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眷属,中国散文500篇

林佩芬
  他们一共生了十二个孩子。
  凭着媒妁之言就结婚了,结婚前两个人从未见过面,结婚后,一起下田耕种,一起坐在桌前吃饭,偶尔拌拌嘴,一个便自顾自地坐在门口抽烟,一个提着饲料到屋后去喂猪。猪吃得呼噜呼噜,人也笑眯眯的回屋了,不记得两人刚才吵了些什么。
  可是,结婚纪念日他们忘了,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这有什么要紧的?要不,算算看吧,大女儿今年五十二岁,那么,结婚五十三年了。
  最大的孙子有了一个女儿,最小的儿子也有了一个女儿,别的孙辈就记不清了;过新年的时候都会回来的,“阿公”“阿婆”由他们叫吧!数不清人数不要紧的,反正都是自己的骨肉。

  这样,一八九二年,也就是朱德六岁的时候,老人把他们兄弟三人送到本姓家族办的药铺垭私塾就读。塾师是朱德的远房堂叔朱世秦。他一面教书,一面行医,正房当作教室,用旁边的偏房开了一个小小的中药铺,药铺垭私塾就因此而得名。读书不用花很多钱,一年四百个铜钱。私塾离家不远,白天去读书,晚上回来,中午还要回家吃饭。朱世秦按朱氏宗谱的排行给朱德取名朱代珍。在药铺垭读书的全都是农家子弟。朱德在学生中的年龄最小,但他聪明、肯学,记得的字最多。朱世奏因为朱德书读得好而特别喜欢他。

张晓风
  有一件事使人惊奇,为什么桂冠只戴在少数人的头上?为什么哲士的名目只有少数人赢得?
  每当花明月夕,哪一个少年不曾一度是诗人呢?每当静夜惊起,每一个中年人都是哲学家。
  赞叹,惊服,是诗人之始。思索和迷惘,是哲学家之终。这些情绪,其实不也就是我们常人的情绪吗?所不同的是,当那些美好的花瓣在我们眼前绽开,那些萧飒的秋风四面袭至,我们大多数的人只能在讶异中缄默——因为,我们不善以人间字汇来形容自然。而当生老病死在我们眼前排演,当人类的悲喜剧在我们自身演出,我们虽有万千种感悟,却无法用。
  因此,我们不曾被称为诗人,也不曾被尊为哲学家——但就本质而言,人人都可能比诗人更诗人,比哲学家更哲学家。人人都曾有过诗人“表现生命”的热忱,人人也都有过哲学家“探索生命”的虔诚。
  我们可能不够聪明,所以没有诗人和哲学家的成就,但既然拥有生命,就不可以对自己的生命绝对漠然。
  只是,不漠然又如何呢?我们对生命了解得如此之少,往往追寻的过程不但不能使我们豁然贯通,反而使我们愈加感到迷离的痛苦。医学院的学生执着解剖刀,在尸体中研究人类的生命,而心理学家以饲养在笼中的白鼠解释人类的行为——人竟不能解释自己的生命,人的研究一直离开生命的主题极其遥远。
  其实,哪一部稍微复杂的机器在出厂时不需要附有说明书呢?为什么独有人类是那样愚昧地在造物之外俯首茫然面对那些细小的零件呢?人类最重要的难题并不在“换心”、“换肾”,而总在于去了解当心脏和肾脏行使功用时,它们是为着一个怎样美丽的意义去工作的!
  有些人喜欢用显微镜去观察一片叶子,有些人用肉眼去细看木头的年轮。但真正去认识一棵树却必须从枝叶到根本,从过往的清风到枝干的神韵都注意到。同样地,当我们正视生命时,如果只从细微未节着眼,便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侮蔑。
  当流浪的乞丐在衿底找到藏珠,当迷惘的人们在氨基酸之外得悉不朽的灵魂,我们才算知道自己正确的身份,我们的诗和我们的哲学才开始有其内涵。
  愿我们永远保持诗人和哲学家的气质,因为这是我们生活在精神污染的世界上唯一的自守之道。更愿我们对生命的热爱能进而成为对生命的洞彻——这一切并非不可能,越过世界去面对一种更高贵的存在。

