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在线注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语轻薄众臣遭申斥

这时已经进入四月,全国各地都在讨论《正处》讲话,并对党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全党整风的序幕实际上已经拉开。通过南下,特别是杭州座谈会,毛泽东又了解到不少情况,使他更加坚定了以“正处”为主题,向党外人士敞开大门,认真搞好整风的决心。这次南下,给他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党内党外、党的报纸和民主党派的报纸,对《正处》讲话的反响存在很大反差,党外传达快党内反而迟。特别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和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一声不响,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这些情况,对于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以扭转党内认识跟不上形势的状况,起了促进作用。

  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四月十日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等开会,对《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谈话从中午十二时三十五分持续到下午五时十分。

  就在图里琛和诺敏争论的时候,突然,大门被撞开了,田文镜手里抓着一大把借据奔了进来,一边跑还一边大声喊着:“拿到了,我拿到了。图大人,你快来看哪,诺敏的罪证全在这里,我可掏出他的牛黄狗宝了!说来也许骇人听闻,山西全省二百九十七名官吏,上下其手,左右联络,表里为奸,欺蒙朝廷,他们犯下了弥天大罪!古人说‘洪洞县里没好人’,今天我要再加上一句凑成一联:‘山西省内皆贪官’。诺敏,你听参吧!”

  李德全上前一步说:“万岁爷,奴才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来搅和万岁爷的事儿啊,是这样,这些个女孩子早上都没有吃饭,在宫里等候见万岁又跪了这么长的时间,刚才有两个已经跪得晕倒了。老佛爷心疼她们,这才叫奴才过来传老佛爷的懿旨的。”

  以下是这次谈话的要点。

  图里琛参劾山西巡抚诺敏的奏章,只过了三天,便递进了上书房。它一来就引起了上书房大臣们的惊惧,因为这件事太大了,大得张廷玉、马齐和隆科多他们不敢擅自作主。雍正皇上的脾气大家不是不知道,他刚刚下诏表彰了诺敏,还破例地把诺敏封为“天下第一抚臣”,这才几天哪,诺敏竟然成了“天下第一贪官”。这弯子拐得太大了,大得让人们怎么也想不通。上书房大臣们都在想,这个图里琛可真是个愣头青,你怎么单单在这个节骨眼上,放这么一炮呢?让皇上见到了这个奏折,他能够接受得了吗?依隆科多的意思,是先把这奏章压上那么几天,等皇上哪天心情好的时候再呈上去。可是,张廷玉不赞成。说那么做谁来承担“隐惹不报”的责任?

  一听说是母后叫人来传懿旨,雍正不能再说别的了:“哦,是这样。太后选过了吗?”

  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看了今天的社论①,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态。

  几个人正在议论,张廷玉突然看见八爷来了。张廷玉知道,八爷是和皇上拧着劲儿的。他一旦看到,那是一定要管、要问的。他一管,说不定会招惹出什么麻烦。他连忙把图里琛的奏折,压在了一大堆文稿下边。可是,张廷玉尽管聪明多智,他还是没有看透。别看八爷平日里很少到上书房来,他今天却正是冲着诺敏的事才来的。这件事他一定要管,而且他还要看看,当了皇上的四哥,将怎么下这个台阶。

  “回圣上,太后老人家说,她身边的人够使的了,一个也不要。”

  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正好皇上派人来传旨叫他们进去,几个人便一同来到了乾清宫。进去一看,原来年大将军回来述职来了。年羹尧如今已经是西路大将军了,他是皇上名下的奴才,也是皇上嫡系中的嫡系。年羹尧的妹子已经成了贵妃,他的身份也就成了皇舅。要不,雍正怎么会那么信任他呢?张廷玉他们几个进去的时候,皇上正和年羹尧说着在青海用兵的事。只听皇上说:“年羹尧啊,朕用兵的决心已定,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行了。如今普天下的官吏,不贪不占的人不多。你是带兵的,你那里到底有多少兵员,你要给朕报个实数,让朕心里有个底儿。这是要打仗,你可不能光顾了吃空额啊。”

  “那就让别的王爷们先选。”雍正不加思索地说,“各个王爷府里,凡是缺人的,都可以挑自己看中的。就连二爷那里,也要替他选几个送去。他现在虽然还被囚禁着,可他毕竟是朕的哥哥呀。”

  (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年羹尧连忙回答:“主子爷这样说,奴才可担当不住。奴才一直在主子眼皮子底下,别人谁都可以欺瞒不报,可奴才却不能有丝毫的隐瞒。奴才那里实有军兵九万四千零七十三名,与兵部报上的数额完全相符。奴才是万岁一手调理出来的人,万岁又委奴才以如此重任,奴才怎敢胡作非为?”

  李德全傻了。选秀女这事,历来的规矩都是皇上先选,别人后选的。可今天皇上却说要别人先选,他自己只要剩下的,这可真是希罕!他哪里知道,雍正皇帝一心全放在朝政上,他从来都是不近女色的。他认为,只有不贪享乐,不近女色,严于待人,也严于律己才能当个好皇帝。他只想狠下一条心来,厉精图治,身体力行,改革吏治,去建立他的强大帝国。他是这样想的,也决心这样干下去,但是,他能不能成功呢?

  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唔,话不是这样说的。你也知道,康熙五十七年朝廷也曾向罗布藏丹增用过兵,可是却打了败仗。那一仗,六万八旗子弟片甲不回,朝廷是赢起输不起了啊!刚才你说,罗布丹增的人马号称十万,朝廷不能对他掉以轻心。你下去和十三爷商量一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既然是一定要打,就要打出个样来。要兵,朕就给你调兵;要饷,朕就给你筹饷。你不要辜负了朕的期望,好歹要给你主子争个脸回来。你,跪安吧。”

  雍正皇上虽然不喜女色,但是要他不去选美也并不可能。放着太后派来的太监李德全在这儿,他如果不去,不是把太后的面子也给驳了吗?正巧,一个小太监进来请旨说:“外边有个叫方苞的人,递了牌子,要请见万岁。”

  其实,《人民日报》当时对宣传《正处》讲话不热心,是事出有因的。据胡乔木回忆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中间有些复杂的过程。毛主席最初认为暂时不要宣传,怕别的国家接受不了。可是后来上海文汇、新民报这些非党的报纸大讲特讲,毛主席感到应该讲,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不宣传作了严厉的批评。”②

  年羹尧起身长跪在地,干净利落地叩了三个头,大声答应说:“主子放心,奴才一定要为主子挣脸!”

