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500篇,希特勒的秘密著作

1925—1928

詹嘉珍
  浅黄色的台灯光柔曼地照着,映出他轮廓分明、充满男子汉力度的脸庞。她坐在他的对面,醉心地倾听他说话。
  他是她心中的一尊偶像。
  他英俊,潇洒,风度翩翩,博学多才。说话像银行帐目一样缜密,无懈可击。
  在很多场合,他都会有上乘表现。姑娘们背地里都称他为“一号选手”。在众多的追求者中,她是个幸运儿,美得她在梦中也笑出声来。
  他侃侃而谈,从燧人氏谈到“澳星”失踪,从黑格尔的美学谈到萨特的存在主义,从全球十大富豪谈到中国的市场经济……话中充满了情调和哲理。她觉得眼前有一片圣洁的光,她的身心和灵魂都笼罩在光晕中……他拉开抽屉,展示他发表在某刊物上的一篇佳作。她无意间瞥见里头放有许多电灯泡、灯头。
  “放这些东西干啥?”疑惑在她脑中一闪,但很快被他一个极为潇洒的动作打断了。他关上抽屉,手一甩,说:“爱因斯坦认为,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的作用……”又说:“柏拉图说过,情绪及其带来的快感都是人性中卑劣的部分。”她静静地聆听,整个身心沉浸在一种无与伦比的虔诚之中。
  这时,他的妈走了进来,说道:“楼梯口的电灯泡烧了,这次该我们家出了。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灯泡,走到门口又踅了回来,走进厨房。她跟了进去,看到他站在凳子上,用新灯泡换下旧灯泡。见了她,他解释说:“新灯泡自己用,楼梯口用旧的。”
  她愣住了,眼前的灵光霎间化为一片雾气……

高低
  温柔,你体尝过吗?你给予过么?
  绕梁的紫燕是温柔的,它要用这种美好的东西,来熏陶和哺育幼辈;代烈日暴晒补过的月光是温柔的,它将平和、清凉的银辉洒向大地,轻缓地抚慰被灼伤的记忆;滴嗒滴嗒的台钟是温柔的,它安稳而又体贴地踱着,从不惊扰每个香甜的美梦;少女的心地是温柔的,一个姑娘如若不具备这点,那她还能有多少魅力呢?
  有的人,在妈妈怀里撒娇的时候是温柔的,以后命运将其拨弄得不成样子,温柔随同人生的价值被一起拍卖了;有的人,生来匮泛温柔的细胞,可是几经风雨之后,生命之树的根部却长出了温柔这只蘑菇。
  诚然,温柔常与爱恋、仁慈为伍,常跟宽厚、善良作伴。不过,谁要以为温柔同“软弱无力”有什么瓜葛,那就有失公允了—─春风算得上温柔了吧,它从冻结的河面上走过,坚冰竟出现了裂缝;棉花称得上温柔了吧,蹦得再高的棉球一落到上面,就此弹不起来了;友谊也该是温柔的吧,可它能叫铁骨铮铮的硬汉愧悔不已,潸然泪下。
  温柔,何其神奇微妙的东西。你几乎看不见,听不出,摸不着,但却能感受得到。它是一种慈祥、热诚、仁厚、道义和爱的结晶体,它坚强有力,它与美丽并存。

  希特勒肯定明白,让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在德国北部全权组织纳粹党是危险的;他越是成功,便越是一个危险的政治对手。斯特拉塞尔虽然反犹,却不反动,他的政治哲学可追溯至史本格勒及战时前线的社会主义,其基础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必须是军人这个中坚原则。他是国社党左派的典型,这就使他在重新组织革命力量方面的作用特别突出。他身强体壮,为人友善,既能运动群众,又能动员个人;所以,到那年夏末,他给运动带来的繁荣已超出了希特勒之所料。在某些地区,支部的数目已增加了一倍甚至两倍。这大都由于斯特拉塞尔对工人阶级吸引力及其不受慕尼黑之独裁领导者控制。
  9月初,反南方的斗争在哈根举行的党的会议上公开化了。会议是由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召开的,其目的在于南北联合以反对慕尼黑的官僚政府。会议参加者天真地希望,他们能把元首从反动的巴伐利亚顾问手中挖出来领导德国,使德国永远成为革命的人民国家。斯特拉塞尔的纲领获得通过。代表们投票赞成联合,以求得组织上和在宣传工作中的高效能。代表们也批准发表一系列的文章以阐述具有纲领性的政策——包括近乎于国家布尔什维主义的经济改革在内。编辑则由一名才华横溢的29岁青年约瑟夫·戈培尔担任。戈培尔替下了做事慢条斯理的希姆莱,当上了斯特拉塞尔的秘书。他身高只5英尺多一点儿,体重也只百磅余。此外,他细小的身躯又遭小儿麻痹症的摧残,有只脚变了形。幸而戈培尔有各种天才:他的文章文笔流畅;体格虽然弱不禁风,但在讲台上却是一代枭雄:引人的男中音,富有表达力的手势,一双引人的黑黑的眼睛。
  戈培尔出身于莱茵河上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小资产阶级家庭,身上打的烙印是学术而不是家庭或教堂。形成他的性格最重要的地方是慕尼黑大学,就是战后许多丢掉了幻想的军人成群拥去的那所大学。由于有一只脚畸形,他免服兵役,但他心目中的英雄却是一位身材高大、人材出众的理查德·弗里斯格斯——此人是个和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给戈培尔灌输的理想却在他尔后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弗里斯格斯还将他介绍给了多斯托耶夫斯基,后者的神秘主义思想也鼓舞了年轻的戈培尔。
  戈培尔被调往海德堡。1921年,戈培尔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离开了该地。在此后几年中,他写了一本名为《麦凯尔》的自传体小说、几出话剧和许多抒情诗。为谋生故,他曾在银行里干过活,在科隆证券交易所当过巡视员,当过家庭教师,也当过业余图书管理员。在这段潦倒的岁月中,他与弗里斯格斯分道扬镳了,原因是,他厌恶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他转向人民社会主义后,在希特勒(“是我们的信仰和理想的化身”)身上他找到了受他崇拜的第二个弗里斯格斯。与此同时,他也与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打得火热。这种分裂的忠贞及其不可避免的终结决定了纳粹党发展的方向。
  思想上的进退维谷使这种斗争更加复杂化了。在许多方面,戈培尔仍是个革命者,他力图把共产党人转到国家社会党人一边来。他决心创造一种理论,一种桥梁,“让他们从左到右使那些愿意牺牲自己的人们走在一起。”与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一样,他也认为,党应该维护工人阶级的事业,特别是工会的事业。希特勒与戈培尔的主要分岐就在于此。他希望下次北上时能影响希特勒,并向他证明,共产党与纳粹的不同之处在于,共产党奉行国际主义。
  11月4日,两人终于在不伦瑞克会面了。希特勒握了戈培尔的手,这使戈培尔大喜。“像一位老友”,他在日记中写道:“那双碧眼,就像是星星。看见我,他很高兴。我如置身天堂。”这次亲自相见,是戈培尔迷信于元首的开端。几星期后,两人又在普劳恩相见,戈培尔之迷信程度更加强烈了。
  “太高兴了!他像老友一样问候了我。还照顾我。我多么热爱他呀!”
