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我受的教育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晚上,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里灯光辉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在这里选举国家领导人。九时三十分,大会宣布:朱德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时,朱德已近七十三周岁高龄了。

  唐荆川曰[2]:“王猛者,苻坚之谋臣也[3]。”此可谓得猛之著矣。猛处天下分崩之时,其志未尝不在中原,及其不得已而见用于异国,犹惓惓不能忘晋[4],盖识大义者也。呜呼!三代而下[5],乱世之臣识大义者,诸葛亮、王猛而已。亮始终心乎汉者乎[6],猛始终心乎晋者也。然亮仕于汉而为汉,人之所知也;猛仕于秦而为晋,人之所不知也,吾故舍亮而论猛。

  黄沙梁,我会慢慢悟知你对我的全部教育。这一生中,我最应该把那条老死窝中的黑狗称师傅。将那只爱藏蛋的母鸡叫老师。它们教给我的,到现在我才用了十分之一。

  由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是朱德提议的。本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朱德。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他不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会议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

  当猛之隐于华阴也,姚氏[7]、石氏多雄略之主[8],岂不能出而性之?以为是氐[9]、羌僭窃者[10],而非其志也。志不肯轻出,而又无以自达于晋,故宁隐焉。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出生,让我在一根木头旁呆二十年,我同样会知道世间的一切道理。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蕴含了全部。

  十二月二十九日,朱德给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和书记处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这封信,充分表现了他那无私的高风亮节和坦荡胸怀。信是这样写的:小平同志转书记处同志们:你给我组织部、统战部对二届人大常委提名候选人名单一份,我同意。

  逮夫桓温入关[11],而后喜可知矣。被褐而谒[12],扪虱而谈[13],讵偶然哉[14]!温见之而与论三秦之豪杰[15],既而曰:“江东无君比也[16]。”盖温且心折于猛矣[17]。乃温还而猛不从,何欤?呜呼!猛,英雄也,温,亦英雄也,天下英雄之与英雄,可一望而知。猛从温,则温必大用猛。然而温欲篡晋,其从之,则荀彧[18]、郭嘉之下者也[19]。不从,温又必杀猛。天下英雄之相爱而相用也,出于诚。然而英雄之杀英雄、与其见杀于英雄者,则必皆出于万不得已,苟有可以择之而可以全之,断不相强也[20]。故此时猛不难于舍温;温亦不难于舍猛。温欲篡晋,猛之所知也;猛必不从温篡晋,亦温之所知也,然猛自是始无望于晋也驻!

  一头温顺卖力的老牛教会谁容忍。一头犟牛身上的累累鞭痕让谁体悟到不顺从者的罹难和苦痛。树上的鸟也许养育了叽叽喳喳的多舌女人。卧在墙根的猪可能教会了闲懒男人。而遍野荒草年复一年荣枯了谁的心境。一棵墙角土缝里的小草单独教育了哪一个人。天上流云东来西去带走谁的心。东荡西荡的风孕育了谁的性情。起伏向远的沙梁造就了谁的胸襟。谁在一声虫鸣里醒来,一声狗吠中睡去。一片叶子落下谁的一生。一粒尘土飘起谁的一世。

  我提议以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他的威望、能力、忠诚于人民革命事业,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革命人民所敬仰,是一致赞同的。

  晋偏安江左[21],仅有一桓温足以有为,而又不可以从。大军一还,彼崤[22]、渑[23]、函谷之间,岂复尚有奉正朔[24]、袭冠带之日哉[25]?其出而相苻坚者[26],猛之不得已也。一出而强兵富国,扩疆启宇,勋绩烂然[27],说者以为符坚之管仲[28]。是固猛之生平所裕如也[29],不足异也。垂没而告苻坚曰[30]:“晋正统相承,上下辑睦[31],非所可图[32]。臣死之后,愿无以晋为念。”而后其本怀见矣。故吾以为猛者非仅仅功名之人也。

  谁收割了太平渠后一百年里所有收成,留下空荡荡的年月等人们走去。

  因此,名单中委员长一席可再考虑,以便整体的安排。至于我的工作,历来听党安排,派什么做什么,祈无顾虑。

  然则猛盍并不仕秦[33]?曰:“猛之才高于诸葛亮,而澹泊宁静不及[34],即其治素也,亦以英气为之,而多不可耐。使亮不遇先主则必不仕吴魏者[35],亮之所能也。猛不遇晋则并不仕秦者,非猛之所能也。

