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亮程散文集,胜败有凭

  ——选自《一个人的村庄》

  谋臣有毛病,主帅没名堂,这就是袁绍集团的状况,这已经是很糟糕了,更糟糕的是这一伙人他还要窝里斗。本来指挥一场战役,要开一个军事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应该是各尽其言,言者无罪,每个人都把自己想说的话尽情地说出来,然后再做一个决策。而同一个集团的人,或者说同一个团队的人在工作当中有意见分歧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能因为工作意见的分歧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我们应该是会上畅所欲言,会下团结合作,这样一个团队才是战无不胜的,是不是。袁绍不是这样啊,为了打不打这场战争的事情分成两派,会上吵得一塌糊涂以后,会下主张战争的就跑去根袁绍打小报告,说请主公要注意一下沮授这个人,沮授这个人是不是权力太大了一点,袁绍一想是啊,他是三军的监军啊,权力太大了,意见又老和我不一样,削去沮授的军权,不同沮授的意见。沮授没有办法说,既然如此那我辞职行不行?不准辞职,跟我走吧。沮授在跟着袁绍过黄河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滔滔黄河啊,我恐怕是再也回不来了!果然,官渡之战失败以后,袁绍只顾自己逃命,不管沮授的死活,沮授跑不掉啊,被曹操俘虏,这是他们窝里斗。

(8)

  怎么啦?

  那么袁绍的性格是什么呢?内心分裂。对于这一点,历史上是有过评价的,我们来看看历史上怎么说?《三国志》说,袁绍“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而内多忌害。”荀彧则说他“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袁绍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风流儒雅,风度翩翩,和蔼可亲,宽以待人,但是骨子里面是猜忌别人的,是忌妒别人的,是很刻薄、很尖刻的,很狭隘的,他见不得别人比自己风光,容不下别人比自己聪明,受不了别人比自己正确。他为什么要打曹操?因为曹操比他风光啊,奉天子以令不臣。他为什么要贬沮授?因为沮授比他聪明。他为什么要杀田丰?因为田丰比他正确啊。

(6)

  我们家屋子里有两窝蚂蚁。一窝是小黑蚂蚁,住在厨房锅头旁的地下;一窝大黄蚂蚁住在靠炕沿的东墙根。蚂蚁怕冷,所以把洞筑在暖和处,紧挨着土炕和炉子,我们做饭烧炕时,顺便把蚂蚁窝也煨热了。

  *
有人说三国时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无论是哪一个集团,他们的麾下都有很多谋士和才子,这些谋士的谋略直接影响着事态的进展。在袁绍手下也不乏这些谋士,他们的聪明才智完全不亚于曹操集团的谋士们,这对于袁绍来说无疑又是一张王牌,那么袁绍是如何出牌的呢?足智多谋的谋士们会给袁绍带来些什么呢?

  一只蚂蚁都没看见。

  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以弱克强,确立了他在中国北方不可争辩的统治地位;而拥兵自重的袁绍却一败涂地,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为什么实力强大的袁绍反遭失败?袁绍的失败和他自身有什么关系呢?袁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易中天品三国》之“胜败有凭”将为您讲述。

(3)

  小黑蚂蚁不咬人,偶尔爬到人身上,好一阵才觉出一点点痒。大黄蚂蚁也不咬人,但我不太喜欢,它们到处乱跑,且跑得飞快,让人不放心;不像小黑蚂蚁,出来排着整整齐齐的队,要到哪儿就径直到哪儿。大黄蚂蚁也排队,但队形乱糟糟,好像它们的头儿管得不严,好像每只蚂蚁都有自己的想法。

  这个意见是正确的,第一,先把曹操放在不义的这样一个位置上,把曹操的政治优势变成他的政治劣势,这叫做有理。以强抗弱,以逸待劳,用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办法来对付曹操,成本低、风险小、效益大,这叫做有利。步步为营,循序渐进,见好就收,掌握时机来消灭曹操,这叫做有节。有理、有利、有节,这样的谋略就是一个好的谋略。

