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宋遗民录银河在线注册,与熊素波

鲁迅戴着面具上阵呐喊,最后却陷入深广的虚无感,他逃离“待死堂”的第一次努力,是明显失败了。但他不会甘心,因为他同样不能承受那个虚无感。他虽然说自己不再想那些“哲学式的事情”了,可是,真能够修炼到整天只认得鼻子底下一小块地方的人,世上又有几个呢?鲁迅向来是那样自尊好强,就连不愿意与朱安离婚,也要讲出一番大道理:“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1现在要他承认自己的人生并无意义,他是怎么都不会愿意的。因此,就在他似乎是无可避免地一步步陷入虚无感的同时,他又本能地要从那里面拔出脚来。他写信对朋友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而不能。”2虽是“不能”,却仍想“除去”,从二十年代中叶起,他又开始了第二次艰难的挣扎。
  一个人所以会恨恨地宣告人生没有意义,总是因为他太相信人生是有意义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正是他原先对人生的确信,将他推人了虚无感的怀抱。鲁迅当然懂得这一点,因此,他驱逐内心“鬼气”的第一步,就是修订对人生的认识:我原先这样理解你,结果大失所望,痛苦不堪;现在我换一个角度打量你,或许会觉得好一点?
  在一九二五年,鲁迅已经到了非常讨厌别人侈谈将来的地步,他甚至把所有“将来一定好”式的议论,都看成是某种欺骗:“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说有一个乡下女人,向牧师历数困苦的半生,请他救助,牧师听毕答道:忍着罢,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之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么”3这正是一段典型的虚无主义的气话,他原先大相信那些哲人的高论,现在才这样愤激地抨击它。但是,说“将来一定好”,这只是对将来的一种判断,你可以不信它,但你这“不信”本身,正也表现出对将来的另一种判断。人其实是很难做到不想将来的,尤其像鲁迅这样的人,他总需要有一个关于将来的说法,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因此,他那些反对侈谈将来的言论。不过是说明了他自己对于将来的苦苦的思索。
  一九二七年冬天,他笔下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大时代”。他说:“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4几个月后他又预言:“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5这“大时代”是什么呢?他解释说:“许多为爱的牺牲者,已经由此得死”,他们
  “以愉快和满意,以及单是好看和热闹,赠给身在局内而旁观的人们,但同时也给若干人以重压”;“这重压除去的时候,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6话虽说得折拗,意思还是明白的,到献身者的牺牲不再仅仅引人旁观,而是逼人奋起的那一天,黑暗和光明将会有上场殊死决战,这决战的时候,便是大时代。其实,信用他后来评论小品文的话,是还有更加简洁的解释:“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7仔细想起来,这“大时代”的说法当然是令人沮丧的,它非但不安慰你,说在决战中黑暗一定失败,它还要提醒你,说现在连作这种决战的条件都不具备。但是,它却十分符合鲁迅的需要。它既非空泛的许诺,也不是绝望的枭鸣,光明虽不二定得胜,毕竟也还有一半的希望。更何况,它能够有效地解释眼前的黑暗,甚至可以解释即将围过来的更浓的黑暗,既然现在是进向“极期”的时候,黑暗的扩大也就十分自然了。设想叫下,比起那种因为渴望快速走进光明,事实上却满目黑暗,于是禁不住狂躁忿怨的情形,你现在怀抱这个“大时代”的理论,是不是比较能够忍受黑暗,不那么容易绝望了呢?也真亏他想出这么一个对将来的判断,他使用的,其实还是“五四”前那个把“将来”推远去的老法子,但他现在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可以用它来填补那看破历史进步论之后的精神空虚,缓解历史虚无主义情绪的重压了。至少,他不再是被现实黑暗震骇得目瞪口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你一定还记得,当写《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的时候,鲁迅是多么自信,字里行间,处处进散出先驱者的豪气的。但到“五四”前后,这股豪气却大为减弱,你看他那些随感录,虽还常常以“我”和“我们”的名义发声呐喊,另一种自省自责的情绪,却也在其中悄悄地传布。《狂人日记》的结尾部分,“我”的自责尤其明确,他把自己干脆归入了吃人者的行列。既要呼唤光明,又发现自己身上染着黑暗,到二十年代中叶,他笔下就涌出了这样的情绪:“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消失”,“我终于访惶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8完全是一种“夹在中间”的困惑了。
  我很能够理解他这种困惑。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一直有个特点,它在骨子里一切照旧,表页上却风波迭起,动荡得非常厉害。这就容易使人产生错觉,以为社会的变化很大,新陈代谢的水流很急,新的浪潮还来不及扩展,更新的一波又扑面而来。这个错觉对人的影响很大,尤其鲁迅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和信仰都正在变化之中,精神的“定力”相对薄弱,就特别容易受它影响,一觉醒来便以为自己是前卫,再睡一觉又担心自己落伍了。鲁迅投身新文化运动,自然会感受到这股压力,倘说到“五四”前,他的呐喊还能够汇入最急进的潮流,那到二十年代初,已经有另一些更加激烈的呼啸从耳边掠过。他毕竟四十多岁了,在人的生命向来早衰的国度里。这就算是渐人老境了,丰子恺一过三十,便蓄起长须,感叹自己到了人生的“秋天”,鲁迅比他年长十多岁,身体又明显在走下坡路,自然更难免有某种衰老的自觉。他写过一篇极力振作的散文《希望》,却在其中一再咏叹自己的“迟暮”,你当能想象,他这自觉有多么固执。面对那些不但生理上远比他年轻,而且观念也远比他激进的年轻人,他会不会产生某种自惭的感觉呢?