  最终是那个站在自家草垛粪堆上眺望晚归牛羊的孩子,看到了整个人生世界。那些一开始就站在高处看世界的人,到头来只看见一些人和一些牲口。

  此致

  然而当猛之时,可以为晋难者[36],莫秦若也,猛存,则以秦存晋。猛亡,犹欲以秦存晋。是则吾之所为识大义者也[37]。

  (摘自《风中的院门》)

  敬礼

  注释:

  朱德

  [1]王猛:字景略。晋朝北海剧(今山东省昌乐县西)人。东晋桓温率师伐前秦入关中,王猛往见,扪虱而谈天下大势。后为前秦苻坚的谋士,很受器重,官至宰相。临终时,认为东晋无隙可乘,劝苻坚不宜攻晋,但未被采纳。[2]唐荆川:唐顺之,字应德,人称荆川先生,明代散文家。[3]苻(fú)坚: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先后攻灭前燕、前凉等国,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与东晋抗衡。[4]惓惓:同“拳拳”,诚恳,深切之意。[5]三代:夏、商、周三个朝代。[6]乎:前一个“乎”义同“于”,第二个“乎”表疑问。[7]姚氏:十六国时羌族首领姚弋仲父子,姚弋仲降晋,为六夷大都督。其子姚襄叛晋,次子姚苌杀苻坚,建立后秦。[8]石氏:石勒,羯族人,十六国时后赵的建立者,占据河北一带。[9]氐(dǐ):古族名,前秦就是氐人所建。[10]僭(jiàn):超越本分,冒充上级。[11]桓温:字元子,东晋明帝的女婿,晋永和年间率军进入关中伐前秦,以军粮不足而退。后为大司马,专擅朝政。[12]被褐:穿着粗麻的短衣。[13]扪(mén):执持,捉。[14]讵(jù):岂。[15]三秦:指关中。[16]江东:泛指长江以南。[17]折:折服。[18]荀彧(yù):字文若,汉末跟随曹操,有计谋,任尚书令,后国反对曹操称魏公,被迫饮药自杀。[19]郭嘉:字奉孝,由荀彧推荐级曹操,多谋善断。[20]强:勉强。[21]江左:江东。[22]崤(yáo)崤山,在河南省西部。[23]渑(miǎn):水名,在河南省渑池县西。[24]正朔:原意是一年的第一天。正,一年的开始。朔,一月的开始。改朝换代,须重定正朔,因此通称帝王颁布的历法。[25]袭:沿用。[26]相(xiàng):任宰相。[27]烂然:灿烂,光明。[28]管仲:管夷吾,春秋时齐桓公的卿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29]裕如:宽绰,从容不费力。[30]垂没:临终。[31]辑睦:和睦。[32]图:谋取,设法对付。[33]盍:为何,何故。[34]澹泊:恬静无欲。宁静:安定清静。诸葛亮《戒子书》:“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35]先主:三国时蜀主刘备。[36]难(nàn):敌,仇怨。[37]所为:所谓,认为。

  十二月二十九日

  侯方域(1618—1655),字朝宗,河南商丘人。明末与方以智、陈贞慧。冒襄齐名,称“四公子”,曾参加反宦官权贵的斗争。明亡后,应顺治八年河南乡试,中副榜。他诗文兼擅,当时被称为“国初三大家”之一。散文才气奔放,别具一格。有《壮悔堂文集》、《四忆堂诗集》。

  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德担任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以后,他又连续当选第三、四届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前后共十七年。

  王猛在晋朝是隐居不出的名士,后来又做了前秦的谋臣,官至宰相。本文从尊正统的思想、两雄不能并峙的客观形势、以及王猛的为人性格等方面力陈王猛事秦是为了存晋,并把王猛与诸葛亮并论,认为他是识大义的忠臣。此论虽然牵强离奇,但作为翻案文章,它能自圆其说,笔力也矫健腾挪。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负责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解释法律,制定法令,监督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的批准和废除,决定特赦,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任免等。

  朱德担任委员长期间,主持了一百七十多次人大常委会会议,制定了几十项重要法令,听取并讨论各部门的工作报告,做了大量工作。尽管他年事已高,每一次人大常委会议召开前,他都要对审议的议案和会议程序,认真地进行研究和安排,并提前到会,详细了解会议的准备情况,同副委员长们商谈有关问题。

  “决定特赦”,这是《宪法》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之一。一九五九年九月国庆前夕,中共中央决定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①这一建议由《人民日报》公布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朱德多次主持召开人大常委会会议,讨论特赦问题。对那些战争罪犯实行如此宽大的政策,当时有些人一时还想不通。朱德耐心地做了许多工作。

