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风经典散文集,入侵低地国家

   希特勒征服丹麦和挪威之后,就开始向西线发动进攻,首先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两个中立小国荷兰、比利时进击了。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旅程。如果说一年前还处在“爬山坡”的时刻,那么,从一九四八年九月起,有如自然界进入金秋一样,也到了收获的季节。
  一九四八年七、八月间,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远大目光盱衡全局,敏锐地察觉到历史已将跨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始精心筹划新的方略。
  在军事上,他思考着要打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仗,开始筹划行将到来的大决战,根据这个目标作出全盘的部署。
  作为这场决战的序幕,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准备发动济南战役。在五路大捷后,济南事实上已成为国民党军队坐困的孤城,蒋介石的重要军事基地徐州也变成直接暴露在最前线的城市。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得知解放军已攻克兖州的消息,当天就向他们提出新的作战任务:许谭兵团在津浦路中段战役结束后,“如能在八、九两月攻克济南,则许谭全军(七纵、九纵、十三纵、渤纵、鲁纵)可于十月间南下配合粟陈、韦吉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①十六日,又要求许谭兵团:“主力应不惜疲劳,抢占济南飞机场,并迅速完成攻击济南之准备,以期提早夺取济南。”②同一天,还要求粟陈(士榘)部准备阻止国民党军邱清泉兵团北援济南。为了保证华东野战军“攻济打援”的胜利,毛泽东并要求中原野战军“作有力配合”。接着,又要求粟兵团以歼灭国民党第五、第十八军等部,开辟渡江南进的道路为目标。毛泽东想起,蒋介石在这年四月九日,也就是充当南京政府的“总统”前几天,还在说“一定可以在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内肃清中原人民解放军”,便在新华社社论中加写道:“三个月已经过去了”,“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要满六个月,我们倒要看一看究竟谁肃清谁。”③这不仅是对蒋介石的辛辣嘲讽,而且也透露出毛泽东准备在中原战场打一场大规模歼灭战所下的决心。
  对华北战场,毛泽东在七月十六日指示徐向前:指挥华北第一兵团攻取太原。
  对东北战场,毛泽东批准东北野战军主力由长春地区南下,到北宁线作战。他在七月二十二日和三十日指示林罗刘:“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④他进一步提出:“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⑤,以封闭蒋军于东北加以各个歼灭。并且指示华北的杨成武、杨得志两兵团准备发起察绥战役,以配合东北野战军的南下北宁线作战。
  毛泽东作出这样的全盘部署后,八月十五日致电告诉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西北局:“九月起全国各区均将有大战,希望你们能配合。”⑥
  要从全局着眼,相互配合地为进行战略决战作好准备,必须加强集中统一的指挥。因此,毛泽东便进一步要求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坚持定期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制度。也在八月十五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封给林彪和东北局的长达二千多字的电报,严厉批评林彪在收到中央规定报告制度六个月以来一直没有按规定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使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他说:今年五月、七月两次催你们,你们不声明理由,近日再催,你们才声明是“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事实上只各顾自己所分的工作,并皆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作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缺乏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材料来源”,等等。“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毛泽东责问道:“我们五月间即告诉你们,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毛泽东说:“我们认为所以使你们采取此种态度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你们如果不同意上述批评,可以提出你们的反驳。”⑦
  当林彪就此问题向中央作了检讨,并送来综合报告后,毛泽东在二十日复电林彪:
  “此种综合报告和各个具体问题的个别报告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必须有此种报告、并要有多次此种报告之后,才能使我们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对于写作此种报告的同志亦有一种好处,就是他必须在写作时既要联系又要超脱各项具体问题、各项事务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而这种思索则是一个领导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⑧
  为什么毛泽东把这件事看得如此之重,紧紧抓住不放?他在二十二日以中央的名义致电东北局时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否则,“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他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在大决战前夜的现阶段有着极端的重要性:“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⑨
  在大决战的准备工作中,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兵员补充和火力加强(特别是炮兵火力的加强)。毛泽东在经过审慎考虑后,分别作出了重要决策。
