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面军北上,闪击法国急先锋

  隆美尔能经常陪侍希特勒,这令同行们都十分羡慕。但在希特勒身边度过近半年的悠闲生活之后,隆美尔自己却忍耐不住了,他更喜欢指挥一支部队东征西战,在战场上大胆冒险才符合他的性子。他一直请求希特勒委派他承担更合适的重任。入侵波兰期间,隆美尔又向希特勒直接暗示了自己想指挥一个装甲师的想法。

(德莱顿)1940.6—1940.10.28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同北上的党中央、红一方面军仍保持着电报联系。

  1940年2月初,隆美尔接到电报,让他4天后赶到莱茵河畔的戈德斯贝格去指挥第7装甲师。10日早晨7点,隆美尔乘火车赶赴戈德斯贝格。透过车窗,他看到了奔流湍急的莱茵河。几个小时后,当全师官兵集合起来接受新师长检阅时,一下子就觉察到了他的与众不同——隆美尔少将的致敬辞是:“嗨,希特勒!”

(1)

  一方面军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十一月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随着日本侵略势力向华北迅速扩展,民族危机急遽深化和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动,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这些消息,都使处在困境中的朱德受到鼓舞,增强了他的斗争信心。

  第7装甲师前身是由骑兵部队改编的第2轻装甲师,战斗力远远低于德军最早建立的6个装甲师(编制2个坦克团)。入侵波兰时,该师只辖1个轻型坦克营和4个摩步营,装备90辆轻型坦克,还多是抢来的捷克旧货。战后它被改编成装甲师,下辖第25坦克团,第6、第7步兵团,第78炮兵团,第37侦察营,第58工兵营,第7摩步营和第42反坦克炮营。全师装备218辆坦克,但一半以上仍是捷制轻型坦克,105毫米火炮36门和37毫米反坦克炮54门。

