对自己尽心,对所爱的人尽心,对生活的这块土地尽心。既然尽心了,便无所谓得失,无所谓成败荣辱。很多事情便舍得下,放得开,包括人事的是非恩怨,金钱与感情的纠葛。懂得舍,懂得放,自然春风和煦,月明风清。
  就让生命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吧。犹如窗前的乌柏,自生自落之间,自有一分圆融丰满的喜悦。春雨轻轻落着,没有诗,没有酒,有的只是一分相知相属的自在自得。
  夜色在笑语中渐渐沉落,朋友起身告辞,没有挽留,没有送别,甚至也没有问归期。
  己经过了大喜大悲的岁月,已经过了伤感流泪的年华,知道了聚散原来是这样的自然和顺理成章,懂得这点,便懂得珍惜每一次相聚的温馨,离别便也欢喜。

1943.11—1944.7.21

(1)

  在啤酒馆起义20周年纪念前夕,约德尔将军坦率地将德国的战略地位透露给了100名左右的帝国长官和地方长官。
  在慕尼黑举行的一次绝密会议上,他谈到了德军在俄国遭到的惨败,谈到了为何未能将西班牙拉入战争,因而也未能夺取直布罗陀的原因(就是那位“耶稣会外长塞拉诺·苏涅尔在作怪”)以及“历史上最大的叛卖”——意大利人的叛卖。
  约德尔即兴谈到了未来。他承认,西方具有空中优势,如在德国大规模着陆,按目前德国的防御力量,德军是无法加以阻挡的。这种讲法,使听众大吃一惊。他的结论是,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每个能杠枪的德国人都动员起来。他说,从东方抽调兵力和给养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那里事情“正在变得暖和起来”。为了解决西线人力不足的困难,他们必须找到新的方法。“我认为,用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决心,在丹麦、荷兰、法国和比利时,强迫成千上万游手好闲的人们去修筑工事——这比任何工作都重要——的时候已经到了。关于这项工作的命令已经发出。”
  他描述的目前形势,可以说是一幅阴郁的图画。在结束时,他承认,“国内所受的最大的压力”是西方的恐怖空袭,以及由于敌人在大西洋享有空中优势的缘故,用潜艇进行报复的机会已大为减少。与此同时,他说,对最后胜利应坚定信心。原因有几个:他们幸运地有一位领袖,他“不但是在政治上而且也是在军事上如何进行战争的灵魂”,只有他的意志力,“才使德国的全体武装力量,在战略上、组织上和武器上”得以活动起来。“同样地,如此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上的统一指挥,也是由他体现的,体现的方式也是自腓特烈大帝以来人们未曾见过的。”末了,他所用的夸张堪称无愧于希特勒。
  在未来的黑暗中隐藏着什么,这谁也无从预言;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德国永不停止为欧洲大陆的文化和自由而斗争。
  “在美国犹太人鞭子下或苏维埃政委统治下的欧洲是无法想象的。”
  政客们高声欢呼。约德尔的讲话可说是公正和希望相结合的力作。两天后,希特勒作了一次纯粹是为鼓舞人心的表演。演讲是在罗文布劳饭店作的;他所表现出来的炽烈信心,不但令现场听讲者,还使收音机前的听众都大受鼓舞。
  几星期后,由于政治和军事形势的恶化,这些旨在鼓舞党心和民心的表演都有些黯然失色。匈牙利人怀着嫉妒的心情看待意大利人的背弃;罗马尼亚人则因18个师在顿河和伏尔加河被消灭而痛苦万分。在过去12个月中,德国陆军本身的死伤人数也高达168.6万余人。由于兵源缺乏,缺员无法补充,原来免征家中最小的儿子或独生子服役的征兵法也暂停执行,连50岁的老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也被认为适合服役。
  东线可能再次出现灾难性的冬天的情景,使“狼穴”里的气氛变得阴郁不堪。元首对节日视而不见,完全不予理睬。
  没有圣诞树,也没有一支蜡烛去庆祝这个和平与爱的节日。1944年1月26日,他把数百名海陆军将领召至拉斯登堡。在解释了此次战争的意识形态的基础后,他明确宣布,他的将领必须对国家社会主义采取毫不动摇的立场,必须从内心信念里支持国家社会主义的各项原则。说这些话时,他很平静,又把话说得一本正经,所以,当他异常真诚地讲出下面的一番话时,听众完全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我们各位将领”,他说,“在这场生死存亡的战斗中,如果上苍果真不让我们取胜,如果全能的上帝的旨意是要德国人民在浩劫中结束这场战争,那末,你们作为我的三军将领,就应该举起战刀,团结在我的周围,为德国的荣誉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我说。各位,只能如此,别无选择!”