  雍正一听说方苞来了,就显得兴奋异常。他立刻吩咐说:“请方先生暂在军机处等候,朕要亲自去接他。”说着他把脸一沉,对那个小太监和殿里的人说,“你们都听着,方苞是圣祖爷在世时的老臣,圣祖皇帝尚且称先生而不叫名呢,你们怎可直呼其名?传旨下去,以后无论是谁,也无论在哪里见到方苞,都要称先生,而不准称名!”那小太监喏喏连声地退了下去。

银河在线注册,  毛泽东在询问了四月十日社论的写作过程以后接着说:

  从年羹尧在这里说话的时候,隆科多就一直在旁边看着他。隆科多过去只和年羹尧见过一面,但却早就听说过,年羹尧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隆科多是雍正皇帝的舅舅,是老舅;而年羹尧是皇上的大舅,是舅兄。大小两位“国舅”又都是军兵出身,也都相互知道。隆科多给年羹尧的印象是无能;而年羹尧给隆科多的印象却是残暴、凶狠和飞扬跋扈。今天他们见了面,虽然皇上正在向年羹尧问话,隆科多插不上嘴。可是,在一旁观察这个年羹尧,除了声气粗壮、目光锐利之外,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穿戴整齐,回答得体,不像是个有野心的人嘛。

  雍正回头又对李德全说,“你向太后禀报,说圣祖皇帝驾下老臣方苞先生来了。朕不能不先见他,请太后和众位王爷再稍等一会儿,等这里的事情一完,朕就立刻去给大后请安。”说罢,他匆勿换过衣服,便带着一大帮太监走出了养心殿。

  写文章要联系当前政治,这篇社论和那篇《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③,都没有提到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这回事。中央开的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会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

  年羹尧刚刚离开,雍正就向几位上书房大臣提出,要议一议支援前方的事。老人允禩出来说话了:“万岁,以臣弟看,年羹尧虽然作战勇猛,用兵得当,可他毕竟资历还浅了一些。大军一出,前方后方,就有很多不好办的事情。万岁是深有体会的,当然更会明白。臣弟想,是不是要选派一位更合适的人来坐镇中军,统筹全局。这件事,臣弟看让老十四去干似乎更好些,不知万岁是怎么想的?”

  方苞怎么来了?他不是已经被康熙皇上“赐金还乡”了吗?是的,当时是有这么一回书,可是老皇上让走了的人,新皇上就不能再召回来吗?不过,他回来得已经是太迟了。

  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为什么不和邓拓争论?要民主集中,但内部可以争吵,拍桌子。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雍正心里透亮,老八这是要给老十四开路了。但他说得也不无道理,没法硬驳。便一笑说道:“八弟说的这一层,朕早就想到了。这样吧,十三弟和十四弟两人,都是有名的将才,就让他们哥俩在一起商量着办吧。你说得很对,打仗,其实打的是后方,打的是粮草,没有钱是什么也办不成的。全国各地要是都像诺敏那样,藩库充实,朕还有什么可虑的。”

  方苞在康熙和雍正两朝中的作用,他的名声,他的学问,他的威望,他那像传奇一样的生平,都是寻常人不能比拟的。人所共知,大清帝国是在前明被推翻之后建立的。建国之初,有不少人一时还接受不了满族入主中华的历史现实,也有很多人用各种方式来表示反抗,写诗著文就是其中的一种,有反抗就有镇压,“文字狱”既然是老祖宗发明出来镇慑文人的一大法宝,自然也就一用就灵,屡试不爽。这文字狱也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有的确实是抓住了真凭实据。有的呢,则是某些人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诬告陷害别人的。方苞就遇上了一回,也就成了其中的受害者。那时,方苞是桐城派的文坛领袖。有一位同乡写了一首叫做《咏黑牡丹》的诗,其中有这么两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如果单从字面上看,不过是文人骚客们酒酣耳热之际的即兴抒发。可是,让别有用心的人一延伸,事情可就严重了,诗中的“朱”字,本来指的是红色,但也可分析成是代表朱明皇朝的那个“朱”字。这样一来,“夺朱”就不是“黑色盖过红色”,而成了“清朝替代前明”。那么,“异种”二字,也就不能解释为“牡丹的不同品种”,而是污骂大清王朝是“异种”了。写诗的人,理所当然地被砍了头。方苞是给这诗集作序的,自然也难逃厄运,被投进了大牢。后来虽然康熙已经觉察到方苞是受了冤枉的,并且下旨赦免了他。可是、却因官场内幕的黑暗,没有人告诉他,因而让他多坐了好几年的冤狱;还是因为官场的黑暗,在一次不分清红皂白开监放人时、他又莫明其妙地被放了出来。他化名叫欧阳宏,四处流浪而不敢回家。巧就巧在康熙皇帝一次微服出巡时,偏偏碰上了他,俩人一交谈,又偏偏对上了心思,交上了朋友。于是这位方苞先生,就从文坛领袖——囚徒——流浪汉——皇帝的私交好友,最后成为在天子面前参赞机枢重务、称先生而不名的布衣宰相。

  (胡乔木解释说: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我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我也有责任。)

