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传,杏坛育人

  一场风暴来临,江河湖海都要泛起波澜。鲁定公御驾亲征,堕成失败,班师回朝,犹如兴起的一场风暴,鲁国政界的首脑人物,思想上无不泛起波澜。
  季氏宽绰的议事厅里,季桓子又一个人在独斟独酌地喝闷酒。季桓子和他的先父季平子一样,每当思想烦恼和筹划新的阴谋时,都喜欢独处,勿需别人排解,不喜欢与人协商。这间宽绰的议事厅,是他们父子别有天地的世界。但季平子不饮酒,他是独自一人冥思苦想,议事厅宽阔,思路、心胸也随之宽广;议事厅清静,他思考问题也就冷静。季桓子跟他的父亲不同,每当这个时候是离不开酒的。至于酒到底能起什么作用,是兴奋?是消愁?还是麻醉?他自己也说不清。开始,也许像汽车上的马达,喝一点能够启动起大脑这台发动机。如果思考得并不那么顺利,愁火中烧,再喝一些,也许能熄灭愁火,即所谓借酒消愁。假若愁火愈燃愈旺,喝少许无济于事,那就纵情大饮,喝个酩酊大醉,自然也就不再犯愁了。季桓子对酒有着特殊的感情,胜过得宠的贵妃。
  今天季桓子独斟独酌,酒倒是起到了兴奋和清醒神经的作用,使他清楚地认识到,堕三都自己做了一桩折本的买卖。他原想借助定公和孔子,借助孟、叔两家的力量翦除公山不狃这个阳虎式的家贼。正如子贡所说,凭着自己的职权和在朝中的特殊地位,逼孟、叔二氏先行堕城,自己坐观成败。若两家堕城成功,公山不狃孤掌难鸣,势同瓮中之鳖。若两家堕城失败,自己的费城仍毫毛未损,实力未减,再设法将公山不狃拉过来。不料公山不狃抢先反叛,兵败逃亡。这样以来,家贼隐患是除掉了,但不仅拆除了费城,而且军事实力葬送殆尽。他不相信小小成城竟会固若金汤,攻取不下。他深知孟懿子并无超人的智慧和计谋,那么堕成失败的原因究竟何在呢?于是他在怀疑孔子的所为。孟氏兄弟均为孔子的弟子,子路乃孔子的得意高足,担任堕三都的总指挥,内中岂不是大有文章吗?他担心孔门师徒若真的联起手来,势必成为自己的心腹大患!不过,这一切都尚无真凭实据,只不过是怀疑忧虑而已。有一点却是肯定无疑的,即孔子忠于季氏是假,忠于鲁君是真;堕三都的目的,抑三卿家臣是假,抑“三桓”强公室是真。就凭这一点,他与孔子的继续合作便成为不可能。那么,该怎样对付他呢?……他又连喝了儿盅酒,仿佛要给这台运转不快的机器再加大些油门。正在这时,公伯寮走了进来。公伯寮也是孔子的学生,但他是季桓子安插在孔子身边的耳目。公伯寮报告说:“启禀冢宰,现已查明,堕三都之事,确系孔夫子的主意。”
  季桓子原以为公伯寮有什么新的、有价值的情况报告,结果却说了颇似天在上,地在下之类的话,这难道也能算是新闻和情报吗?他十分不悦,眯着双眼继续品评他的酒香,仿佛公伯寮根本就不存在似的。
  公伯寮见势头不对,讨好似地说:“成城屡攻不克,原因全在子路攻城非真心也。”
  “你也这样认为吗?”季桓子放下了酒杯。
  公伯寮很神秘地说:“朝中议定国君御驾亲征之夜,孟懿子大夫遣使抵成传书……”
  “噢,竟有此事!”季桓子睁圆了眼睛,显然这件事引起了他的警觉。
  公伯寮献谄说:“吾夫子派子路做贵府总管,纯系别有用心,望冢宰多加提防才是。”
  季桓子感激地点了点头。
  堕成失败,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流言四起,孔子的思想自然也形成了一个翻腾的海洋。鲁君与季氏经过连年争夺与倾轧,已经精疲力尽,他们经过长期观察,确认自己不是为了夺他们的权力,而是为了振兴国家,恢复鲁国在诸侯中的强盛地位,因而才放心地将手中的权柄交给了自己。自己出仕以来,纳于言,敏于行,忠于职守,尽心竭力地为国强民富而献身,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政绩,不仅定公与季氏满意,百姓也至诚拥戴,人们编成了歌舞来颂扬自己的功德:“衮衣章甫,实获我所,章甫衮衣,惠我无私。”然而,如今费堕而成未堕,季桓子会怎样想呢?孟氏兄弟和仲由都是自己的弟子,季桓子肯定认为我们师生在联手夺鲁权,专鲁政,他岂肯善罢甘休!鲁国的大权不掌握在国君之手已经五代(即经历了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五代)了,政权落到大夫(季氏)之手已经四代(即经历了季氏文子、武子、平子、桓子四代)了,所以“三桓”的后代子孙已经微弱无用了。“强公室,抑私家”和“强私家,弱公室”是势不两立的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堕三都”之前,这种矛盾被一种薄薄的面纱掩盖着。自己利用三卿与家臣的矛盾提出了“堕三都”的主张,博得了三家的一致赞同与支持。而今面纱扯掉了,矛盾显露了,尖锐了,决裂的端倪已经出现,季氏已开始不再信任子路,子路整日闲得仿佛根本不曾出仕。面对眼前的现实,自己该怎么办呢?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妥协投降,以保全头上这顶乌纱帽吗?联络一切可以联络的力量,以维护国君为号召,利用定公的名义,讨伐季桓子,复兴鲁国,改革鲁国贵族政治吗?前者不甘为,后者不愿为,那么就只有弃官离鲁,另寻出路……正在这时,弟子子服景伯气冲冲地走了进来,将公伯寮在季桓子面前如何献媚取宠,说夫子与子路的坏话原原本本地诉说了一遍,并愤愤地说:“夫子已为公伯寮所惑。只要夫子一声令下,吾将枭其首以示众于街头!”
  孔子听了,淡淡一笑,平静而坦然地说:“吾之道将能够实现,命该如此;吾之道不能够实现,亦命该如此,公伯寮能奈吾之命何!”
  齐鲁两国紧邻,夹谷会盟,齐国丢尽了脸面,无法立足于诸侯,时刻寻机报复。但孔子执政以来,政绩赫然,国势大强,齐一直未敢轻举妄动。如今堕三都失败,鲁国统治集团内部又开始形成离异分裂的局面。一次早朝,齐景公说:
  “此乃天赐良机,正该用兵于鲁!”
  黎鉏讪笑着说:“以微臣之见,鲁国得治,用兵尚早,应施以巧计,先败其政。”
  “且莫饶舌。”齐景公不耐烦地说,“尔有何计可施,能败鲁政,快快讲来!”
  “待微臣略施小计,保鲁国尽衰,前辱尽雪矣。”黎鉏仍在饶舌,他极其神秘地笑着说。
  “爱卿速离孤王,计将安出?”
  黎鉏向左右看了看。景公会意,挥令众官员退了下去。黎鉏诡秘地说:“大王不闻乐事其二,一是人心感乐,乐声从心而生;一是乐感人心,心随乐声而变异。古人言之,久劳必求逸。鲁国数年内外纷争,如今有孔丘代行相事,其君相必好寻欢作乐。我何不投其所好,送去美女良马,去其雄心壮志!孔丘乃守礼之士,必要劝阻,堕三都嫌隙已成,如此以来,势同火上浇油,内讧必起,我计成矣。”
  “桀以妹喜灭,纣以妲己亡。黎爱卿之言是也。”景公手捻着胡须点头称赞这是个好主意。
  “此计非欲致鲁灭亡,而驱孔子离政。鲁乃齐之屏障,此计专为孔子而设。”黎鉏没忘记夹谷会盟之仇,恨孔子入骨髓。
  “待臣选美女八十,教以东方歌舞成康乐。大王再选出三十驷良马以赠,此计便天衣无缝,心遂而愿就矣。”
  齐王卿商量得意,相视哈哈大笑。
  景公还是放心不下,止住笑声问:“焉知此计必成?”