  室内出现一片死寂。人人都似乎屏住了呼吸。沉默终于被一位坐在第一排的军官打破了——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污辱。冯·曼斯坦因陆军元帅用讽刺的语调说:“我的元首,会是这样子的!”希特勒在等待着,以为他的三军将领会肃然起立,齐声高呼这句话的——即使这句话是用讽刺的方式说出的。但是,继之而来的是另一次沉默,可怕的沉默。没有一点声响,也没有一点动静。站在台上的希特勒,脸色一下子惨白了。他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搜索着全室,最终落在坐在第一排的曼斯坦因身上。“元帅”,他粗暴地说,“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你在回答中含蓄地表达的忠诚。”室内又出现了长时间的、令人难堪的肃静。最后,他说,对陆军里的反希特勒运动的情况,以及众多军官所持的强硬的否定态度,他都了如指掌。他有确凿证据证明,有些先生们拒绝执行元首的某些命令。是呀,被苏军俘虏的某些军官搞的“自由德国”运动的情况,他是一清二楚的!
  这些即席作的指责打乱了他的注意力,使他再无法按计划做完演讲。他突然宣布散会,昂首离开会场。片刻后,曼斯坦因奉命立即前往元首的书房。希特勒瞪着眼睛盯着他。“元帅”,他说,“我不准你再打断我的演讲。你向下级讲话时,若有人打断你,你会怎么样?”
  在那些凄凉乏味的冬日里。希特勒生活中有一项乐趣,就是新来的厨子给他做的可口的饭菜。玛莲娜·冯·艾克斯纳不但是维也纳人,而且年轻动人。他很愿意与她在一起,常聊起奥地利和她的家——在国社党处于非法时期,她的家曾支持过国家社会主义。她唯一不满的是,希特勒的食谱很有限。她私下对特劳德尔·容格抱怨说,光靠喝素汤,吃胡萝卜、土豆和煮得半生不熟的鸡蛋过活,这日子多么单调!她怕希特勒会吃烦她做的饭菜,将她打发走——而她已爱上了一个党卫军青年副官。她之注定要走还有一层理由。因为提拔受到冯·艾克斯纳小姐阻挠的鲍曼,发现她母亲的家族中有犹太血统,便进行报复,紧追硬逼,弄得原想将此事压下的希特勒只好将她解雇。但他多给了她半年的薪金,还将艾克斯纳一家封为名誉雅利安人。
  为防俄机空袭,“狼穴”需进行加固,希特勒遂于2月下旬回到上萨尔茨堡。然而,在贝格霍夫的生活却并不愉快些。
  “强打起的欢颜,轻松的谈话以及各式客人的来访”,特劳德尔·容格回忆说,“却掩饰不了我们感觉到的内心的不平静。”
  爱娃未见她的情夫已颇有些时日了;他的容颜令她大吃一惊。“他已变得这样苍老和忧郁”,她私下对容格说,“你知道是什么使他烦恼吗?”