  以理想为目标的万德沃格尔的青年,曾把他们的崇高理想带进战壕;现在,作为“自由兵团”的士兵的他们,又把这些理想带上了德国街头。“这是一代新人,是突击队战士,是中欧的精华”,他们的桂冠诗人恩斯特·容格写道。“这是一崭新的种族,坚强、有智慧,又满怀目标。”他们将是为拯救德国而战斗的军人。“我们必须用鲜血铸造新的形式,用铁拳夺取政权。”
  容格这一席话,可说是代表希特勒讲的。慕尼黑之赤色政权使积在希特勒心头的憎恨苏醒了。在慕尼黑获得解放后不久,便发生了一件将改变希特勒的生活、扭转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件。1919年6月28日,获胜的盟国签署了凡尔赛条约,德国政府没怎么拖延便批准了条约的条款。条件很苛刻。德国被迫独自承担引起战争的责任,并赔偿战争造成的所有损失。大片大片的帝国领土被夺走: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落入法国之手,马尔梅蒂地区割给了比利时,波森之大部以及西普鲁士割给了波兰。德国还丢失了她的殖民地。丹吉克成为一个自由邦;萨尔、施莱维希和东普鲁士将拥有公民投*?权。更有甚者,盟国将占领莱茵河最少达15年之久,莱茵河右岸30英里宽地带将被划为非军事区。条约还规定,德国不得拥有潜艇或军用飞机,军队数目仅限10万。这样,德国蒙受之耻辱便达到了顶点。
  这支新的力量,即德国国防军,几乎立即开始行使比*?本身力量大得多的权力。为使部队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他们成立了一个局,专门在部队中调查以颠覆为目的的政治活动,还向工人组织渗透。在负责这个单位的卡尔·梅耳上尉所挑选的人员中就有希特勒其人。希特勒原是最适合干这一行当的,但梅耳之所以挑选他,是因为他在战时有过“模范”记录,也可能是出于怜悯。“我第一次碰见他时,他像是一条寻找主人的、疲倦的丧家犬。”梅耳所得之印象是,希特勒“随时将命运投入他人之手,只要此人对他表示友善”。他“对德国人民和他们的命运漠不关心”。
  实际上,由于革命这个传染病,希特勒正处在酝酿和混乱的状态中,他从未像现在那样对他所投奔的国家之命运表示关切。不久前,他曾得到一本宣传种族主义的小册子——或许是埃卡特编写的。这立刻使他想其他在维也纳读过的类似小册子。“这样,我不自觉地发现,我自己的发展又重新展现在眼前。”他在慕尼黑街头之所见所闻,使压抑在他心头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活跃起来了。犹太人处处都在掌权:先是埃斯纳,继而是像托勒那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末了是像莱维纳那样的俄国赤色分子。在柏林是罗莎·卢森堡;在布达佩斯是贝拉·昆;在莫斯科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希特勒原先怀疑是阴谋的,现正被变为现实。
  在就职前,希特勒及其他政治奸细被送往慕尼黑大学受专门训练。政治教导员中有像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教授那样满肚子是激进右派学问的保守派。“对我”,希特勒写道,“这件事的价值就在于,我现在有机会见到思想与我相似的同志,可与他们详尽地讨论目前的形势。我们都多少坚信,犯下了11月罪恶的各党派,各中心也好,社会民主党也好,均无法将德国从未来的崩溃中拯救出来。而那些所谓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组织’尽管愿望良好,但也无法对已发生的事件进行弥补。”
  在战争期间,希特勒曾对维斯登基尔希纳说过,在和平时期,他将成为画家或步入政界;他的同志问他喜欢加入哪个政党时,他回答说:“哪个都不。”受训者中他圈里人的结论也是,只有一种崭新的运动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决定将这个组织称为“社会革命党”,“因为这个新组织的社会观点确实要进行革命。”
  冯·米勒教授的妹夫戈特弗雷德·弗德尔讲师,为这一运动加油打气。弗德尔是为“打破利息奴役”而组织的“战斗联盟”的创始人,以工程师为职业,实则是个经济学家。他给训练班的学员讲述证券交易所和借贷资本的投机性和经济性质。对希特勒而言,这是具有刺激性的启示。“在听完弗德尔的第一课后,我便想,我已找到了建立一个新的政党的最主要的基础之一的方法。在弗德尔要求结束利息奴役的思想鼓舞下,他重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首次真正了解了卡尔·马克思这个犹太人终生为之努力的著作的内容。”他终于读懂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一次讲课后,冯·米勒教授发现一群人在进行生动活泼的讨论。“人们好像着魔似的。原来,有个人用深沉的喉音在高谈阔论,越讲越起劲。我有个奇怪的感觉,这些人的激动是他高谈阔论所致。我看到的是一副苍白的小脸。他头发蓬乱,不像军人,胡子修得整整齐齐,蓝色的大眼中放着狂热的光芒。”
  “你是否知道,你的学生中有个天生的演说家?”米勒教授指着那个脸色苍白的士兵问梅耳上尉。梅耳喊道:“希特勒,你过来。”希特勒“带着某种目中无人的窘态,笨拙地”走了过去。由于他有演说的天才,他终于被分配在慕尼黑的一个团里当上了训戒员。“我以最大的热情和爱开始工作,因为,猛然间我便得到了向大群听众讲演的机会,我历来纯粹凭感觉而不是凭知觉所假设的东西,现在证实了:我能‘讲’。”随着每一次讲演,希特勒变得越来越自信,那就是,他的声音已发达到如此的地步,以致营房内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听清他的演讲。
