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风经典散文集,希特勒传

  希特勒当了工人党的委员,这是他日后飞黄腾达的重要转机。

 虽说希特勒发动的政变以失败告终,所有反叛的领袖都被捕入狱。党被勒令解散,从表面上看,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似乎已经完蛋了。但是从日后的实际情况看来,他的政治生涯只不过暂时中断了一个时候,而且时间也不太长。

  山色愈来愈矜持,秋色愈来愈透明,我开始正襟危坐,如果米颠为一块石头而兔冠下拜,那么,我该如何面对叠石万千的山呢?

  
这个微不足道的德国工人党,成分极为复杂,真是在大变革的时代,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党内有两个成员证明对希特勒日后的崛起是很重要的。这两个人一文一武,武的名叫恩斯特·罗姆,他是慕尼黑陆军第七军区参谋部的上尉,他在希特勒之前参加了这个党。他是一个体格魁梧的职业军人,脖子粗壮得像头公牛,眼睛细小像只肥猪,脸上疤痕斑斑,上半截鼻子在1914年给子弹打掉了。他生性爱好殴斗,有”天赋组织能力”。像希特勒一样,他对民主共和国和他认为应该对之负责的”11月罪人”怀有强烈的憎恨。他的目标是重建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的德国,他同希特勒一样认为,只有靠一个以下层阶级为基础的政党才能做到这一点,他本人就是来自这个阶级。他是一个狠毒、无情、敢干的人。他参与建立了第一批纳粹党的打手,后来扩建成为冲锋队,一直由他领导,直到1934年他被希特勒处决为止。

  
希特勒是个脑子机灵而且惯于投机的人。他看到,他受审不仅不会断送他的前程,反而能为他提供一个新的讲坛;他不仅能够在这个讲坛上败坏把他逮捕起来的巴伐利亚军政当局的名誉,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能够第一次使自己名震巴伐利亚一邦之外,而传到整个德国,乃至全世界。他完全知道,除了德国各大报以外,世界各国的报纸都派了记者前来慕尼黑采访这次审判。审判于1924年2月26日开始,由一个特别法庭借勃卢登大街步兵学校旧址举行。经过24天的公审,希特勒反而转败为胜,毁了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的前程,使他们在公众的心目中同他一样有罪,以他的滔滔诡辩和民族主义热情打动了德国人民,使世界各国报纸都在第一版上登载了他的大名。

  车于往上升,太阳往下掉,金碧的夕辉在大片山坡上徘徊顾却,不知该留下来依属山,还是追上去殉落日。

  
罗姆不仅给纳粹党带来了大批退伍军人和自由团义勇军,成了该党初期的骨干,而且由于他是控制着巴伐利亚陆军的一名军官,也为希特勒和他的运动取得了当局的保护和支持。没有这种帮助,希特勒要想煽动人民推翻共和国的运动,也许是无法施展的。可以肯定,没有巴伐利亚政府和警察的容忍,他是不可能安然无事地采取他的恐怖和恫吓手段的。

  
虽然鲁登道夫是被告席上十个囚徒中最有名望的人,但是希特勒马上使得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他自己身上。他自始至终成了法庭内注意的中心。希特勒的第一次发言花了四个小时,他并不打算重蹈卡普政变1920年3月13-17日,德意志祖国党人卡普发
动军国主义者和国防军军人的政变。企图推翻共和国政府,恢复君主制度。暴动分子占领了柏林政府大厦,驱走了国民议会和社会民主党政府成员,宣布成立以卡普为首的容克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由于工人发动总罢工和对暴动分子的武装斗争,暴动失败。参加者的覆辙。这些人曾经声辩,他们并不知情,没有打算,也没有野心。而希特勒却面对着法官和世界报界的代表,傲然声称:对于政变”我一个人负全部责任。但是我并不因此而成了罪犯。如果我今天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站在这里,我是一个反对革命的革命者,反对1918年的卖国贼,是根本谈不上叛国罪的”。