  这个秘书被问得很狼狈。“对元首你比我了解得多。元首未讲的你也一定猜得出来。”她说,军事形势就够使他深为忧虑的了。当天晚些时候在喝茶时,爱娃骂他老,腰直不起来。
  希特勒借机将它变成笑话:“这是因为我口袋里的钥匙太多的缘故。另外,我还背着一满包的麻烦。”他滑稽地笑了。“现在,你我可更好地相处了。你总穿高跟鞋,身子高了些,所以,如果我稍为弯弯腰,我们便很和谐了。”
  2月底,一个不速之客突然来到贝克霍夫。来客是汉娜·莱契,是个飞行员和滑翔机驾驶员,来访的目的是要告诉元首如何赢得战争。她说,新型的V—1火箭太不准确了。解决的办法是:火箭必须有人驾驶;她自告奋能,愿第一个去驾驶火箭。希特勒当场予以拒绝。他说,要德国人民接受这样一个自杀主意,在心理上,这还不是时候,他将话题转向喷气式飞机——他的秘密武器之一。汉娜知道,喷气推进技术仍处在初期发展阶段。所以,不待希特勒把话说完,她便插嘴道:“我的元首,你谈的还是胚胎中的孩子呀。”她说,关于喷气机情况,他的消息太不灵通了。她再次提到让飞行员自杀的问题。奇怪的是,他竟怒冲冲地答应开始就此进行试验——条件是,在开发阶段他不受干扰。
  上萨尔茨堡的大雪不停,使元首与外界隔绝,但这似乎使元首的精神好了些。午餐时,他讥笑了他在维也纳作的、现在售价昂贵的那些彩画。他说,这些都是业余之作,人家出200马克,这已是疯狂之举了。“我当时并不真是想当画家”,他承认,“是为了生活和学习我才画的。”这些画他早已处理掉了,但他还保存着建筑设计草图——“是我最宝贵的东西,是我的脑力财富,我永远舍不得丢掉。不要忘记,我现在的许多想法,我的建筑计划,都可追溯到我日以继夜地工作的那些年头。”
  贝格霍夫的生活似乎重新给了他信心。3月,戈培尔来到贝格霍夫,对美机首次白天轰炸德国表示忧虑。元首不得不用未来的希望去为他打气。然而,到了次日,神经紧张的却是他本人了。在3月17日于邻近的“克莱施海姆城堡”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对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海军上将大发脾气,指责匈牙利在计划搞意大利式的叛卖。守候在外边的施密特,看见年迈的霍尔蒂满脸通红地急急出来,已是大吃一惊,不料后边还跟着个希特勒——他又生气又难堪,还高声叫霍尔蒂回来!
  受到侵犯的霍尔蒂连忙把专列叫来,但列车还未开动,里宾特洛甫便搞了一次假空袭。这次假空袭搞得很像,连城垒上空都放了烟幕弹。这样,这位摄政王便作了俘虏。待他冷静下来后,里宾特洛甫告诉他可以走了,但要他读一份联合公报——公报称,经双方同意,德军可开进匈牙利,但已作出了安排。“你还可加上这句话”,海军上将抗议说,“说是我乞求希特勒让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军队去占领匈牙利的!事实上,这是他的另一个威胁!”这句话被删了去。待霍尔蒂抵达布达佩斯时,他发现,他的国家已被德军占领,兵力达11个师!
  这使希特勒在精神上获得了一个小小的安慰,但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这却是个大错误,因为他不得不将兵力从东西两线调走,而种种迹象表明,西线即将遭到入侵;东线呢,据情报专家格伦报告说,敌人即将在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反攻,这次反攻“对欧洲其余战场将产生深远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反响”。格伦说,他重新获得主动权的唯一希望是作大胆的战略撤退。元首拒绝了这一建议,顽固地执行其“在占领区寸土不让”的政策。
  他这个决定也许是受了恶化的健康的影响。爱娃及其他人都注意到,他若站立过久,双膝便会发抖;左手抖动,尤其连茶盘里的杯子都会咯咯作响。5月初,他的胃痉挛病复发,使他痛苦难熬。莫雷尔医生曾建议他接受轻微的按摩和进行长距离散步,但他置之不理,只同意服用卡的唑和注射另外两种抗疲劳药物(格鲁卡德和特斯托维隆)。莫雷尔还劝他早点睡觉,但他说做不到。直到最后一架英国轰炸机离开帝国后,他才能入睡。
  那年春天,敌机狂轰滥炸巴伐利亚。尖声怪叫的警报声几乎天天不断;希特勒不得不走下65级的楼梯,躲进贝格霍夫地下的防空洞。但并没有炸弹掉在上萨尔茨堡——这些飞机径直飞往维也纳、匈牙利或其他人口稠密的地区。碰到晴朗的天气,人们可以看到慕尼黑大火的红光。爱娃哀求允许她乘车前往慕尼黑,看看坐落在华塞布格大街的房子是否安全。元首开始不允,但她坚持要去,他只好答应。她回来后,大受震惊,希特勒也立誓为她报仇。“英国将会一片惊慌!”他保证说。接着他便把火箭一事告诉了她。“这件武器产生的效果。是谁的神经都受不了的。对那些正在屠杀妇女和儿童,正在毁灭日耳曼文化的野蛮人,我一定要以牙还牙!”
