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前后,中国散文500篇

刘墉
  我曾经因为有几个大学生登山迷途丧生,而访问某位登山专家。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在半山腰,突然遇到大雨,应该怎么办?”
  登山专家说:“你应该向山顶走。”
  “为什么不往山下跑?山顶风雨不是更大吗?”我怀疑地问。
  “往山顶走,固然风雨可能更大,却不足以威胁你的生命。至于向山下跑,看来风雨小些,似乎比较安全,但却可能遇到暴发的山洪而被活活淹死。”登山专家严肃地说:“对于风雨,逃避它,你只有被卷入洪流;迎向它,你却能获得生存!
  “除了登山在人生的战场上,不也是如此吗?

周树山
  朋友送给我一幅画,画面上夕晖透过萧疏的林子照在融冰的小河上,积雪反射着玫瑰色的天光,天空满布着早春黄昏色彩浓烈的积云……朋友告诉我说,这是临摹的一幅列维坦的画。
  老实说,这幅画临摹得很草率,很粗疏,似乎缺乏应有的耐心,尤其是天空色彩的运用,没有谐调感,板滞的色块令人沮丧……但是,这幅画浓郁的诗意一下子征服了我。我仿佛咯吱咯吱地踩着松脆的积雪,走进早春二月,站在原野上,呼吸一口甘甜清爽的空气,手抚着坚硬粗糙的老榆树干,忆起了久远的童年……哦,列维坦,这真的就是列维坦的世界吗?从一位画家那里借来一本列维坦的画册,就这样悄悄地走近了列维坦……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太阳落下去,月亮升起来,不,当太阳还没有落的时候,月亮就已经挂在澄碧的空中了,在它的周围,浸洇着黄昏将逝的胭脂色的天光,大地弥漫着袅袅的蓝雾。你走在草原上,发现在月光下静静站着十几个干草垛;你闻到了干草微甜带苦的香味;你慢慢走近那些干草垛,在不远的地方停住了脚步,仔细地打量着这梦幻一般的宁静和安谧……倘若你是一个疲惫的旅人,你就会急于扑向那草垛,钻到里面去,耳边响起干草簌簌索索的声音,然后一切都静下来,静下来……你会做一个关于草原和月亮的梦;倘若你是一个割草人,你会坐下来,抽上一袋烟,这月光下草垛的影子遮住你半边脸,然后你披上褂子,扛起芟刀,走开去,走向远方一抹浓绿后的小村;你疲乏而又轻松,心境安然又愉快,你陶醉于大自然母亲怀抱中的和平劳动。或许你不会唱歌,然而和谐的缓缓流动的音符就在你全身每一个细胞里响起……倘若你是一个孩子,你会和伙伴们在月光下的草垛里捉迷藏;倘若你们是一对恋人,天哪,这里可多么好……何必用那么多假设呢?你不是旅人,你更不是割草人,你没有到过草原,你生活在喧嚣的都市,你的生活离这儿很远很远,但你曾是一个孩子,曾是一个热恋中的情人,那么你跟我来,到列维坦的《黄昏的草垛》这儿来,来面对这份诗意的宁静。
  如果说,列维坦仅仅耽于纯美的意境,那么他就不会成为俄罗斯19世纪众多艺术天才中的佼佼者。19世纪的俄罗斯在沙皇专制的枷锁下呻吟,不止一代的优秀的俄国人戴着镣铐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俄罗斯广袤的原野上,这样一条绵延不尽的苦难之路被画家移到画布之上,表达了画家对专制主义的无比愤怒和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忧患。和人民在一起,同民族共忧患的列维坦也用他的画笔表现了对哲理的深刻思考。曾经读到契诃夫《草原》中的一段话:“当久久地目不转睛地看着深邃的苍穹,不知何故思想和心灵就感到孤独,开始感到自己是绝望的孤独,一切认为过去是亲近的,现在却变得无穷的遥远和没有价值。天上的星星,几千年来注视着人间;无边无际的苍穹与烟云,淡漠地对待人的短促的生命;当你单独和它们相对而视并努力去思索它们的意义时,它们就会以沉默重压你的心灵;在坟墓中等待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孤独之感便来到了心头。生命的实质似乎是绝望与惊骇。”
  这种深沉的哀愁多么酷似列维坦画中的意境!
  艺术,就是自然加人。这是培根的名言。作为风景画家的列维坦在作品里加进人的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是潜藏在每个人心底的温柔的诗意。他比别人更睿智的地方,是他适时地将这种诗意上升为哲理,而他更伟大的地方在于他同整个民族共着苦难。罗曼·罗兰曾经写道:“人类应当用这种话提醒天才:‘你的艺术中间哪些是为我的?要是没有,那么我不需要你!’这种强制使艺术家第一个得到好处。当然,只表白自己的大艺术家也有,但最伟大的总是那些心儿为全人类跳动的艺术家。谁要面对面地见到活的上帝,就得爱人类;在自己荒漠的思想中是找不到上帝的。”站在列维坦的世界旁,我看到列维坦同一大批俄罗斯天才一道从诗意的大自然出发,去探寻人民的苦难,循着固有的民族精神的台阶走进哲理的殿堂,艺术在那里放射出无比灿烂的光辉……□

