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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温暖的手
  ●向 荣(三重·保险业从业员)多年前,生意失败,从南部搬家到台北,当时正值农历十二月,细雨纷飞的寒冬,不久就是农历过年时节,一家人躲在工厂楼上的宿舍里,足不出户,每餐以少许泡面果腹。
  好友秀月从南部寄了一些食物和现金二千元,结果除夕前一日寄出,到大年初六邮差先生才送达。虽然是迟来的新年礼物,一家人仍然是无限的感激,毕竟在这严寒的冬天里,还有一双温暖的手伸过来。邮差说:“我已经来按过三次门铃了,就是没人开门,今天特地按久一点,因为怕寄的食物,放久会坏掉。”
  其实家贫如洗,过年时节很怕有亲朋好友光临,没有任何东西可招待客人,所以听到门铃声也怯于应门。这次邮差一按再按,门铃不停地响,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开门。接过包裹,一再地感谢邮差,眼泪却不知不觉地湿润了整个眼眶。最温柔的书●拙 之(台北·报社编辑)我的课本一向很“脏”,初中、高中,乃至大学的,本本皆是。
  把书翻开看看吧,不难发现除了铅字外,几乎每一页都遗留斑斑字迹,集书法大成:有龙飞凤舞,有螃蟹横行,有淑女与大盗式。它们有个共通点,都是在“限时”下完成的杰作,不免大勾大抹,甚至沾有口水。
  我的同学们常“忘记”带课本来上课,于是就向我借。我们将书桌合并,我坐左边的座位;如果他是左撇子,则我被罚坐右边。如此,上课时我可以不被遮手,笔记些什么也清楚。虽然这般“看”课本直教我差点成斗鸡眼,心底却有股暖流在缓缓吟唱。而我的一些老师也很妙,会将课本拿去修正,这就更加“壮观”字里行间了。
  二十多年弹指过。我耳聋依旧,尽管人事沧桑,我心里的暖流仍依旧。我领略去照顾别人,一如别人照顾我的喜悦,因为在人生道上我拥有最温柔的书。一只蚊子●颜和玉(台湾师大英语系讲师)恋爱时,两人在灌木丛下促膝密谈,一只蚊子不识相,在旁嗡嗡叫,咬了她一口,又咬他一口,两人手臂都肿了个包,却不以为忤,念及英国玄想派诗人邓约翰的《跳蚤》诗,浪漫地想起两人的血液在蚊子体内结合。
  婚后,他习惯早起写作。一日清晨,她满眼惺忪,气冲冲对他抱怨:“一只蚊子吵得睡不好。”他紧蹙双眉,伏案疾书,被她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不禁怒从衷来:“我一个大男人,还要管你一只蚊子的事。怕吵,怎不挂蚊帐?”望着他的不耐烦,她心底一阵酸涩委屈……如今老夫老妻生活下来,他每晚必将蚊帐挂好,先行入睡暖被,她常戏称他是“现代孝子”。一日,她一躺下,听见有细微的嗡嗡声,不禁惊呼:“有蚊子!”他睡意待#却弓身仰起:“有什么?”“一只蚊子在蚊帐内。算了,不是很吵……”“不行,你不是怕吵吗?”他一跃而起,戴上眼镜,在蚊帐内追捕那只蚊子。情人节礼物●邱淑珍(宜兰玉结·成衣厂职员)西洋情人节将至,办公室几位未婚女同事,不是有人送花,就是有人送巧克力,看得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回到家不禁向老公抱怨:“嫁给你十几年,从未见你买花送巧克力,你看我同事都有人送花送糖。”“你知道报上报导一朵玫瑰花近百元,而且玫瑰花几天就谢了,又不能吃,多浪费。”听完他的道理,我只有气在心里。
  情人节那天,见老公回家手提着一个塑胶袋递给我:“老婆!情人节快乐。”
  我迅速打开袋子,只见一条条麻花。他得意洋洋:“我买了一百元麻花,代表买花和买糖(麻花上的白糖),经济又实惠。”留下我站在那儿望着麻花哭笑不得。母亲命里的三把箭●黄斐娟(台北·置地广告公司秘书)母亲29岁那年罹患内甲状腺肿大,脖子上因为手术留下一圈难看的疤痕。记忆中,她相当时髦漂亮,经常用一串珍珠项链遮住这个疤痕,跟父亲出门玩到半夜才回家。