  允禩正等着他说这句话哪,一听他提到了诺敏就连忙接口:“万岁,不如这样,朝廷可以下令诺敏,从他那里先就近拿出一百万两银子,让年羹尧带到前线去劳军。诺敏刚受到皇上的表彰,就自动出钱支援前线,对全国也是个激励。让大家都看看,皇上用人的眼光和胆气。接着再清理各地的亏空用以填充国库,那就更有理由了。”

  方苞在成了康熙皇帝身边非官非民、亦师亦友的重要人物之后.还确实给老皇上康熙办了不少大事。其中最要紧的就是帮助康熙选定了接班入,并参与起草了“大行皇帝遗诏”那份著名的“万言书”。对康熙朝从大阿哥到十四阿哥之间的矛盾、斗争;他们为争夺皇位而采用的手段;他们怎么各显才智。各辟蹊径;怎样同室操戈、刀剑齐鸣;怎么箕豆相燃、互不留情的那一重重密不透风的黑幕,一层层藤缠丝萝、错综复杂的关系,甚至谁说了什么,干过什么,方苞比任何人都清楚。他真可谓是一位身在是非之中又无法摆脱的人,也是一位熙朝的活字典!许多事知道得太多,常常不是吉兆。方苞不仅知道得多,而且知道得细。甚至可以说,朝廷里凡是重大的事情,几乎没有任何一点他不知道。一个人手里掌握的机密越多,离死亡也就越近。康熙深明此理,所以这些事情办完之后,为了保护他,就以“老迈无用赐金还乡”的名义,把他放回家乡去了。方苞也不糊涂,康熙一死,他就下定了决心,永远再不出仕。他还在远离闹市的地方,修了别墅,种上梅花,要过一过清静自然、无忧无虑的隐士生活。可是,康熙放走了他,雍正却还时刻在想着他呢。雍正在登基之初,就发出了密诏,命江浙皖三省巡抚和两江总督,向方苞送去了邀请,并转达皇上殷切盼望方先生早日去京的情意。这些人接到圣旨,不敢怠慢,就轮着班,不分昼夜地前来拜访。这哪里是拜访,分明是坐地催行!就这样,一直拖了几个月,方苞终于架不住了。虽然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可是他不能不来,也不敢不来!

  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现在应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

  “嗯,好,好好好,八弟你说得有道理,就这么办。廷玉啊,你就按八爷这个意思替朕拟旨吧。”

  他不想走进这个是非窝,可是,他刚刚踏进这个叫做“军机处”的门坎,是非就找上来了。军机处,是雍正年代才刚刚建立的机构。是雍正皇帝的一条新政,也是除了上书房之外的另一个机枢重地。可是,方苞进来的时候,这里的人却高谈阔论正说得热闹哪。外边走进来的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头子,人们都不认识,所以也没有人和他打招呼。是的,当年圣祖皇帝在世的时候,方苞虽然几乎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但他却没有任何职名,也无需和京城的官吏们往来。除了张廷玉、马齐和几个皇子之外,确实是谁也没见过他的尊容。现在他突然进来了,而且,一进来就大大方方地坐在了那里。开始时,还真有人看见了,不过他们只是感到可笑,因为这个糟老头子,长着一张干黄瘪瘦的大长脸,留着两撇细细的老鼠胡须。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套在瘦弱的身子上,显得又宽又大。一双精亮的小眼睛里,闪着贼也似的光芒。看年纪嘛,大约有五十多岁。这相貌,这打扮,说句老实话,还确实让人不敢恭维。他,他是干什么的呢?

  要接近党外知识分子,了解他们。要跟非党知识分子交朋友。我愿意同民主人士、中间派谈,比如李鼎铭。党员的党话太多。近来我在找党外的教授、工程师谈。

  张廷玉暗暗叫苦。心想,皇上啊皇上,你不明真相啊。诺敏那里哪还有银子能支援前线,他连自己都顾不上了!

  方苞才不管他们怎么评价他呢。他正稳稳当当地坐在那里,专心致意地听热闹。他想听听雍正新朝的这些个官员们,是怎样为雍正皇上卖力的。可是,他不听还好,一听之下,使他大失所望。原来他们谈得最起劲的,竟是一个京都红妓苏舜卿!有人在学着她说话的声调;有人在说着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娇情;有人在形容她的美貌和琴棋书画样样拔尖的能耐;还有人在说她如何让那个叫刘墨林的举子吃了闭门羹。说的,笑的,闹的,唱的,把这个堂堂机枢重地,翻成了歌楼酒肆。就在这时,忽然门口一声高喊:“圣驾到!”随着喊声,雍正皇帝已经跨进了房门。

  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营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个“身在曹营”的问题,要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粘得很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张廷玉正在想着主意,雍正在上边说话了:“廷玉,你抱的是刚到的奏折吗?我先把话放在前边,元宵节刚过,现在下边来的无非是些请安、贺节的折子,说的也都是些拍马奉承的废话。这样的奏折朕不看,我没那么多的功夫!你拣着急办的呈上来吧。”

  事出仓促,在座的人全都慌神了。抢着戴帽子的,挣扎着穿靴子的,干瞪着俩眼吓傻了的,忙乱中碰翻桌椅的,你挤我撞,你争我抢,相互推拉,相互怒视,什么样的人都有,可就是全都忘了向皇上叩拜行礼!方苞微微一笑,款款走上前去,弹弹袍子角上那并不存在的灰尘,从容不迫地跪下,向皇上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臣方苞奉旨觐见龙颜,恭请皇上万岁金安!”

