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日子都来吧,我有重器堪干城【银河在线注册】

感谢时代赐给我的幸运,11岁,初中一年级,结识了本校垒球明星、地下党员何平,他的家就是我的培训图书馆,后来14岁差5天我被破例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3月,在解放了的北京,我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后来的共青团干部。破落、空虚、肮脏、摇摇欲坠的北平变成了健康、自信、勤奋、日新月异的候任首都。旧中国,北平整个都是恶臭扑鼻的垃圾堆,解放军一来,几天就清理得干干净净。三天两头停电的北平,供电一下子全然康复。虽然有敌特放火焚烧公交电车,全市公共交通仍然是前所未有地顺畅了。新街口、交道口修电影院,什刹海建设体育馆与游泳场,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变了样,都在跳舞,都在唱歌,都在招展,都在发光。是共和国最初的日子,是高屋建瓴也是脚踏实地的日子。是心愿纷纷、成绩桩桩的日子,是几千年中华历史上没有见过,没有说过,甚至没有想到过的日行千里的日子。是转眼过去了的,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是历史的豪迈,青春的热烈,是眼泪、欢笑、深思,都前所未有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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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为16岁的导弹工程兵而作

世上有几个十几岁的少年有这样的福气,有这样百世不遇的机缘,能在这个多感多梦的年华看到这样的天翻地覆,凯歌行进,山呼海啸,日月重光!能在这样的年纪整天组织青年人演讲、读书、合唱、联欢,宣扬革命理论,抒发奋斗胸怀!我们唱的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年青人,火热的心”;我们听的是周恩来、彭真、艾思奇、胡绳、田家英、丁玲还有苏联专家的报告;我们跳的是秧歌舞与腰鼓舞;我们读的是《把一切献给党》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们看的影剧是《白毛女》与《刘胡兰》。我们高举的是红旗与彩旗,我们白天劳动,下班后是团的组织生活——“团日”,团日后是为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士炒面,抽出时间还给苏联青年写信。

田汉1930年照

我在军旅生涯封刀之作《大国重器》的封面上,写下一联题记:“沐东风而后知春浓,观长剑而后识器重”,是从《文心雕龙》化来。句中的“东风”“长剑”,其实是两种导弹武器的型号,前者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红遍中国的热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毛体所书,东风汽车、东风机车,直至东风导弹,后者出自我的《大国长剑》。作为一个军队作家,这些年写了26部书,计700多万字,我的文字能否成为经典,要看是否经得起时间的淘洗,即便成为文学经典,在我的心中,也抵不过为国家民族贡献一个词汇、一个武器型号。

同时,我们勇敢淋漓地荡涤着旧中国的污泥浊水,枪毙天桥恶霸,解救火坑中的妓女,取缔害人的“一贯道”,关闭吸食鸦片的“土膏店”,干脆利索地解决了由一个日本人与一个意大利人策划的炮打天安门城楼的大案。再没有颓废麻醉,再没有龌龊下流,再没有寄生剥削,再没有蹂躏掠夺……也再听不见《夫妻相骂》与《我的心里两大块》的哼哼唧唧的鬼哭狼嚎。

田汉1948年在当时上海著名戏楼——黄金大戏院和同事拍摄的合影。

我为什么要写作,为火箭军啸吟、为普通官兵歌咏?一切皆缘起16岁当导弹工程兵的经历。彼时,遇到人生第一位贵人,接兵排长王爱东。“文革”末期的那个年代,高中毕业就是失业,当兵不啻读一所没有围墙的社会大学,尤其当时是特种兵部队来接兵,政治要求严格,500人去验兵,仅录取31人,我有幸位列其中。这支队伍当时有老红军、老八路等领导在岗,故我的躯壳、铠甲和血脉,深深嵌入了像李旭阁、阴法唐这样封疆大吏的风骨,以及接兵排长王爱东、老连长张英、政治处主任王家惠等人的气度与风范。