  他在一次人大常委会讨论特赦问题的会议上说:我们党十多年来对战犯一直实行宽大政策。有人说我们“宽大无边”,这是不对的。现在看来,对战犯也好,对其他犯人也好,还是实行以教育改造为主的政策好,这样可以争取他们思想和行动上的转变。只要他们转变了,人民就应该宽恕他们。②在这次特赦中,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也释放了。当时国外报纸上有评论说:这件事表明中国统治的巩固。它在国际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朱德在一次人大常委会召开的碰头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又说:他们要反对社会主义是没有出路的,因为社会主义确实好。我们相信,他们中间许多人是可以改变的。我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从民主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消灭了,人却留下来了,阶级斗争变成了思想问题。我们这个办法比较好,连宣统皇帝也是可以改造的。③到一九七五年三月,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并给予公民权。这样,所有在押的战犯都获得了释放。

  朱德对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一直抱着兢兢业业的态度。他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说:我们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党和人民委托我们贯彻执行宪法规定的职权,责任很重大,任务很艰巨。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④这确是他自己实际行动的写照。

  七十多岁高龄的朱德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后,继续用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全国各地的工厂、农村视察,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许多问题提出积极的建议。

  当他就任这个新职务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浪潮仍在全国各地继续向前发展。朱德对许多地方急于改变农业、商业、手工业的所有制问题十分担心。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他对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说:农业的基本问题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结合的问题。不与个人所有制结合,农民就没有积极性。我看要退回去,退到允许个人所有制的存在是合理合法的。否则,农民总要向外跑,不安定。又说:过去的商业网点被打破了,结果东西没有了,吃了亏。这实质上还是一个所有制问题,即把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三者的关系混淆了。⑤五月二十七日,朱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一起离开北京到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视察。沿途朱德反复强调要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六月一日,他在听取中共抚顺市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指出:人们没有了家庭,生活资料不归个人所有,就没有劲头搞生产。比如房子如果归个人所有,就可以鼓励群众自己盖房子。“社会主义是万世基业,家庭也是万世基业。”

  ⑥六月十日,朱德在中共旅大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指出:还是要有家庭,有了家庭,就要考虑衣食住行问题。秋后要把粮食分给社员,愿意吃自堂的自愿参加,实行饭票制,自己拿钱;不愿吃食堂的可以回家吃,完全自由。⑦六月十五日,朱德和董必武、林枫前往吉林省视察。次日,朱德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汇报时说:“吃饭不要钱”不行。一吃食堂就增加浪费,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东西。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积极性。这个政策要十年、二十年不变。有人怕农民富了会发展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中,农民富裕了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群众的生活越富越好。他在谈到手工业问题时说:手工业合作社转为国营工业的要转回来,以减轻国家的负担。要实行国营工业和手工业合作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⑧六月二十日,朱德、董必武、林枫三人联名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视察辽宁、吉林两省时看到的情况。报告中说: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农业大大落后于工业。报告中还以很多篇幅谈到大多数群众不愿意常年参加农村公共食堂,他们说:“在当前的群众生活中,食堂问题是一件大事。”“这里大部分群众不愿意参加常年食堂,原因是:(1)东北冬季时间长,各家都需要烧炕取暖,如果食堂和家里立两炉火,浪费很多煤火;(2)食堂设备条件差,不能做到家里那样饭热炕暖;(3)自留地分下去后,在家里做饭可与饲养家畜家禽结合起来;(4)群众感到在食堂吃饭,对来人待客、婚丧嫁娶有诸多不便。”他们建议,“在今年的夏秋分配中,应该强调把粮食分到户,允许社员自己在家里做饭。愿意入食堂者,可以自由结伙,重新集中粮食。”⑨当天,朱德和董必武、林枫又前往黑龙江省视察。回京前,朱德向省委负责人尖锐地批评“大跃进”中刮起来的“共产风”,说:“去年十几包,包不了,还是让群众自己包。生活资料要归自己,搞好生活也要靠自己,不是靠国家。全国六亿人口谁包得了?家庭还是要恢复起来,少不了家庭。那么多婆婆娃娃,不是家庭负责谁能负责?”“有了家庭各方面才能稳定巩固。”

  ⑩

  朱德、董必武、林枫回京后,又联名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视察黑龙江省时看到的情况,并且谈到应该鼓励群众自己修建住房。报告中说:“在公社化以前,群众建筑了不少房屋。公社化以后,由于群众对住房私有政策一度发生误解,对自己居住的房屋不修不建。根据这一情况,今后除贯彻执行房权私有的政策外,还应该采取一些措施,鼓励群众自己修建房屋。