  由于空袭警报响得过于频繁,贝格霍夫的某些客人开始对它不予理睬了。一天清早,特劳德尔忽地从床上爬起,到防空洞后,却不见一人。她转身回去看个究竟,发现希特勒站在门口,像是蛇尾三头的冥府守门犬,焦急地瞧着天空。他用手指点她,进行忠告:“别大意呀,小妮子。快回地堡去,警报还未解除。”她未告诉他其他客人仍未起床,乖乖地顺着长长的楼梯走了下去。午餐时,希特勒又对不钻防空洞的愚蠢性发了一通议论。“与我一同工作的人,有些人是无法替补的,他们有义务到防空洞里去”,他斥责说,“让自己蹲在有挨炸弹的危险的地方,以证明自己如何勇敢,这完全是愚蠢的做法。”
  然而,他自己却置身于险境——他拒绝运动、休息或按摩,只越来越依赖药物。除服其它药物和打别的针剂外,他还服用一种心肝精,以及每天4片多种维生素片。他的健康似乎已无关紧要了;他让自己活着,是为了完成他的人生任务。不过,他却也抛掉了沮丧情绪,重新向众人宣扬他的希望。一天,他向贴身人员保证,整个局势会得到改变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终将明白,他们的利益与他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息息相关。事实如此!
  盟军用联合集中的战略轰炸作为回答。到5月上旬,由于美机对中部和东部的油厂白天进行轰炸,希特勒的整个军备计划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日产汽油从5850公吨猛降至4820公吨。“敌人猛击了我们最薄弱的环节”,艾伯特·施佩尔向希特勒汇报说,“如果他们这样坚持下去,我们很快便不会有什么油了。我们的唯一希望是,敌方的空军总参谋部也像我们的一样疏忽大意!”
  凯特尔连忙抗议,说燃料的储量仍很大。希特勒却更加现实,几天后便召开会议,讨论燃料问题。四位工业家取得了一致意见,认为如敌空袭继续这样进行下去,局势是毫无希望的(在前一年秋天类似的一次会议上,工业家保罗·普赖格声称,国内已无足够的煤和焦炭去扩大钢铁生产了。“使我非常惊奇的是”,一个证人回忆说,“在交谈过程中,希特勒干巴巴地说,如不能生产更多的煤和钢,战争便失败了。”),起初,希特勒只以平常惯用的道理作答,说再困难的危机都渡过了——凯特尔与戈林两人同时点头——但是,当这些工业界人士用资料和相对数字证明他们的结论时,希特勒立刻作了个大转弯。施佩尔觉得,元首似乎急于想“听到不愉快的真情”;他希望元首最终能明白,这是德国经济崩溃的开始。

(2)

  在战争初期德国人用得心应手的运动战,现在却反过来于他们不利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长时间的相持使德国的宣传机器得以成功地一直争辩到最后,说战争是可以打赢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目前的军事现实中,这种说法便行不通了。德军再无可能发动另一次夏季攻势。去年在库尔斯克吃的败仗,使一切希望都化为乌有:现在的问题仅仅是,在势如潮涌的红军面前,德军还能支撑多久?在过去三年中,俄国的人力损失虽然惨重,参战的部队仍有300个师500多万人,与之匹敌的德军只有200个编制不足的师计200万人。最令德国吃惊和痛苦的倒不是红军后备兵力惊人的充足,而是它的顽强的战斗精神。在斯大林格勒被围期间,希特勒曾吹毛求疵地解释说,保罗斯元帅之所以未能攻克该城,是因为俄国人打起仗来像“沼泽里的野兽”一样。不管叫什么名堂,这些东方“非人”所表现出来的精力和勇敢精神,是条顿民族所望尘莫及的。希特勒的东方政治的根基如何,这自不必说了。1944年,他连象征性的胜利都未想过。事实上,他关心的是西方的入侵。“它不但决定本年的胜负,而且还决定整个战争。”6月初,他对军事顾问们说——说话时他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如果能将西方的入侵打退,那末,这种行动便不能也不会在短期内再次发生。也说是说,我们便可将后备力量调至意大利和东方使用。”到那时,东方战场便至少可以得到稳定。但是,如果不能击退西方入侵者,这便意味着最后失败。“在西方不能采取对峙战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若后退一步,都意味着在法国境内将战线拉宽。由于没有战略后备兵力,要沿这条战线部署足够的兵力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得出结论说,“敌军一开始入侵便必须将他们打败。”但他并未将他私下里对豪辛格将军讲的话也说出来:“如入侵成功,我就必须用政治办法结束战争。”
