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传,三阿哥臂上能跑马

人民的总理周恩来,是全国人民的总管家。从内政到外交、内政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他无所不管,而且处理每一项工作都十分认真细致,井然有序。从建国到1956年,周恩来意气风发,才华四溢,为共和国工作的各个方面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在内政方面,他处理的许多工作中,最繁重的是经济。
  周恩来常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外交的目的是什么呢?内政又为了什么呢?外交就是要争取造就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内政是要建立和开创一个团结稳定、民主和谐的局面,而所有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把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早在1950年的时候,我国就聘请了苏联计划统计专家来帮助进行研究和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年8月,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这个草案的内容,包括了中国经济概况,五年建设方针,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项目,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请苏联援助等事项。草案提出:“今后五年是中国长期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
  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有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这次去苏联商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我国的“一五”建设计划问题。20日,代表团到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斯大林。斯大林表示愿意尽力在工业资源勘探、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和派人到苏联留学、实习等方面,给中国帮助,他指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同周恩来等商谈。9月3日,斯大林约见中国政府代表团,继续谈中国的五年建设计划和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他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他们印象很好。制订五年计划,要有后备力量。由于中方原来提出的“一五”时期工业增长速度每年平均是18%,斯大林建议“可降到15%”。他表示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建设计划提供所需要的设备、贷款等援助,同时派专家来帮助中国建设。斯大林的谈话,为苏联援助中国经济建设定了基调。周恩来、陈云先期回国,具体援建项目,由李富春领导,继续同苏方面谈。这次商定,苏联援助中国90个建设项目,加上在此以前苏方答应援建的51个项目,共为141个项目。后来,援助项目扩大为156项。
  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决定,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这156项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任务。
  这年12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43次会议上作报告说:“我国经济恢复时期已经基本结束,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已经到来,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就要在1953年开始了。”1953年2月4日,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分析了当时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号召全国人民投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他说,现在,我国除台湾外已经统一,官僚资本的企业已经彻底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在工业和批发商业方面国营经济已占优势和领导地位,全国银行已由国家统一管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经济在国家领导扶助下已开始改造,全国工农业生产不仅全部恢复,而且一般已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交通运输、国内贸易发展较快;国家财政收入已经平衡,全国物价已经稳定,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一切,为我国进行长期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他说:当前我国人民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国家建设。1953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们要动员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为完成和超额完成本年度的计划而奋斗。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中央的同志几乎都参加了,具体则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负责。计划的本子都是周恩来亲自审查的。他亲自指导编制计划,审定计划,工作非常细致,几乎每一个数字他都核查过,每一个百分比他都要亲自计算一下。当发现差错时,他总是耐心地严肃地给工作人员指出来,和蔼地要他们回去好好地再算一算。计划是制订得非常周密详细的,周恩来对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要求都非常严谨。
  第一个五年计划,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重点进行新建和扩建电力、煤炭和石油等能源工业建设,新建和扩建现代化钢铁、有色金属和基本化工的原材料工业建设,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等机械工业建设,建立和改造扩建航空、坦克、武器和弹药等国防工业建设。周恩来的经济建设思想,是注意重点,用重点带动全盘。为了重点保证能源工业、原村料工业、机械工业和国防工业这些基本工业的建设,对这四个方面工业部门的投资,占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投资的75%左右。
  为了改变原有的工业地区布局不合理的状况,考虑到国家安全的需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点进行了以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包括抚顺、阜新和鹤岗的煤炭工业,沈阳的机械制造工业和吉林的电力工业为主要内容的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以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华北新的工业基地;以武汉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华中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工业基础大为加强,并把沿海城市的一些工业大业迁住内地。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讲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方针时,他说:“这就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在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这个方针下,我国的工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有921个,到1957年底,全部建成投入生产的有595个。这些项目,是我国现代工业的骨干,包括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械、新式机床、精密仪表、无缝钢管、合金钢、塑料和无线电等新的工业部门。这些新工业的建立,改变了我国工业部门残缺不全的状况,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并为对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提供了物质技术保证。
