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美尔传,文化大革命

蒋介石现在考虑的还有另外两件事:
  发动一个新的外交攻势,迫使美国重新全力支持国民党统治中国;认真研究在国民党统治区更广泛地实行最后防御的可能性。
  10月1日,毛泽东宣告新的共和国成立,那天和他一起庆祝这个伟大胜利的人不仅有他的战友,还有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和一些内战期间改变了其立场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程潜及“基督教徒将军”冯玉祥的遗蠕,还有一些来自上海和新加坡的名人。
  蒋介石带着儿子蒋经国回到老家溪口,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
  到溪口后,蒋介石给他儿子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让他督促空军司令部按时完成定海机场的修建,不得拖延,当时蒋介石并没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接受命令的蒋经国和空军官员们也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不久,原因就清楚了:定海属于浙江省,位于溪口和上海之间,蒋介石下令这样做,事实上已表明他对保住中国最大港口城市上海已不抱什么希望。在“引退”期间,他一直在询问机场修建的进展情况。
  4个月后,上海失守,国民党守兵靠定海机场撤至台湾。
  有一天,蒋介石对蒋经国说:“我们要在这儿呆3个月”,他没有说错。
  李代总统很快就发现下属部长们并不服从他的命令,军队、警察也是如此。
  此外,他也缺少资金。蒋介石从他隐居的老家传来旨令,命令中华民国银行总裁俞鸿钩把50万盎斯的黄金运往台北,从宪法的角度来讲,蒋介石当时根本无权下达这样的命令。
  但是,这道旨令却被执行了,一则是因为这是蒋介石下的命令;再则他是在行使国民党总裁的权力。他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无疑是为了继续与共产党对抗,因为蒋介石当时认为共产党证服大陆是不可避免的,1949年2月20日,黄金运走了。如果不把这些黄金运往台湾,仍放在老地方,那毫无疑问,李宗仁要以此为条件与毛泽东和谈。
  李宗仁听说黄金运走了,大为恼火。他严禁中央银行再往台湾运送任何财产;中央银行在战争期间曾没收了大量珍珠、钻石、宝石等,存放在位于上海的地下保险库里。李宗仁派舰艇及时赶到那儿,使这批货物没有被运往台湾。
  后来,共产党占领上海,得到了这些珍宝。对李宗仁来说,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央银行对于他要求的政府管理费用置之不理。由于没有黄金作后盾,金圆券市值又开始急剧下跌。
  在李宗仁发现他的政府手中没有什么钱的同时,他还发现他的个人权力是极其有限的,但是有一点是特别清楚的——他有权与共产党进行和谈。
  他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就是和苏联大使勃希钦商讨这个问题,苏联大使立即同意帮他的忙,条件是美、苏两国将来若有冲突,中国政府必须保持中立,而且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消除美国在中国的影响。
  于是,外交上毫无经验的李宗仁天真地把他与苏联大使的会谈纪要送给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博士,要求美国公开保证支持国民政府。
  蒋介石在溪口听到这步奇怪的棋,哭笑不得。
  因此,当美国国务院拒绝答应消除美国自身在中国的影响时,蒋介石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冬天快过去了,南京和上海出现了很多“和谈中间人”,李宗仁一心和谈,因此对这些人的见解洗耳恭听。其中一人就是中央大学的吴玉浩教授,另一位是李明扬将军,他曾与汪精卫的傀儡政权有过联系,还有立法院的吴厚山。
  然而,这些人除了从代总统那里得到点钱外,他们作为“中间人”并没起任何作用。
  “和谈中间人”当中还有两位李宗仁的人——刘崇俊及黄奇汉。他们俩都声称是“第三派”成员,即介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中间分子。然而,人们后来发现他们俩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1月22日,李宗仁指派由五个人组成的委员会代表国民政府与共产党谈判。两天后,他宣布解除戒严令,释放政治犯,解散秘密警察。
  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同意以共产党的8点建议作为和谈的基础。
  正是在这个时候,李代总统发现他的“代总统”是空的。
  在和谈这件事上他既没有和行政院商议,也没有告诉行政院院长孙科,孙科大为恼火,拒绝承认电报有效,宣称他在立法院面前是对代总统的措施一概不负责任。他还宣布要把政府搬到广州。
  2月5日,除代总统的办公室外,所有政府部门都按时从南京搬走了。
  和中华民国有外交关系的各国政府也被要求于当日把使馆迁到广州。司徒雷登拒绝了这个要求,其他大部分国家的使馆也不同意迁走,使人们茫然不解的是,勃希钦是唯一的例外。
  他发现自己一旦身居广州,只是与国民党的一些残余人员打交道,其中包括当时的外交部长吴铁城,同时,李宗仁与和谈小组仍呆在南京。
  在其他方面,这个不在位的大总统也在削弱他的“代理”人的权力。
  他往台湾运送了30万嫡系部队,还有26艘舰艇及空军力量,大约90万国民党军队仍留在大陆,但是这些军队中只有白崇禧将军的12万人听从李宗仁调遣,因为这是老同事的缘故。
  警察局和情报机构都从陈立夫那里得到指令,而陈立夫是代表引退在幕后的蒋介石的。因此,代总统赦免政治犯、遣散秘密警察的命令成了一纸空文。
  李宗仁想以释放少帅张学良来获得众望,但却找不到少帅。
  张学良从1936年西安事变后一直被囚禁着,如今蒋介石把张学良运到了台湾,仍然囚禁着他。
  蒋介石相信他能重掌大权(这和他的人生信条“‘引退’并不意味着永远‘引退’”是一致的)。此时,他正享受“引退”
  给他带来的乐趣。
  他过惯了依靠国家开支的享乐生活,所以在农业银行他以私人名义借了100万金圆券,按官价值10000美元,供他挥霍。
  对蒋介石来说,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陈立夫控制着农业银行。除了蒋经国外,和蒋介石在一起的还有一名秘书和一名侍从。蒋介石的儿子在田地里散步,重返儿时母亲让他去的祠堂庙院,这些勾起了蒋介石怀旧的思绪。起初,他就象戴高乐将军的习惯一样,拒绝接见任何来访者,李代总统就是要求与蒋介石会晤而遭拒绝的人之一。然而,蒋介石精心安排的情报人员发来的信函和电报又使他对时局了如指掌。
  张治中是李代总统任命的北平和谈代表团团长,他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说要到溪口谒见委员长,以求指教。
  但是,蒋介石颇有经验,对即将举行的和谈淡然处之。看完电报后对蒋经国说,“他来不来都无所谓”。
  第二天,张治中来到了溪口,但是委员长一点儿也不提和谈,而且当张治中一有提及此事的迹象,他就把话题岔开,一定要带张治中去看当地的美景。那天晚上,蒋经国把父亲为什么对和谈持怀疑态度及不感兴趣的原因告诉了张治中。
  但是,张治中却说:无论如何他也要和谈。带着这种态度,张治中离开了溪口。
  蒋介石听说毛泽东在和谈问题上给李宗仁增加了不少难度,他一点也不感到吃惊。
  李代总统是从中国封建军阀一步步地升到现在这个地位的,他幻想着和共产党作笔交易,或国民党或李宗仁的部分军队统治长江以南地区。但他很快发现毛泽东对这笔交易毫无兴趣,共产党的目标是解放全中国。
  和谈于4月1日在北平举行。周恩来、林彪率领共产党代表团,张治中率领国民党代表团。
  周恩来在下面做了大量工作,向国民党宣讲了在毛泽东原来提出的8项条件之外的“24条补充要求”。周恩来说:“这32条是不容商谈的,如果国民党想要和平,就得全部答应”。
  国民党代表团大为震惊。共产党不仅要求交出早先宣布的43名战犯,而且又加了几名,包括蒋介石及夫人、何应钦、宋子文、陈立夫、蒋经国等。