  对前一个问题,毛泽东提出:“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俘虏,此点应引起全党注意。”他说:今年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区除个别地方原定扩兵计划准予完成外,其余均不应扩兵。乡村人口已大为减少。各区扩兵(包括东北在内)均已至饱和点。支前供应和后方可能性之间发生极大矛盾,此项矛盾如不解决,则不能支持长期战争。“今后攻城野战所获俘虏可能大为增加,各区及各军应用大力组织俘虏的训练工作,原则上一个不放,大部补充我军,一部参加后方生产,不使一人不得其用。”⑩像这样大量地吸收俘虏兵,让他们在经过诉苦运动后立刻参加到人民解放军的队伍里来,在过去还很少有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突出地强调这个问题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对后一个问题,为了解炮兵的作战和建设情况,八月下旬,毛泽东和周恩来召见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华北军区炮兵旅旅长高存信,听取他们的汇报。毛泽东听后举起拳头说:解放战争好像爬这座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坳子,最吃力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今后打大仗炮兵很重要,你们一定要把炮兵搞好。后来,在战略决战中,特别是攻坚战中,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火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政治上,毛泽东想得更远。他已经在着手筹划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事宜。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提出一个重要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立刻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拥护。五月五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与其他民主人士,通电拥护召开新政协。
  毛泽东收到以上各电后,在八月一日复电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郭沫若等说:对诸先生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并且指出:“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⑾并就召开这次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人、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征询他们的意见。
  这时,蒋介石由于军事失败,人心动摇,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发展,阻止国民党内分崩离析的趋势,正在焦虑地寻求“局势好转”的计策。国民党内一部分人认为:“不能再拖下去”了,主张停战谈判。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向蒋介石建议:在目前极端危急的局势下,要“产生一个联合宣言”,“与共产党成立协议,以谋求和平”,“把它当作一种思想战争”。蒋介石表示“他要将此事再仔细考虑”。
  毛泽东看透了他们在此时突然提出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他改定的一份党内指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反动派所谓和平运动,只是战争失败时求得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反动政府必须打倒,反动军队必须解除武装,人民民主政府必须在全国建立,美国侵略势力必须退出中国,中国对外必须实现完全的独立,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和平。否则所谓和平必定是假的,只是过渡到更残酷的内战的一种手段。”
  “我们如果不愿意被敌人消灭,就必须把战争打到底,必须不要上反动派的当。必须向解放区军民人等指出,战争不是无止境的。依据过去两年的作战成绩,加上今后的更大努力,执行正确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项政策,大约再打三年左右,就可以从根本上消灭中国的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我们自己及全国人民就可以永远过和平自由幸福的生活了。如果我们不能忍受这大约三年左右的痛苦,接受反动派的欺骗,停战议和,让其休养生息,然后被迫再打,我们就将受程度更大、时间更长的痛苦。”⑿
  这种“和平运动”确实只是一种烟幕。与此同时,蒋介石于八月三日至七日,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全面检讨两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制订了他们的应变方针。
  政治方针:“动员全民积极实施总体战,发挥政治、经济、军事及一切力量之总和,全力进剿并使党政军民经济一元化,以期步调一致”。在“实施要领”中规定:“实施全面动员,确定戡乱第一”;“加强金融管制,实行银行国营、金白银国有,抑制通货膨胀,改革币制”。
  军事方针:“军事上于东北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则加强进剿,一面阻匪南进,一面攻打匪的主力。”为此,将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划为一个战区,东北、华北划为一个战区,“各置统帅一人节制之”。在西北“应迅速成立西北剿匪总部,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剿匪军事”。将整编师、旅番号恢复为军、师。加强各战略城市的守备,“责成有关总部、绥署构成强固工事”,长期坚守。同时,以精锐主力为骨干,组成若干机动兵团,加强应援力量。
  这次军事检讨会议,虽然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但它的主要内容仍被一些外国通讯社记者获悉,公开加以披露和评论。这样,所谓“和平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人也看得很清楚了。