  希特勒把打败西方的任务交给了隆美尔。由于北非的丢失(不是因为他的过错所致),隆美尔已蒙受过一次灾难,他认为,阻止入侵的最好地段莫过于海滩,因为这是敌之最薄弱者。“这些军队未站稳脚跟,甚至有可能晕船,”他辩解说。
  “他们不熟悉地形,能启用的重武器也不够。这是打败他们最好的时刻。”他的年迈的上司、西线的总司令格德·冯·伦斯德将军,看法却刚好相反。决战必须在远离海岸的后方打。所以,所有的装甲部队和战术后备兵力必须放在法国,以便包围进犯之敌并将他他消灭。希特勒用妥协的办法解决了争论,但双方对此都不高兴。他把隆美尔的装甲部队全部调来,但部署的地方却比伦斯德要求的离海岸近得多。
  6月4日上午,隆美尔乘小车前往德国。他此行表面上是为庆祝夫人的生日(6月6日),主要目的却是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以说服希特勒再调两个装甲师和一个炮兵旅至诺曼底。“最迫切的问题”,他在日记中写道,“是用交谈的办法把元首争取过来。”作一短暂的休假,此其时也由于巴黎的空军气象站刚预报有暴风雨,预计两星期内不会发生入侵。
  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盟军总司令德怀特·艾林豪威尔将军,也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以“霸王战役”为代号的入侵原定于次日举行,由于天气不好,他又有意将这次伟大的冒险至少推迟24小时。那天大部分时间,他都呆在拖车房里——位于朴茨茅斯附近的一座林子旁——反复衡量得失: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冒险进攻呢,还是等到7月?20多万士兵业已听过了关于此次战役的命令,若待至7月,秘密肯定会泄露出去。当晚,新的天气预报传来了:天气较好,6日则恶化。艾林豪威尔征求各位司令官的意见。空军元帅阿瑟·特德爵士认为,云层可能会阻碍其计划的实现;蒙哥马利的回答是:“我说,行。”艾林豪威尔作了裁决:6月6日,盟军进攻诺曼底海滩。
  英国双重夏令时间(比格林威治时间早2小时——译注)6月6日的0点6分,空降开始,一个18岁名叫慕菲的伞兵跳进了圣梅尔埃格利斯一所女子中学校长的花园里。这就是D—日的开始。1小时后,含混不清而又相互矛盾的报告便如潮水般涌进德国第七军的各指挥部。德国时间凌晨3时,伦斯德通知最高统帅部(其时设在上萨尔茨堡)说,敌伞兵和滑翔机在诺曼底大规模着陆。3小时后,伦斯德的参谋长通知瓦尔利蒙说,这极可能便是入侵的开始。他敦促将最高统帅部保留的4个后备装甲师立即开赴登陆地区附近。
  然而,约德尔却肯定,这不过是个声东击西的牵制战罢了。在此之前,他曾上过盟军伏号为“警卫员”的秘密战役的当:一个伪战争计划,巧妙地泄露给了最高统帅部。该计划表明,登陆地点选在更北的地方,在加莱附近,即海峡的最狭窄处。因此,约德尔便拒不叫希特勒起身议事。
  此举令伦斯德的指挥部愕然。据作战部长说,这个年迈的陆军元帅“怒不可遏,满面通红,连说话人家都听不懂了”。要是换一名司令官,可能会直接给希特勒拨电话,但伦斯德是个老贵族,公开称元首为“那个波希米亚下士”。他是不会低三下四地去求他的。他把请求一事留给下级去做——他们缠住统帅部不放,企图叫约德尔回心转意,将元首叫醒。
  直到上午9时,元首才终于被叫醒。这实际上已比平常叫早了些,因为他要接见提索、霍尔蒂和安东奈斯库——即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三国的独裁者(接见地点在克莱斯海姆堡)。希特勒穿着睡衣从卧室出来,平静地听着有关最新消息的报告,然后便叫人把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人找来。两人来到后,希特勒却不那么镇静了。“嗯,是,还是不是入侵?”