  那年夏天,希特勒明白地表示,他更感兴趣的是谈判而不是打仗。在法国,他的武器是劝说和把自己打扮成一位宽宏大量的胜利者,一位主动让法国分享团结和繁荣的法西斯欧洲的果实的胜利者——法西斯欧洲,这个霸权的目的,不但要使精神复活,而且要使它成为反对不信上帝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在这场运动中,他首先采取的措施之一,是要他的部队当解放者,不当征服者。“我不希望我的士兵在法国的行为像第一次大战后法国士兵在莱茵兰的行为一样!”他对霍夫曼说,谁要是抢劫,就当场枪毙。“我要与法国达成真正的谅解。”
  这样,进入巴黎的部队便不敢大摇大摆,更不敢要人臣服或白吃东西。凡买东西,他们必分毫不差地给钱。在香舍里射大街的咖啡馆门外,他们与法国人一起喝咖啡,分享着6月下旬的阳光。这种相处虽然很尴尬,且常常彼此无言,互不理睬,但巴黎人的恐惧已经消失了——他们原以为妇女会遭强奸,商店和银行会被洗动。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德国军队在帮法国难民返回首都。在巴黎全城都挂满了路牌,上面画着一个怀抱婴儿的友好的德军士兵,还有句忠告:“法国人!信任德国兵吧!”
  希特勒想来会为其士兵感到自豪的。他们穿得整整齐齐,说话和气甚至有点讨好。他们对妇女彬彬有礼,对男人,尊尊敬敬。在无名将士墓前,他们光着秃秃的脑袋站着,其武器仅是照相机。他们更像是坐假日特价火车前来的旅客,而不是刚让法军蒙受奇耻大辱的可怕的人物。这是狡猾的公共关系手段,是旨在把法国变为一个既肯干活又有生产价值的奴仆的计划的一部分。
  希特勒本人也当起游客来了。与他同行的一群人中既有他的副官,还包括世界大战中的一名下士梅克斯·阿曼。两天来,在元首的带领下,他们心情愉快地参观了导致此次战争的旧战场。这是富于感情色彩的旅游,元首无时不高兴。他指着弗兰德战场告诉众人说,这里先前是一片沼泽地,还留下一些战壕作为纪念之用,也供游人欣赏。元首并非独自暗暗回首往事,而是滔滔不绝地、极详尽地向众人解释,这里或那里发生过的事情。当他乘车穿过里尔时(他只在水彩画里见过它),一个探头窗外的妇女认出了他。“魔鬼!”她惊呼道。他起初觉得有趣,后来他便发誓要将这一形象从被征服者的心头抹去。
  这次极富感情的出游于26日结束。他随即便把心思转到眼前的令人不快的任务上去了:让英国人屈服。他对副官们说,此项任务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与英国之战系兄弟之战,大英帝国之毁灭也是日耳曼帝国忧愁的根源。他私下对赫维尔说,他迟迟不入侵英国的原因就在于此。“我不想将她征服”,他说。“我要与她达成协议,强迫她接受我的友谊,并把正在煽动人们反对我的全体犹太暴民赶出去。”
  希特勒仍没有入侵英伦三岛的确定的计划。西线的胜利实际上是来得太快了,他还来不及为渡过英吉利海峡准备好登陆艇或驳船——连一艘也未准备好。相反,他似乎在等待英国求和。但是,至7月3日,这种希望破灭了:那天,英国皇家海军突然对停泊在阿尔及利亚港口梅塞尔克贝尔的法国舰队进行炮击。战舰“不列颠”号在13分钟内沉没,977人丧生。另外三艘,包括“敦刻尔克”号在内,被重创,人员损失惨重。其余舰只脱逃。英国人惧怕希特勒会利用这些舰只去进攻英国,并为这种恐惧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英国人从敦刻尔克撤退一举,在大多数法国人脑中都留下了痛苦的印象。这次进攻,特别是它发生在达尔朗海军上将发誓不将军舰交给希特勒以后,在法国全境引起了深深的敌意。“英国人背信弃义”一语,已成了咖啡馆里的口头禅。
  此次炮击也证实了某些人的信念:拯救法国的唯一办法就是与希特勒合作。不久前签订的停战协定,实际上已将法国本土分成了两个部分:北部占领区和南部的维希政府区——以贝当元帅为首。这次炮击把他阻止副总理赖伐尔与希特勒更加紧密合作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了。与此同时,它也使让·季洛杜及其他法西斯知识分子寻找新的变节者的努力简化了。阿尔弗雷德·法布尔——卢斯在日记中写道:“英国在一天内杀死的法国水兵比德国在一年内杀死的还多。”英国在梅塞尔克贝尔铸成的大错,他预言,正在加速希特勒的“一个欧洲”的进程。它也把德国元首从他的千秋大梦中惊醒:他一面强调他无力控制法国舰队或围困英国皇家海军,另方面又想迅速与英国解决问题。几乎完全被内陆包围的他,被令人吃惊的海上力量的机动性弄得目瞪口呆。海军的爆炸性的行动加强了他早些时候的恐惧。即使英国舰队未能粉碎对英国的入侵,它也使舰队的领袖能在加拿大或澳大利亚建立司令部,从那里统治海洋。
  是谈判还是使用武力?他在犹豫不决的痛苦中徘徊。“我决不能放弃”,他对普特卡默说。“英国人终究会同意我的看法的。”但是,当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于7月13日飞到贝格霍夫时,他欣然批准了他们制订的入侵英国的计划,但在片刻后又抗议说,他不想打他的英国兄弟,不想让大英帝国解体。流血只会引狼入室,分享战利品。英国为何仍如此不愿和平?据哈尔德的日记记载,他自问自答:“是因为英国仍然存在着俄国会采取行动的某些希望。”
  3天后,他发布了入侵英国的专门指示。入侵的目的在于消灭作为对德作战的基地的英国。并且,如有必要,将它全部占领。这次战役得了一个具有想象力的代号:“海狮”。希特勒批准这一计划的墨迹未干,便提出了一项他自己的和平建议。“元首将向英国提出一项宽宏大量的和平建议”,里宾特洛甫告诉施密特。“劳埃德·乔治听到这一消息后,恐怕会卡我们的脖子!”7月19日,这一建议出笼了。它开始以嘲笑的口吻攻击丘吉尔,继而便威胁说,两国若打起仗来,被消灭的肯定是英国;最后才是一项含糊其词的建议:“我盾不出有什么理由让这场战争继续下去。”
  英国对希特勒建议的回答,首先是由熟悉元首的人带来的。此人就是现在为英国广播公司工作的塞夫顿·德尔默。他立时进行了广播。“希特勒先生”,他非常恭顺地用德语说,“从前您有时问我,英国公众的情绪如何?所以,本人今晚拟再次为阁下略效微劳。请允许我告诉您,我们这里的人对被您称之为理智和常识所作的呼吁有何想法吧。元首和总理先生,我们将它扔回给您,扔回给您那副散发着罪恶气味的牙齿!”夏伊勒是在柏林电台广播室中等待着向美国广播时听到这节广播的。他要对此事之影响发表评论。“你能搞清楚吗?’某人对夏伊勒喊了一声。“你能理解那些英国傻瓜吗?拒绝和平建议?他们疯了!”
  罗斯福总统同样对希特勒的建议不感兴趣。当晚晚些时候,他在白宫发表的接受总统提名的广播讲话宣布,对付极权主义国家的办法只有一个——抵抗,不是绥靖。狄克霍夫大使向柏林报告说,罗斯福与英国在战争的爆发和拖延方面“串通一气”的一情形,从未像在这篇讲话中表述得如此清楚透彻。“英国之方向必不可变,其抵抗必须加强,战争必须继续下去”(几天后,一个华盛顿大使馆新闻顾问,在与联合广播公司的政治评论员小福尔顿·路易斯交谈后,向德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常在国外旅行的路易斯,在谈到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开年会时,与来自各阶层和各地的美国人见面时说,人民不要战争,但在罗斯福的诡计面前,尤其是在他把国会变成只有一个橡皮图章而没有自己的意志时,他们是相当无能为力的。”)
  伦敦仍未正式拒绝德国建议。7月21日,星期天,希特勒将其将领召至柏林开会。他似乎迷惑不解,而不是好战。“英国的局势无望了”,他说。“我们已赢得了战争。要将成功的前景逆转过来的可能性是没有了。”他猜测,英国将会出现以劳埃德·乔治为首相的新内阁。接着他便陷入了阴郁的沉思。
  突然,沉默被打破了。他呼吁“迅速结束战争”,并说,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海狮”。但是,他的保证——或者说,表现出来的保证——便几乎立即烟消云散了。他警告说,跨过由敌人把守的英吉利海峡远征英国,并不像对挪威那样。决不会是单程旅行。偷袭的成份是不可能存在的。后勤供应的问题又将如何解决?他不停地讲着,将严重的问题一一指了出来——这些问题(一直在不停地记录的),海军上将雷德尔暗中同意。完全的空中优势是至关重要的,首批登陆必须在9月中旬完成,否则,日益恶劣的气候将使空军不能完全参战。他转身问雷德尔:关于技术上的准备,海军何时才能作一明确答复?海岸的炮队阵地何日才能完全布妥?对越过海峡之举,海军能掩护到何种程度?
  受窘的海军上将雷德尔,却在琢磨其它问题:大部分步兵都得靠内河或运河驳船运送,而所需的驳船仍得从帝国国内拖来。这支弱不经风的舰队如何抵挡得住英国的皇家海军?在挪威一役中受损后,可供作战的只残存48艘快艇、1艘重巡洋舰、4艘驱逐舰、3艘鱼雷艇。雷德尔有点狼狈地回答说,关于某些技术上的问题,他希望在几天内获得回答。但是,在空中优势尚未成为事实时,他该如何开始作好准备?勃劳希契用坚定的信心回答了他的悲观。他喜欢“海狮”。戈林的副手说,空军已万事俱备,只要命令一下,便可在空中发动强大的攻势。希特勒未发表看法,令雷德尔尽早将报告呈报上来。“如准备工作无把握在9月初完成,那就要考虑其它计划。”于是,“海狮”的重担便落在海军的身上了。
  身边无其他人时,希特勒对勃劳希契说:“斯大林正与英国眉来眼去,目的在于使英国继续战争并把我们拖垮,以便争取时间,拿到和平时期到来时拿不到的东西。”一方面他承认目前苏联尚未有反对帝国的行动迹象,另方面他又同意,俄国提出了一个必须认真对付的问题。“这些我们都要开始考虑了。”
  不久前,一个有眼光的英国人乔治·奥维尔预见到,希特勒的真正目标是以牺牲苏联为代价取得生存空间。“人们若把希特勒近一年来的讲法与15年前的讲法作一比较”,在评论英文版的《我的奋斗》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人们便可发现这点:他的心坚定如一,他的世界观并没有发展。这是偏执狂的确定看法,是不大会受强权政治的一时行动影响的。或许,在希特勒心目中,苏德条约不过是改变一下时间表罢了。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订下的计划是要首先消灭俄国,并暗示尔后便消灭英国。现在,事情的结果是,他首先对付的是英国。因为,英俄两国中,俄国较易被收买。不过,一旦英国被消灭。就轮到了俄国——毫无疑问,希特勒就是这样看的。”
  希特勒在西线取得的战果虽然显赫,但它并不足以为他带来他所需要的政治上的稳定,以便开始向俄国发动圣战。他给予英国的打击,不过是令这个顽强的国家更加顽强罢了。他对法国维希政府采取的抚慰政策——以便让它参加他的十字军——也正在土崩瓦解,因为对方支支吾吾。这样,德国便得不到积极的援助。
  尽管有这些失败,希特勒仍信心十足,认为他有能力阻止这场冲突发展成为世界大战,并确信英国即将投降。于是,他便下令立即加强反对英国的宣传战。戈培尔的第一个行动,是通过秘密电台向英国广播业已兑现的诺斯特拉达穆斯预言,以及伦敦将于1940年被毁灭的那个预言。诺斯特拉达穆斯预言之现代解释,是克拉夫特作的。他曾预言啤酒馆爆炸事件。
  在这个充满了恐惧的季节里,希特勒又抽空与他的老友库比席克见面。他曾派人给他送去1940年瓦格纳音乐节的入场券。7月23日,在《哥特达马隆》的第一次中间休息时,两人在休息室里见了面。在热情地问候了库比席克后,他抱怨说,战争中断了他的重建计划。“肯定地讲,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别人,谁还能做呢?现在,我只好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战争将我的最好年华吞噬……我们都逐年见老了,库比席克,没有多少年了——来不及做完余下应做的事情了。”
  这天与库比席克的私人会见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希特勒的公共职责正在不断增加。矛盾的是,他与爱娃·勃劳恩的关系却更像夫妻。战争不但没有将他们分开,反而,将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因为他有更多时间住在贝格霍夫。那种故意让大家相信他们仅仅是朋友的做作已一去不复返了。
  工作人员和仆人们对她非常尊敬,私下里都称她为“老板娘”。对希特勒,她公开使用昵称“你”;对她,他也以“你”相称,有时还叫她“萨贝尔”——这是维也纳的“小”称,即把东西或人指小之意。在亲密的朋友们面前,他有时还会公开摸她的手,或做出其它公开表示爱慕的姿势来。据内情人说,若以希特勒现在已年近50且又全神贯注于工作而论,他们的性生活是正常的。爱娃终于成了贝格霍夫的女主人,变得更加自信和高雅。她的生活虽然可能困难,但她自信已不再有竞争对手,而这也已足令她聊以自慰了。
  那年夏天,希特勒确定,消灭布尔什维主义,扩大生存空间的时刻已经到了。他指示陆军着手朝这一目标作好准备。1940年7月29日,约德尔来到巴特赖兴哈尔车站,在最高统帅部计划部主任瓦尔利蒙上校的专车内与他就此事进行磋商。瓦尔利蒙与三名高级军官原以为,这次不寻常的来访,大概与提升晋级有关,或者要进行嘉奖。但是令他们觉得神秘的是,约德尔一到,便叫人把餐车的门窗全部关好。接着,他便突然宣布——他的声音平静而冷漠——希特勒已决定“一举永远”消除布尔什维主义对世界的威胁,尽快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于1941年5月进行。“约德尔的话的效果,好像让人触电一般”,瓦尔利蒙回忆说——其时,由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死力抓住椅子。“不行的!”一位名叫罗斯贝格的上校脱口喊道。英国还未战败,希特勒怎么能打俄国!约德尔给了个奇特的回答:“元首生怕,战胜英国后的公众情绪,将不允许他向俄国发动一场新的战争。”
  反对的意见爆发了。这种打法,是腹背受敌的打法,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德国失败的就是这种两条战线的战争。为什么在与莫斯科签订条约后,还来个突然改变?斯大林不是遵守诺言、将原料和粮食准时地全部运来了吗?约德尔对每条反对意见均作了简洁的回答: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如在德国军威处于高峰时发动进攻。这种回答说服不了瓦尔利蒙。曾向希特勒提出过类似的反对意见的约德尔,打断了辩论。“诸位”,他说,”这不是个让大家讨论的问题,而是元首的决定!”他令瓦尔利蒙立刻以“建设东方”为代号,着手草拟计划。
  7月的最后一天,元首将其将领召至贝格霍夫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原计划要讨论有关”海狮”的问题,实际上后来却背道而驰。首先发言的是海军上将雷德尔。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中进行:军需已按计划准备好,驳船的改装工作也将于8月底完成。另方面,商船的运输情况却不妙,原因是在挪威受损或中水雷受损;扫雷工作虽然开始,却又受到盟国的空中优势的阻碍。所以,他的结论是,不如把入侵的日期延至次年5月。
  希特勒反对。他说,如此长的等待时间不但使英国有可能改良其陆军,而且还可从美国——也许甚至从俄国——得到大量的军事补给。“到5月这个空档我们怎么补得起?”他问。于是他便把期限定在9月15日。他断然作此决定后,立刻又将它推翻。他补充说,那就是,集中力量对南英格兰进行密集轰炸,若在一星期内能摧毁皇家空军和海军以及主要港口,便于9月15日发动进攻。“否则,便延期至1941年5月。”
  如果说这是个决定,那也是个半心半意的决定,使雷德尔高兴。一方面,它给了雷德尔准备“海狮”的最优先的优先权,另方面,又把重任移交给了空军。更重要的是,它给了希特勒将战争从西方转向东方的选择权。两名海军人士(即雷德尔和普特卡默)离开房间后,希特勒便开始贬低“海狮”的能力。“我们的小海军呀”,他叹道,“只有敌人的百分之十五!”再者,英吉利海峡比地图上画的要可怕得多——这是任何一个曾在恶劣天气中越过这块险恶水面的航海家都能证明的。
  情况似乎是,希特勒几乎已取消了对英国的入侵。“俄国只需向英国稍作一些暗示,俄国并不想让德国变得过于强大,英国人就会像快被淹死的人一样,重新获得希望:在6至8个月内,形势便会完全改观。但是,如果俄国被消灭,英国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就破灭了。到那时,德国便成了欧洲和巴尔干半岛的主人。”这一次,他的沉思成了坚定不移的结论。”决定”,他言简意赅地说,“从这些考虑出发,俄国必须被消灭。1941年春。”前几次会议上出现的犹豫不决已一去不复返了。他再次成了旧时的元首,一个掌握命运的人。“将俄国消灭,越快越好。一击便将这个国家打个稀巴烂,只有这样,这次战役才有意义。只征服土地是不够的。”他说,这次进攻一定要一气呵成,中间不能停顿。他不会重犯拿破仑犯过的错误,被俄国的冬天所消灭。我们将耐心等待,他说,一直等待到5月。“有5个月的时间作准备”,他满意地说。
  他想象中的良辰美景使他神魂颠倒。“目标是”,他兴致勃勃地说,“消灭俄国的主要能源。”他是个军阀的化身,迅速地描述了此次动用120个师参与入侵的计划:首先向基辅挺进;其次,通过波罗的海向莫斯科挺进;第三,南北夹击,然后便发动一次进攻巴库油田的特殊战役。这个梦想正在变成现实。