  黎鉏十分自信地说:“此计不成,臣甘赴汤镬!”
  公元前497年,孔子五十五岁。
  正值秋高气爽,桂花飘香时节,齐使带领着训练有素、浓装艳抹的八十名美女和浑身披着五彩缤纷的衣服的一百二十匹骏马来到了鲁都曲阜城外。他们不敢直接献给定公,便在南门外的一家客店住下,一边演习,一边寻找机会献技。这家客店距季氏府不远,这也是黎鉏的精心安排,他要让季桓子及其贵戚先睹为快,以便引见鲁君。
  一天晚上,月明星稀。一阵丝竹笙龠响过,八十名妖冶异常身着奇异华丽服饰的女乐在乐工的伴奏下,启动歌喉,舒展腰肢,飘飞长裙,曼煖婀娜,惊动了周围的人们。人们蜂拥而至,围在客店前的广场上观赏,看到精彩处,喝彩声盈耳。苍蝇的嗅觉是极其灵敏的,尤其是对腥臊之味,很远处便能闻到。歌舞的声浪时高时低,时缓时急,时扬时抑,飞过街道,越过高墙,惊动了季桓子。他急令仆人前往察看。仆人早已耳闻目睹,便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季桓子此时三十出头,正当春望,煞是多情,便带领家丁仆从微服前往观看。
  广场被围得水泄不通,季桓子站在外围,踮着脚尖,伸长脖颈向里观望。只见八十名女乐每八人一排,共分十排,轮番歌舞。歌声遏云,舞态生风,进进退退,飘忽如仙。又见歌女个个瘦肩蜂腰,佩环叮咚,双双凤眼似睁似闭,张张桃口欲合又启。最使季桓子神迷意乱、魂消魄夺的还是那奇异的服饰,或红,或绿,或紧,或宽,一律轻纱所为,那丰满的酥胸,那突起弹动的乳房,那凝脂白玉般的肌肤与大腿,那……——裸体舞古亦有之。季桓子不觉看得手麻脚软,恨不得揽入怀中尽弄春潮。
  齐使在暗中已窥见季桓子的神态,悄悄地走到他跟前施礼搭言:“敝女乐多有惊动,还望大人恕罪!”
  季桓子只顾痴迷呆想,哪里还听得见有人正在跟他讲话。
  使者提高了声调说:“齐使叩见冢宰大人。”
  仆人扯了扯季桓子的衣襟说:“大人,有人请安。”
  季桓子这才转过头来,厌恶地说:“如此天上的歌舞不欣赏,请的哪辈子安!”
  齐使答道:“小人乃齐使乐舞正,特请冢宰大人店内赐教。”
  季桓子听说是主管女乐之乐舞正兼使者,便收回目光,上下打量使者,问道:“尔为何方之人,竟有如此绝世之舞女,超俗之乐班?”
  齐使见问,悄声说道:“此处非说话之地,请冢宰大人客店坐谈。”
  来到店内一间高雅卧房,齐使跪称:“下官奉齐侯之命使鲁,为庆鲁国大治与齐鲁修好,欲献美女八十名,良马一百二十匹。无奈畏惧贵国大司寇孔丘,不敢径进鲁宫,故暂在此演习,不料惊动了冢宰,万望恕罪!”
  季桓子一听喜不自胜,忙扶起齐使者说:“承蒙齐侯厚意,斯不知齐使臣驾临,请恕失礼!”
  齐使取出一捆书札呈上,桓子排开,但见上书:杵臼恭呈鲁侯,齐鲁先祖共扶天子,乃为世交。闻侯操政,安邦振兴,堪比周公。孤闻慕钦,以歌女八十相赠,可供悦心;良马三十驷,可驱车服劳,万望笑纳勿却。
  季桓子看后,喜在眉梢,收起书札说:“待明日你我一齐进宫奏明鲁侯。多谢大人辛苦。”
  齐使说道:“齐鲁虽为邻邦,但风物人情多有不同,此女乐之音不知能悦鲁侯耳鼓否?下官冒昧,请冢宰于府中指教数日,尔后献与鲁侯,不知冢宰意下若何?”说罢笑吟吟地看着季桓子。
  季桓子明白齐使的弦外之音,只乐得眉眼俱笑。这是求之不得的美事,哪里还顾得上君臣之礼!
  第二天,齐使将歌婢美女迁至季氏府中,季桓子自有一番风情,早把上朝之惯例抛到了脑后,定公一日三宣竟不赴诏。季桓子日欢夜乐,不觉三日。他自恃权威,并不急于将女乐献给定公。岂料子路与冉求这时在府中已经很熟,几天不见桓子上朝,国君之宣置若罔闻,料定必有原由。经过一番探听,得知齐国送来了美女。二人相商,赶快报告夫子。孔子闻言,没来得及坐车就匆匆赶到季氏府上,求见季桓子。门人见大司寇到来,不敢怠慢,急忙入内禀报。季桓子闻听孔子到来,吃惊不小。自己已经几天不曾赴朝办事,心知有愧,忙起身迎接孔子。齐使拦住道:“大人这般模样,怎能会客?”一句话提醒了季桓子,他低头看看自己的衣服皱巴巴的,像婴儿的尿布。污迹染遍了下裳,散发着腥臭气味。他嘴里呵欠连天,目角眼屎成堆。季桓子想起已经几天不曾洗脸更衣了,如果让孔子看到,岂不丢失了身份,被他讥笑,说不定还会被他婉言斥责一顿,倒不如不见的好,便对门人说道:“告诉大司寇,言斯已外出查访多日,不曾归来。”说完又回到那群女乐中纵云播雨去了。门人见到孔子,按照季桓子的吩咐说了一遍。孔子知道季桓子沉湎女色,拒不接见,但又不好发作,只好闷闷不乐地返回。
  齐使者没忘自己的使命,见季桓子回绝孔子,心中十分得意。然而,只令季桓子上钩并非最终目的,若定公亦能如此,才算了结心愿完成使命。他对季桓子说道:“冢宰大人见歌舞可有长进否?”
  季桓子此时也在动脑筋,唯恐孔子奏明定公,他必须抢在孔子之前晋见定公,将定公拉到自己一边,孔子也就无可奈何了。想到此,他立即吩咐仆人:“速备车马,吾欲晋见国君。”
  季桓子来到宫殿,朝见定公。定公责问他为何三日不朝,他笑嘻嘻地献上书札。待定公看后,他附耳说道:“此乃齐侯美意,君王万不可却之不受!”
  “夹谷之会齐人心怀不良,此举岂无诈乎?”定公颇为担心地说。
  “夹谷乃两国会盟,”季桓子说,“今番女乐在我国都,岂可同日而语!履王如若弃之,两国永无结好之日矣。”
  “请大司寇共来协商定夺。”关键时刻鲁定公总忘不了孔子。
  “齐侯献美女良马与君王,与大司寇何干!”季桓子怕的就是这一手,急忙阻拦,“此等区区小事,君王竟不得自主,怎立威于诸侯?岂不让齐使讥笑!”
  定公沉思了一会儿说道:“不知技艺如何?”