作为青年团区委中学工作部的负责人,我在参加几个中学的联合团日活动的时候,喊出了“生活万岁,青春万岁”。作为文学创作,我写出了“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的诗句。日子燃烧着我与我的同代人的青春,日子的光明与火热,催促着我把这样的日子写在纸上,我知道它们的珍贵,也知道它们需要的是时时重温,铭记不忘。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初心、初情、试笔。是革命的激情,也是建设的期待;是青春的觉醒,也是奋斗的决心;是对梦魇似的旧中国的告别,也是对共和国愿景的畅想;是从来没有写过小说的孩子气的冲锋,也是一个已经入党五年的少年布尔什维克的壮志雄心。1953年刚刚过完19岁生日,我购买了几个16开的大笔记本,开始写下了一页页的潦草的小说草稿。为此,我重新一遍又一遍地读起鲁迅与丁玲,巴金与茅盾,《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青年近卫军》,也包括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与契诃夫。尤其是一次又一次地听交响乐,听陕北的“信天游”,听苏联歌曲。我要写日子,我要写革命,我要写青春,我要献身文学,我要镌刻我们的时代,我要温习与演奏历史上从未出现的共和国序曲。越写就越知道共和国的伟大、艰难、崭新、开天辟地。

1949年田汉与戏剧界的委员在一起

我随兵车去的方向,开始说是南中国海边,然而,风雨桂林转兵,入山,非蓝海,乃林海,茅屋为兵营,为导弹筑巢很苦,但我觉得好极了。

写作一部长篇小说谈何容易?要安排人物,要结构他们的各种关系,要设计他们的生活场景,要出现不但让作者自己如醉如痴而且要让读者也能被吸引住的起伏与动静。要有男女老少,要有阴晴寒暑,要有激情澎湃,要有低吟宛转,千头万绪,像星月一样满天,像江海一样汹涌,像日子一样亲和,像历史一样郑重,这样的写作足以要19岁王蒙的命!但是再困难,再吃力,我必须写出来!我当时就很明确,我是青年更是少年,我是作者更是历史证人,你不会再找到这样的小老革命,这样的新旧中国的全见证全实感,连日本军队占领下的生活我都了如指掌,你不会再找到将自身的青少年内心与革命的胜利、与共和国的百废俱兴结合为一的文学心境!使命在我,岂可大意!

田汉作为著名剧作家、戏剧理论家,他的戏剧理论通过多种形式进行过阐述,书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相对于其他的公开论述,书信更具私人性,田汉在书信中倾注了很多热情,对戏剧理论与实践、戏剧运动、戏剧与戏曲关系等方面都做了较为自由的阐发。

为何当作家,缘起19岁那年,我提干了,任团政治处书记。我所在的是一个为导弹筑巢的工兵团。一个连、一个营,常常十载掏空一座山,筑起一座城,一座地下长城。原始机械,风钻、轨道轱辘、翻兜车,靠最原始的体力相拼,大塌方不时发生,总有死伤,一个班甚至一个排被捂进去的事故时有发生,隔三岔五烈士陵园总在埋人,且多为晚上安葬。傍晚时分,组织股老吴干事带警卫排扛着铁镐铁锹出门,一去挖墓穴,我就知道晚上十一二点要埋葬战友,其中就有与我一列闷罐车同时入伍的同乡,他们悄然而去天国,青春寂灭,野草荒冢,魂守大山。我与老团长争辩,为何不让他们热闹上路,吹着唢呐,放着鞭炮,赤条默默来,轰轰壮烈走,结果挨了一顿斥责。老吴干事说,咱们当兵的守护和平,更要守护小城的安宁,频繁举行葬礼,会惊扰周遭的百姓。彼时起,我便萌生了一个念头,要写一部书,写我16岁导弹筑巢的岁月,写那些永远沉睡在导弹阵地旁的战友。一个导弹阵地的建设,山这边,就会留下一座烈士陵园。

于是,1954年开始得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审读,1955年得到中国作协青年委员会萧殷恩师的鼓励与指点,1956年得到创作假并完成了修改。1956年年底,刘白羽在《人民日报》上预告了此书。1957年《文汇报》连载了小说的相当一部分章节。1979年《光明日报》发表了我为此书终将出版而写的“后记”。然后是小说出版。从小说开始写作至今已经66年,从小说正式出版至今已经40年整,一版又一版的新书一直不间断地出现在新华书店的书架上,捧在购书朋友的手中,摆放在青年的书桌上或书包里。它获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与《语文报》的奖项,被评为全国中学生最喜爱的书籍之一,翻译成了阿拉伯文在埃及出版,译成了朝鲜文和蒙古文在边疆地区出版。尤其是序诗,不知道有多少青年、演员、主持人,多少次在大学、在舞台、在集会、在广播电视上朗诵。至今,它还是那么朝气扑面,意气涌动!青春与共和国永远同在!“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并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感谢时代赐我幸运,我萌生了,写作了,记住了,所有的日子,共和国的日子!