  他在药铺垭私塾读了一年后,因为老师“教得不太行”,又改读丁姓的私塾。这个私塾的主人,就是朱德家租佃他家田地的地主。私塾丁老师是一个秀才,课讲得比药铺垭私塾要好得多。读了不久,两个哥哥回家种地了,朱德因为年纪小,又过继给了伯父,能够继续读下去。他在丁家私塾读了两年,除读完了四书外,还读了《诗经》、《书经》,并且开始学作对联。

  席家砭私塾与大湾相隔四公里。朱德每天清晨起床后,干点家里的劳动,然后吃完早饭再去上学。不论是酷暑,还是严冬,每天都要来回走四次,“晌午回来肚子饿,跑得快;晚间回来怕天黑了,也得快”,长年累月,使朱德“养成走路快的习惯”。他家迁回大湾后,在镇外佃来三亩地。一到农忙季节,朱德就不去上学,在家里劳动。一年大约有三四个月在家种地,有六七个月去读书。他后来回忆起艰辛的童年时代对自己的影响:“我从小就是饿肚子长大的,因此,后来搞革命运动时,我就不大怕饿,好像根本不知道饿。

  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⑩迁居大湾后,从第二年起,朱德又到离大湾不远的席家砭私塾随席聘三(他的名叫国珍,聘三是他的字)老师读书。席聘三那时四十多岁。(11)朱德在这里断断续续地读了八年书。老师给他取字“玉阶”。

  朱德的祖上原是广东省韶关县的客家人。明末清初,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加上战后流行严重的疫病,使四川人口稀少,荒地很多,有些城镇甚至成为虎狼出没之区。清朝统治者为了稳定它在四川的统治和征收赋税,采取一系列增加人口、恢复生产的措施,展开了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大群大群的外省人经过长途跋涉,迁移到四川,其中尤以湖广人居多,历史上称它为“湖广填川”。朱德的祖先就是在这个时候入川的,最初在川北的广安县、营山县一带流动经营小商业来维持生计。清朝乾隆末年,朱氏第三代的朱文先带着第四个儿子从营山迁到仪陇县马鞍常后代在马鞍场的大湾定居。随着家族的繁衍,人们便称这里为“朱家大湾”了。

  朱德从《三字经》学起,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还读了《孟子》的一部分。

  四川省北部的仪陇县,位于嘉陵江中游的东岸,是嘉陵江和渠江之间的一片狭长的丘陵地带。境内山峦起伏,沟深谷狭,居民主要从事农业。这里缺水少矿,土地贫瘠,是四川的偏僻山区。但嘉陵江向南经过重庆流入长江,还有一条驿道穿过仪陇可以通往成都。所以,外界的消息还常能传到这里来。

  他们读了大量的新书,还见到别人从外地带来的地球仪,“眼光放大了”,“晓得有世界,知道有个地球,还是圆的”。于是,渐渐萌发出一个念头:“想去看看世界就好了”。他们成天“打主意怎么样到成都,到外面”去,再也不想呆在家里了,因为“屋里是太闷人了”。(16)朱德的少年时代,正值中华民族陷于内忧外患的苦难岁月。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地主豪绅对农民的无情搜刮,官吏差役的敲诈勒索和朝廷分摊的巨额赔款,此时的四川已是民穷财尽,整个社会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

  在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家庭里同长辈、叔伯、妯娌都能和睦相处,对朱德更是特别爱抚。“她不嫌弃人,爱穷人,给叫化子也要说几句话”。③她又是个好劳动力。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煮了全家的饭,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挑水、挑粪,在生朱德前一分钟还在灶前煮饭。母亲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影响着朱德。朱德从幼年时起便在母亲身边帮助干活。他在一九四四年回忆自己的母亲时,还深情他说到:“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他还说道:是母亲“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

  一八九五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方加租子”,朱德家里没有力量交纳地主的加租,地主的管家就在除夕那天突然来到朱家,逼着他们退佃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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