  由于开始时他与之友好相处的许多人都认为他是个奸细,所以,他的社会生活并没有如此成功。有个名叫荻埃尔的矮个子兵,公开蔑视先进者。希特勒紧跟不舍,一直追到街上,口中不断在阐述德国国家的真正任务。他的话猛然被打断了:“告诉我”,荻埃尔说,“是不是他们灌进你脑中,你忘了冲洗?”据一位目击者说,“这位长途演说家,大吃一惊,瞪了他一眼,一声不响地走了。”
  希特勒甚至与同屋住的两名奸细无法相处。他们就他的“体格习惯”向梅耳上尉抱怨。另外,“他说梦话,还梦游,非常令人讨厌。”于是,他便搬进了二楼的一间小屋。这原是个小仓库,窗户全钉上了栓,但希特勒“似乎为有一间小屋而感到高兴”。
  尽管在社交中希特勒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梅耳上尉对他的讲演才能仍很是看重,遂派他到慕尼黑城外去执行一次特别任务;——住在勒茨弗尔德战俘营的、被遣送回家的德国战俘,由于表现出有斯巴达克斯观点,于是便组织了一个“教化团”,以便将他们改造成为反社会主义的爱国者。
  7月12日,宣传队从慕尼黑出发。5天后,希特勒本人得到了一次实际政治的教育。遣返的战俘满腹怒气,说话尖酸刻薄。他们的青春和希望都受到欺骗,被迫在战壕里像牲口一样生活,回来后之所见又是混乱和饥饿。希特勒雄辩地向他们讲述“凡尔赛耻辱”“十一月罪人”和“犹太主义—马克思主义世界阴谋”,把他们的仇恨引向这些目标。在一系列的表彰报告中,希特勒对这项工作的热情均有提及。“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希特勒先生”,一个观察家评论说,“是天生的人民演说家。他以他的狂热和对听众的魅力,使听众聚精会神,并相信他之所云。”
  返回慕尼黑后,他还协助在兵营里从事演说。他的另一个任务是对新近在慕尼黑产生的约50个激进组织进行调查。这些人包括种族主义分子、共产分子、激烈民族主义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超级爱国主义者;其组织包括诸如“革命学生集团”“共产社会主义协会””奥斯塔拉同盟”“新祖国”等一系列政治派别。
  那年秋初,希特勒参加了自称为“德国工人党”的一个小政治团体的一次会议。尽管在讨论时,据参加会议的24人中之一人说,他发了言,且“讲得很好”,但对那晚的会议印象淡薄,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他未有提及。这个党是由慕尼黑铁路工厂的一个工匠,安东·德莱克斯勒于当年早些时候创建的。关于这点,希特勒是否曾屑于调查,这还是个疑问。该党的纲领是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奇怪的结合,党的本身披着一件神秘的外衣,似乎只是由一小撮美其名曰“工人政治小组”组成——这是鲁道夫·弗莱赫尔·冯·塞波登道夫的主意。塞波登道夫本人就是个神秘人物,身材又矮又胖,双眼有点突出,“是个画家,而不是个卖弄学问者;更喜奢侈享乐,不是个柏拉图主义者”;“有点嗜好武器,却又不公开表现出来。”
  与希特勒一样,他相信未来肯定会掀起日耳曼浪潮,于是便在建立“日耳曼秩序”之巴伐利亚分支机构方面费了不少精力。成员严格限于日耳曼人,且必须能证明三代人之“血统纯正”;每个成员均需保证积极参加“反对国际主义和犹太民族的斗争”。全国的革命浪潮迫使塞波登道夫给他的组织标上一个无辜的名字“图里会”,作为掩护。到此时,他已决定将其多年来的愿望付诸实施:把工人吸引到他的“人民”事业这方面来(*Volkisch-词难于用一对等词翻译。从字面上讲,它是“人民的”,但它又有种族主义的味道。如将之译为“种族主义的”,其“人民民族主义”的含义又将失掉。因此,本书的始终均用VoClkisch)。他指示一个图里会员——彻头彻尾的体育专栏作家,要他建立“工人政治小组”。
  此人将安东·德莱克斯勒(他已为“良好和平”组织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工人小组,叫做“自由劳动委员会”)找来,两者于是合并组建了一个新的政治组织。“德国工人党”的预备会议于那年1月初在一小饭店(“福尔斯坦弗尔德·霍夫”)内召开。参加会议的约二十四五人,大都系德莱克斯勒所在工厂的铁路工人。德莱克斯勒向与会者扼要地阐述了该党的双重目标:结束阶级斗争,把工人从马克思的国际主义中解放出来;让上层阶级明白他们对工人所负的责任。德莱克斯勒说,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接受德国人的统治”。德莱克斯勒建议将小组称作“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与一年前在波希米亚建立的、目标大致相同的党同名。顺便提一句,该党的党微是卍),但有人反对说,“社会主义”一词会被误解。
  德莱克斯勒废寝忘食地草拟党纲。技术工人不得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而是中产阶级市民。中产阶级呢,必须以牺牲“大资本主义为代价”加以扩大和加强。纲领还小心谨慎地宣布反犹:“国家不应支持与德国之道德与伦理标准相违背的宗教信仰教育”,更不能在事实上容忍。两星期后,成立大会便在图里会的总部召开。没精打彩的体育专栏作家卡尔·哈尔雪被选为主席,德莱克斯勒则是他的副手。
  这很难说是一个政党,因为除6人委员会外,它没有多少什么。“因为存在着赤色威胁,我们的会是秘密召开的”,德莱克斯勒(此时已是个严肃的、毫无名望的、疾病缠身的人)回忆说:“除讨论和学习外,我们没有多少可为。我将我的想法写进了一本名叫《我的政治觉醒》的小册子中。是从一个工人的日记中挑选出来的。”他的梦想是能找到一个既精力充沛又有胆量的人,从其小册子中得到一些教益,“并为我们找到原动力。反正需要一位杰出的人物,一个具有强烈信念的人物,一个独眼龙,一个绝对无畏的人物,一个能为此采取行动的人物。”