  他喊了起来。喊完,他扭头便走。过了一会儿,他的气又突然消了。他亲热地拍拍人家的肩背,好像终于与西方交手一事给他带来了活力。“现在,我们可以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了!”他喊着,还拍了一下大腿。在乘车前往克莱斯海姆的1小时途中,他的情绪很高。”我可以挡住俄国人,要多久就多久”,他对同伴们说。接着他又吹嘘,他将会把盎格鲁——撒克逊人消灭在“大西洋墙”前。
  发生在西线的事件成了午间形势分析会议的全部话题(会议结束后,他便会见那三个独裁者去了)。希特勒进入会议室时,他的军事顾问们正焦急地围着看地图和各种图表。见元首进来,他们连忙紧张而惊恐地转过身去。使他们惊异的是,元首满面春风,迈着信心百倍的步伐,走了进来。他带着浓厚的奥地利口音说:“是呀,我们出发了!”说完,他便轻松地笑了起来。他对大家说,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与真正的敌人迎面相对了!”
  在柏林,在一名下级官员的授命下,德意志通讯社宣布,入侵已经开始了。显然,戈培尔对此事并不十分相信。根据新闻发布官威乐弗莱德·冯·欧文的日记,那天最重要的安排是参加一次聚会,戈培尔要在聚会上与一位伯爵夫人演奏钢琴二重奏:“他坦率地发表了对文化的看法,然后与伯爵夫人一起到酒吧后边弹钢琴去了”。他记载说,“她唱了不少歌。
  大家都喝醉了。
  下午4时,希特勒回到了贝格霍夫,刚好赶上与爱娃以及一群党的要员和他们的夫人一起用茶点。茶点的最精彩的场面是他对吃素的评论:“大象是身体最强健的动物;吃肉连它都受不了。”吃完后,与通常一样,人们又前往茶馆。元首喝的是莱姆花茶。然后,他小睡了1小时;于晚间11时召开了另一次军事会议。他说,这是否真是入侵,他是怀疑的。这是一次佯攻,引他上当,将兵力分散到错误的地方去。肯定地,入侵主要将集中在加莱,因为跨过英吉利海峡的捷径在于此地。通过“警卫员”如此煞费苦心散布的谎言他是难于忘怀的——也许那条路正与他计划入侵英格兰时所选择的路线相同,不过是方向相反罢了。
  当天深夜,盟军已在30英里长的战线上攻进了希特勒的西部“堡垒”。德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海空两军无能为力,海岸防御工事全被粉碎。敌人以折兵不到2500名的代价取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但仍来得及将他们赶回英吉利海峡——假如立即作出正确的决定的话。

(3)

  6月3日,戈培尔戒了烟。3天后,他喝得酩酊大醉。7日,他向他的新闻发布官保证,这是货真价实的入侵。同日中午,据前大使哈塞尔的日记记载,他向一群高级官员和工业家发表讲话说,“终有一天‘各大国’将同席而坐,‘互相握手’,并彼此明智地互问:“喏,这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这番话使在座者大吃一惊,这里,戈培尔不过是转达他的主子的观点而已。到了10日,他又极力劝希特勒说,德国的希望在于“抗击入侵,流血在所不惜”。到那时,西方便会急于寻求谅解。
  希特勒仍然坚信,诺曼底登陆系一把戏。因此,他未采取坚决的行动拔除这个桥头堡。另外,由于拒绝给战地指挥官们以自由行动权,他便将他们采取主动的最后一个机会也剥夺了。这次战役业已失败。至此,盟军显然已取得了在法国上空的绝对空中优势。希特勒尖酸刻薄地问几天前他曾夸奖过的戈林,他所吹嘘的空军是否真的已向西方按“一架对一架”的条件投入保险。