  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周恩来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的重要思想和理论。
  关于经济建设,周恩来在1951、1952年就提出各地进行建设工作要注意四个条件:物质基础,生产能力,技术条件和财政条件。他认为:我国乡村的个体农业和城市的小工商业是两个大海,要把他们纳入国家建设计划的轨道,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委稳步前进。国民经济做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他从建国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农业,并指出,农业生产工作中的首要任务是粮食的增产,完成粮食增产任务的保证,是集中力量加强对粮食生产的领导。要认真贯彻人民政府发展农业生产的各项改革。及时地教育农民,提高其增产的积极性。
  “一五”时期,周恩来进一步提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他阐述说:“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囱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他强调说:“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他的这些论述,体现了发展生产力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最根本的任务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后来,中国共产党的第几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宣告,“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周恩来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他指导经济建设,始终遵循了和实践着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他说,我们不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作指导,也不是以机械唯物主义作指导,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他把调查研究作为贯彻实事求是原则的核心问题。他说:“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迅速发展,情况的变化很快也很多,随时随地都有新的问题出现,许多问题又是错综复杂地联系着。因此,我们就必须经常地接近群众,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掌握情况的变化,对有利的条件和不利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对顺利的方面和困难的方面都要有足够的估计,以便及时地做出决定,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方面的活动,避免发生互相脱节或者互相冲突的现象。”他认为,“群众本质上是实事求是的”。
  周恩来强调制定计划要实事求是。他说,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进行建设,首先就要进行发掘、调查、统计和搜集材料的工作。这是准备工作,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基础工作。”另一方面,他强调执行计划也要实事求是。1956年11月,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计划规定的指标,“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符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自己。”
  周恩来主张国民经济要积极稳妥、均衡发展,应该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他认为,“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这就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则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的后备力量,特别要增加国家的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且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他说,财政收入要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和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正确的比例关系,而支出则要考虑保证重点建设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以及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还要留出一定数量的预备费。
  对于怎样处理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这个重大问题,周恩来在这一时期也已经有正确而深刻的论述。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他强调,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他说,应当反对两种错误,一种是不顾目前的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过快,违反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现;另一种是对于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他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周恩来还认为,建设中“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必须足够重视。他正确地阐明“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原则,说:“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为了保卫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主义成果,必须依靠人民。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接着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当时形势发展很快,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非常顺利,周恩来亲自动手编制第二个五军计划,亲自确定控制数字。那是1956年7月,李富春等去国外了,周恩来常找薛暮桥、顾明等到办公室。晚上周思来讲,白天他们几人按照周恩来讲的内容算、改、写,第二天晚上再送到周恩来那里审查修改。这样循环往复,风雨无阻,夜夜如此,紧张地工作了个把月。经过周恩来数斟项酌,定下了初稿,拿给国务院各部门审改,再提到国务院讨论,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最后由毛泽东修改定稿。这就是周恩来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这个报告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其中第一条是:“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他提出: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耍裹足不前。要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