  季桓子见定公已动心,喜上心头,连忙说道:“正在南门外客店内日夜操练,君王何不先睹为快,为臣也可托大王之福,以睹风彩。若不堪入目,当婉言回绝。”
  季桓子知道,定公也是风花雪月中长大,宫中虽然嫔妃成群,怎奈已成旧器,听到齐国送来女乐,定然如同久渴思泉。只要定公肯前往一瞥,便会视若珍宝,决无不受之理。当下君相议定,明晚微服往观。
  次日,定公无心理政,一切政事均推给孔子办理。他早早换上了平民的服装,只盼红日早沉。他眼盯着太阳慢慢移动,恨不得用手去推它下山。好不容易熬到天黑,急忙乘上轻便马车奔向南门外客店。那里,季桓子已经等候多时了。定公不便径直闯入,错以为季桓子也是初来乍到,便拉着他于黑暗处细细观看起来。
  季桓子早已告知齐使,鲁定公今晚来此观赏歌舞。齐使嘱咐八十名女乐今夜尽力卖弄风骚,有谁博得鲁君青睐,便可选为嫔妃,享受荣华富贵,得宠受尊,岂不美事!于是各显其能,尽情歌舞。
  第一曲是齐风《著》:
  俟我于著乎而。(等我等在屏风旁。)
  充耳以素平面,(耳坠把那白玉镶,)
  尚之以琼华乎而。(加饰琼华美妙世无双。)
  俟我于庭乎而。(等我等在庭院中。)
  充耳以青乎而,(碧玉嵌在耳坠中,)
  尚之以琼莹乎而。(精妙无比加饰美琼莹。)
  俟我于堂乎而。(等我等在正堂前。)
  充耳以黄乎而,(耳坠把那黄玉嵌,)
  尚之以琼英乎而。(加饰琼莹美妙不可言。)
  这是一首新娘赞美新郎的诗,鲁国君相听后更有一番惬意,周身麻酥难忍,不觉往前挤去。这时又有一曲,八十名女乐分队进退,彼伏此起,如潮似烟,彩带生辉,双目顾盼,两眸流光,歌曰:
  奎娄似南歌,
  侯贤卿韦万世兮。
  玉琼高执,
  窈窕捐耳兮。
  月明顾君,
  思枕春怀兮。
  定公自幼生长在深宫,鲁国又系谨守《诗》、《礼》之乡,哪有机会见到这样半裸体的歌舞,又兼歌曲明显撩拨,早已按捺不住心中嫉火,拉着季桓子就要往里撞。就在此时,人群里突然有人喊道:“国君观看舞乐来了。”季桓子忙拉住定公循喊声看去,只见子路并几个小童正边喊边向这边张望。季桓子知道这又是孔子导演的一出戏,忙向定公说道:“君王请速回宫,大司寇已派人来此。”
  定公吃惊地站住,心里凉了半截。为了顾及国君的威仪,急忙和季桓子鼠窜而逃。
  孔子拜见季氏遭拒,他意识到彼此相合不违的关系已经无法维持了,但他还是要向定公奏明,齐国所赠之女乐、良马万不可收受。正当孔子冥思之时,子路又来禀报,鲁定公与季桓子微服观歌舞去了。孔子想,这是定公有意瞒过自己,便令子路等人去南门外窥测,并要相机行事。孔子长叹一声道:“吾道不行矣,鲁国衰也!”众弟子不解,要孔子解释,孔子说:“日后便知,只需多加留心便是。众弟子见夫子郁闷,不便再问,只好各自安歇。
  季桓子与鲁定公回到宫中,季桓子问道:“齐之女乐,主公以为如何?”
  定公唏嘘道:“美则美矣,只恐大司寇不容也。”
  “我主何不连夜召齐使进宫,待木已成舟,大司寇又不好奈君王若何。”
  定公侧头看看季桓子。自从孔子摄行相事,与闻国政以来,“三桓”的势力明显削弱了,自己的命令较前行得畅快多了。孔子尽管刻守古板,总比季桓子他们几家世袭大夫随和,不能因为几个美女疏远了孔子。
  季桓子见定公沉思,知道他犹豫不决的原因,这也是季桓子近来的心病。几天来,他已经完全明白了齐使此行的目的,他们是为了离间定公与孔子的关系。孔子任大司寇以来,彼此配合默契,两相不违,而且似乎孔子处处在为自己着想,故而才肯将相职让他代理,自己以图清闲安逸。可是万没料到孔子却于暗中算计自己,堕三都自己中了圈套,堕了城,折损了兵将,削弱了势力,而孟氏的势力却较前大大加强。眼下定公对孔子言听而计从,长此以往,自己岂不落个空头大夫?季氏四世控制鲁政的局面岂不就要败于自己手中?自己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将来有何面目见先人于地下?齐国送来女乐实乃天赐良机,只要借此机会将国君拉转回来,孔子一个采邑大夫就好对付了。他虽然仅次于国君和自己,但也有致命之处可攻。他既要实行自己的主张,又不善于权谋,不仅在鲁国行不通,在列国也要碰壁,一旦受到国君的冷落,他还能在鲁国呆下去吗?想到此便说道:“接纳齐之女乐,乃是结好邻邦,消弥苴隙,兴邦定国之策。君王既已观看子路又喧哗于大庭广众之中,如不收受,岂不有损两国之好?”
  定公本是傀儡成性,又为季氏所立,提起齐国女乐,歌声犹在耳衅,姿色犹在枕边,心中好似有二十五个老鼠嬉戏,不觉又把孔子丢到脑后了。他答应季桓子去召齐使,当夜收下歌女良马。季桓子引线有功,赐与歌女三十名,任其享用。自此鲁定公与季桓子俱在宫室中欢乐,不理朝政,一应大事均交孔子办理。别的大夫认为孔子红运至极,权势灸手。然而孔子却有他自己的难处,他并不僭越职权半步,遇事向国君奏明,向季桓子请示,无奈定公不见,桓子推辞,只几天工夫便积下一大堆政事急需处理。孔子忧愁万干,形容憔悴,弟子们都在为他担心和鸣不平。
  这天退朝,孔子闷闷不乐地回到家中,见颜回正在带领孙子孔伋玩耍。孔伋见祖父回来,连蹦带跳地喊着“爷爷”跑了过来,用两只小手勾住孔子的脖颈,爬到他的身上。孔子心中不悦,勉强抱住孙子。孔伋问道:“爷爷为何不高兴?莫不是担心孙儿不能将您的仁道传继下去吗?”
  孔子听了不禁热泪盈眶,紧紧地将孙子搂抱在怀中说:
  “你小小年纪,知道何为仁道呢?”
  “怎么不知?”孔伋瞪着一双机灵的大眼睛看着爷爷。“爷爷不是说,若父亲劈柴,儿子不能帮忙,便为不肖吗?何为不肖?不肖就是不仁,对吗?”
  孔子使劲地亲着孙子,长长的花白胡须在他那稚嫩的脸蛋上擦来磨去:“对极了,好孩子,对极了!”
