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品三国,第二十七章

  这是一个侠义英雄的结束。建安二十四年,关羽被杀,刘备集团不但痛失一员猛将,还永远地失去了荆州。那么,一个曾经威震华夏的虎将,为什么会一败涂地?在刘备方面,谁该为关羽的死负责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为您精彩品三国之——败走麦城。

王士学一妈妈,月亮真馋呀,天天夜里跑到屋后的大坑里偷喝水。
  怎么?妈妈,你不信?真的。你看,原先坑里满满的水,都快叫它喝干了呢。
  妈妈,我真的不骗你。你看,过去月亮扁扁的肚子,喝得象小西瓜一样圆绷绷了。
  你笑了,妈妈。你说,它还会慢慢吐出来的,当吐尽最后一滴月辉,它便瘦死了。
  噢,妈妈,我知道了:月亮是个好孩子,它喝的是水,吐出的月辉凝成露珠,挂在早晨的草叶上了。
  什么什么?那露珠是奶水,小孩子的梦就是它喂大哩!
  嘻嘻,那月亮就成了奶瓶子啦……二清晨,毛茸茸的太阳正在头上红起来。
  我和伙伴们跳进瓜园。忽然,一个孩子嚷起来:“看呀,这里落个太阳!”
  这惊喜几乎是同时把我们的眼睛点亮的:“这里也落个太阳!”
  “这里也落个太阳!”……——差不多在每一片绿叶上都住着一个小太阳。
  丫丫说:“人人都有个小太阳,但咱们的不一样。”
  小小嚷:“太阳是谁手指上的血浆染红的呢?”
  一阵风响,摇落了大片小太阳。
  我在想:明天,用瓦块在当院开片地,种一片小太阳吧!再携给西邻的瞎奶奶一篮,晚上好照她上炕……哦,关于太阳的话题总是那么多……三小桐树,小桐树,站了这么多年,你不嫌累吗?
  我扶着你走路时,你才手指头样粗,如今长成爸爸的一只胳膊了,这不是累肿的吗?
  春天,你举着一片又一片绿色的小凉席,等谁来坐呢?
  你总是不说话,默默地等呀等呀,把绿色的小凉席都等黄了,等凉了。
  下雪了,你把一片片发黄的小凉席收起……第二年春,你又铺开了一片片绿色的小凉席……四天热了,妈妈给我铰了个月牙头。
  “妈妈!你看门前的小土山,长一头那么稠那么密的绿发,为啥不叫妈妈给铰了呢?它不怕热吗?”
  “不怕热,孩子。”妈妈回答……天冷了,妈妈给我捂上个大棉帽。
  “妈妈,山上光秃秃的了,为啥不叫它妈妈给戴上棉帽子呢?难道它不嫌冷吗?”
  妈妈笑了:“只有到很冷很冷的时候,才给它戴上雪白雪白的雪帽子呢。”
  我想了想:“妈妈,到时候俺俩换换吧!”……五爸爸用青枝绿叶搭了座瓜棚。
  黑天白日,瓜棚俨然一只支楞的耳朵,守望着夏季,守望着那一片青翠。
  我躺在爸爸的怀里,把天上的星星数稀了,最后数成蜡黄蜡黄的月亮一轮。
  一觉醒来,我发现总是搂着个枕头似的甜瓜睡。
  而爸爸总是蹲在地头上,眼鲜红鲜红的,象两瓣红桔子。
  我不敢摸那两瓣桔子,恐怕手一触血就淌出来,把心也打湿……六把个瓜抛在前面,伙伴们划着水齐追,看谁先追着好运气。
  太阳的脚真烫人,把我的脊背踩得热辣辣的。
  我一个猛子扎进清凉里,太阳便被隔在水上了。哈哈,太阳真的不敢下水。
  洗完澡,光着身子瞄着河岸跑,且面天唱歌:“太阳太阳你出来云彩云彩下东北……”果然就从一扇白云下唱出个太阳,滋滋地发着响。
  大家背着太阳追着兴奋。
  太阳嗖地一下放出了我们的黑影子。
  我们飞跑着追,影子飞跑着逃离。
  我朝着影子扑过去。哈哈,影子被我压在肚子底下了……七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扇子。
  在我童年的夏夜里,奶奶总爱把那面扇子摇呵摇。
  我疑心那满天的星星,白胡子老头,还有那么多的故事,都是奶奶的扇子摇出来的。
  我呢,也不知不觉地被扇进梦乡……奶奶终于把夏天扇得远远的了,把童年扇得远远的了,也把她自己扇得远远的了。
  奶奶,在遥远的世界的那一边,我是永远也够不到你了……

1943.4—1944.4

  在上一期节目中易中天先生讲到,由于曹操和孙权两个集团暗中勾结,使关羽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关羽只好从襄樊前线撤退,败走麦城。结果是关于被俘,然后被杀。

(1)

  关羽之死,给后世留下了无数的遗憾。一个曾经是一等一的英雄,最终却是这样的下场。那么,在刘备集团当中,到底谁该为关羽的死负责任?刘备和诸葛亮对关羽的死有没有责任?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败走麦城”。