  历史一再地证明,凡是我们国家在建设中忽略了这个问题的时候,经济工作就会出现大的毛病,最后还要按照周恩来等提出的调整的方法,来加以纠正。
  关于要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这个问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前夕,1951年8月,周恩来就明确说过:现在“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这是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一个困难,也是中国的一个特点。”“一五”时期,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斗争,以及业务实践的锻炼,政治面貌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同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花了很大力量培养了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这时最重要的,是如何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中的作用。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却还存在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一些人中存在着“生产靠工人,技术靠苏联专家”的思想,有的对知识分子抱有盲目的排斥心理,甚至把他们当作“异己分子”,加以压制打击。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有适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
  1955年,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着重讲到:现有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热爱社会主义中国的,在工作上是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取得了很大成绩的。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优点是:由于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他们一直“在寻找着光明的路,一旦获得解放,很快就表现出对新政权的拥护,不少科学家从资本主义国家赶回祖国。这和苏联十月革命后科学家纷纷逃往国外的情形是不能相比的。”
  这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中央有关方面的同志开会,商议并决定中共中央要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十人小组(成员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安子文、徐冰、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进行筹备。在周恩来指导下,十人小组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等11个专题报告,并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了大会的主报告《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
  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要求:应该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随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应得的信任和支持;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他在这个会上作结论时说,如果要实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社会主义建设,除了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外,还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对于这次会,毛泽东在闭幕时的讲话中说:“这个会议开得很好。”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一个团结统一的局面,大家齐心协力地共同劳力。这是周恩来一直努力以赴的。他说:“从种种方面看起来。我们这样的大国,多一点党派去联系各个方面的群众,对国家,对人民的事业,有好处。”对于三大改造中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他是把它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结合起来考虑的。在我国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他认为我们的新任务是团结一切国内外可以团结的力量,运用一切有利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与自然界作长期斗争。
  他认为,已有的广泛统一战线是一个极好的组织形式,可以团结各阶层人民来建设国家。他说: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健全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早在1949年11月12日,他在衣工民主党的干部会议上就提出,农工民主党“应和中国共产党共存”。他的想法是,各民主党派在组织上不但要巩固,而且也要发展。“今天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他们也愿意尽一份责任,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们进到社会主义去。”“愿意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多了一批帮手,这不是很好嘛!”
  这七年中,周恩来不仅重视经济建设、文教建设和统一战线,而且重视社会改造。他在1953年9月说过,“改造当然不限于经济方面,整个社会都在改造,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在改造。整个国家在建设中,在改造中,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这个论断,打破了从本世纪30年代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一种观点,似乎社会主义仅仅是经济建设问题。后来,1959年他又讲过:“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
  周恩来的想法是,社会主义建设是全面的建设,包括人类的三大社会生活领域,即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他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他还说:“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他提出过“改革”的问题,并且认为建设是全面的,改革也是各方面的。他说:“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要改革成为民主集中制。……思想也要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大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爱护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他认为如果只强调民主那一面,也会有副作用,只强调民主,不强调集中,会带来极端民主化。所以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做到“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个性的发展,又有统一意志”。在党内,他认为也要注意民主,要听群众的意见,要实行集体领导。
  周恩来原来设想,各方面应有体制的改革,要有准备,有试办,然后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正式推行。但后来“大跃进”的开展,使这一部署没有能实现。

