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现代文学论文,现代文学视域中服饰交际功能研究

现代文学视域中服饰交际功能研究

服饰是人类从蛮荒走向文明的一种象征与反映,并且从一开始便被赋予了蔽体御寒的实用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文明的迈进,中华民族的服饰演变也处于一个多变且多彩的过程之中。明末之前的“汉服”、清代的“旗装”等都成为历史的景致,从现代开始,民国时期的中山装与西装、20年代最为流行的旗袍、50年代流入中国的布拉吉、文革时期的草绿色军便装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融入了越来越多外来元素的服饰等,也都无不显示着在时代的推手之下,服饰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与外界折射的意义。其不再局限于蔽体的实用作用,而被赋予越来越多的展示与象征使命。因此,服饰的非语言交际功能在时间长河里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在《周礼》中就有关于“服饰”的定义:“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设其服饰:王晋大圭,执镇圭,缫皆五彩五就,以朝日。公执三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缫皆五彩五就。”由此,在现实生活的层面上,“服饰”所包含的“衣服与配饰”的定义古往今来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更,但上升到文学意义,服饰在作品中除了能够体现出人物的社会地位,同时对于形象的设置与塑造、作家情感的表达与宣泄以及价值抉择等具有愈益重要的体现。尤其是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叙述更偏重于“诗骚”传统,从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发生转移,服饰的非语言交际功能也愈益成为作品描写中一个重要的表述部分。

一、服饰与身体展示

服饰作为身体外观的一部分,它无时无刻不在向外部世界传递些讯息,甚至有古语曰:“女为悦己者容”。在张恨水《金粉世家》中,他以一种消遣性的手法描写高门富族的精致生活,必然对穿着打扮有着详细的描述。在第一回中,金燕西陌上闲游,“身上单穿一件蓝宝色细丝驼绒长袍,将两只衫袖,微微挽起一点,露出里面豆绿春绸的短夹袄。右手勒着马缰绳,左手拿着一根湘竹湖丝洒雪鞭。”几句描写,将金家少爷的纨绔、放浪以及其在金玉包裹中的生活展露出来,同时衣着的品味也将使得其飒爽帅气不言而自然明了。正是这样一位身边倚红偎翠,不乏丽质聪颖女人相绕的富家宠儿,面对冷清秋的素净雅致却是产生出一种自然靠近的情愫。在此,我们可以将冷清秋与白秀珠这两位年轻少女的装扮进行对照分析。燕西初见清秋时,她“挽着如意发髻,发髻里面盘着一根鹅黄绒线,……。身上穿着一套青色的衣裙,用细条百辫周身来滚了。项脖子披着一条西湖水色的蒙头纱,被风吹得翩翩飞舞。”,而在金凤举夫妇举办芍药会上,白秀珠则以这样的方式出场:“银杏色闪光印花缎的长衫,挖着鸡心领,露出胸脯前面一块水红色薄绸的衬衫。衬衫上面又露出一串珠圈。”相对于白秀珠们的艳丽夺目,冷清秋的淡雅素净可谓是让人眼前一亮,无意插柳却在燕西内心之中投影成了一片初春的甘新与阴凉,像是淡淡隐隐的远山、逐渐晕染开来的水墨,以其柔软的姿态在不经意的一瞥中让人顿感烟云弥绕,凭虚御风,可望而不可得。而白秀珠们的有意而为,像是一团粘稠的糖浆,终日以目而食终会有厌腻之感。可以说是爱情薄淡时,美人无不寻常,浓厚之时,情人无处不为美。一个是带着青春的朦胧美与纯良感,一个是故作成熟与性感的美媚感,因此,张爱玲在《穿》中说到张恨水“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这样的评价似乎也可以说明张恨水对于个人的审美倾向,甚至可以推测,金燕西对于冷清秋的一目倾心也带有着作者个人的主观选择。在四十年代,将服饰与身体描写融合到极致的当属张爱玲了。张爱玲不仅有着对服饰历史的流变与对女装审美的敏感性与独特性,同时在其作品中,服饰的描写也是时代风情的一道靓丽之处。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这样描述王娇蕊:“一件纹布浴衣,不曾系带,松松合在身上,从那淡墨条子上约略猜想出身体的轮廓,一条一条,一寸一寸都是活的。”,浴袍的松垮与随意之感很难给人以一种女性曲线美的视觉感官,但是在这种与“红玫瑰”情爱的朦胧阶段实际上却隐藏着一段性的暗示。“她穿着一件一地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粘着什么就染绿了……似乎做的太小了,两边迸开一寸半的裂缝,用绿缎带十字交叉一路路了起来,露出里面深粉色的衬裙。”在这种红绿相配的色彩对照之下,视觉、嗅觉与触觉的糅合,明显让人感受到的是一种强大的渗透力与无所不摧的感染力,带着一种活泼明艳而充满诱惑的旋律,在肆意的身体展览之中,“红玫瑰”的激情妩媚,鲜辣细腻都被深锁于脑海之中,带着一种慑人的强力征服了振保。张爱玲用一种对于色彩的敏锐来展现她对于作品中人物命运的思考以及独特的审美哲学。这种带有充斥感的“性”就像是“日本女性的和服敞开的领子里那一角后颈,要比西方的比基尼更撩拨人意。”