  然而,不到24小时,戈培尔又在北方参加地方长官会议,公开反叛党的中央组织。他被派往北方的目的,是要协助斯特拉塞尔草拟党的纲领,以便把元首从“反动的”慕尼黑集团的手中解放出来,使他向左派靠拢。纲领要求将土地收归国有,把大农庄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对各公司实行国有化。这份纲领于1926年1月24日至25日呈交给了在汉诺威举行的两天长官会议。会议开得非常激烈,这主要是由于希特勒的代理人戈特弗里德·弗德尔的突然出现引起的。在戈培尔看来,他是“资本和利息的奴仆,是通货升值的骗子,又是运动的主要纲领的起草人。”据斯特拉塞尔的哥哥说,这些地方长官,除罗伯特莱伊孤零零一人外,对新纲领一章 一节地进行了投票。对一切均持反对态度的弗德尔最终说:“无论是希特勒还是我本人,都不会接受这个纲领。”与会者提醒他,他不过是个客人,但他仍坚持己见。当他宣布希特勒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将皇室财产予以没收的要求,说它是“犹太人的欺骗”时,他被轰了下去。戈培尔猛地站了起来,忿怒地攻击了慕尼黑领导集团。他要求将希特勒开除出党,除非他摆脱他们的影响。这个最后通牒竟出自不久前还称“我多么热爱他!”的人口中,这似乎是件怪事,但,它也可能正是“热爱”的产物,因为他坚信,慕尼黑那帮官僚正把希特勒引向毁灭之途。
  不管是何种情况,弗德尔关于这次分裂大会所作的汇报,却最终使希特勒采取行动。2月14日,星期天,他将党的领导人全部召至班贝格。坐在这次秘密会议席位上的北方代表,颇有不安之感。在数量上,南方代表占绝对优势,而希特勒一踏上讲台,就主宰了大会的进程。他前来班贝格时,思想上就有所准备。他明白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也知道自己的领导权已受到威胁。所以,他一开始便开诚布公地说明,他是元首,是运动的核心。在纳粹党内不允许存在议会式辩论,不再搞什么民主程序。他不允许有分裂派别存在。每个地方长官,每个党员都必须保证效忠元首,而且只效忠元首一人。
  他未攻击斯特拉塞尔或戈培尔。他未犯这种错误。也许,是他的直觉告诉他——两人都对他忠诚,他们只不过是想将他从施特莱彻和埃塞尔之流身边引开罢了。他来班贝格的目的,并不是要羞辱北方干部,而是将他们引上正轨。他用左派的语言圆滑地攻击了左派,然后为矛盾的双方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作为折中。他让党跳出政治圈子,将它纳入迷信领袖的神话。他说,党原来的纲领,“是我们的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对它进行篡改,将(意味着)背叛对我们的思想怀着信仰死去的人们。”换言之,国家社会主义是宗教,希特勒是它的耶稣。在统帅府前被钉上十字架致死、从兰茨贝格监狱被释放后得到复活的希特勒,再次崛起,领导党和国家达到振兴的目标。
  北方干部未料到希特勒的演说会如此犀利,都吃惊不小。戈培尔前来班贝格时,原以为可将希特勒诱入左派,现在,他既不赞成他们的立场,也不对此进行辩论。相反,在党的领袖问题上他只有一种选择:反对或接受希特勒为元首。希特勒若被否定,那将意味着党的末日,斯特拉塞尔简短地、神精紧张地作了回答。他失败了。戈培尔呢,除喊了几句口号外,一句话不说,只在日记里写道:“我心痛呀!”
  希特勒坚信,班贝格的创伤的愈合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党也会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团结,于是,他便起程寻找财政援助。2月的最后一天,他获准在汉堡颇有名气的“大西洋饭店”的“1919年国家俱乐部”发表讲话——因为这不是公开的群众集会。他的话——表明他在兰茨贝格学到了很多东西——不是针对狂热分子,而是针对德国的公民。他放弃了在皇冠马戏场使用过的风格,以心平气和的规劝开始演说。他说,德国在大战中之所以会失败,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赤色分子企图夺取国家政权,现在,他们仍继续主宰德国的政治。不到一小时,他便赢得了听众,他靠的不是感情或煽动术,而是哲理;不是种族主义,而是爱国主义、财富和繁荣。
  然而,一谈到马克思主义,他的风格便变得强有力了。“在斗争中,总有一方屈服——若不是马克思主义被废除,就是我们被废除。”他号召举行群众运动,无情地对赤色分子进行攻击。“正如人们只能用解毒剂解毒一样,这种运动只能依靠人们的拳头,只能坚决地按照这种办法行事。胜利只能靠谁的头壳较硬,谁的决心较大,谁的理想较伟大来决定。”对上层社会的听众而言,这番话虽是一块难于消化的硬肉,却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他说,为了取得胜利,这个运动必须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不容分说。“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认识到,若马克思主义取得胜利,我们便被毁灭,不会有别的结果;但是,若我们取胜,我们便毫不留情地将马克思主义连根毁灭。若不将其最后一份报纸摧毁,不将其最后一个组织瓦解,不将其最后一个训练中心关闭,不将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改造过来或铲除掉,我们绝不罢休!对于我们,中间道路是绝不存在的!”
  这是异常出色的演讲。它表明,在夺取国家政权的激烈的合法斗争中,希特勒终于在寻找具有最广泛基础的支持。他也没有忘记,尽管召开了班贝格会议,但他并未完全控制住自己的党。他开始将自己的魅力转向反对派的两位首脑——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和戈培尔。3月初,斯特拉塞尔投降了(虽有严重的保留),他致函他的追随者,将其纲领全部收回。
  4月,希特勒专程前往慕尼黑,为的是争取戈培尔。在作了两天元首的贵客后,戈培尔兴奋得晚上睡不着觉。第3天,希特勒领他参观了党的总部,然后单独与他谈了3个小时(“妙极了”),重新论述了班贝格会议的各个论点。戈培尔听得津津有味,一步一步转向希特勒的信仰一边,最后一举投降。
  我们提出问题。他作了绝妙地回答。我热爱他。社会问题、相当新的前景,他全考虑出来了……在所有问题上他都使我安下心来。无论在哪一点上,哪一方面,他都是一条汉子。他如此炽烈,堪为我的领袖。我向比我伟大的人物,向政治天才屈服!