  毛泽东到陕北后不久,曾在一次干部会上说:我和同志们都惦念着还在四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我们也都在惦念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和五、九军团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赞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方针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穿过草地,北上陕甘,出腊子口与我们会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的,也许在明年这个时候①。这番充满深情、信赖和期待的话,同朱德的心是相通的。

  17日中午,隆美尔简短地向希特勒作了汇报,并参加了希特勒款待4位新任军长的午宴。临别时,希特勒送给隆美尔一本题有“赠隆美尔将军惠存”的《我的奋斗》一书作为纪念品。

(2)

  一九三五年岁末,也就是十二月三十日晚八时,朱德致电毛泽东、彭德怀等,提出:“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对敌与互通情报,即时建立”,并介绍了四方面军掌握的敌人调动情况,最后说:“你处敌情近况望告”②。一、四方面军分离后,红军总部的通讯联络机构被张国焘控制着,这是朱德第一次以个人署名发给党中央的电报。毛泽东接电后十分兴奋,立刻亲自起草一份长电,在一九三六年元旦直接复给朱德,一开头说:“本应交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③接着,就将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的各方面情况和他所了解的国内国际时局动向,尽可能详尽地作了通报。

  不久,隆美尔便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震动了全师。他的第一个行动是给团长们放假,“在我没掌握情况之前不需要你们”。隆美尔对大多数军官早已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反感至极。在波兰时,他第一次明显感到了晕眩,这使他留意起自己的心脏病。他只悄悄告诉了妻子一个人。他相信,慢跑才是最好的补药。他决心恢复自己的体力,并加强了体育锻炼。

  不到24小时,那个作出了决定的人又在动摇了。他发布了两道指示,一是号召迅速征服英国,另一道是对此举是否可行表示怀疑。第一道指示开头便颇具信心:“为了制造最后令英国投降的必要条件,本人希望向英国本土进行的海军两栖战得以加强。”德国空军必须尽快征服皇家空军,然后便为“海狮”养精蓄锐。“我保留作出这种决定的权利:进行恐怖进攻,作为报复手段”,他指出。
  第二道命令是凯特尔用元首的名义签发的。它命令“海狮”的准备工作务必于9月中旬完成。它接着说:“在8月5日开始的空袭英国后14天,元首将决定是否今年入侵英国:他的决定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空袭的结果。”
  凯特尔虽将命令发了下去,但他仍觉察到了元首的矛盾心情。“表面上看来,元首好像非常热心,全力投身准备工作。为此,他曾要求对准备工作随时作出改进,以加速其进程。但是,我却有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一旦真正要实施这个计划时,他又怀疑起来,举棋不定了。他十分清楚要冒何等巨大的风险,也明白肩上的责任有多重。”凯特尔也感到,最重要的是,元首“不愿意失去用外交的办法解决与英国的战争的最后机会。这点,我相信,他是求之不得的。”凯特尔从未想到过,这不过是摇摆的表演而已。希特勒把对“海狮”所作的准备作为幌子,而真正攻击的却是俄国。
  希特勒也想不到,8月1日的两道命令的主要内容已被“超级”机密破译。这些电文使丘吉尔相信,他确已掌握了德国的密码。过了不久,“超级”机密又送来了戈林的指示:把8月13日定为“老鹰战役”(即对英国进行全面空袭)的开始。这便使丘吉尔完全相信了。
  空袭如期开始,但由于气候条件越来越恶劣,参加这次空袭的只有第三空军大队。空袭的次数高达五百余次,但由于英国的雷达极灵,再加上“超级”机密截获并破译敌方电波的及时警告,英国的损失轻微,德国的损失却惨重:德国空军折机45架,皇家空军只损机13架。次日的战果也使戈林同样失望。15日,德空军3个大队全部出动。这一次,“超级”机密准确地得悉了戈林将使用什么力量和袭击何地。由于这个情报,皇家空军能将有限的歼击机组集中起来,派往准确的地点和高度,有效地将德国机群分割,使德国的每个机群都遭到最顽强的抵抗。在迄今最大的一次空战中,皇家空军击落敌机75架,自己损机34架。“老鹰战役”成了酸酒一瓶:17日,双方的损机比例是70:25。这天,戈林未让飞行缓慢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这些飞机曾把法国炸得一塌糊涂——参战,因为它们根本不是“喷火”式的对手。
  19日,天气仍然恶劣,使德国空军在尔后4天不能离地。戈林利用这个喘息机会,召集各将领开会。对飞机制造厂或类似目标进行的轰炸,原在白天进行,现改在晚间进行。戈林也趁机严厉呵斥单引擎和双引擎歼击机的飞行员,说他们表现不好。“无论哪一种歼击机,都不准因为气候不好而擅自不完成护航任务”,他命令说,谁擅离职守,谁就要受军法审判。
  8月23日,天气放晴。当晚,德机飞过海峡,大规模进行空袭。一队轰炸机迷了航,将原计划要投放在伦敦城外的飞机制造厂和油库的炸弹,却投进了城内。8名市民被炸死。英空军认为这是德空军故意干的,便于次日晚轰炸柏林,作为报复。损失虽小,柏林人却大惊失色。“他们料不到会挨炸”,夏伊勒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战争开始时,戈林曾向他们保证,柏林是不会挨炸的……他们相信了他。所以,他们今天的觉醒便更大。你只要看看他们的脸色便可量度出来。”
  3天后的夜晚,英机再次前来空袭,炸死市民7人,炸伤29人。希特勒大怒,因为德机轰炸伦敦原系航向错误所致。但他仍不让德机轰炸英国首都。柏林又两度被空袭。希特勒被惹火了。9月4日下午,他在体育馆临时发表演说,扬言要进行报复。一听到要超过丘吉尔,听众中的妇女社会工作者和护士们便同声欢呼。“如果英机投放二千、三千或四千公斤的炸弹”,他说,“那末,我们一夜中便投15万公斤,或23万公斤,或40万公斤!”大厅内顿时人声鼎沸,他只好停顿。“他们若宣布增加对我们的城市的进攻,我们便把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我们一定要阻止这些空中强盗的所作所为,让上帝保佑!我们两国总有一国被打得粉碎,但这决不会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
  听众的回答是疯狂的喊声:“不会!不会!”

  然而,要把两支革命力量再汇聚到一起,关键问题是要排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障碍,这是朱德必须承担的历史重任。

  柏林为他配备了一批强有力的助手。卡尔·卢森堡上校担任师的主要突击部队第25坦克团团长。卢森堡曾在1918年任连长时荣获过“功勋奖章”,44岁时便已成为德军最优秀的坦克团长之一。一批纳粹党徒也被派到了隆美尔的装甲师。如戈培尔的高级助手卡尔·汉克中尉和反犹报纸《野蛮人》的主编卡尔·霍尔兹上校。

(3)

  徐向前回忆道:

  隆美尔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部队的训练之中,他希望在第二年春天前能出成绩。他特别注重学习坦克的知识,这是真正的钢铁堡垒。虽然德军在坦克和飞机的数量上落后,但德国坦克的战斗力却远远超过英、法等国。隆美尔最好的坦克是Ⅲ型和Ⅳ型坦克,重达20吨,高约2.7米,由个5人操纵,汽油发动机为320马力,最高时速可达40公里。

