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浅析,草原文化现代文学论文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浅析

摘要:现代传媒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系,现代文学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归功于现代传媒的影响,其是通过期刊、报纸、杂志、广播等传媒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现代传媒不但强化了现代文学的传播,也是现代文学质变的重要添加因素。为此,本文将对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进行研究分析,以期给相关研究者以有益借鉴。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现代传媒;视野;语言

着名爱国人士梁启超的《新小说》和《新民丛报》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之作,众所周知,这两者均是通过印刷期刊和印刷报纸等形式而呈现的,是一种表现现代文化的重要方式。后来近现代知识分子通过报纸、杂志、期刊等传播方式的利用,进一步推动了现代文学的进步和发展。现代传媒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优良的文化思想、人生感悟、社会洞察表达媒介,现代文学的发展则反之为现代传媒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驱动力量,使两者均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内容和形式的发展进步。

一、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传媒之间的关系概述

在文学作品的传播过程中,媒介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传播作用,没有媒介支撑的文学作品必然无法为社会民众所传诵、所熟知。现代传媒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载体,其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传播途径,如果没有现代传媒的报纸、杂志、期刊,现代文学也便没有了藏身之处。现代传播的扩大和发展离不开数量众多、类别不一的文学作品,这就需要众多的文学作家积极投身于作品创作中来,用现代文学作品抒发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表达自身切身之想法,进而让社会民众接触和传诵更多的优良文学作品,以更好、更有效的满足社会受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在文学作品的创造者—作者和文学作品的接受者—受众之间,现代传媒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其一方面能让受众通过接触传媒载体了解和熟知更多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通过报纸、期刊和杂志,将作者对社会热点事件的看法和观点传达给广大社会受众,让现代文学拥有更大的文化空间,一个逐渐公开化、社会化的大空间,正如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的文学艺术均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使用和所创作的。在期刊、杂志、报纸的阅读过程中,读者是积极选择者,而非被动接受者,在文学作品的实际创作过程中,作者应注重文学作品的积极、科学、健康发展,根据受众的阅读偏好和自身的创作条件不断的进行写作方式、写作内容调整,以更好、更有效的满足广大受众群体的阅读需求。此外,现代传媒还可以为现代文学作品的创作提供大量的素材、背景,让现代文学更为贴近受众日常生活,使其自身产生更好的发展。同时,现代文学的发展和进步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现代传媒的变化和发展。在作品创作的过程中,现代文学作品的作者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完全根据传媒的要求针对性的进行文学作品创作的概率很低,这就迫使现代传媒逐渐开始向现代文学作品靠近,现代文学作品在传媒选择的过程中,也会积极的与其进行沟通协商,以求双方的互相适应,共同进步、一起发展。例如,随笔内容在《新青年》中的加入;人性化、随意性不断提升的《语丝》均是现代传媒与中国现代文学有效结合、共同发展的体现。

二、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传媒的语言因素

文学表达的形式在于语言,语言是文学作品产生和传播的基本媒介形式。语言的发展会受到传播媒介的限制和约束,但也离不开传媒的支撑。在现代传媒信息传递中,简洁明了的语言符合受众的阅读要求,也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并随着社会的进步逐渐占据传媒的主体地位,而现代传媒的发展则又同时为明了的语言传播提供良好的传播平台,进而能通过语言向社会民众提供更多的知识内容,进行教育普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现代传媒获得了新的发展生机,特别是现代报刊、杂志、出版单位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现代文学的发展和进步。具历史统计数据显示,到清朝灭亡的1912年,由于白话文的不断普及,我国已有近1800种各类报刊,这大大扩充了现代传媒的规模,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报刊的快速发展,使其越来越成为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对于报刊来说,其发行和创作既要关注受众的信息获取要求,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启蒙民智的作用。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白话文期刊的产生和发展,白话文逐渐拥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民意基础,而现代传媒的产生和发展,则使得语言获得了更为深入的发展和挖掘,让现代运动和现代文学更为平民化。通过一种民众更易接受和理解语言的利用,现代传媒逐渐丰富着广大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并基于语言的变革对民众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产生更强的积极影响,进而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社会更加现代化。同时,以语言为基本载体的现代文学作品通过白话文的使用,使得自身更为通俗易懂,吸引的受众数量也随着增加,这位白话文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基础。现代文学语言的产生,一方面丰富了现代文学的形式和表现;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中华文化的社会化和平民化,能让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形式不一、内涵丰富的中华文化。