  “每当想起爷爷的话,我就不敢偷懒,就背《诗》读《礼》。”孔伋一板正经地说,像个大人。
  孔子被孙子的话温暖了,感动了,一股暖流涌上心头,颤声说道:“能这样就好了,事业能够传递下去,我就高兴了。”
  是呀,只要自己的仁道能够传播,只要自己的事业后继有人,那么“仁政德治”的理想便迟早能够实现。碰壁怕什么?丢官怕什么,甚至死亡又算得了什么!……想到这儿,像掠过一阵清风,孔子不仅心中的愁云全消,而且感到快慰,回头对颜回说:“儒子较其父天资睿智,为师无暇教诲,望你多费苦心,以尧舜之德教之,继我儒业,传我道统。”
  仲春三月,万象更新,银杏树满头繁花,杏坛前那三株桧柏更是滋绿滴翠。杏坛上众弟子有的读书,有的操琴,有的唱歌,有的吟诗。孔子被孙子的一句话拂去了心头的烦闷,再看看眼前这情景,确也感到快慰和自豪。以往的此时,他总要巡视弟子们的学习情况,询问弟子们的学业,启发诱导,有意提出问题让大家思考。今天他兀立在那里苦苦地思索着,不愿多讲话,因为朝中的不快对他的刺激太大了,他的心头,他的脑际,总是萦绕着那一件件不愉快的事。众弟子见夫子心事重重,也不像以往那样一见面便围拢上去,问长问短。他们都低着头,各行其事。其实他们都是心不在焉,有的在不时地偷看夫子一眼,有的在窃窃私语。尤其是子路,他平时风风火火,粗门大嗓,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而今天,却只是在闭目鼓瑟,仿佛根本不知夫子已经到来。他弹的是什么曲子,为何如此凄凉而有杀伐征战之音?孔子凝神细听,原来是《大武》之乐。自从堕三都失败,季桓子冷落疏远了孔子师徒,甚至暗中派人盯梢子路的行踪。公伯寮竟在季桓子面前攻讦子路和孔子,这哪里还有什么师生之谊,同窗之情!此时子路弹奏《大武》,莫非他想到用武力推倒季桓子?孔子不由地向子路走去,只见他虽然紧闭双眼,但却泪水纵横,嘴角和脸腮都在抽搐。子路啊,你在想什么我已经知道了,但那是一条为师不愿走的路啊!驱阳虎,堕三都,都是为了强公室,抑私家。然而三卿家臣却在打着这一旗号反叛,我们也走这条路,岂不也成了犯上作乱的逆贼吗?尽管彼此有着本质的区别,可是世间有多少有识之士呢?我也曾想过扶持定公,联合孟、叔两家用武力推倒季氏。在历史上周公就曾经为巩固周室而征伐过他的亲兄弟,即所谓平定管蔡之乱。我这样做可谓有根有据也。我身为大司寇,摄行相事,有权指挥公室之武部车乘,还有这班文武兼备的弟子。而季桓子正沉湎于酒色,公山不狃反叛,季氏折了老本,正不堪一击。如果此时举事,可保马到成功,药到病除,然而不能呀!此一时,彼一时也,如今和周公时代不同了,鲁变则齐必变,各诸侯国本来就危机四伏,这样以来,岂不就要天下大乱了吗?天下一乱,需得多少生灵涂炭,多少家园被毁,多少人流离失所啊!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变乱,不管谁胜谁负,受害者总是民众啊!……
  子路此时虽然正在闭目鼓瑟,但已感到夫子站在面前。他推开瑟,霍地站了起来,挥动紧攥的双拳,恶狠狠地说:“夫子,此时不为,又待何时!”
  众同学忽听子路这样一喊,都摸不着头脑,各自停止了练习,傻呆呆地向这边看。只有颜回猜透了子路的心思。别看颜回每天在杏坛一边学习一边辅导帮助其他同学,但周围发生的一切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对关系到夫子的事尤为关注。颜回忙组织同学们回内歇息,杏坛上只剩下了宰予、子路、子贡等几个弟子陪着夫子。孔子见颜回此举,不觉点头称是,感到非常欣慰。孔子问道:“由呀,你欲何为?”
  子路见问,并不答言,重新坐于琴几之旁,赌气似地叮叮咚咚将《大武》的出征一章又弹奏了一遍,那声音如撕泉裂竹一般。
  孔子严厉地说道:“由呀,赤手空拳搏龙虎者,非勇士也,充其量不过是陪为师赴死而已。匹夫之勇,焉能成事!”
  “由难受此窝囊气!六万禄粟便满足了,夫子的道德何在?”子路气得发疯,怒目圆睁,顶撞孔子道。
  “丘早有言,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禄粟六万岂能碍我仁德之志!尔意吾知,吾意尔弗知也。汝虽随我多年,然只登堂而未入室也,切不可任意胡言!”孔子评论说。
  “那么,夫子总该挂冠出走了吧?”子路试探着问。
  “余将驾一叶扁舟,访得可行之隅而行之。”孔子说,“郊祭将至,若仍将膰(亦称胙,即祭祀用的烤肉)依礼送我,鲁尚有救,余将规劝定公与季氏,振兴鲁邦,立威于诸侯,否则,吾将行矣。”
  孔子并未绝望,仍存幻想,希望季桓子及定公悔悟过来,恢复“三月不违”的局面,共图大计,实现理想。然而,这是怎样的痴心狂想呀!……

  这一夜,孔子没有合眼,他决心扶正这摇摇欲坠的殿堂,改变这“礼崩乐坏”的现实。要修葺这将颓的大厦,就需要大量的栋、梁、檩、柱、椽,这些材料天上不会掉,只有办教育来培养。这教育该如何办法呢?于是他像一个织女,在编织七彩的长虹;像一个工匠,在绘制美丽的蓝图;像一个画家,在渲染好看的色彩;像一个文学大师.在构思不朽的名著……
  眼前的教育,“学在官府”,只有极少数贵族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公学里的教师多迂腐不堪,难胜培养栋梁之材的重任。学生在学校里比身份、比地位、比享受、比阔气,整日斗鸡走狗,胡作非为,不思长进。虽说还有少数私塾,一些官吏告老还乡后在设教讲学,但所收的也多是闾里较有身份人家的子弟,而绝大多数平民子弟却被摈弃在学校大门之外,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这样长此下去,怎么能培养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优秀人才呢?“礼崩乐坏”的局面何日能够改变呢?他要办的学校,将“有教无类”,不分贫富,不分贵贱,不分老少,不分国籍,兼收并蓄。手续也很简单,只要带着一只贽雉,象征性地表示对老师的敬意,行过拜师之礼就可以了。
  待一切想好之后,天已大亮了。孔子梳洗完毕,不待吃早点,就匆匆忙忙地去拜访仲孙大夫。孔子要征得仲孙大夫的同意,取得他的支持,否则,办学经费难以筹措。
  如今的孔子,在曲阜、在鲁国已经是有些影响的人物了,人们对他都有几分尊敬,仲孙大夫跟他更有着特殊的感情。仲孙大夫很赞赏孔子的胆识,坚信凭他的学问和声望,一定能办好这所前所未有的学校,只是不同意他“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孔子说:“仲孙大夫一向支持丘汎爱众,而亲人’的主张,汎者,广也,仁者爱人。要办教育,若不广收天下弟子,使其均享受教育之机会,何谈‘汎’字,‘仁’又安在?任何主张,均宜见诸行动,付诸实践,否则岂不成了巧言的佞者?”
  仲孙氏虽为大夫,但无论知识或口才,都无法与孔子相匹敌,只好曲从。
  孔子说,人的本性是相近的,差不多的。人在道德和知识上的重大差异,是后天习染的结果,尤其是受教育的结果。譬如两匹素练,它们的质地、色泽相差无几,这好比是人的“性”,“性相近也”。染坊师傅分别将它们投入蓝、红两个染缸,结果一匹变成了蓝色,一匹变成了红色。这好比是“习”,“习相远也”。
  谈到贫富、贵贱,孔子说,这本来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经常相互转化的。无许由、务光不肯就君位,则无尧、舜的声誉和尊贵。同是治理洪水,鲧被祝融杀死在羽郊,他的儿子禹却名扬万世。商贾出身的管仲佐齐桓公霸诸侯,牛倌百里奚相秦称雄……
  仲孙大夫被孔子说得心悦诚服,连连点头称是,支持他辞官办学,答应他联合志同道合的贵族捐款资助,并奏明昭公。
  孔家小院里热闹非常,孔子正在带领一伙青年垒土筑坛,有的刨,有的铲,有的运,干得热火朝天。盛夏,毒日炙烤,天气闷热,无一丝风,一个个累得汗流浃背。这些青年中有孔子当初放牛的牧童,当吹鼓手的伙伴,曼父、曾皙、颜路等好友自然也在其中。还有许多素不相识的青年,听说孔子招收学生不讲门阀,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帮忙。十岁的儿子孔鲤,九岁的女儿无违,十五岁的侄子孔蔑,十四岁的侄女无加也穿梭般地跑来奔去。人多力量大,一个满不错的讲坛,不到半天工夫就筑成了。不知是谁移来了一棵小银杏树栽在坛边,虽说这不是栽树的季节,但挖大点根,多带点泥,也是可以栽活的。小银杏树舒展着嫩绿的叶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孔子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小银杏树在迅速长大,树影婆娑,杏果满枝……他蹲下身去,轻轻地抚摸着笔直的树干,若有所思,自言自语地说:“银杏多果,象征着弟子满天下;树干挺拔直立,绝不旁逸斜出,象征着弟子们正直的品格;果仁既可食中,又可入药治病,象征着弟子们学成之后可以有利于社稷民生……此讲坛就取名杏坛吧……”
  孔鲤姊妹们喜得一跳老高,拍手称妙,纷纷要求拜师求学。调皮的孔鲤推着父亲在散发着清新泥土气息的坛上席地而坐,扑通一声跪下就磕头:“老师在上,受学生一拜!”