  两天后,海军上将雷德尔到总理府向希特勒汇报。两人小心谨慎地讨论了“海狮”计划,好像两人都不怎么相信这计划似的。末了,雷德尔提了一个本来会惹来激烈反驳的问题。“‘海狮’战役万一不打”,他问,“元首的政治和军事指示是什么?”
  然而,希特勒却一点儿也不恼怒。雷德尔多少有点满意地告诉他的同事们说,“元首关于在英国登陆的决定还不是最后的,因为元首有这个信念,就是说,不进行登陆,英国也可能投降。然而,与先前一样,从各个方面看,元首把登陆看作是结束战争的一种打击性的手段。如果风险太大,元首便不想进行登陆”。很明显,“海狮”若败北,希特勒是不能容忍的,因为这肯定会提高英国的威信。他要的是能一举结束战争的成功的闪电战——没有风险的闪电战。普特卡默对新近在布洛涅举行的登陆演习所作的目击报告说,由于潮水的关系,用拖轮拖的驳船被搞得一塌糊涂。这特别令希特勒担心。普特卡默认为,在英国海岸登陆时,情况若相类似,结果肯定同样是个灾难。
  入侵能否成功,英国能否投降,这全要以空袭情况如何而定。于是,在与雷德尔单独会面后次日,希特勒便批准对伦敦进行大规模空袭。一队又一队的德机飞往英国。当天下午晚些时候,320架轰炸机,在僚机的重重保护下,从戈林的头上飞过——他在开普布朗内的悬崖上观察机群。密集的机群像蜜蜂似的飞过英吉利海峡,朝泰晤士河飞去,轰炸伍尔维奇兵工厂、发电站和码头。戈林一听到最后一个目标已成“一片火海”的消息,便急忙走至麦克风前,向听众广播说,伦敦正被毁灭。他吹嘘说,他的计划是要“击中敌人的心脏”。这次毁灭性的进攻一直延续至拂晓,并于次晚恢复。在恐怖的两天内,842名伦敦人被炸死。希特勒利用将“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的威胁,趁热打铁,批准进行另一次大规模空袭——9月15日举行。这将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空袭,其目的不仅在于惩罚伦敦,而且要消灭皇家空军。
  “超级“机密又一次向丘吉尔提出了警告。于是,在空袭前4天,他发表了广播演说。向全国提出了警告。“毫无疑问,希特勒先生是在高速地消耗其战斗机群。照此下去,经过许多星期后,他的空中力量将会削弱,其主体将消耗殆尽。”与此同时,他警告说,“德国人正在精心策划对本岛进行全面的大规模入侵。它可能现在就——入侵英格兰,入侵苏格兰,入侵爱尔兰,或同时入侵三岛。对这种危险,我们绝不能视而不见。”入侵或许会在日内发生。“所以,我们必须将尔后的一周左右时间看作是我国历史上的紧要关头。它与西班牙舰队已逼近海峡而杜累克还在踢足球,或纳尔逊还站在我们中间而拿破仑已在布洛涅的情形一样紧迫。”他的话提高了这个堡垒岛上人民的士气,使他们受到鼓舞,觉得自己也参与战斗。
  在公开场合,希特勒虽然表现出信心十足,但在9月14日的军事会议上他却露出了担忧的情绪。在表扬了空军在“老鹰战役”中收到了“令敌丧胆”的效果后,他承认“海狮”战役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尚未成熟”。由于气候恶劣,空军尚未取得空中霸权。不过,他仍拒绝取消入侵计划。这是因为,空袭正使英国人丧胆,用不了10天或12天,英国便会爆发群众性的歇斯底里。
  戈林的副手抓住这点,提出轰炸平民以迫使英国屈服的计划。除海上入侵外似乎对一切都热情洋溢的雷德尔,对此表示衷心支持,但元首却仍坚持己见,只准空军攻击主要的军事目标。“最后一招才是以引起群众性恐怖为目的的轰炸。”
  一切议论都销声匿迹了。原来明明是决定发动“海狮”战役的决议,现在仅成为一纸空文,只同意于9月17日再行议决。与此同时,“不列颠战役”加强了,德国的损失越来越惨重。例如,15日那天,德军折机60架,英国只损失26架。因此,希特勒只好面对现实。17日,星期二,他承认,空袭恐怕永远无法令英国投降。接着,他便简明扼要地宣布:由于无法取得空中优势,“海狮”计划延期,何时发动,另行通知。延期意味着取消;从这时起,入侵英国仅是纸上谈兵。“超级”机密以及一小队英国飞行员,充分体现了人民团结一致的精神,令阿道夫·希特勒首次遭到军事失败。“这块神圣的土地,这个地球,这个王国,这个英国”,也因此得救了。
  “我们以3万士兵为代价征服了法国”,决定作出后希特勒对普特卡默说,“若渡过英吉利海峡,一夜之间的损失就会超过这数字的许多倍——而能否登陆还没有把握。”他的海军副官觉得,他好像很高兴,因为“海狮”计划已被束之高阁。当天,“超级”机密便得悉,希特勒已批准拆除设在荷兰各机场上的装弹设备。晚上,丘吉尔便召开三军参谋长会议。文特波德姆回忆道:“当时的情况就像是在一场乏味的音乐会中间,某人突然把所有小提琴琴弦折断。这些人的脸上出现了压抑的微笑。”空军参谋长说出了所有人在私下都希望的东西:他认为,希特勒业已放弃了“海狮”计划,至少是在本年内。“丘吉尔点燃大雪茄时,满脸笑容。他还建议大家应吸点新鲜空气。”

  “张国焘虽挂起了分裂党的伪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对外公开宣布”,“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德总司令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声望,人所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张国焘平起平坐,使张不敢为所欲为。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对台戏。他同张国焘的斗争,绝不像‘左’倾教条主义者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只手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我去红军总部汇报时,曾不止一次见过他同张国焘谈论另立‘中央’的问题。他总是耐心规劝张国焘,说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张国焘就劝朱德同志出面,帮他做党中央的工作,要中央承认他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俩人的意见,针锋相对,谁也说不服谁,但又不妨碍商量其他军事行动问题。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矮一截子,拿朱老总没办法。朱总司令的地位和份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跟说不定就打哆嗦。朱总司令看透了他,一直在警告他,开导他,制约他。因而张国焘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④。

  早在1939年10月9日,希特勒就发布了第6号作战令,要求德军做好进攻西欧的一切准备。吞并波兰后,希特勒把重点转到西线,加紧督促军队抓紧落实入侵法国的准备。10月19日,德军最高统帅部下达了进攻西欧的第一个作战预令和“黄色方案”作战计划:集中主要兵力于右翼,向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实施主要突击,并占领英吉利海峡沿岸港口。它基本上是一战“施利芬计划”的翻版。

(4)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也承认,“顾到朱德所说留下转圜余地的意见”⑤,不敢把事情做绝。

  1940年5月10日5点45分,天刚破晓,英、法军队尚沉浸在梦乡之中,德国空军的“施图卡”轰炸机群便呼啸着飞临比利时、法国、荷兰和卢森堡上空。顷刻间,这四国的机场、铁路枢纽、重兵集结地区和城市便化成了一片片火海。

  希特勒依然希望能迫使英国坐到谈判桌边来,但不是使用空袭或海上进攻的方法,而是占领世界上最大的、有战略意义的要塞:直布罗陀海峡。它被占领后,英国皇家海军不但进不了地中海,从而保证德国能占领北非和中东,而且还可将帝国的生命线急剧地延长至远东。若如是,英国怎能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继续进行战争?希特勒争辩说。特别是,他愿意给他们以光荣的和平,让他们在远征布尔什维主义的战斗中成为一名不作声的伙伴。
  那时,佛朗哥的内政部长拉蒙·塞拉诺·苏涅尔恰好在柏林,与德国商讨西班牙参战问题,特别是向直布罗陀发动进攻的问题。在那天多事的上午,在前往总理府的途中,他是心有余悸的。昨天与里宾特洛甫的会谈,既令他担忧又令他愤怒,原因是,他生怕里宾特洛甫的傲慢是元首对佛朗哥政权愤怒的反映。
  希特勒彬彬有礼地接待了这个西班牙人,令他又高兴又惊奇。他解释说,他是作为佛朗哥的私人代表和西班牙政府的代表被派来柏林的。他的妻子齐达·波罗,是佛朗哥委员长的小姨子。他说,他此行的目的是要澄清西班牙加入德国一方参加大战的各项条件。主要条件是“要确保西班牙的粮食和战略物资的供应。”
  元首对政治而不是战争似乎更感兴趣。他说,欧洲必须联合成一个大陆政治体系,确立自己的门罗主义,将非洲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然而,他对西班牙参战的提法是“间接的和模棱两可的。”只是在他的客人强调要对直布罗陀使用大炮时希特勒的态度才比较明确——炮弹不如炸弹优越。他引用各种数字,滔滔不绝地解释说,远程炮在发射两百发炮弹后便要维修,每发炮弹又只有75公斤炸药,而由36架飞机组成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机群,一次便可投弹120枚,每枚含炸药一千公斤,且可无限期地投放。希特勒辩解说,在这些俯冲轰炸机轰炸下,敌人能维持多久?一看见这些飞机,英国海军便会从直布罗陀逃之夭夭。所以,使用大炮是没有必要的。另外,他补充说,德国也无法为直布罗陀战役提供38厘米口径的大炮。希特勒口若悬河,唇枪舌剑,令他的客人目瞪口呆,哑口无言。接着,希特勒又向客人保证,德国将尽力帮助西班牙。
  塞拉诺·苏涅尔离开总理府时,心里很是轻松,这是因为,他的主人在劝说佛朗哥接受他们关于两国领导人尽快在西班牙边境会面并进行更确切的讨论这一建议时,希特勒并未使用恫吓或胁迫的口吻。希特勒对塞拉诺·苏涅尔的印象也同样深刻,决定更直截了当地与其连襟打交道。“西班牙加入轴心国并参战一事”,他次日致函佛朗哥称,“必须以把英国舰队从直布罗陀驱逐出去,并立即占领这一要塞为开端。”他用商人劝人买货的苦口婆心保证,西班牙一旦加入轴心国,德国便会努力向它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换言之,速胜便会有厚利。
  在9月22日的答复中,佛朗哥似乎同意希特勒的一切建议。但是,两天后举行的塞拉诺·苏涅尔——里宾特洛甫会谈却预见到了不少困难。德国要求得到非洲大陆外的几个有战略意义的岛屿,遭到了西班牙客气而坚决的反对。连翻译施密特都觉得,在里宾特洛甫提出非洲的土地问题时,塞拉诺·苏涅尔对此表现得相当“吝啬”。施密特评论道:“这是佛朗哥与希特勒的热情中首次出现的寒冷。”
  如果说,里宾特洛甫在与佛朗哥的亲戚谈判时,为出现的困难感到沮丧,那末,在当月晚些时候他便有理由为其杰作——与日本和意大利在柏林签订三国条约——感到欢欣鼓舞。在三国条约中,日本承认德国和意大利在建立欧洲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只要它们承认日本在亚洲的新秩序的话。签字国也保证,“三个签字国中任何一国,若遭到目前尚未卷入欧战或日中冲突的国家的进攻时,彼此将使用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一切方式,互相援助。”
  在英美两国看来,这进一步证明日本并不比纳粹德国或法西斯意大利好些;这三个“强盗”国家业已勾结在一起,以企图征服世界。苏联人表示担忧,但里宾特洛甫却对莫洛托夫说,这个条约是针对美国的某些战争贩子而签订的。为何不将它变成四国条约呢?他敦促说。接着,他便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说,“四国——苏联、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历史任务是制订一项长期的政策,规定四国人民各自的长远利益,将其人民未来之发展引入正常的渠道。”

  “转圜”的时机终于到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他是在这年十一月回到陕北的)从陕北致电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⑥,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又来电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认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来电没有承认张国煮自立的“中央”,而要他成立西南局,“对中央原则上的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⑦。这对张国焘不啻当头一棒。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态度对张国焘不能不有很大的约束作用,一些曾跟张国焘跑的人也表示要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张国焘成了“孤家寡人”,不得不表示“急谋党内统一”。朱德和刘伯承等趁机做工作,要他取消自立的“中央”,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张国焘进退两难,在一月二十七日致电陕北,要求党中央“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⑧中央回电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但作为过渡办法,同意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时同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二十八日,朱德、张国焘致电林育英转国际代表团:“目前为一致对敌,夺取战争胜利,应有统一战略方针,方不致有利于敌。”⑨从这时起,朱德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取得了主动的地位,他在军中的处境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同时,在北海到马其诺防线间的300公里战线上,德军地面部队突破了中立国比、荷、卢的边境。当时,英、法、荷、比4国在东北部战线上集结了147个师,3100辆坦克,14500门火炮和约3800架作战飞机,依托绵亘的防御工事与德军对峙,战斗实力足以与德军抗衡。但他们没有料到德军竟会集中装甲部队从阿登森林突破,一下子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德军装甲部队迅速突破了阿登地区,12日轻取色当要塞,14日抢渡马斯河,15日突入法国境内。尔后,德军兵分两路,一路逼进巴黎,另一路沿宽阔平坦的公路推向英吉利海峡。