  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口服心不服。一九五三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过去太紧,现在要松一点,使他们靠拢我们一点。

  “是。可是,臣……”

  雍正皇帝满面笑容地站着受礼,又伸手把方苞搀起来说:“先生,你终于来了,叫朕想得好苦呀!算起来,你离开京城有二年了吧。这一向身子可好?嗯,看起来你满面红光,似乎是更健旺了,朕真是为你高兴啊!来来来,你先请坐。”

  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我们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不能收。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

  雍正生气了:“怎么,朕说的话你没听见吗?快,给朕呈上来。”

  在场的人听到皇上这样说,才知道这老头子原来就是鼎鼎大名的方苞。这才觉得刚才说的话有些不妥,也才意识到还没有向皇上行礼。他们连忙跪了下来参见皇上,可是,已经晚了!皇上早已收敛了笑容,冷冷地说:“这里是军机处,顾名思义,是处置军国大事的枢要重地。你们胆敢在此大声喧哗已是不敬,还说些什么粉头妓女的丑闻,成何体统?说,谁让你们到这里来的?!”

  《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要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

  张廷玉不能再迟疑了。他把图里琛的奏折放在最上边,小心翼翼地呈了上去。

  众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开口,但又不敢总是拖着呀。人群里官最大的就数那个叫李维钧的了,他鼓着勇气叩了个头说:“臣等是奉了吏部的委扎,前来叩见皇上陛辞的。因不知这里是军机处,只看着好像是几间空房子,就进来歇息笑谈。求万岁恕臣等不知之罪。”

  《新民晚报》赵超构问我,过去提过“短些,短些,再短些”,可不可以再加一个“软些、软些、再软些”。我说,有两个“软些”就够了嘛!当时是怕他们搞黄色的东西。这次出去看了看《新民晚报》,觉得那个报纸还是严肃的,没有什么黄色的东西。有些东西还硬了些,不敢放开讲。《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开头一段就不吸引人。《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讲了知识分子的问题。文章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马克思的文章较深,不好懂。斯大林的文章通俗,但斯大林的文章有教训人的味道,不平等,动辄“由此可见”,“这就是说”,论述不够,说服力不强。从马克思到列宁,越来越通俗。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

  雍正一手端着参汤,有一搭、没一搭地看了一眼。突然,他放下汤碗,嘴里说着:“什么,什么?这是图里琛的奏折吗?朕是要他去查田文镜的,他怎么查起了诺敏?啊?!诺,诺敏竟然……他,他有没有辩奏的折子?”

  “啊?这么说,你倒是有理了?”雍正冷冷地说,“朕并没说不让你们进到军机处,而是听着你们那近于无耻的谈话恶心!宋代是怎么亡的你们都清楚,不就是因为文恬武嬉吗?殷鉴不远哪!”他看了看跪在地上的李维钧,“你叫李维钧是吗?你是读饱了书的翰林,难道不知道做官就得像个做官的样子,回话也要老实回话吗?朕下旨要天下官员不得观剧,可你们却在这里大谈青楼红妓,把嫖娼争彩的话头都说到军机处来了,真是无耻之尤!你们不是要‘陛辞’吗?好,这就算是辞了。回家去好好想想朕的这些话,每人都写出一份请罪折子递进来让朕看,你们,全都给朕出去!”

  (有人提出希望有位中央委员,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来《人民日报》坐镇。)

  对于雍正皇帝,张廷玉可以说是太了解了。他知道,雍正性情暴戾,常常大喜大怒、大爱大恨。又常常急功近利,由着自己的性子干而不想后果。平日里,他那庄重和严峻都是装出来让人看的,眼前这件奏章已经使他失去了理性。诺敏从“天下第一抚臣”到“天字第一号的贪官”,相距只是十来天。这不但出人意料,也是雍正皇帝扳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如今新皇刚刚登基,天下尚未安定,阿哥党的人也还在窥测时机。只要稍微有点火星,就可能酿成泼天大祸,就可能造成动乱。紧要关头,皇上将怎么处理这件事呢?

  皇上说,“这就算是辞了”,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要把他们全都免职呢?没准,那得看他们的请罪奏折写得如何,也还得看皇上是不是会对他们开恩。看着他们一个个灰溜溜地低着头走了出去,雍正又对门口站着的太监说:“你到内务府传朕的旨意,在这个门口立一块铁牌。写上:无论王公大臣,贵胃勋戚,不奉旨不得在此窥望,更不得擅自入内!还有,立刻从乾清门侍卫中抽调人来,做军机处的专职守护;再到户部去传旨,选派六名四品以上的官员,到这里来做军机章京。要不分昼夜,在此轮值承旨。”

  编辑工作困难是有的,但在现有条件下,还可以改进。《人民日报》树大招风嘛!需要有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持工作,内外都能顶住,但现在还没有适当人选。

  听见皇上的问话,张廷玉答道:“回皇上,臣还没有看到诺敏的辩折,大概再过一两天才能送到。但臣想,图里琛的折子,实际上是他和田文镜共同呈上来的。这里面说,他们已经拿到手的就有四百多张借据。上边都加盖着山西藩司衙门的印信,算得是铁证如山了。诺敏还能再为自己说些什么呢?充其量,他也只能在‘失察’这两个字上作点文章罢了。”

  雍正皇帝说一句,小太监答应一声。等皇上说完了,他利索地磕了个头,便飞也似的传旨去了。在这个过程中,方苞一声未出,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在看着。雍正的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他早就知道了。今天雍正当了皇帝,自然要比从前更严厉,这是方苞意料之中的事,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

  (有人提出杂文难写。)

  雍正没有说话,他正在紧张地思考着。在一旁看着这情景的老八,心里可真是得意啊。好好好,实在太好了。诺敏这件案子,无疑是在刚愎自用的雍正脸上打了一个耳光。这耳光打得响,打得脆,打得让人心里解气。诺敏是年羹尧举荐的人,他垮了,年羹尧也难逃其咎。老八巴不得雍正一气之下处理失当,他们攻讦雍正就更有了理由。他想给皇上再烧一把底火:“皇上,臣弟以为,张廷玉所言极是。山西出了这么件大事,无论诺敏怎么辩奏,都难逃脱这天下第一大案的责任,也难逃脱欺瞒皇上的罪名;更让人担忧的是,年羹尧正要在青海用兵,山西这件大案要是轻轻放过,就肯定会影响到全国清理亏空,也影响了军粮的筹措,这又是一件急事。其实,大事也好,急事也罢,都必须马上拿出主意来。如何才能妥善处置,请万岁早下决断。”