  9月12日,希埃尔少校令他前去参加小小的“工人党”的另一次会议。如果说有什么有强烈信念的“独眼龙”,希特勒就是一位。当晚黄昏,希特勒踏进了位于赫仑大街的一家小咖啡馆——斯特纳卡布劳咖啡馆。里边已有40名左右工人。
  主讲人原定系诗人埃卡特。他因病缺席,主讲人换成了经济学家弗德尔,他的题目是”如何,并用何种手段才能消灭资本主义?”
  因为在受训时期曾听过弗德尔的课,希特勒才能集中精神听下去。他的印象是不好不坏。很明显,这不外乎是另一个“从地下冒出来,很快便销声匿迹”的组织。再明显不过,他的创建人并不知如何才能将其俱乐部变成一个真正的政党。当晚的会议令他厌烦;弗德尔一讲完,希特勒便松快了。一宣布自由讨论,希特勒便要离会,但某种东西“驱”他留座。几分钟后,希特勒便在痛斥一个教授——因他主张巴伐利亚从普鲁士支离出来。希特勒以干练的口才,精辟的论点讲了15分钟,使这个教授“……在我把话说完前,像一条落水狗,离开了大厅。”
  希特勒的发言及其逻辑,使德莱克斯勒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对秘书耳语说:“此人有种,可以利用!”他找到了希特勒,自我介绍了一番。但希特勒对这个戴着眼镜、其貌不扬的先生连尊姓大名都未记住。像一个宗教狂一样,他将自己的小册子,一本只有40页、封面为粉红色的小书,硬塞到希特勒的手中,口中唠叨着“你必须好好读一读,请你再来”之类的话。
  希特勒回到兵营二楼的小房里后,与通常一样,又患了睡不着觉的毛病,便开始往地板上撒面包屑和吃剩的饭菜——喂老鼠。他已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即在天亮前,“观看这些小东西在美食周围转来转去。在生活中,我曾经历过许多贫困,我完全能想象出饥饿是什么滋味,因而也能体会这些小东西的快活。”
  那天清晨5时左右,他仍双眼大睁。他躺在小床上,眼巴巴看着老鼠的滑稽动作,想起了德莱克斯勒硬塞给他的那本小册子。希特勒本人也觉得奇怪:第一页就把他吸引住了。”我不自觉地发现,自己的发展竟在眼前展开。”次日,书中的思想和语句不断闯进他的脑海。“国家社会主义”一词和“新的世界秩序”一词,以及它的预言,即新的政党不只必将把丢掉了幻想、遭受剥夺的工人,连公务员和中等阶级的下层也吸引过来,令他久久不能忘怀。
  然而,他的兴趣很快便淡薄了。后来,他收到一张明信片,通知他已被接纳为“德国工人党”的党员,这使他很是惊奇。他被邀请参加将于下星期三召开的委员会。因为他想自己建党,无意参加任何现成的党派,便拟作出愤怒的拒绝。但,“出于好奇”,他又决定前往,再看看这个古怪的小组。
  此次会议在赫仑大街的另一家低级咖啡馆(阿尔特斯·罗森巴德)内举行。通过灯光昏暗、空无一人的餐厅,希特勒来到后面,发现四人围桌而坐。内中一人就是那本小册子的作者。德莱克斯勒热情地欢迎了他,祝贺他成为“德国工人党”的党员(“现在,我们有一个长着大嘴的奥地利人了!”他曾对一名委员说过)。德莱克斯勒解释说,他们正在等候全国组织的主席哈尔雷先生。
  体育作家终于来了。他生就一副螺圈腿,样子难看,穿着不整。会上,首先宣读了前次会议的记录;接着会计便报告说,现手头只有7马克50芬尼克。宣读了信件,还进行了冗长的讨论。这比希特勒想象的还糟。“可怕,可怕!这是俱乐部生活之最糟者!我要参加这个组织吗?”讨论新党员问题时,希特勒从党组织的现实角度提出了许多问题。他发现,党没有纲领,没有传单,连一个橡皮图章也没有,有的只是良好的愿望。他飞快地扫了几个委员一眼。他们心中无数,思维模糊。
  他之所见令他怏怏不快,但仍拿不定主意是否参加。这是他生活中“最大的难题”。尔后两天内,他内心不断在打架。理性告诉他应该拒绝,但感情又令他接受。他曾立誓进入政界,而这个荒唐可笑的小组又有一个卓绝的优点——它还未“凝成‘一个组织’,使个人有机会施展个人活动”。由于它很小,他能按自己的需要左右它。
  希特勒将发现的情况向梅耳上尉作了汇报。梅耳上尉又将情况转报给了一群高级军官和资本家,他们每周在“四季”饭店碰头一次,讨论重建德国军事力量的各种办法。他们的结论是,只有靠德国工人的支持,目标才能取得。可把小小的“德国工人党”作为一个开端。据梅耳上尉说,一天,鲁登道夫将军出现在梅耳的办公室,要求允许希特勒参加这个工人党,并协助它的建设。
  新军的成员参加某一政党,这本来是非法的。但“为使鲁登道夫高兴(他的愿望在军队中仍受到尊重),我便下令让希特勒参加工人党并助它成长。为此,开始时他每周拿到了相当于现时贬值后的20金马克”。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希特勒是被命令做自己已经决定要做的事情的。他成了“德国工人党”党员,并登了记,领到了一份党证。
  希特勒在投身政治的同时,在思想上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这也是梅耳上尉一道命令的成果。教育部门有个学员来信询问,关于犹太威胁问题,是否有资料可提供;希特勒被命令对此作出回答。在斯特纳卡布劳会议后4天,希特勒拿出了一份冗长的答案。答案披露了希特勒在解决犹太问题上所取得的令人惊奇的进展。它通篇都是对犹太人的攻击之词——这是后来大家都很熟悉的:“它钻进民主,吸吮着群众的良知;它在人民尊严面前爬过,但只懂得金钱的尊严……它活动的结果,是人人染上种族的肺痨。”他的结论是,反犹的纲领必须以它是外国种族为由,从法律上剥夺犹太人的某些特权着手。“但是,毫无疑问,最终的目标是要坚定不移地将犹太人Ent
aeernung”(Ent
aeernung一词可译为“铲除”、意味着从德国驱逐出去,但更有可能是“斩断”,就是说,把犹太民族除掉)。
  这是已知的希特勒的第一份政治文件,而他也第一次成功地将他对犹太人的仇恨变为一部实实在在的政治纲领。