一笑泯恩仇

1997年8月6日,苹果Macworld展会在波士顿召开的时候,乔布斯还没有被任命为苹果的临时CEO。就在这次展会上,观众和媒体记者首先知道了苹果董事会成员变更,乔布斯进入董事会的消息。那一刻,大家都明白,乔布斯成了苹果事实上的领导者。

紧接着,乔布斯站在讲台上宣布了另一个爆炸力不亚于核弹的消息:苹果公司和微软公司就交叉授权使用专利与技术达成协议,微软同意以投资苹果并支付专利使用费的方式结束两家公司间旷日持久的专利权官司。

这个消息在外人看来,就像两个正在街头恶斗、血光四溅的仇人,突然间停下拳脚,紧紧拥抱,相互致以最亲切的慰问并开始称兄道弟。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乔布斯话音未落,比尔·盖茨的影像就出现在了现场的大屏幕上。盖茨向在场的所有「果粉」问好。会场一片哗然。人们不禁质疑,苹果是不是向微软投降了?

乔布斯对充满狐疑的听众说:「苹果必须跳出固有的思维,必须把苹果必胜、微软必败的想法抛在脑后。」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事实上,这个决定是在展会召开前几个小时才达成的。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要从苹果和微软之间的官司说起。

苹果本就是个爱打官司的公司。微软、惠普、HTC、披头士的苹果唱片等一大批公司都当过苹果的被告。2008年,苹果甚至还把纽约市推上了被告席,状告纽约市设计的徽标侵犯了苹果的商标权。但说起旷日持久和诡谲离奇,非苹果和微软之间的官司莫属。

从根子上说,苹果和微软是一对儿爱恨交织的冤家。

「恨」的根源来自市场竞争,既然微软站在了PC阵营一面,两家公司当然是对手。很早以前,两家公司就因为Apple
II和Macintosh上使用的BASIC语言解释器打过官司。1988年,苹果又拿图形用户界面开刀,起诉微软窃取了苹果的图形用户界面技术。

懂行的人都明白,这种起诉无异于贼喊捉贼。本来嘛,苹果的图形界面技术是从施乐「借鉴」过来的,而且,苹果此前也曾正式授权微软将相关的专利技术用于Windows
1.0的研发。只不过,当微软开始研发Windows
2.0时,苹果感受到了来自软件巨人的直接威胁,就到法院递上了诉状。等微软着手开发Windows
3.0时,苹果又追加了数项起诉要求。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段子,说是在起诉过程中,斯卡利曾和盖茨私下里探讨和解方案。盖茨对斯卡利说:「Windows可没有抄袭Mac。你知道,我们两家其实都是从施乐学到的图形用户界面技术。既然你闯进施乐的宅子偷走了电视机,那为什么不允许我闯进去偷走音响呢?」

的确,如果原告和被告都有偷东西的嫌疑,法庭可不会轻易支持原告。在苹果列出的189项有关图形用户界面的专利技术中,法庭认为,其中179项苹果已经授权给Windows1.0使用了,而剩下的10项也不在可保护的专利技术之列。

官司在地区法院、上诉法院和巡回法院之间转来转去,多次上诉、判决,还是没有个明确的结果。苹果和微软折腾了四五年,各自花掉了上千万美元的诉讼费用。

与此同时,两家公司间「爱」的成分倒时不时显现出来。当然,即便「相爱」,那也是种磕磕绊绊的爱情。

1984年苹果发布的Macintosh震惊了微软。当时微软正着手开发电子表格软件Excel。看到Macintosh如此领先,盖茨心里开始打鼓,如果把宝都压在IBM
PC上,会不会将来追悔莫及呢?于是,微软以Excel为契机,正式开始为Macintosh开发软件。盖茨甚至向苹果承诺,可以把微软三分之一的开发资源投入到Mac版Excel上。但那时的乔布斯却对盖茨献殷勤心存戒备。

苹果当时的市场总监,后来加盟微软的迈克·莫瑞(Mike
Murray)回忆说:「乔布斯相信,盖茨会从Mac上偷走好的创意,用于微软正在研发的Windows。项目合作过程中,乔布斯时常会打电话把盖茨叫来,然后盖茨就在白板上画出微软正在做的所有事情,说:『我本不该告诉你这些,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我们所做的一切。』盖茨画出Windows的路线图后就搭飞机回西雅图。」

因为莫瑞是微软另一位巨头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的朋友,盖茨那时会打电话给莫瑞说:「迈克,我们到底该怎么做?乔布斯一直在冲我们大喊大叫。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该继续开发Mac软件。」

莫瑞则会安慰盖茨说:「比尔,请只管开足马力,我们需要你。」

1985年年初,Mac销售呈现颓势。微软这边又开始了动摇。

盖茨担忧地说:「苹果可能做不好这件事。」

鲍尔默则说:「嗯,我们可以帮他们。但是,我们必须假定,他们自己清楚地了解所有情况,并也在为同样的问题而焦虑。」

就这样,既有旷日持久、死缠烂打的官司,又有断断续续、步履蹒跚的软件合作。一方面,两家公司在市场上争得你死我活;另一方面,微软需要苹果的专利技术,苹果则需要微软的IE浏览器和Office办公套件。

乔布斯回归前,没人能解开这个结。

乔布斯回归后,帮主敏锐地看到,解开这个结,也许就是拯救苹果的胜负手。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微软为苹果开发的办公软件和IE浏览器。办公软件从Apple
II时代起,就是人们使用个人电脑的最大理由。在微软Office已经垄断办公软件市场的时候,苹果一旦和微软决裂,人们就更没有理由选购苹果电脑了。而浏览器则代表着网络应用的未来,缺了好的浏览器,苹果电脑就无法真正融入互联网。所以,从软件合作上讲,微软做苹果的朋友,要比做苹果的敌人更有利。

