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战士,邮票上种小麦

开头我说,古高密人晏子,有九个成语典故流传至今,那么,活着的莫言有哪句话有望流传给未来呢?我想,莫言小说中的故事,大多都能够在高密民间找到影子或原形,即使不刻意传,也会流传下去的,因那本来就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我以为,他那句简单而难能的“作为老百姓写作”,应该会流传下去。

这一幕,发生在我当排长后的第二周,而更多的感动是在战士们的日常行为中。全排战士,训练场上与高手过招,与强敌对阵;战备拉动中沉着应对缺乏后援、供给困难等意外情况,于绝境处求胜;参加演习时主动请缨参加“突击组”,掉皮掉肉不掉泪,一次次把旗帜插上“敌”阵地的制高点。他们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光说不练哪能行,军人就是要准备打仗的!”

辛亚民博士曾从学于北师大郑万耕教授、清华大学廖名春教授,在《周易》尤其是《归藏》研究方面用力颇深,成绩突出。2012年他博士后出站,申请来人大国学院工作,在众多的申请者中脱颖而出,以较高的票数通过国学院的遴选,给参加面试的学术委员留下深刻印象。亚民来国学院任教后,先后开设了“《论语》研读”“《归藏》研究”等课程,还组织了《周易》读书班,受到学生的欢迎。他的到来,为国学院注入了新鲜血液。2011年我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孟学史”,担任首席专家。这个项目可以有两个配套子课题,于是我推荐了亚民,请他加入到孟学史研究队伍中来。亚民欣然接受,在继续从事易学研究的同时,又拿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开始了孟学史的研究,等于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现在他的课题已经完成,成果准备结集出版,我为他感到高兴,也乐意写几句话表示祝贺。

管谟业,是此君户口本上的真姓名。此名20多岁前几乎不为人知,到了三十而立之年,仍知之者甚少。及至这位从放牛娃参军的战士,带着所在部队介绍信到了京城,依然不为人知。待到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新成立的文学系就读,学会“在邮票上种高粱”之后,忽然地震井喷般在文坛抛出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小说,如《秋水》《白狗秋千架》《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爆炸》《草鞋窨子》《牛》《红高粱》等等,尤其《红高粱》被电影大拿张艺谋搬上银幕并获国内外大奖。这位立志今生不再靠舌头安身立命,而决心以笔为犁在邮票上耕种为生者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获大家文学奖,《蛙》获茅盾文学奖,管谟业这真名便彻底被笔名莫言取代了。莫言者,三缄其口,少说为佳,所有话尽量由所写人物去表达是也。

藏族战士降巴克珠的事迹材料很多,光获奖证书就有两尺高,起初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跑得快,但翻来覆去地看,终于发现了不寻常之处。他的爷爷是乡里唯一的烈士,他父亲是全乡唯一立过战功的人,他个人是全县唯一立过2次一等功的战士。

两宋是孟学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孟子的地位不断提升,而且彻底压倒荀学,取得正统地位,《孟子》一书也完成了由子书到经书的升格运动。对于这一变化,学术界一般认为,由于两汉儒学偏重制度的建构,对天道性命关注不够,因此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儒学在形上学方面遇到巨大挑战,出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局面。为了迎接挑战,儒家学者就必须重建道德性命之学,以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包含了丰富的天道性命的内容,故受到理学家的重视,给予极高的评价,孟子的地位也一再提升。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局限于理学家或道学家,而是着眼于整个宋代儒学的话,就不得不承认,宋代儒学的主题是天道性命与礼乐刑政的贯通,宋代儒者是以天道性命为礼乐刑政、名教事业的理论依据,以礼乐刑政、名教事业为天道性命的落实处,故是天道性命与礼乐刑政并重。而谈到礼乐刑政就不能不涉及到荀学,故有宋一代,表面上孟学一支独盛,但实际上荀学暗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将这种现象称为“荀学的隐形化”,即一些学者虽然推崇孟子,贬斥荀子,但又自觉不自觉地吸收、利用荀子的思想,这方面可以王安石为代表。王安石尊孟贬荀为世人所知,其《淮南杂说》一问世,便被世人视为孟子复出;其《性论》一文也表达了与孟子相似的性善论思想。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思想成熟后,便主动放弃了性善论,而采用自然人性论,主张“以习言性”。其对礼乐刑政的论证也主要是荀学的思路,即从自然情感中推出可以共存的普遍之性,视其为礼乐的根据与来源,以立法的形式予以肯定,并以刑政加以维护。关于这个问题,拙文《王安石政治哲学发微》有专门论述,这里不展开。总之,即使在两宋时期,荀学地位虽然下降,但在儒学的建构上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对儒家来说,谈内圣、心性,固然要以性善论为根本;而谈外王、制度,则又要回到自然人性论。从这一点看,荀学依然是宋代儒学不可或缺的重要面向。