  39岁那年,她又因子宫癌在医院住了一整年。出院后,母亲变了很多,她不再苗条,也很少笑,经常帮人做衣服到深夜,好像所有的时间都在忙着赚钱。而父亲却永远只是个麻烦的同义词罢了。
  家里的状况愈来愈好,母亲却在59岁那年二次罹癌。在切除半边的乳房后,她的身体经常因为无法平衡而摔倒,但是她却活得很起劲,经常去爬山、旅游,并在海边盖了一幢红瓦白墙的房子,整天花花草草的忙个没完。
  年前跟母亲谈起她的变化,她沉静地说:“年轻时只想守住你父亲,整天跟着他走。等发现自己的男人已经荒唐到无法收心时,才察觉你们都还没有长大。婚前算命的跟我说,我的命里有三把箭,如果躲得过,我就有好日子过了。我想我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了。”
  站在廊前眺望着大海,她说:“能活着真好!”

1919—1922

邓康延
  80多岁的梅益先生有一次会见来访的俄国专家。
  专家说他两次纵览中国,言语中不乏自傲。
  噢,噢,梅老先生客气地应着,末了淡淡地说一句:我10次到过贵国。
  他们一直谈语言比较,谈风俗礼仪,谈世事变迁。才出校门的中国小翻译一直操着引以自豪的流畅俄语。
  梅老从“您好”到“再见”一直用中文。
  梅益,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总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译者。
  有一次我乘飞机在贵阳中转时,与一位海外人士聊天。我微笑着问他是不是香港人,他头一昂大声道:“我是日本人!”我半晌无语,然后突然骂了他一句家乡土语,再笑着拍拍他的肩,用汉语一字一顿地说:“只要不来中国捣蛋,欢迎。”
  我一直感叹一件事,50年前苏联军队拒受一支德军的投降,因为他们杀害了苏联的好儿女卓娅和舒拉。我曾想日本战败时我们也是有理由不接受日本第六师团投降的:人类没有任何一次惨案比南京大屠杀更残暴血腥了。那是一支野兽之师。从道义上讲,败而伏爪的野兽也许会驯化;从情感上讲,他们的牙缝里塞满了30万无辜中国百姓的血骨碎肉。令人尤为悲愤的是,至今没有哪一届日本政府做过正式忏悔和道歉。
  在日本投降50周年前夕,上海电视台举办了一次声震九霄的百架钢琴演奏,咆哮的《黄河》让人心激颤。然而一个微小的细节将我的情绪打乱了。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首席钢琴是日本雅玛哈牌子——不是星海牌——日本钢琴的音色的确很亮。
  但,有些声音无关耳朵。正如有些情感难以言说。
  1984年我赴四川一座小煤矿搞地质科研,与地测科一位50多岁的技术员相识。他发稀话少,井下素描图却作得精细漂亮。
  我去他家做客,看到墙上一幅笔力遒劲的松竹梅,才得悉他曾是美院的高材生。他一生中最大的跟头摔在1957年。
  反右时,系书记让大家对一个敢说真话的班干部进行“活靶子”式的教育。众人顿时口诛笔伐。待问到他时,他半晌无语,他的同窗女友更是紧张得不敢看他。
  最后他像作写实画一样吐了心言。
  两个月后,他和那位“活靶女友没去送他。
  20多年后,他被平反,并被分到矿上。昔日的丹青手成了地质素描师。没有人太注意他的河流在哪里和哪里转过大弯。
  我问他:“若再选择一次,还会说真话吗?”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不过当时没说真话的许多同学在‘文革’中还是被说更多假话的人打倒了。”