  如果国民党答应了新条件,就等于无条件投降。
  现在,共产党要求在它领导下重新组建国家,移交管理权,为联合政府作准备。此外,共产党的条件一开始就是要国民党为内战在道义上负责。国民党代表团要求共产党作出让步,但收效甚微。
  4月4日,毛泽东宣布若是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共产党要和苏联站在一边,反对美国。这一决定使前来会晤他的人及整个世界为之一震。
  15日,周恩来发出最后通碟:国民党政府必须在4月20日之前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草案;否则共产党军队将向长江开进。
  国民党代表团派一个成员到南京向李代总统说明形势。人们所谈论的形势比从报纸上看到的要更加危急,不仅中央军必须投降,而且投降的人要帮助共产党劝说其他人也放下武器。
  此外,最后通碟写得也特别清楚:共产党无论如何要横渡长江。
  李宗仁和他最亲密的助手白崇禧就这个问题交换了意见,白崇禧觉得共产党的条件不可接受。
  国民党代表团团长张治中给李宗仁发来一封急电,建议他接受共产党提出的条件,但是李宗仁觉得没有白崇禧的支持,他自己下不了这个决心。
  此时,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事实上,局势比李代总统知道的要难控制得多。
  会谈一开始,他就意识到他不能依靠张治中,因为张的亲共倾向越来越明显。因此,他主要依靠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特别是过去属于桂系的黄绍雄及国民党国防部副部长刘斐。但是黄绍雄的情况和张治中差不了多少,在北平,他就曾打算在共产党提出建立的联合政府中任职。至于刘斐,人们后来发现他在国防部已为共产党秘密工作了好几年了。
  最后,不仅整个代表团主张全部接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条件,而且他们跟共产党一起在北平永远呆了下来。
  4月17日,李代总统致电蒋介石,请求他担任总统、重新成为国家的领袖。蒋介石回电要与代总统李宗仁及何应钦将军在杭州召开紧急会议,何应钦是李宗仁在危急时刻下令接替孙科的。其他一些国民党著名人士也在场,包括王世杰、张群、白崇禧等。
  在提到共产党的最后通碟时,蒋介石间李宗仁:“你觉得我们对此应持什么态度呢?”李回答:“我准备派人去北平和谈。”
  据蒋经国回忆,蒋介石曾说:
  “没有必要这么做,共产党同意和谈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部署好部队打过长江,他们条件一旦成熟就没有和谈的余地了。此外,和平条件的第一条把责任全部归结到我们国民党头上,党60年的光辉业绩一笔抹掉了。根本不能接受这些条件。”
  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传阅电报草槁说:“这封电报由我们俩联名,你作为国民政府的代总统,我作为国民党的委员长。”草案宣布与共产党和谈已彻底崩溃,政府迁往广州,继续与共产党对抗。
  李宗仁对此说不出什么,只好同意签名。
  杭州会议制定的一个实际措施,就是新任行政院院长同时也是国防部长,全权控制军队。蒋介石为了表明自己的“引退生涯”尚未结束,立即返回了溪口。
  李宗仁也感到精疲力尽,他回到广西的据点桂林,在那里休养了两个星期。
  最后通碟规定的期限已到,仅在7个小时之后,共产党集中在长江北岸的大炮就开火了。
  那天晚上,陈毅将军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民党长江口炮舰有名无实的抵抗下,轻而易举地打过了长江。李代总统大为恐慌,遂下令撤出南京。
  24日,共产党占领了南京,红色军人成立了“和平筹备委员会”。负责处理接管程序。南京居民注视着胜利了的共产党军队,他们纪律严明,没有奸杀掠夺之事发生,也不碰外国人一指头,国民党军队对此或许要大为嫉妒了。
  南京失守使驻蒋介石首府的一些外交使团的幻想破灭了,但他们发回国内的报告又充满了新的幻想。
  这些人包括印度大使潘尼逃、澳大利亚外长科普兰以及加拿大代办切斯特·朗宁,所有这些人都抱有作为“农民革命者”
  的中国共产党定会与国民党妥协的幻想。
  他们分析。共产党一定需要训练有素的人员来管理城市和经济。在这种需求下,有可能成立联合政府,由李宗仁在联合政府中领导国民党。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深信,即使李宗仁在和谈中没有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共产党也会寻求美国的援助和合作。他的被保护人中国顾问傅敬波使他更加坚信这种天真的想法。
  傅敬波住在司徒雷登的官邪里,是司徒雷登自己掏腰包雇佣傅敬波的。傅敬波在燕京大学曾是司徒雷登的秘书,他常自信地谈到现在共产党内的“原燕京大学的学生”以及他们对“老校的尊敬”等,好象他们一看到老校长,就会马上成为亲美分子似的。甚至,李宗仁及其亲信都认为傅敬波是“代表美国国务院”的。
  这种误解使李宗仁固执地认为,即使和谈失败,他也能抛开蒋介石,从而与美国做笔交易。
  当一切都失去时,他能以私人名义求助于杜鲁门总统。
  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时,所有大使馆也被要求迁到广州。
  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想通过他以前的学生劝说中国共产党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在很多国民党人看来,他的这种态度更加挫伤了国民党的锐气,加速了他们在大陆的崩溃。
  李宗仁在桂林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很多人来到这里要他把政府迁到广州,在那里反共力量可以联合起来。李宗仁的处境十分尴尬,他左右为难。他认为和谈没有成功,若把权力再还给蒋介石或许是明智的。但是,蒋介石已不是第一次难为他了,5月3日的重要会谈使他清楚了蒋介石的想法。
  那天,山西军阀阎锡山和其他一些人乘专机飞到桂林。他们下机后立刻去了文明路李宗仁的办公室。阎锡山及其随行一直与蒋介石有联系,他们告诉李代总统说委员长将不遗余力地支持他。
  他们提出了许多准备呈交给蒋介石的建议:国防部长和军事及政治领导人应有全权指挥调动中央政府控制区的军队;代总统、行政院院长在任命及解除军事将领和行政官员方面应享有宪法规定的主要权力;各地政府应只对代总统及行政院院长负责;国民党及委员长都不应插手上述事情;运到台湾的所有金、银和外汇必须运回大陆;希望委员长目前离开中国到欧美旅游一段时间,表面上只是为中国筹备资金,寻求支持,事实上是为了使军事、政治改革不受阻碍等等。
  蒋介石当然有他自己的主意。到4月25日,3个月的时间已飞驰而过,蒋介石离开溪口,坐上一艘舰艇,宣布要到厦门或台湾,实际上他是去了上海。
  蒋介石年轻时就是在上海发迹的,得到了爱情、名气和权力。在如今灾难临头之际,他想到了一个疯狂的计划。
  防守上海的汤恩伯一直不听李宗仁有关解除戒严令、召集充足的力量来加固武汉三镇的防守的命令。恰恰相反,汤恩伯扬言他一定要把上海变成“第二个斯大林格勒”。蒋介石支持他的这种行动。他下令将八个军编入上海的城防司令部,并发表了一个演讲,说要在“3年内取得彻底胜利”。成千上万的苦力被他们抓去挖护城河,河旁边竖起10英尺高的竹栅栏,但这些都没有显著的军事价值。
  到处可见到局势混乱,蛮横残忍的现象。汤恩伯带到上海的军队有20万人。这些士兵到上海来名曰保护上海,实际上个个都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征服者。他们强制使用办公处和住房,砍掉了高尔夫俱乐部门前的参天大树,说这是为射击打靶腾地方。不论是公开的警察还是秘密警察,说某人在进行黑市交易或者间谍活动,就在大庭广众面前把这些人就地处决,根本不经正式审判。
  军队控制了印制大量纸币的中央银行,这些钱大部分都落到了高级官员和将领的手里。他们飞到广州或台湾,以官价把这笔钱兑换成硬通货,从中发了横财。
  象以往一样,蒋介石对这些事情无动于衷。他平素最看不起那些老是担心个人生命危险的人,因此他在市内走动时也不带保缥。或许在那种局势下,政权显得比他个人重要,因此没人动他一指头。
  蒋介石在上海呆的11天中,一架专机把李宗仁在桂林会谈情况一点不漏地带给了他。
  蒋经国替父亲给代总统回信,信中说:
  “非常遗憾!你们要我到国外去,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不是军阀!但我同意不插手国内的大事,从明天起,我就彻底不管不问了。”
  蒋介石不知道,李代总统1949年5月5日给杜鲁门总统写了封信,信中报怨国民政府没能充分利用美国的援助。
  1949年夏,李宗仁的信和其他许多公文一起被公开发表在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上,题名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5月6日,委员长离开上海来到一个秘密地方,后来人们才知他去了台北。
  台湾的官员们随机应变,见到蒋介石后,他们要他在原总督的住宅地建造一所房子。蒋介石婉言谢绝了这个建议,住至小了台湾糖业公司的宾馆里,此地位于山中,距台北8英里。
  与此同时,上海的银行家及商人正在同共产党的密使进行谈判。
  中日战争期间,上海的银行界,特别是周绍民的皇城银行私下里为陈毅将军和新四军提供过金钱和医疗设施。现在,共产党的军队打到了城边,银行界人士都希望城市不要被战争损坏。同时,他们也给汤恩伯送去了金条美元,让他保证不在上海负隅顽抗。
  5月25日,蒋介石在台北的乡村听到了上海失守的消息。
  当共产党的军队渐渐逼近上海时,国民党守军尽管说了很多豪言壮语,但最后还是决定投降了。
  无疑,银行家的金钱会帮他们抛弃没有必要的英雄气概。
  汤恩伯带着他的一半部队逃出了上海。陈毅率领他的部队进入这个商业大都市,抓获了10万名俘虏。
  一个很大的额外收获正等着共产党,而外界对此一无所知。
  这要归功于一个不大有名的投诚者吴绍荪。他是“CC”派的成员,也是中央调查统计局的一名官员。
  中日战争期间,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是国民党的高级间谍。了解上海黑社会的情况也是他的任务,他为此加入了“青帮”,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他为上海市副市长,并负责组织学生工作。他支管当地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共产党打进上海时,是吴绍苏把当地商业巨头、黑社会头目和国民党情报密探的档案全部交给了共产党,因此,陈毅能及时逮捕所有的敌对分子。据说蒋介石在离开上海之前,曾亲自要求在上海组建国民党地下总部,吴绍荪的倒戈打乱了蒋介石的这步棋。为了奖励吴绍荪,后来周恩来在北方接见了他,任命他为人民政府交通部顾问。
  这时,精明的老牌军阀阎锡山扮演了一个极其短暂的角色。
  阎锡山从1911年起就开始统治山西,在那里修建铁路、公路,植树造林,发展农业,也没有忽视教育。因此他以“模范省主席”而闻名,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1948年秋,山西这个古老省份的首府太原开始被围攻,尽管有30英尺高的壁垒,但还是在第二年的4月24日被攻破了。阎锡山由于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于5月底飞到广州与李宗仁交涉。
  李宗仁把他送往台湾,并给蒋介石带去了一封谦恭的信,信上说:“我们这里的国民党全体党员都希望您来广州领导我们,我本人也真心希望每天能聆听您的教诲。”但是,蒋介石现在正在考虑其他事情,根本不准备复职。
  阎锡山讲了一下大致情况,蒋介石听得也很仔细。在国民党的官员中,阎锡山是对美国在“中央政府”最需他们时采取“不干涉”政策最不满的人,他想让蒋介石废除“宪法”,建立军政府,不理睬美国的建议,也不要顾全他们的反应,按战时编制重新组建现存省份,立即采取措施,在共产党后方建立“反共游击队”。
  但是蒋介石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理由是“必须保证民主制度”。
  阎锡山带着轻蔑的口吻说:
  “美国人觉得他们知道到底怎么办才对中国好,但是他们对中国能了解多少呢?他们只是通过那些密使们的眼睛来看中国的,是通过一些讲英语的中国知识分子及买办分子来了解中国的。
  他们不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就想把他们的民主介绍到中国来。
  我们吃大米,他们吃面包,难道我们也得吃面包,才能成为民主国家吗?我们不认为我们知道什么对美国好,这么做是对的。
  借钱给朋友时,不应有附加条件。如果借钱给朋友的条件是朋友必须按你的规定来花费,那么这未免太荒唐了。
  美国人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够多了。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议上把我们卖给了俄国人。马歇尔调停无效,给共产党足够的时间部署军队,准备全面反攻。
  现在他们又靠传教士大使司徒雷登想把共产党改变成害怕上帝的基督教徒。
  如果我是你蒋先生,我要彻底忘记美国。如果连国家都没有了,那民主又值几个钱呢?”
  对这些措辞激烈的言语,蒋介石置若罔闻。于是,阎锡山于6月2日飞回广州,接替何应钦做了行政院院长。
  阎锡山虽然年纪大了,且患有糖尿病,非常易怒、但他名气较大。
  任命他为行院院长,又使国民党的一些人产生了希望。
  5月底,一个少见的“胜利”使国民党士气暂时振作了一下,在西安被红色军队占领后,马步芳及其儿子出人意料地打了一次胜仗。
  蒋介石在台湾宣布提升马步芳为西北军总司令,答应给他空投武器弹药。但是,国民党的胜利寿命太短了,武器弹药还没运到,彭德怀就来到了。8月26日,彭德怀打败了马步芳。
  蒋介石现在考虑的还有另外两件事:发动一个新的外交攻势,迫使美国重新全力支持国民党统治中国;认真研究在国民党统治区更广泛地实行最后防御的可能性。
  外交上,蒋介石于7月10飞往菲律宾的碧瑶会见季里诺总统,并随身带了一份东亚所有独立国家联合反共的计划。季里诺同意这份计划,并于第二天签订了联合公报来实施这份计划。
  8月7日,蒋介石又飞到了南朝鲜的镇海,在那儿他会见了李承晚总统。在联合写给季里诺总统的信中,这两位政治家要求菲律宾总统在碧瑶召开会议,邀请所有对此感兴趣的国家参加这个联盟。
  但是,这次却是白费力,本月稍晚些时候,季里诺前往华盛顿,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极力反对蒋介石的建议,结果会议的邀请未发出。
  蒋介石在与季里诺及李承晚会谈之间,在广州作了短暂的停留。他从1936年离开广州后就一直没去过那里。
  在广州,他发表了一个鼓动士气的演讲。他在7月16日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讲话中说,如今在国民党撤退失败的情况下,他又回到广州,深感惭愧,他承认对失败负大部分责任。他说在政府的眼皮底下,竟然有赌博贩毒的现象,对此他感到很吃惊。但是,他认为必须保住广州,因为这是最后的港口,是运用海、空军的最后地方。
  蒋介石还说;他准备与广州共存亡。说得真好听,但他21日就离开了广州,他在广州发表演讲标志着他在国民党政界中又诙复了领导地位,因为那天国民党建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蒋介石任主席。
  广州会议上,李宗仁与蒋介石在有关国民党困难时期应采取的战略方针上发冲突。李宗仁支持白崇禧的计划——控制中原地区,包括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把广东、广西作为后方。李宗仁因此要求国民党空军从台湾飞回来。
  然而,蒋介石已下定了决心,即使一切都失败了,也要确保台湾坚不可摧。他拒绝下令调动空军,李宗仁只好作罢。
  起初,尽管国民党军队在徐州溃败,但白崇禧的计划看来仍象他所希望的那样取得了效果。林彪8月初发动进攻,目的是沿京广铁路向南推进。白崇禧按原计划调回部队,准备在长沙建立一个据点。
  因此,当后方那帮喜怒无常的匪徒和共产党交战时,白崇禧更有信心了。这些匪徒从1930年就开始反共。1940年及1945年分别同日本人和中国共产党作战。他们象爱尔兰人一样,传统上是“反政府”的,谁掌权,他们就反对谁。与此同时,洪水也阻碍了林彪的进程。
  国民党将领的倒戈破坏了白崇禧的计划。长江的国民党守备司令程潜将军响应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放”的建议,转向了共产党,他的继位人陈明仁将军也立刻仿效他,带去了3万人。