  红四军第三次攻下龙岩后,得到了一段休整时间。六月二十二日,红四军前委在龙岩城内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由陈毅主持,到会代表有红四军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支队长、党代表和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在会上,由陈毅作报告,毛泽东、朱德等先后发言。会议通过了陈毅起草的决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等和士兵代表共十三人为新的前委委员,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

  红四军“七大”是在粤闽赣三省新的“会剿”将要到来的情况下召开的,准备得很仓促,会议开了一天就结束了。在这次会上,红四军内部思想认识上的一些重大分歧尖锐地暴露出来,但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这些分歧的由来已久。在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的一段时间内,处境困难,屡遭挫折。于是,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中,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作法产生了各种议论。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争论更一直不断。这年四月前委召开的于都会议后,争论又逐渐发展到基层。

  五月初,中央军事部派刘安恭等到红四军工作。刘安恭是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学法国。一九二七年在国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送往苏联学习军事,回国不久就派到红四军工作。他的到来,对加剧红四军内部的意见分歧,起了很坏的作用。他散布说:红四军领导人中有两派,一个是拥护中央派,一个是反对中央派。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由于脱离了原有根据地,每天行军打仗,军情紧急,前委和军委显得重叠,所以一度宣布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权力集中于前委,五月间,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扩大,军队和地方工作都增多了,前委又决定成立临时军委,以刘安恭为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他刚由苏回国不久,不了解中国红军发展历史和斗争情况,就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作法,并在他主持的一次军委会议上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这个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显而易见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是不利于革命斗争的,自然引起许多同志的不满。这时,原来在井冈山时期即存在的关于红军建设问题又开始议论起来,一些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颇有表露。”①六月八日,前委在白砂召开扩大会议,以三十六票赞成、五票反对的表决,通过撤销临时军委。刘安恭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也改由陈毅接任。刘安恭对此极为不满。

  临时军委撤销了,但要不要设立军委的争论仍在继续,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正如毛泽东在白砂会议后几天所说:“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显明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部要不要的问题。”

  ②主张建立军委的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即四军党部)”,“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③反对建立军委的却认为“现在只有四千多人的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如中央之下有多数的省一样,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

  ④因此,认为由前委直接领导就可以了。坚持要设军委的还提出,过去前委“太管事了”,“权力集中”了,前委不但“包办了下级党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并说前委领导有“家长制”倾向。而主张不设军委的说,设立军委是不从实际出发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结果,“必定是分权主义”,“分权主义”是“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不相容的。军委前委分权的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⑤在要不要军委这个具体问题的争论背后,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当时担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回忆说:“所谓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主要是由于当时红军还建设不久,其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旧军队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带到了红军队伍中来。因而,一部分人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对党对军队的领导不赞成,有怀疑。他们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相反认为现在是‘党太管事了’,‘党代表权力太大’,提出‘党不应管理一切’,‘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党支部只管教育同志’;并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只能‘对内’,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等等。

  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权的建立。”他还说:“在这场争论中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⑥这场争论在红四军“七大”前己日见发展。当年曾参加红四军“七大”的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傅柏翠回忆说:“朱、毛之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有争论。沿途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曾召开过一些大小会议,在党内展开辩论,朱、毛也多次在小会上作答辩。记得一九二九年六月,部队在新泉休整时,还专门召开过两次红四军前委会,朱、毛对下面提出的批评意见作了答辩。”

  ⑦

  林彪在这场争论中,也起了挑拨的作用。当时,林彪是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他在白砂会议开会前五小时(一说是三小时)写信给毛泽东,含沙射影地攻击朱德。他在信上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⑧平时,林彪也常散布对朱德的流言蜚语。朱德同士兵的关系历来很亲密,林彪却指责说朱德“拉拢下层”。这些挑拨性的言词。加深了红四军内的意见分歧。