  孔子抱起了儿子,举过头顶,哈哈大笑。众人也都哈哈大笑……
  第二天,杏坛上,许多人——下从几岁的孩童,上至年过半百的长者,最多的自然还是青少年,手捧干贽雉,很有秩序地依次参拜孔子。
  杏坛周围被看热闹的人围得水泄不通。
  从此,孔子便每日杏坛讲学,四方弟子云集于此。
  但是,学生的程度参差不齐,孔子大体上把他们分成初级班和高级班。初级班学初级“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高级班学高级“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有时忙不过来,课程颠倒不开,就让高级班中的优秀者或有某一方面专长的给初级班的学生们讲课。
  孔子开创的“私学”像一道曙光,冲破了古老东方的黑暗,唤醒了沉寂中的生命。它将使世代躬身俯耕的人们昂起那低垂的头颈,迎着春风,吸嘬着甘醇的雨露,伸展着双臂拥抱望眼欲穿的文化知识。地下的水,天上的云,世间的一切都在齐声赞颂文化回到了创造者的手中,哪怕道路坎坷,岁月蹉跎,速度缓慢,但却只有向前,失去的,被夺走的,总会再回来,不论霸占者怎样穷凶极恶,掠夺者怎样贪婪吝苛,人们应该得到的总会得到,并且还要掌握它,使用它,不断地创造和升华,赋予它新的生命,让它造福于民众。
  孔子以他所处的时代的独特方式,在他新辟的蹊径上跋涉,霜雪雨露,疏食饭水,他忍受着,并抵制着来自社会各阶层的讥讽、嘲笑,甚至谩骂、诬陷和打击,像一只不知疲倦的牛,为民族,为人类,也为自己的信仰和志向而忍辱负重,默默地耕耘着。
  一天,孔子正在给弟子们讲《诗》,曾皙跑来报告说:
  “夫子,您常给我们讲过的那个子产,他死了。”
  孔子听了,不觉一怔,忙问:“曾点,此言当真?”
  曾皙说:“为何不真?这是郑使者来报告的消息。”
  孔子听说子产归天,凄然泪下,伏案恸哭。
  颜路说:“夫子,子产远在郑国,与您非亲非故,您何必如此伤情呢?”
  孔子挥泪说:“二三子哪里知道,子产乃当今罕见之政治家,真君子也。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忠于君王,办事持重。他每拟一令,无不虑及民之疾苦。”接着他向弟子们介绍了子产的品行。
  郑是弱小的国家,夹在齐楚两大国之间,子产相国二十多年,不曾受过列强的征伐。他历聘于齐、楚、晋、鲁诸大国,是个出色的外交家,在诸侯中有着崇高的声望。他知识渊博,却很谦逊,每决定一件国家大事,都要征求大臣们的意见,请教熟悉情况的人。周景王九年,子产把刑书铸在金属制的鼎上,这是中国有记录的最早的成文法,这是子产在法律上的一个贡献。爱民是子产的最大特点,冬季里他能用自己的车子载百姓过河。有时群众聚集在乡校,议论朝政,批评子产。有人认为这有害国家,建议拆毁乡校。子产坚决制止了,他认为这正是听取民众呼声的好机会。
  子产初执政时,郑国流传着这样一首歌:
  提倡节俭,提倡节俭,
  人有好衣服也不能穿;
  整顿军事,整顿军事,
  人要种地也没法子干;
  谁杀子产,
  我们心甘情愿
  可是过了三年,便流传了另一首歌:
  我们子女,
  是子产教育;
  我们田地,
  是子产开辟;
  子产可别死,
  死了谁继续?
  子产不重天道,重人道。周景王二十年冬季,有彗星见于辰之西,大夫裨灶向子产说,宋、卫、陈、郑四国将同日有火灾,只有用瓘斝玉瓒等祈禳,才能免除。子产以为天灾流行,决不是玉器所能祈禳的。他说:“天道远,人道近,裨灶何以能逆料天道呢?分明是无稽之谈。”竟不听。结果,郑国首都并无火灾,郑国有了水灾,又有人以为是龙神作怪,但他说:“我们无求于龙,龙也无求于我们,不相干的。”
  弟子们听了孔子的介绍,无不伤心,对子产更加敬重了。
  曾皙说:“怪不得子产一死,郑国人都哭了呢!”
  孔子设教,不像官学和一般私塾那样,整天死守着一堆竹简,讲呀,念呀,背呀,令人腻烦,而是常以社会为课堂,以生活为教材,把学生带进大自然中去,开发他们的智力,陶冶他们的性情,启迪他们的灵感,从中悟出若干哲理。
  仲秋一日,孔子带领弟子们去游防山。秋天比春天更显得生机勃勃,到处是累累硕果,郁郁芳香,师生们游兴甚浓,直到申时,方才踏上归途。
  大自然是神奇莫测的,下午还是天高云淡,这会却变得阴沉起来。西北风劲吹,一声炸雷响过,一堆堆浓黑的云朵像听到集合号令,千军万马般地向头上涌来,刹那间便漫布整个天空。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空气潮湿得抓一把能握出水来。夜幕笼罩了一切,黑暗吞噬了万物,电闪雷鸣,野兽咆哮山谷,孔子师徒仍行进在防山的腹脏之中。大家默默地走着,谁也不吱声,悚惧的心理令他们紧紧攥着手中的武器。突然,“扑通”一声,路边的树上跳下一个人来,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什么人?”司马牛上前一步护住了孔子。
  众弟子猛然惊醒,“刷”地抽出佩剑,严阵以待。
  “哈哈哈!……”那人挥舞着一柄长剑,仰天大笑。那笑声在寂静空旷的山谷中回响,显得是那样阴森可怖。
  “害怕了?胆小鬼!”来人旋风般地跃到孔子面前,一柄长剑舞得呼呼生风,一片白光上下闪耀,一股寒气透人心肺。
  借着闪电的亮光,孔子见此人身高九尺有余,立在那里像一堵墙。满脸都被那浓密的胡须遮住,只剩下两只眼睛,凶光四溢。盔胄上插着两只长长的野雉翎毛,随身甩动。全身披着野猪皮缀成的外衣,看上去半人半兽,似鬼若魔!……
  他突然收住剑,一招“飞龙”穿云,剑锋指着孔子吼道:“你们这般无用学子,全是废物!看见了吧,除暴安民,靠的是这个!”他那剑锋差一点就触到了孔子的鼻尖。那声音像是山顶上的霹雷,震得人们的耳膜嗡嗡作响。
  众弟子急忙用剑架住他那柄长剑,却被他“啪啪”两下全都打落在地。众弟子正欲拾剑再斗,孔子平静地说道:“慢!”
  众弟子茫然不知所措地望着孔子。
  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孔子的大脑飞速地思索着,这是个什么人呢?刺客?不是,若是刺客,早已暗中下手了;盗贼?不像,若是盗贼,怎么会讲“除暴安民”呢?看来是一鲁莽武夫!
  “这位先生请恕弟子无礼!”孔子上前深揖一礼,拱手道:
  “请教先生何方人士,尊姓大名。”
  “哼,伪君子,尽是虚言假意!”那人头也不回,脖子硬梆梆的像插了根铁杠。
  孔子微微一笑道:“在下姓孔名丘,字仲尼,请多指教!”
  “我早就知道你是孔老二。”
  “大胆!”弟子们气恼地吼道。
  孔子又是微微一笑说:“互道姓名,乃古之常礼,难道先生竟连姓名也……”
  “我乃鲁之卞人(今山东泗水县),姓仲名由,字子路。”
  “原来是子路先生,失敬,失敬!”
  “你我道不同,不相与谋,何敬之有!尔等摇唇鼓舌,为那班昏君出谋划策,怎比我专戮强暴,为民申冤,为国除害!”
