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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本科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教学

内容摘要: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汉语言文学的主干课程,在民办高校的教学中面临着课程的边缘化、评价体系的偏颇和课时量的消减等突出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高校管理者和一线教师应该深入反思并提出相应解决策略。首先,作为教师和民办高校管理者应充分认识到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努力引导学生把握中国文化前进方向;其次,民办高校管理者在课堂教学中应该给教师一些自由空间,提倡多元化评价体系;最后,课程培养目标必须以培养学生的知识和能力为依归,倡导研究性教学。

关键词:民办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反思;探索

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时间跨度大,经典文学作品多,开设学期长。课时量相对较多,涉及不同的时代和多种文学体裁,教学上的难度也比较大。民办本科高校与985、211工程院校以及地方普通公办本科高校相比,因为办学时间较短,办学规模和办学资金有限,教学硬件设施相对匮乏,师资力量也较为薄弱,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还有不少需要完善和改进的地方。要保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较高的教学质量,适应国家新形势下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全新教学理念,必须不断反思现行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深化古代文学的教学改革。

一.民办本科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之现状

1.古代文学课程的边缘化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的祖先留给子孙后代的丰厚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祖先心灵的寄托和精神的依靠。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古代文学作品,不管是诗词、散文,还是小说、戏曲都是历经时代风雨洗礼和历史长河淘汰后的经典,不仅在思想上对于我们为人处世有着很强的启迪与教育意义,也带给我们精神上审美的享受与愉悦。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中国古代文学这门古老的学科却愈来愈受到冷落。有些学生认为古人的思想观念距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他们认为阅读当代的网络文学作品、公众微信号的推送文章更能对现实生活有所启发。就民办高校学生的整体素质来说,由于本科高校招生规模、比例的进一步扩大,民办本科高校招生分数相对于公办院校要低一些,学生的古代文学素养相对薄弱,古文阅读能力总体较公办高校的学生有一定差距,有些学生不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来阅读需要借助注释才能理解的古代文学作品。尽管在本人所任职的民办高校中,也不乏古代文学素养较高的优秀学生,经过四年的积累,能够考取研究生,但是总体上古代文学考研学生较少,更多的学生会选择学学科教学等实用性的学科;而不考研的同学往往认为古代文学距离现实社会较远,晦涩难懂的古文学习不能为自己将来的就业带来切实有益的功用。在部分学生看来,多读一些古代文学经典作品和记诵一些古诗词,并不如考取教师资格证、大学英语四六级证书来得实在。更有一些同学对古代的经典文学作品感到麻木,上课也只是为了应付期末考试,这都导致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

2.教学评价体系的偏颇

高校本科教学评估对于公办院校的生存和发展有一定影响,对于民办本科高校的影响则更是非同小可,可以说是制约着民办院校的生存与发展。在这种评价前提下,对于教师教学能力和质量考核的标准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课堂教学的主动性。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案、讲稿、PPT的制作都有一套固定的程式,教学大纲、教学日历和教案、PPT的高度一致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师的发挥。同时,民办高校的师资力量主要是以硕士毕业的青年教师为主。由于职称的要求,民办高校外聘和兼职老师的比例较高,但是他们或是上了一定年纪的退休教师,或是在本校就承担较大工作量的中青年教师,在兼职时很难投入大量的精力,责任感也有所缺失,导致其对民办高校学生的原有知识水平,他们的兴趣、需要也关注不够,课堂上按照其所属高校的讲授方法进行程式化的教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课堂教学的有效性。3.课时量的限制中国古代文学历时悠久,历朝历代都有许许多多独具个性的作家作品,但是由于建设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要求,古代文学的课时量也受到了一定影响。以笔者所在高校为例,汉语言文学专业古代文学课时为256课时,新闻学专业古代文学为128学时,以短短的两学期或四学期的一、两年时间应对如此多的作家作品,导致许多知识点的讲授只能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在讲授过程中,往往是以老师讲授、学生记笔记、考试突击背诵为主,这一点也影响了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

二.民办本科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反思与解决策略

针对民办本科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状况及出现的问题,我们作为一线教师,必须深入反思,在统筹分析问题的基础上,以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的目的为指导,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并从民办本科高校的实际出发,来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笔者认为,民办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探索应主要工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继承优秀传统文化遗产,探索新时代的文化发展新动向