  
1940年5月10日,阳光明媚,天刚破晓不久,驻柏林的比利时大使和荷兰公使被召到外交部。他们得到里宾特洛甫的通知,德国部队即将开入他们的国家,以”保卫”他们的中立,抵御英法即将开始的”进攻”。这正是一个月以前对丹麦和挪威所提出的同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德国发出的一份正式最后通牒,要求两国政府不要进行任何抵抗。若有抵抗,一定会遭到粉碎,而流血的责任,”完全要由比利时王国和荷兰王国政府负责”。

  决战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为了对军事上、政治上面对的种种重大问题在党内领导层中统一认识,特别是为了筹划新中国的建设,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到会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真、董必武七人,还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邓小平、陈毅、贺龙、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曾山、邓颖超、滕代远、饶漱石、廖承志、陈伯达、刘澜涛十五人和李维汉、杨尚昆等中央、中央军委重要工作人员十人。这是中共中央自撤出延安后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战略决战即将开始的时刻召开的。经过两年的作战,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七万人发展到二百八十万人,同国民党军总兵力的对比已从开始时的一比三点三七,变为一比一点三;由于战斗中积累的新经验和新式整军运动,人民解放军士气高涨,军政素质大为提高,武器装备得到极大改善,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了。解放区面积扩大到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解放区的城市有五百八十六座,占全国城市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人口达一点六八亿,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三;有一亿人口居住的地区已完成了土地改革,广大翻身农民生产支前的积极性高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发展和巩固。许多海外华侨积极声援人民解放战争。同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从原来的四百三十万人下降为三百六十五万人,而且内部派系矛盾加剧,士气低落,战斗力大为削弱;卫立煌、傅作义、刘峙、白崇禧、胡宗南五大战略集团,已处在孤立被动的困境;人民对国民党的信任已丧失殆尽;经济状况更急剧地走向全面崩溃。蒋介石承认:“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无论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情形的表现,的确是严重而危险的”,已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形势将要出现一个决定性的大变动。
  九月政治局会议一开始,先由毛泽东作报告。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后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
  打倒国民党后,未来新中国的政权性质是什么?他在报告中第一次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来代替过去所提的工农民主专政。他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要打倒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的政府来代表它的。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想到了这个问题,这次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
  关于新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他批评了“新资本主义”的提法,“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和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不起决定作用。所以,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他还说:“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的、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⒀
  会议就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刘少奇发言说:打倒国民党,统一全中国,以前是宣传口号,现在是摆在议事日程上来计划了。邓小平插话说:真正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还没有过。刘少奇接着说:现在我们是要准备大的会战,消灭它两三个兵团,这一关也没有过。这两关过了,那就解决了。锦州、济南的会战,如果他们的援兵来,那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朱德插话说:将来在徐州会战的可能是最大的。刘少奇接着又说:这种思想要在主要将领中大大宣传,解释清楚,这就是围城打援。⒁
  周恩来就军事工作作了一个系统的发言。他说:争取五年胜利是根据过去两年经验所作的谨慎的估计。如果蒋介石垮台早些,胜利来得更快。如果美国出兵,困难要大些。我们今天,自然还是争取五年胜利。
  他提出第三年军事计划的要点: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战争负担加之于敌,“并且要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今后仍应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可能增多,使攻坚和野战互相结合。军队组织也要逐渐走向更加正规化、集中化。并且指出:第三年的作战,“重心在中原”,“北线重心在北宁路”。他还谈到第三年军队建设的方针:充实野战军,努力建立特种部队,加强地方武装,精简后方机关。统一全军编制的问题,也应该在这次会上确定下来。⒂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作了总结。他说:两年来还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这次会上什么都讲了,连前途问题都讲了。关于几年胜利的问题,过去所讲的只是可能性,现在战争已经有两年多了,情况更清楚些,可以带确定成分地来讲了。同时,要充分估计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可能性,这次会议也作了估计。关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两个阶段的过渡问题,少奇同志讲得很好。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至于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⒃
  十月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将这次会议的基本情况和决定向全党通报。通知中强调: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并且指出:为了“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和“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应该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准备在一九四九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
  一九四八年九月的政治局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为最后打倒蒋介石,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都作了重要准备。