  他转而反问我:“如果能让我选择一次,何不让上边也重新选择一次?”黑色命运的死结,常常是被一颗颗红润的心缀紧的么?一位在美国读完硕士的朋友归国一年,历经一些不如意后,准备再渡重洋。
  “我还会回来的。”在送别聚会上他不住地对朋友喃喃,因为酒的缘故,他不连贯的语句还夹着一些英语:“……我研究了这10多年英美文学了。可看着顺眼的还是咱中文……我真他妈喜欢这方块汉字,有些字眼看着就叫人心动,比如苍天、永恒、悠悠……欢乐英雄、碧草白云。”
  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这般生动地表述出碧草白云。
  我想起湘籍海南作家韩少功先生描写世界和民族的一另外选择居地,但没法选择生命之源,即使这里有许多你无法忍受的东西,即使这块土地曾经被太多的人口和灾难压榨得疲惫不堪气喘吁吁。你没法重新选择父辈,他们的脸上隐藏着你的容貌,身上散发出你熟悉的气息。也许更重要的是,这里到处隐伏和流动着你的中文,你的心灵之血。如果你曾经用这种语言说过最动情的心事,最欢乐的和最辛酸的体验,最聪明和最幼稚的见解,你就再也不可能与它分离。”

(1)

  “当我步入这一小群人的圈子里时,关于政党或运动,这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那年秋天,工人党真正给予希特勒的却是宣传他的思想的讲台。就像在曼纳海姆的小书房里他曾首次发泄他的仇恨和披露他的希望一样,这一小撮心怀不满的人给了他所需要的动力。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要把基本上是个辩论性质的社团变为一个政治机构。“代表全党的委员会实际只有7人。它不外乎是个小俱乐部的领导机构而已。”在报纸描述那些日子的故事连载中,希特勒风趣地回忆说:“1919年的慕尼黑日子很不好过。昏暗的灯光,垃圾成堆,骚动,穿着破旧的人们,穷困的士兵,总之,这是4年战争和革命丑闻恶果的图景。”
  在罗森巴德后屋的会议室里,每逢开会,会议的用灯是一盏昏暗的煤气灯。“我们集会时……是个什么样子?可怕,军短裤,染过的外衣,戴得发亮的、五花八门的帽子,脚穿改制的破靴子,手持木棍作‘手仗’。”在那些日子里,这是显赫的象征,证明他属于人民。
  “我们总是那么几个人……首先是兄弟般的问候;之后,大家便报告说,各地的‘种子’已经播下,甚至生根了;末了,他们便问,我们是否也可作同一汇报。我们常常强调要以一个单位行动。活动费一般仅有5个马克,而一次活动竟达17马克的高峰。”
  希特勒最终说服了委员会用召开较大型会议的办法增加党员人数。在兵营里,他利用连队的打字机,亲自打出了邀请人们参加首次会议的请帖;他还用手写。在首次会议的当晚,7名委员在等候“预计前来赴会的群众”。一小时过去了,谁也没有来。“我们还是7人,原来的7人。”希特勒改变了战术。请帖是油印的;这次,来了几个人。慢慢地,赴会人数从11人增至13人,最后达到34人。
  会议的捐款被用作广告费。他们在一家民间的反犹报纸上刊登广告,宣布于10月16日在霍夫布劳斯酒馆的地下室里召开群众大会。
  如果到会人数如前,这次的费用恐怕已使工人党破产。哈尔雷很悲观,但希特勒坚持说,会有许多人来的;到下午7时,烟雾弥漫的室内已集合了77人。对当晚之主要演讲人是如何接待的,现已无案可查;但我们知道,几乎就在希特勒踏上安放在主台上的、粗糙的讲经台上时,听众如同“触电一般”。他原定发言20分钟,可一讲就是半个钟头,谴责、威胁和保证之辞,有如流水,从他口中喷射出来。他失去控制,大动感情;当他在热烈的掌声中就坐时,已是满脸汗水了。他虽然精气力尽,却满心欢喜,“先前我只内心感觉到的、却又无法试验的东西,现在被证实了:我能演说!”