  先是一只在洞口处闲游的蚂蚁发现了麸皮,咬住一块啃了一下,扔下又咬另一块。当它发现有好多麸皮后,突然转身朝洞口跑去。我发现它在洞口处停顿了一下,好像探头朝洞口里喊了一声,里面好像没听见,它一头钻进去。不到两秒钟,大批蚂蚁像一股黄黑泉水涌了出来。

  另外袁绍在指挥上也失误。曹操栖息白马的时候,他不守白马去救延津,中了曹操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是一误。曹操以退为进,拉长他的补给线,袁绍上当受骗,挺进官渡是二误。相持阶段,许攸建议袁绍出奇兵突袭许都,劫持天子,袁绍不采纳是三误。曹操奇袭乌巢的时候,袁绍不派重兵救乌巢,听信郭图的建议,派重兵攻官渡,丢了乌巢,这是四误。可以说在这场战争中,袁绍的指挥是一误再误,所以有人说官渡之战的结局与其说是曹操用兵如神,不如说是袁绍愚蠢透顶。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主帅是这个水平,这场战争是肯定打不赢的。

  在许多巴伐利亚人看来,库尔特·埃斯纳是革命的典范,众多人相信,他是靠莫斯科的金钱资助才闹革命的。恰恰相反,在11月那历史性的一天,他口袋中才有18个马克。事实上,他是残酷而实用主义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反面。他虽是在管理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但他仍像在他最喜欢的咖啡室里一样。埃斯纳企图建立的并不是共产主义,甚至连社会主义也不是,而是一种独有的急进民主。他是政治家里的诗人,企望一个美的、光明的、有理性的统治。他更像雪莱而不像马克思。正沿着被人遗忘的道路走下去。1月的选举为中产阶级的政党带来了巨大胜利,以及让他辞职的普遍要求。
  在醒悟到自己的事业已无望后,他于2月21日清晨草拟了一项声明,宣布辞职,但在前线兰塔克递交辞呈的半途,遭安东·阿科瓦利公爵暗杀。阿科瓦利公爵是个青年骑兵军官,因母亲是犹太人,遂被反犹集团打了下去。埃斯纳本可在一小时内卸职,其统治也可被走中间路线的政府代替的。暗杀带来了阿科瓦利最恐惧的后果,另一次往左走的浪潮。不久前还几乎遭到所有人鄙视和反对的埃斯纳,顷刻间便成了烈士和无产阶级的圣人,革命也随之苏醒。工人士兵中央委员会宣布戒严,并任命了以阿道夫·霍夫曼(曾当过师)为首的完全社会主义的政府,还宣布进行总罢工,晚7时开始宵禁。由于学生们在为他们的英雄阿科瓦利欢呼,慕尼黑大学被关闭。
  两星期后,第三国际在莫斯科举行大会,一致通过了建立共产国际的决议。在接踵而来的欢庆胜利的活动中,列宁号召各国工人起来,强其他们的领导人从俄国撤军,恢复外交和商业关系,并用大量派遣工程技术人员和指导员的办法,协助重建这个刚长羽毛的国家。
  那时,柏林正响应世界革命的号召。前一天,柏林工人置共产党之命令于不顾,倾巢出动至市中心,进行示威游行和掠劫。在“红色水兵联盟”和其它激进军事集团的参与下,他们占领了当地30个警察局;水兵们包围了位于亚历山大广场的警察总署,该署由“自由兵团”的几个步兵连守护。次日,“工人委员会”的1500名代表,以压倒多数的票数,赞成总罢工的号召。首都动弹不得;无电,无交通运输。
  革命者全集结于东城。他们在主要的关卡架起机枪。为了进行反扑,国防大臣诺斯克使用了新近才赐给他的专制权力,于3月5日从“自由兵团”调遣了3万名军队进城。叛乱者被挨座楼房驱走;柏林的酒吧间、舞厅和酒馆等,则仍正常开业。
  柏林在进行激烈的巷战。一方用的是大炮、机枪和飞机扫射;另一方用的是步枪和手榴弹。经4天激战后,诺斯克宣布,“凡持武器反抗政府军者就地枪决。”于是,数以百计的工人依墙而立,未受审判便被处决。有1500多名革命者被打死,至少有1万人受伤。然而,叛乱精神继续在全德国蔓延。在萨克森,政权由激进派掌握;鲁尔盆地处于被包围状态。芝加哥《每日新闻》代办处的记者本·赫希特发电称:
  “德国正患神经病,没有精神健全的东西可报。”
  慕尼黑也处在另一次革命的边缘。这次革命是在布达佩斯一次政变的鼓舞下发生的。3月22日,有消息传来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人民阵线,以工农兵委员会的名义,已夺取了匈牙利的政权,成立了以不知名人士贝拉·昆为首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贝拉·昆本人是犹太人,在32名委员中,有25名也是犹太人。因此,伦敦的《泰晤士报》便将这个政权称为“犹太黑手党”。贝拉·昆的胜利,使慕尼黑左翼分子的胆子壮起来了。4月4日傍晚,委员会的代表们踏着厚达20英寸的大雪(多年未见的大雪),艰难地行走在街道上。他们的目的地是离希特勒战前住所仅两座房子开外的罗文布劳大厦——在这里,人们大声宣读决议:“消灭党派,团结全无产阶级,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与俄国和匈牙利的无产阶级结成兄弟关系。这样,世界上便没有任何力量可阻止我们全面实行社会化。”
