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约道路,继续寻人感动依旧

由央视综合频道打造的《等着我》第四季将于5月20日起亮相周日晚间黄金档。近日,节目在京举行了看片会,就节目的内容创作、价值引领,以及节目聚焦亿万普通人所引发的情感共鸣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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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京昆艺术培训学校暨北京市少儿京昆艺术团,创建30周年大会近日在梨园剧场举行。

《等着我》是一档以全国各地的寻人者为主角,讲述他们与至亲、故交、恩师、爱人,雪中送炭的好心人、并肩作战的老战友等的情感故事为内容的公益性节目。自2014年开播以来,《等着我》荧屏内外已经帮助1100个家庭、1万人找到了失散的亲人。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士渠说,在节目的影响下,有更多寻人者前往公安机关采集DNA进行比对,在寻亲过程中找到了更科学有效的线索。

海,昨天退去。

据北京市京剧昆曲振兴协会名誉会长孙毓敏介绍,上世纪80年代,有感于京剧艺术的特点是艺随人走,人才的厚重决定着京剧的高度,但京剧人才培养时间跨度长,需要幼功,可国家的京剧艺术教育从中专才开始,缺少6岁至12岁这段启蒙教育的过程。基于此背景,形成了“振兴京剧,以普及为主、以教育为基础,从娃娃抓起,让京剧艺术进校园上课堂,为专业院团补漏拾遗”的理念,而这也成为清晰的创建京昆学校的办学方针。没想到,一抓竟抓了30年,京昆学校正规培训学员近两万人,教学剧目81出
。进大中小幼校园课堂超过百所,演出1500场以上,接受京剧熏陶者无以计数,教职员们从青丝变成白发。考入专业的同学已成了艺术院团的骨干,以特长生资格考入优质学校的同学,也大多事业有成,但艺术之根在心中继续生长。

新一季的变化有,不仅在对被寻人故事的开发上做了很多工作,比如不同于此前只有一个求助人来讲述故事,还有求助者身边的爱人、朋友;而且还将在技术层面有所升级,现场的16个机位可以捕捉到每一个眼神、每一滴眼泪。此外,陪着节目走过三季的主持人倪萍今年由于身体原因退出,首次担当《等着我》节目访问人的张春蔚,作为著名评论员和资深媒体人,坦言录了两天节目以后就非常的紧张。“要让普通人说出他的不普通,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要让普通人的不普通感染别人,这是更难的一件事情。”

出现在眼前的山,从天上俯瞰,宛若无数远古征战的帐篷安扎在大地。它不像太行山、神农架或者欧洲的阿尔卑斯山那样连绵不绝,多是一座一座平地而起。好像有一只上帝之手,曾经在这里做游戏,造了这么多小山峰。

此外,一本融汇京昆学校30年办学实践与思考的纪实性文集《娃娃们的脚步》,也同时出版,为京剧启蒙教育史留下一份真实生动的补缀。

本季节目中,暖心公益团的五位嘉宾分工明确。访问人张春蔚让求助者把攒了多年的心里话说出来;寻人团团长舒冬身体力行,直接参与寻人行动;而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士渠化身行走的普法教科书;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张宝艳以及歌唱艺术家郁钧剑又分别从志愿者和社会层的视角切入,呼吁全民关注参与公益。如今,节目已经迈入第四季,随着其影响力越来越大,《等着我》逐渐成为一种公益符号,引发全社会共同为爱接力。

这里的山,便是两亿年前海底世界的景观。在这些高度差别不大的群山之间,曾经有许多海底生物在“山”与“山”之间游弋,是两亿年前海底的自然力量造就了这里特有的群山。

我们今天所说的青藏高原,就在那时候出生。它曾是远古的浅海低陆,距今约二三百万年前开始大幅度隆起,形成今天的“世界屋脊”。最后露出水面的这片海底世界,因无数小山峰耸立于斯,便成为当今中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