王国维曾经说过,“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我们理应很好地继承和发扬。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1月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传统文化教育必须贯穿国民教育始终。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我们需要学习的内容比一般非文学专业的学生要更加系统、更加详细。所以,学校在制定培养方案的时候,在大一上学期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的基础上,在大一下学期开设“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继续深入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古代文学。这种课程安排是符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育教学发展规律的,也值得其他民办高校学习和借鉴。纵观整个培养方案中的课程,没有任何一门课程可以代替或者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相提并论。强化古代文学的教育,在当下还有另外一重意义,就是引导大学生树立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流传下来的古代文学作品都是历经时代淘洗的经典优秀作品,这些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与哲理的思考,对于我们的为人处世也有着重要的指引作用。正如赖大仁在其《当代文学及其文论何往与何为》中所述“文学是人学,是人的心灵情感之学,是人的人生智慧之学,是人的生活教科书,文学中寄托着人们的人生理想与心灵诉求”。[2]既然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古代文学课程如此重要,那教师应该怎么完成该门课程的教学要求呢?首先,必须引导学生广泛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并且应该不限于古代文学作品,应该注意古今贯通,注重引导学生对古今文学发展脉络的宏观了解,并适当提供史学、哲学相关的经典书目,因为传统文化领域的各个学科其实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2.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给教师更大的自由空间

前文已经述及,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间经典名着不计其数。四本文学史教材也是皇皇巨着,即便是开设四个学期的课程,也只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对于广大同学们来说,这样的浏览混个“面熟”其实效果一般般。而为什么一直都必须这样来讲课呢?那是因为我们的评价体系太多僵硬、古板。所有的课时计划必须提前安排好,上课要严格按照教学日历进度执行,不能够有所偏差。比如《论语》因为文学史意义不大,课时安排只能讲一节课,《史记》按照总体课程设置必须讲四节课,《西厢记》必须安排两节课讲完。其实洋洋洒洒的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即便是教师自己也不可能全面精通,而是有所专长。民国的国学大师们也是学有专长,王国维擅长商周制度、甲骨文、戏剧研究,章太炎擅长小学训诂,梁启超擅长史学和佛学,陈寅恪擅长中古史学,赵元任擅长语言学,胡适擅长先秦诸子哲学……术业有专攻而已。对于任课教师来说,自己擅长的可以适当增加课时量,完全铺开讲解,让学生们从一个点挖掘下去,然后看看做学问是怎么样具体论证的。比如某老师的研究专长是《史记》,那就可以在这一部分铺开讲解。当然这样讲下来,原本安排四学时的课,可能会讲到八个甚至十个课时,那又如何?后面不重要的章节可以布置一个作业让学生课下自主学习,教师简单指导,我们最重要的不是教会学生的理论知识,而是教给他们学习的方法和提升他们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的兴趣。同时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好处,那就是用研究性学习来替代之前的填鸭式学习。因为重点讲解了重要的篇幅,学生对于此部分内容肯定了解和知道的信息就更多。在此基础上,针对讲课过程中的某个问题,如《史记》的思想与司马迁的个人遭遇之间的关系,可让学生自己去查找资料,进一步熟悉该话题。同时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如司马迁到底是公元前157年出生还是公元前147年出生,也可以让学生们查找资料进行讨论。让学生参与其中,进行研究性教学的设计,这样也是训练学生能力的重要方法和方式。其实,对于某些非重要的章节,与其浅谈即过,不如让学生去查找资料,然后通过对比来认识到底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值得讨论过多,也可以借此机会让学生们明白为什么经典作品要反复阅读,仔细研究,而某些作品知道、了解即可。

3.深化教学改革,注重素质和能力的培养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学科专业,一百多年来,变化不大。它不像工科或者新兴专业,需要紧跟时尚潮流。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也相对固定,因而也不需要太多的变更。尤其不能因为一时之兴起而加入或者削减原有的课时安排。所以在当下教学改革的浪潮中,我们不能为改革而改革,不能强行定制改革方案,说30%的课程必须改变,从而大肆削减培养方案,然后加入所谓“应用性”很强的课程来告诉大家,我们这是为了建设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的改革必须谨慎,也不能所有专业都搞一刀切,像古代文学这种课程如果非得强化它的应用性,无异于逼公鸡下蛋。文学的陶冶,尤其是古代文学的陶冶作用怎么能表现或者实践出来?教育不能太着急了,这是一个重塑文化品格和人格精神的过程,切忌操之过急。尤其以个人意志而操之过急都是一种戕害。真正的做法是可以适当删去一些过时的课程,然后利用多媒体、网络时代新兴的技术来帮助完成学科建设、专业的学习。但不能为革新而大肆开设多媒体技术、影视文化、网络文学、创意文化等等课程来充实门面。也不能因为改革而削减古代文学的课时量,压缩教学计划,最终让古代文学课一个学期或者两个学期讲完,因为古代文学博大精深,如果只是浮光掠影的泛泛讲解,学生听完,不知所言,也会失去学习兴趣。只有保持在课时量相对稳定的基础上,稳步前进才能培养出质量和素质能力都达到本科教育水平的大学生。总之,围绕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必须着眼于学生的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着眼于学生的发展需要,着眼于国家发展的前进方向。遵守教育教学规律,以教师教学的经验为基础,完善教学改革,完善教学安排,从而高质量地完成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安排和培养计划,为整个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王国维.宋元戏曲考[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1.