  雍正回过头来对方苞笑着说:“先生,真是想不到,你刚进京来,就看到了这窝心的事。好了,这也算完了朕的宿愿,军机处以后就成为朕的左右手了。原来朕想在这里和先生好好说说话。可是,你看这里现在要什么没什么的,太不成话了。咱们还是到养心殿去谈吧——邢年,告诉御膳房,给方先生准备午膳。叫他们拿出本事来,做得好一点。来来来,方先生,你和朕同乘銮驾到宫里去。”

  杂文要有,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杂文也可以写得全面一些。鲁迅的杂文就很全面。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

  雍正听出来了,老八的意思是要严办诺敏。他没有表态,却问别的上书房大臣:“你们呢,也是这样看的吗?”

  方苞连忙说:“万岁,这怎么能行?臣乃布衣白丁,岂敢亵渎皇上万乘之尊?那样就要折了臣的阳寿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他对今天的谈话总结了一下:

  马齐出来说话了:“万岁,奴才以为诺敏之罪如果穷追下去,山西全省就没有一个好官了。诺敏千方百计地刁难田文镜,也不是‘失察’二字就可以掩盖过去的。几百万两银子啊,说句‘失察’就能了事吗?但奴才以为,眼下这个案子还不能严办。前线即将用兵,是急事,万事急为先。如果在诺敏的案子上办得太严,牵涉的人必定很多。那样做,就会引起朝中极大的波动,各地督抚、全国官吏也会惶惶不安。这样一来,官场震动,人人自危,谁还肯去想前线的事?所以,臣以为,还是暂时放过为好。”

  雍正哈哈大笑:“好,说得好啊!不过方先生,你是儒学大家,难道也信这些不成?既然你这样说了,朕就和你安步当车,一同步入皇宫。”

  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政治,写按语,写社论,都要这样,如最高国务会议、宣传工作会议。

  雍正的心情似乎平静了一些,他喝了口茶,面带笑容地说:“其实,还有一句话你们大概都不好意思开口。那就是这件案子,还关乎到朕的脸面。朕刚刚下旨表彰了诺敏,称他为‘天下第一抚臣’。他就给朕来了这么一手,闹了个倒数第一!”他突然收了笑脸,眼睛里放出铁灰色的暗光,“照你们说的意思,无非是两个办法:或者是要办诺敏一个失察之罪,而对下边的官吏按蒙蔽上宪,贪墨不法来处置;或者是朝廷假装看不见,等西边战事完了之后,再来追究他们。是吗?”

  “臣方苞不胜荣幸。万岁,请——”

  二、中央每一重要措施,报纸宣传都得有具体布置,看要写哪些评论、新闻和讨论文章。

  众人一看,皇上的脸色不善,不敢再说什么了。他们一齐跪下叩头:“请皇上圣训。”

  走在通往皇宫的路上,方苞向在天街上等候召见的人群看了一眼。心想,这可好,我本来不想在这紫禁城里显山露水的,叫皇上这么一来,反倒更加出众了。但他知道皇上的脾气,从来是不容别人违拗的,也只好如此了。

  三、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一点。要改进编排和文风。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雍正把牙一咬,阴狠地冷笑着说:“你们说的都不可取!难道朕是可欺之主吗?难道朕是不通情理之人吗?年羹尧之所以举荐诺敏,是因为看他在江西粮道上办差十分努力;朕也认为他还是愿意做事的,才大力扶植他,并且让他一直当到封疆大吏。可是,朕想不到他竟然这样胆大妄为。常言道:杀人可恕,天理难容!”突然,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了雍正皇帝的话,只见他奋力地推开了龙案,涨红着脸,勃然作色道,“对于诺敏这样的混帐东西,难道还可以轻纵吗?饶恕了他,别省的督抚也照此办理,朕将如何处置?!全国的官吏都这样,我大清江山还能保得住吗?!”

  进了养心殿,皇上盘腿坐在大炕上。又命太监给方苞搬了一个绣墩来,方苞叩头谢恩欠着身子坐了下来。养心殿曾是当年康熙在世时方苞常来常往的地方,如今新君即位,这里已经换了主人。想起老皇上康熙的知遇之恩,方苞不由得心情激动。他没有急于说话,他知道,雍正皇上是个沉不住气的人,他一定会先说的。果然,雍正一笑开言了,“先生,你知道朕为什么一登基就把你请来吗?”

  四、要吸收社外的人参加编辑工作,团结好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者。七、八版(理论、文艺版)请了一些顾问,这办法很好。这两个版要有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半独立性质。

  在场的大臣们看到皇上发了这么大的火,谁也不敢上来劝阻,谁也不敢再说什么。按老八原来的想法,是想激一激雍正,让他顾全自己的脸面,也给年羹尧一个顺水人情,他们就可抓到把柄了。却不料雍正竟能下这么大的狠心,非要把这事闹大不可。到了这时,一向聪明伶俐的老八,竟不知说什么才好了。

  “皇上恕臣愚钝,臣不知。”

  五、将来可以考虑,中央调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人民日报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领导问题。

  雍正的怒火还没熄掉,他瞪着血红的眼睛注视着大臣们问:“你们说话呀!这事到底怎样处置?”

  “不,不,你不会不知道的!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就不会在家一直拖着不肯进京了——你且等等,别说话。朕绝无责怪你的意思,你也不要谢罪。这里面的缘故,恐怕只有你知朕知。咱们心照不宣吧,这是朕想说的第一句话。第二句是,先帝当年怎样待你,朕也会怎样待你。你心里不要存个‘伴君如伴虎’的念头,那样就让朕大失所望了。”

  六、公报等等肯定要登。已经出了八个版,也不要轻易减少,这牵涉很大,大家还要多写东西。④

  隆科多跪下回答:“皇上,奴才以为主子说的极是。若不是山西巡抚以下相互串连,相互勾结,田文镜怎么能一查再查也查不出漏洞来?万岁高居九重,却洞悉万里秋毫,隐微毕现,使奴才佩服得五体投地!既然是这样,奴才以为,可以立刻下诏,将山西县令以上各级官吏全部锁拿进京,交大理寺查勘问罪!”