结语

总之,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传媒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现代传媒的发展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呈现和发展提供了优良的平台,现代文学的进步则在进一步丰富了现代传媒的内容和形式。

参考文献:

[1]徐萍.现代传媒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山[J].齐鲁学刊,2011.

[2]蒋原伦.媒体文化当议山[J].天津社会科学,2010.[3]孟繁华.传媒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J].文艺报,2010.

[4]王平.传媒文化视野中的近代文学变革—评蒋晓丽的《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J].当代文坛,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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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文化现代文学论文

一、科尔沁草原的文化养成

端木蕻良之所以能将草原文学率先引入现代文学与其长期受科尔沁草原文化的浸染,从而形成了具有草原文化特点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端木蕻良早年在故乡科尔沁旗草原的生活经历对其思想发展与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将自己的出生地描述为“科尔沁旗草原上一个叫鸶鹭树村的屯子”。端木的祖父曹太曾经为官,是公认的“辽北首富”。父亲曹铭曾任清末昌图县税捐局官员,年轻时热衷兵法,曾在江南游历数年,见多识广,思想也较为开明。端木生长在草原上,这里有他儿时的记忆和青春的足迹,这里也有熟悉的父老乡亲和独特的风土人情,草原给予了端木创作的灵感,也是他的情感寄托。他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以及《遥远的风沙》《鸶鹭湖的忧郁》《憎恨》《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等许多小说,都以草原和故乡东北的土地为背景,展现出在民族与阶级的双重压迫下人民的灾难和战斗。作家怀着忧郁的心情眷恋故乡的土地,为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而愤怒。在他的作品中大草原辽阔壮丽,充满着原始和野性之美。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中,端木以草原为背景,通过叙述草原首富丁家的发家、衰败过程展开了草原上二百年间围绕土地开发争夺演进的历史画面,凸显了土地在人的生存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土地主宰着人的命运,土地的归属决定了人的地位和生活状态。丁家依靠土地发迹,又倚仗土地剥削农民,使本应是土地真正主人的农民沦为土地的奴隶。端木把土地和人类社会、历史与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都生在土地上,都是土地的儿子。只有土才是儿子真正的母亲。人们把自身和母亲共同呼吸的血管,在降生的第一天割断,埋在地上,这就可作为人与地立约的记号。”端木试着从生产关系,以及物质的占有与分配方面,来看待在这片大草原上所反映出的许多人物和事物。“土地”是地主与农民生产关系矛盾的症结,正如端木在《科尔沁旗草原•后记》中所说:“这里最崇高的财富是土地。土地可以支配一切,官吏也要向土地飞眼的,因为土地是征收的财源,于是土地的握有者,便作了这社会的重心。地主是这里的重心,有许多的制度、罪恶、不成文法,是由他们制定的、发明的、强迫推行的。用这重心作圆心,然后再伸展出去无数的半径,那样一来,这广漠的草原上的景物,便很容易的看清了罢。”在几百年的历史中,土地制度极为不合理,地主想方设法拼命兼并土地,然后再以土地为资本不择手段地剥削农民;农民由于没有或失去土地,则遭受着无穷的屈辱和苦难,农民与地主较量,与强盗斗争,揭竿起义,以土地为轴心展开历史的广阔画面;以一个家庭的兴衰浓缩了时代的变迁,表现出一种波澜壮阔的宏伟气势。