  我和俞大纲老师的认识是颇为戏剧性的,那是八年以前,我去听他演讲,活动是李曼瑰老师办的,地点在中国话剧欣赏委员会,地方小,到会的人也少,大家听完了也就零零落落地散去了。

  在布鲁塞尔和海牙,德国使节分别将同样内容的电报送交各驻在国的外交部。十分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海牙送交最后通牒的是德国公使尤利乌斯·冯·齐希-布尔克斯罗达伯爵,此人就是曾在1914年,公开地把霍亨佐伦帝国刚刚破坏了的德国对比利时中立的保证,叫做”
一张废纸”的德皇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女婿。

  当时,国民党全部军事力量三百六十五万人中的百分之七十集中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的第一线,其中正规军二百四十九个旅,用于北线的有九十九个旅,南线的有一百五十个旅。它的主要战略集团已处在十分孤立被动的地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正是根据这种情况,决定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的第三年中仍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要求全军歼敌正规军一百五十个旅左右,并夺取北平、天津、沈阳以外的一切城市。
  实现这一战略任务的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利得多: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已可集中、机动地使用;部队的素质有了极大提高,炮兵和工兵得到加强;原来被分割的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处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人民支援战争的潜力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却被包围在几个孤立的据点中,战斗力大为削弱,部分高级将领正在寻求出路,酝酿反战起义。
  但是,困难还是很大的:有居民三十至七十万人的太原、济南、长春等城市,国民党守军各在十万人以上,那里的城防工事经过多年加修已达到堡垒化的程度,被他们自诩为“固若金汤”;国民党军队鉴于连遭惨败的教训,已改取重兵固守、诸兵团驰援的会战方式;人民解放军还没有海空军的配合和支援,也缺乏现代化的后勤运输保障;除东北战场外,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总兵力都没有取得优势。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反复地进行权衡。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毛泽东常常用来指导红军作战的一句名言。他恪守这个原则。对如何攻克国民党军重兵据守的大城市,如何对付国民党军几个兵团增援这两个人民解放军面对的新问题,毛泽东一直十分关注。他对徐向前部采取以坑道爆破为主的方法来攻克坚固设防的临汾的经验,极为称道。对进攻重要城市时敌军可能大举增援的问题,他也早已向林彪等指出:“你们应以敌人必然增援为自己作战计划的基础”,在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法上都要保障能阻止或歼灭援敌的胜利。“在作战实施中,依据城敌与援敌两方面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变化,你们可以酌量调节攻城与打援两方面的兵力,在某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打援方面(这是首先重要的),在另一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攻城方面。”⒄这些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作战方法,对不久发动的济南战役和以后的战略大决战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济南是山东的省会,位于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的交会处。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指挥正规军三个整编师的九个旅和非正规军五个保安旅等十万余人,依托济南内城、外城和商埠构成基本防御阵地,并以东山和飞机场等坚固工事作为屏障。蒋介石为了确保济南,还拟定了一个从徐州派出邱清泉、黄百韬、李弥三个兵团北上增援的“会战计划”。
  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认为,攻打济南将“是一次严重作战”。他在八月十二日致电粟裕等,从对豫东战役的分析中作出判断:解放军如果真打济南,徐州的三个兵团一定会北上增援;但在刚发生“区兵团被歼、邱黄两兵团受重创”的情况下,很可能采取“谨慎集结、缓缓推进”的方法。他预计这次战役的结果有三种可能: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也就是既攻克济南,又歼灭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大的但不是极大的歼灭战”,就是既攻克济南,又歼灭援敌的一部分但不是大部分;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亦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他向华东野战军领导人提出:“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既达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⒅根据这个决策,华东野战军的具体部署是:以山东兵团加一个纵队担负攻城;以六至七个纵队在兖州、钜野间“夹运(河)而阵,并构筑几道防御工事,以便随时转移兵力于运东或运西,阻击与歼灭敌援。”二十八日,毛泽东又决定中原野战军当济南徐州吃紧、位于信阳和郑州的张轸孙元良两兵团被迫移动时,在运动中发起攻击,歼其一部,以配合济南战役的进行。