[2]赖大仁.当代文学及其文论–何往与何为[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8:230.

作者:梁建蕊 单位:齐鲁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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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语境中阐释古代文学研究

在当前的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中,教师们所长期普遍使用的模式是文学史的梳理和文学作品的分析。文学史的梳理过程中往往是简单的文学作品的产生流程介绍,而很少涉及到文学作品所产生的文化语境、文化传统;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往往是传统的分析模式———时代背景、作家介绍、主题分析、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这种模式的讲解以简单僵化的套式将千姿百态的文学创作单一化、模式化,轻易地把作品的丰富内容遮蔽和抛弃了,而且学生不容易理解和接受,教学效果不理想。要想突破这种传统的讲解模式,就必须将古代文学作品还原到其所产生的文化语境之中,在大的文化语境下,阐释每一部文学作品的独特的深刻意义。

一、在时代语境中把握文学作品的主题

在各时代的文化语境中把握文学作品的主题,真正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往往将具体的文学作品分析的比较到位,把握了各个点,但很少在史的联络中把握作品。比如对王实甫《西厢记》的解读,以往关注的是反封建主题和“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性结尾,但很少有人追问,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到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再到王实甫的《西厢记》,西厢故事由悲剧转为喜剧的缘由何在?张生的“始乱终弃”变成崔张“私相结合”又是如何为人所接受的?这些问题的解答,都有赖于将文学作品还原至其所产生的文化背景中。“西厢故事”创作于不同的时代,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婚姻习俗、文化传统。元稹的《莺莺传》以唐代文人士子与歌姬的爱恋故事为题材,崔莺莺的自荐枕席、投怀送抱,最后被张生抛弃,时人却赞扬“始乱终弃”是善于补过。崔莺莺对张生用情至深,却落得红颜祸水、天生尤物的评价:“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笑。”而到了金元时期,少数民族独特的婚姻观念、婚姻习俗,使得崔张二人能够突破传统的门第观念、突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观念,从而成就美满姻缘。金元时期,婚恋中的女性的主体意识加强,女性的贞操观念有所淡化,因此,崔张二人的“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才广为人所接受、传唱。在《钦定重订大金国志》中记载“其婚嫁,富者则以牛马为币。贫者则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听者有未娶欲纳之者,即携而归,其后方具礼偕女来家以告父母。”[1]706贫家的女子有“行歌于途”,寻找如意伴侣的自由。还有“其俗谓男女自媒,胜于纳币而婚者”的情形,即男女有自行择偶、自行婚配的自由。在金代还有“抢婚习俗”的变体,“唯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2]678正是这种宽松自由的婚姻观念,才有了崔张二人共同反封建礼教的成功。这种主题是由当时文化语境产生出来的。文化语境是理解和阐释文学主题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对此,必须注意给予足够的重视,把握各时代的文化语境,才能更精准地解读文学作品,让学生们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在“图志”背景下阐释文学