  这是个咖啡室革命,是血腥现实的幼稚的翻版。革命的领导人是诗人恩斯特·托勒。他的主张包括要求改革戏剧、绘画以及建筑的艺术形式,使人类精神得以自由。内阁由一群怪人组成。例如住房委员下令,此后各家的起居室,须一律建在厨房和卧室上方。然而,这群怪人皇冠上的珍珠还要算是弗朗斯·里普——他被挑选为外交委员(即使在精神病院住过一些时候),理由是,他胡子修剪齐整,又穿一件灰色大衣,是外交家的形象。里普给莫斯科发了一份措词激愤的电报,攻击埃斯纳的继承人偷了部里的厕所钥匙;并向伍尔登堡和瑞士宣战,“因为这些猪狗未立即租给我60辆机车。”
  4月13日,棕榈主日,当原总理大臣,即那位社会主义教师霍夫曼试图用武力夺取慕尼黑时,革命也就到此告终。即使拥有像希特勒等那样战功卓著的军人,他却从未有机会起事。其中一原因是,为了阻止第二团士兵赤化,他曾站在椅子上大声疾呼:“说我们应保持中立这话的人是对的!毕竟,我们不是为一伙漂泊不定的犹太人站岗的革命卫士!”虽然希特勒等人曾使慕尼黑卫戍部队保持中立。到黄昏,“霍夫曼起义”仍被粉碎,政权落入了赤色职业分子手中——由欧仁·莱维内领导,他是圣彼得兹堡人,父亲是犹太商人。他们是共产党派往慕尼黑去组织革命的。在逮捕了诗人托勒后,他们立刻将政权变为真正的苏维埃。然而,他们违反了“即使能在局部或暂时取得胜利”的情况下都要避免动武的严格的党令,以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名义,派出相当一部分力量去与霍夫曼为重新夺取慕尼黑而仓促纠集起来的8000名士兵对垒。那时,霍夫曼的部队正向离城只有10英里的达豪集结。
  红军的总司令恰好是刚被共产党逮捕的诗人恩斯特·托勒。他从狱中一出来,便跃上一起借来的马,赶赴战场,像旧时的武士一样,决心“为革命而战斗”。4月18日,这位红色的骑士指挥部队向霍夫曼发动进攻。但由于他是个人道主义者,又是个个人主义者,坚持置慕尼黑的命令于不顾。首先,他拒绝炮击达豪,企图通过谈判避免冲突。其次,当战斗打响时,他率领士卒进行战斗,几乎未流血便取得了胜利。霍夫曼的部队慌忙后撤。苏维埃领导人下令枪毙他所俘获的军官。不用说,他又把他们放掉了,而他自己也再次入狱。
  达豪一役失利后,霍夫曼被迫接受国防大臣诺斯克之“自由兵团”的援助。他们以出奇的速度草就了一份征服慕尼黑的计划,并执行得卓有成效。到4月27日,慕尼黑已被完全包围。为报仇雪恨,被围困的红军把苏维埃共和国在全慕尼黑的敌人都抓了来。水兵们抓了反犹的“图里会”的7名成员,包括一名漂亮的女秘书。共约100名人质被监禁在留波尔德中学。
  4月29日,慕尼黑的包围圈不断紧缩,城内的革命者惊慌失措。有人谎报说,白军已占领了主要的火车站,顿时间,红军指挥部的人员便走散一空——除托勒(他获释,以进行最后抵抗)和红军的指挥官外。红军的指挥官决定对白军进行最后的报复。因为不久前,”自由兵团”曾在一石场里处决52名俄国战俘和枪杀10多名手无寸铁的工人。他下令将关在学校里的人质全部处决。托勒吓得魂飞魄散,慌忙前去阻止这次屠杀。但,待他赶到时,最少有20人已被杀害。
  有个学生从红军残存的阵线溜了出去,将这一暴行情况向“自由兵团”的指挥官作了报告。于是,他们便下令拂晓进城。5月1日,晴朗而温暖。“自由兵团”从几个方向朝城内倾泻而来。除在霍普班诺夫和施霍宾地区遭到一些抵抗外,他们没费多大功夫便把零星的革命力量解决了。“自由兵团”的部队到处都受到被解救出来的市民们的欢呼。在马里安广场还举行了群众集会。红旗降落了,换上的是巴伐利亚的蓝白国旗。
  正当列宁在红场上向大型的“五一”节群众集会宣布共产主义的胜利时(“不仅在苏维埃俄国,而且也在苏维埃匈牙利和苏维埃巴伐利亚,获得解放的工人阶级正在自由地、公开地庆祝周年解放。”)。“自由兵团”正在慕尼黑消灭抗拒分子的老巢和逮捕红色领导人。慕尼黑的大街小巷已属于“自由兵团”。很快,他们便在路德维希大街大踏步前进,在经过弗尔德赫仑大厅时,还操起正步。埃尔哈特旅的士兵,头戴卍字钢盔,高唱着“头戴卍字盔,黑白红袖章……”
  到5月3日,慕尼黑已全被夺取,“自由兵团”所付出的代价是68条生命。当然,此仇也得报。属圣约瑟夫会的30名信仰天主教的工人在一酒店内商讨演出话剧的事情时被捕。
  他们被押进惠特尔巴赫宫的地下室,其中21人被当作危险的赤色分子枪杀或被刺刀挑死。数以百计的人被在类似的情况下杀死,数以千计的人被押赴“自由兵团”所属各部示众“以示警戒”。另外,还颁布一系列苛刻的告示,继续进行镇压。有些告示是根本无法执行的,例如,有告示规定,必须立即交出武器,否则枪毙。在法律和秩序的名义下,市民们被逐出家门,或受侮辱,或挨鞭打,或被杀害。“自由兵团”把慕尼黑从苏维埃共和国的铁蹄下解救出来,共和国做得虽然过分,但若与解救的方法相比,却又相形见拙了。
  “要叙述白军的暴行,非有厚厚的一本书不行”,法国驻慕尼黑武官报告说,“……肆无忌惮而又有组织的野蛮行为……野蛮的屠杀,无法形容的胡闹……”英国的官员们要不是没有看见这些暴行,要不就是视而不见,批准这些暴行“从目前所掌握情况看,慕尼黑苏维埃插曲之结果”,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局报告说,“是在全德加强了法律与秩序,使期巴达克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在群众中名声扫地。”共约1000多名所谓的“赤色分子”被“自由兵团”处决。在慕尼黑,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堆起如此多的尸体,使人们的健康受到了威胁。对那些无法辨认的尸体,只好抛入堑沟。