  黑龙江省委最近提倡建房储蓄,并准备供应群众一部分木材和玻璃,这一措施是很好的。”(11)在这前后,山东省有人给朱德写信,反映当地公社党委虚报粮食产量。

  朱德立刻指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马上派人会同当地有关部门及时作了处理。这年夏天,朱德还亲自召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负责干部谈话,严肃批评了“共产风”,指示他们根据宪法和党的有关决议,研究保护公民合法的生活资料所有权问题,并提出具体意见供中央参考。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通常称为庐山会议)。这次会议的最初目的是:总结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左”倾错误。

  朱德出席了这次会议。七月六日,他在中南组会议上发言说:去年的成绩是伟大的。但对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估计不足,“共产”搞早了一点。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还要搞经济核算。食堂即使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反正成不了富农。(12)会议期间,朱德多次和一些省(主要是中南各省)的负责人谈话,了解情况,发表了很多意见。这些意见,大多是针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提出来的。

  六月八日,他对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说:“究竟是让农民富,还是让农民穷?许多干部看不清这个问题。我看应当让他们富,起码应该超过过去的富农。应该让他们一家一家的富,一县一县的富。不要怕他们变成资本主义,不会的。”(13)七月九日,他向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指出:“去年最大的是两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一是公社化。结果该搞的未能搞成。私人的坛坛罐罐归了公,农民的家务被搞掉了,使国家也受到了很大掼失。现在应退回去,首先要把农民的家务恢复起来。”“可以允许公社社员搞些副业。”“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有些担心。当这么多人的家是当不好的。”“问题是要认识社会主义有三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私人所有制。”“经济活动要实行商品等价交换。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到达共产主义。”

  在谈到对外贸易问题时,朱德说:“如果去年不发那阵疯,不知要多拿出多少东西来出口。但是,现在还有人思想不通,责备外贸部外销太多,而外贸部也居然承认错误。”“我看广东还是要多搞外汇,近水楼台先得月。”

  “我这个人就是想多搞点国际市常”他提议可以从国外买回原料,加工成成品后再出口。他说:“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对有些人还说不服,就是买回原料制成成品出口,比如进口橡胶、棉花,出口胶鞋、棉布等。这样的事不让搞是不合理的。”对价格政策,他主张应该根据实际需求情况有升有降。他说:“限制价格的办法值得研究。有些东西价钱给少了,生产也就少了。一提价生产就能发展,涨一点价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多了再降价。”“凡是出口需要的和国内需要的东西,还是要提价。”(14)七月十一日,朱德对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好,可以把粮食节省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实际上是对公有制的补充。

  保留一点私有制,把家庭副业发展起来,农民才会有积极性,才会多生产出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否则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去年全民大炼钢铁是不应该的,不但损失了二十个亿,更重要的是耽误了别的事情。”朱德还强调:“我们的经济管理应该实行经济核算制。不论是国家对国家,还是国家对人民或人民对国家都应如此。”(15)七月十三日,朱德又对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说:“我认为,对外贸易还是要做的大一点。出口额下降是去年吃‘大锅饭’的结果。这是许多省都承认了的。但是,四川、河南还不承认,还要吃‘大锅饭’。”(16)七月十六日,朱德向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了解河南省的“大跃进”情况。吴芝圃汇报说:河南省现在“只有百分之五的人不愿吃食堂,大多数人仍然愿意吃食堂,这是历史形成的。”朱德听后说:“还是要实行自愿原则,吃好吃坏自己负责,不要实行包的办法。”“你们省有百分之五的社员愿意回家吃要允许,不要戴帽子,不要歧视。”又说:“去年出现的一些问题不怪下面,问题在于‘跃进’的速度和时间,没有条件办的也硬去办,如大炼钢铁。去年是拿钱买经验。如果去年不是吃‘大锅饭’,像高级社那佯再维持几年,农业就会皆大欢喜了。至少肉、鸡、蛋会有的吃。”“公共食堂建立时靠党团员带头,退出去也要靠党团员带头。要认真研究一下农民的心理,要向农民讲清楚,并让其讨论,否则没有人敢讲话。”(17)正当大家对纠正“左”倾错误讨论得很热烈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在七月十四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提出尖锐的批评。这封信反映了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基本内容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党的主席坦陈自己的意见,也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但它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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