  这两位将军认为,他们在共产党胜利后会被允许仍拥有自己的地盘,结果他们后来被安排到人民代表大会工作。
  现在白崇禧别无选择,只有放弃长沙了。8月4日,他开始撤出长沙。然而,两个惊人但却短命的胜利却呈现在他眼前。
  共产党的刘伯承将军现在在江西南部的赣州,林彪也打到了湖南衡阳。白崇禧在与林彪的29军的一次战斗中打了胜仗,使之退到了长沙以北。蒋介石认为这是场声东击西的战役。然而,广东省主席余汉谋却大为恼怒,他具有地方统治的思想,决心不放弃他的5万正规军,不让白崇禧进入广东省。陈诚从台湾带领部队在厦门登陆,目的是为了防止刘伯承增援林彪。
  此时也被迫撤回海上。
  蒋介石现在虽然在军事上仍有权力,但是却没有权力直接控制政府。
  7月份,李代总统和他的部长们废除了已失去价值的金圆券,使用一种以银元为后盾的新纸币。现在到了职员和士兵要求得到比不值一文的钞票更有价值的硬币的时候了。3个半月来,政府搜遍了中央银行在台湾的存款,支付了价值12亿多美元的金市、银市及外汇。
  10月15日,广州被攻破,蒋介石中断了这笔“生存资金”
  的提供。
  11月,李宗仁飞往重庆,而阎锡山则逃到了台湾。几天后,厦门也失守了,共产党完全控制了中国的海岸线。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沉醉于这些胜利中,他在北方也取得了胜利进展。1949年9月21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及其他反对国民党的党派在北平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从那时起取消了“北平”这个名字,因为“北平”是1928年国民党命名的,被认为是堕落的象征。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这个伟大的城市恢复了原名北京。
  10月1日,毛泽东宣告新的共和国成立,那天和他一起庆况这个伟大胜利的人不仅有他的战友,还有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和一些内战期间改变了其立场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程潜及“基督教徒将军”冯玉祥的遗孀,还有一些来自上海和新加坡的名人。
  这样,重庆又成了“中华民国”的“首都”。8月24日,蒋介石来到重庆,担任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他的追随者于9月3日举行反共游行。
  蒋介石把退守台湾作为最后一步棋,同时也在其他地方寻找其他的退路。位于四川省和西藏之间的西康,是片进不去的山区,这个地方对蒋介石是最有吸引力的,但他很快发现,关键时刻这个地方的武装力量不一定会站在他的一边。
  蒋介石在与印度支那接壤的云南省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他于9月底回到广州。与李宗仁及他的广西同僚白崇禧讨论了多次。
  10月4日,当蒋介石想起毛泽东在北京宣布的令其不快的消息时,他飞回了台湾。2日,苏联就承认了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3日,仍在广州的国民政府与莫斯科断交。现在,蒋介石失去了一切权力,他所能做的只是表现他的反抗情绪。事实上,在以后直至他去世的近26年里,他一直就是这么做的。
  1949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了“双十通告”,指责苏联“侵略中国”,声称他要和共产党“斗争到底”。为了不在台北坐视重庆被攻破,他于11月4日又飞回了摇摇欲坠的重庆。
  使蒋介石大为不悦的是,他发现李宗仁前天已离开重庆到他的广西老据点南宁去了。
  李宗仁再也没有打下去的心情了。他肠胃一直有毛病,疼痛难忍,使他受了不少折磨,于是,他对人们说要去作手术。
  蒋介石要他回来,他不予理睬。
  他去找踌躇不决的云南省主席卢汉,命令他释放约1000名共产党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这些人都是这位省主席于9用10日逮捕的。
  11月19日,白崇禧飞到南宁。李代总统告诉白崇禧说,他想公开声讨委员长,然后再到美国看病。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之后,白崇禧劝李宗仁不要发表反蒋宣言,但没有劝他不要去美国。
  于是,李宗仁致函蒋介石,说他很抱歉不能回重庆,他很疲乏,需要全面检查一下,很有可能去美国动手术。他又说,他同时要探听一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
  在这种危急形势下,他一定会早点回来,担负起他的责任。他委托阎锡山院长替他处理国家大事。11月20日,李宗仁去了香港,并踏上了去美国的路途。
  第二天,以蒋介石为主席的“中央非常委员会”要求李宗仁或马上回到这个暂时的“首都”,或辞去代总统职务。
  蒋介石派了一个4人代表团到香港向李宗仁保证,如果他回来了,他在“国民政府”的权威一点不受影响,并建议他带回一名医生及必需的医疗设施。
  这4位代表一无所获地回来了,根本没有李宗仁的影子。
  于是,蒋介石周围的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方是以陈立夫为代表,坚持要求蒋介石复职,另一方是以蒋经国为代表,坚决不让蒋介石复职。
  蒋介石听从了儿子的劝说,事实上或许他已下定了决心。
  蒋经国说,复职就是为李宗仁提供方便。李宗仁在美国谋求资金和支持这一事上的任何失败,都将会归责于蒋介石所扮演的这个角色。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不顾蒋介石父子的想法,又把代表团派往香港,坚决要求李宗仁马上返回,即使有病也不得停留,“如果李宗仁病得厉害,回不来,那就得考虑蒋介石复职之事了。”
  李宗仁踌躇不决,后来他说要以“代总统”的身份去华盛顿寻求美国的经济援助。无论他能否得到,一个月之内他就返回中国,李宗仁于1949年12月5日离开香港,但却再也没有回来。
  将介石冒着危险,从重庆飞到成都,而此时共产党的3万军队已进入了成都。他还能往哪里去呢?昆明可能差不多,但是蒋介石不信任云南省主席卢汉。
  12月7日,他派了他信任的朋友张群去昆明,询问卢汉云南行署是否能搬到他的省会。卢汉没有进行合作,但却说委员长应该来看看他。
  蒋介石意识到这是个陷井,又派张群去昆明商谈具体事宜。但是,共产党先到了一步,蒋介石的密使一到就被捕了。
  蒋介石还不知道,两个四川军首领都是民主同盟的领导,他们已转向了共产党那边,其中包括张澜。他们把共产党的密使和西南其他军事首领联系起来。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云南的卢汉和西康的刘文辉。共产党已向他们解释清楚,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地盘,他们的军队也可得到完整的保留。
  后来,卢汉被任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委副主任,刘文辉则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任职。
  这么多将领倒戈,蒋介石试图把四川、西康、云南、贵州等西南各省搞成最后据点的计划成了泡影、张群在昆明被捕3天后,国民党窃听到一封电报,说卢汉想投靠毛泽东,计划逮捕蒋介石。
  但是,他们得到这个情报时,蒋介石已乘飞机飞往台北了。
  在重庆国民党“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由阎锡山主持,决定把“首都”迁往台北。
  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彻底结束。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江青在中直机关、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以“批林批孔”为名,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不指名地进行攻击。