  我好像听见它们喊叫。

  易中天:

(2)

  我知道蚂蚁是聪明的昆虫,慌乱一阵后就会自动安静下来,处理好遇到的麻烦事。以它们的聪明,肯定会想到在这堆麸皮下面重打一个洞,筑一个新窝,窝里造一个能盛下这堆麸皮的大粮仓。因为回去的路已经断了,况且家又那么远,回家的时间足够建一个新家了。就像我们村有几户人,在野地打了粮食,懒得拉回来,就盖一间房子,住下来就地吃掉。李家墙根的地不太硬,打起洞来也不费劲。

  那么指挥失误的又一个原因,是袁绍用人失当。袁绍手下是很有些人才的,所以当时袁绍来进攻曹操的时候,孔融就断定曹操打不赢,孔融就跟荀彧说,孔融说了这样一段话,孔融说:“田丰、许攸,智计之士也,为之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也,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殆难克乎。”有这么多人才,我们怎么打得赢呢?荀彧说不要紧,为什么?袁绍那边确实有很多人才,但是这些人才他都有毛病,什么毛病呢,荀彧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就是田丰这个人他虽然考虑问题、做出判断都很对,但这个人脾气太硬,他老是顶撞上级,这个老顶撞上级的人是没有哪个领导会喜欢的,所以他的正确的建议不会被袁绍采纳。许攸这个人的鬼点子也是很多的,但是这个人很贪婪,他贪得袁绍已经不能满足他了,所以这种人他的忠诚是有问题的。审配这个人忠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想问题很狭隘,他不周全。那么逢纪这个人忠诚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很霸道。所以荀彧断定,他说许攸的家人是肯定要犯案子的,因为贪婪嘛,贪得无厌,他肯定要出事,他一旦出了事,审配和逢纪这两个人因为是大公无私的,执法如山的,肯定不留情面,会把他的家人给抓起来的,一旦他的家人被抓起来了,许攸一定叛逃;至于颜良、文丑,匹夫之勇,一战可擒也。结果全部都在荀彧的预料之中。