  他兴高采烈地离开了慕尼黑(“再见吧,慕尼黑!我非常爱你!”),不但原谅了他过去的罪过,而且誓作鲁尔区的地方长官。
  在使斯特拉塞尔和戈培尔归顺后,希特勒再次北上寻求经援和巩固其在北方左派党员中的地位。“五一”节那天,他在施威灵在汉堡东面约60英里的市政厅内向一群秘密前来听讲的热情的听众发表了演讲。到下午2时,大厅内已挤满了来自阿尔托纲、汉堡、不耒梅、吕贝克和吕纳堡等地的国社党人。《汉堡新闻报》报道说,在希特勒抵达时,那里响起了”足令墙壁倒塌的”乐声。
  希特勒在此之前已学会了使用体姿。据米勒恩·施安豪森说,这是欧洲最负盛名的预言家兼星宿学家埃利克·丁·哈努森传授的结果。据说,两人曾在柏林一社会名流家中会过面。哈努森开口便说:“如果您真的想步入政界,希特勒先生,那您为何不学会讲演?”哈努森是身躯语言大师;他向希特勒解释说,希特勒并未利用动作加强他的语势。据米勒恩·施安豪森说,在此后几年,他们常作简短的会见,哈努森不但将演讲技巧传授与他,还教他如何选择同仁。然而,直到1932年底,他才首次为希特勒占卜——他自己也一命呜呼。

  1926年春,希特勒提出了一条原则,那就是,运动的枢纽中心是慕尼黑的地方党组织,它应领导全国。这样,他便完全控制了纳粹党。这条原则在5月22日贝格勃劳全体党员大会上得以通过。在这里,作为至高无上的元首希特勒,被赋予这样一种权力,那就是,他有权挑选或罢免任何一个地方长官或下级领导人。这就意味着民主程序的全部终结和对元首原则的完全盲从。为以防万一,希特勒坚持宣布,原来党纲中的25点是不可修改的。他如愿以偿了——现在,党的意识形态由他一人统管。
  在内心深处,戈培尔已完全倾向希特勒一边,但在表面上,仍忠诚于斯特拉塞尔——此人对元首仍抱有怀疑。6月10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如他仍能保持“绝对独立”,作为希特勒的代表,他只愿前往柏林。然而,只过了两天,他便愿意接受任何邀请了。“那时,我就不会虚掷光阴了。现在,一切以他的决定为准。他要我吗?”待他们再次会晤时,戈培尔已使自身处于欣喜若狂的对英雄崇拜的心境中了。
  希特勒仍是一个亲爱的同志。他是一条汉子,你无法不喜欢他。此外,还有他那至高无上的思想。在他那颗执拗的脑袋中,你常常可发现某些新东西。作为一个演说家,他绝妙地将手势、动作和语言和谐地融于一体。天生的鼓动家!与他共事,你能征服世界。只要让他自由行事,他就能动摇腐败的共和国的根基。昨天他最妙的警句是:“为我们的斗争,上帝够保佑我们的了。他的最美的礼物就是对我们的敌人的仇恨——我们也全心全意地仇恨他们。”
  7月份,在魏玛举行的党代会上,他几乎使所有的敌对派别和解了。会址之所以选在这里,是因为图林根是希特勒被允许公开演讲的少数几个州之一。他的主要演讲是在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7月4日)作的,而且更富于感情而不是政治。“深奥而神秘”,戈培尔写道。“几乎像福音。与他一起,我们胆战心惊地从生活的深渊边沿走过。讲的无所不包。谢谢上苍给了我这样一条好汉!”希特勒走下台时,掌声雷动,欢呼声持续了好几分钟。然后,希特勒身穿不合身的军衣,打着绑腿,站在敞篷小车的后部,检阅了3500名(殷勤的戈培尔将这个数字扩至1.5万)冲锋队员。冲锋队员们右手行着举臂礼,列队走过——步伐有点不整。
  尽管怨声未绝,而纳粹党党员人数尚不足4万,这次值得纪念的代表大会这样结束,也是够威武雄壮了。此时此刻,数字并不使希特勒发愁。在德国,此时的纳粹党是最小的政党之一,但它是铁拳,他的铁拳。此后,他便回到贝希特斯加登,一方面为完成《我的奋斗》的第二部,另一方面也是为完成建党的最后任务再振旗鼓:将他在魏玛抛出的咒符变成对全国各地党的组织的武断地控制。
  在这一努力中,有一个人他是想聘用的:约瑟夫·戈培尔。希特勒退居深山后,戈培尔曾进山探访,更深地为希特勒所迷。“他像个孩子:和平、善良、仁慈;像一只猫:多谋、聪明、灵巧;像一头狮子:咆哮、雄伟、高大。一个伙伴,一条汉子。”7月25日,即他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最后一天,最终的转变来到了。“再见吧,我的奥贝萨尔茨贝格!”当晚,戈培尔写道:“这些日子是我道路上的里程碑!一颗明亮的星星救我出了苦海!我永远是他的。我最后一丝疑云消失了。德国将生存下去。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让他焦急地苦等了两个月。后来,当他证实自己要去柏林时,戈培尔兴奋得挥笔写道:“定局了!柏林!万岁!”
  就阿道夫·希特勒而言,这多少是个胜利。表面看来,在将斯特拉塞尔接纳进党的高层组织后,希特勒已与他握手言和,然而,斯特拉塞尔的才干与能量依然是对元首原则潜在的威胁。斯特拉塞尔在柏林是设有总部的;把戈培尔派往柏林,希特勒实际上是把斯特拉塞尔的前贴身秘书变成了他的对手。
  11月7日,戈培尔起程前往柏林,朝通向权力的走廊前进。无论对于他个人还是在政治上,他都是朝新生活前进——他撕毁了与一名叫埃尔塞的姑娘的婚约;与她的恋情曾如疾风暴雨。在国社党星座中徐徐升起的一颗新星,怎么能与一半是犹太血统的姑娘结发,或同床共枕?