这里是贵州。我没有想过,工业发展滞后的贵州能在信息时代为全国提供什么经验,但是,现在这远山深土是如此生动地教育了我,令我不得不重新审视眼前的世界。

这是坏事,还是好事

二〇一五年以来,有关“很多企业关门了”的说法就多起来,今年更见有文章说“工厂机器沉寂,马路货车渐稀”。有人说,一批外企外资撤离中国,留给中国打工人口的失业震荡不小。还有人描述道:“别小看每月三千元的工资。小小一张工资条的后面,有数百万留守儿童嗷嗷待哺,还有千百万白发苍苍的空巢老人殷殷期待……”在这些说法中,失业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工。

与此同时,房价令人吃惊地暴涨,波及各类房租上扬,地下室也不例外。下岗农民工能在城市里等到企业再录用他们吗?能等到撤离中国的外国资本返回来再录用他们吗?

农民工回乡了。

不仅是单枪匹马外出打工的,不少农民夫妻带着孩子在城市打工的也拖家带口回来了。这些年,政府努力使农民工的孩子在城市拥有上学的书桌。现在,他们也回来了。

这是坏事,还是好事?

农民工回来了,还是这片天空,还是这片土地。不少人的地转让给别人种了,或撂荒了。现在干什么,日子怎么过?

多年前,我到洛水上游采访,看到许多“空壳村”,看到公路两侧的墙上刷着大标语“外出打工如考研,既学本领又赚钱”。那是当地政府部门刷出的标语。

曾经面对“空壳村”,村干部感到无可奈何。现在村民们回来了,党支部能怎样?村支两委能带领村民重建家园吗?

今年,我五次去到贵州省安顺市一个叫塘约的村庄,这里前年还是个“榜上有名”的贫困村。我走进他们新建的村委会小楼,看到最醒目的四个红色大字就是:穷则思变。

他们确实在变。他们把改革开放初分下去的承包地重新集中起来,全村抱团发展,走集体化的道路,变化和成效皆惊人。我在这里看到了百姓的命运、国家的前途、党的作用、人民的力量。

在一贫如洗的废墟上

塘约村辖十个自然村,三千三百多人口,劳动力一千四百多人,外出打工最多时达到一千一百多人,青壮年几乎全走了。这是个典型的“空壳村”。

白纸厂寨是村里最低洼的一个寨子,洪水半夜来了,村里多是妇女和老幼病残,寨前的村路被水淹得不见了,二牛从无路的半山踩过去到了寨子,就听见大人的喊声、小孩的哭声。天已微亮,水从后山涌进寨子,从寨子人家的前门里涌出来,村民在慌乱中喊叫着往屋外搬东西。

“别搬了,快往山上撤!”他大声喊道。

几乎没人听他的。

他进了一户姓邱的人家,这家夫妻都是智障,还有个小孩。夫妻俩站在水里发愣。他说:“走啊!”

男的说:“外面下雨!”

他喝道:“屋子会倒啊!”他不听他们说什么了,硬把他们一家拽了出来。

这时他发现村主任彭远科也到了这里,还有两个村委委员也在疏散群众,他们把残疾妇女的一家人弄出来了。

洪水之前的塘约村

瓢泼大雨还在下。滔滔洪水把衣服、鞋子、灶具、家具、电视机都从前门冲出来了。快六点时,水更大了,有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全身浸在水里从屋里出来,人们说他是“游泳出来的”。老人从水里被拉上来,搀扶上山。这时二牛看到,还有一些不是这个寨子的群众也来帮助抢险。

银河在线注册,天亮了,部分房屋倒了。现在能清楚地看到寨子前方的土地不见了,一片汪洋般的混浊水面上漂浮着小寨人家的衣物和用具……这是塘约地势最低的一个村,塘约还有九个村在暴雨中,九个村都有危房。

二牛姓左,大名文学,这年四十三岁,是村党支部书记。这一天是二〇一四年六月三日,塘约村遭遇百年未见的大洪水。田也毁了,路也毁了。左文学在暴雨中望着被洪水洗劫的家园,灌满他脑子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怎么办?现在怎么办?