  九月十一日,毛泽东给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的电报中,就攻济打援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作了明确的说明:“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在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因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他又说明这种部署在遇到情况变化时可以予以改变,如:援敌已被阻住而攻城需要增加兵力时,可从打援方面抽调兵力参加攻城;在攻城不能短期解决战斗,而援敌又已大举进犯,非歼灭援敌不能继续攻城的情况下,则应从攻城兵团中抽调一部至半数兵力加入打援。他还指出:攻城部署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主力;第二阶段,则依战况发展,将主力使用于最利于发展之方向,如果东面利于发展,则应使用于东面。同时指出:“整个战役应争取一月左右打完,但是必须准备打两个月至三个月,准备对付最困难的情况,并以此作为一切部署和工作的主要的出发点。”⒆并规定: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这样,毛泽东就从战略运筹到战役部署的方方面面,完成了对济南战役的基本决策。
  华东野战军遵照毛泽东和军委的指示,经过周密侦察和准备,于九月十六日发起济南战役,只经过八天的战斗,就全歼国民党守军十万余人(其中,争取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二万余人在战场上起义),攻克了济南城。从徐州北上的邱清泉兵团一部,因为害怕被歼,停留在城武、定陶地区不敢前进。另外两个兵团还没有在徐州集结完毕,济南已告解放。蒋介石的增援计划便胎死腹中。
  济南的攻克,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和国际舆论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杜聿明评论道:济南守军的被歼,“可以说蒋军的‘重点防御’计划已被击破”。美联社在九月二十六日评论道:“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日本的《朝日新闻》在同一天评论道:“中国的内战进入了一个极重要的新阶段。”
  济南战役的胜利给了解放区军民巨大的鼓舞,各解放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纷纷致电祝贺称:济南的解放“创造了我人民解放军攻坚解放大城市的新纪录”,“使我华北华东各解放区更加全面的联成一片”,表示要加紧作战,“争取新的胜利”。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对济南战役胜利的意义给予极高的评价,指出:“胜利影响已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最严重的打击之一。”“华东和中原的全部解放,已经更加迫近。”济南的攻克,“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就是“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也不除外了。
  他们还从济南战役的胜利中总结出解决国民党重兵集团的两条经验:一是“攻济打援”的战法;二是争取国民党军队举行战场起义。正如朱德所说:“吴化文的起义,我们不能过低估计,对我们打下济南起了相当作用。今后的作战,就是需要有这样的起义。”
  济南战役,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把秋季攻势引向战略决战的起点。周恩来后来说道:“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① 中央军委致刘陈邓,并告粟陈张,许谭,华东局电,1948年7月14日。
  ② 中央军委致许谭,并告粟陈唐张电,1948年7月16日。
  ③
《祝五路大捷》,《时事学习材料》,苏南新华书店1949年6月版,第218页。
  ④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并告东北局电,1948年7月22日。
  ⑤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7月30日。
  ⑥ 中央军委致彭张赵,并告西北局电,1948年8月15日。
  ⑦ 中共中央致林彪、东北局电,1948年8月15日。
  ⑧ 毛泽东致林彪电,1948年8月20日。
  ⑨ 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8年8月22日。
  ⑩
中共中央致刘陈邓,并告粟陈唐,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西北局,彭张赵,徐周,许谭,杨罗电,1948年7月17日。
  ⑾毛泽东致李济深等并转香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电,1948年8月1日。
  ⑿中共中央关于揭破敌人的和平阴谋的指示,1948年7月18日。
  ⒀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8年9月8日。
  ⒁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8年9月13日。
  ⒂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8年9月13日。
  ⒃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8年9月。
  ⒄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5月7日。
  ⒅中央军委致粟陈唐张,并告许王谭,华东局,中原局电,1948年8月12日。
  ⒆中央军委致许世友,并告粟谭陈,华东局,中原局电,1948年9月11日。