  这不仅是他生涯中的转折点,也是“德国工人党”的转折点。热情的听众当场捐赠了300马克;现在,他们有钱刊登更多的广告和印刷标语口号了。11月13日,第二次群众大会召开了。这次大会是在埃伯尔布劳啤酒厅举行的,130多人(大部分是学生,小店主和军官)参加了大会。大会发言人共有4人;入场券每张50个芬尼——这是当地政治活动中的一件新鲜事物。吸引众人的主要是希特勒。讲演至中途,一些乡巴佬开始高声怪叫,扰乱会场。幸好希特勒早与军队内的朋友打好招呼,所以,不到几分钟,扰乱分子“便抱着流血的脑袋,滚下楼去。”会议的中断反而激得希特勒更加慷慨激昂。在讲演结束时,他强令大家起来反抗。“德国的惨境必须用德国的钢铁打破。那样的时刻必然到来。”
  希特勒再次令听众倾倒。他演讲时用的是原色声,感情又奔放,这就使他与专讲理论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有个在场的警察,在蔑视希特勒是个商人后报告说,他“火候掌握得非常好”,必将成为一个“职业的讲演宣传家”。他的呼吁是他的肺腑之言——爱祖国,憎恨带来1918年失败的犹太人。这种讲演方法,以及他所使用的街道和战壕语言,使老兵们认识到,他也曾分享过机关枪、铁丝网和肮脏的民主,能体现前线的、神圣的同伴的手足之情。
  不到两星期,另一次热烈的群众大会又召开了,参加人数达到170。12月10日,他们使用了一个更大的酒馆——“德意志帝国”酒馆。尽管曾宣布大厅内有暖气,群众还是纷纷离场。这时,几位委员便说,会议开得太勤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展开了。希特勒争辩说,在一个有70万居民的城市里,别说两星期开会一次,就是每周10次也开得起。他说,他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胜利迟早必然到来。他的坚持果然得到了报答。群众大会的新址坐落在达豪埃大街,靠近兵营。开会时,士兵们蜂拥而来,使参加人数突破了200。
  希特勒的飞黄腾达,使其他委员深感不安。他们反对他那火山爆发式的、轻松活泼的风格。另外,由于吸引了大量粗鲁的军人,他正在改变整个组织的面貌。他们害怕党被毁灭。德莱克斯勒虽然也同样忧虑,但他坚信,希特勒是党的希望。在他的支持下,希特勒当上了党的宣传部门负责人。提拔后的希特勒,对党务之低效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没有办公室和设备,党怎样办公?他亲自动手,在他被介绍入党的地方斯特纳卡找了一间办公室。这间房子很小,做过酒室。房租也便宜,每月才50马克;房东将木隔板拆除使它“更像殡葬大厅而不像办公室”时,委员会并未抱怨。他用梅耳上尉给的钱和党的基金,在室内装了电灯和电话,还配备上桌椅、书橱、碗橱等家具。希特勒的下一个措施是雇请经理,全天办公。他在兵营找到一个中士,此人“正直、绝对忠诚老实”。上班时,他把自己的艾德勒牌的手提打字机也带来了。
  那年12月,希特勒要求对党的组织进行全面改革,将一个辩论性质的社团改造成一真正的政党。由于他们满足于一个极右的小组,大多数委员均反对改革。他们不像希特勒那样能看清宣传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推翻魏玛共和国的手段。辛勤操劳的德莱克斯勒再次支持希特勒。在德莱克斯勒家里,两人积极草拟党的计划和纲领,一讨论就是几小时。他俩的关系主要是靠对犹太人的不信任和仇恨来维持的。据德莱克斯勒说,因为犹太人和工会的关系,他几度失业,后来成了“激进的反犹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住在舒适的尼姆芬区,希特勒常坐电车去他那里。两人常埋头工作,连吃晚饭都得德莱克斯勒太太几次三番来叫。“我的小姑娘常爬在希特勒的膝上,”德莱克斯勒回忆说,“她知道她是受欢迎的。”对她,他是阿道夫叔叔。
  1919年末的一个晚上,希特勒“夹着一大捆手稿”来到德莱克斯勒家里。这是党的纲领草稿。两人埋头工作了几小时,将它“压缩”到尽可能简单。“告诉你吧,我们绞尽了脑汁!”德莱克斯勒回忆说。直到次日早晨才搞完。希特勒跳了起来,以拳击桌。“我们的这些意见”,他喊道,“可与惠登伯格门上的路德的牌子相抗衡!”