  在大多数德国人看来,希特勒如此对待犹太人,这是无关紧要的。被强迫戴上“大卫王之星”的犹太邻居之命运,他们向来漠不关心——毕竟,他们不是该当如此吗?即使这些邻人失踪后,他们也只以为是被驱逐走了。在一个听外国电台广播都可处以死刑的国度里,听到一些无法启齿的谣言后,对它不予理睬,这是明智之举。
  知道有屠杀中心的人并不多。这些屠杀中心大都设在波兰,四周有好几公里宽的不毛之地与外界隔绝,界口上还挂出牌子称:不得入内,违者格杀勿论。为了保密,从押解至屠杀的整个过程都进行得极神速,且散布出动听的烟幕:“特殊处理”,作为一个整体,这些屠杀中心被统称为“东方”;单独的中心则被称为劳动营、集中营、转运营或战俘营;毒气室和火葬场分别称为“浴室”和“尸窖”。
  暴行的传出是以谎言作答的。当纳粹要员汉斯·拉麦斯给希姆莱带来数份报告说犹太人正遭受大规模屠杀时,希姆莱矢口予以否认。他辩解说,元首通过海德里希传下的所谓的”最终解决”的命令,不过是将犹太人从德国本土撤走罢了。在撤退过程中,由于疾病和遭受敌机袭击,有些人不幸死亡。他承认,由于叛乱,不少犹太人不得不被处决,以儆效尤。希姆莱向拉麦斯保证,绝大部分犹太人已在东方的各集中营中得到“安置”,还拿出相簿给他看,证明犹太人也在为战争出力:他们有的当鞋匠,有的当裁缝,或诸如此类。“这是元首的命令”,希姆莱加重语气说,“如果认为应采取行动,你得把向你提供这些报告的人名告诉元首和我。”拉麦斯拒绝吐露秘密,并拟从希特勒本人的口中得到更多的消息。
  但,希特勒的说法也一模一样。“把这些犹太人带到哪里去,这我以后再决定”,他说。为让他安心,希特勒还说:“在此之前,他们将在那里得到照顾。”
  在希特勒的亲信中,确有些人不知道在“东方”发生的事情。其他许多人,那些受自我欺骗之苦的受害者,尽管不确切知道这些惨剧,却也猜到了几分。“别听人说希特勒没有主意”,汉斯·弗兰克后来在起诉书中(包括控告自己)写道,“大家都感觉到了,我们这个制度有可怕的缺憾,虽然知道得不那么详细。只是我们不想知道!靠这个制度生活,日子过得太舒服了,简直像皇家的生活。大家都觉得这样好。”
  此话系出自这样一个人之口:不久前,他曾对部下说过,他们都是参与灭绝犹太人的帮凶。此举虽可憎,“为欧洲利益故,却是必需的”。他是波兰总督,深知此项命令系直接出自元首。然而,德国人一般都相信,希特勒未参与过任何暴行。“人们都殷切希望,元首对此事一无所知,或无法得知,否则,他定会采取措施的。反正,他们认为他无从得知此事。或不知有多大规模。然而,我觉得,这事儿瞒不了多久了,人们希望归希望。”这番话是一个激烈的女纳粹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及“最终解决”之前奏“安乐死亡计划”时说的。
  希特勒身边的侍从人员,根本不敢想象“阿迪叔叔”会下令屠杀犹太人。这是不可想象的。施蒙特和恩格尔两人,不是成功地说服了元首,让陆军中有部分犹太血统的军官继续留任吗?背着元首搞名堂的恶棍不是鲍曼就是希姆莱。但是,这两人均不外乎是希特勒的代理人罢了。“最终解决”是他独自想出来的,也只有他才能下令执行。没有他,就不会有“最终解决”;而他也坚信,只要向世人拿出个既成事实,他就可免遭惩罚。人们会以报复相威胁的,但人类的记忆短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人屠杀了100万亚美尼亚人因而遭到强烈谴责;今天又有谁还记得?