银河在线注册,二、服饰与人物表达

服饰不仅是人体身体的一种展示,是“性”的一种隐喻与象征,同时作家们还通过服饰来表情达意,也藉以展示人物形象的设置以及命运走向的归宿。优秀的小说离不开典型人物,但是对于小说中人物形象塑造的独特性也是不容小觑的。用服饰来展现蕴含丰厚,使得各色人物如临眼前,在性格不同的穿着打扮中,又上演这一段段真情的哭喜欢悲,平凡生活的生死浮沉,体现出丰富的服饰心理。鲁迅的《孔乙己》中“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孔乙己一出场便是一种不伦不类的装扮,落魄文人卑己自牧的特质使得他不愿意同地位地下的短衣帮沦为一起,还带着知识分子落魄的穷酸气。“长衫”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但是“长衫”的孔乙己又不能像阔绰的“长衫们”“到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下喝。”身份上的窘迫性与模棱两可使得孔乙己处于社会身份认同中一种较为尴尬的夹层中,被悬置的感觉像是晚秋时分的叶子,苟延残喘着以为有希望却不知觉间早已被无情的排斥与抛弃。孔乙己的伤痕与惨白的胡子如同他的衣服一样是残破的,时代给予的伤痕熄灭着精神面貌的光芒,不断地沦落,直至消失再不会出现在“我”的视野里。鲁迅对于人物服饰的描写一般多与肖像描写搭配出现,两者相互映衬,相互补充与表现。《故乡》中对于闰土有两次直接的肖像描写。“我”将近年末初见儿时的闰土,“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经久未见,回到故乡再次与闰土相遇则是另一种情形:“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记忆上的闰土了……先前的紫色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对于儿时闰土的服饰描写虽然简洁,但却是在鲁迅作品多是带有悲怆凄寒色彩的服饰描写中,少见的带有一种温情色彩的一次描述。在此,我们对于闰土的形象可以进行对比。当童年闰土的“小毡帽”被岁月侵蚀为“破毡帽”,并且在瑟缩的寒风里只穿一件“极薄的棉衣”,在鲁迅未见到儿时要好的小伙伴之前,那些关于脖子上明晃晃的银项圈、雪地捕鸟、月下拿钢叉的少年闰土的回忆片段充溢着满满的乡情。虽然封建思想在这些年侵蚀了闰土的思想,以至于使他这次见面便称呼“我”为“老爷”,这让鲁迅以至于我们读者都心生痛惜。闰土穿着的变化实际上是思想上变化的一种外在折射,使得文本之中流露出一中淡淡的,迷惘的时代哀愁。相对于鲁迅服饰描写常与肖像描写搭配的内敛,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描写更具有外张的特质,是一种明艳的张扬,张扬中带着荒凉与浓稠的悲哀。《金锁记》中曹七巧对季泽质问之后:“她睁着眼眼直勾勾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的蝴蝶标本,鲜艳而凄怆。”曹七巧姿色尚还可以,只是命运的摸弄,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七巧命运的结局。她不断地魔化,对童世舫摆出鸿门宴之时,“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封建遗留的服饰与代表现代文明的红热水袋发生一种落后与先进、沉暗与骚动的强烈对比之中,将气氛调整到极度的不安界面,让人内心毛骨悚然,“通向没有光的所在”,服饰的不断变化也显示出曹七巧这个人物性情的逐渐妖魔化,身体枷锁的逐渐紧缩化,以及对外腐蚀的锐利化。对于服饰的描绘,张爱玲可以说将其成为“作者和小说人物身份、心理、性格与命运的外化,成为诠释人物存在的方式……在修饰人物,充当人类遮羞布的同时,又赋予新的生命,新的用途。”