(5)

  二月初,战局对四方面军发生更不利的变化。国民党以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和川军主力,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经过一周激战,红军被迫撤出天全、芦山。朱德率红军总部从芦山任家坝转移到宝兴灵关。在战局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徐总不断向朱总司令汇报敌情及我军情况,亦提出建议:红军不能再继续与敌人长期相持拼消耗了,而应迅速撤离川西,到夹金山以西休整,然后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⑩他们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一起提出放弃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主动撤离宝兴、丹巴、懋功地区,转移到康定、炉霍、道孚一带休整部队,准备北上。

  24日,向海峡推进的德军装甲部队掉头北上,直扑重要港口布伦和加莱,将在佛兰德地区作战的36万英法联军紧紧围困在敦刻尔克至比利时边境的滨海地带。形势十万火急。一旦德军重兵合围,敦刻尔克滩头的英法联军袋状阵地就必将成为自己的葬身墓穴。就在这紧要关头,希特勒却突然下达了“停止前进”的命令,要求装甲部队在圣康坦地区集结,以便发起第二阶段作战行动,而将佛兰德地区的作战任务留给步兵和空军去完成。

  10月,希特勒忙于外交。10月4日,他在勃伦纳山口与墨索里尼会面。“战争已打赢了!其余的只是时间问题”,他说。在承认德国空军尚未取得霸权的同时,希特勒又声称,英机正以三比一的比例被德机击落。然而,因为某种原因,尽管军事形势已完全无望,英国仍在负隅顽抗。英国人民正在经受非人道的待遇。英国为何要顽抗呢?他在抱怨,又自己回答这一问题:希望得到美国或苏联的援助。
银河在线注册,  他说,那是幻想。三国条约已在懦夫般的美国领导人身上产生了“沮丧性的效果”,而部署在东线的40个德国师则令俄国人丧胆,不敢出面干预。所以,给大英帝国致命一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夺取直布罗陀。说到这里,希特勒把话题一转,破口大骂西班牙人——他们参战的代价是40万吨粮食和相当大数量的煤油。还有,当谈话提到偿还的问题时,希特勒抱怨说,佛朗哥竟有脸回答说“这是一个将理想和物质相混淆的问题。”希特勒气得七窍生烟,吼道,人家几乎将他说成是个“渺小的犹太人似的,为人类最神圣的东西进行讨价还价!”
  两个独裁者在温暖和信任中分别后,元首便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安静地思考这项新的政治计谋。”他在贝格霍夫的房中来回踱步,还到上萨尔茨堡的山坡上作长距离散步。有时,他也会讲讲他的想法,或在餐桌旁,或在会议上。这些片言只语最终却形成了一项决定,即在他去与佛朗哥会晤的途中,试探法国人的口风。然后,只有在那时,他才与俄国人谈。
  他的专列(名字很古怪,叫“阿美利加”)于12日离开德国,当晚便抵达法国中西部的蒙特瓦尔。在这里,维希政权的副总理赖伐尔在火车上与元首进行了简短的会谈,主要内容是为两天后与贝当元帅会晤作出安排。到此时,元首已下决心把法国降为家奴。为此,他希望得到受害者的自动自觉的帮助,但也随时准备在必要时使用武力,进行残酷的报复。如同对待其他被征服的国家一样,希特勒力图将法国变成戈林所说的掠夺经济(包括掠夺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从原料和劳力到国家的艺术珍品),希望维希政权成为一名积极反对英国的盟友。从赖伐尔的态度看,希特勒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当他乘火车连夜继续前去与佛朗哥进行关键性的会晤时,他是满怀信心的。
  他们会晤的地点是法国一边境小城。这个小城叫昂代,位于法国西南部的疗养区,在比亚里茨下方,有着值得大做旅游宣传的沙滩和棕榈树。所以,与其说它适合开具有世界意义的会议,倒不如说适合作为疗养胜地。会晤的地点设在城外法国窄轨铁路与西班牙宽轨铁路交轨处。元首的火车按时抵达,赶上了下午两时要举行的会晤。但在邻近的月台上却不见西班牙人的火车。此时正是10月,天气晴朗明快,温度宜人,使按时抵达的德国人没有发火。毕竟,你还能从那些老是拖拖沓沓的西班牙懒汉的身上期待什么呢!
  希特勒相信,一旦与佛朗哥晤面,他便能将他说服,就像他曾说服张伯伦、赖伐尔以及其他人那样。要没有德国的帮助,你这个自封的大元帅会在哪里?这决不是你西班牙人所相信的,说什么是靠了圣母的干预他才取得了内战的胜利。实际上,是靠了德国空军“将炸弹如雨点般从天上扔下去才决定胜负的。”
  在等候时,希特勒与里宾将洛甫在月台上交谈。“目前,我们还不能”,施密特听见希特勒在说,“给西班牙人提供任何书面的承诺,不能书面答应将领土从法国殖民地移交出去。在这个棘手的问题上如果让这些碎嘴皮的拉丁人抓到了任何书面的东西,或迟或早法国人都会有所风闻。”明日,他就要诱使贝当开始向英国采取积极的敌对行动了,所以,他今天不能放弃法国的领土。“此外”,他接着说,“若与西班牙人签订的这种协议走了风声,法国的海外殖民地便有可能落入戴高乐的手中。”
  一小时后,西班牙人的火车终于出现在横跨在比达索阿河上的国际大桥上。西班牙人之姗姗来迟是故意的,不是被休息所误。“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会晤”,佛朗哥对一个军官说。“我必须设法用计——这就是其中之一。我若使希特勒等我,在心理上从一开始他便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位领袖身材矮胖,长就一双乌黑的锐眼。在一个名人辈出的国度里,他似乎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是靠运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才上台的。他的成功来之不易。他是加里西亚人(加里西亚以产生头脑冷静的实用主义者而著称),把对现实的严酷看法和精明能干的品格连同他一起带上了高位。
  虽然内心还是个农民,佛朗哥连人民之一员都不是。他太接近宗教和无政府主义者。他虽然也为长枪会(一个法西斯式的党派)服务,但他并不是它的成员。真正的长枪会员,例如新近被提升为外交部长的连襟,是更加亲德的。虽然不久前在柏林受到冷遇,塞拉诺·苏涅尔依然相信,德国是不可战胜的,西班牙应投靠得胜一方,佛朗哥却有所怀疑。“我告诉你,英国是永远不会让步的”,他对诸将领说。“他们会战斗,而且会战斗下去:若被赶出英伦三岛,他们便会在加拿大继续战斗下去。他们会叫美国人帮他们打下去的。德国并未赢得战争。”与此同时,他又不愿让希特勒失掉耐心,使西班牙遭受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也不愿采取那些挡住希特勒道路的小国所采取的成功的路线。
  当列车在希特勒的车旁停下来时,佛朗哥心里明白,他的国家的命运如何,就要看他能否使它不陷入欧洲冲突了。内战已使西班牙的经济变得一团糟,去年的农作物歉收又使他的人民面临饥饿。然而,希特勒会允许他保持中立吗?如他直截了当地拒绝元首,用什么能抵抗德国的入侵?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一方面造成要加入轴心国的印象,另方面要找到某个需要进一步澄清之点。他的加里西亚遗风正是他的铁甲——他步出列车,上了月台,在军乐的伴奏下,朝希特勒走去。
  佛朗哥发表了预先准备好的讲演,演讲中充满了对元首吹捧之词和口头保证。西班牙历来“与德国人民毫无保留地、忠实地在精神上团结在一起”,并且,在事实上,“时时刻刻都觉得与轴心国团结在一起。”历史上,两国间只存在着团结的力量。在目前的战争中,”西班牙将高兴地站在德国的一边。”困难么,他补充说,元首是非常清楚的:特别困难的是粮食不足,还有,美国和欧洲的反轴心国分子也在为他的可怜的小国制造种种困难。“所以,西班牙必须原地踏步,不得不常常心平气和地注视着她不赞成的事情。”说这话时,他语调中带着悔恨,但很快他便说,即使有这些问题,西班牙——她非常注意与轴心国的联盟——对于战争,正在采取与去年秋天意大利采取的同样的态度。”佛朗哥的巧妙的躲闪却得到了希特勒的一个承诺。为了报答西班牙在战争中的合作,元首说,德国将让佛朗哥占有直布罗陀——于1月10日,将它占领——以及在非洲的一些殖民地。
  佛朗哥蜷缩着身子坐在椅子上,脸上毫无表情。后来,他终于开口了,但讲得很慢,也很小心谨慎。他一边在寻找借口,一方面又坚持得到更多的让步。他说,他的国家需要几十万吨小麦,而且刻不容缓。佛朗哥“带着狡猾的神情”问希特勒,德国是否准备发运。还有,为了抵御英国皇家海军对海岸发动的进攻,西班牙需要大量的大炮——高射机枪自不待言了,这又怎么办?他将话题从一个转到另一个,而且转得好像很随便;从赔偿卡纳利群岛的某些损失谈到为何不能接受外国军人的赠礼——直布罗陀。这个堡垒必须由西班牙人自取。突然间,他现实地估算起希特勒将英国人逐出非洲的机会有多大来了:只能逐至边沿,不可能再远。“我是非洲的老兵,这点我很清楚。”同样,他对希特勒征服英国的能力也表示怀疑。英国充其量会沦陷;丘吉尔会逃往加拿大,在美国的援助下继续作战。
  佛朗哥的讲话,声音单调,使施密特不禁想起了催促善男信女前往祷告的教堂叫拜人。他的讲话使希特勒越听越失望。元首终于唰地站起身来,脱口说道,再讲下去也徒劳。说完,他又立即坐下。似乎对自己的冲动觉得后悔,他再次劝佛朗哥签订条约。当然!佛朗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合乎逻辑的呢?只要德国供应粮食和武器,条约当然签;只要给西班牙决定何时参战最适宜的权利。圈子兜完后,会谈便宣告休会。
  希特勒满心不悦,奔自己的车厢去了。两位外长则走下月台朝里宾特洛甫的车厢走去,以便进一步会谈。经过一番争论后,里宾特洛甫透露,元首前来昂代的目的,“是要搞清西班牙的要求与法国的希望是否相符。”不言而喻,佛朗哥委员长理解元首所处的困境,也愿意与元首签订一项秘密议定书——意大利日后再签字。说完,里宾特洛甫便将西班牙文本的协议草案交给对方。协议说,西班牙将从法国的殖民地得到领土,得到多少,“要以法国能从英国得到多少殖民地补偿而定。”
  塞拉诺·苏涅尔表示惊奇,大声喊道,在非洲问题上,显然,这是一项新的政策。而德国对法国的态度显然也变了!这样一来,对西班牙参战所作的补偿也就很暧昧了。他带着一丝微笑说,佛朗哥需要对他的人民“更确切地说明能得到些什么战利品。”里宾特洛甫不善于玩弄这种辞令,只好强压住满腔怒火。此时,西班牙外长便戏剧性地、正式地告辞。
  当晚,德国人在元首的餐车里举行国宴,款待西班牙人。佛朗哥既热情又友好,他的连襟也表现迷人,在整个晚餐期间,他们的表现都像是逢迎拍马。也许是因为他们有此表现,希特勒才敢在众人起身离座时,将佛朗哥拉到一边。两人密谈了两个小时。由于佛朗哥在每个重要问题上都稳如泰山,而他又无法操纵佛朗哥,希特勒便变得越来越烦躁不安。佛朗哥认为,例如,地中海的东部门户苏伊士运河,应该比其西部门户直布罗陀先行关闭;尽管希特勒连声反对,他还是纹丝不动。由于他如此坚定,原先只是坚持如此这般的希特勒。