  在1943年6月9日的一次秘密谈话中,元首指示希姆莱,“尽管在此后3至4月内会出现某种骚乱”,他必须立即着手将犹太人押解至“东方”。他接着指出,这项计划必须“全面地、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些话自然不能让元首身旁的侍从人员相信他是策划集体屠杀的元凶。但不久后他对鲍曼讲的一番话却令他们深信不疑了。在自豪地承认他已将日耳曼世界的犹太毒素洗涤净尽后,他说:“对我们,这是个主要的消毒过程,我们也已做到了最大限度。没有这个过程,我们可能已被窒息而死或消灭。”在与犹太人打交道中,他不是向来都绝对公平合理吗?“在战争前夕,我向他们发出了最后警告。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促成另一次战争,人们是饶不了你们的,我会在全欧洲灭绝这些害人虫。这决定是一劳永逸。他们用宣战反驳我这个警告,并重申,不管在世界何处,只要哪里有一个犹太人,哪里就有纳粹德国不共戴天的敌人。好了,我们已捅了犹太人是疮疤。未来的世界将永远感激我们。”
  希特勒之“最终解决”的最可怕的一面在不久前结束了——启示性地结束了。拥挤在华沙犹太区的38万犹太人中,只有7万人未被押至屠杀中心,余皆束手被擒。此时,余下的人们业已明白,押解意味着死亡。犹太区的犹太政治领袖们,牢记了这点,消除了分歧。团结一致,武装抵抗押走犹太人之举。这使希姆莱目瞪口呆,遂下令全面消灭华沙犹太区。1943年4月9日凌晨3时,2000多名武装党卫军的步兵,在坦克、火焰喷射器和爆破队的配合下,向华沙犹太区发动了进攻。他们原以为会迅速取胜,却不料遭到顽强抵抗。犹太战士共约1500人,使用的武器是长期偷运进该区的:计有数架轻机枪,许多手榴弹,100只左右步枪和卡宾枪,数百只手枪和左轮,还有莫洛托夫鸡尾酒。希姆莱原以为3天便可结束战斗,但至当日傍晚,他的人马不得不撤退。这场单方面的战斗日复一日地继续着,令党卫军指挥官雨尔根·施特罗普将军狼狈不堪。他不明白的是,“这些废物和劣等人”为何不放弃这一眼看已无望的事业。他报告说,开始时,他的手下虽然抓获了“相当数量生来就是懦夫的犹太人”,但事情已越来越难。“由20至30个男人组成的新的战斗小组,在同样数量的女人的配合下,不断掀起新的抵抗。”他注意到,妇女的举动尤使人为难——她们常把藏在她们的灯笼裤里的手榴弹甩了出来。
  在遭挫折的第五天,希姆莱下令“用最严厉的手段和最凶残的办法”将犹太区夷为平地。施特罗普于是便决定把整个犹太区变为火海——一幢幢房子被烧。他报告说,房子虽然起火,里边的犹太人却坚持到最后一刻,然后才纵身从楼上跳下。“骨头摔碎了,他们仍力图爬到街道另一边未着火的楼房里去……犹太人和土匪们冒着活活烧死的危险,爬行在烈焰中,而不愿被我们生俘。”
  守卫者们以不朽的英雄气概,战斗了两三个星期,由于弹尽粮绝,最后不得不躲进下水道。5月15日,犹太人残存的抵抗据点已寥寥无几,枪声也稀疏下来。次日,施特罗普将军下令炸毁位于华沙市内“雅利安人”区的特罗麦基犹太教堂,以庆祝此次战斗的结束。在刚好4个星期的时间里,一支小小的犹太军,抗击了数量上占优势、装备又精良的德军,打到最后一兵一卒。被俘的5.6万多人中,7000人被当场枪毙;2.2万人被送至特莱勃林卡和卢布林;其余则被送进劳工营。德军的官方伤亡数字——显然已被缩到最小——是死16人、伤85人。更重要得多的是,它打击了希特勒之“犹太人是懦夫”的观念。