  雍正的话是笑着说的,可是方苞听了却不觉浑身打战。对于这个四爷,方苞是太了解了。在康熙晚年作出的重大决策中,方苞是起了关键性作用的。对于皇室内幕,方苞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雍正能够即位,有方苞的一份功劳。但雍正那阴鸷狠辣,把恩怨看得极重的性格,方苞也是清楚的。方苞之所以迟迟不来北京,就是他拿不准这个新皇帝是要回报他方苞的举荐之功呢,还是要用方苞这块石头,去打至今不肯臣服的阿哥党?刚才皇上所说的两句话,第一句,似乎是在怪他没有马上应召进京。但皇上又说出“心照不宣”和“朕知你知”的话,是原谅了他;第二句就更明白了,那是点明了你不要因为皇上的脾气不好,而心存疑惧。更不应该有“伴君如伴虎”的念头,在皇上的面前阳奉阴违!这句话中所包含的压力,是瞒不住方苞这个绝顶聪明的人的。此时此刻,方苞能不赶快表明自己的态度吗?他连忙起身离座跪了下去:“臣怎么能这样做?臣又怎么敢这样做?方苞乃是一个待决的死囚,被先帝超拔出苦海又委以重任,言必听,计必从,这样的恩遇自古能有几人?报答君恩就当以身许国,臣岂敢以利害祸福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况且万岁还在藩邸龙潜时,臣就常常聆听教诲。也深知万岁待人则宽厚仁德,对事则是非分明,臣早已衷心感佩。臣不过一个穷儒,身受两世国恩,怎敢以非礼之心来上对圣君?”

  这次谈话过了三天,《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分析了社会大变动时期的基本特点,毛泽东读了,又批给胡乔木看。在批语中写道:“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

  张廷玉却不以为然:“皇上,这样做是否太过了一些?山西去年受了灾,赈济灾民的事还要靠他们来办。这样一锅煮,会不会因此而牵动大局呢?”

  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继续做团结党外人士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和研究,他感到党与这些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影响极大。正如他所说的,现在的几百万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财产,人民的教员。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⑤四月十一日上午,他在颐年堂请了几位党外著名教授、学者座谈,有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郑昕,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金岳霖、贺麟,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费孝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方名等。开会之前,他先在中南海游泳池同他的老朋友、著名学者周谷城谈了一会儿,周也参加了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座谈会开了近三个小时,中间请客人吃了便饭,气氛轻松自然。

  老八则唯恐大局不乱:“不,廷玉所说,与皇上的一贯主张并不一致。皇上曾多次说过,‘雍正改元,吏治刷新’,山西发生的这个案子正好拿来作清理吏治的典范。相反,用贪官去赈济灾民,那不是成了笑话吗?再说,万岁也不必怕山西官员出缺无人来补,北京现有的候选官和捐班求仕的人多着哪!皇上的恩科即将开始,一榜下来,就是一批年轻有为的新秀。用他们充实山西官缺,不是正好嘛。所以臣以为,非如此不能大振天威,非如此不能肃清吏治!”

  毛泽东把能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看作社会大变动后的新形势下,党的事业能不能向前推进的主要问题。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党内不少人的思想认识跟不上形势发展的状况,四月十九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指示说:

  雍正一直没有说话,也一直在思考着对策。隆科多刚才的话,显然是在拍马;老八的说法看似激烈,实际上意在挑拨;张廷玉说的那句“不能一锅煮”的话,倒很值得深思……怎么办更好一些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⑥

  马齐说:“万岁,上书房大臣里还有三爷和十三爷不在这里,是不是传他们进来一同商议一下?”

  这个指示,反映出毛泽东当时最关切的问题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否想通了、认识清楚了,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是否开始有所改变,第一把手是否认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党和党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间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些缓和,对人民闹事能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这些,都是他最近两个月反复讲述的问题。他最担心的是,党的领导不能跟上迅速发展的形势,甚至落后于党外人士要求共产党转变思想、转变作风日益高涨的呼声,以致陷入被动局面。他觉得现在已经形成对党政工作缺点错误的批评空气。因此,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

  “不,朕已经决定了。张廷玉,你来拟旨。”

  事情变化多快呀!直到三月底,毛泽东还说,整风是今年准备,明年、后年推开。改变这个部署,也就是在四月间半个来月的时间内。

  张廷玉答应一声,快步来到案前。雍正皇上用不可违拗的口气说:“诺敏身受先帝和朕两世皇恩,不思报效,却行为卑污至此……朕就是想宽容,奈何国法不容你这种忘恩负义的畜生……上天枉给你披了张人皮,可是你有一点人味吗?……”

  这时,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已着手起草。四月二十五日凌晨,毛泽东在游泳池同彭真谈了对整风指示稿的修改意见。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五月一日,这个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全党整风开始了。

  他越说越激动,越说越不成话。张廷玉为相多年,还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诏谕。他偷偷地看了一眼皇上,只见他脸色涨红。气喘不止,可还在继续往下说:“即着图里琛将这个混蛋东西摘了印信,剥掉黄马褂,革去顶戴,刻日锁拿到京问罪。你羞辱了朕,朕绝不饶你,朕要骂你、唾你,羞辱你……”

  指示规定:“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所做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指示说:“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指示对这次整风的对象——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了明确的界定,并规定了这次整风运动的方法和步骤。⑦

  张廷玉听他越说越不像话,忙凑个空子说:“皇上,山西省其他官员如何处置,诺敏的职务又由谁来接替?”