一个文人在世界成了气候,那这文人的气候也不可能与家乡的经济无关了。莫言的《红高粱》系列作品,包括《酒国》系列,使高密的系列红高粱酒成了畅销名酒,高密的传统小吃成了诱人的风味佳肴,《红高粱》影视基地,连同莫言旧居和莫言文学馆,都成了吸引中外游人的名去处。最新成立的红高粱钢雕文化有限公司,和连带创建的一座红高粱钢雕文化公园,成了吸引游客的新亮点。原本一家纯粹收购废钢铁的小公司,又创意增设了一个用各种废弃钢铁机械重新构思创作成形形色色钢雕艺术品的生产厂家,在这里,高粱是钢铁的,酒是钢铁的,人是钢铁的,大大小小的野生及家养花鸟鱼虫飞禽走兽都是钢铁的。文学为廉价的废钢铁赋予了灵魂,废钢废铁便一下脱胎换骨,变为既有艺术生命,又有经济价值的产品了。当大家游览完毕欲离去时,厂家已将刚刚出炉还有点烫手的钢质铜色、栩栩如开出铁花的笔筒捧给我们,大家一时惊愕得目瞪口呆。一小时不到,废钢铁片便成了文质彬彬的笔筒了,这分明也是莫言在邮票上种高粱的结果。

我不会忘记边防英雄邰忠利,面对落水群众纵身一跃跳进汹涌的江水。群众得救了,他年轻的生命却化作了大兴安岭一棵挺拔的青松;我不会忘记海城血库血源告急,某部“红八连”98名战士无偿献血近10000毫升。

徐先生的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似乎夸大了荀子的影响。现学术界一般认为,孟子、荀子均对汉代儒学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从司马迁在《史记》中列《孟子荀卿列传》就可以反映出来。《儒林传》也称:“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说明司马迁将孟、荀二人是等量齐观的,学者称为孟荀齐号。就汉代经学而言,孟、荀其实都产生过影响。蒙文通有《汉儒之学源于孟子考》一文,对孟子与汉代经学的关系做了初步梳理。徐复观在《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一书中则指出:“孟子发展了《诗》《书》之教,而荀子则发展了礼、乐之教。”由于孟子的“孔子作《春秋》说”奠定了汉代《春秋》学的理论基础,其许多学术观点为西汉今文经学所吸取,故有学者甚至认为,孟子对西汉今文经学的贡献决不在荀子之下。就汉代子学而言,也并非只是荀学的延续,而更多表现为对孟、荀的融合。如在人性论上,一些儒家学者试图在理论上将孟子的性善与荀子的性恶相融合,并提出自己对人性的理解,董仲舒、扬雄均表现出这样的思想倾向。在政治思想上,则主要将孟子倡导的仁政与荀子强调的礼法相结合,同样是兼取孟荀,而不是荀学独尊。只不过汉代儒学关注的主题尚不是天道性命,而是礼乐刑政,故荀学更适合时代的需要,受到诸子的垂青而已。从孟学史的角度看,两汉时期孟学总体上处于上升、发展之中,有两个事件值得关注:一是在西汉昭帝时的盐铁会议上,孟子思想大放异彩,成为贤良、文学抨击时政的理论根据和思想来源,而孟子的地位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二是扬雄推崇孟子,自比于孟子,仿效孟子批判杨墨,捍卫孔子之道。唐韩愈曾说“因扬书而孟氏益尊”,徐复观先生也说,“就西汉初期思想的大势说,荀子的影响,实大于孟子……拔《孟子》于诸子之上,以为不异于孔子的,也是始于扬雄”。有学者将孟学史的发展概况为由“孟荀齐号”到“孔孟一体”,那么这一过程在汉代实际已经出现了。