  纲领包括了25点。希特勒要求在群众大会上予以公布。
  可以预言,委员会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们不但反对里边的许多观点,而且还反对召开群众大会。德莱克斯勒起初也表示怀疑,后来终于同意了希特勒的意见,再次开会时全力支持了他。反对派的意见被否决,于是开会日期便定了下来:1920年2月24日。
  用醒目的红字印制的标语口号、路牌等遍布慕尼黑。此时的希特勒倒害怕起来了,他怕自己的演讲会使“群众打哈欠”。大会定在晚7时30分开始。7时15分,当希特勒步入霍夫布劳斯酒店的宴会大厅时,他发现,厅里挤得满满的,约有2000人。他高兴得“心都快跳出来了”。尤其令他高兴的是,与会者约半数以上是共产党人或独立社会主义者。他相信,敌对听众中真正有理想的人是会转到他这边来的,而他也欢迎他们捣乱会场。
  大会开始了,会场很安静。主讲人是个富有经验的“民间”讲演者丁格费尔德。他拐弯抹角地攻击了犹太人。他引用了莎士比亚和席勒的话;其攻击之柔和,甚至连共产党人也未激怒。之后,希特勒站起身来。没有人高声怪叫。他穿的是一件老式的蓝色外衣,很破旧。看上去他一点儿也不像演说家。开始时,他讲得很平静,没有什么加重语气之类。他扼要地讲了近10年来的历史。然而,一旦讲到战后席卷德国的革命时,他声音中便充满了感情;他打着手势,眼睛放射出光芒。愤怒的喊声从大厅的每个角落传来。啤酒气在空中飞舞。用橡皮棍和马鞭武装起来的士兵们——希特勒在军内的支持者——“像猎犬一样迅猛,像牛皮一样坚韧,像克虏伯公司的钢铁一样坚硬”,急忙投身战斗。捣乱者被逐出门外。厅内的秩序有所恢复,但讥笑的喊声仍不断。希特勒恢复演讲,喊声并未令他目瞪口呆。在曼纳海姆的经历使他习惯了这类捣乱,而他似乎还从里边吸取了力量。他的精神,还有他的话,令听众感到温暖。听众开始鼓掌了,掌声湮没了怪叫声。他严厉谴责当局正在成吨成吨地印刷纸币,指责社会民主党人只会迫害小市民。“如果不姓汉梅尔伯格或伊西多尔巴赫,这样的小市民又有什么办法呢?”这句反犹的行话一出,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喊声几乎旗鼓相当;但是,当他把攻击矛头转向东方犹太人时,掌声便湮没了喊叫声。不少人在喊:“打倒犹太人!”