据《田汉全集》,现存的田汉书信并不多,收录于全集中的书信有147封,时间跨度为1919年5月12日至1954年9月22日。但也有些书信因为谈论到某些理论问题等而没有归入《田汉全集》的书信部分,而是被归入《田汉全集》的各个卷中,《致郭沫若的信》《新罗曼主义及其它——复黄日葵兄一封长信》《致张闻天兄书——序他和汪馥泉君译的王尔德〈狱中记〉》《〈神与人之间〉译者叙》收入《田汉全集》》第14卷,《反一元论》《站在战线上》《公演之后——十年老友的信》《先驱者的精神——叙〈北国的戏剧〉》《致〈戏〉周刊编者的信》《给中国的戏剧工作者——为成立中国戏剧工作者协会筹备会告全国同志书》收入第15卷,《〈灵光〉序言——致李剑农先生的一封信》《关于〈哈姆雷特〉与〈到民间去〉——致〈幻洲〉杂志记者》《关于〈名优之死〉——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收入第16卷,《剧艺大众化的道路——复李健吾先生》《怎样做戏改工作——给周扬同志的十封信》《关于地方戏问题答读者问》《关于〈江汉渔歌〉》《关于〈江汉渔歌〉答李厚光同志的信》《山居书简——代〈岳飞〉序》《关于〈新会缘桥〉的信》《关于〈对花枪〉的信》收入第17卷,《致〈贵州日报〉记者》《少年中国与宗教问题——致曾慕韩一封信》《论翻译答江绍源先生》《奥陵毗克之一夜——观黛尼丝舞后写给小妹的一封信》《我们的第一课》收入第18卷,这些被归入不同卷的书信共计26篇,这些书信的时间跨度从1920年2月9日至1949年2月5日。另外,被当作散文收入《田汉全集》第13卷的还有《忧愁夫人与姊姊——两个不同的女性》《给一个茶花女的信》等2篇书信。在这170多篇文字中,田汉几乎都在谈论与戏剧有关的方方面面,展现出作为理论家的风采,也表现出作为新中国文化官员的不同侧面,行文风格同样变化多姿:有的随性,有的严谨,甚至采用非常正式和官方的语气。这些文献共同构成田汉戏剧理论的“日常化阐述”,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我忘不了到战略导弹第一旅某阵管连,正逢周日晚点名,除全连的官兵外,连长、指导员还会喊已不在册的、永远也不会答“到”的官兵名字,那些静静地躺在导弹阵地旁的烈士。指导员一喊,全连官兵都在齐声高喊:到!这“到”声响彻云霄,他们到了,他们从未离开,一直在,永远在!

在论述领域方面,这些书信主要涉及戏剧观念、戏剧作品、戏剧运动、戏剧改良、戏曲创作与批评等方面,许多具有纲领性的理论意义。

云南蒙古族工程师周文贵就是其中一员。他牺牲于周日,因为妻子刚随军,还没有工作,在临时营盘里开了一个小卖部,那天,他要带妻子和一双儿女去县城照相,寄回老家。临行前,他对妻女说,我再到施工的导弹竖井工地看看,结果几百米高的伪装网上一个鸡蛋大的落石被山风吹落,击中了他的安全帽,他陡然倒下,再也不能最后看一眼妻儿。善后事毕,妻子被安排到老家的县委招待所工作,携儿带女回到老家后无住房,母子三人只好栖身在一座古庙里,妈妈值夜班,8岁姐姐抱着5岁的弟弟,经历了一个电闪雷鸣、暴雨倾盆之夜。我去采访,小女孩怯生生地望着我的军装,一句话也不说,自从爸爸走了之后,她跟着妈妈撕心裂肺地哭过之后,再也不多说一句话,默默地去上学,又默默地回到古庙的家。我采访离开时,那位曾经的军嫂说喜欢我们穿的迷彩服,看到就有安全感。我让摄像师脱下军装送给她,三个男人噙泪而归。回来后,我将此事报告了领导,大伙儿都沉默了。那个夏天,火箭军夏令营在青岛举行,周文贵的女儿也去了,伫立青岛海滩,波涛拍岸,浪舌吻沙滩,她远眺海天,仿佛看见爸爸从云中而来,朝着大海大声喊道:爸爸、爸爸……