二、个性人物与地方特色

端木蕻良对于现代文学的贡献在于将草原文化以个性鲜明的人物和独特的地域色彩呈现给世人。端木善于塑造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小说的主人公丁宁和大山,一个是坐拥土地的地主后代,一个是寸土全无的无产农民。围绕土地,他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人格对抗和尖锐的阶级对立。丁宁受过现代教育,想回乡作一番事业,但他习惯了骄横放纵的生活,性格中的懦弱乖戾使得他并没有能力把现实变得更好,反而与土地更加疏离。大山是“草原之子”“科尔沁旗的雕鹗”,他的号召力和同情心,做事果断的性格,都与土地有着天然的亲情。丁宁的矛盾与困惑使他渐渐陷人绝望,而大山成为土地真正的主人。端木的小说充满着浓郁的地方特色。东北幅员辽阔,民风淳朴粗犷在他的心底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家乡,他这样描述:“跟着生的艰辛,我的生命,是降落在伟大的关东草原上。那万里的广漠,那红胡子粗犷的大脸,哥萨克式的顽健的雇农,蒙古狗的深夜的惨阴的吠号,胡三仙姑的荒诞的传说……这一切奇异的怪忒的草原的构图,在儿时,常常在深夜的梦寐里闯进我幼小的灵魂,……”小说充满了东北农村的风土民情的描绘。小说中写到了丁家以萨满教作为护身符,掩盖了土地兼并的阴暗手段,在神秘的“跳大神”仪式中,“胡三仙姑”的一番谮言谶语让愚昧的人民相信了神祗庇佑的丁家不可侵犯。村民也只能通过神秘的宗教形式来排遣现实的苦难,以此求神祛病除害,保佑土地的收成。这些带有时代与地方特色的民俗都在更深层面上触及了民族心理与文化特征。

三、对待草原的复杂情感

端木蕻良的草原文学创作在现代文学之中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作家主体复杂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在对待写作客体———草原上表现出复杂的情感线条。端木出生于1912年,正值清末与民国初年的时代交替。作为清王朝的“祖宗发祥之地”,东北最初是封禁的,后来受“闯关东”的移民潮的驱动,禁垦区陆续开放,土地的买卖与兼并逐渐形成高潮。草原上的农耕的生产方式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阶级的压榨,使原本“雄迈、超人的、蕴蓄的、强固的暴力和野劲”的草原儿女承受了过多的苦难,一面是畸形、动荡、病态的社会与人生,而另一面是草原的原始富饶与生机盎然,两者构成了极大的反差和不和谐。端木最终还是抱着乐观主义的态度,认为东北农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必然崛起,焕发出“粗犷强韧的灵魂”。在小说的结尾,“九•一八”事变后,农民、土匪、马贼统统加入民族反抗斗争的洪流。端木内心深处对草原有着复杂的情感。一方面,草原的辽阔天然,它所孕育的原始生机、自然和谐是端木非常向往和崇拜的,草原常常带给端木生存的意志和力量的支撑。“我每一接触到东北的农民,我便感悟到人类最强烈的求生的意志。……我觉得我自己立刻地健康起来,我觉出人类的无边的宏大,我觉出人类的不可形容的美丽。”而另一方面,草原本身所代表的原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与现代文明的进程难以避免地发生碰撞。端木希望改造草原的原始面貌,调和草原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使草原重新焕发生机。在《科尔沁旗草原》中,丁宁认为原始野力与现代文明只有互为镜子才能认识彼此的优势和缺陷。丁宁对春兄说,“他也和你一样,缺乏一面镜子,也可以说缺乏一种教育,教育你们认识你们所代表的这雄阔的草原的力量。”另外,在看待草原上特有的传统文化与民间风俗上,端木也是以批判与反省的眼光看待其中蕴含的民族性格的消极方面,以此揭示出民众在走向反抗之路时的精神重负。端木从内心中希望草原儿女在不断地珍视美好与面对现实中改造草原文化,使草原恢复生机,变得更健康更美丽。

作者:韩争艳 单位:大连民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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