两位不同国籍的小说大师,一生所写作品都没脱离“家乡邮票大小的地方”,所有人物和故事,都以故乡小镇为舞台,不过一个把故乡虚构为“杰佛生镇”,一个干脆就以故乡“马孔多小镇”为名了。两位大师的经验,使从小听惯高密东北乡鬼神故事,深受蒲松龄《聊斋志异》影响的莫言,一下把自己坎坷难忘的青少年生活,和善于幻想的天性才华纵情点燃,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独有的“幻觉现实主义”写作天地。于是,在莫言心中和笔下,红萝卜变成透明的,红高粱变成血染的,闪电变成球状的,牲畜变成会说话的,墙变成会唱歌的,小脚女人变成胜似男人的女汉子,人变成和人类相依为命的蛙呀牛啊……而这一切幻觉的方法,不过都是为了实现对现实的歌颂与批判,对理想的追求与对自我的救赎。

30年来宣传过的那些战士,文化水平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大学,再从学士到硕士,镌刻着我军质量建军的生长年轮;手中武器从骡马化到半机械化,再从机械化到信息化,记录下部队发展的铿锵步伐;精兵追求从米、秒、环到“信息力”“含战量”“谋胜策”,挺立起打赢制胜的坚实脊梁……他们以忠诚担当、勤勉敬业、智勇双全的卓越形象,为中国士兵代言,为中国军队代言。

谈到宋代的尊孟,就不能不涉及同时并存的“非孟”思潮。如果说尊孟学者往往钟情于孟子的性善论、浩然之气、大丈夫精神和独立人格,那么,非孟学者担忧的恰恰是以上内容对大一统君权可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据记载,宋时严松曾问梭山:“孟子说诸侯以王道,行王道以崇周室乎?行王道以得天位乎?”梭山说:“得天位。”严松又问:“岂教之篡夺乎?”梭山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象山叹息曰:“旷古以来,无此议论。”陆象山所叹息的正是非孟学者所着力批判的。在他们看来,孟子游说诸侯,不是劝其尊周王,而是鼓励其行仁政自己称王,这本身就有悖于孔子,不仅不符合名教之旨,一旦流行起来,还会对当时的统治秩序形成冲击。如李觏批评说,“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为君也”,孟子“名学孔子而实背之者也”。因此,如果跳出心性,如何看待非孟学者对孟子政治思想的批判和评价?尊孟学者又是如何化解这一矛盾?同样是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说莫言在邮票上躬耕垄亩种高粱,就是指他依托故乡为园地,不懈深深笔耕。同时,是说莫言所以笔耕能成气候,也是故乡文化土壤养育的结果。当然,也还喻指他受了两位世界文学大师启示,始终在故乡邮票大小的生身之地,苦苦“作为老百姓写作”,并使自己和邮票大小的故乡都长成了参天大树。当然,什么事都需有条件和机遇。莫言有幸被爱才如命的著名作家徐怀中发现,破例被录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就读,便是机遇,而条件则是中国文化自信之下的改革开放大气候。当时,恰逢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
《百年孤独》,同在中国文坛海啸般引发了一场意识流加魔幻现实主义的冲击波。

越是深入交流,我越是感动。我曾向曾昇铨深鞠一躬,为我当初的武断检讨。我曾误认为他是个灵光一现的英雄,与那些悬崖攀登、特种爆破等一样失去了宣传的新鲜度,却忽视了一个事实,乘着强军兴军的大势,许多信息化装备赫然入列,给予战士更广阔的平台,将来战场上的真正英雄,应该是“钢铁硬汉”+“芯片精英”。