  但对我而言,那是个截然不同的晚上,也不管夜深了,我走上台去找他,连自我介绍都省了,就留在李老师那套破旧的椅子上继续向他请教。

  在布鲁塞尔的外交部,当德国的轰炸机在头上呼啸,炸弹在附近机场爆炸,把窗口震得咯咯作响的时候,德国大使贝劳-许汪特踏进外交大臣的办公室,正从自己的衣袋里取出一张纸来。保罗-亨利·斯巴克阻止了他。

  俞老师是一个谈起话来就没有时间观念的人,我们愈谈愈晚,后来他忽然问了一句:“你在什么学校?”

  
“请你原谅,大使先生,让我先讲”,斯巴克愤怒地说,”德国军队刚刚进攻了我们的国家。德国对信守中立的比利时进行罪恶的侵略,这在25年之中,已经是第二次了。目前发生的事情,较之1914年的侵略,也许更加可恶。既没有向比利时政府提出最后通牒,也没有提出照会或任何抗议。比利时是通过进攻本身才知道德国已经违反了它自己承担义务的……历史将追究德国的责任。比利时已下定决心要保卫自己。”

  “东吴——”

  接着,这个为难的德国外交官开始宣读德国正式的最后通牒,但是斯巴克打断了他的话。”
把文件交给我,”他说,”我愿意免掉你这个痛苦的任务。”

  “东吴有一个人,”他很起劲地说,“你去找她谈谈,她叫张晓风。”

  德国人对于这两个低地小国的中立曾作过无数次保证。

  我一下愣住了,原来俞老师竟知道我而器重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也会留心当代文学,我当时的心情简直兴奋得要轰然一声烧起来,可惜我不是那种深藏不露的人,我立刻就忍不住告诉他我就是张晓风。

  比利时的独立和中立,曾经在1839年得到欧洲五大强国”永久”保证,到1914年德国撕毁为止,这个条约被遵守了75年。魏玛共和国曾答应决不进攻比利时,希特勒上台以后也继续重申过这个政策,并且也给了荷兰同样的保证。1937年1月30日,这位纳粹总理在废除了洛迦诺条约以后公开宣称:”德国政府已经向比利时和荷兰进一步保证,它愿意承认和保证这两国领土的不可侵犯的中立。”

  然后他告诉我他喜欢的我的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认为深得中国文学中的阴柔之美,我其实对自己早期的作品很羞于启齿,由于年轻和浮浅,我把许多好东西写得糟极了,但被俞老师在这种情形下无心地盛赞一番,仍使我窃喜不己。接着又谈了一些话,他忽然说:“白先勇你认识吗?”

  比利时在1918年以后曾明智地放弃过中立。到了1936年,由于第三帝国的重新武装和它在19
36年春天重新占领来因兰,比利时感到恐慌,又要用中立来保护自己了。1937年4月24日,英法两国解除了它对洛迦诺条约承担的义务;同年10月13日,德国也庄严地正式肯定:”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破坏比利时的不可侵犯和领土完整,它在任何时候都将尊重比利时的领土”,”如果比利时受到进攻,就准备给予援助”。

  “认识。”那时候他刚好约我在他的晨钟出版社出书。

  希特勒虽然在口头上一再声称要保证低地国家的中立,但他从来也没有打算履行自己的诺言。相反,他却要求德国三军尽快做好”通过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发动进攻的准备”,”目标在于尽量夺取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广大地区。”

  “他的《游园惊梦》里有一点小错,”他很认真的说,“吹腔,不等于昆曲,下回告诉他改过来。”