注意在各种文化信息中解读古代文学作品,而不是把古代文学固化为单纯的文字表述。许多学者都把当下的社会称之为“读图时代”“后经典时代”,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古代文学的教学尤其遭遇困境。以往经典的文学巨着,已经吸引不了学生的注意,他们的兴趣更多在新型的传媒之上,网络、图画、影视等等。因此,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就要充分利用学生的兴趣爱好,从各种“图志”———绘画、壁画、石刻、石窟、陶瓷画俑、考古实物———中,创造出“以史带图,以图出史,图史互动”的形象生动的文学史写作形态,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一系列有关“熊图腾”的图像、考古实物的发现,为我们重新解读中国古代的“鲧禹化熊”“黄帝号有熊氏”“禹会万国以建熊旗”的神话传说提供了生动的实证。在2002年上海博物馆展出的战国楚竹书《容成氏》中描述了禹建熊旗的情形:“禹然后始为之旗号,以辨其左右,思民毋惑。东方之旗以日,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鸟”[2]。这则新发现的文献详尽记载了禹以熊为中正之旗,表明禹与熊的关系;而中国各地有关熊的考古实物的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的熊形铜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熊龙、河南禹州禹庙中的大禹化熊图、黄帝故里的熊足大鼎、辽宁建平红山文化遗址的熊头骨、兴隆洼文化遗址的石雕熊等等———为熊是黄帝、禹的象征性动物提供了形象的说明,而这种“图志”远比文字表述更具形象性说服力。因此,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各种“图志”丰富、更新教学内容,让学生在生动形象的图志中,领略图志背后的深意与真相。

三、在俗文化传统中解读俗文学的创作

突破传统的雅俗文化界限,在民间文化的立场上解读古代文学作品的价值与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有其独特的民族性,包含着丰富多彩的文学形态,既有阳春白雪的高雅文学也有下里巴人的通俗文学,既有文字记录的书面文学,也有口耳相传的口传文学。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学逐渐形成了大雅大俗、雅俗共赏、雅俗互动的宏大格局。但从文学创作的源头上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文体往往起于俗,成于雅。从文化根源上看,雅是源于俗的。因而,找到雅文学的俗文化根源,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任务。《诗经》中的国风,词中的“新声”,“真诗在民间”的观念,都表明了中国古代文学与民间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尤其是长篇章回小说的创作,在其创作的起始阶段,更是在民间文化的土壤中孕育成长起来的。早期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大都是世代累积型创作,而非文人独立创作的文学作品。以《三国演义》《水浒传》最具代表性,它们的主题、人物、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经过了几百年的积淀、酝酿,最后在元末明初才被文人整理加工出来,成为脍炙人口的“奇书”“名着”。在这些作品被文人整理加工之前,在民间广泛流行的是“说话”“杂剧”“传说”“故事”等通俗文艺的表现,在这漫长的酝酿过程中,积淀了浓重的民间文化的特色。“三国故事人物”在民间发酵已久,已经涂抹了鲜明的民间文化的特色,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爱恨喜憎已经表达非常的充分———“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3]可见在民间已经形成了鲜明的“拥刘贬曹”的特色,《三国演义》小说是对这一民间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强化.“水浒人物故事”同样在民间大众中广泛流传,石头孙立、花和尚、青面兽、武行者、及时雨等形象与故事已深入人心,“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民间已经在这些耳熟能详的题材中寄寓了强烈的感情,这些好汉最终受招安,官封节度使,这就是普通民众的人心所向。因此,可以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都是在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加工出来的,只有从民间文化的立场上,才能更好的解读文本。《三国演义》中的人物都是在民间文化的土壤中塑造出来的,民间文化的特色是善恶分明、好坏凸显,所以三国人物都具有非常鲜明的极致化倾向,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4],人物形象个性异常突出,这符合普通大众的审美;《水浒传》中的人物,所谓梁山好汉也是在民间立场塑造出来的,他们不是视金钱如粪土铲奸除恶的江湖侠客,也不是济世救民的英雄豪杰,在梁山好汉身上更具有民间市井的气息———恩怨分明,意气相投,快意恩仇,重情重义,他们聚在一起是义气使然,向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的狂欢式生活,他们是为了“快活”而聚在一起,而非单纯的惩恶扬善、替天行道。因此,《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一类民间性鲜明的文学作品,就不宜用传统的雅文学的标准来衡量其人物形象、艺术特色,更不能用现代人的审美标准、价值标准来评价古人。在教学过程中,就要凸显其民间性、大众性特色。文学讲授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应该及时地吸收新的文学研究方法,打破那种单一化的解读模式。还原文化语境是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能够把某种文学同当时的某种文化语境联系在一起,从而找到某种文学得以发生的原因,以及某种文学主题出现的根由。离开了文化语境的文学解读,往往显得单薄、枯燥、隔膜和言不尽意,原因就在于,离开语境之后,就把文本架空了。某种程度上,讲解一部文学作品就像讲一棵离开了土地的树,离开了土地,树也就没有了生命。文化语境会让文学作品丰富起来,深刻起来,“活”起来。只有把古代文学作品还原到文化语境中,才能把握古代文学的精髓,才能真正的阐明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张丽红 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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