  事实上,意大利最高统帅部私下早已开始指责隆美尔只考虑德国士兵的安危,盗用意军的车辆把德国人从阿拉曼防线撤了出来,却有意抛弃意大利步兵师。他们甚至开始怀疑隆美尔在耍弄手腕,企图撤出非洲。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是朱德九十周岁诞辰日。一个多月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一天,康克清携同家人来到绿荫环抱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她把一束鲜花放在朱德的骨灰盒上,她要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告诉九泉之下的朱德,让他和中国人民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十年后,朱德一百年诞辰的时候,胡耀邦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隆重的纪念大会上对朱德的一生作出高度的评价:“朱德同志的一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对于气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功盖千秋,更令人怀念的是,朱德同志既是伟大的统帅,又是普通士兵,堪称楷模,他的德行与日月同辉。”

  波尔回去后向凯塞林作了汇报。凯塞林出于对隆美尔的同情,想方设法给他空运过来八十多吨燃料。隆美尔利用这些宝贵的燃料,再次将他的部队撤出了富卡。当部队到达阿杰达比亚的时候,燃料又快要用完了,而凯塞林再也帮不上什么忙了。因为现在,隆美尔的装甲军团已经越过了空军的航程,凯塞林已无法再向他们空运燃料了。

  七月五日,朱德的病情急剧恶化。当他看到站在病床前的李先念、聂荣臻、王震、邓颖超、蔡畅等人时,“他努力地要抬起右臂和他们握手,却终于没有抬起来。在场的老帅、大姐们都难过地流下了眼泪。”(42)很快,朱德就进入昏迷状态,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我们的命运恐怕再也难以改变了,除非上帝给我们以奇迹。”但奇迹果真出现了。