此外,苹果授权微软使用专利也好,起诉微软侵权也好,在纠结的官司里,双方谁也得不到好处。反之,如果两家公司摒弃前嫌,特别是如果能吸引微软注资苹果,那对现金流紧张的苹果来说,不啻雪中送炭。

另一方面,这种合作对微软也有好处,不但可以让微软每年从Mac软件市场获得大约3亿美元的利润,还可以淡化微软越来越负面的市场垄断形象,对当时司法部正在进行的反垄断调查起到正面作用。

想明白了利害关系,乔布斯才不会管这种合作是不是一次投降。他凭着摇滚明星一样的个人魅力,只花了几周时间就搞定了老对手盖茨,与微软签订了一份互利的合作协议。

微软同意在随后的5年里继续开发Mac版的Office办公套件和IE浏览器。苹果则承诺使用IE作为缺省浏览器。微软付给苹果一笔未公开的专利技术使用费,同时认购1.5亿美元无表决权的苹果股份,以此换取双方专利官司的和解。

消息一经宣布,苹果股价当日就上升了33%,这次合作对苹果起死回生的作用可见一斑。

应当说,苹果和微软合作是一件让「果粉」甚至苹果员工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的事情。但微软的资金投入又的确成为苹果脱离困境的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苹果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向微软妥协和求助很有一种卧薪尝胆的意味。暂时委曲求全,甚至被粉丝骂成「投降派」,这些都是为了后来的东山再起。几年后,当苹果自己羽翼渐丰的时候,就开始自主研发Safari浏览器,以替换微软的IE浏览器。反观微软,他们认购的1.5亿美元苹果股份后来被过早地出售,只换回了大约一倍的回报,却错过了此后数十倍的增长空间。

喜欢从战略高度思考问题的乔布斯不会囿于眼前的「投降」与否,他所看到的,是未来的苹果电脑不能没有浏览器和办公软件的支持。苹果要卷土重来,就要有一笑泯恩仇的大侠气概。

2010年5月27日,当东山再起的苹果在市值上超过微软,成为这个地球上规模最大的科技公司时,乔布斯感叹道:「这感觉不像是真的。」

也许,那一刻的乔布斯,脑子里一定在回忆过去30年里,苹果与微软之间的恩恩怨怨。

  三阿哥弘时来到廉亲王府。正颜正色地向在座的众位王爷传旨说:“允禩、允禟、允禄并东来诸王,明日由西华门入觐候见。钦此!”

  “万岁!”众人叩下头去。

  弘时又满脸堆笑地说:“八叔和诸位王爷请起,皇上一直在关念着大家。皇上再三表示,说要分别前来探望的。可如今十三叔病重,他自己身上也时不时地发热,实在是分不开身,才让我先来关照众位一下,希望大家不要生了怨望之意。好在明天就可以见面了,请多多保重吧。”他回头又冲着允禄说:“十六叔,皇上说让我见见您。这里的事情既然已经有了眉目,咱们先走一步如何?”

  众位王爷齐声称谢,又送到大门口,看着允禄跟着弘时一同出门,又一齐上了大轿,这才转了回去。一路上弘时呆呆地坐着,一声也不言语。允禄在心里算计着,皇上有什么话要让三阿哥对我说呢?可他看看弘时,好像压根就没有想说话的意思,自己想问却又无法开口。大轿路过五阿哥弘昼门前时,允禄向外张望了一下,忽然叫道:“三阿哥你快瞧,老五这里大门敞开,全院子的家人们都在忙活着,像是要搭棚子似的。他不是奉旨到马陵峪去了吗,这是要干什么呢?”