  由于不习惯于在如此多的听众面前演讲,他的声音时高时低。但,即使他经验不足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他的真情深深地打动了一个名叫汉斯·弗兰克的年仅20岁的学法律的学生。“他首先感到的是,这个人讲得很真诚,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讲出来,而不是在故弄玄虚,把自己还没有绝对把握的东西告诉听众。”在第一个演讲者用的华丽的词藻后,他的讲演产生了爆炸性的效果。他的话常常讲得很粗,但具有丰富的表达力。连前来捣乱的人也不得不洗耳恭听。他深入浅出,声音清晰,连坐在最远座位的听众也能听清。使弗兰克印象最深的是,他“能使脑筋最糊涂的人也能明白事理……他能抓住事物的本质。”
  最后,他将纲领的25个要点交给了听众,要他们逐条地“判断”。这个纲领几乎对每人都给了一点儿什么——犹太人除外。给爱国者的是全体德国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大帝国;解决人口过剩的办法是殖民地;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德国应享受平等权利;废除凡尔赛条约;创建一支人民的军队;对犯罪分子进行“无情地斗争”,以加强法律与秩序。给工人的是废除不劳而获;战争利润归公;无偿地没收土地为社会所有;在大型企业内利润分享。给中产阶级的是,对大百货商店立即实行社会化,以低廉的租金租赁给小商小贩;“大力提高”全国老年人的健康标准。给有“民族”思想的人是,要求将犹太人当外国人对待,剥夺其公开开办办公室的权利,当国家发现无法养活全民时则将他们驱逐出境,对1914年8月2日后移民入境的犹太人,立即驱逐出境。
  每念完一要点,希特勒便停下来问听众是否明白,是否同意。大部分听众都高喊同意,但也有有组织的讥笑声;一反对者还跳上椅子和桌子,以示抗议。手持棍子、鞭子的弹压队一次又一次投身行动。希特勒整整讲了两个半钟头,待他讲完时,大家几乎一致同意他讲的每一个字。大会结束时,掌声雷动,而年轻的弗兰克则相信,“如果有人能掌握德国的命运,此人就是希特勒。”
  对希特勒而言,那晚上的大会,包括反对派的捣乱在内,是个完全的胜利。当人们列队离开会场时,希特勒觉得,通向自己的未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当我宣布散会时,不止我一人在想,狼已经出世了。这个狼是注定要冲进拐骗人民的骗子群的。”他是名副其实的,因为阿道夫——名源于日耳曼“幸运的狼”一词。从那天气,“狼”,一字对他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在亲友中它是外号;对他和妹妹保拉,它是假名;在部队大多数的指挥部里,它是他的名。
  希特勒的崛起并未引起慕尼黑的报纸多大注意,但这次群众大会对德国工人党而言却意味着前进了一大步,吸收了100名新党员。在希特勒的坚持下,造了党员的花名册,还发了党证。为给人以大党的印象,第一份党证的编号是501,以后便按党员名字的字母顺序编号。“画家”希特勒的党证号是555。

(2)

  他开始了新的生活。
  他交往的圈子大了,来往的人各式各样,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热爱日耳曼的任何事物和恐惧马克思主义。慕尼黑有位内科医生,他相信星宿的摆动,还宣称,这给了他在任一人群中辨认出犹太人的能力。更有意思的是恩斯特·罗姆上尉,他是个同性恋者,曾当过连长。罗姆是个模范军官,是在危险中可以信赖的同志,他长得又矮又胖,头发剪得整整齐齐,笑起来很是逗人。他是战争的活纪念碑:他的鼻尖被打掉,脸上还有一道深深的弹痕,现在在国防军里当军官。他曾说过,“因为我是个恶人,又不成熟,所以,更令我感兴趣的是战争和骚乱,而不是你们市民的平淡无奇的生活。”从两人首次在一民族主义小组(“铁拳”)的秘密会议上见面时起,罗姆便坚信,这个勇于献身的下士是领导“德国工人党”最合适的人选,由于罗姆带来了许多军人,他实际上已改变了德莱克斯勒——哈尔雷之组织的工人阶级性质。在吵闹的会上维持秩序的正是这些军人。鲜血和苦难把希特勒和罗姆两人紧密连在一起,因为两人同为建立前线战士的手足之情立下过汗马功劳。虽然在不久前罗姆接替了梅耳上尉的职务成了希特勒的指挥官,他坚持让希特勒对他使用昵称“你”。这样亲密的关系也导致希特勒被其他军官接受。