  易中天:

(2)

  我们知道,丢失荆州、关羽阵亡的前因是关羽攻打襄樊。如果关羽不攻打襄樊,那么吕蒙和孙权虽然早就有了夺回荆州、消灭关羽的这个想法,他是没有机会实施的。因此,我们要检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发动襄樊战争?我们先得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那年6月上旬,教皇庇护十二世就灭绝犹太人问题,秘密地向“红衣主教神圣学院”发表讲话。“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向有关当局要讲的每个字,以及我们要做的一切公开讲话”,在解释他如何不愿意公开进行谴责的原因时说,“都必须根据受害者的利益,仔细地推敲和衡量,以免事与愿违,使他们的处境更加困难。”但,他未说出口的是为何要小心从事的另一个原因,他认为布尔什维主义要比纳粹危险得多。
  罗马教皇教座的处境是可悲可叹的。这一讲话却成了无意的伤害。在教皇的指引下,天主教会所拯救的犹太人,比其他任何教会、宗教机关和拯救组织所拯救的之和还多。眼下,在教堂内,在修道院里,甚至在梵蒂冈城内,还藏着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盟国的记录要可怜得多。英美两国,尽管大唱高调,却未采取任何有份量的行动,只对少数几个受害的犹太人进行庇护。那年签署的莫斯科宣言——由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共同签署——将受希特勒之害者按惨重程度依次排列为:波兰人、意大利人、法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挪威人、苏联人和克里特人。很奇怪,犹太人竟未提及(这是美国战争情报处立下的政策),对此,世界犹太人委员会进行了强烈抗议,结果却无济于事。将波兰犹太人随随便便地算成波兰人,如此等等,在“三巨头”对纳粹恐怖主义的总分类中,“最终解决”便石沉大海了。
  丹麦人之正义感和勇气,与“三巨头”迟迟不敢面对有计划有步骤地灭绝犹太人的事件这一事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虽受德国人的占领;却毅然将国内6500名犹太人几乎全部运到瑞典。还有希特勒的盟友芬兰人,他们“拯救”了国内4000名犹太人(只有4人未幸免于难)。还有德国的另一个盟友日本人,他们为报答在日俄战争中(1904—1905)犹太人开的昆—劳埃伯公司给予日本的资助,在满洲为5000名流离失所的欧洲犹太人提供庇护所。
  然而,为阻止在“东方”发生的暴行而出力最多的要算是一名年仅34岁的德国人了。他是希姆莱的律师,名叫康拉德·摩根,其父是铁路管理员。从学生时代起,摩根就沉溺于法律伦理学,甚至在就任党卫军法官一职后,对不法之举(不管犯者为谁)仍直言反对。由于他之严格按证据所作的判决触怒了上司,摩根便被派往前线某党卫军师部工作,以示惩罚。由于他名声太大,他遂于1943年被调至党卫军保安处经济犯罪案办公室任职,不准他处理政治案件。那年夏初,他奉命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对一桩长期悬而未决的贪污案件进行常规调查。涉嫌者系该营的指挥官卡尔·科赫。人们怀疑他将集中营的劳工租给民间雇主,从而吃粮食空额等,总的说来,为谋取私利而办集中营。初步调查的结果仍不足以为他定罪;另外,还有一大群人支持科赫,认为他无辜。
  7月间,摩根前往魏玛,下榻于希特勒最喜欢的当地旅馆——“大象旅馆”,不声不响地开展调查研究。令他奇怪的是,他发现,坐落在魏玛上方一座山头上的集中营,竟景色宜人,里边的设施油漆一新,很干净;地面上铺满了青草和鲜花。营内的犯人看上去很健康,晒得黑黝黝的,吃得也不错。他们能定期通邮;营内有一个大图书馆,藏有各种外文书籍;演杂技、放电影、举行体育比赛——甚至还有一所妓院。在深入进行了解后,摩根发现,布痕瓦尔德营内的贪污案始于“水晶之夜”,大批犹太人来营之后。不幸的是,案情越接近科赫,证据便越不足。他发现,知情的犯人常凑巧死亡。从他们的案卷中,他发现,各人死亡的日期又相隔数年,死因也各不相同。他怀疑系谋杀,便下令调查。他的调查人员找不到线索,拒绝继续调查。
  要是常人,他就会放弃调查了。但摩根确信。他们肯定犯了罪,便亲自进行侦探。他出入于当地各家银行,向他们出示看上去像官方的证件,并假称自己是奉希姆莱之命,前来查阅科赫的帐户的。他的努力得到了报偿。在一家银行里,他发现了一份无法否认的证据——科赫侵吞了10万马克。摩根还深入调查了监狱记录,发现证人们已在秘密牢房内被处决。他终于拿到了谋杀的罪证。
  摩根带着一皮包材料和证据去了柏林。他的上司刑警局长对他搞的证据却嗤之以鼻,未料到摩根对他的差使如此认真,连忙指使他去找卡尔登勃鲁纳——海德里希的接任人。他也同样表示厌烦——并假惺惺地说:“这不关我的事。到慕尼黑找你自己的老板去罢。”摩根忠于职守,将证据转至党卫军法律部。他们也不愿负责。“这些事你得告诉希姆莱”,部长说。于是,摩根又赶赴希姆莱的指挥部,但希姆莱拒绝见他。
  有个希姆莱身边工作的人员对他深表同情;在他的帮助下,摩根草拟了一份措词谨慎的电报,扼要地说明了案情。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此电报亲手交给希姆莱。不知何故,此电竟溜过了官僚机构这个障碍,落到了希姆莱手中。没有想到,希姆莱竟授全权予摩根,让他继续调查科赫和他的老婆,以及与此案有关的所有人员。此举令几乎所有人都惊诧不已。有人认为,这是希姆莱不信任各集中营之总管奥斯瓦德·波尔之故;其他人则相信,他并不了解此案是个潜在的“潘朵拉之盒”(*出自希腊神话。为惩罚普罗米修斯盗天火下凡,天神派潘朵拉下凡。下凡时,天神送给她一个盒子。她打开一看,一切灾害罪恶全从里边跑到人间,只有希望还留在里边。——译注)。最深知希姆莱的秉性的人们觉得,这是他的奇特的荣誉感的另一例。

  而这个问题呢,又牵扯到三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谁决定打襄樊?

(3)

  对于这个问题,史学界也有不同意见。有不少史学家,包括我一再提到的张作耀先生在内,都认为是刘备和诸葛亮决定或者授意的。张先生的说法是,关羽在刘备、诸葛亮的授意下发动了襄樊战争,战争发动以后,刘备和诸葛亮又既没有配合行动,又没有配套措施,也没有给关羽增援,还没有给关羽派去强有力的辅佐人物,以至于导致了这一场战争的彻底失败。因此,刘备、诸葛亮难逃其咎,这是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呢,以何兹全先生为代表。何先生的说法是,关羽攻打襄樊,似乎事前没有和刘备、诸葛亮商讨,也就是说这是关羽的自作主张。

  “残忍也有一颗人心”
                                 