宋代的孟学及其与荀学的关系,当然不限于以上方面,而是包含着更为丰富的面向和内容,需要认真梳理和研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第一手材料做全面、细致的收集和梳理。亚民的这部《孟子文献集成》所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孟学史材料,免去了研究者的检索之繁。相信亚民的工作会得到学界的关注与肯定,也会对我们正在写作的《中国孟学史》带来极大的便利和帮助。

最近我有幸到了高密,在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而又朴素的莫言文学馆里,亲眼见到两张比邮票大不了多少的莫言钢笔字语录:“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读罢虽不能完全理解深意,但与他另一句用钢笔写的“作为老百姓写作”的话语联系起来理解,便振聋发聩了。老百姓便是人民的主体。“作为老百姓写作”,包含了作家自己就是老百姓的一员的意思,当然就得为老百姓而写,其中理应包含前段语录之意:揭露坏人伪装的好人;歌颂被世俗和偏见颠倒为坏人的好人;
忏悔与救赎自己违背老百姓的写作良心。这样的态度,其实是更难能可贵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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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文学馆的建立,无疑使高密的文化土壤增厚了一层,也更增强了高密人民对本土文化的自信。该馆是高密市莫言研究会筹资所建,因地制宜,建在高密市第一中学,丰富翔实的图片及文字,把一个地道在高密出生长大的世界级作家的成长展示得一清二楚。据说,筹建之初莫言本人表示不同意,但经不住研究会再三恳求,莫言才决定同父亲商量一下。父亲反问莫言,周恩来总理那么伟大,生前都没建纪念馆,你想建?所以莫言便以父亲不同意而谢绝了。研究会为家乡文化建设和全面发展考虑,请了市委书记亲自出面说服,莫言文学馆才得以建立。时间虽短,参观学习人数已达十多万。经各方人士呼吁,市里已决定重建高密一中并莫言文学馆,以此进一步塑造高密的文化形象。

关键时刻站出来,危急时刻豁出去。我把一次次面对考验的精彩出击连缀起来后惊奇地发现:党和人民的需要,就是战士出征的号角!

至于我从孟子转向孟学史研究,则更多是出于学术的考虑。《孟子》固然重要,但历史上注《孟》、释《孟》的著作数量更为庞大,有些著作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甚至可以说,不了解孟学史就不可能真正读懂《孟子》。其实不仅《孟子》如此,其他经典亦是无不此。所以一部经典的研究相对成熟以后,便转向这部经典的学术史研究,可以说是学术发展的一般趋势。如《论语》研究转向《论语》学史研究,《老子》研究转向老学史研究,《庄子》研究转向庄学史研究等等,《孟子》自然也不例外。从这一点看,《中国孟学史》的立项可谓适逢其时,顺应了学术的内在发展和要求。我转向孟学史研究的另一个原因,是孟子研究院成立后,启动了《孟子文献集成》重大项目,对历代孟学史文献进行搜集、整理。我参与了这一工作,担任副主编,目前已出版宋元卷和明代卷共46册。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么现在米已下锅,该巧妇施展厨艺了,孟学史研究自然便被提到议程之上。不过由于荀子的缘故,我在从事孟学史研究时,比较重视孟学与荀学的关系,注意考察二者的相互影响和此长彼消,这是我在做课题论证时便向课题组成员所强调的。