  到那年年末,党员人数几乎达到5万。由赫斯任秘书,施霍茨任司库、波勒任秘书长的党的工作机关,效率颇高(这一时期的党员数字是不可靠的。施霍茨故意将党员按顺序编号,使由于退党或开除出党所带来的损失含混不清)。另外,地方长官和领导人也不断呈交令人迷惑的报告,这样便无需将全部党费上缴给总部。党的工作机关开始时只有3辆汽车和25名工作人员,现在呢,它正在迅速壮大。这是个国中之国。设有外交部、劳工部、工业部、农业部、经济部,内务部、司法部、科技部和新闻部。党的辅助组织也已建立或准备建立:希特勒青年团、妇女同盟、教师同盟、律师同盟,以及医生同盟。
  党的最重要的肢体是冲锋队。在魏玛代表大会期间又新建了8个支队,借以证明冲锋队是纳粹党不可分割的部分。与此同时,在元首的直接指挥下,地方和区域的冲锋队进行了协调。为了适应他的合法的新政策,希特勒挑选了“天生的组织家”和严于律己者弗朗兹·普弗费尔·冯·苏罗门负责主持这一合法的非军事性组织的工作。“为了从一开始便使冲锋队不具任何秘密组织的性质”,希特勒写信给普弗费尔说:“不应该将它隐藏起来,而应该在光天化日之下游弋,以粉碎它是个秘密组织的种种神话……这样,我们今天反对政府的斗争就不致具有某个社团在采取复仇行动的性质;它是个世界范围内的伟大运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结构和幕后操纵者的一场战争。我们并不需要一二百名忠心耿耿的密谋者;我们需要的是千千万万为我们的世界事业而战斗的狂热的斗士……我们必须向马克思主义者表明,街道未来之主人是国家社会主义,就像国社党某一天终将变成国家的主人一样。”冲锋队的正式制服是褐衫褐领带。采用这种颜色纯属偶然;这种制服原是为德国在东非的驻军缝制的,因未被采用,所以可以大量买到。
  1926年末,《我的奋斗》第二卷出版了。本卷的副标题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是以党向慕尼黑起义提交25点纲领那天以来的历史为基础写成的。它有点像历史,而不是自传。自马基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和著述家——译注)以来,关于政治,很少出现过如此实用的论述。而希特勒关于宣传和组织的观点,对只具有街头斗争水平的人们来说,是颇有实用价值的。他对群众心理的分析表明,他是研读过几年前在德国出版的弗洛伊德的《集团心理及自我分析》一书的。“集团极易轻信”,弗洛伊德写道,“也易受影响。它缺乏批判能力,对它,未决是不存在的。集团之感觉总是极简单和被夸大,所以,它不知何谓怀疑,何谓未决。”威廉·麦克杜戈尔和古斯塔夫·勒·邦也曾表述过类似的原则,但他们的著作尚未译成德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竟要维也纳的一位犹太人指教:演讲者如欲左右群众,他必须“夸张,将同样的观点反反复复地重复”。弗洛伊德也指出,群众是“偏执的,但服从权威……它对其英雄提出的要求是力量甚至暴力。它要求受人统治和压迫,要求惧怕它的主人”。希特勒从他的同胞那里取其所需可说是典型的。他把弗洛伊德的理论与他的思想联系起来,铸造出一种可怕的武器。
  希特勒的这本书也表明,他已剧烈地改变了其对外政策。战争结束时他深信,法国是德国的主要仇敌,在1920年7月的一次讲演中,他甚至曾说过,一旦犹太人被逐,就与苏联结盟。现在,过了6年后,在第二卷的倒数第二章 中,他承认把法国当作主要敌人是错的,完全反对重新再战。国社党的对外政策必须改变,他说,就是说(着重点是他加的)“要在这个地球上为德国人民取得有权得到的土地”。几页后,他把话说得更加露骨:“我们要继续600年前未竟之业,停止德国人无止境的南迁西走,将目光朝上转移,盯住东方的土地”所谓东方,主要指苏俄。他攻击说,苏俄“在犹太人桎梏下”业已沦陷,命运已把德国挑选出来,征服这块以犹太人为患的土地。
  扩张主义历来是德国的梦想。1906年,克劳斯·瓦格纳写道:“每个伟大的民族都需要新的领土。它必须向外国领土扩张。它必须用刀剑的威力驱逐外国人。”希特勒的贡献在于他将此与反犹主义联系起来。他说,民族的疆界已不再由皇室决定。今天的情况是,”冷酷无情的犹太人正为统治各民族而斗争。除非使用刀剑,否则,没有一个民族能将犹太人的黑手从其脖子上除开。”所以,靠了刀剑,他便能消除犹太人的威胁,消灭法国、俄国和马克思主义,把德国和日耳曼人的理想推向前列。自从在帕斯瓦尔克医院里看见幻影以来,靠其特殊的、无系统的、几乎具有灵感的方法,经过7年的探索,他终于得出了这个结论。
  赫斯带着这本书去见豪斯霍弗教授,问他是否可在他的刊物上评论一下?豪斯霍弗看了这本书后“颇不高兴”,尤其是(因为他妻子是犹太人)对希特勒的种族主义的恶骂。他也看不出他的生存空间理论与希特勒的征服东方论有何联系。“我那时觉得”,他后来回忆道,“它好像是专为盅惑人心而写的、转瞬即逝的许多书籍中的一种。非常明白,本书的来源与我无关。”
  希特勒对全书作了深思熟虑后,向弗兰克承认,他不是一个作家。“写作时,我常常想不起来。”他承认,《我的奋斗》仅是他为《人民观察家报》写的主要文章的集子。“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如果在1924年我就知道将来会当总理的话,我是不会写这本书的。”
  在《我的奋斗》第二卷出版后几天,希特勒将在霍夫布劳斯酒店举行的纳粹圣诞庆祝活动变成了对犹太人的恶毒攻击。“基督”,他说,“是早期反对世界敌人犹太人的斗争中最伟大的战士。”(希特勒并未将耶稣看成是个犹太人,而是个不遵循犹太宗教,因而没有犹太毒素的半犹太人,其荒谬的理由是,他有纯洁的思想,只不过有犹太祖父母而已。)他不是和平的使者。他的生活目的和毕生的教导都是要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权力而战斗,为此,他便被他的头号敌人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基督之未竟事业,我阿道夫·希特勒将把它完成。”
  几个月后,自命为弥赛亚的希特勒之最强大的政治武器得到归还。1927年3月5日,不准在巴伐利亚公开演讲的禁令被撤销。4天后,他在皇冠马戏院向一大群兴奋的听众发表了讲话。晚8时3分,外边响起了“希特勒万岁!”的喊声。
  接着,乐队奏起了激动人心的进行曲。希特勒穿着军衣进来了,身后跟着一群随从。在听众的欢呼声中和顿足声中,他迅速地沿夹道大步走去。希特勒一上讲台,厅内顿时鸦雀无声。200名褐衫党徒,在2名鼓手和一面旗帜引导下。步入会场。“万岁”声顿时雷动,听众一律举臂行法西斯礼。台上,希特勒脸色严峻,伸出右臂。在乐声中,旗手们打着罗马兵团式的闪闪晶晶的花圈老鹰卍字旗,走上主席台。冲锋队员们在台下就座,在台上的,则一动不动地立正站在演讲人身后。