  指示发出的同一天,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要求各省部级党委(党组),对在党与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战士、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⑧

  雍正想也不想:“让田文镜来接好了。你们都跪安吧。”

  紧接着,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会议,议题就是关于全党的整风运动。出席会议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四十四人。毛泽东讲话说:

  众人哪还敢再说什么呀。常言说,杀人不过头点地。诺敏犯了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哪有先辱而后杀的道理呢?可是,皇上正在气头上,谁也不敢找这个晦气。

  “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都走了,张廷玉却没走。他上前来搀扶着雍正皇帝,让他躺在大炕上,看着他已经逐渐安定了下来,才慢声细语地说:“皇上,臣有一事,想请皇上三思。”

  “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要参加生产劳动。这并不是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上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总的要同工人农民混在一起,多少参加一点劳动。群众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讲的话,不会全是真话。尤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有种办法可以同他们一起,即多少参加一些劳动。

  “什么事?”

  “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的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

  “皇上,臣知道皇上对田文镜有好印象,想尽快地把他安排到重要位置上。但他现在还是四品,一下子升得太快,是不是

  “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个地方,谁当长的就归他管。”

  “那有什么可怕的?从圣祖皇帝到朕,历来都是不拘一格用人的。”

  讲到这里,毛泽东问北大校长马寅初:“你那里怎么样?”马寅初说:“是不够的。”毛泽东又问:“他们要不要你管?”马寅初说:“矛盾是有的。”毛泽东见马寅初讲得很委婉,便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挑明:“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毛泽东又问了一些情况后继续说:

  “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这些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整风指示说到唯物辩证法。现在要搞政治关系,反对三个主义,不要钻到世界观、思想方法里头去,那些问题放在将来搞,以免把政治关系冲淡。唯物辩证法以后再搞,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我们不能企图很多人一下子都接受唯物辩证法,马列主义世界观。解决世界观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社会大变动时期使知识分子吃了苦头,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这里有个经济基础的问题。过去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

  “北京是个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每年要有四个月在外,八个月在北京。你们也可以这样做。中央机关的特点,一是空,二是全面。缺点就是空,一离开北京就舒服了。”

  毛泽东最后表示:

  “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不赞成也没办法,不能强加于人。如赞成,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⑨

  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是第一次向党外人士透露。第二天,陈叔通、黄炎培就联名写信给刘少奇和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

  五月五日,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对信中陈述的理由作了四点批注。

  信中说:当前“发展超过了巩固,就是不可以说国家已经巩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毛泽东批道:“以上两个理由,因时期太长,连任四年,问题还是存在,故不宜论及。国家的根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说到国家的完全巩固,依苏联的经验,可能要十五至二十年,台湾解放和两个阵营对立时间可能更长。”

  信中还说:“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毛批注:“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

  信中建议毛泽东再连任一届,“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毛批注:“事前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可以减少惶惑。那时我将公开声明理由。”

  针对信中提到的国内人心震动、国际间造谣的问题,毛批注:“造一阵谣言,真相自明,谣言便息。”

  陈叔通、黄炎培还提出修改宪法的问题,建议在国家主席“任期四年”以下,加一句“连选不得超过两任”。毛泽东在信后写了一段批语,表示赞同两位民主人士的意见,并进一步申明不再继续连任国家主席的理由。

  批语说:

  “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邓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选:(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⑩

  ①指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3页。

  ③见1957年4月6日《人民日报》。

  ④毛泽东同《人民日报》负责人等的谈话记录,1957年4月10日。

  ⑤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20日。

  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手稿,1957年4月19日。

  ⑦《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23页。

  ⑧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1957年4月27日。见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

  ⑨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4月30日。

  ⑩毛泽东关于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批语,手稿,1957年5月5日。

  毛泽东把陈叔通、黄炎培的信连同他的批语,一并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写道:“此件须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并说:“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①

  他还要求把陈、黄来信和他的批语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八大全体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全国人大全体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把这个问题在更大的范围里谈开。他托付给邓小平去办,告诉他:“此事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考虑。”

  毛泽东关于不继续连任国家主席的决心已定。

  五月八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毛泽东是否连任下届国家主席的问题。会上,除个别人有不同意见外,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的提议。②

  在毛泽东看来,广泛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对这次整风能否取得成效关系很大。这次最高国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整风的吹风会,是号召民主人士畅所欲言的动员会。会后不久,五月四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指示充分肯定一个时期以来党外人士提出的各种批评意见,表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接受党外人士批评意见的诚恳态度。同时,也不是对一切批评意见大包大揽地接受下来,而是采取有分析的态度。指示说: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

  指示对当前整风的总体部署作出规定:先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对共产党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待共产党整风成功,再推动社会各界整风。

  “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③

  毛泽东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听取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缺点错误的批评意见,愿望是真诚的,方针是明确的,信心是充足的。

  这以后,全党整风进入了集中征求党外人士意见的阶段。

  全党整风运动的安排已大体就绪,毛泽东从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开始修改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稿。从这一天起,只要没有重大活动,他就专心致志地做这个工作。

  毛泽东修改讲话稿用的底本,是胡乔木的整理稿。三月三十日,胡乔木曾经送过一个整理稿。当时毛泽东正在杭州,四月上旬回到北京又忙于会见外宾、准备整风等事情,修改讲话稿的工作拖了下来。胡乔木的这次整理是初步的,保持了讲话记录稿的原貌,只是把文字和逻辑顺序梳理了一下,把一些过于口语化和内容重复的地方尽量删掉。随后,他又送过一个整理稿,加了十二个小标题,风格也更加接近书面语言。毛泽东的修改工作,就是在胡乔木第二个整理稿的基础上进行的。

  整个修改工作,历时近两个月。在这期间,中国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种情况也反映到毛泽东对《正处》的修改过程中。他对《正处》讲话稿的修改补充,主要来源于他在二月二十七日以后发表的一系列讲话、谈话,以及在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后得出的一些新的判断。