  弘时朝外面瞟了一眼,笑着说:“他呀,根本就不想到马陵峪去。离开京城后,他刚走到密云就又回来了。给父皇上了个奏折,说他身子不好,像是肺气上出了毛病,还咯血!下晚我去瞧了他,气色满好的,哪像是有病的样子啊!我狠狠地说了他几句,他似乎是听见了,但仍然是我行我素,他是我的小弟弟,我又能对他怎样呢?”

  允禄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唉,年纪轻轻的就这样不争气,真让人看不透。”

  弘时接下话头:“十六叔这话一点不错,我下午也是这样说他的,可弘昼当时就回了我个倒噎气。他说,要论干得有出息,谁能比得上我们的几个伯伯叔叔?可他们干的得意吗?当着面笑得脸上开花,背过身子去又恨得咬碎钢牙,这种日子是人过的吗?”

  “真是混账透顶!父辈有父辈的情势,关着子辈们什么了?难道你们不也有自己的事业吗?”允禄说着,突然心中一动,想想身边这位也是皇阿哥,而且还是“长子”,对他说话不能不多留点心。他一边揣测着弘时话里的意思一边说:“皇上身边就只有你们兄弟三个,他身子又不好,儿子不为父亲分忧,叫谁来操这个心呢?”

  弘时答应着说:“是啊,是啊,十六叔说的都对。现如今外面有许多闲话,聒噪得让人心烦。比如有人说,皇上自从得了乔引娣后,每天只顾了和她……怎么怎么的,把身子骨闹成这个模样……那些个话我这个当儿子的说不出口来;还有人说乔引娣是个狐狸精、扫帚星,她走一路就坏一路。在山西,她折腾坏了半个省的官员,把诺敏的小命也搭了进去;后来,她又傍上了十四叔,弄得十四叔狼狈不堪;现在,皇上又把她弄到宫里去了……就是没有那种事儿,可是,叫人家说起来,是个什么名声呢?十六叔,您在皇上面前面子最大,什么话您都能跟他说。得了空的时候,请您劝劝父皇。《三国》里说:‘的卢马’妨主,不要让这妮子再留在父皇身边了。”

  允禄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些话他也曾听人说过,就连他自己也觉得乔引娣是个不祥之身,皇上何苦要留在自己身边呢?但是,允禄也清清楚楚地知道,雍正只是时时存问关爱着这个女孩子,不但没有让她干什么差使,更没有临幸过她,要劝雍正“远离女色”,这话是断断说不出口来的。想了想又问:“老五就是因为这个才不肯出来办差的吗?”

  “那倒不是。”弘时的目光看着轿窗外面说,“他对我说,前几天走到密云,遇上了一位异人,叫贾士芳。那个道士告诉他,千万不要再往前走。说你要是继续前进,就一定会有血光之灾。就是回京,也要韬光隐晦深藏不露,在家里躲上一年,才能躲得过这一劫。他听了这话,就立马回京来了。一回来就叫家人们整修门面,大概这就是那个贾士芳教他的法子吧。听说,他还在自己家的后院修了一座高楼,说想出门想得急了,就上楼去瞧瞧外面的景致……唉,听他说得这么神乎其神的,我真是哭也哭不得,笑也笑不得。”

  贾士芳这个名字,允禄听得耳朵里都要起茧子了。自己府里也有几个太监闹哄着想请这位贾仙长进府,说是要请他给王爷和福晋们“推推格”,算算命,可都被允禄拒绝了。当年大哥魇镇太子,三哥请张德明的大徒弟进府看相,八哥请张德明推造命的往事,都在他眼前晃动着,他们也一个个地翻身落马了。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哪!自己虽然也真想找一下这个贾士芳,问问休咎寿算什么的。可想了想,到底还是忍住了。现在弘时又提起这件事来,他不由得问道,“听说,你也我过那姓贾的?据你亲自观察,他是不是真的有点本领?”

  弘时冷笑一声说:“有人劝过我倒是真的,不过我不信,也从没请过他进府。身为皇子阿哥,我怎么能同这种东西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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