  开始,希特勒讲得很慢,不慌不忙。接着,他便滔滔不绝。据警方说,他激动得前后跳来跳去,不停地打着手势,“令1000名听众着了迷。当他的讲演被掌声打断时,他便向前伸出双手,极富戏剧性。在讲演的后半部分常出现的‘不’字,也像演戏似的被敌意加重。”这是哈努森式的讲演。在两个半小时里,希特勒大谈德国的危机;他的结论是,在如此混乱的世上,只有犹太人才是胜利者。这是个激动人心的讲演,引人注目的并不是他说了些什么,而是他讲演的方法。只有一点他是深信不疑的:这一次,他将合法地,并最大限度地使用品迷人的魅力,以达到其目标。
  在类似的重要演讲过程中,希特勒常常要喝20小瓶矿泉水,他的衬衣也常被汗水湿透。有时,特别是在夏季,他坚持要在讲台上放置一块冰,以供凉手。每次讲演完毕,他便立即到附近的房间,(这是会议举办者提供的)去洗澡。

  在这次及尔后的多次讲演中,希特勒好像在遵循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的社会主义路线;在攻击资本主义和腐朽的资产阶级时,他甚至使用了左派的语言。但是,他却把将城市工人争取到国社党一边来的战斗锋芒留给了一位更有资格的人去承担。约瑟夫·戈培尔早已去了柏林,走时,他肩背一个旧书包(里边只有两套外衣,几件衬衣,几本书和一叠手稿),买的是三等火车票。抵达后,他发现,柏林区的党组织混乱不堪。他后来写道,“在那些日子里,柏林的所谓党组织根本名不副实,五花八门的人凑在一起,具有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只有几百名。”他的说法虽然比他在日记中所记载的要不符合实际得多,但这绝不是夸大其词。在首都,党的会议常常变成叫骂比赛,抽耳光之举成了家常便饭。一次,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与一名叫哈格曼的发生争吵,两人吵得面红耳赤,最后竟以提出决斗而告终。
  摆在戈培尔面前的任务,很明显,是极端困难的。在他所管辖的近千名党员中“除了彼此不和外”,在街道,还遭到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对。当时的区党部设在波茨坦大街一座大楼内的“肮脏的地下室里”。“简直乱透了。财政被弄得乱七八糟。柏林党区那时啥也没有,有的是债务。”这种情况不但没有令戈培尔泄气,反而使他倍受鼓舞。他将总部迁至一个较好的地方,开始正常办公,还健全了财会制度——由他亲自管理。到1927年2月,区党部不但全部偿还了债务,而且还有1万马克左右的固定资产,还拥有一辆旧车。
  戈培尔觉得,现在该是壮大党的组织的时候了。为此,他就得引起厌倦的公众的注意。“柏林人需要耸人听闻的东西,就像鱼需要水一样”,他写道,“他们靠此过日子。若不认识这点,任何政治宣传都是无的放矢。此后,或写文章,或发表讲演,他都尽量迎合柏林人的口味。文章和讲稿都写得干脆利落,生动活泼。他的冲锋队则在街头找赤色分子寻衅——尤其是在他们有理时。他的理论是“能征服街道者,定能征服群众;征服了群众也即征服了国家。”
  据房东太太说,凡作讲演,他必先在大镜前练习其姿势,一练就是几小时。上台后,他果然大有长进;不久,他便熟练地掌握了各种各样的风格,在会议开始前,他总要问清听讲的对象是什么人。“我该用什么风格?民族的,社会的,还是感伤的?当然罗啰,这一切我样样齐备。”
  他常用生动活泼的语言,争取听众。他是个出色的演员,能立即从幽默转向伤感再转向谩骂。他常常故意挑动赤色分子,让他们高声抗议,从而为其所用。“制造喧哗”,一次他说过,“是反抗的一种有效的武器。”在他看来,宣传是一种艺术,而他又是掌握这种艺术的高手——他用美国式的招徕术兜售国家社会主义,好像它是世界上最佳货物似的。
  戈培尔在工人住宅区维丁区参战的方式,是用醒目的大红字树起路牌,宣称“资产阶级国家快完蛋了”。1927年2月11日,他邀请许多工人参加群众集会。此次大会是在共产党人常举行集会的法鲁士大厅举行的。这是公开宣战。主席刚宣布大会开始,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工人便高声喊道,议程中有一点希望得到澄清。主席对他置之不理;那人再次重复他的要求时,被冲锋队轰了出去。一场斗争开始了。83名赤色分子遭到毒打;10多名纳粹分子受伤。戈培尔此时大显身手,下令将这些人抬上主席台,让他们在那里呻吟——这样效果才更好。这一招显示出戈培尔作为宣传家的才能。法鲁士大厅一战,使纳粹党的名字上了报纸的头版。这样,原来对希特勒及其运动知之甚少的柏林人便明白了,原来城内还有一股新的政治势力。这宣传原是诽谤性的。不料,在尔后的几天内竟有2,600人申请加入纳粹党,其中500人还申请加入冲锋队。
  参加大会的人数一次比一次多。待希特勒出现在克罗饭店时,听众人数已达5000。这次大会是为纪念马克思主义者的节日“五一”节而举行的;元首开讲时俨然像列宁:“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是今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敌人。他们通过不公平的工资以及用财富和财产的多寡,而不是用责任之大小和功劳之大小,不适宜地评价人的价值的办法,剥削穷苦百姓。不管在何种条件下,我们决心摧毁这种制度。”接着他便大谈特谈所谓生存空间的问题,极力向党员灌输这种概念。他说,德国有6200万人口,面积却只有45万平方公里,何等拥挤!“若考虑到当今世界上其它国家的面积时,这个数字是何等荒唐可笑。”解决办法有两条:用“驱逐最好的人种出境”的办法减少人口,或“使领土与人口大小相协调,即使要用战争也在所不惜。这是上帝制定的最自然的方法。”
  戈培尔原希望赤色分子捣乱,但一切都很平静,连主要的报纸都未对此次演讲作任何报道。为了使党留在公众的视线内,3天后,戈培尔在“退伍军人协会大厅”组织了另一次集会。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挑衅性的反犹口号(“苦难的人民!谁会拯救我们呢?雅各布·戈尔德施密特?”),印刷了数千份,在柏林全市张帖。戈尔德旋密特,德国的大银行家,也被激出席这次大会。他原拟应邀的,但在最后一分钟董事会劝他不要前往,改由他的私人秘书出席。
  戈培尔彬彬有礼,他冷嘲热讽,令听众大为开心。“欢迎!柏林的工人!”他说“热烈欢迎雅各布·戈尔德施密特年轻漂亮的私人女秘书前来!请不必把我讲的每个字都记录下来,你的老板可在明日各报上读到我的讲话。”接着,他便鄙夷不屑地大谈“犹太刊物”和”报界犹太会堂”。一位捣乱分子喊道:“你自己也不怎么样!”喊话人是个年长的牧师,他不停地打断戈培尔的话。戈培尔无奈,只好示意让冲锋队给他治罪。牧师被重打受伤,被抬到医院。报纸说,受害者是新教的一位“头发雪白,受人尊敬的”牧师(其实,他是个酒鬼,被赶下讲坛,后来成了纳粹党的一名积极分子)。这便激起了公愤,警察局于是下令,宣布柏林的纳粹党为非法党。
  禁令使戈培尔感到惊奇和怏怏不快。与此同时,他又用“遭禁而未死”之类的口号,尽力减轻局势的严重性。由于党被打入地下,他只好打出一些天真无邪的旗号,例如“平静的湖泊”“美丽的橡树”“1927年步行团”等,以掩盖其组织。