受灾的不仅是塘约村。安顺市位于贵州省中西部,地处长江水系乌江流域和珠江水系北盘江流域的分水岭地带,有两区一县,还有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县。这场暴雨,使这片土地受灾很广。

六月五日,安顺市市委书记周建琨等人踩着泥泞,来到受灾最重的白纸厂寨,看到几个人正在帮一对残疾夫妻修房子,一问,这几个人都是村干部,是义务帮忙。

“村书记呢?”周建琨问。

“也在帮人修房。”有人马上去叫左文学。

几个妇女围住周建琨哭诉:“啥都没了,粮也泡水了……帮帮我们吧!”

周建琨问:“怎么帮?”

“先帮我们修路!”

男人们出去打工了,女人是村里种田的主力,路没了,她们下地干啥都难。周建琨后来告诉我,他当时忽然很感动,她们不是要粮要钱,而是说修路。

周建琨正在跟几个妇女说话,村支书左文学来了,浑身沾着泥浆,两眼通红,像一匹狼。

左文学回顾,那天周书记看望了家家都在修房的村民,然后就在受灾现场跟他谈话。

周书记说:“你这个村子有前途!”

左文学愣着,心想什么都没了,前途在哪儿?

周书记说:“我看你这个班子很强。这么大的水,人住得这么散,没死一个人。你们干部了不起!”

左文学还是愣着。

“你为什么不成立合作社?”周书记又说,“你这里百姓也很不错,党支部可以把人组织起来呀!”

左文学说村里大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不管怎么讲,你要记住,”周书记说,“政府永远是帮,不是包。党支部也一样,要依靠人民群众。”

左文学告诉我,就在这天,他记住了周书记说的“要靠群众的内生动力”这句话。周书记说:“妇女讲先修路,好,政府出水泥出材料费,你们出工出力干起来,行不行?”

左文学说:“行。”

周书记接着说:“要致富,你要有思路,有魄力,要敢于踩出一条新路来!你想想怎么干,我下次来,你给我讲。”

左文学告诉我:“那天,周书记走后,我哭了。我一个人,躲起来哭得忍不住。”

我感到他的哭里有内容,大约有很多辛酸的往事涌上来吧,于是就问他为什么哭。他说:“我看到了前途。”左文学告诉我,之前,村里人靠传统农业勉强度日,这场大水把很多农户冲得一贫如洗。是穷到底、困难到底了,大家才重新走上这条全村抱团发展的集体化道路。

左二牛的奋斗史

左文学这天躺进了一个椭圆形的大木桶,桶里热水齐腰深,他泡在桶里想往事想前途。

左文学做过文学梦,可是,读完高中回乡,父亲说,种地吧!家有九亩地,种粮,有饭吃,没钱。年底结婚了,要养家,他必须出去打工。这是一九九一年初春。他这时的梦想,是赚了钱回来到县城开个大超市。

少年时的朋友大多对他那个文绉绉的名字不感兴趣,叫他二牛。二牛有种干什么非干成不可的劲儿,同学都喜欢跟他玩。现在他是跟人出去的,到北京海淀区苏家坨搞房屋装修。

“做电工,现学的。”他读过物理,很快学会做电工,但渐渐感到“这不是一条路”。

打工半年多,他带回一千多块钱。

当然也带回来见识。他注意到北京郊区的大棚菜,他想,要是我们那里有大棚,也能在冬天种蔬菜,还能养羊、养猪、养鸡……回到家乡想搞大棚,没资金。他决定种药材,到信用社贷款五百元,去四川眉山引进党参、桔梗、独角莲……回来,播种,搞了两个月,失败了。

决心养猪。最多时养了六十头猪,那时他家前后左右都是猪圈。他还到信用社贷款购置了碾米机、磨粉机、压面机,在家里搞了个粮食加工厂。给村民加工米,对方把糠给他。加工小麦,做成面条,加工费就是糠和麦麸。他逐渐存下了六七万元,被寨子里的人认为是个能人。