——威廉·布莱克

  我个人倾向于赞成何先生的意见,因为我们在《三国志》上查不到刘备或者诸葛亮授意、授权或者命令关羽攻打襄樊的任何记载。这么大一件事情,如果是刘备下的命令,或者说是诸葛亮向刘备的建议,应该是有记载的。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襄樊战争的发动是关羽的自作主张。但是,刘备听之任之,没有反对。因为刘备如果反对,也应该有记载;或者刘备根本就不同意、强烈反对,关羽就打不了这场战争。所以估计刘备的态度是听任,或者是默许,甚至是赞成,只能这么推测了。因此,刘备对此也应该负责任。

  在国社党的高层人物中,恐怕找不出一位比海因里希·希姆莱更矛盾的人物了。他的魅力,他之彬彬有礼以及他在会议上表现出来的谦虚和对道理的深明,在许多人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外交界人士将他描述成一位具有冷静判断力的人物;抵抗运动的同仁则认为,在纳粹的领导层中,他是唯一可用来结束希特勒统治的领导人。在霍斯巴赫将军看来,他是元首的罪恶精灵,既冷静又善筹谋,“是第三帝国里最厚颜无耻的人物”。梅克斯·阿曼则认为,他是“罗伯斯庇尔或热衷巫术的耶稣会之流”。国联驻但泽前高级总督卡尔·布克哈特觉得,希姆莱之所以成为一个罪恶人物,是因为“他有集中精力于小事的能力,善于欺上瞒下,且有一套非人道的方法论;他有点像机器人”。在他的小女儿古德伦眼中,他是个慈父。“不管人们说我爸爸什么”,不久前她说过,“不管人们怎样骂他,或将来骂些什么——他都是我的父亲,是最好的父亲。我过去爱他,现在仍爱他。”
  希姆莱的部下大都觉得他是个待人热情,事事深思熟虑的领导,具有深刻的民族感。他与秘书们玩纸牌,与副官们一起玩足球。一次,他竟请了十多个女杂工去参加他的生日晚宴,还令军官们任意挑选她们共席。军官们有点儿不愿意;希姆莱自己把她们的领班带走了。
  他的性格像谜一般,何以如此,在他的青年时期里找不到答案。他出身于巴伐利亚的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是以他父亲最著名的门生海因里希·冯·维特尔斯巴赫亲王的名字命名的。青年时的希姆莱并不比巴伐利亚他那个阶级的一般青年更加反犹。从他在日记中对犹太人的评论可以看出,他是个盲从者,不是个种族主义者,他想公正地对待犹太人。
  对于性,他有顽固的信念。这在他所处的时代并不是异乎寻常的。总而言之,他似乎是可预言的、巴伐利亚教育和训练的产物——前途光明的青年官僚,既严肃认真又循规蹈矩。
  1922年,22岁的希姆莱成了满脑子反犹思想的典型的民族主义者。他还带着浪漫的眼光向往军事生涯。那年,他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了一首诗,流露出他愿为某件事业而献身的梦想:

  那么诸葛亮有没有责任呢?没有,诸葛亮没有任何责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诸葛亮不是刘备集团军事行动的决策人。虽然诸葛亮现在已经担任了军师将军,但是这个军师将军和我们后世理解的那个军师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是不完全一样的。我们后世理解的军师就是摇着鹅毛扇,在旁边出谋划策。而诸葛亮的这个军师将军是什么时候当的呢?是刘备得到了成都以后,任命他为军师将军,实际上是升了一级。因为赤壁之战以后诸葛亮的职务是军师中郎将,现在升格为军师将军,任务是署左将军府事。因为刘备这个时候的正式职务是左将军,左将军他要开府,他有一个左将军府,这个府里面的事情由诸葛亮总理。并且在刘备外出的时候“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刘备去打汉中,诸葛亮替刘备看家,守着成都,供应粮草、供应援军,这是他的工作、他的职务。所以他没有责任。

  虽然他们可将你刺死,
  却要战斗、抵抗、挺立!
  你自己可以灰飞烟灭,
  却要令旗帜高高举起!

  有一些历史学家提出来说,诸葛亮难逃其咎,为什么呢?因为关羽攻打襄樊是按诸葛亮隆中对策的战略规划在行动,所以诸葛亮也有间接的责任。我认为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为什么呢?第一,诸葛亮的隆中对策是战略规划,不是实施方案,它是一个总体的规划。懂规划的人都知道有总规、有详规,还有实施方案。何况诸葛亮并没有向关羽直接下达命令要关羽去进攻襄樊,而且诸葛亮也没有这个权力直接下达命令,他有什么责任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诸葛亮的隆中对策是怎么说的?诸葛亮说:“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众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里这个将军指的是刘备了,这段话说得非常明确。它包括两个内容:第一是天下有变,那么请问,关羽打襄樊的时候天下有变吗?没有。第二,诸葛亮的这个战略规划也说得很清楚:“命一上将将荆州之众以向宛、洛”,这个上将可能心目中指的也就是关羽吧,姑且这么猜测吧;“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是两路出兵,同时进攻。那么襄樊战争的时候,两路出兵了吗?也没有。