三、服饰与历史变迁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服饰。社会历史的变迁也决定着服饰的不断演变,以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在民国初期,时局动荡不安,在保守的价值观下有着保守的服饰审美。这时期的价值观仍然在传统的边缘游荡,摇摆不定,虽然有小部分的改动,但并未出现与传统的审美观相背离的现象。外来思想的涌入,中国的思想界产生大的翻涌,新的服装样式也会有出现,但穿着的人还是少数。在军阀混战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以及长时间的深入,中国产生了相对自由的思想空间,人们社会价值观的改变,对于新新形式的接受能力也越来越强,服饰审美呈现出一种新的改观的局面。女学生们剪去长发,不再将身体被衣服完全的遮挡,在这个时期女性服装的一个转型便是引进西式洋装。在张恨水的《金粉世家》中对于我们先前分析的冷清秋与白秀珠的服饰中,我们能够明显看到国内传统的服饰改观,以及西洋服饰的装着在东方女性身上的展现。在金燕西的着装上可以看到男性们剪辫易服,在各种精美西装领带的装扮之下的新时尚。到了张爱玲写作的年代,上海作为我们透视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以其包容性与开放性,在近代服饰的变革中处于浪潮的位置。张爱玲出生在服饰不断变化的晚清时期,并且由于对服饰的挚爱,亲身设计并体验着服饰的独特审美。张爱玲毫不掩饰对于富丽堂皇的追求,在小说服饰描写中也喜欢用浓重的色彩在参差对照之中展现人世的喜悲。“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种独特的人生哲学,体现着“贯穿生命不彻底的苍凉启示,对服饰的拿捏的确到了炉火纯青之境界。”

结语

衣着装扮可以美化人们的外表,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独特性,在文学作品中除了体现人物的社会地位、职业等因素之外,对于作假的价值抉择、人物形象设置与命运归宿、时代与人物的审美等都是一种体现,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在一座座文字之塔中,是一种古典与现代的交融,这都体现着服饰的非语言交际功能,对于这种功能的理解将更利于我们对于作品的解读与分析.

作者:李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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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现代文学论文

一、现代文学概述

文学的含义多种多样,它代表一个民族的智慧和艺术,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文学是人类思维活动的起源,在中国的先秦时期,文学是以文字写成的作品,而在魏晋之后,才单独列出文学作品,而戏剧、散文、小说、诗歌是现代文学四大类别。古希腊的《伊利昂纪》、印度的《罗摩衍那》以及中国的《诗经》是最早的书面文学。文学还是一种运用语言文字表达心理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学科,它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学还与政治、法律、宗教、哲学并驾于社会之上层,是社会学学科分类之一。因此,可以将文学总结为以语言文字作为工具,将客观现实形象化地反映出来,以童话、寓言、剧本、小说、散文、诗歌等形式,表现出作家的心灵世界的艺术。在国际环境的改变以及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对外国文学被的频繁接触让我国文学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这类新的文学称为现代文学,现代文学不仅在表现手法与艺术形式上革新了传统文学,还用现代语言将现代科学民主思想表现出来,并创建了新的文学体裁,例如,报告文学、散文诗、杂文、现代小说、新诗、话剧等,且从结构组成、描写手段、抒情方式、叙述角度等方面都具有现代化特点,都体现了新的创造。“五四”文学革命以后,现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伴随着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的不断演变,现代文学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分别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段的文学既有共同的特点与传统,存在着连续性,又因各自历史面貌的不同,不同的阶段也呈现出差异性。在抗战阶段,民族危难作家能够更紧密地与人民相连,通过共同命运相互维系,让许多为了艺术创作而创作的作家从个人小天地中走出来,不再脱离人民。抗战初期不同政治艺术倾向的作家把“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作为根本要求。在抗战中期,对文学的思考重点开始转移到人民与文学、人民与作家的关系上。在实际文学创作中,其重要主题为爱国主义,创作者在对伟大民族精神的刻画以及热情表现中在民族精神上形成了新面貌。抗战中后期,对文学的思考重点转为对原有历史与现阶段现实的认知与思考,重点相对更倾向于会对民族团结与国家进步产生阻碍的黑暗势力,并且在原有文学创作基础上研究传统民族文化的优劣得失。这一阶段的创作者对自身民族具有强烈责任感,具有与国家发展休戚与共的联系。民族解放战争的出现对文学形式产生了影响,例如在抗战初期,我国出现了数量较多的通俗易懂、篇章较短的作品;中后期以长篇叙事、多幕剧、长篇小说为主,均对人民群众、文学艺术、时代三者间的紧密结合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对比两个三十年