  “子路先生精神可嘉,孔丘不胜钦佩!”孔子说,“然天下无道久矣,刀枪剑戈,争来斗去,恶人却有增无减。人民苦于征战亦久矣,田园荒芜,子孤母寡,白骨遍野,暴得除乎?民得安乎?”
  子路被孔子问得像泄了气的皮球,双手耷拉,长剑拄在地上:“依夫子之见,该怎么办?”
  “施行仁政!”
  “何谓仁?”
  “克己复礼为仁!”
  “仲由鲁钝,请夫子明示!”
  “譬如今夜,先生以利剑对孔丘,丘却以礼对先生。若双方俱以兵刃相对,势必流血横尸,丘目不忍睹,是为仁。仁者,爱人也。”
  子路静静地听着,心似有所动。孔子继续说:“先生责孔丘为昏君出谋划策,岂不知丘之策旨在劝君为民,若君皆能克己复礼,则天下归仁矣!仁离着我们很远吗?不远,我想得到仁,仁就在眼前。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兵刃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治天下,治天下者,仁德也!”
  子路目中的凶光消失了,失神地望着远方,他像似在思索……
  “当啷”一声,子路手中的剑掉到了地上。
  四周一片沉寂,孔子一言不发地望着他……
  子路呆呆地望着漆黑的远方。孔子的话在他眼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自己光知道长剑可以斩恶人,但天下恶人这样多,一柄长剑能斩得完吗?多年来诸侯征战,天下纷争,肥了官吏,苦了黎民。仲尼以仁德治天下,以礼义化苍生,使人人向善弃恶,救民于水火之中……
  想到此,子路跪倒在地说:“请孔夫子重责由陵暴之罪。”
  孔子急忙上前扶起子路说:“先生言重了,你我同有为民之心,可谓志同而道合也。快快请起!”
  子路站起身来,低垂着头说:“在夫子德风之下,由真羞愧得无地自容!”
  孔子笑着称赞道:“真乃豪爽之士!”
  众弟子也急忙上前说长道短,大家的热情反而使子路很不好意思,他一一向众弟子拱手谢罪:“惭愧!惭愧!……”
  曾皙半开玩笑地说:“仲由兄,你的剑法可真是上乘,来日一定向你请教!”
  子路挥着扇子般的大手憨厚地笑着说:“哪里,哪里,仲由乃一介武夫,总想以手中长剑斩尽天下不平,今日想来,大错而特错!夫子以德服人,以礼服天下,才是正路。由愿拜夫子门下为徒!”他说着单膝跪倒,双手合抱,拜在孔子面前。
  子路的举动使孔子一时难以作答。虽然降服了这位武夫斗士,但要他作为孔门一员,恐难对路数。若他一时性起,难免动手动脚……拒绝他吗?看样子他倒是一片真诚,自己不是宣布“有教无类”,“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吗?连这样一个被德风降服的武士都无信心改造,还谈得上什么改造社会和人类呢?待我经过一番考验,再收下他不迟。想到这里,孔子严肃地说:“子路先生,既不嫌孔丘谫陋,自甘屈辱,那就一同回府,待安顿下来,再委贽行礼,收你为弟子。”
  “怎么,现在还不行吗?”子路不解地问。
  曾皙忙说:“夫子这就是答应你了,不过入门还得有一定的礼仪规程。”
  子路这才起身。众弟子拉着他高兴地说:“以后我们就可以常在一起了。”
  翌日,子路早早起身,梳洗修饰起来。多少年来,他被称为“卞之野人”,过着野人般的生活,以山林为家,以野物为食。为了奉养八十岁老母,他常常到百里之外去背米,自己则常年以藜藿野菜为食。现在,他看到身穿的野猪皮,不再觉得是雄武伟岸的标志,反感到是那样龉龊和讨厌。一夜之间,他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他手提那件野猪皮衣服,把它甩到户外,然后来到街肆之上,狠了狠心,用自己的全部积蓄,买了一件丝织提花新衣。这在当时是极其昂贵的服装,只有少数贵族才穿得起。他穿上新衣,美滋滋地转了几圈,然后去见孔子。
  围绕着是否收子路入门墙,孔子师生展开了一场争议。多数人认为应该收,因为夫子的教育方针是“有教无类”。少数认为不能收,因为子路太野,收进来会惹是生非,败坏门风,成为害群之马。最后孔子一锤定音:收下这个野小子。根据自然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说,一位高明的染织师,不仅能将白练染成彩练。而且能将彩练,再染成某一种所需要的颜色。染有某种恶习的人,同样可以通过教育革新自我,改造成君子,培养成圣人。大家正议论,见子路身着盛装华服,光彩照人地走了进来。同学们围上前去,惊奇地欣赏着。
  “咳,真美,子路一夜之间变成贵人了!”
  “这锦衣华服,再配上个窈窕淑女,就更带劲了!”
  子路美得迈起方步在室内转了三圈。曾皙凑到他耳边摹仿着少女的姿态,捏着啜子唱起了《诗·缁衣》:
  缁衣之宜兮,(你的黑衣真合体啊,)
  敝予又改为兮。(破了我再给你做新的啊。)
  适子之馆兮,(我要到你馆舍去啊,)
  授子之粲兮。(去把新衣送给你啊。)
  这一下逗得众人轰堂大笑,满屋子热闹得像开了锅。
  “嗯,嗯!”孔子故意干咳了两声,喧闹渐渐平息。孔子严肃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弟子们这才感到刚才闹得有些过分,急忙回到夫子身旁,各就各位。子路不知夫子为何不快,小心翼翼地立在一旁。
  室内一阵沉默。片刻,孔子才缓缓说道:“仲由啊,长江之水出自高山,发源的地方,水浅得连酒杯也漂浮不起;而到了中下游则浩浩荡荡,不乘大船就难以渡过;这正是众多的川河聚集到一起的缘故。你这样华装盛服,谁还再敢接近你,帮助你呢?”经孔子一说,子路急忙回屋加了一套缝掖之衣,这是当时极普通的服装。
  待子路坐定,孔子沉吟道:“仲由入我孔门为徒,其志可嘉,除需委贽行礼之外,另有一则,不知肯依否?”
  “唯夫子之命是依!”子路斩钉截铁地回答。
  “百日之内,不准习演礼、乐、御、书、数五艺,必须日日苦习射艺。”
  “这……”子路莫名其妙,“日日习射?夫子,不瞒您说,弟子早有了百发百中之绝技……”
  不等子路说完,孔子把脸一沉说:“我让你练的不是绝技,而是德行!”
  “什么,射箭练德行?”子路惊疑地张大了嘴巴。
  “如若不肯屈尊,那就请便吧。”说着孔子向内室走去。
  众人忙向子路递眼色,子路这才勉强说道:“弟子遵命就是。”
  孔子微微一笑,转过身来,亲切地拍着子路的肩头说:“不要勉强,何时感到委屈,便来辞行。”说着亲自拿起矢箙及弓箭递给了子路。
  子路抬起头来,诚恳地问孔子:“夫子如何让我练德行呢?”
  孔子并不正面回答子路的问话,微笑着说:“直练至那几分小小箭的(古时的即目标,现代人称为靶。古时的靶为弓箭的握处)在你目中其近在鼻,其大如日,方可停止。”
  “好,让弟子试试看……”
  “不是试试,而是必须照办不误!”
  “弟子斗胆动问,此为孔门常科,还是专为由而设呢?”