  此时便突然发火。佛朗哥依然无动于衷,坚持说,如果他拿不到10亿公斤小麦,历史(他指的是反对拿破仑的起义)恐怕会重演。元首火冒三丈地离开了餐车。“佛朗哥是个小小的少校!”他对普特卡默说。在对林格谈起他时,希特勒又降了他的格:“在德国,那家伙顶多能当上士!”有人还听见他把佛朗哥降为下士,即他自己在大战中的军阶。对他的外长的狡猾战术,希特勒更加恼火。“苏涅尔把佛朗哥捏在手心里了!”他对凯特尔说。希特勒还发出威胁,让会谈此时此地便破裂。
  与此同时,里宾特洛甫则在自己的车厢里,设法要与苏涅尔达成协议。但是,这位西班牙人客气而坚决的反对,也同样使他扫兴。在耐心丧失净尽后,他将塞拉诺·苏涅尔及其副官们当作小学生逐了出去,令他们于次日早晨8时,将完成的文本交来。
  24日,塞拉诺·苏涅尔本人没有前来。他将文本交给了他的下级,即前驻柏林大使——此人讲的德语带越南口音——转交。对此,里宾特洛甫大怒,高声怒骂,声音之大,在车外都可听见。“不能令人满意!”在读完塞拉诺·苏涅尔起草的文件后,里宾特洛甫俨然以老师自居,连声喊道。(西班牙要求,摩洛哥的法占区日后应属西班牙)他要求西班牙递交一份新的草案。之后,他便与施密特一同赶赴最近的一个机场,以便及时赶至蒙特瓦尔,参加希特勒——贝当会谈。一路上,里宾特洛甫怒气未消,骂苏涅尔是个“阴谋家”,佛朗哥是个“忘恩负义的懦夫”。译员施密特却暗暗为西班牙人使用的策略而高兴。在玩弄自己的花招前,希特勒便输给了对手——这是首次。
  希特勒业已抵达蒙特瓦尔,并在车内等候贝当元帅。为了与旧的共和政府分开,贝当不久前将自己的职务从总理提至国家元首。如果元首早知道佛朗哥曾告诫贝当勿挑起领导法国摆脱混乱局面的重担,他肯定会对佛朗哥更加不悦的。“用您的年龄作借口”,佛朗哥曾说,“让吃了败仗的人去签和约……您是凡尔登的英雄。别让您的名字与那些败将的名字混在一起。”“我知道,将军”,贝当答道,“但我的国家在向我召唤,我是属于她的……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为她效劳了。”
  老迈年高的贝当元帅,穿着一身漂亮的制服前来,在车站的进口处受到了凯特尔的迎接。贝当回了礼,挺着腰板,双目注视着前方,检阅了德国的仪仗队。跟在他后边的是里宾特洛甫和赖伐尔。他们默默地沿着月台朝元首的列车走去。当贝当元帅从售票厅出来时,希特勒伸出一只手,向前走去。众人领着这位老元帅进了秘密车厢。他笔直地端坐着,注视着希特勒,专心听着施密特的泽文——为了让老人能听清,施密特的声音响亮,“语调平静”。他像是信心十足,而不是奴颜卑膝。坐在他身旁的赖伐尔却是个生动的对比。他极想抽烟,但又知道,对希特勒和贝当两人而言,烟都是禁物。赖伐尔用搜索的眼光看看希特勒,又看看里宾特洛甫。希特勒说,他很明白,贝当元帅并不属于主张对德宣战的一派。“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说,“这次会谈便不可能举行。”
  在用温和的语调历数了法国的罪恶后,元首对佛朗哥讲过的话重述了一遍。“我们已赢得了战争。英国已战败;它迟早总要承认这点。”还有,他意味深长地补充说,战争打输了,总得有人为它付出代价,“不是法国便是英国。如果这个代价由英国承担,那么,法国便可在欧洲谋求一个位置,保持其殖民大国的全部地位。”为此,法国当然要保护其海外殖民地,使之不受侵犯;此外,法国还需重行征服中非的殖民地,因为它们已投靠戴高乐。说到这里,他委婉地建议让法国参与反对英国的战争——他问贝当,假若英国像在梅塞尔克贝尔以及几星期后在达喀尔一样继续进攻她的军舰,法国将怎么办?
  贝当承认,这两次进攻冒犯了大多数法国人,但他的国家无力再发动另一次战争。他反而请求签订一项终极的和平条约,“这样,法国便能确知她的命运,两百万法国战俘也能尽早回来与家人团聚。”希特勒将这个问题支吾过去,而两位法国人对另一次暗示——法国参与反英战争——也未作反应。双方各自心怀鬼胎;贝当虽然对元首表示钦佩,似乎对元首的许多意见都表示同意,但他说话言简意赅,令施密特觉得他是在公开拒绝。“希特勒下的一笔大赌注”,这位翻译回忆说,“由于贝当和赖伐尔的小心谨慎而输光了。”在他看来,法国这两位代表在蒙特瓦尔的表现,并未使法国丢脸。
  几天后,在一篇广播演说中,贝当对其国人说,他接受与德国的合作是光明磊落的,目的在于维持法国的团结。它也会减轻法国的苦难,使法国战俘的命运变得好些。“合作必须真诚”,他警告说,“必须剔除侵略的念头。要身体力行,既要有耐心,也要有信心。”法国对胜利者承担了许多义务。希特勒不是允许法国维持其主权吗?在此之前,贝当继续说,“我一直像慈父般向你们讲话。今天,我以领袖的身份向你们演讲。跟着我。要相信永恒的法国。”
  元首列车上的气氛可就阴郁了。在昂代和蒙特瓦尔两地,希特勒都未得到预期的东西。在“阿美利加”越过法国的边境前,墨索里尼6天前写的信被送来了——这是令元首失望的第三件事。在信中,他恶毒地攻击了法国人。他写道,在内心深处,他们是憎恨轴心国的,维希政府的嘴巴虽然甜,“人们却不能不想到他们的合作。”希特勒生怕墨索里尼要报仇雪恨的态度会破坏其将维希政权拖入反对民主国家的十字军中去的计划,便急忙令里宾特洛甫把原定在佛罗伦萨与墨索里尼会晤的时间提前至10月28日。几分钟后,里宾特洛甫便给齐亚诺挂了个电话。这在罗马引起一阵小小的恐慌。
  “刚与贝当会谈,便赶来意大利”,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元首此举,实在令人扫兴。希望他不致于因为我们声言反对法国而让我们喝一杯毒汁。这是让意大利人民吞的毒丸,比凡尔赛的欺骗有过之而无不及。”
  希特勒未按原计划返回柏林,而是令火车开往慕尼黑,以便休息一阵并为仓促提前的意大利之行作好准备。10月27日下午,正当他要乘火车南下时,德国驻罗马大使馆武官传来消息说,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墨索里尼将于次日清早进攻希腊。据施密特说,听到这一消息,元首“怒不可遏”。当晚进晚餐时,里宾特洛甫反映了他的主子的怒气。“秋天下大雨,冬天下大雪,意大利人此时去攻打希腊,哼,休想前进一步!”他说。“另外,在巴尔干半岛打仗,后果是很难意料的。元首想不惜一切代价去支撑意大利总理的这项疯狂的计划,所以要马上去意大利,好亲口和墨索里尼谈。”
  里宾特洛甫的这番话,不可能真是针对这件事。这次会晤是他自己在两天前定下来的。再者,他自己清楚,元首刚才拒绝在一份发往罗马的电报上签字,而这份电报又是他手下的工作人员起草的,内容是用直截了当的语言批评这种进攻。“里宾特洛甫”,电报起草人威兹萨克说,“批准了这封电报。希特勒却说他不想去惹墨索里尼生气。希特勒的沉默是个间接的迹象,让意大利继续进行其向巴尔干半岛挺进的、决定性的、危险的步骤。”
  次日上午10时,正当“阿美利加”疾驰过波罗尼亚时,希特勒得悉,意大利的军队已开进希腊。据恩格尔的回忆,希特勒听到这消息后,破口大骂,但他并不是骂墨索里尼,而是骂德国的联络官和武官,说他们“多次坏了他的好事。”之后,他才改口骂意大利人口是心非。“这是为挪威和法国报仇!”他喊道。接着,他又抱怨说,“两个意大利人中,有一个不是卖国贼就是间谍。”发泄了一通后,希特勒稍稍清醒地分析了一下形势。他猜想,意大利总理进攻希腊的目的,是要与德国经济对巴尔干半岛越来越大的影响相抗衡。“我非常担心”,他说。他生怕意大利的入侵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给英国在巴尔干半岛建立空军基地以良机。”
  一小时后,火车慢慢开进了装饰得喜气洋洋的佛罗伦萨火车站。墨索里尼满面春风,大步流星前去拥抱他的盟友。“元首!”他喊道,“我们正在进军!”希特勒控制住了自己。事情已坏,抱怨已无益。他的问候是傲慢的、与通常给予墨索里尼的热情大相径庭。但,这冷淡却一瞬即逝。片刻后,这两位独裁者和政客,听见皮蒂宫外的群众高喊“元首!元首万岁!领袖!领袖!”时,两人又都神采奕奕。(会谈将在皮蒂宫内举行。)两位独裁者不得不几次三番走到阳台上,让群众安静下来。“罗马人只有对他们的凯撒才这样欢呼”,希特勒后来对仆人说。“但是,他们并没有将我骗住。他们是想软化我,因为他们把我的计划搞得乱七八糟。”(*墨索里尼在政府内任总理,在法西斯党内被称为“领袖”——译注)
  在会谈中,希特勒将自己控制得很好,令施密特觉得惊奇,连“思想里咬牙的一点迹象都没有”。墨索里尼却异常高兴。如果说墨索里尼为做了希特勒勉强同意他做的事而内疚,那末,这种内疚的心情也被自己的悔恨驱散:在勃伦纳山口,两人曾双双保证维护巴尔干的和平,但是,不到几天,希特勒便派兵侵入罗马尼亚。“希特勒常常是造成已成事实后再来见我”,他向齐亚诺埋怨说。“这次,我要以牙还牙。他会在报上发现,我已占领了希腊。这样,平衡便会得以重新确立。”
  显然,他已取得了成功,因为希特勒对希腊之事只字未曾埋怨。相反,他将大部分时间花费在驱使他前来佛罗伦萨的那件事情上。他把与贝当和赖伐尔会见的情形告诉了墨索里尼,说贝当的尊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却未被赖伐尔的一副奴颜卑膝相骗住。他把与佛朗哥的会谈说成是个酷刑,说若要再与他会谈,他“还不如拔掉三四颗牙齿”。他抱怨说,关于参战,佛朗哥的态度“非常暧昧”;他之当上西班牙的领袖肯定是出于偶然。
  这次长时间的会谈结束时,两人又亲如手足。希特勒再次重复了在勃伦纳山口所作的保证,就是说,他将“无论如何不与法国签订和约,假如意大利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话。”
  墨索里尼则说,德意两国,与历来一样,意见完全一致。然而,一登上“阿美利加”,希特勒便大肆谴责墨索里尼的新的“冒险”,说其结果只能是个军事灾难。他喊道,墨索里尼为何不攻打马耳他或克里特?这样做,在他们与英国在地中海的战争中,还算有点意义。尤其是在意大利军队在北非处于困境,刚刚要求德国派一装甲师援救时!
  对元首而言,通过被白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的回程,是阴郁的旅程。在半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征服了比最乐观的德国人所能想象的还要多的土地。挪威,丹麦,卢森堡,比利时,荷兰和法国都成了他的。他超过了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然而,什么也未像成功那样令人失败;跟着这一连串令人难于置信的胜利的,是在昂代,在蒙特瓦尔和在佛罗伦萨的失败。一个二流国家的平庸的领袖和一个战败国的首领,竟躲躲闪闪,不愿加入反对英国的十字军,而他的可靠的盟友,出于要在战场上取得个人荣誉的需要,正在危害轴心国在地中海的地位。这似乎还不算,原拟把英国带到绿桌旁来的空战,现已成为公认的失败——代价是损失了可怕数量的飞机。
  在返回祖国的漫长而乏味的旅途中,希特勒无法掩饰他的烦恼,怒斥“骗人的”合作者,及其背信弃义的、不可靠的朋友。哪个征服者要经受这种多余的失败呢!他的许多表现肯定是戏剧性的。肯定地讲,对贝当的不置可否,希特勒并非像他装出的那样忧虑。他肯定知道,如他肯于向墨索里尼施加压力,他是能阻止他入侵希腊的。但是,对佛朗哥的拒绝承诺,他是真正恨之入骨的。必须迫使佛朗哥就范,因为能否进入直布罗陀,他是关键,而占领了这个堡垒后,希特勒就能把英国人“将”死,并为东征扫清道路。