新时期文学的文化具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同时具有空前浓厚的政治色彩。可以说,新时期作家对中国的思考将以无情的历史为出发点,更注重对政治痼疾的深入分析。而现代作家在改造国民性时,是通过思想启蒙来实现的。因当代中国政治痼疾的根深蒂固以及思想启蒙的终止,产生了许多悲剧。因此,暴露政治痼疾就体现了当代作家的启蒙思想,并且在小说方面还体现出了较为鲜明的当代感,因此,现代文学是不能和新时期的长篇历史小说与政治小说相提并论的。无论是重塑民族文化还是重新认识民族性的文化精神长篇历史小说,都表现出了充满痛苦抉择、燃烧着忧患意识的历史人物的独特文化使命感与当代人们空前成熟的政治智慧。对勇于担当的民族精神的呼唤以及与政治历史旧账的清算是这些历史小说和政治小说中当代知识分子所体现的主要情怀。为了区别于反映社会问题与建设成就的报告文学,我们先将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纪实力作、报告文学称为政治性报告文学,而且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触动人们内心深处的是关切政治的作家们为改革呐喊的使命感。这使命感体现出中国士大夫兼济天下的优良传统,并开掘了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体现出新时期文学创作者对胡适、鲁迅等老一辈创作者对政治的关心、批判精神的继承与发扬。饱经政治运动风霜后的作家们常会忆起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于是将自己呼唤民主的政治理想与政治批判意识表达在有强烈政治意味的报告文学和小说中,不论文坛如何风起云涌,他们依然坚定不移、奋勇向前。在现代文学史上,改造国民性的主题的主要特质表现为暴露下层民众卑怯、自欺欺人、愚昧、蝇营狗苟等,在揭示文化痼疾时也表现出作家对改造国民性的深信不疑。

在新时期文学中,这种揭示和暴露被进一步加深、刻画,从莫言的《红高粱》、郑万隆的《我的光》、李杭育的《珊瑚沙的弄潮儿》等作品中,让我们相信民间也有浪漫活法。从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池莉的《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张宇的《侯七》,阿城的《棋王》等作品中,我们看到生存在麻木社会底层百姓活着的希望,在那样的希望中,我们重新认识了豁达、坚韧、顽强的含义。在激进主义风潮中,新思维跟随现代化进程逐渐高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诸多矛盾。这对于培养理解世俗、理解民间、理解底层的朴素意识,对于认识现实人生复杂性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诞生于新时期的重返民间的思潮明显带有务实的朴素,而并非以神州尽尧舜的立场建立的,而建设年代已经逐渐取代了革命年代。经历过那个动荡的政治年代的人们都会记忆犹新,多少不堪回首的血雨腥风在政治运动中频频引发,而政治运动又使人们反感与抵触改造思想。在那样的年代里,人能活着已不是容易的事情,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早已消磨殆尽,也渐渐失去了当初改造国民性的影响。但是,国民性改造依然是必需的。就拿当今的社会来说,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城市的形象等都不是素质问题所产生的影响!在政治运动、革命、战争以及商品经济的推动下,中国民族性也变得提高了文化水平、狂热了经济改革、敏感了政治,但同时中国不论怎么改变,仍然是中国,风向在变、潮流在变,可是活法却没有变。中国仍将讲究实惠、讲究关系、讲究人情、讲究等级。中国人的具有传统的文化品格、人情世故并未改变。由此,我们用当代新启蒙的观点来审视民间本色的思潮,人们在解放思想中,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着,品味着各自的人生。人们一旦按照世俗的欲望随意而活,按照自己的意愿率性而活,那么文学浮现出世俗化景象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还在被人们所宣扬,但是已经不能阻挡世俗化、个性化的风气。现代主义其实就是世俗化与个性化的结合体。在实际生活中,世俗化与个性化摒弃了矛盾,和谐共处。因此,世俗化的强大是不断被人们所追赶的个性化所证明着的。新时期文学在一个相对较和平的环境中获得稳定的发展,并且交融于世俗中。这样的交融既显示出在多元发展中当代文化融汇的特色,又显示出当代人的智慧。当政治运动的压抑与战争的破坏逐渐消逝,相对和平的创造心境也在几代作家的笔下诞生。与现代文学的不同之处在于,新时期文学在文学景观上具有特殊性。新时期文学新潮频繁地更迭,也多是现代文学大师所不能比拟的。随着一批批思潮的翻涌、高涨,实力不相上下的作家也会大批涌现。一些佼佼者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以出色的才华将大师们遗留的诸多文学空白填补起来,除此之外,随着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当代文学影响力随着传媒的发达而与时俱进。优秀文学作品以电影等形式在传达着不同的思想,而与现代文学大师所创造的影响力相比,新时期文学的影响力依然大放光彩,永不磨灭。这样比较起来,新时期文学劣于现代大师文学的种种言论都不攻自破了,新时期文学的价值无可厚非。时代、政策等因素正在削弱文学的影响力,而作家的心情也因物欲横流的社会而浮躁,那么,新时期文学难道就不能诞生大师吗?其实,算不算大师,或许站得远了才能看得更清楚。

三、结语

在历史的洪流中,新时期文学也经历过三十年的曲折与艰辛,与现代文学相比,新时期文学所作出的贡献并不能单纯以有没有大师来衡量,新时代文学所承载的是一段不能重来的时光,是这三十年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作者:吴怡 施锦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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