  就这样,在挪威战役接近胜利结束,5月初天气转暖时,希特勒部署了人数众多的强大兵力,在西线待命进攻。单从数量上来看,双方势均力敌,德国136个师,法、英、比、荷142个师。守方工事坚固,南方有难以超越的马奇诺防线,中间有绵亘不断的比利时要塞,北方有荷兰的水上防线。即使在坦克数量方面,盟军也足与德军匹敌。但他们并没有像德军一样把坦克集中起来。同时由于比利时和荷兰拘泥于恪守中立,他们没有举行联合参谋会议,以致守方不能充分协调自己的计划和力量。德国的有利条件则是,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部,操有进攻的主动权,对侵略行动没有道德上的顾忌。他们还有在波兰作战的经验,
德军在那里的战斗中已经尝试过自己的新战术和武器。他们知道俯冲轰炸机和大量使用坦克的价值。同时他们还知道,正如希特勒一直不断指出的,法国人虽然会保卫自己的国土,但对未来的发展却毫无信心,失败主义情绪笼罩全军。

  我真的惊讶于他的细腻。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希特勒决定在5月10日发动进攻。那天深夜21时,他发出代号”但泽”的命令。5月10日,天刚破晓,希特勒就由凯特尔、约德尔和最高统帅部其他人员陪同,到达了缪恩施特莱菲尔附近、他称之为”鹰巢”的大本营。德军在西面25英里之外的地方,正在越过比利时边界长驱直入。在从北海到马奇诺防线之间的175英里战线上,纳粹的部队已突破了三个中立小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边境,粗暴地违反了德国人曾经庄严地一再作出的保证。

  后来,我就和其他年轻人一样,理直气壮的穿过怡太旅行社业务部而直趋他的办公室里聊起天来。

  就荷兰方面说,这只是一场五天的战争。至于比利时、法国以及英国远征军,也在这短促的时间里决定了命运。就德国方面说,在战略和战术的执行上,一切都是按计划行事的,甚至执行得比预定的还要顺利。他们的成就超过了希特勒最高的希望。他的将领们都给自己的胜利的闪电速度弄乱了章法。就盟军的领袖们来说,他们被一点也没有料到的事态发展弄得不知所措,在一片慌乱之中感到事态不可理解。

  “办公室”设在馆前街,天晓得俞老师用什么时间办“正务”,总之那间属于怡太旅行社的办公室,时而是戏剧研究所的教室,时而又似乎是振兴国剧委员地的兔费会议厅,有时是某个杂志的顾问室……总之,印象是满屋子全是人,有的人来晚了,到外面再搬张椅子将自己塞挤进来,有的人有事便径自先行离去,前前后后,川流不息,仿佛开着流水席,反正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做学术上的或艺术上的打尖。

  在战斗的第一天,5月10日,刚刚接任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本人也被弄得目瞪口呆。他在5月15日早晨7点半钟被法国总理保罗·雷诺从巴黎打来的电话叫醒了。雷诺用激动的声音告诉他,”我们打败了!我们打败了!”丘吉尔不相信,伟大的法兰西军队一周之内就被打败了?这是不可能的。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简直弄不明白,运用大量快速装甲部队进行袭击这种战术,在上次大战以来会引起这样剧烈的改革。”

  也许是缘于我的自入,我自己虽也多次从这类当面的和电话聊天中得到许多好处,但我却不赞成俞老师如此无日无夜的来者不拒。我固执的认为,不留下文字,其他都是不可信赖的,即使是嫡传弟子,复述自己言论的时候也难免有失实之处,这话不好直说,我只能间接催老师。

  盟国军队所以陷于如此狼狈之境地,主要是过于麻痹,思想上缺乏战备观念,在希特勒磨刀霍
霍准备在西线发动进攻时,英国和法国却在睡大觉。它们的参谋总部不相信布鲁塞尔和海牙传来的警报。伦敦方面当时正忙于应付持续了三天的内阁危机,这个危机到5月10日晚才由丘吉尔接替张伯伦出任首相而得到解决。英法两国的总部,一直等到德国轰炸机在头上的咆哮声和施图卡式俯冲轰炸机的刺耳尖叫声冲破黎明前的宁静的时候,才得知德国的进攻。过了一会儿,天大亮了,又从荷兰和比利时政府那里收到拼命求救的呼吁,后者曾把盟国疏远了8个月之久,而没有同它们采取一致步调,进行共同的防御措施。

  “老师,您的平剧剧本应该抽点时间整理出来发表。”