  刘安恭、林彪当时都是纵队一级的领导干部,刘安恭担任二纵队的司令后不久,在十月间打东江时牺牲了。在这场争论中,他们程度不同地起了不好的作用。红四军“七大”的决议案,对刘安恭、林彪都作了批评。认为刘安恭“把四军党分成派,说朱同志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同志是自创体系到不服从中央指示。这完全不是事实,是凭空臆断的。”⑨认为林彪在白砂前委扩大会议前三小时给毛泽东写那样内容的信,“这是不对的”,“不要离开党而谈党的严重问题,因为这样不但不能解决党内纠纷而更之加重。”指出林彪信内的词句“未免过分估量,失之推测。这是错误的”⑩红四军“七大”的决议案,也批评了毛泽东和朱德。

  参加了红四军“七大”的江华,对这次会议作了这样的评论:“那时召开七大是完全必要的,是想统一认识,解决分歧,结束争论,加强团结,以利革命。七大的决议,对井冈山时期的一些历史问题和红四军实行的一些制度等结论,也是基本正确的。六大非一无是处。至于七大未能解决分歧,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总之,我国国情复杂得很,在我军初创时期,大家都没有经验,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出现分歧,发生一些曲折,是不可避免的。”(11)红四军“七大”改选前委时,原来由中央指定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只当选为前委委员,而没有当选为前委书记。前委派他带着谭震林、蔡协民、江华、曾志等去上杭蚊洋指导闽西特委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给红军的下一步行动带来了重大损失。

  红四军二次人闽、三打龙岩的节节胜利,震动了远近。国民党当局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对闽西苏区和红四军实行“会剿”。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六日,也就是红四军第三次攻占龙岩前三天,蒋介石发出“会剿”命令,指令赣军金汉鼎师集中于瑞金、汀州,闽军张贞师集中于连城、龙岩,粤军蒋光鼐师集中于上杭、永定,限六月三十日前都要到达目的地。六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又下令委任金汉鼎为总指挥,三拾会剿”“均归其指挥,受其命令,毋俏延违。”(12)不久,据三拾剿共”指挥部透露:三省参战兵力为“闽省七团,赣省四团,粤省三团,共两万余人。”(13)以赣省为主力,闽粤为堵截。

  七月八日,红四军前委决定以游击战争对付国民党军队的“会剿”,将全军四个纵队分赴闽西各县,深入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赤色割据区域,粉碎这次“会剿”。前委认为:“此时东江、赣南皆不能去,只有留在闽西,敌来当相抗对付,现在分兵在永定、龙岩、杭、廷连之一部发动群众的斗争,造成赤色区域之势力割据,敌来当打破一面找出路。”(14)这就是红四军闽西分兵的计划。毛泽东去蚊洋指导闽西党的“一大”后,朱德、陈毅率领前委、司令部及直属队到达连城的新泉,各纵队按计划发动群众。

  七月中旬以后,参与三拾会剿”的国民党军队相继向闽西推进。赣军金汉鼎的第十二师的四个团占领了长汀;闽军张贞师分别向华安、龙岩行进,企图占据龙岩;粤军蒋光鼐、蔡廷锴的第三师以永定、上杭为进攻目标,向粤闽边境开进。

  七月二十九日,前委在新泉得到有关敌情报告后,为了商讨应急计划,朱德、陈毅立刻赶到上杭蛟洋,同正在那里的毛泽东等一起举行前委会。经过讨论,决定改变原来分兵计划,“积极准备反动派三省会剿之到来,如三省合兵进攻闽西,红军可取道闽北入赣东、赣南发动沿途的群众;或人闽省腹地到福州、延平之间活动;或分兵两路,一路往闽北,一路留闽西”。(15)前委并决定第一、二、三纵队到上杭白砂集中,向闽中出击;第四纵队留在闽西坚持斗争。

  红四军这次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三拾会剿”。一九三七年,朱德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介绍这段历史时说:“红军这时也分成两支队伍,毛泽东率领一支留在闽西骚扰敌军,朱德率另一支展开大规模牵制战,深入敌区,直到沿海,以切断敌军主要补给线,至少要压迫福建军队离开苏维埃根据地。”(16)前委会议结束后,根据中央四月五日来信中所要求“派一得力同志”“来中央报告与讨论一切问题之后,再回到你们那里工作”的精神,陈毅经厦门转道香港赴上海去向中央汇报。陈毅走后,红四军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

  前委会议决定兵分两路的计划,在实施中有一些变动。第二、三纵队,在八月二日按时赶到白砂集中,由朱德率领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宁洋县城挺进,计划出击闽中,在外线打击敌人。但林彪率领的第一纵队,在上杭一带活动却因汀江水涨,过江迟缓,没有能按时同第二、三纵队会合,仍留在闽西,会同第四纵队同国民党军队周旋。这样,由朱德率领出击闽中,从外线打破“会剿”的兵力就比原计划大力减少。