  警方施行反措施,发布了另一个禁令,禁止纳粹在普鲁士全境发表演说。
  戈培尔并未惊慌失措。他办起了周刊,恰当地取名,《冲击》,于纪念美国独立节当天出刊,但是,现实却与其梦想大相径庭,第一期便令他震惊。刊物失败了。“多惨的一份省刊啊”,他承认。“胡说八道的刊物!”订阅的只有几百名党员,报摊上只售出几份。但是,戈培尔相信,他的基本想法是好的。于是,他便抄袭共产党报纸的装潢和内容,使之生存了下去。
  戈培尔和斯特拉塞尔互相激烈地争吵使柏林问题更加严重,这为7月下旬举行的慕尼黑年会带来了清醒的现实主义的气氛。党在城市里的发展率是令人失望的。希特勒并未在会上谈论这种危机,只泛泛而谈,而将其矛头对准贝格勃劳内一个谁也不会为之辩护的目标——犹太人。
  对党的低潮,希特勒似乎漠不关心,好像他胸中有更大的事情似的。他在近月来所作的演讲表明,他关心的是自己的意识形态。他反反复复地向听众灌输种族主义思想和德国的未来在于征服东方土地的思想。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传播他的假达尔文主义的自然法则:弱肉强食。
  在纽伦堡召开的党的3周年纪念大会上,他这个纲领又向前跨出了一步。约2万名党员,其中8500人身着制服,拥进这个古老的城市。与通常一样,会场非常壮观。在激动人心的军乐伴奏下,与会者打着旗帜,正步入会场。8月21日,星期天,即庆祝会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把生存空间的概念与反犹主义联系起来。由于他含糊其词,绝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这桩下贱婚姻有何意义。他重申了让德国人民得到更大的生存空间的要求;然后,他指出,权力,只有权力,才是取得新的领土的基础。但是,他说,德国已被三种可怕的力量剥夺了权力因素:国际主义,民主,和平主义。接着,希特勒又将这三位一体与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国际主义、民主与和平主义难道不是犹太人的发明创造吗?确实,希特勒已将生存空间论和反犹主义合为一体了。希特勒对新概念之不系统的摸索已接近大功告成了。
  希特勒仍居住在提埃希大街的那个小房子里。虽然,在德国的某些最豪华的家庭里,他好像英雄一样受到上宾接待,他的生活标准仍是苦行僧式的。邻里间传说,他还将自己仅有的几件衬衣和几双袜子与别人共用。在这间陋室里,他接见了来自全国的崇拜者,有穷人也有富人,表现出他审时度势,和蔼待人。他给女人们的手吻,赢得了她们终身对他的忠诚;强有力的握手,实事求是和平等待人的态度,则赢得了男人们的信任。
  他的演讲也成了政治敏锐的典范。那年秋天在汉堡的一次演讲中,地方长官埃尔伯特·克列*?斯注意到,希特勒是严格按照提纲讲的——提纲上写着关键的字句。甚至连看来像脱口而出的字句都是预先写好的。希特勒并不像许多人,特别是反对派认为的那样,是个直观的演讲家。他的讲稿写得很有条理,他确切地知道自己要求什么效果和如何取得这种效果。克列普斯不了解的是,希特勒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检验他的世界观,但他却也深知元首胸中在酝酿大略雄谋。“他很清楚,只有避免使用陈词滥调,只有使用新词和新概念,他才能引起群众的注意。他的思想具有驱使力,使持有不同政治目标的人们均可接受。所以,当他首次在汉堡公开出现时。他能在短短的1小时内,使怀有疑心或保留意见的听众鼓掌,而且掌声越来越响,到结束时,掌声成了满堂喝彩的掌声。后来,连头脑最清醒的听众也宣称,虽然他们仍反对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但,很明显,希特勒本人却比他们想象的更通情达理。”
  他也正在学习如何才能满足一般德国人的基本需要。他再不是慕尼黑起义期间的吓人的革命者,也不是民间的狂热者;而是个专为祖国谋求福利的通情达理的人。他的“基本价值和目标”既令人有信心又可接受。他的听众不可能知道的是,那些“通情达理的话”,不外乎是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纲领的假面具而已。这个纲领将改变欧洲地图,这样或那样地影响地球上大多数人的生活。
  那年秋天,希特勒在柏林作短暂停留,亲自解决戈培尔与斯特拉塞尔之争。据奥托·斯特拉塞尔的说法,希特勒来到他的办公室,要求停止争吵。“那你就去对戈培尔说吧”,他没好气地说。“他才是咄咄逼人。”奥托的与己无关的表现,绝不能反映其兄长对希特勒的态度。元首是专门前来表示他对格里戈尔的信任的。除了让他重返党内外,元首还拟让他担任较高的职务。在巴伐利亚首次公开露面时,是他,格里戈尔,与希特勒一起出现在讲台上;主持最后一次年会的,也是他,格里戈尔。弟弟一再警告说,希特勒的权力已大到有点危险了。但他就是不听。“喂,”他争辩说,“和我一样,你也知道希特勒并不是领袖,而是受欢迎的人民讲坛。他还是可以对付的。”希特勒像一起顽固的马。“不应该让他把我们摔下,应将他勒住,领他走上正道。”
  奥托说,希特勒不是一起马,而是一只虎,“一旦把你摔下,他就会永远将你除掉。”格里戈尔反驳说,他能驾驭元首,因为希特勒毕竟“是个软弱的人,性情好,又忠诚老实。你不知道他多重视我的话,他经常对我说,格里戈尔,你又对了。若是没有你,我会变成什么人呢?你以为他会对施特莱彻讲这些话吗?”

  新年前夕,霍夫曼邀请希特勒到他家欢度除夕之夜。希特勒拒绝了。晚会开始后,一位姑娘叫这位摄影师再给元首打个电话试试。出于霍夫曼的意外,希特勒竟答应前来,“但只呆上半个钟头。”人们焦急地等待他前来,尤其是女宾们,因她们谁也没见过他。果然不失所望。“他穿着长礼服,非常潇洒,”霍夫曼写道,“那时,他的头发尚未下垂前额,头发虽然不浓,却更加深了他的魅力。”女宾们特别赏识他的小胡子。
  一位漂亮姑娘将希特勒引到檞寄生树下,吻了他(按英国风俗,檞寄生树被用作圣诞的装饰品,圣诞节那天,凡走过檞寄生树下的女人,谁都可与她接吻——译注)。“我永远忘不了希特勒脸上惊慌和恐怖的神色!这位妖艳的姑娘也感到,自己过于不慎,便周身不舒服,一声也不敢吭了。他目瞪口呆,像孩子一样,一筹莫展,咬着嘴唇,强忍怒气。他一抵达,使室内本来就有点拘谨的气氛此时立刻冷下来了。”霍夫曼试图一笑了之,让气氛活跃起来。“好在不是发生在岁数较大的客人身上。不过呢,希特勒先生,你会与女士们交好运的!”此语并未使希特勒高兴。于是,他便与众人客气地、冷冷地告别。
  自从兰茨贝格出狱以来,他就生活在半孤独中。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社交场合,他都感到很难适应。他下决心将自己的活动局限在与埃塞和波纳进行幕后讨论的范围内,拒绝透露自己的新打算,尽量推辞与前来讨教和祝福的崇拜他的人们会见。与此同时,他也避免错误地给普通的追随者泼冷水。这样,他的沉默反而使他们更急于听到他的首次演说。