  他似乎应该不会。到二十年代,他已经不再相信直线进化的观念,对一些满脸激烈的青年人,也愈来愈感到不满;年龄的长幼,更和头脑的新旧无关,他不会不懂这个道理。但是,他恰恰又有一块心病,就是那回国以后不断滋长的自我不满,在十四年代中期,这不满几乎发展到了顶点,使他无法再像“五四”的时候那样,骄傲地宣称自己“血液究竟干净”了。因此,再面对那些比自己晚出,似乎更“新”的人事时,他的心理就相当矛盾。一方面,他能够看透其中有一些的分量,是比自己轻得多;另一方面,他又不自觉地感到自卑心理,大大强化了他那衰老的自觉,将他一步步推进“夹在蹭”的苦恼。他原以为自己必定是属于未来,现在却发现并非如此,自已很可能也不符合未来的标准,要遭受它的拒绝:你想想,这会对他造成多大的打击!在所有引他入虚无感的心理路标当中,自我怀疑的这一支显然是最醒目了。
  以鲁迅当时的情形,要拔掉这一去路标,唯一的方法就是修订原先的自我设计,从那“精神界的斗士”的标准上降下来,另划一道更为切实的基准线。事实上,还在那自我不满开始冒头的时候,他就已经在作这样的修订了。一九一九年他表示,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9将自己描述成一个站在黑暗和光明的交界线上的牺牲者,比起十年前的慷慨自负,是更符合实际了。不单在这个时候,就是整个一生,他其实不都是一个牺牲者,一个深刻的悲剧人物吗?但是,他为什么会成为牺牲者呢?是自己愿意还是只能如此?不把这一点想明白,这个新的自我设计还是说不圆。于是到二十年代中期,鲁迅明确提出了一个“中间物”的观念。他感慨中国的改革还将继续很多代,说:“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10一年以后,他又用哲学式的语言归纳道:“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推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予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他更由此引出关键性的推论:“当开手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11他这是找对了路径,人的一切自解之道,精髓就在于寻找必然性。就是再不情愿的事情,只要你能够向自己证明,这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你也就会低头去做。鲁迅提出“中间物”的观念,用意正是在论证一种充当牺牲的必然性,既然万事万物,都不过是尽着一份“中间物”的大责,那我现在夹在黑暗和光明之间,甚至有一半还罩在阴影当中,也就无需苦恼,也无可惭愧了。你看,一旦论证出充当牺牲的必然性,先前的自我不满不就可以化解了吗?难怪从二十年代中叶开始,鲁迅对自己有了一连串新的说法。他说自己是从旧营垒中杀出来的叛逆,12又说自己甘愿当一块踏脚石,13后来更将自己比喻成一个抽了鸦片而劝人戒除的醒悟者,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14这些说法部各有所指,实际的意思也不尽相同,但是,它们都凸现了同一特点,那就是鲁迅开始愿意从“中间物”的立场来理解自己,你甚至不访将它们都看成是他那个“不三不四的作者”的注解。他将自己从先驱者的位置挪到旧营垒和新世界之间,当然是后退了一大段,但恰恰是这个后退,使他在心理上重新站稳了脚。
  鲁迅竭力修订的第三个认识,就是对知识分子和文学家的看法。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士为万民之首”,还是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都把握笔的人看成社会的栋梁,民众的导师。“五四”一代人深受这些观念的熏陶,自然将自己看得很高。他们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发动新文化运动,潜意识里正是以救世者自居。鲁迅也是如此,他在东京的时候那样自信,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他对自己打算扮演的角色——知识分子和文学家一抱有极大的崇敬,他相信思想和文学的力量,相信用笔可以撼动社会一但是,到二十年代中期,现实生活的接连不断的教训,已经将他逼到了这个信仰的反面,在一封通信中,他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15从当时的报刊上,他多少了解一些俄国的状况,知道不少曾经热烈赞颂草命的作家,包括叶赛宁那样卓越的诗人,都相继自杀了。16一旦他把这两方面的情况联系起来,一种更为阴郁的揣测就油然而生:莫非们营垒里要压迫知识分子和文学家,新世界也同样容不下他们?莫非他们真就像自己描绘的那个影子一样,无论黑暗和光明那一边扩展,都注定了只能沉没?他在这个时候的几乎全部的痛苦,都被这个问号勾起来了。
  这就逼得他要重新思考知识分子和文学家的命运。一九二六年七月他说:“革命时代总要有许多文艺家萎黄,有许多文艺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乃仍被吞没,或者受伤……”17在写于同时的一篇译文的后记中,他又借评论俄国诗人勃洛克,说了同样的话。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确:革命是必然要给知识分子和文艺家造成痛苦的。一九二七年春天,他谈及北洋政府的恐怖统治,又重复他在北京说过的话,“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18这也是在强调必然性:文学本来就没有对抗专制的力量,它在黑暗中的命运,不过是被“杀”而已。显然,他还是用的老法子,要把那令人沮丧的现象,说成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在一九二七年春天,他并没有能形成一个对知识分子和文学的比较完整的新认识,这个问题大大,他一时也不可能想清楚。但是,就从他这种对痛苦的必然性的强调,我已经能够想象出,他将要形成的那个新认识,将会是怎样阴暗。
  鲁迅在虚无感中沉溺得太深了,他竟不得不用这样极端的方法来振拔自己。将来,自己,知识分子,文学,他现在统统将它们捺入泥水,弄得它们一个个满身污垢,黯淡无光。天地本来便一片昏暗,社会本来便异常险恶,既然置身这样的天地和社会,受苦受难是在所不免--当看到他竟是用这样的方法来缓解沮丧和虚无感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他太了不起,也太可怜呢?”