  “是我苦思冥想,专为你而设。自明日始,你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得懈怠!”孔子说完,不再理会子路,转身对众弟子说:“你们也要加倍努力,不得松懈。除我集中讲授的课程外,还要抓紧演习我为你们个别开设的艺科。”
  “是!”众弟子齐声答应。

从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连续不断地批反冒进,实际上已为“大跃进”的全面发动作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让论《乘凤破浪》,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陈云相继作了对反冒进的检讨以后,毛泽东曾宣布“反冒进解决了”。同时,他在会上还多次发出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指出假如“有些人不顾大局”,“那就要分裂”,“谁不照顾大局,谁就会跌筋斗”。“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
  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对迅速掀起的大跃进运动,党内已经很难发表不同意见了。
  这时的周恩来处于两难的矛盾状态中。他必须在一般原则上和其他领导人一起表示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争取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这一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并检讨反冒进的错误。他的内心里觉得自己跟不上毛泽东。经过这年上半年的反对反冒进,他处在了一种特殊的地位,他有很强的组织性,他尊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决定,维护党的领导的团结一致。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清醒头脑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共产党人,在对经济建设的指导上又要尽可能地坚持稳重与谨慎,使之健康发展。对一些过头的做法他有自己的想法看法,不能不管,又不便于公开地在方向和方针上提出不同的意见。在当时的地位和形势下,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把毛泽东和中央的决定加以变通,尽量减少实际损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认识,试图使事情的发展更符合实际的可能。
  就在他做检讨的1958年1月下旬,他在审改《关于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预算草稿的报告(草稿)》时,在文中“为了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语的“15年内‘之后,增加了“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九个字;并在“为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中,删去“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改为“并且争取提前”。这些,在当时“大跃进”的气侯下,不会有什么效果,但毕竟可以看出他同“大跃进”的倡导者和积极拥护者之间,思想上是有距离的。
  周恩来编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被“大跃进”搞乱了,“建议”提出的指标在实际工作中已经起不了约束的作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提出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8月,中共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建立人民公社和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的决议。这次会议对农业形势非常乐观,估计1958年粮食产量达到6000亿斤到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一90%,据此提出“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也使得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的中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有人发愁粮食吃不完,要缩小耕地面积,实行园田化生产。这年有了许多“大办”,包括大办农业。有的地方粮食放“卫星”,报告说稻子亩产几万斤。周恩来亲自去看,看了一块挂牌亩产10万斤的高产稻田。田的上空,像灯光球场一样,电灯通明,说是为了加强光照,旁边用鼓风机通风。实际上,这是将几十亩田的稻子移在一亩田里,是弄虚作假。因为当时有外宾在场,他没有提出批评,但是回来以后,心情十分沉重。7月18日.周恩来到上海市郊马桥镇看高产田,听说1亩地种了12万穴,他当即指出,要合理密植,并提醒乡党总支部书记要关心社员的生活,要让社员吃好休息好。同月,周恩来在广州召集一些县的负责人了解情况时,对他们说:粮食产量要避免虚假性,要保证社员的口粮,并且告诫他们:千万不要讲大话,损害群众的利益。河南在大刮共产凤时,周恩来到河南去视察工作,批评过省委主要负责人,要他谨慎。
  1958年的钢产量,原计划是620万吨,这是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的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及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中规定的。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把本年的钢产量增加到800万至850万吨。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钢铁翻一番,就是要从1957年的535万吨.达到1958年的1070万吨。于是掀起了全民炼钢、大办钢铁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河南省新乡市放出一天产生铁102万吨的高产“卫星”。周恩米看到这个材料后,问身边搞过钢铁生产的秘书顾明这有无可能,顾明回答说:我们在鞍山钢铁厂,炼一吨生铁,需要贫矿石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十多吨。102万吨生铁,需要1000多万吨的运输量,所以这不可能是真的。周恩来就要顾明到河南去看看。顾明去看后,把土法炼出的所谓生铁带了回来,实际上,其中最好的也不过是含铁成分较多的海绵铁。大批农民上山炼铁,许多地方分不清什么是铁矿石,把比较重的黑石头块当成铁矿,也弄不清一吨是多少,把一担当作一吨。周恩来为了减少盲目性,想加以引导,每星期主持召开一次钢铁会议。秘书建议把大学里化工系的学生派下去,帮助农民分析化验铁矿石。周恩来采纳了,调了1.3万多大学生去各地帮助分析化验。但是,当时几千万人上山炼铁,这点大学生是无补于事的。到了冬天,中共四川省委工业书记陈刚向周恩来请示汇报,说四川还有几百万人在山上,既无寒衣,又缺粮食,钢铁任务没有完成,怎么办?周恩来指示:立即下山。
  大办钢铁,使国家直接损失几百亿元,大伤了我国经济的元气。“大跃进”初始阶段的几个“大办”中,还有一个大办工业。地方工业盲目发展。周恩来不可能从根本上来制止这些
  “大办”,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泼了冷水。1958年7月,周恩来故乡淮安县的副县长王汝祥到北京,想为办地方工业解决钢材问题,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关怀地询问了淮安的经济生活,但是向王汝祥建议:淮安县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农业上。地方工业除手工业和土法生产的以外,今年不宜搞得过多,而已设备和钢村都供应不及。倒不如集中力量先把铁木农具厂搞起来,然后再及其他。这一段话,说明了周恩来是清醒地看到“大办”中的问题的,但是他的这些思想当时未能引起全党的重视,而在大办钢铁、大办工业的思想下,在财政下放的体制下,各地互相攀比,办起了许多无原料、挤占国营企业原料的社办、县办工业。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就是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纠正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以浮夸凤、“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特征的前一段的“左”倾错误,提出社会主义时期不能消除商品生产,不能剥夺农民。接着,毛泽东又在11月21日到27日在武昌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23日讲了一次话,提出要“压缩空气”,办事要有充分的根据,钢产量计划指标要降低,各部门都要把根据不足的指标降下来,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接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周恩来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醒全党认真注意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原则,认真使经济计划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互相保持适当的比例。
  这以后,周恩来就比较好讲话了。1958年12月27日,他在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1958年这一年,经验有两点,一是高速度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一是必须遵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第二天,他又召集陆定一、康生、张际春、周扬、杨秀峰、钱俊瑞、张子意、胡乔木、复衍、陈克寒、林默涵、徐运北、荣高棠、吴冷西、姚臻等,就文艺、卫生、体育等方面在高速度发展中的一些偏差,进行商议。周恩来指出:要承认共产主义的热情,但“领导干部头脑要清醒”。他还说:我们每个人的讲话如果不妥当,“完全可以驳,不要树立迷信的权威”。
  这时候,他已经在忧虑经过1958年的大浪费,1959年的人民生活了,12月24日,周恩来到河北安国县和徐水县视察,看了制药厂、机械厂、农业红专大学和一些新居民点。当看到把不够中学程度的学生集中到一起学习,挂起大学的牌子,他心里很难过,感到这是把党的谦虚作风丢掉了,变成了浮夸。在回来的途中,他向陪同的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人解学恭说: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随便减少耕地,今年的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把共产主义庸俗化”了,到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可能出现紧张局面。要注意听老农的话:允许吃饱,但不能浪费粮食。
  1959年从年初到7月庐山会议前,周恩来都致力于这方面的纠正工作。他认为:1958年全民办企业,每个公社办一点工业,一个县办很多工业,把材料占用了,大企业反而感到不够了。他同中共石家庄地委、河北省委负责人研究生产时说:去年由于对农业估产高了,在估高的基础上生产布局多了,造成了市场的紧张,现在要落实,抓工业产量,抓农业生产、商品性生产和市场。“搞生产必须注意算帐”,“要搞综合平衡”。从省委起,都要把重点放在农业上。对于工业,他作了分析:由于原材料不足,有些工厂不得不时开时停,停工待料;有些建设工程,安了柱子没有房顶,建成了房子没有机器设备,或者有了主要设备没有次要设备,不能及时投入生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基本建设摊子摊得多了,工厂、企业的增加超过了原材料增长速度。他说:有些农村原材料过去是供应城市的,现在他们也搞基建,办工厂,一个公社办一点,一个县就是不少的点,他们自己把原材料用了,就没有城市原有企业可用的原材料了。技术落后的企业有原材料,技术先进的企业反而没有了。
  在庐山会议前,周恩来坚持和宣传了上述的看法和主张。这种看法和主张,他在中共中央的会上也说。如195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时,周恩来就批评了1958年的“大跃进”是“主观主义大发展”,“打破了客观规律”,目前农村中对农业的产量估计过高。
  1959年7月2日起,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前期,根据毛泽东提出的18个问题(读书,形势,今年、明年和四年的任务,综合平衡问题,群众路线问题,体制问题,公社食堂问题,学会过日子问题,三定政策,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等),对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讨论和总结。周恩来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了“大跃进”的缺点和错误有以下几点:计划指标偏高、基建规模偏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权力下放过多,把战略口号当作了行动口号;工业上加工工业搞多了,原材料工业搞少了。他指出,只有这么多的米,只能做这么多的饭,9000万人上山,大炼钢铁,这是一股革命的热情,付的代价很大。他主张进行调整。
  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全力抓调整这件事。7月10日到12日,他三次召开财政问题座谈会。他在会上讲,陈云总强调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目前急需抓综合平衡:则政上的货币平衡、国家物资分配平衡和商品平衡,并提出了(一)国家要算帐;(二)银行贷款要归口,专款专用;(三)对限额以下和以上的基建项目都要分别采取措施,堵口;(四)对停办项目的人员要导流,给以出路;(五)增产,活跃市场;(六)节约。
  7月18日、21日,周恩来两次召集国务院各部的负责人开会,谈形势,摆问题,算细帐,讨论计划工作。他在会上又强调要抓财政、物资、现金的平衡,指出要略有节余。他认为1958年全冲乱了,单生铁就补了15亿元。继续跃进过分紧张,耍抓好综合平衡。不能这样过日子,特别是三材太不平衡了。他提出:指标到底放在哪个杠杠?基建到底铺多大摊子?要大家考虑。7月23日,周恩来召集副总理们开会,提出当前生产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一)“综合平衡没有搞好”,指标太高,“超过了实际可能”,没有留余地,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落实。(二)产品质量下降,需要解决。他指出要“当机立断”,下决心调整指标,“缩短战线”,准备“明年把农业搞上去”。
  就在周恩来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彭德怀上庐山,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大跃迸”中的错误和经验教训的看法,提出了中肯的意见。16日,毛泽东把这封信印发给了会议讨论。周恩来也看了这封信。
  这时候,一位同意这封信内容的人,隐约地听到了不利于彭德怀的风声,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在7月20日左右的一个跳舞晚会上,询问周思来:你认为彭总的信怎么样?