  法国是在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极差的情况下仓猝应战的。虽然1940年3月23日,保罗·雷诺组织了新政府,出任总理,但达拉第仍担任国防部长和陆军部长。据当时因公在政府里住了几天的戴高乐上校回忆:”那几天使我充分看到政府窳败到什么程度,在政党、报纸、行政机构和工会组织内,都有有势力的团体,公开赞成停止战争的意见。”所以法国的备战工作做得很差。法国是航空事业的鼻祖,那时汽车产量每年超过30万辆,可是到战争发生时,飞机和坦克都不充裕,其他军事器材也很缺乏。法国统治阶级认为静坐观望政策卓有成效,不会和德国真正打到底。

  “我也是这样想呀!”他无奈地叹了口气,“我每次一想到发表,就觉得到处都是缺点,几乎想整个重新写过——可是,心里不免又想,唉,既然要花那么多功夫,不如干脆写一本新的…”

  法国军需处对工业动员漫不经心。许多军火工厂大战爆发后仍然不开夜工。制造飞机大炮的熟练工人,被派到地方军营作扫院子或削马铃薯皮一类的事情。如雷诺工厂,平时雇佣三万多工人,到大战爆发时却减少到不足8000人。法军总参谋部迷信他们所谓”坚不可摧”的马奇诺防线,为建造这条防线花了2000亿法郎,占法国1919年到1939年全部国防费用4000亿法郎的一半。他们自以为进了保险箱。大战爆发后,几十万法军按兵不动,整天吃喝玩乐,高枕无忧,听凭希特勒德国把自己的盟国波兰消灭,然后掉过头来,集中力量对付西欧。

  “好啊,那就写一个新的!”

  英国张伯伦政府,长期姑息养奸,帮助希特勒德国实现军备计划,制造潜艇,发展海军,对于大战同样缺乏充分准备。陆军少得可怜,装甲师刚刚开始筹建。上次世界大战,英国派到欧洲大陆上作战的部队达85个师,可是1940年,它派到大陆来支援的只有10个师。皇家空军拥有1800多架飞机,但绝大部分要用于本土防御,无法派往欧洲大陆。

  “可是,想想旧的还没有修整好,何必又弄新的?”

  西欧国家的军事劣势,还因战略计划失算而显得更为严重。英法认为,德国还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取道比利时发动进攻,因此把主力都部署在色当以西到海峡的法、比边境上。这条防线从西北到东南,依次是法国第七集团军,比军、英国远征军,法国第一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其余的法国部队则部署在面对瑞士、来因河和马奇诺防线的背后。他们根本不认为德国的庞大的坦克部队会从马奇诺防线北端法、比边境的阿登山区突破,因为那里森林密布,道路难行,因此在阿登山区以南的色当一线防守极差。但这正是希特勒拟用重兵突破的地方。

  唉,这真是可怕的循环。我常想,世间一流的人才往往由于求全心切反而没有写下什么,大概执着笔的,多半是二流以下的角色。

  希特勒进攻荷、比、卢,既是他称霸欧洲计划的一部分,也是进攻英法的序幕。它宣告了英法”祸水东引”政策的彻底破产。早在5月7、8、9三日,英国下院就对英军在挪威的败局展开了辩论,不仅反对派批评张伯伦政府,保守党人也对他进行抨击。5月10日,希特勒进攻西线的消息传到伦敦,这不啻火上加油,英国舆论大哗,张伯伦政府受到猛烈冲击,立即垮台。一贯主张对德国采取强硬路线的保守党人、原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组成了保守党、工党、自由党等的联合政府。

  老师去世后,我忍不住有几分生气,世间有些胡乱出版的人是“造孽”,但惜墨如金,竟至不立文字则对晚辈而言近乎“残忍”,对“造孽”的人历史还有办法,不多久,他们的油墨污染便成陈迹,但不勤事写作的人连历史也对他们无可奈何。倒是一本《戏剧纵横谈》在编辑的半逼半催下以写随笔心情反而写出来了,算是不幸中的小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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