在戏剧观念层面,田汉常在书信中借对自己戏剧作品的阐释而生发出自己对戏剧的整体观念。1920年12月15日,《梵峨嶙与蔷薇》尚未刊出,田汉在致左舜生的信中阐述了彼时所信奉的“New
romantic
drama”,提出“一国的文艺要发达,除艺术创造阶级、艺术享乐阶级之外,还要有艺术保护阶级呢”,具体而言就是“把今日的实社会美化一下”,写出富人与剥削阶级的同情心和可以同情之处。田汉这样解释自己塑造李简斋这个反面形象的初衷:“我对于李简斋的人格,同情极深。我以为天下只有这种人最可怜。而且今日中国的社会以这一种人为最多。譬如张、柳的悲哀,还以现实的悲哀占大部分,李的悲哀就永久是精神的悲哀了。”可见,张雪舫与柳翠并不是该剧的惟一主角,李简斋及其“精神的悲哀”是更深层的戏剧主题,在田汉看来,“精神的悲哀”远比“现实的悲哀”重要。因此,单纯从浪漫主义或者唯美主义角度展开的文学史论述其实并未能触及彼时田汉戏剧观念的深层结构。然而,这种论述依然是大部分文学史的主流观点。这个现象也恰好说明了田汉书信中的戏剧论述所具有的史学意义。

一位年轻排长,刚从抗美援越战场归来,与女友相恋五载,说好了国庆节时结婚,女友从老家千里迢迢而来,到了旅游城市桂林等待,等未婚夫出来,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军事禁地与这座旅游城市,相距也就三四百公里,可是导弹阵地与人间闾巷,百里之遥,一步之间,有情人却无法跨越。等啊等,一天、两天、三天、四天,直等到第六天,等来了老吴干事,告诉她,她的未婚夫再也不会来了,一次大塌方将他与青山铸成一体。噩耗传来,她一阵天旋地转,昏倒在地。醒来后,唯一的要求是去送未婚夫最后一程。可是部队有严格规定,军事禁区非直系亲属不得入内。多年之后,这位女子结婚生子,有一天,她对爱人和儿子说,爱是不能忘却的,我带你们进山,去看一个人。于是,丈夫和儿子随她进山,找到已经面向公众开放的烈士陵园,她对丈夫说,这是一位很帅的年轻军官,心肠很好。她对儿子说,记着这位叔叔吧,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一位仗剑护卫和平的火箭军人。

1928年,田汉致信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详细解释了《南国》复刊的原因,尤其是涉及到田汉创办这个刊物与易漱瑜的密切关系问题。在易漱瑜去世后,“现在他的心境似乎是暴风雨后的春朝了。他渐渐能够看清他的航线了,渐渐能够奋发他的元气了。他想要多少做点他所能做的事。于是乎,又出《南国》了。”第二年,田汉进一步表示“虽然有些人劝我死守在‘sentimentalism’的城廓内专写苏州夜话和湖上悲剧,但我此时似已经写不出那些东西了。”同样,多数文学史著在分析田汉创作风格转变时更多归结于时代原因,而忽略了其本身的主体性因素,尤其是田汉戏剧观念的主动转换。在这个问题上,上述二信可以提供不同的视野。

还有一位贵州母亲,儿子刚长至16岁,她就要送独子去当兵。征兵时,丈夫舍不得儿子走,她说一个好男儿,要先去当兵,补上军营这一课。结果,刚下连队不久,遇上施工阵地大塌方,少年壮烈牺牲。丈夫痛不欲生,处理完儿子的善后,坚决离婚。从此,她孤独一人,以度残年。唯一的寄托就是来看儿子,年年清明雨纷纷,岁岁清明离泪人,抱着墓碑长哭不歇,石碑被泪水都浸湿了,但怎么捂得暖墓碑,又怎能唤得儿子醒来。