  弟自幼闻海上采珊瑚[1]者,其先必深信此海当有珊瑚,则预沉铁网其下。凡若干年,以俟珊瑚新枝渐长过网,而后乃会集众尽力,举网过海,而珊瑚遂毕举也。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1]?”古之人学焉而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而况当沧海横流[2],风雨如晦之日乎[3]?于此之时,其随世以就功名者固不足道,而亦岂列一二少知自好之士,然且改行于中道[4],而失身于暮年。于是士之求其友也益难。而或一方不可得,则求之数千里之外;令之不可得,则慨想于千载以上之人。苟有一言一行之有合于吾者,从而追幕之,思为之传其姓氏而笔之书。呜呼,其心良亦苦矣!

  注释

  唐律诗一二[2],正犹是矣。凡遇一题,不论大小,其犹海也;先熟睹之,如何当有起句,其犹信海之有珊瑚处也;因而以博大精深之思为网,直入题中,尽意踌躇[3],其犹沉海若干年也;既得其理,然后奋笔书之,其犹集众尽力举网出海也;书之而掷于四筵之人[4]读之,无不卓然以惊,其犹珊瑚之出海粲然[5]也。

  吴江朱君明德[5],与仆同郡人,相去不过百余里,而未尝一面。今朱君之年六十有二矣,而仆又过之五龄,一在寒江荒草之滨,一在绝障重关之外[6],而皆患乎无朋。朱君乃采辑旧闻,得程克勤所为《宋遗民录》而广之[7],至四百余人,以书来问序于余,殆所谓一方不得其人,而求之数千里之外者也,其于宋之遗民,有一言一行或其姓氏之留于一二名人之集者,尽举而笔之书,所谓今人不可得,而慨想于千载以上之人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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