  所以,一个有这种意志和决心的青年会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迷人的领导者吸引,这就不足为怪了。他所受的训练是为了做官,其天性又是忠诚;这样,他当个职业纳粹,可说是十全十美了。当他在党内平步青云时,他成了自身思想斗争的受害者。他是个巴伐利亚人,但他崇拜像腓特烈大帝那样的普鲁士国王,不断颂扬普鲁士人的朴实无华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他自己长得黑,中等身材,外表有点像东方人。他疯狂地相信,理想的日耳曼人是北欧人。同时,与他的主子一样,喜欢身边有金发碧眼、身材细高的部下。希姆莱下定决心,要在100年内,用标准黑种日耳曼人(如同他自己与希特勒)与金发碧眼的女人交配的办法,培育出黑种日耳曼人来。为推行其种族政策,他建立了一个名为“生命之泉”的党卫军妇幼保健组织,其主要作用在于为党卫军内无子女的家庭收养种族上合适的孩子服务,并帮助种族上合适的未婚母亲和她们的孩子。在占领区,数以千计的小孩被绑架,并在党卫军的特别设施内得到抚养。“世界上的所有好血统”,希姆莱对党卫军将领们说,“所有不在帝国这一边的日耳曼血统,在未来的某一天,都可能将我们毁灭。所以……每个能被带回德国的最好血统的日耳曼人将他培养成自觉的德国人后代,对我们说来,都是一个战士,对方也就少了一个人。把全世界有日耳曼血统的人都接回来,我确实有这种想法;能偷则偷,能抢则抢。”战后,有些传说很可怕,说“生命之泉”是“种马场”,在那里,党卫军分子与合适的年轻女人交配,繁殖最优秀的民族。希姆莱的计划,虽未阻止不合法的生育,但也没有证据可证明他提倡不洁性交,也无证据证明绑架孩子是大规模进行的。在所有“生命之泉”设施中,雇员只有700人。这一事实使人对这些说法产生怀疑。
  可以肯定地说,希姆莱确曾计划要大规模地开展这一运动,但是,由于急需安置和灭杀犹太人,“生命之泉”从未发挥其潜力。他羡慕体格上的完善和运动技巧,自己却不断遭受胃痉挛的折磨;他的滑雪和游泳的姿势好得出奇。一次,他身体垮了还力图争夺1英里赛跑的低级铜牌。
  在德国,除希特勒外,谁的个人权力也没有他的大,但他依旧那么谦恭,那样勤奋。他生来就是个天主教徒,现在却无情地攻击天主教会,而他,据他的一个亲密的合作者说,又按耶稣会的原则奋力重建其党卫军——他勤奋地抄袭“伊格纳狄乌斯·罗若拉(*西班牙僧人,耶稣会教祖——译注)规定的祈祷教令和精神锻炼的方法”。
  数以百万计的人惧怕他,但在元首面前,他却吓得全身发抖。他曾向一个下级承认,一见元首,他就觉得自己像没做功课的小学生一样。与元首一样,希姆莱对物质享受漠不关心;他又与戈林等人不同,从不利用地位去谋取私利。他的生活非常简朴、节约;吃得很简单,喝得也很少,一天只限抽两支雪茄。他在特格恩西为妻子和女儿安了一个家,在科尼西附近为他的私人秘书赫特维希·波达施特(她为他生了一子一女)安了另一个家。他是个富有责任感的男子汉,每个家都安置得很舒适——这样,自己能花的钱也就所剩无几了。
  在他的教义中,有些是非常古怪的,连他的忠实的追随者都觉得无法接受:冰河宇宙进化论、磁学、以毒攻毒疗法、催眠术、自然优生学、千里眼、信仰治疗术,以及巫术等。他创立了在煤上浇水提取煤油,以及从含金矿石中提炼黄金的试验。
  他的所有权力都来自希特勒,但元首私人却不想与他有什么来往。“我需要这样的警察”,他对夏勃说(希姆莱曾求他为他搞个前往贝格霍夫的请柬),“但我不喜欢他们。”希特勒甚至令他的私人副官党卫军上尉舒尔兹,别把每天的军事讨论情形告诉他的名义上的首领。
  与此同时,他又把完成隐藏在他心底的任务——“最终解决”——的全权交给了希姆莱。在某些方面,这项任务是适合于他的。从一开始,希姆莱对希特勒就俯首贴耳,完全成了希特勒的人,成了他的信徒,他的臣民。再者,希姆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缩影,因为,正是由于他是个勤奋的党的职业工作者他才能克服自身的问题。他是元首的左右手;尽管见了血或殴打便会呕吐,他却成了一个遥控集体屠杀的刽子手,一个高效率的职业谋杀者。
  他一方面这样做,另方面又依然多愁善感。“我常常杀鹿”,他私下对他的医生说,”但每次看到它的死眼,我良心上就过不去。”不久前,他冒着危及自身的风险,与陆军元帅米尔契一起策划,拯救了在荷兰的1.4万名熟练的犹太劳工的生命。他也释放了被关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一个空军上校的母亲——她拒绝放弃作为一个“耶和华的证人”的信仰。(*在受希特勒之害的人中,这些人属最坚强的。狱中有个长期有效的规定:谁要是放弃他的信仰,谁就可获得自由。但大多数被关押者都拒绝这样做。)他这样做的原因是,米尔契曾以不再与他说话相威胁;他也很想让别人将他看成“好人”。