  巴伐利亚人讨厌普鲁士人及其一切事物,这是个传统。因此,慕尼黑对魏玛所发生的一切,大都置之不理。对埃尔伯特政权企图在全德国建立民主的尝试,慕尼黑市一个世人尚未认识的知识界领导人奥斯瓦尔德·史本格勒嗤之以鼻。
  1918年春,这个既厌世又厌恶女人孤单而又贫困的光棍,终于出版了《西方的衰落》一书的第一卷。书篇虽尚未出来,但书已在全德国产生了影响。“与1789年的法国人一样,在不幸中我们必须走到底。我们需要一种惩罚,与之相比,4年来的战争根本算不了什么惩罚。”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到头来,恐怖必将如此之激动和失望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致像拿破仑之独裁一样的独裁竟被大家认为是救星。”
  自认是为政治而生并必然从事政治的希特勒,此时正准备返回慕尼黑。由于特隆斯坦战俘营即将关闭,他与施密特同时被分配在第二步兵团,该团兵营设在施霍宾。另一个有同样理想的同志已经在慕尼黑扎根。此人叫阿尔弗莱德·罗森堡,是个疯狂地反犹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爱斯托尼亚人。他是取道俄罗斯前来此地寻找其真正的家。与希特勒一样,他也是画家和建筑师;与希特勒一样,他比土生土长的德国人更日耳曼化。他离开故土的目的是要为自己找到一个祖国。另外,他决心警告他的祖国要谨防曾破坏他的故土的布尔什维克恐怖,并为祖国不致落入犹太共产主义之手而斗争。
  当他听说有位名叫埃卡特的德国作家与他有许多共同观点时,罗森堡便决定前去结识这位作家。底特里希·埃卡特——诗人、剧作家、咖啡室知识分子——是个身材高大魁伟,头顶发秃的怪人,他常在咖啡馆和平酒厅出没,同样喜欢喝酒和议论。他是巴伐利亚国王的参事的儿子(曾因“神经有病”作过某医院的病人),因而有机会打入古老贵族的圈子。
  他古怪放荡,多少有点天才(他译的《贵族晋特》一书,译文出众,被认为是标准译本)。他亲德,反犹。他自己出钱出版周报,发行量达3万份。
  罗森堡未经介绍便出现在埃卡特房内。罗森堡还在走廊里,埃卡特就有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个热诚而极端严肃的青年。罗森堡劈头就问:“阁下是否有反对耶路撒冷的战士?”埃卡特笑了。“当然有!”他是否写有什么东西?罗森堡立即拿出一起文章——关于犹太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产生破坏力的文章。他们之间,一种将影响希特勒生涯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埃卡特把罗森堡看成是“共同反对耶路撒冷的战士”。此后不久,罗森堡关于俄国的文章不但出现在埃卡特自编的报纸上,而且也出现在慕尼黑的周刊《德意志共和国》上。这些文章的主题是,犹太人为世界万恶之源;世界大战和赤色革命都是复国主义者策动的,他们现正与共济会密谋,企图接管全世界。

  做完这一切,它连滚带爬从麸皮堆上下来,沿来路飞快地往回跑。没跑多远,碰到两只随后赶来的蚂蚁,见面一碰头,一只立马转头往回跑,另一只朝麸皮堆的方向跑去。往回跑的刚绕过柴垛,大批蚂蚁已沿这条线源源不断赶来了,仍看见有往回飞跑的。只是我已经分不清刚才发现麸皮堆的那只这会儿跑到哪儿去了。我返回到蚂蚁洞口时,看见一股更粗的黄黑泉水正从洞口涌出来,沿我撒的那一溜黄色麸皮浩浩荡荡地朝李家墙根奔流而去。

  当然你说这个人他一点能耐和个人魅力都也没有那也不符合事实,他要是一点都没有的话他怎么弄出这么大动静来呢?应该说袁绍这个人其实还是有本事的,也是有魅力的,他最大的成功在于他利用他家族四世三公的这样一个政治资源,把袁氏家族的事业推向了一个顶峰。这是袁绍了不起的地方,他没有像后来的清朝八旗子弟一样躺在父辈的成就上吃老本,他是在祖辈父辈开创的基业上发展壮大了,袁绍的最后的成就、名声、地位都超过了他的父辈和祖辈,这是袁绍了不起的地方,需要肯定的地方。但是他在关键时刻却表现出愚蠢、固执和狂妄,他的愚蠢、固执和狂妄是三位一体的,他因为愚蠢而固执,因为固执而狂妄,又因为狂妄而愚蠢。他狂妄,所以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所以他固执;因为他固执,他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他愚蠢;因为他愚蠢,他不知道自己的分量,因此他狂妄。所以袁绍的失败归根结底是为人的失败,做人的失败,性格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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