养猪前五年是赚钱的,第六年养得最多,一下就亏了。他说:“改革放开了农民手脚,确实没人捆住我的手脚,我可以放手去干了。但是,我深深体会到了,单打独斗很难抵御市场风险。”

不甘心,决定养牛,养了三十头母牛、六头公牛。在整个平坝县都很出名:“那个养牛的叫左二牛。”

他越来越明白,养猪养牛,都得用头脑养。他发现一群牛中必有一个头牛,众牛都会围绕着它。于是给它脖子上系铃铛,别的牛四处吃草时不会走出牛耳听不到铃铛的范围。他感觉这个范围至少有五十米。他开始梦想搞一个大的养牛场。

养牛得去放牛,他每天带两样东西:雨具和书。他记得初中语文老师彭万师曾对同学们说,你们一生中一定要看看《古文观止》。现在有时间了,他就买来读,读得津津有味。

二〇〇〇年换届,左文学被村里人选为村主任。乐平镇大屯片区总支书朱玉昌来村里找他谈话。他说我在养牛,脱不开身。父亲听说后表示,他说了不算,等晚上开个家庭会。

当晚,父亲主持家庭会,问儿媳妇:“这个村主任,你同意不同意他干?”

儿媳说:“他想做的事就做吧,我从来都没拦着他。”

父亲说:“村干部要付出的,没有你支持,他干不下去。”

儿媳问:“咋支持?”

父亲说:“你就支持他两点:一是他有事,随时要走的,你不能拖后腿;二是有人来找,端椅倒茶要及时,找你吵架,你也必须先倒茶。”

儿媳说可以。

父亲再问二牛什么态度。二牛说牛还在。父亲说:“没必要老想着挣钱。盖多大的房,你只有一张床。你消化再好,一天也是三餐饭。”二牛说:“现实中,没钱也挺难的。”父亲说:“能生活就行了,到我这个年龄,给我钱也没用。”

父亲又说:“村干部就像一栋房子要有几根柱子,没几根靠得住的柱子,一个村庄撑不起来。你有机会给大家做点儿事,是福气啊!”

左文学的父亲叫左俊榆,当了三十八年的村支书。

第四天,二牛把牛全部卖了,开始当村主任。这年他入了党,二〇〇二年底任村党支书。

塘约村有条河叫塘耀河,河上有座桥,近三十米长,桥面只有一米宽。小孩上学,四个寨子的村民进出都靠此桥。桥面临水很低,雨下大点儿,一涨水就把桥淹了,人就过不去了。生产队散伙后,村里只见个人不见集体,这座桥听凭水淹水落,几十年无可奈何。二牛决心修建一座高大的桥。找上级支持,县里给了六万元,只修了三个桥墩,钱用完了。

桥面没钱做,只好伐木用木板搭起临时的桥面。又去找了三个煤厂的老板化缘,又发动村民捐钱、出工出力,总算把桥建起来了。左文学想,一定要让后代记住这些拿自己的钱做公益事业的人,于是在桥头立了一块“功德碑”,碑上刻着一副对联:众手绘出千秋业,一桥沟通万民心。

当地有煤炭资源,左文学曾想给村里办个煤厂,还想给村里办个木材加工厂,可是没有启动资金,也怕办砸了,不好给全村人交差。直到今天,周书记问他为什么不成立合作社,党支部可以把人组织起来呀!这话比洪水之夜的电闪雷鸣更让他震撼。

左文学在浴桶里泡了一个多小时,感到有重大的事要发生了。他爬出来,开始用手机通知“村支两委”全体成员:今晚开会。

一个政府,若无资产就无法管理社会。村是一个小社会,怎么能没有集体资产?村是中国最基层、幅员最广的地方,缺集体经济,村就涣散了,社会就会缺乏坚实的基础。左文学意识到,眼下最重要的事不在修桥或办厂,而是要把村民重新组织起来,靠集体的力量抱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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