至今,高密市区的莫言旧居,和高密大栏乡平安村莫言童年少年的旧居,都变成了莫言文学馆的组成部分。以此为纲连带的《红高粱》影视拍摄基地、红高粱钢雕文化创意公园、红高粱饮食文化一条街等等,都在日渐成为高密的一个个文化符号。符号的力量真的无穷。我就是在高密大栏乡的平安村,坯墙、板门、泥屋、柴灶、油灯的莫言旧居,动情地留了一张闭目沉思的影,并破例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意在提醒自己深思一下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心。高密之行,我只在莫言旧居院外的纪念品摊前,掏了一张百元人民币,买下两本莫言的大哥管谟贤所著的
《大哥说莫言》,一本归同行的作家朋友刘庆邦所有,因是庆邦发现并提议买的。庆邦是另一种风格的“作为老百姓写作”者,所以卖书老太太要找余下的四块钱时,我俩都说,不要了。说此细节,是在表明莫言旧居给我的感动。过后细细读过《大哥说莫言》,那感动便凝固不化难以消逝了。

笔尖顺着战士的心路走,越写越得心应手。凭借那些贴在剪报本上的报道,我被原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录取。临行前的那个夜晚,我泪流满面地对着那个驻扎在山林间的团队高喊:“我的战士兄弟,谢谢你!”

孟子是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大儒,对后来儒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宋代以后地位不断提升,有亚圣之尊,孔孟之道几乎成为儒学正统的代称。《孟子》一书也经历了由子书到经书的升迁,特别是朱熹将其编入《四书集注》后,更是受到学者的关注,历代注疏、阐发、评述《孟子》的学者层出不穷,形成丰厚的学术积累。现代学术转型后,学者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孟子思想上,这方面成果突出,蔚为大观,对孟学史则关注不够,研究相对薄弱。1998年郭店竹简公布后,由于子思遗籍的发现,思孟学派受到学界的关注,掀起研究的热潮。我就是从这时开始集中研究思孟学派尤其是孟子,十年后于2008年出版《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一书,此后又相继完成《孟子解读》《思孟学案》两部著作。这时我的孟子和思孟学派研究暂时告一段落,于是将目光转向一是荀子,二是孟学史。

中国文坛有一现象,一旦谁写丢了真名实姓,那他就成气候了。看看几位被用笔名设了权威大奖的大师作家:鲁迅姓周,本名周树人;茅盾姓沈,本名沈雁冰;巴金姓李,本名李尧棠;冰心姓谢,本名谢婉莹,等等,真姓名都反而不大被人提到了。当以莫言之名问世的《檀香刑》《生死疲劳》《蛙》
等长篇小说获了诺贝尔文学奖,莫言之名便飞遍全球。这说明,写丢了真名实姓的莫言,成气候了。

迈向世界一流军队的伟大征程,激励着战士们重整行装再出发。新时代战士的创新热情和创造潜力,正在得到充分释放。无论前面的军事新闻之路还有几许,我仍然愿意用真实的笔触记录发生在战士身上的风云变幻,用火热的情怀去感知战士们的喜怒哀乐,用执着的呐喊为战士们的成长进步鼓与呼。在与战士同行中,聆听人民军队骐骥一跃、不断向前的足迹。

我关注荀子,主要是因为在研究思孟学派过程中,发现子思的思想不仅如前人所指出的,是孟子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同时也影响到以后的荀子,学术史上虽然不存在一个思荀学派,但从思想的发展来看,子思与荀子之间实际也存在着联系。从孔子到子思再到孟、荀,实际是儒学内部分化的过程。分化的好处是深化,孟子、荀子分别对孔子的仁学、礼学做了进一步发展;其缺点则是窄化,儒学本来是内外并重,仁、礼统一的,到了孟、荀则各取一偏,使丰富的儒学传统变得狭窄了。基于这种认识,我在《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一书中专门增加了“结语”一章,提出统合孟荀,重建道统。这时荀子研究已经可以说是呼之欲出,故在结束思孟学派研究后,我马上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出土文献与荀子哲学》,同时接受邯郸学院的聘请,担任“荀子与赵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与廖名春教授一起组织、成立荀子研究学会,与康香阁教授编辑、出版《荀子思想研究》,并组织、举办了三届荀子研究国际会议,我的研究方向已全面转向了荀子。