  周恩来回答说:那没有什么吧!
  在周恩来看来,彭德怀的信,是一种正常的情况。而且,他的思想是和彭德怀相通的。他曾经对身边的同志讲过:彭总的信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
  不料,7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错误地批了彭德怀,认为这封信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转向了对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周恩来原来进行的平衡和调整工作,自然地也就中断了。接下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还发出了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并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超额完成计划。
  庐山会议之后,接着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这期间,周恩来的心情非常沉重,很少发表意见。这次反右倾的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延续更长时间。
  反对右倾的运动,使经济战线上一些敢讲真话的同志几乎都挨了批,有的甚至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59年的路子继续1958年的走,继续“以钢为纲”,挤农业,挤轻工业,挤人民生活,市场情况越来越紧张。1960年又是高指标,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要动员7000万人搞钢铁。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大跃进”,实际上是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的三年大冒进。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创历史最高水平。三年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而农业总产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它使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物资缺乏,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
  在困难时期,为了安定团结,周恩来经常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的错误的责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井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
  有同志对他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你的身上。”
  周恩来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面对严重的困难,周恩来亲自挂帅,指定国家经委和有关各部领导人成立生产调度十人小组,每晚开调度会,会后向他汇报,第二天清晨传达指示。如动用国库解决短缺物资;组织增产节约;紧急调用车船抢运救济物资;甚至煤矿上因粮食供应不足,挤掉了下井工人的口粮问题,调度小组也采取特殊措施,加供粮食补助和每月的白酒。在周恩来领导下,为了渡过困难的岁月,这个小组作了许多工作。
  困难时期,周恩来突出地抓了粮食问题。
  1960年粮食产量是280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减少了三成。那时候,全国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全国6亿人口,城市人口1.2亿多,“大跃进”多了2900万人进城吃商品粮。国家需要有360亿到400亿斤的粮食库存,才能调配得开,保证正常供应,而1960年国家库存只有180多亿斤,除了供应城市外,农村还需返销上百亿斤粮。有的大城市如沈阳、大连只有几天的存粮。许多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周恩来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每周要召开三四次会议专门讨论粮食问题。他要秘书制定了一张像“哈达”那样的粮食大表,上面记着各省、市的粮食数字。他对表上的数字记得非常清楚,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亲自决定向备地调拨粮食,并且下决心进口粮食、精简2000万人下乡,这些都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并作出决定。
  为了渡过困难,周恩来抓粮食抓得很细。当时的粮食部部长,一个星期要被找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好几次,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一般是晚上找去,有时晚上九十点钟或十一二点钟去,谈到凌晨三四点钟。在深夜,邓颖超就送去一些饼干等,偶尔也端来一小碗素挂面。这都是周恩来自己出钱,不向国家报销的。那年月,中央经常召开的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都是由周恩来出面的。所以李先念说过:管粮食、管吃饭的分三线。粮食部在第一线,由他们先同各省区协商,能够商妥的,就不上找了。第二线是李先念,粮食部商量不下去,就把李先念请出来。第三线是周恩来,李先念同他们商量不下去,最后就把周总理请出来。于是,周恩来就把粮食部领导人带上去拜访,一个省一个省地定。那时,调动600万斤粮食,都要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直接抓粮食工作,是从1959年开始的,大约一直抓到“文革”开始。粮食情况开始好转,是在1964年以后,产量逐渐回升,到1966年已回升到4000亿斤左右,城市供应比较好了。为了解决6亿人民要吃饭这个大问题,周恩来在那几年中确实是操碎了心。几年工夫粮食问题逐渐解决了,然而周恩来明显苍老了。
  “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的重大失调,到1960年,眼看这种“跃进”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了。这年7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来要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1960年8月30日到9月5日,国家计委党组四次向周恩来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意见。国家计委原来提的意见是:“1961年是经过‘大跃进’后的一年,根据中央上海会议和北戴河会议的精神,国民经济随着重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编制明年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周恩来听取汇报后,改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不但补充了“充实”的内容,而且把“整顿”改为“调整”,使内容更加广泛,突出了扭转比例失调的含义,更切合当时经济形势的需要。这个方针,在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
  196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进一步提出,这三年的缺点错误最集中的表现是指标定高了,建设规模搞大了,调整首先是调整各种比例关系,当前调整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决定退够,留有余地;第二,重点调整,打歼灭战;第三,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后来,他在1962年3月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八字方针是“以调整为中心”,“是一个既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又为长远打算的积极的方针”。“在我国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中,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不协调的现象,为了巩固已有的成绩,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
  中国6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时期,正是国际上风云激变的多事之秋。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中印边境发生争端以至中方被迫自卫还击,美国疯狂扩大侵越战争,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为了反对国际上的霸权主义,支援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周恩来不得不经常忙于处理大量的紧迫的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调整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复杂,周恩来认为自己既然是政府总理,就责无旁贷。他毅然地挑起了领导经济调整、亲自指挥调度的重担。他向干部们阐述多难兴邦的道理,号召大家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战胜困难,勤俭建国。1960年10月,他亲自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1月间又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凤”问题的指示》。这两个文件的颁发执行,对于当时刹住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调整人民公社内部的生产关系,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在1962年1月讨论起草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书面报告时,周恩来对所有制问题提出,应该“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写进去”。这个思想,是对于多年来农业上的“左”的错误的总结和批评。
  八字方针的具体内容,完全是为着解决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的,主要是解决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和农轻重比例关系。对这个方针,从提出到贯彻执行始终存在着争论,中心是调整是否必要。周恩来坚持了这八字方针,措施坚决,国家的经济回升得比较快。到1963年冬讨论1964年计划时,又有人提出说调整任务已经完成了,又可以开始跃进了。周恩来认为还要调整,要一直调整到1965年。到196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接近1957年的水平,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59%,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上恢复正常,市场供应显著改善,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经济工作走上了轨道,可以健康迅速地向前发展了。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