  和黄昏一起,我到了复兴。

  
对于希特勒的崛起起作用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文人狄特里希·埃卡特,他比希特勒大21岁,常常被称为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上的奠基人。他是一个机智的新闻记者,同时又是一个平庸的诗人和剧作家。他翻译过易卜生的作品,写过一些从未上演过的剧本。在柏林,他曾经像希特勒在维也纳一样,过了一阵子波希米亚式的流浪生活,成了一个酒鬼,吸过吗啡,据说还进过精神病院,在那里他才总算能把自己的剧本上演,让病人当演员。他在战争结束时回到故乡巴伐利亚,在慕尼黑艺术家荟集的勃伦纳赛尔酒馆里,在一群钦慕者面前,宣传亚利安人的优越性,主张消灭犹太人,推翻柏林的”猪猡”。”我们需要一个头子,他要能够吃得消机枪的声音。群众是需要吓一吓的。我们不能用军官,因为大家现在不再尊重他们了。最好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工人……他不需要什么脑筋……他必须是个单身汉……。”这个酗酒的诗人,在希特勒身上发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人。他成了这个新起的年轻人的亲密顾问,借书给他阅读,帮助他提高文化,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广大朋友,其中不仅有愿意出钱捐助该党经费和维持希特勒生活的阔佬,而且有像鲁道夫·赫斯和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这样未来的助手。

  
如果是叛国罪的话,那么领导巴伐利亚的政府、军队和警察的三个人,同他一起共谋反对全国共和政府的三个人也一样有罪,也应该同他一起站在被告席上,而不应该作为主要控告者站在证人席上。希特勒说:”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洛索夫、卡尔和赛塞尔的目标与我们相同–推翻全国政府……如果我们的事业确是叛国的话,那么在整个时期,洛索夫、卡尔和赛塞尔也必然一直同我们在一起叛国,因为在这些星期里,我们所谈论的除了我们目前因之受审的目标以外,别无其他。”希特勒非常狡猾地把形势倒转了过来,使做贼心虚、坐立不安的巴伐利亚三巨头处在不利地位。

  
希特勒对埃卡特的仰慕之情一直没有减退过,多次表示对这位古怪的导师的感激,称颂他是”最优秀的人”;”在他的著作中,在他的思想中,最后在他的行动中,一生致力于唤起我国人民。”

  
这三个人很难否认这一点,因为这是实际情况。面对着希特勒的挑战,卡尔和赛塞尔沉默不言,只有洛索夫将军昂然为自己辩护。”我不是个亡命之徒,”他对法庭说,”我在邦政府里占有很高的地位。”这位将军对这个以前的下士、这个在狂妄的野心驱使下竟想牵着陆军和邦头目的鼻子走的失意政客的全部轻蔑,都发泄了出来。他说,这个寡廉鲜耻的煽动家的野心发展得多快,没有多少日子以前,他还表示愿意在爱国运动中仅仅充当一名”鼓手”呢!

  
创建国家社会党的人就是这么一批无奇不有的失常的怪物,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开始形成一个在13年内将席卷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为德国建立第三帝国的运动。思想混乱的锁匠德莱克斯勒提供了一个核心,酗酒的诗人埃卡特提供了一部分”精神上的基础”,经济学怪人弗德尔提供了可以算是意识形态的东西,上尉罗姆提供了陆军和退伍军人的支持;至于将一个原来不过是酒馆小房间的辩论会的组织,建设成为一个势力强大的政党,这项工作的领导责任,现在就落在这个年纪不满31岁、以前完全默默无闻的流浪汉阿道夫·希特勒的身上了。

  
仅仅充当一名鼓手?希特勒知道如何回答:”小人的眼界是多么狭窄!请相信我,我认为谋得一个部长官职并不是什么值得努力争取的目标。我认为以部长身分载入历史,并不是值得一个伟大人物努力争取的事。假使真如此,你很有同其他部长葬在一起的危险。我的目标从一开始起就比做部长高出1000倍。我要做马克思主义的摧毁者。我要完成这个任务,一旦我完成了这个任务,部长头衔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荒唐的称号罢了。”