在旧剧改良、新剧创新方面,田汉着力甚多,当然这也是其书信中的重点内容。1923年,田汉致信宗白华既有约稿之意,更兼阐述自己的旧剧观与新剧观。宗白华建议田汉主要考虑新剧剧本的演出功能,但田汉并不认同,基于此时新剧与旧剧的竞争关系,他仍然强调“多做可读可看之脚本”。田汉据理力争说,自己“前此所作之剧可读可看者虽不多,然大抵皆曾一二度实演于南北学校中,特尚未能征服旧舞台耳。中国舞台之旧势力甚大,数十年来之新剧运动,竟未能撼旧剧毫末,可以见矣。”换言之,田汉认为包括自己剧作在内的新剧之所以未能撼动新剧,其根本原因在于“可读可看”程度还不够,而不是其“实演”功能不强。田汉进一步说明自己各方面的努力,包括与徐半梅、汪仲贤、欧阳予倩等“曾为新剧之建设与旧剧战斗者”联动,也包括吸取汪、欧等的“不能不与旧剧妥协,徐图发展”的策略。田汉深知“中国旧剧实亦有其固有之优越性,为吾人所不可忽视者”,所以提出了“可读可看”作为新剧向旧剧挑战的美学策略和战略突破点,并设想“拟创作一中国式的歌剧以为此说之实验”。显然,这种“中国式的歌剧”就是为了在“可读可看”方面有所突破并抗衡旧剧。应该说,这时田汉的主张非常冷静,也非常务实,是有效对策,其后他的创作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与此同时,田汉也充分注意到了面对旧剧的残余势力新剧所表现出来的诸种问题,在同一封信中略带苦恼地向宗白华抱怨:“旧来新剧皆有一种牢不可破之习气,即其表情道白将新剧弄成一种既不新又不旧的怪东西。此种坏习气现在并沾染到学校中Ameteur新剧家的身上去了。去年年杪曾与舜生观某校学生演剧于新舞台,其表情与动作之夸张;其对台下演说;其布景等之不合情理;皆使吾人起前途辽远之感。然中国新剧场的一线希望仍当属之此等肯尝试舞台生活之少年,假使有很理想的脚本和很优秀的指导者,彼等未尝不足以有为也。”这些书信足以证明,田汉在20世纪20年代的创作中所呈现的诗化特征是其自觉追求,也是其对抗旧剧的积极选择。其理论合理性与实践正确性自不待言,田汉剧作成为那个时期中国戏剧的高峰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我要写他们的故事,起笔创作了《大国长剑》,一剑挑三奖,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再写《鸟瞰地球》,烈士的名字从墓地抄下来,一百多位烈士名录,将近一个连,最大的51岁,最小的16岁。

到了30年代,田汉对旧剧改革的观点有所变化。1939年4月22日,田汉写信给《广西日报》记者,概括了自己对抗战时期旧剧改革的三点主张。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此时田汉注意到了旧剧对宣传抗战的价值,主张对旧剧继续进行改革,同时大力促进新剧发展,新剧旧剧共同为抗战服务;一是此时的田汉已经预计到抗战胜利后会产生新旧剧共存与竞争的问题。田汉认为:“抗战胜利后中国民族文化之重要的一部门——戏剧文化必有伟大之发展。然其前提条件必在各种地方剧之整理,综合,及其优点之对流竞赛。”他以平剧为例来说明:“平剧原也是地方剧的综合形式,但由其在抗战工作中综合各种新的要素必能起本质的改变。此意敢重言之。”这些观点都着眼于戏剧对于抗战的实际作用,不管新剧还是旧剧,只要能有利于抗战,在田汉看来,都是应该加以揄扬的,但具体的实施方针对于新剧与旧剧则各不相同。戏剧为抗战服务,这是三四十年代田汉戏剧观念的核心特征,在此之后不断加强。1941年,从上海“孤岛”逃出又陷入香港“孤岛”的于伶等人令田汉十分牵挂,12月25日,田汉致信于伶,诚恳褒扬其在上海“孤岛”创作的《夜上海》等剧是“优秀的有抗战意义的”,进而力邀其来桂林参与抗战戏剧活动并主持《戏剧春秋》编务,理由是“吾人诚宜通过作品于忠义之气加倍激励,于乱臣贼子加倍打击,下笔于孔子之作春秋,写斧钺华岩于言语形象之中,庶几风气因而转移,抗战因而有利”。无疑,有利于抗战是彼时田汉戏剧观念的终极指向。在自己的创作中,田汉更是不遗余力地为抗战鼓与呼,基于以上认识,此时的话剧《江汉渔歌》、京剧《新儿女英雄传》则深刻贯彻了这种观念,是田汉从新剧改革和旧戏创新两个方向的努力与实践。到1942年,田汉对抗战戏剧的发展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自抗战以来戏剧工作者分布如此之广,组织如此之坚,工作如此之辛勤,影响如此之巨大,这在并世各国除苏联外是没有前例的”。