  希特勒与作家底特利希·埃卡特的关系更加亲密无间。埃卡特曾说过,新一代的政治领袖必须有能力承受机枪的咆哮声。“我宁愿要一只微不足道的猴子,只要他能对赤色分子作出辛辣的回答,并在群众向一群学问高深的教授扔桌子腿时不逃跑就行。”另外,此人应是个光棍。“这样我们便能吸引妇女!”尽管两人年龄有差距(相差21岁),背景又不相同(埃卡特是个大学生,有文化),他们结成了好友,并不只是政治上的相识。两人均是波希米亚人,能讲下层社会的语言;两人均是民族主义者,都憎恨犹太人。埃卡特认为,凡娶日耳曼女人为妻的犹太人都应监禁3年,如再执迷不悟,继续犯罪,则予以处决。
  埃卡特是个浪漫的革命者,善于进行咖啡馆争论的大师。他多愁善感,冷眼看待人生;是个真心实意的江湖术士,常出现于舞台;若有机会讲演,不管是在家中、在街头、还是在咖啡馆,他都津津乐道,讲得非常出色。他吸毒成瘾,又是个酒鬼,他的庸俗系由其社会背景之痕迹使然。希特勒热衷于与这位热情的、口若悬河的知识分子海盗相伴,而他则在慕尼黑淫猥的夜晚世界中为希特勒的亨利王子扮演福尔斯达夫的角色(福尔斯达夫系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系吹牛之代表——译著)。埃卡特成了希特勒的导师。他给了希特勒一件军大衣,改正他的语法,带他逛高级的饭馆和咖啡馆,并将他介绍给名人文士(“这是终有一天要解放德国的人。”)两人常在一起谈论音乐、文学艺术和政治,一谈就是几个钟头。与这位粗暴的作家的关系,在希特勒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霍夫布劳群众集会后几星期,两人同往柏林冒了一次险。霍尔德·冯·卢特维兹将军率领的“精锐自由兵团”,被魏玛社会主义政府下令解散后,不但没有解散,反而开赴首都,占领了柏林,并安插了自己的总理大臣——由一个名叫卡普的普通官员担任。希特勒和埃卡特两人看到,卡普右派集团的起义具有巨大的潜力,双双自愿前往柏林,以便决定是否有可能在巴伐利亚共同采取革命行动。罗姆上尉批准了这一计划,把他们送上一架运动教练机。这是希特勒的飞机。驾驶员罗伯特·利特·冯·格莱姆中尉是战时的一流飞行员,很年轻,曾获“飞行大奖”,后来成了希特勒的空军之最后一个统帅。那天气候很坏,尽管格莱姆的飞行技术高超,希特勒还是不断呕吐。由于中转机场被罢工工人占领,此次的任务险些破产。后来,希特勒急中生智,给自己粘上一道山羊胡子,埃卡特则化妆成小贩,这样,他们一行才获准前往柏林。飞机在柏林着陆后,希特勒脸色惨白,发誓日后不再坐飞机。
  虽然柏林于3月13日一枪未放便献出了城门,但他们的胜利却是空有其名。凡有地位者,谁也不愿在卡普“总理大臣”的内阁任职。这次仓促计划进行的起义,从一开始便是个大失败,使之失败的并不是反攻或破坏活动。与全国人民一样,柏林人反对军方的高涨情绪,卷进了反对他们的浪潮。他们觉得,再搞革命不行了,所以,当埃尔伯特政府号召举行总罢工时,工人们全力支持,使卡普政权无法施政。电力被切断,电车和地下交通停顿;全城无水,垃圾在街上腐烂;商店和办公室关门,只有在黑暗中或在烛光中进行的柏林的夜生活,未受影响。这种腐败的现象系由一部拍得过分的电影所致;该电影写的是一群11岁的小妓女,浓妆艳抹,与穿着高筒皮靴的亚马逊人争风吃醋的故事。城内仍有供各种口味、各种“嗜好”的人享用的咖啡馆和餐馆——有男性同性恋者、女性同性恋者、裸体成癖者、虐待狂和被虐待狂。裸体已成为艳事,而艺术所追求的又是淫猥、幻想和厌世之最。柏林是叇叇派艺术家之活动中心,该派诗人霍尔特·梅林用辛辣的讽刺口吻和俚语写了一首诗,为柏林人描绘出一幅可怕的未来的图景:

  快来呀,孩子们,
  让我们欢快地赶赴屠场,
  勒紧裤带,赶走犹太狼。
  带好毒气和卍字章,
  到人群中去杀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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