  
自从在维也纳挨饿的日子以来,在他心中沸腾着的各种各样思想现在都找到了一个发泄的机会。他促使他们原来是缩手缩脚的委员会开始组织规模较大的集会。但是他的工作经常碰壁,有一次他发出80份请帖,而到会的仍旧是他们自己的7个人,他并不因此灰心。后来他筹集了一些钱,在本地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开会的通知。他说,”这次成功简直是惊人的,出席的有111人。”原来预定希特勒在一位”慕尼黑教授”发表主要讲话后,作第一次公开演说。但是,该党的名义首脑哈勒表示反对,他认为,希特勒搞别的名堂还可以,但演讲却绝对不行。希特勒冒着失败的危险,试着讲了30分钟,却收到难以预料的效果。他善于煽动的雄辩使听众像”过电”一样激动,其反应之热烈,从会后大家捐献了300马克这件事可以得到证明。这是纳粹党第一次获得的”巨大胜利”,从而暂时减轻了他们党在经济上的困难。

  
希特勒滔滔不绝,口如利剑,他援引了音乐家瓦格纳的例子。”当我第一次站在理查德·瓦格纳的墓前时,我对他不禁肃然起敬,因为他不许墓碑上刻写枢密顾问、音乐指导理查德·冯·瓦格纳男爵阁下之墓。我尊敬他,因为他和德国历史上许多别的人一样,曾对历史作出了贡献而不愿享有任何头衔。我在那些日子里愿意充当一名鼓手并不是出于谦虚。这是最高的愿望–其余都是不足道的。”

  
在这以后,希特勒的每次讲演都收到了可喜的效果,他成了他们中最会讲话的人。就这样,在1920年初,希特勒就把党的宣传工作接了过来。他立刻开始组织这个小得可怜的党做梦也想不到的最大规模的集会。时间订在1920年2月24日,会场假座著名的霍夫勃劳豪斯啤酒馆的宴会厅,其大可容纳2000人。希特勒在委员会中的同伴们都认为他这样做是发疯了。哈勒辞职表示抗议,由德莱克斯勒继任,他也表示怀疑。希特勒强调说,准备工作是他个人负责进行的。他对这次集会非常重视。在这次集会上,希特勒第一次阐明了德国工人党的二十五点纲领。这个纲领是德莱克斯、弗德尔和希特勒三人匆匆忙忙地拟写出来的。会上狂呼声、嘘叫声大都是针对他宣读的纲领内容发出的,纲领在会上获得通过。从此工人党名声大震。希特勒说,从这次集会开始,”党摆脱了小俱乐部的狭隘束缚,第一次对我们时代的最有力的因素–舆论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别人攻击他想要从一名鼓手一跃而成为一个独裁者。他并不想否认。希特勒说:”天生要做独裁者的人不是被迫的。他的愿望就是如此。他不是被别人驱使向前的,而是自己驱使自己向前的。这并没有什么骄傲自大的地方。难道一个努力从事繁重劳动的工人是骄傲的吗?难道一个有思想家的大脑,日夜思考,为世界发明创造的人是自大的吗?凡是觉得自己有天赋义务治理一国人民的人没有权利这么说,如蒙召唤,我愿从命。不!应该责无旁贷地站出来。”

  
1920年4月1日,德国工人党正式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
纳粹”是德文 nationalsozialist缩写字nazi的音译。它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以希特勒为党魁的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和反动官僚的利益,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自由民主和反对犹太人以及疯狂主张对外侵略扩张为宗旨,是个极反动、极残暴的法西斯政党。纳粹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亦即法西斯主义。希特勒所宣布的纲领当然是欺骗工人、下层中产阶级和农民的大杂烩,到纳粹党执政的时候,大部分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但是,正如《我的奋斗》中所提出的重要原则一样,这个纲领中最重要部分,第三帝国是执行了的,对德国和世界人民,特别是对欧洲人民带来了灾难深重的后果。这就是希特勒所宣布的纲领的第一点,要求所有日耳曼人在一个大德意志国家内统一起来。希特勒担任总理后并吞奥地利及其600万日耳曼人的时候,侵占苏台德区及其300万日耳曼人的时候,他所坚决要求和得到的不正是这一点吗?他要求归还但泽和波兰境内一些主要由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以致造成德国对波兰的进攻和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正是为了这一点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有数以千万计的犹太人遭到迫害,同时却有那么多的人对于希特勒不厌其烦地用书面写下来的纳粹目标,不是漫不在意,就是一笑置之,甚至号称为世界强国的一些当权者,眼光短浅,一味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纵容侵略,铸成灾难深重的大错。