  从四月二十四日到五月七日,修改工作时断时续,形成了第一个修改稿,他称作“自修稿第一次稿”。

  在这一稿上,毛泽东把标题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确定了十二个题目:(一)关于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二)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三)关于农业合作化;(四)关于资本家的改造;(五)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关于节约;(七)从六亿人口出发;(八)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十)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十一)少数民族问题;(十二)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一稿为后来的修改提供了一个基础。

  这次修改主要补充了以下内容。

  第一节“关于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增加了关于民主和自由相互关系的论述:“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并且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我们的社会里,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把另一个侧面给否定掉。在我们的社会里,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些道理,广大人民是完全懂得的。”还增加了一大段关于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论述,这是毛泽东此次修改中的重要补充,提高了这篇文章的理论价值。

  第二节“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这一部分,是直到《正处》正式发表为止改动最小的。

  第三节“关于农业合作化”,改动最大,有些段落被整段地改写了。但是所要回答的问题,仍然是原先的那一些:合作社有没有优越性?能不能巩固?农民的生活有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是不是很苦?但是论述得更加深入,更加条理化,也更加全面。“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曲折困难,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这些论述,都是这次新加的。

  第四节“关于资本家的改造”,补充不多,主要加了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私营工商业改造“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密切相关的”。

  第五节“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补充了三个内容。一是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最近几年中有了很大的进步。二是强调团结知识分子,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进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离开这些知识分子,就一步也不能前进。”三是提倡勤俭建国(这一节后来又作了一些重要修改)。

  第六节“关于节约”,主要增加了关于企业规模问题的内容:“我们必须建设少数规模大的现代化机械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的工业强国。但是大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从小规模做起,逐步发展,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应当力求节约,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

  第七节“从六亿人口出发”。原先的标题是“关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主要是举例说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问题。这次修改,把这些内容大大压缩,而着重阐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一方针:“我国有六亿人口,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就要从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国有六亿人口,好处在这里,困难也在这里。困难就是矛盾,矛盾总得去解决,也总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可以设想另外一种方针,就是照旧社会那样,对于大批有困难的人抛弃不管。人民政府不能这样做。这是制造矛盾的办法,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

  第八节“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二月二十七日讲话的重点之一,论述比较充分,这次修改主要是文字性的,只在个别内容上作了一些补充。

  在“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各种矛盾”后面,加了一句话:“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不同的情况和性质罢了。”

  谈到新生事物只能在斗争中发展的时候,补充了一段:“和旧社会比较起来,社会主义社会对待新生事物的条件好得多,但是仍然存在着矛盾,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化建议,仍然是经常存在的。不是由于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发生矛盾,也需要有一个鉴别的时间。”

  谈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时,补充了这样的话:“我们提出让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并且互相监督,只许做好事,不许做坏事,这有什么不好呢?无论是共产党,或者是民主党派,监督它们的首先是人民。再则,政党的党员又监督政党的领导者。现在我们加上一条,各个政党互相监督,这样岂不是更有益处吗?监督的方法,就是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法,是解决一切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这一节,在后来又做了很大的补充和修改。但是,一些基本的意思在这个修改稿里就已经有了,如: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仍然是汪洋大海,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出来的,等等。

  第九节“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没有多大修改,主要是根据南下时的讲话内容加了一句:“应该把群众闹事看作在特殊情况下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手段。”当时,毛泽东对闹事问题看得比较简单,对中国的形势估计比较乐观,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严重事件。然而后来出现了他没有料到的一些严重情况,促使他对这一节作了较大修改,去掉了他原先讲的对处理闹事的四条。④

  第十节“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改动不多。

  第十一节“少数民族问题”,对西藏问题作了一些修改。

  第十二节“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改得更加条理化和理论化,明确提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作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批评学习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态度之后,补充一段话,阐明了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批判地吸取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一种态度。”⑤

  这次修改,时断时续,累计大约用了八个半天。

  五月八日上午,毛泽东改出“自修稿第二次稿”。

  这次的修改主要有:

  标题有两处改动,第一节改为“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第四节改为“关于工商业者的改造”。

  内容方面的改动,集中在第一、第八两节。

  在第一节,谈到不能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地方,补充了一段重要的话:“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和生产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为着维持社会秩序之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许多时候就行不通。何况政府与人民之间或者各部分人民之间已经发生矛盾,不去调查研究矛盾的情况,讨论解决的方法,单靠行政命令,会有什么效力呢?至于人们精神世界的问题,例如艺术、科学、哲学、宗教等,那就更加不能采用强制方法了。”这显然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的一些现象而补充的。

  第八节,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后,补写了一大段:“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能建立。但是这并不是说新社会就没有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很天真的想法。……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是能够适应生产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这种能够容许生产力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得到相当满足的情况。我国解放才七年,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不多,需要有一个巩固、习惯、重新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严格划分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采取和平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以便团结全体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后来,毛泽东对这一段论述又作了补充,同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一起,移到了笼罩全篇的第一节,成为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总括性论述。其中关于“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是八大精神的继续,也是毛泽东南下讲话逐步强化的一个思想,即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心任务应当转到经济建设。

  其他几节的修改,大致是这样:

  第五节,加重了对前几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成果的肯定,又强调了对知识分子继续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第七节,讲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时,增写了一段话:“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想办法,社会是能够想出很多很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这样做。”

  计划生育问题,这次修改继续保留着,改成这样:“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近来社会上谈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如果这个办法可行的话,也只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研究实行,只能逐步地推行,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

  第九节,对闹事问题作了比较周全的分析:“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人民是很守纪律的,是很讲道理的,他们决不无故闹事。闹事的只是极少数无可忍耐或者未受教育的人们。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调整社会秩序,惩罚官僚主义。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对于这种人,我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严格的惩治。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五月八日晚十时,毛泽东改出“自修稿第三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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