  正在这时,又接到中央来电,说明“育弟(指张浩)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11),并就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提出三个方案:一为北上陕甘,二为就地发展,三为南下转战,指出第一个方案是上策,如何实行,由四方面军视敌情、地形条件而定。朱德和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都赞同第一个方案,张国焘因南下碰壁,又见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靠近苏联,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北上的方案。

  结果,二十多万英军和10万法军得以在10天内仓惶乘船西渡撤进英伦三岛。大撤退过后,敦刻尔克海滩上一片狼藉,到处都是被遗弃的武器装备。6月5日,德军沿索姆河和塞纳河一线向巴黎发动进攻,开始进行“法兰西战役”的第二阶段。14日,德军攻陷巴黎城,22日,法国被迫投降。

  二月中、下旬,四方面军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达维、懋功、丹巴,向康北地区的道孚、炉霍、甘孜进军。前进路上,首先要翻过位于宝兴和懋功之间的三千多米高的夹金山。翻越这座雪山,对四方面军来说,是第二次,对朱德和原一方面军的部队来说已是第三次了。前两次翻山是在夏、秋季,这次却在隆冬时节,当地有“正二三、雪封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的歌谣。然而,五十岁的朱德率领红军不仅第三次征服了这座雪山,而且在向道孚进军中,又翻越了“万年雪山”党岭山。

  在入侵法国的作战中,隆美尔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他摆脱束缚,率领装甲师从德比边境出发,一路猛冲,横贯法国,直抵瑟堡。其进攻速度之快、挺进距离之远,成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魔鬼之师”。在德军闪击法国的胜利中,隆美尔和他的装甲师功不可没,他以巨大的成功为自己赢得了声誉。

  党岭山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最大的雪山,海拔五千多米高,终年雪漫冰封,空气稀薄,气温低至摄氏零下三四十度,风暴不时骤起,雪崩如雷。

  隆美尔的装甲师受赫尔曼·霍特上将的第15装甲军指挥,隆美尔十分敬重在波兰战争中曾荣获骑士勋章的霍特军长。该装甲军是进攻主力第1集团军群、第4集团军群的先锋,任务是迅速向比利时推进,引诱英法联军主力前来迎击他们。这时,德军主力将立即跨过马斯河实施真正的大突破,到达隆美尔的左翼。希特勒希望这至关重要的一击能迅速把敌人包围起来。

  当地藏族人把它奉为“神山”,在隆冬时节更没有翻越的先例。朱德却率领着脚踏草鞋、身着单衣的红军向着它挺进了。

  接到命令后,隆美尔摩拳擦掌,赶忙熟悉驻地内所有通向比利时边境的道路,并把拟定的第7装甲师前进路线都标上了DG7(快速道路)的字样。这样做无疑违反了最高统帅部的规定。但隆美尔早已打定主意,报效元首的机会到了,他要力争先于竞争对手之前,率领全师直接推进到英吉利海峡之滨。

  部队迎着风雪,向直插云天的陡峭冰峰攀登。越往上,路越陡越滑,空气越稀薄,越觉得喘不过气,头晕脑涨,四肢无力。到山顶时已是中午,但太阳完全被遮住,加上风雪弥漫。就像傍晚一样昏暗。接着便是漫漫长夜,狂风雪浪一阵阵袭来,多少战士被暴风雪吞噬。但几万红军依然相互搀扶着越过了这座雪山。徐向前回忆说:“翻越大雪山党岭时,我们为保证他(朱德)的安全,令部队给他备好坐骑、担架,他都让给伤病员用,自己坚持步行。夜晚宿营在半山腰,冻得无法睡觉,就给大家讲故事,话革命,鼓舞同志们战胜风暴雪山,胜利实现北上计划”(12)。

  但希特勒对进攻发起时间一推再推,前后做了5次调整。5月5日,一个阴雨绵绵的星期天,征战在即,隆美尔提笔给露西和曼弗雷德写了一封“绝笔书”,准备万一在即将来临的战斗中阵亡后能寄到妻儿手中。5月9日,希特勒终于最后决定,无论天气如何,进攻都要在第二天开始。

  翻过党岭山后,红军在三月一日占道孚,十五日克炉霍。到四月初,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达瞻化(现新龙)、泰宁,北连草原的大片地区。朱德率领红军总部驻在炉霍。

  夜幕降临时,隆美尔乘坐一辆装甲指挥车飞也似地赶到了快速道路。但道路早已被别的部队堵塞,秩序混乱不堪,车辆和人员争先恐后,互不相让,谁也无法通过,机动速度和前进大受影响。隆美尔勃然大怒。直到深夜11点40分,他的最后一批步兵才抵达指定位置——德比边境上的进攻出发阵地。

  康北是以藏民为主的藏汉杂居地区,是一片平均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高原,地域辽阔,但气候寒冷,人烟稀少,物产贫瘠,对部队的生存发展都极不利。红四方面军原来不打算在这一带久留,只想在筹集必要的粮物后即刻北上,这时,红二、六军团北上的消息传来。为了策应他们北进,红四方面军改变原有计划,决定在这一地区停留下来。