《大国长剑》《鸟瞰地球》出版后,我来到那座长眠昔日战友的烈士陵园,于墓前烧书,敬献给他们。刚开始天空晴亮,却遽然急风四起,一片乌云刮来,黑云压城,天降滂沱雨。天有灵应,山有灵应,人有灵应,天泣英雄泪,寂寞壮士路。

在戏剧作品方面,对自己作品进行解说当然是田汉书信的常见内容,如前述田汉对《梵峨嶙与蔷薇》的阐述即是著例。又如,1939年,有读者来信批评《江汉渔歌》中的“换刀杀妻”,田汉回信,认真说明此剧的主旨、构思过程,并一再说明剧中并无此情节,是这位读者记错了。1941年12月,田汉在信中向阳翰笙详细说明了《秋声赋》的创作过程与主题内涵:“《秋声赋》原来的写作计划仅想表现桂林文化界由萧条而活跃的抒情诗的过程。但在写作过程中,把计划又大大改变了。大体以湘北第二次会战前后在长沙、桂林两地引起的波动为背景,主要故事系写一文化工作者不肯以恋爱纠纷影响其报国工作,同时在报国工作中,统一了他们的矛盾。”由“抒情诗”式的表现现实变成“革命加恋爱”,《秋声赋》主题在创作过程的移换是彼时田汉整体戏剧观念的必然结果,也为文学史定位这部作品指明了方向。因而,这封信也是理解当时田汉创作状态与戏剧理论的重要资料。

两弹一星,中国大决策

同时,田汉书信中也常常谈论当时重要的戏剧演出与剧作。1942年郭沫若的《屈原》在重庆演出成功,据夏衍在信中向田汉报告说“客满了17天,卖座近30万”。郭沫若则致信田汉,不无得意地称“前演《棠棣之花》批评文字特别多,这次却甚寥寥”,甚至诗兴大发地为剧中的金山、张瑞芳、白杨等14名演员分别赋绝句一首。田汉先是在给夏衍的信中加以肯定,又在稍后给郭本人的信中大加赞扬,“《屈原》的成功逖听之下使人无限欢跃”,在同一封信中将1942年径直称为“话剧年”。田汉与郭沫若在书信往还中对彼此剧作的讨论一直延续下来,直到50年代。1958年,田汉《关汉卿》写成,在信中自陈“以一月之力写成《关汉卿》,有些赶任务的意思,也是一种冒险,因为史料甚少,本无可写。您若能抽出点工夫请给看一看,并给我一些意见。”此时,郭沫若与田汉的地位有较大变化,田汉信中的语气越加谦卑。同信中,对于自己的《西厢记》,田汉向郭沫若解释说:“前一半大体是原作的京剧化,只是把张生、莺莺的性格做些较不同的规定。后一半就是我的西厢记了。”同年稍晚,田汉信中表示自己正在写《文成公主》,写成后望郭斧正。1960年,田汉在信中高度评价郭沫若《武则天》一剧,“我也感动得流泪”,认为该剧“对今天教育意义极大”。同时,田汉也提出了修改意见。这些评价既是作为朋友提出的,也是为自己主持的《剧本》月刊约稿。此外,略带指导色彩的是1959年田汉在信中对梅兰芳《穆桂英挂帅》的详细讨论。田汉首先肯定了重要演员的演出十分精彩,指出饰演老太君的演员功力不足影响了整个演出,然后对剧本提出了许多具体的修改意见。