山东自古出好汉,仅潍坊辖下的小小高密市,就有好汉一群。最有名的,当数春秋齐国丞相晏子,博学多才智慧超群,不仅爱民,且兢兢业业辅佐君王齐家治国。中华数千年积淀的成语典故中,“千虑一得”“推己及人”“得意洋洋”“南橘北枳”“晏子使楚”等等,都出自他这里,至今家喻户晓。不说古人了。单说时下风头正劲,虽已60多岁,头上早已不顶重发,却仍在高密这一方邮票上躬耕垄亩,生生把几近绝种的高粱种得火红如霞,红遍山东和全国,又轰轰烈烈红向世界的管氏谟业。

战士,是军队的建设者和见证者,有战士的地方就有新鲜故事发生,就有首创精神闪光。作为有近30年工龄的新闻工作者,我报道中的许多素材大都取自战士身边事儿。

学界公认,孟子的亚圣地位是逐步确立的,南宋以后孟学才压倒荀学,成为儒学正统,《孟子》一书也完成了由子书到经书的升格运动。但从整个儒学史来看,孟学的地位和影响,特别是与荀学的关系,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谭嗣同曾说:“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似夸大了荀学的影响,对荀学的评价也不够客观。但仍有一些学者主张,至少在两汉时期荀学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孟学,这方面以台湾的徐平章先生为代表。徐先生主要从汉代的经学、子学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在经学方面,虽然孟、荀均传授六艺,但由于荀子差不多活到“六王毕,四海一”的战国后期,六经多是由他才传到后代,汉初的经师,如毛公、申公、穆生、白生、张苍、贾谊、大小戴等,直接或间接都出于荀子之门,所以荀子与汉代经学有着更密切的关系。这点前人也曾谈到,清人汪中说:“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盖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传之,其揆一也。”梁启超亦称:“汉世六经家法,强半为荀子所传,而传经诸老师,又多故秦博士,故自汉以后,名虽为昌明孔学,实则所传者仅荀学一支派而已。”汉代儒学除经学外,亦包括子学,而荀子“隆礼重法”,注重外王事功,对汉代诸子亦影响颇深。“汉世儒者,非仅浮丘伯、伏生、申公一辈博士经生,大部出自荀卿之学。即其卓称诸子,自陆贾以下,如扬雄、王符、仲长统,及荀悦之伦,亦莫非荀卿之传也。盖两汉学术,经学固云独盛,然因承先秦诸家之余风,子学述作亦复不少,其列于儒家者,大抵为荀卿之儒也。吾人读其书,荀卿之色彩颇浓,申、韩之绪余,亦往往杂出乎其间。”并由此认为,“三代以下之天下,非孟子治之,乃荀子治之”。

那就说他成气候是了,何故说他在邮票上种高粱?这是喻指莫言成气候的原因,在于他依托“故乡邮票大小的地方”,种成功了新品种的文学高粱。想想看,邮票不过四四方方一枚印章大小而已,一巴掌总能盖住几枚的。即使今天,人们使用微信了,那微字更显出邮票的小来。但这小,却能把大小事儿都邮向世界。文学之树能否高大,果实可否累累,不在占地多大,而在于根有多深,更在于其根能否植一地便深扎不移。从小便扎下根须的故乡,当然最是每棵文学之树扎深根的宝地了。

志同道合的战友,激情满怀的相遇,助我成为名副其实的“新闻战士”。翻看高高一摞剪报本,往事如电影般在眼前一幕幕掠过。300余篇报道,记录了上百名在平凡中成就非凡甚至甘愿牺牲生命的战士。他们在迎风招展的军旗下,飞扬着青春的壮丽。

兵者,国之大事。没有一支敢打必胜的人民军队,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没有可能,民族的伟大复兴便没有保障。战士敢打必胜的决心与意志,吸引感染了我,也驱使着我在纵横驰骋的装甲集群里,在逐鹿岸滩的铁甲战舰里,观察和书写战士们在维和疆场为国出征、中外联演一展身手、国际擂台力挫群雄、阅兵方阵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的动人事迹。同时,将他们用青春和热血守卫国家疆土、护佑世界和平的好样子,刻在战位上,立在百姓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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