  假若人们用外交手腕找他请求宽恕,只要求得有理,他便觉得很难拒绝。他曾释放过一名逃兵;还原谅过一名曾写文章尖锐地批评党卫军虐待波兰人的官员。但是,他的荣誉感却不允许他宽恕自己的亲属。他有个外甥,是党卫军一名军官,被告搞鸡奸。状子告到他那里后,他立刻签署命令,将他送进了惩罚营。在囚禁期间,这个青年又一犯再犯,多次鸡奸;希姆莱下令将他处决。党卫军法官罗尔夫·维塞替他求情,请求宽大,遭希姆莱拒绝。“我不想让别人指责我说他是我的外甥我便宽恕他。”后来,希特勒亲自出面,才取消了死刑的判决。
  在希姆莱的监督下,到1943年秋,屠杀中心的工作效率达到了最高峰。在奥斯维辛,那些被挑选出来处死的人们,竟列队从吹吹打打的管弦乐队前走过,而这个乐队是由犯人们组成的,由犹太小提琴手阿尔玛·罗塞指挥。然而,特莱勃林卡的情况却全然不同。处死前,被囚的犹太人通常都知道自己即将去死,因受刺激,常常大喊大叫或大笑,恼怒的看守便用鞭子抽打他们;在狱卒替母亲们剃光头时,婴儿常碍手碍脚,便被抓来抛到墙上摔死。犯人若有丝毫反抗,看守们和模范囚犯便用鞭子将全身一丝不挂的受害者驱上开往毒气室的卡车。
  行刑队员的脑中从未闪现过拒绝执行屠杀令的念头。“我只能说‘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霍斯后来供认说,“我从未想到过自己要负什么责任。你知道,在德国,人人都明白,如果某件事出了差错,只有发号施令的人才能负责。”
  行刑队员们也从不问一声这些犹太人是否该死。“你们难道不明白吗,我们这些党卫军士兵是不能思考这些事情的;我们连想都没想过……我们受的是服从命令的训练,根本不动脑筋;我们谁都不会想到不执行命令。反正,我要不干别人也会干。”另外,参加灭绝行动的所有人都受过严酷的训练。“如果有令,他会开枪射杀自己的兄弟。命令是高于一切的。”(*斯坦利·米尔格莱姆在美国做过多次试验,证明盲从并非只限德国人才有。在试验中,米尔格莱姆发现,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的被试验者拒绝做给别人带来痛苦的事。大部分人只盲从权威的声音。1960年做的这些试验的结果在越南战场上,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水门事件中,得到了证实。上述情形,在米尔格莱姆的《对权力之服从》一书中已有所阐述。)有些行刑队员还很欣赏自己的工作,但这些人都是虐待狂,是冒着遭上司惩罚的危险这样干的。多年前,希姆莱就禁止党卫军的任何人单独对犹太人采取行动。“党卫军的指挥官必须坚强,但不是冷酷无情”,他指示特种行动队队长说:“在你工作中,如果你发现某个指挥官越权,或其自我约束力已有含糊的迹象,你要立刻干预。”不久前,他曾就未经批准便枪杀犹太人事件向党卫军法律部发出了类似的指示。“如动机系出于自私、虐待或性爱,应根据情况,分别按谋杀罪或杀人罪量刑。”这毫无疑问,便是他授权摩根将布痕瓦尔德的指挥官拿来受审的原因。
  将手下的人训练得坚强却又不冷酷,这确是希姆莱的一件难办之事。为达此目的,希姆莱打出“忠贞即荣誉”的口号,试图把党卫军变成武士。因此,他不但向党卫军灌输种族优越感,还灌输忠君爱国,同志情谊,忠于职守,忠诚忠实,勤奋努力,以及武士情操等各种道德观念。他的党卫军是党的“精华”,德国人民的“精华”,因而也是全世界的“精华”。在建立起了向党卫军灌输他的理想的组织体系后,他希望能培养一代新人,“比迄今世界上见到过的要优良得多、宝贵得多”的新人。他亲自向党卫军演讲,告诫他们要有礼貌、要有教养。“无论请客夜宴,或是组织游行,只要有客人在场,我就要求你们注意,那怕是最小的小节,因为我要使党卫军成为讲礼貌的典范,让他们对全体德国同胞都彬彬有礼。”党卫军也应成为整齐清洁的模范。“我不想看见哪一件白衬衣上有一个那怕是最小的污点。”再者,喝酒时应像绅士,不准暴饮,“否则,我就让人送一支手枪给你,叫你结果了事”。
  事实上,不管他们的任务何等凶残,他们都应该是绅士。1943年10月4日,希姆莱正是怀着这种想法将党卫军的将领召至波森的。这次召见的基本目的是要扩大对灭绝犹太人一事之知情人范围。摩根不久前披露的情况,以及关于集中营乏恐怖的谣言源源不断传来,使元首的最忠诚的追随者也产生恐惧和感情上的突变。现在,既然秘密已经泄露,希特勒便决定把党和军方人士也牵扯进“最终解决”。这样,从效果上看,把他们变成同谋后,他便可迫使他们打下去,一直打到底。战争可能已经失败了;这却能给他时间去实现他的主要目标。从最坏打算,他也可带着几百万犹太人与他一起死亡。