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经过三天三夜思考,决定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于是,一支穿着草鞋、单衣的农民军队,一支打了23年战争的人民子弟兵,将军都是从战争大学里毕业的,却敢与一支武装到了牙齿的美国大兵大战雪原。结果,麦帅饮马鸭绿江,万圣节回美国本土吃火鸡的梦想化为泡影,一次战役、二次战役,三次、四次、五次,战线推至临津江、汉江,直抵汉城。后来,战争在三八线上固化了,双方都攻不动,也打不动。对于麦克·阿瑟而言,这是奇耻大辱,扬言要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扔原子弹。杜鲁门此时冷静了,广岛、长崎的十数万众之死,令他有些犹豫后怕。后来,艾森·豪威尔上台了,副总统尼克松、国务卿杜勒斯都到台湾站台,甚至将原子弹运到台南,叫嚷要对人民中国扔原子弹,方案都做出来了,最终被美国参联会主席否决。

在田汉书信中还有一些尤其值得重视,例如1935年1月28日田汉写给鲁迅的信也具有重要的史料意义,可以为30年代中期左翼剧坛与鲁迅之间的关系做一注脚。另外,具有理论建构倾向的是《怎样做戏改工作——给周扬同志的十封信》。这组信件虽然标明10封,但实际上只写成3封信。第一封写于1948年11月的华北解放区李家庄,为了解决平津解放后旧剧的“禁”或“准”问题,首次明确提出了“为新民主主义戏剧而奋斗”的口号,并提出“明确的原则”,即“我们要发展要提倡的是民族的,科学的,民主的东西,要限制要批评的是反民族,反科学,反民主的东西”。1950年写于北京的第二封信则是对前信的深化和具体化,更具针对性和理论性。此时,田汉担任的众多职务中包括了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主席和中国戏曲改进会委员等,是当时戏剧戏曲界的实际领导者。因此,这封信中对涉及民族关系的五类旧戏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批评,突出了“民族的”而非“反民族的”这个原则。第三封信则聚焦于“科学的”原则,对旧剧旧戏中“反科学的”成分进行梳理归纳与系统批判,提出“我们今后当然不再发展神怪戏而当发展以前演民俗的神戏时那种与人民生活情绪打成一片的群众性与大规模性”。这些见解无疑是十分中肯的,具有可操作性。

立国之初,百废待兴,可是毛泽东、周恩来这代人雄才大略,深具远见卓识。新中国大决策有三:出兵朝鲜、两弹一星、改革开放,荫泽后代,影响久远,让共和国的和平红利持续将近70年。

总体上,田汉书信中的戏剧论述涉及面广、见解深刻,有的具有理论建构意识,有的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向,有的则能体现田汉作为剧作家的判断能力。这些论述能够为更加深入地解读田汉剧作以及20世纪戏剧史的历史现象、思潮运动等提供有力的支撑。同时,对其书信中的戏剧论述进行归纳,有助于形成田汉戏剧理论的总体视野,也是以往田汉戏剧观念研究中较为缺失的。田汉书信在其戏剧论述方面所具有的史料价值需要得到应有的重视。

要搞“两弹一星”,起初考虑引进导弹和原子弹。毛泽东曾与赫鲁晓夫商谈,苏联人不给,说社会主义大家庭有核保护伞,但是这伞如果遇狂风暴雨,遮不住6亿中国人。朝鲜战争落幕后,中国一代元戎极度渴望国防现代化,其中最令人难忘的两个细节犹在眼前:

炮兵展览馆里,导弹先驱黄迪菲以假示真,做了一个不会飞的导弹模型,在炮兵展览馆展出,表演给彭大将军看,《人民日报》一发此图,世界惊呼,新中国造出了导弹。

苏联人赠了彭德怀一把核钥匙,却不提供原子弹图纸和资料,中国人跨不过核大门,进不了世界核乐部。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以敢驱熊罴的英雄气概,决定拥核。毛泽东看铀矿,用盖革笔试石头,嗞嗞作响,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感叹地说,这是决定命运的东西啊!

这时候,他们在等一个人,等一群人,等新中国第一批大海归,朝着东方归来。

大师的背影

第一位大师是钱学森,他先考入美国麻省理工,后投身到加州理工大学冯·卡门教授门下。德国投降后,参与美国科学家赴德调查团,主撰了一个科技报告,促成二战后美国科技和军事的崛起。美国海军部长贝尔金说,一个钱学森等于五个美国陆战师,我宁愿枪毙他,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钱学森被拘孤岛5年,经过中国政府交涉才获自由,踏上了归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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