  为了更快熟悉近来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急剧发展,他需要集中精力和不受干扰。在法国,曾要求占领鲁尔的统治集团业已下野,上台的是一个较有妥协性的政府。关于战争赔款问题,不久前,盟国已通过决议,同意让德国较公平地赔偿。在经济战线,由于稳定了马克,经济不致再急剧地出现混乱情形。与法国和平解决问题以及经济的恢复这个双重的前景,意味着希特勒的政治资本已被剥夺。
  另一方面,社会也发生了变化,给他提供了在全国范围内重新步入政界的机会。技术的迅速发展,都市化、人口的分散,以及过去10年来的工业化,使中产阶级土崩瓦解。小商贩、自食气力的商人和农场主,也处在风雨飘摇中。在通货膨胀期间,遭遇最惨的是中产阶级。这些人比工人阶级较优越富裕,但其富裕却又连同他们的节省和资本一起全被消灭净尽。许多人将其不幸归咎于赤色分子和犹太人,他们正将痛苦转化为仇恨。这样,他们对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便易于接受了。
  新的一年给他带来了众多的机会和困难。他的政治前途如何,这就要看他对付这两者的能力如何了。作为第一个行动,他于1925年1月4日作出了与新任巴伐利亚总理海因里希·赫尔德休战的姿态。他单独与赫尔德谈了半小时,保证忠诚于新政府并提出与他合作,共同反对赤色分子。他保证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仅使用合法手段。他给赫尔德留下了如此良好的印象,以致使赫尔德于当晚便称“这头野兽已给制住。我们可松松链子了。”
  在这一准备阶段和与世隔绝的阶段,常与希特勒一起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而阿尔弗莱德·罗森堡却不在其列。他知道,希特勒与埃塞、阿曼、霍夫曼和汉夫施坦格尔等人,常一起乘车到乡下兜风。对自己被排斥在这一精选出来的圈子之外的举动,他是很反感的。“他很倚重我,但不喜欢我”,罗森堡在后来抱怨说。一来是因为生气,二来也是对党的分裂表示关切。罗森堡力谏他的友人卢德克撰写文章提出警告,除非立即停止互相攻击,否则,党就非灭亡不可。
  在给希特勒送去文章的一份副本后,卢德克求见希特勒。会见是在提埃希大街那间小屋内进行的。在攻击了鲁登道夫一顿,接着又大谈特谈犹太人后,希特勒才转而谈文章的问题。他说,卢德克不可能知道起义的内情,也不知道审判的详情,因为他在国外。他讥笑了罗森堡离间他与埃塞的关系的企图(“那家伙指尖上的政治感比他们的一伙指控者屁股上的政治感还强”)。然后尖酸刻薄地向卢德克提出劝告,要他告诉罗森堡,“赶快回头,停止对受损害的无辜者玩弄花招”。
  表面上,希特勒似乎拒绝接受卢德克关于停止党内争吵的劝谏。事实上却接受了——他是要按自己的办法行事。关于医治党的创伤的决心,以及他对赫尔德总理所作的保证,很快便见了成效。2月16日,巴伐利亚政府解除了紧急状态,取消了对纳粹党的限制。10天后,《人民观察家报》又见诸报摊。希特勒撰写了一起题为《新的开端》的冗长的社论。他保证,此后他将按照组织和政策行事,绝不听从个人的或宗教的分歧,并号召党内各人民派别以和为贵,停止争吵。他说,他们必须团结起来去打败共同的敌人——犹太马克思主义。这是新阿道夫·希特勒在行动;为党的团结故,他决心采取合法行动,也愿意妥协。与此同时,他又要按自己的办法去办党。虽然他曾保证在政府的框框内行事,但却未缓和对他的首要敌人犹太人的斗争。
  次日,2月27日,希特勒公开返回政界。他参加了在贝格勃劳凯勒——他发动起义的地方——举行的党的会议。他讲,他定于晚8时开始讲演;但从下午开始,这间啤酒馆门前便开始排队。下午6时警察关门时,大厅内已挤满了4000名听众,而门外还有1000人不能进场。全国的国社党人都来了——只有3名要员未来:罗姆、斯特拉塞尔和罗森堡。“我不愿参加这次闹剧”,那天下午罗森堡对卢德克说,“我知道希特勒要搞的那种兄弟相亲、握手言和的把戏。”罗森堡很自尊,不愿与他觉得已将他抛弃的人握手。
  大厅内的慷慨激昂情绪几乎与起义前夕的情况相差无几。当希特勒沿着过道走上讲台时,热情的追随者纷纷挥动啤酒瓶,向他欢呼,还互相拥抱。他的眼光超越了党的领导人,向远处的广大党员呼吁。他的话是激烈的,但并不开罪任何一方。他并未详尽地列举1924年争吵的谁是谁非;他故意闭口不谈。他称鲁登道夫是“运动的最忠诚、最无私的朋友”,敦促“还向着老国社党的”人们,在卍字旗帜下团结起来,粉碎他们的头号敌人: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前者是向像埃塞那样的革命者发出的呼吁,后者是向德莱克斯勒和较保守的民间追随者。
  在发出振兴国家的激动人心的呼吁后(“认为有6000~7000万人口的伟大民族是毁灭不了的看法,是疯子见识。一旦失去了自恃的动力,它就要灭亡。”),他便把注意力转向坐在前排的党的干部们。他一不要求他们忠诚和支持,二不向他们表示妥协。他命令他们,若不参加扑灭犹太人运动,就请他们出党。“若有人向我提出条件,那我就告诉他:‘朋友,等着瞧,看我会给你们提出什么条件吧!’我不会到外边去动员群众的。党员同志们,一年后你们再判断吧,如果我做得对,那很好;如果做得不对,我就把党权交回你们手中。然而,在那一时刻到来前,我将独自领导这场运动,只要我全盘负责,谁也不得向我提出条件。我无条件地为运动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
  他的狂暴感染了听众。“万岁!”的喊声顿时在大厅爆发。妇人们在哭泣;人们从后厅往前拥去,有的从桌椅上爬过。曾经是誓不两立的仇人,此刻像潮水一样,拥上讲台互相握手,不少人热泪盈眶。梅克斯·阿曼喊道:“必须停止互相倾轧!人人拥护希特勒!”德国国家党的鲁道夫·布特曼满怀激情地宣布,他的怀疑“随着元首的演讲,全部烟消云散了。”布特曼所用的“元首”头衔,迄今还是用于私下;它说明了希特勒取得的成功何等重大。此后,他将变成公开的元首。他不但统一了纳粹党,而且还建立了党的领导原则:一人统治,不准怀疑。
  精疲力尽的希特勒,当晚与威尼弗雷德·瓦格纳一同离开了慕尼黑。他与几名鼓手在她家住了一晚。由于是密宿,孩子们在多年后才知道有这回事。
  希特勒东山再其后的翌日,德国发生了一起重大政治事件。在由埃伯特之去世引起的全国大选中,78岁高龄的陆军元帅冯·兴登堡被选为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很明显,这位右派英雄并不同情共和,在试图保持中立的同时,并未大力加强共和势力。内阁危机依旧丛生,而且常常是由于小事引起。例如,保守派建议向霍亨佐仑家族提供高额财政赔偿,遭到社会主义派的强烈反对,但获得通过;接着又提出向被废黜的王公贵族提供赔款的新法案。社会主义派提出进行公民投票,但法案仍获通过。甚至连德国国旗应采用何种颜色的问题也导致内阁危机。为这点小事,汉斯·路德总理竟被迫辞职。