  在绝望中,元首提前两天于6月12日开始用V-1火箭向伦敦发动攻击。然而,发射场的士兵仅发射了10枚飞弹,4枚立刻爆炸,2枚失踪,其余4枚只击毁了一座铁路桥。在这次惨败后,戈林提醒希特勒说,这是米尔契的事,与他无关。两天后,在第二次发射中,他们共发射了244枚火箭,把伦敦变成了一片火海。这一下,这位元帅又急急忙忙地声称是他的功劳。
  所有这些,对诺曼底的局势均毫无影响。不到10天,盟军便有100万人和50万吨军用材料登陆。由于局势严重,希特勒急忙于6月17日乘车西行至苏瓦松北面的一个村庄。在这里,自D—日以来,他首次与伦斯德和隆美尔会面。“看上去,他脸色苍白,缺乏睡眠”,汉斯·斯派达尔将军回忆说,“神情紧张地玩弄着眼镜和夹在手指中间的几支有色铅笔。……之后,他大声地说,对盟军在诺曼底取得的成功他很不高兴。他试图让他的将领为此负责。”
  承担反驳这个重任的是隆美尔,而不是伦斯德。他“坦率得无情地”指出,联军占有海、陆、空的压倒优势,与之作斗争,是毫无希望的。机会只有一个:放弃寸土必争的自杀性的政策,让德军立即撤退,将所有装甲部队重新整编,在敌海军的炮火射程外进行决战。希特勒向他的将领们保证,他的新火箭炮“能使英国人愿意和平”。这是使伦斯德和隆美尔心痛的话题。因为他们曾要求用这些火箭去轰击为这次入侵提供物资供应的英格兰南部各港口,但遭到希特勒拒绝,理由是,所有火箭必须集中用来轰击某个具有政治意义的目标。
  然而,这两位陆军元帅却只批评了空军:连最低限度的空中支援都得不到,地面部队怎能打赢?希特勒的回答是,“成群结队的喷气战斗机”将会把英机和美机从空中扫除净尽。他未作解释的是,不顾米尔契的强烈反对,正在生产的喷气机,其实是歼击机和轰炸机的混种,对完成这两种任务的效能都不高。
  自远而近的飞机嗡嗡声,迫使他们转入建造得非常巧妙的钢筋水泥地堡。地点的改变使隆美尔变得更加激动。他说,西方必然会粉碎诺曼底防线,并长驱直入德国本土。希特勒抿嘴听着,一声不吭。隆美尔进而预言,东线也将崩溃,帝国在政治上将受到孤立。因此,他紧急要求结束战争。“战争未来进程如何,这用不着你操心”,希特勒尖刻地说。“注意你自己被入侵的防线好了。”
  休息时,他们进午餐。午餐只有一盘食物。在希特勒进餐前,两个站在他身后的党卫军先尝了一口饭菜。斯派达尔说,这是希特勒不信任军方的明证。会晤刚完,一枚飞往伦敦的V-1火箭,竟奇怪地掉转头来,落在地堡上爆炸了。希特勒未受伤,急忙返回上萨尔茨堡的隐避所。回来后,他非常生气地宣布:“隆美尔已被吓破了胆,成了个悲观主义者。
  在目前情况下,只有乐观主义者才会有所作为。”
  不到两天,他又收到了另一悲观主义者打来的令人失望的电话。伦斯德解释说,美军已突破了防线,正横跨科唐坦半岛向前推进。德军必须紧急地从瑟堡撤出,否则便有被切断的危险。“瑟堡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元首回答说。他接着又指示,守军须坚持至最后一分钟,若实在无法固守,为避免被俘,方可后撤。这是明智的。
  他虽然作了妥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决心已有所减弱,——尽管从他的强大的盟友日本传来的消息令人沮丧。
  在菲律宾海的一役中,日本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损失重巡洋’舰3艘,飞机475架。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希特勒仍面无惧色,表现得泰然自若,令其左右惊诧不已。说他对批评意见已置若罔闻,这也是不真实的,在6月23日晚举行的会议上,希特勒就芬兰投降俄国一事讥笑了芬兰。这使狄特尔将军大怒,以拳击桌。“我的元首,现在我必须像一个巴伐利亚人一样跟你说话!”他用方言喊道。他指责希特勒讲话不公平。使大家目瞪口呆的是,希特勒对狄特尔说,狄特尔是绝对正确的。他热情地与他告别,还对众人说:“先生们,我希望我的所有将领都像他那样。”