  隆美尔非常重视战时日记。他指定爱丁格尔上尉每天收集战斗命令和地图,统计战果,如实地记下他征战的足迹。10日清晨,隆美尔看着工兵顺利地排除了比军耗时数月构筑的各种障碍物,率部迅速跨越了边境,他的指挥车后紧跟着无线电通信车。枪炮声已经远去了,远处只隐约传来撤退中的比军炸桥毁路的爆炸声。

  这一改变,是根据朱德的意见作出的。

  隆美尔总是冲在全师的最前面,直接指挥战斗。他的指挥车是一辆经过特殊改装的Ⅲ型坦克,有时也乘卢森堡团长的Ⅳ型坦克,或集团军的“斯托奇”轻型侦察机飞越战场上空,降落在先头坦克群中。他经常从一辆坦克跳进另一辆坦克,瞄准射击,简直不像是指挥12500名士兵和二百多辆坦克的装甲师长,倒更像个冲锋陷阵的步兵连长。

  一、四方面军分离后,因为通讯密码留在红军总部,党中央同二、六军团之间的通讯联络中断,红军总部同二、六军团仍保持着联系,经常通过电报向他们通报情况,给予指导。这些电报常由朱德、张国焘连署。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张国焘想把二、六军团拉过来,壮大自己的力量;朱德想在二、六军团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尽力使他们多掌握一些情报,并在军事行动的决策上给以帮助。

  5月12日夜间,隆美尔率第7装甲师尾追撤退的法军第1、第4骑兵师抵达马斯河。在这里,他遇到了法军的拼死抵抗,这是他在法国作战中最为紧张的时刻之一。隆美尔本打算乘胜追击,一下在河对岸占领登陆场。但法军过河后立即炸毁了桥梁,隆美尔被迫进行渡河的准备。13日凌晨4时30分,第3步兵团突击部队乘橡皮舟强行渡河,但遭到法军猛烈的炮火拦阻射击,隐藏在岸边岩石后的法军士兵也以轻武器扫射。橡皮舟接二连三地被摧毁,沉入河底,部队伤亡惨重,渡河不得不停下来。隆美尔赶到该团,命令把谷地中的一些房屋点燃,用烟幕干扰法军的射击,同时命令已抢渡到西岸的第7摩步营一部立即肃清残敌。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率领下,突破国民党军队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堡垒封锁线,经湘中、黔西、黔南、滇东,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占领黔滇交界的资孔山区,准备在南北盘江间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随后,隆美尔乘坦克沿河谷公路向南驶抵第7步兵团的阵地。该团虽有1个连已渡到河对岸,但法军火力太猛,渡河工具被打成了碎片,后续部队无法继续渡河,行动被迫停止。隆美尔心里明白,只能先组织强大的火力摧毁法军阵地。他随即驱车赶到莱佛村的河堤。这儿的情况更糟糕,德军指挥官因伤亡惨重而决心动摇,没有人敢走出掩体,因为一被法军发现就性命难保。

  三月二十三日,朱德和张国焘电示二、六军团,要求他们同四方面军会台北进:“我们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之前设法渡过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果你们决定后我们即布置接应你们”(13)。三十日又电示:“最好你们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处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以尽力策应”。同时,也给他们留下了自行判断决定的余地:“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14)红二、六军团接电后,放弃了建立新根据地的打算,开始为实现会师而北上,准备抢渡金沙江。

  隆美尔立即下达命令,调集所有的坦克和大炮猛轰对岸,直打得岩崩石裂、屋倒树折,法军的火力终于被压制下去了。隆美尔亲自指挥第7步兵团第2营恢复渡河行动。由于连续高声下达命令,他的嗓子都嘶哑了。当天下午,他不顾小股敌人的猛烈射击,亲自渡过河,重振士气。夜里,他指挥将反坦克炮和坦克拖运过了百余米宽的河流,重新组织战斗,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法军的反扑。

  朱德后来同原二方面军同志(二、六军团在同四方面军会师后,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谈起过这次决策的经过:“他(指张国焘)没有决定北上前,是想叫二方面军在江南配合他,他好在甘孜呆下来保存实力,他的中央就搞成了。他想北上时,才希望二方面军渡江北上”,同时,他又“怕二方面军和他作对,搞不到一起”。“我想二方面军过江对我们就气壮了,所以总想你们早点过来好”。“过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们从中抓的,抓过来好,团结就搞起来了”,“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15)。

  同一天,除隆美尔在比利时境内突破马斯河防线外,赖因哈特和古德里安指挥的2个装甲军也分别在蒙特尔米和色当突破了马斯河。14日,古德里安的3个装甲师全部渡过马斯河。至此,法军后方通向巴黎和英吉利海峡的道路全都敞开了。在比利时境内作战的英法联军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马其诺防线上的法军主力也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危险,法军陷入惊慌失措之中。15日清晨,法国总理雷诺沮丧地给10日刚接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打电话:“我们已经被打败了。”

  这中间,一些没有想到的事情几乎使原来的决定发生改变,多亏朱德的态度始终坚定不移,才使四方面军留在康北策应二、六军团北上的决策没有动遥当时,张浩曾来电,说:“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又说:“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切勿失去南下机会(16)。

  隆美尔率装甲师风驰电掣地横扫过比利时的弗拉威和菲利普维尔城,铁流滚滚向前推进。他相信,“事实证明,要取得胜利,最重要的是重创敌人。”他的新战术一再大获成功。15日,隆美尔以第25坦克团为先导,在炮兵和轰炸机的掩护下,开始孤军深入。

  这个电报,曾使四方面军一些指挥员不知该怎么办。徐向前回忆说:“多亏朱总司令决心不变,坚持四方面军仍在现地休整训练,待与二、六军团会合后,共同北上。”(17)为了这个目的,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朱德和红四方面军坚持在康北高原地区等待了整整四个月,这是异常艰苦的四个月。

  当天上午,法军第1和第4装甲师匆匆赶到战场组织反攻。形势一度对隆美尔极为不利,尤其是他的右翼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但关键时刻,法军坦克的油料告罄,只有少量坦克能继续坚持战斗。这最后的致命一击终未成功,法军被迫取消了原定的作战计划,新防线又被突破了。当日黄昏,隆美尔的装甲师又继续迅速前进。

  曾亲历其境的老红军回忆说:“部队到了甘孜以后,全军面临着物资匮乏的严重困难。甘孜、炉霍一带地广人稀,??藏族居民中的贫苦群众,身受层层剥削压迫,早已一贫如洗,连糌粑都吃不上。我们全军几万人的口粮更无着落,基本上就靠野菜充饥。时值隆冬,部队的棉衣也毫无着落,有的仍然穿着破烂的棕皮背心,有的就把未经硝制的牛羊皮割下来穿在身上”。

  16日,隆美尔进抵马其诺防线前沿的切丰特恩森林,法军工事非常坚固。他想尽快闯过这片森林,以便在天黑前向马其诺防线发起进攻。隆美尔想到了一条绝妙的诡计:他命令坦克迅速穿过森林,但不准放一枪一炮,所有坦克乘员一律坐在坦克外边,边开进边摇动白旗。隆美尔本人也坐在卢森堡的坦克上边。法军被这支庆祝狂欢节似的队伍弄得目瞪口呆,忘记了开火,只是惊慌失措地到处张望。

  “部队迅速减员,一个军里的伤病员多达上千人。”(18)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四月一日,朱德领衔发布了《红四方面军关于目前战斗准备工作给各军的指示》。此后,全军就在“北上创造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迎接二、六军团”的口号鼓舞下,积极开展部队整编、军事训练、筹集粮食和御寒物资等工作。

  隆美尔安全地穿过了森林。他命令后卫营掉转车头进行掩护,以防敌军从身后发起进攻;其余坦克编好战斗队形,开始进攻。坦克瞄准远处的地堡发射燃烧弹;工兵匍匐前进,用喷火器烧毁最近的地堡。子夜时分,第7装甲师隆隆地碾过马其诺防线,顺着被大火照亮的道路,加速向西驶去。先导坦克不断地朝前方的黑暗处开火。隆美尔从坦克中伸出头来,惊喜万分:“在我们前面,一马平川的乡村暴露在苍白的月光下,我们突破了、突破了马其诺防线。”当夜,他和卢森堡上校率部推进了五十多公里,将他右翼的第5装甲师远远地拉在了后面。

  朱德率红军总部开进炉霍时,藏民们受当地土司和国民党当局宣传的煽动,都躲到深山里去了。朱德在镇子里巡视一圈后,把各部队负责人召集起来,宣布几项规定:一、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二、爱护藏民的一草一木;三、在藏民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屋;四、看管并喂养好藏胞留在家中的牛羊。要求大家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用实际行动教育藏族同胞。他又找来随红军行动了一段时间的“通司”谈话,请他带几个人上山寻找藏民,做宣传解释工作,动员大家回来。

  法国人万万没有想到,苦心经营数十年、由坚固地堡构成的马其诺防线竟会如此轻易就被突破,就这样被隆美尔戏剧性地闯过了。隆美尔用无线电向全师发出了下一步行动的命令,但毫无回音。他决定拂晓前冲过前方18公里处横跨兰德雷斯河的桑布尔大桥。清晨5点15分,第25坦克团和一个摩步营出发了。沿途,没打一枪一炮,他所碰到的法国部队便都乖乖地投降了。他们已经丧失了斗志,误以为自己的阵地无法抗拒德军的进攻。

  四月,春天已悄悄来到高原上。朱德看到一片片土地正等待着耕耘,就发动总部机关和一些部队帮助藏胞把地种上。他在动员大会上讲,“俗语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现在,藏族同胞对我们还不了解,暂时不能回来种地。我们能眼看着春播的大好时节从眼皮底下溜过去吗?不能!这一季种不上,藏胞们将来吃什么呢?我们和藏胞是兄弟,是一家,我们要帮助藏胞把地种上,而且要种好,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19)。朱德自己也每天拿着镢头,在田间一起干,把许多事留到晚间处理,常常工作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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