  四十年前,在他六十诞辰时,毛泽东同志称他为‘人民的光荣’。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给他以高度评价。对这些称誉,朱德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11月日,巴斯蒂柯来电告诉隆美尔,墨索里尼已经明确提示,没26有他和巴斯蒂柯的直接允许,隆美尔不得再将他的部队向后撤退。墨索里尼甚至还提出,让隆美尔寻找有利时机,向英军的先头部队发动局部反攻。

  朱德的逝世,在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领导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他们纷纷发来唁电、唁函,表示深切的哀悼,并且高度评价了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中国领导人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民族领袖之一。”

  然而,深夜约2点钟时,隆美尔喜悦的心情被罗马来的电报扰乱了。罗马虽来电同意这次进攻,但他们却自作主张地修改了隆美尔原来的进攻目标,将泰拉改为勒凯夫。“这些鼠目寸光的家伙,”隆美尔看完电报后气愤地叫嚷着,“他们要我们向勒凯夫进攻,距离敌人的防线正面太近,一定会碰上敌人强大的战略预备队,这无异于把我们推向敌人的陷阱。”

  “中国红军之父。”

  隆美尔躺在指挥车里,听着雨点不停地敲打着车顶。他已经无计可施了。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新中国成立后空前的政治浩劫。它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朱德正是在这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度过了他的最后岁月。

  德意最高统帅部经过简单磋商后,决定将隆美尔军团划归意大利驻利比亚总督巴斯蒂柯元帅的麾下,让隆美尔服从他的指挥。卡瓦利诺发电指示巴斯蒂柯,“这样也许会避免这位元帅再擅作主张,破坏我们的战略意图。”

  “文化大革命”会那样发展,是朱德原来所没有想到的。这一年,他已经八十岁了。当他看到中央和地方许多党政领导干部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分子”、“叛徒”、“走资派”,受到批斗、抄家,看到工厂农村的生产秩序受到严重冲击、整个社会陷入极端混乱时,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一个当时在朱德身边工作的秘书回忆说:“一九六六年冬的一天,我去给朱总送文件时,看到他仰靠在沙发上,紧闭双目,直到我走近前,他才睁开眼睛,他像是在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他说:‘看来这次要打倒一大批人了,连老的也保不住了。’看他当时的表情,心事很重。”⑥但他在参加中央的会议时,还是但然他说出自己的看法。十二月六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群众已经起来了,我有点怕出乱子,特别是怕生产上出乱子。”⑦九天后,他在另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把你也打成反革命,把他也打成反革命。我看,只要不是反革命,错误再严重,还是可以改正的。一打成反革命就没有路可走了,这个问题要解决。”⑧可是,整个局势却越来越恶化了。一九六七年一月,从上海扩展到全国,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全面夺权”的狂潮。“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造成比以前更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社会灾难。一月十一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忘记了‘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新出现的问题,要注意解决。”“我们制止武斗这么久了,可是有些人还在武斗,甚至还有砸烂机器、烧毁房屋的,这里面有反革命分子在捣乱,要注意。”⑨这自然使朱德更被林彪、江青等视为眼中钉。

  在向布埃腊特松撤退的途中,燃料又很快用完了。隆美尔不得不让他的部队在诺非利亚停下来,等候补给的到来。

  林彪集团失败后,朱德的心境舒畅多了。他参加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时,在军委直属组说:我好几年没有和军队同志在一起开会了。现在我还能看到大家,看到我们的军队还是好军队,心情很愉快,很高兴。(28)他仍十分关心生产,随着处境的好转,又能到工厂、农村中去走一走、看一看;并且恢复了会见外国议会代表团和外国友人的活动。

  隆美尔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了。他命令他的部队做好撤退的准备,随即将指挥权交给接替托马职务的费恩将军暂时代理,而他没和巴斯蒂柯打一声招呼,就和贝恩特登上了自己的“亨克尔”飞机飞回了德国。他决心自己亲自回德国一趟,当面向希特勒陈清当前的危难局势,让他放弃这个错误的决定。

  “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子。”

  最后,墨索里尼在听了戈林的解释后,才出面调停了这场激烈的争吵。

  从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到九大召开的五个月间,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继续加紧对朱德等的攻击和诬陷。十一年后,吴法宪、邱会作等被押上法庭时,在事实面前,承认他们所讲的话“没有根据,都是捏造的,就是为了突出林彪”,“完全是跟着林彪摇旗呐喊。”(25)在他们制造的种种冤假错案中,所谓“中国(马列)共产党案”就是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案件之一。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在办案人员的诱逼下,诬供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等几十位中央及地方领导人组织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说朱德是“伪中央书记”,陈毅是“伪中央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当总理的角色”,常委有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等九人,委员有王震、萧华、伍修权等十六人。并且成立了“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各系统都有他们的人”。还说朱德等签署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希望蒋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等等。这样一份荒诞离奇的供词,却引起谢富治的极大兴趣,他看到汇报后说:“情况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准的诸就是个大成绩。”直到党的九大以后,谢富治仍对办案人员说:“有的目前找不到证据,下决心斗争,案犯口供也算数。”(26)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召开的九大上,尽管林彪、江青一伙百般阻挠,由于毛泽东的表态,朱德等还是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朱德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意大利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又尾随而来。他们要求隆美尔必须坚守富卡阵地,决不能再向后撤退。隆美尔自有打算,他知道,以他现在的实力来阻止英军推进,无异于以卵击石。目前最要紧的是赶快把军团的人员和物资尽可能向西撤退,到突尼斯获得增援后再建立一道新的防线。如果不行,干脆用船把他们运回欧洲。

  康克清参加了这次大会,她回忆说:“我参加了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回来,感到紧张,就把开会的内容向朱总讲了。我说:‘听了江青的讲话,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她把手伸到军队里去了。’朱总听了我的话,说:‘你不要害怕,军队的大多数是好的,地方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群众也是好的。你想想,群众会同意受二茬罪吗?你到农村去问问农民,地主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到工厂去问问工人,资本家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再去问问知识分子,做亡国奴他们赞成不赞成?他们一定都不会赞成的。’”(31)事隔两年多,当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党内健康力量同“四人帮”之间发展到殊死搏斗的关键时刻,康克清乘车到西山叶剑英的住处。她后来说:“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的一天,我去看望叶帅,他把我带进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里,打开收音机,音量放得很大。他问我:‘朱老总逝世前留下什么话没有?’我就把朱总对形势分析的那段话说给了他。他听后说:‘噢,朱老总还有这样的分析。’”(32)这年八月,八十八岁的朱德来到秦皇岛海军基地,在接见舰艇指战员时,又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我们党的老干部是宝贝呀??我们做的事情是光荣的,是有前途的。”(33)这年,被林彪、江青一伙关押了七年半的原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走出监狱,便来看望朱德。朱德对他说:“共产党员受点委屈不算事儿。瑞金、井冈山、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么多困难,那么多挫折,我们都踏着熬过来了,现在这点磨难,能让我们丧失信心吗?!”“这几年,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插曲。革命总是要经历曲折反复的,总是要向前发展的。”“凡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东西,别看它眼前兴时得很,但从长远的观点看,最后在历史上总是站不住脚的。”(34)这次谈话,正是在四届人大即将召开的前夜。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美军在德军的突袭下被打得措手不及,损失惨重,狼狈地向西撤退。第21装甲师在隆美尔的催促下乘胜追击,美军在稍作抵抗后不得不放弃了格弗斯。