  朱德判断:“在前来进攻的赣、闽、粤三路敌军中,“蔡廷锴、金汉鼎是比较很难打垮的,张贞是比较有把握打的,结果就准备着打他。”(17)八月四日,朱德指挥红四军第二、三纵队,攻占宁洋县城,在城内住了三天,做了三件事:一、刷制并张贴了标语和布告,召开群众大会,宣讲红军的宗旨和工农革命的道理。朱德在大会上演说,号召广大工农群众起来暴动闹革命。二、打击当地三个土豪,没收了他们的粮食和其他财物,分给贫苦群众。

  三、烧毁国民党宁洋县的衙门,处决了从连城押来的两个土豪劣绅。

  八月七日,朱德率第二、三纵队离开宁洋县城,沿双溪南下。在过罗溪渡口时,朱德亲自到前沿阵地观察,选择有利地点,指挥部队泅水强渡,一举击溃守敌,乘胜追击,于第二天进入漳平,消灭了当地民团和张贞的一个营。

  朱德在漳平召开了群众大会,他在会上号召当地的工农群众起来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会后,又把从土豪劣绅那里没收来的财物,分给贫苦群众。他还召集手工业工人和农民代表,分别座谈,进行调查研究。

  然后,组织了漳平县工会、漳平县农民协会和城防第一赤卫队,并武装了城区赤卫队。十五日,红四军前委开会布置跳出外线,出击闽中。十六日至十九日,分两批离开漳平。

  闽中,是福建土著军阀卢兴邦的地盘。他有十几个团,上万的人马,还有个可造枪弹的兵工厂。他依仗着人多枪多,霸占着闽中、闽北和闽西二十多个县,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分庭抗礼。(18)当红四军人闽时,他的部队据守在各个县城里,以逸待劳。前委发动党员进行讨论,广泛听取群众对作战的意见。“朱德军长冷静地分析了形势,集中大家的意见,决定暂时不与卢兴邦匪部交战。好在红军与卢部没有直接打过仗,还可以‘礼尚往来’。在大田县城附近,朱军长派出信使到卢兴邦司令部,称‘借道过境’,卢兴邦这个‘山大王’毕竟老好巨猾,怕我们‘暗渡陈仓’,借口‘本乡地僻土瘠’,没有答应。”(19)八月二十日,朱德率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围攻大田县城不克,又转入永春、福鼎一带。

  这时,闽中、闽西的形势对红军都不利,加上盛暑高温,病员急增,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在二十天内接连攻占了宁洋、漳平两县后,国民党当局立即从德化、安溪、华安等地调兵向红军进攻。闽西特委这时也写信给红四军前委,要求“调四军回闽西,在漳平一带工作。”

  八月二十八日,红四军突然回师到漳平境内的杨美村驻宿。第二天。在当地农民带领下,从溪南后面的打鼓岭发动袭击,一举占领溪南圩,全歼张贞部的张汝劻旅一个团,击毙团副一人,俘敌二百余人,缴获大批枪枝弹药。

  红军乘胜前进,在八月三十日第二次攻占漳平城,又消灭张汝劻一个团,俘敌一百多人,缴获一部分军用物资。当时,《时报》有一段报导:“二十九日朱德突率部二千余猛袭漳平,宁洋也同时受袭。漳平守军以朱已远去,无戒备,且众寡不敌,应战一日,至三十日遂不支,退至永福。朱部复陷漳平。”

  (20)

  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在漳平一带活动二十八天,足迹遍及十三个乡镇,近百个村庄。红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一律住宿在词堂、庙字、桥亭、市场等公共场所,买卖公平,一律付现款。有时用了群众的东西,群众不在家,就留下信和钱。有的红军战士用了杨美一家粮店的米,老板不在家,就在墙上写下:“老板:你不在家,你的米我买了二十六斤,大洋二元,大洋在观泗老板手礼(里)。”有些红军战士喝了茶水,也留下铜板和银毫子。

  当地人民群众盛赞红军战士纪律严明。

  张贞的“进剿”部队本来兵分两路:一路进攻漳平,一路再陷龙岩。当朱德率部回师闽西,再克漳平后,龙岩的守军弃城而逃。九月六日,红四军重占龙岩。这样,三拾会剿”中力量最薄弱的闽军张贞部己被击破。粤、赣两军无心恋战,也各自撤回本剩八月底,蒋介石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便以失败而结束了。

  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出击闽中,时间只有一个月,取得了重大胜利。

  回师闽西后,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到上杭白砂同第一、四纵队会合,准备攻打上杭城。

  上杭,位于汀江中游,汀江绕城而过,城垣三面环水,有砖石建造的三丈多高的坚固城墙,易守难攻,素有“铁上杭”之称。上杭是闽西重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铁打上杭,固若金汤。东无退路,西无战场,南有河道,北有池塘。嘱咐子孙,莫打上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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