  向党卫军发表的讲话,是希姆莱尔后发表的一系列讲话的首篇。通过这些讲话,希姆莱将许多文职领导人和陆军军官卷了进来。在某种意义上,首篇演讲是最重要的,因为他必须说服党卫军:完成这一令人讨厌的任务与执行他们的组织的最高原则是不矛盾的。他说,有件极严肃的事情他想跟他们谈谈。“在我们内部,我要开诚布公地提一提,但我们永远不会公开讲它。”他显得有点迟疑,但最终还是开了口:“我是说犹太人撤退的问题,也就是消灭犹太种族的问题。这件事说来很容易——‘犹太种族正在被消灭’,有个党员说,这很明显,我们的纲领里写着——消灭犹太人,我们正在这样做,将他们灭绝。”
  尽管摩根和库特·格斯坦提出了不受欢迎的怀疑,在喊了多年动听的言词和口号后,这些不加掩饰的语言,着实令人震惊。更令人震惊的还是希姆莱对那些利用“最终解决”一直在牟利的人们的谴责。“有些党卫军成员——人数虽然不多——不负众望,他们死有余辜。我们有这个道义权利,有我们的人民的职责,去消灭这个种族——当他们要消灭我们的时候。但是,我们无权去发财,哪怕只是一件皮大衣、一只手表、一个马克、或一支香烟或别的东西。因为我们消灭一个病菌后,并不想最终自己受到感染或死于这种病菌。我不允许在这里出现腐败现象并让它站稳脚根,哪里出现腐败现象,就在哪里追究。然而,我们最终却可以说,我们完成了这项最困难的任务,得到了我们的人民的爱戴。而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性格等,都未因此遭到它的伤害。”
  两天后,希姆莱又向一群帝国长官和地方长官发表了同一精神的讲话。“‘犹太人一定要被消灭’,这句话,只短短几个字,是很容易出口的。但是,这句话要求执行它的人要做到的,却是最困难、最难办到的。”听众很清楚,他们即将听到的正是多少个月来充耳不想闻的东西。“我要说的只限这个范围的人听,且只准听,永远不准议论。当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对妇女和儿童该怎么办’时,我在这里也决定采取一个明确的解决办法。我觉得,我没有理由一方面消灭犹太人,就是说,杀犹太人或让他们被杀,另方面又让他们的孩子们长大后找我们的儿子、孙子报仇雪恨。必须作出一项强硬的决定——这个民族必须从地球上消失。”
  他说,这是党卫军有史以来要承担的最繁重的任务。“执行此任务——我可以这样说——我们的人,我们的领导者,无论在精神上或灵魂深处,都未受到哪怕是最小的损伤。即使进行了集体屠杀,他们仍是武士。”厅内鸦雀无声。尼尔杜尔·冯·希拉赫回忆道:“谈到如何屠杀男女老幼时,他非常冷漠无情,就像商人谈他的货借以对比一样。在演讲过程中,他没有一星半点儿感情,其内心也完全一样。”
  在讲完执行这项令人毛骨悚然的任务碰到的各种困难后,希姆莱便结束了这个话题。”现在,你们都知道真情了,大家必须保密,不可对别人讲。也许,在过了很长时间后,我们会考虑是否把这件事告诉德国人民。但是,为了替我们的人民承担责任(为这个主意和行动负责),我们还是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为好。”他与布鲁特斯一样,强迫他的同事的手伸进恺撒的血泊。(*布鲁特斯,古罗马共和派首领,暗杀恺撒团成员——译注)“最终解决”已不再是希特勒和希姆莱两人的负担,而是他们的担子了——这副担子他们只好闷着头挑。
  鲍曼宣布散会后,请大家到隔离大厅用午餐。吃饭时,希拉赫和其他长官们都无言地避免视线相触。大多数人都已猜到,希姆莱之所以向他们泄露真情,目的是要把他们变成同谋。当晚,他们大喝特喝,喝得许多人都要别人扶着才能上火车——开往“狼穴”的火车。在希姆莱讲话前曾向同一听众演讲的艾伯特·施佩尔,对这一醉酒的场面很是反感。次日,他竟敦促希特勒向这些党的领导人就自我克制问题进行训话。(*时至今日,施佩尔仍声称他对“最终解决”一无所知。有些学者指责他,说他参加了希姆莱的讲演会,因为在开会过程中,希姆莱的话有些是专为他讲的。施佩尔坚持说,他一讲完话便立即去了拉斯登堡。米尔契陆军元帅证实了这点。就算施佩尔不在场,人们也很难相信他会对灭绝营一无所知。从希姆莱的讲稿中,人们看得很清楚,他以为自己是直接向施佩尔讲话——并认为,他是高级同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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