  当一些人在会上猛烈攻击所谓“二月逆流”问题时,朱德在小组会上依旧坦然地说:“一切问题都要弄清,怎么处理,主席有一整套政策,批评从严,处理按主席路线。谭震林,还有这些老帅,是否真正反毛主席?”(22)他的发言不时被吴法宪、张春桥等人打断。他们攻击朱德“一贯反对毛主席”、“有野心,想黄袍加身”。谢富治在十月十七日的小组会上说:“朱德同志从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对毛主席。”“陈毅同志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这些人都该受批判。”“刘邓、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二月逆流’这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23)面对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八十二岁的朱德始终泰然处之。正如萧克后来评价的那样:“在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也作过检讨,只从自己主观上找原因,不用浮夸言辞哗众取宠??他的度量之大,胸襟之宽广,无不令人钦佩。”(24)他在全会结束以后,用了近半月的时间,把自己从一九五○年至一九六六年的三百八十件讲话稿、文章重新认真地翻阅了一遍,检查自己的言行。

  第二天早晨,英军向早已空无一人的卜雷加防线开始了猛烈炮击,步兵跟在坦克后面向早已无人防守的阵地发起了冲击。

  朱德主持了开幕式。周恩来带着重病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从三届人大到四届人大,中间相隔十年,又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决定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使经受了多年“文化大革命”磨难的人民心中又燃起新的希望。朱德在这次会上继续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时,他已是八十九岁高龄的老人了。他在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说:在庄严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我们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党和人民委托我们贯彻执行宪法规定的职权,责任重大,任务很艰巨。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不久,他又写下“革命到底”的条幅以铭志,“他在七三年也曾多次写过这一内容的条幅。”(35)在这以后到他逝世的一年半时间里,他承担了大量的外事活动,频繁地会见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会领导人以及友好代表团,单单出席接受国书的仪式就达到四十多次。

  在这样的陆空追击下,隆美尔体现出了身处危境时的那种惊人的狡诈。虽然疾病缠身,但他就像是一只正在被猎人追赶的狐狸,一次又一次地率领他的军团逃脱了蒙哥马利所设下的一个个陷阱,终于赶在英军之前到达了富卡。“你率领的撤退是一次壮举,元帅阁下!”墨索里尼也不得不来电向他表示祝贺。

  一九六八年七月,康生将他分类的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送给江青。名单中,刘少奇、邓小平等八十九人被列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朱德、陈云等二十九人被列为“有错误的或历史上需考查的”;此外,还有“靠边站的”七人,有病的三人和去世的二十八人,只余下三十七人(名单中漏了林枫和黄克诚)。前两项占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

  美军对于德军的进攻并非一无所知。布莱德雷将军后来在回忆录中坦率地承认了这一致命的错误。

  北京大学的造反派头子聂元粹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召集北大造反派开会。她在会上说:“清华大学揪出刘少奇,我们这次也要搞一个大的。”(12)会后,她给康生打电话,探询中央文革的态度。康生回答说:“你们自己搞就搞成了。要说是我让你们搞的就搞不成了。”(13)于是,聂元梓几次召集会议,组织班子撰写批判朱德的文章登在《新北大战报》上,印了五十万份,散发到全国各地。

  隆美尔心情沮丧地离开了元首大本营,登上了开往罗马的专列。和他一同前往罗马的还有戈林。在随后四十多个小时里,隆美尔无可奈何地目睹着这位帝国元帅的丑态。隆美尔找个借口跑到了另一节车厢。在那里,隆美尔苦苦思索到罗马后该怎样才能说服墨索里尼放弃他的想法。突然他迸发出一个念头,为什么不将军团撤到突尼斯呢?在那里,他可以和奈宁将军新组建的军队抱成一团,然后再向刚刚到非洲不久、还立足未稳的美军发动突然袭击。这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他决定立即征求戈林的意见,争取到他的支持。

  他的夫人康克清被妇联的造反派弄去游街、批斗。他的子女被禁止进入中南海、他的儿媳赵力平回忆说:“这时,中南海已不让我们进去了。一次,我们到北京,是妈妈(康克清)从妇联来接我们,然后在前门外的一家饭馆里一边吃饭,一边交谈。当时,我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过。”(19)然而,林彪、江青等没有就此罢手。在党的九大召开之前,他们更加紧了打击迫害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活动。

  “我想元帅阁下,只有当您断定英军的确要进攻布雷加的情况下,你才可以撤到的黎波里以东320公里的布埃腊特松一线,”墨索里尼对隆美尔提出了要求。

  几天后,朱德的病情稍有缓解。但进入七月后,他的病情又再次加重,多种病症并发。

  12月10日,当隆美尔得知蒙哥马利就要发动进攻时,他终于有权将他的部队撤出卜雷加防线。夜里,隆美尔命令所有车辆都不准开灯,在每辆车前都派有一名士兵负责引路。就这样,隆美尔从英军的眼皮底下悄悄地撤出了卜雷加。

  一九七三年八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大和十届一中全会上,朱德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于是,装甲军团还没等英军发动进攻,便又开始向后撤退。在撤往利比亚的途中,隆美尔和贝恩特中尉意外相遇了。他带来了希特勒的安慰和最新指示:“我百分之百地相信你和你的部下在阿拉曼已经尽了全力,但现在惟一要做的就是尽快建立新的防线”。希特勒还向他保证将为他提供大量的新式武器,包括可以击穿敌人任何型号坦克装甲的88毫米反坦克炮和每辆重约六十多吨的“虎”式新型坦克。

  “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的传奇式的统帅和战士。”

  隆美尔显然已被久违了的胜利所陶醉,他决心向美军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进攻。“我们要设法夺回失去的主动权”,隆美尔在信中对露西说道:

  在中南海毛泽东的寓所里。

  隆美尔当然不愿意就这样不体面地离职。2月1日,当意军的梅斯将军从苏联战场赶来接替他职务的时候,他借口说要等到战局稳定下来后再交接,拒绝马上交出他的指挥权。事实上,这时他正在酝酿一场恢复他自己名声的战斗。