  国内政治的变化似乎不可避免地将为希特勒的权力膨胀提供新的动力。但是,他重返啤酒馆的政治行动来得太突然,胜利也过大,使巴伐利亚政府无法容忍。它只证明,他的口才对巴伐利亚州有多大的危险。他给党注入了新的生机,但搞得太快、太过分。这样,巴伐利亚州警察局便以希特勒在贝格勃劳酒馆用“不是按中产阶级的标准而是以踏着尸体去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的激烈言辞煽动听众为由,禁止他原定在3月初举行的五个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
  希特勒亲口对此提出了抗议。“想跟我们干架的不妨来试试。”他对警察局官员说:“谁进攻我们,谁就会被捅得稀巴烂。我要领导德国人民为取得自由而斗争,用不成和平方式就用武力,但一定要成功。这句话我要给警探们着重地讲,省得流言蜚语到处传。”这些话,从一个宣誓出狱的人口中说出来,是很有分量的;其结果是,在全巴伐利亚都禁止他演讲。公开的纳粹集会可以,但只要有元首演讲就不行。不久,禁令几乎扩展到德国的每个州;这样,希特勒的主要政治武器便被剥夺。他被迫将讲坛移至巨富的支持者家里。据海因茨·豪斯霍弗的回忆——他父亲曾领他去过慕尼黑的某沙龙——希特勒说话时犹如在皇冠马戏院里一样,不同的是,他是坐着讲的。“非常可怕……又喊又叫,还挥动手臂。没有人打断他。他讲呀,讲呀,像放唱片一样,一讲就是一个钟头或一个半钟头,直讲得他精气力尽……讲得他气喘吁吁。讲完后一坐下来,他又是个普通人,好人……好像他换了一个档一样,中间没有什么间歇。”
  禁令使希特勒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党的重新建设上来。他不辞劳苦,一次又一次地参加会议,不停地劝告人们,就像在贝格勃劳凯勒时一样。他的基层工作技巧——与男人握手致意,吻女人的手,与数不清的人们亲密地交谈——使他与市内的党员建立了联系。这样,他不但成功地增强了他对普通党员如磁铁般的吸引力,而且完全控制了党的组织。与此同时,埃塞和施特莱彻也运用希特勒的战术,走遍了巴伐利亚,把当地的组织团结在元首的周围。
  到了3月底,希特勒几乎完全控制了地方组织。但是,在德国北部,他不得不将党的命运交给格里戈尔和奥托·斯特拉塞尔。格里戈尔是个出色的组织家和天才的演说家。作为国会代表,他可以免费乘火车出入。在贝格勃劳酒馆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演后,他保证效忠希特勒。但是,奥托,一位年轻有为的记者,却持有保留态度。他想,与希特勒“共度密月”的时间能维持多久?
  与被监禁时期一样,希特勒深居简出,很少公开抛头露面,且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机会。在两名工作效率很高但没有什么名气的党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希特勒利用闲暇时间,建立起了一个牢固的党的机构。这两人是菲力气·波勒和弗朗茨·埃克萨瓦·施霍茨。波勒长得像猫头鹰,对希特勒开口说话前必先鞠躬。他虽当上了党的执行秘书,却为工作细节发愁。曾在慕尼黑市政厅当过会计的施霍茨,现在是党的出纳,掌管财政。工作起来,他像是个加减机,又能发扬吝啬鬼的精神,精打细算。这两人完全臣服于元首,成了党的机构中不可缺少的人物。
  波勒和施霍茨把党的内部组织搞得井井有条,效率极高,这便使希特勒能集中精力研究党的长远政治战略,撰写文章,并到德国北部作广泛的旅行,亲自出席党的秘密会议。他也有闲暇时间去修补破裂的友谊,开导顽固分子,使敌对者握手言和,以及处理私人问题。他恢复了罗森堡在复刊后的《人民观察家报》里的编辑职务,并致函给他,赞扬他的气节并将他称为“最宝贵的合作者”。
  数天后,希特勒又写了一封信,解决了一个令他头痛的问题——驱逐他回奥地利。他单刀直入,要求林嗣当局吊销他的奥地利国籍,因为他要做一名德国公民。3天后,上奥地利省政府向他发出了一份移民通知,取消了“他对奥地利国家的忠诚”。只花了7.5先令,希特勒便解脱了被驱除出境的威胁。虽然,他此时尚不是德国公民,因而没有选举权,也不能任职。但他相信,一旦需要,他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比较迫切的问题倒是那位既不听命令又自私自利的罗姆上尉的行动。从一开始,他就有意要把冲锋队变成自己的私家军而不是希特勒的政治工具。当元首尚在狱中时,他纠合了冲锋队的残余势力,重新搞了个组织,叫“前锋会”。罗姆相信,如要将“前锋会”置于党的管辖之下,那么,自起义以来所做的一切就将失去。于是,他便于4月16日向希特勒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他提出,有3万名战员的“前锋会”可作为全国政治组织的基础,但它必须置于罗姆的绝对领导之下。在请求的同时,他还提到过去的友谊,并立誓忠于希特勒。
  希特勒早就知道,要依靠一个他无法控制的组织,这是多大的灾难。他决心把新冲锋队变成完全是自己的工具,遂即要求“前锋会”立即接受他的领导。罗姆明目张胆地施加压力,递交了辞去“前锋会”的职务的辞呈,并要求元首书面承认他这一行动。罗姆等了一阵,等不到希特勒的答复,遂于4月30日再次致函于他。“为了纪念我们在一起共同度过的美好而困难的日子”,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我趁此机会对你的同志之情表示感谢,并请求你勿将我排斥在你个人的友情之门外。”由于再次未得到答复,罗姆遂于翌日宣布正式辞职,退出政坛。希特勒用沉默的办法,迫使罗姆成为无党派人士,并退出了“前锋会”,而他自己则可自由自在地按自己的目标去建立一支重新充满活力的冲锋队。
  罗姆大吃一惊,感情也受损。据卢德克说,罗姆大发牢骚。“他虽然常常按我们的建议行事,当着我们也笑容满面,但干起事来好像一切都是他自己的主意、自己的发明创造似的。我从未见过有人像他那样厚颜无耻地借人衣裳来打扮自己。因为他摇摆不定,优柔寡断,对问题往往待启发展到无法容忍、情况紧急时才在最后一分钟突然作出处理。原因是,他的行动不像他的思维和演讲那样条理清晰和合理……希特勒做事喜欢自行其是,若碰到有人坚决反对,尽管理由再充足,他也暴跳如雷。但他不明白人家会怎样讨厌他,也不知道他是在欺骗自己和他周围那些吹牛拍马的人。不过,谁也不会完美无缺,他也有不少伟大之处。很明显,谁也不会比他干得更好。”对一位微不足道的下士曾宽宏大量地施以昵称“你”的罗姆,可以说是在钦佩和鄙视间进退维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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