  对海军上将邓尼茨从他被任命为海军部长的第一天起,希特勒就对他表示钦佩,情况与对狄特尔相类似。邓尼茨曾非常坦率而强硬地反对过希特勒的提案。打那以后,希特勒便对他彬彬有礼,满怀信任地倾听他的意见。在这个令人不安的时期,元首甚至听取了他最年轻的秘书的批评意见。一天,元首在察看空袭情况的照片时,特劳德尔·容格禁不住说,照片永远也反映不出现实中的真正痛苦。他应该走出去,那怕是一次,看看人们“如何在烧焦的椽木上烤手取暖,因为他们的一切财物都化为硝烟了”。希特勒一点也不生气。“情况我都知道。”说着,他叹了一口气。“不过,这一切我都要加以改变。我已造了许多新飞机。用不了多久,这个梦魇全都会结束的!”
  有一群人的意见他是坚决不听的。他们是在诺曼底的陆军指挥官。结果,诺曼底的局势变得不可救药。6月26日,瑟堡陷入美军之手。德军已无法再掌握主动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希特勒总怕主要的入侵会发生在加莱;其二,“超极”机密截获的电报——常常是,在原电发出后不到几分钟,伦敦便读到了它们。由于德军此时打的完全是一场消极抵抗的消耗战,第三帝国正面临一场灾难。
  在普拉达霍夫饭店的咖啡室里(就在贝格霍夫上方不远处),元首在向近百名军火工业的代表保证,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自由企业将予以保留。元首好像有点张惶和心神不定。在演讲就快结束时,元首向商人们保证,一旦和平得以恢复,他将再次向他们表示感激。但是,由于掌声稀稀拉拉,希特勒便以威胁结束其讲演:“战争若失败了,毫无疑问,德国的私营商业也就不能生存。”他带着讥笑的口吻说,若失败真的来临,他的听众也毋需为转向和平经济而操心。“到那时,大家所要考虑的是如何完成从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变,是他自己自行解决呢,还是让别人将他绞死,或者,是饿死呢还是在西伯利亚服苦役——这些都是作为个人将会碰到的一些问题。”
  3天后,希特勒将伦斯德和隆美尔召至贝格霍夫。隆美尔建议,在塞纳河沿岸打一场后卫战,将法国南部的部队撤回,并沿塞纳河建立一条一直通向瑞士的战线。希特勒对此根本不予考虑。相反,他还很乐观,说要再次反攻。总撤退是不可能的,连对战线作些战术调整都不行。
  他自言自语地说,这场战争会打赢的,因为他有奇迹般地新武器。这句独白,在伦斯德的参谋长听来,“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在承担了大胆顽强而又徒劳的抵抗义务后,两名陆军元帅离开了会场,心中老大不满。凯特尔也与他们一样垂头丧气,听天由命地向隆美尔承认,“我也知道没有办法了。”
  不到两天,希特勒的反攻便遭到惨败。伦斯德于是警告凯特尔说,这可能是失败的征兆。“那我们该怎么办?”凯特尔问。“该怎么办?求和,你们这些笨蛋!”伦斯德大声喊道。
  “你还有什么办法?”凯特尔向希特勒作了报告(其时,希特勒刚好在与古恩特·冯·克鲁格陆军元帅交谈)。希特勒凭一时冲动。命克鲁格负责西线,给伦斯德写了一封客气而妥贴的信,解除了他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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