  一月中旬,在江青指使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的戚本禹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办公地点)约集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鼓动他们在中南海里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朱德等人进行批斗。于是,这些造反派先后冲进刘少奇等家中对他们进行围攻和批斗,也包围了朱德的家,康克清回忆说:“一天晚上,我回到家,中南海造反团的造反派们围在楼前,高呼‘打倒’‘炮轰’的口号,把大字报、大标语贴到我们家里,墙上、地下,到处都是。还提出要把我们从中南海轰出去。当时,朱总还在玉泉山。他们一直闹到很晚才散去。”⑩当朱德队玉泉山回到中南海的家中,就接到造反派的“勒令”,要他必须去看批判他的大字报,交待“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造反派在中南海内贴出了攻击朱老总的大字报。周总理闻讯赶到朱老总的家,安慰他要保重身体,劝说老总到比较平静的玉泉山休息。在老总身边工作的同志告诉我,朱老总已去看了那张大字报,边看边用手中的拐杖敲打着地面,说那张大字报只有两个字是对的,那就是‘朱德’,其他内容不知是从什么地方造出来的。”(11)一月底,戚本禹又煽动中国人民大学的造反派,把批判朱德的斗争引向社会。一时间,攻击朱德的大字报、大标语纷纷出现在北京大街上。造反派还贴出海报,准备召开万人大会,公开批斗朱德。

  “可是除非我们得到强有力的增援,否则我们在非洲无法固守。”隆美尔小心翼翼地表达出他的观点。

  朱德同周恩来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深厚情谊。他是一九二二年在德国由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入党的。五十多年来,他们曾经一起度过了多少个生死与共的日日夜夜。周恩来是在发现癌症两年后的一九七四年六月才住院的。朱德同他最后一次相见是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一日。那天周恩来身体稍好一些,起床后在病房内作“八段锦”运动。他的卫士高振普回忆道:“他边运动边对我说,‘你去打电话,问一下朱老总的身体怎么样?他现在有没有时间?前些日子他想来看我,因为我当时身体不太好,没能请他来,今天可以了,看朱老总能不能来。’我答应马上去打电话。总理接着说:‘现在是四点多钟,如果老总可以来,五点钟可以到这里,大约谈上半个小时,五点半可以离开,六点钟他可以回到家吃饭。按时吃饭是朱老总多年的习惯。他有糖尿病,年岁又大,不要影响他吃饭。如果今天不能来,过几天他要去北戴河了,最好在此之前未一趟。’周总理住院后,朱老总几次想来看望,只是怕影响总理的正常治疗。周总理也不愿让年近九旬的朱老总看到他在病榻上的样子,所以一直没有让来。今天,总理约朱老总来,是想到朱老总过几天去北戴河,需两个多月才能回来,总理担心到那时自己的身体条件不会比现在好,所以,请朱老总在去北戴河之前先来见见。”

  3月7日,隆美尔似乎感到自己的疾病突然变得无法再忍受下去了。在他的私人医生的劝告下,他决定返回德国去彻底治疗。希特勒很快便同意了这一请求。他现在已经认为,“隆美尔是个典型的失败主义者”。但他仍命令非洲集团军必须严守隆美尔离开非洲这个秘密不让敌人知道。

  落座后,我把自己心中的疑虑一古脑儿地倒了出来。我向朱德同志叙述了江苏十文革’运动的情况后,又谈了自己对‘文革’的看法。我说:‘主席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可是现在是专抓革命,不抓生产,田里的稻谷没人收,工厂停工不生产,这样下去怎么行呢?’朱德同志要我向主席反映江苏的情况。我说去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就向主席提到这个问题。接着,朱德同志严肃地说:‘停产闹革命并不是主席的意见,也不是中央的意见,是造反派要这样搞,而且他们整人也整得很厉害。’他又说:‘渭清同志啊,你要能忍耐。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不忍不耐,小事成大啊!’他老人家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诲启发了我。我想,他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受到造反派的攻击,而他却十分坦然,使我不禁肃然起敬。

  11月7日,被隆美尔“抛弃”的兰克将军出现在隆美尔的指挥所里。这的确让隆美尔大感意外。兰克将军率领他幸存的六百多名部下在途中袭击了一支英军的车队,把自己变成了一支摩托化部队,然后逃脱了英军的一次次追击,最终赶到了富卡。显然,兰克将军对隆美尔不顾他们安危的做法耿耿于怀。直到隆美尔答应让他们搭过路的便车去后方休息一段时间,这才稍稍平息了这位将军心中的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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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00020_0735_1.bmp}四届人大后不久,周恩来总理病情加重。邓小平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对工业、农业、科技、国防、教育、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全面整顿。在短短九个月里,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各个领域的工作取得显著的成效。

  艾森豪威尔率领10万大军在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便于1942年11月8日在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顺利登陆。11月10日,法属北非总督达尔朗看到大势已去,便下令在北非的法国军队停止抵抗。盟军又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刚刚退到突尼斯的隆美尔又处在了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的东西夹击之中。

  “当他听到总理临终遗言,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时,便很严肃地说,‘过去人们死后要用棺材埋在地里,后来进步了,死后火化,这是一次革命。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真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家。’他一边说,一边流泪,还问我们:‘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我们说:‘知道一点,看了一些别人的回忆。’他却说:‘你们应该了解总理的革命历史!’说着,就开始讲总理革命的一生。当时,我们怕他过分伤心,身体受不了,没有让他说很多,但他不时自言自语:‘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他自己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隆美尔从心里开始鄙视这些高高在上的家伙。他们对非洲目前的状况一点都不了解,却在那里令人生厌地不停地指手画脚。他对波尔说,现在他的部队坦克所剩无几,燃料也快要用完了。“我现在每天需要四百多吨燃料才能调动部队,可你们每天只运来四十多吨。”

  那天下午,他正去接见外宾,接受国书。回来后,妈妈慢慢地对他说:‘总理病情最近恶化了。’他听了后,连这也不相信,认为:有那么多的好大夫给总理治病,病情不会发展得那么快。敬爱的周总理会这么快去世,他没有想到,也不愿想到呀!晚上八时,当他得知总理逝世的消息后,眼泪马上就流了下来。我是从来没有看到过我父亲掉泪的。一九七四年,我哥哥因病突然去世,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没有掉一滴眼泪。”

  德国最高统帅部也开始不信任隆美尔,认为他是个违抗军令、专横固执、欺上瞒下的败兵之将。隆美尔深深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给露西的信中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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