  
虽然他站在被告席上,很有可能由于叛国大罪而被判处长期徒刑,但是他对自己的信心,他对”治理一国人民”的信心,并没有丝毫减弱。在监牢里静候审判的时候,他已经分析了政变失败的原因,并且立誓要在将来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在他实现了夺取全国政权目标以后回想到这些思想时,他对聚集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纪念政变的老部下说,”我可以平心静气地说,这是我一生中最轻率鲁莽的决定。今天回想起来,不禁还捏一把冷汗……但是命运没有为难我们。它并没有让那个行动成功,因为那个行动如果成功的话,也必然会由于运动内部的不够成熟和组织思想基础上的缺陷而以惨败收场。”

  
至于希特勒在纲领中宣布的所谓”社会主义”的东西,显然是仅仅投合下层阶级情绪的骗人玩艺儿。当时下层阶级处境困难,希特勒玩弄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口号,是很容易打动人心的。比如:要求取消不是靠工作而得到的收入;要求将托拉斯收归国有;要求国家分享大工业的利润;要求取消地租和禁止土地投机;要求对卖国贼、高利贷者、投机分子判处死刑;要求保持”一个健全的中产阶级”,坚决主张将垄断性的大百货商店收归国有,廉价租给小商人。这些要求都是在德莱克斯勒和弗德尔的坚持下列入的,他们两人显然真的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的某些”社会主义”。后来当大工业家和大地主开始大批捐款给纳粹党的时候,这些要求颇使希特勒感到难堪,当然根本谈不上执行了。最后纲领中有两点是希特勒一当总理就马上加以执行的。那就是要求废除凡尔赛和约全称《协约和参战
各国对德和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以英法美日意等战胜国为一方和以战败的德国为另一方,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西南凡尔赛宫签订。德国殖民地由英法日等国瓜分。德国向美英法等国支付巨额赔款。条约并对德国军备规定了种种限制。中国是战胜国之一,但和约却规定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交给日本。由于《凡尔赛和约》是在帝国主义矛盾与牺牲战败国和被压迫民族利益的基础上订立的,它本身就埋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根,以及坚决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他在1933年1月30日一上台,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迅速实行该党党纲中很少注意到、或者说很少有人认真对待的这最后一点。

  
当这位纳粹领袖在审判期间同法官和检察官以唇枪舌剑作战的时候,他已在考虑如何建立一个新的纳粹国家了。下一次,他就要争取德国陆军赞成他,而不是反对他。他在最后发言时,就表现了同陆军修好的想法。他没有片言只字谴责陆军。他说,”我相信,时候总会来到,今天在街上站在万字旗下的群众到那时就会同向他们开过枪的人团结在一起。……我听说开枪的是绿衣警察,不禁感到高兴,因为玷污清白历史的不是国防军;国防军仍一如既往,白璧无瑕。总有一天,国防军不分官兵,都将站在我们一边。”

  
希特勒煽动人心的演讲能力和他的态度激进、面面俱到的纲领,对于一个努力想要吸引人们注意和取得群众支持的新成立的政党来说,固然是重要的,但是,仅仅这些条件还是不够的。他觉得,群众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些不断打入他们心坎的一些简单的主张,而且也需要标志和象征,那样才能够取得他们的信任;需要有声有色的大场面,那样才能够唤起他们的热情;需要暴力和恐怖的行动,这种行动如果成功的话,就能够吸引追随者并且使他们感到有压倒弱者的力量。早在维也纳的时候,希特勒就对资产阶级政党惯用的所谓”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恐怖”很感兴趣。现在他就在自己的反社会主义的党内充分利用了这种恐怖手段。希特勒把一批拳大臂粗的退伍军人组成”纠察队”,由曾经坐过牢的钟表匠艾米尔·莫里斯指挥。为了逃避柏林政府的镇压,他们有一个时期曾伪装为该党的”体育运动部”,但是隔不了多久,在1921年10月5日,他们正式定名为冲锋队。这些穿褐色制服的无赖,后来已不能满足于在纳粹党的集会上维持秩序了,不久就开始去捣乱其他的集会。冲锋队的队员大部分是自由团中的冒险家,负责指挥的是约翰·乌里希·克林茨赫,他是声名狼藉的埃尔哈特上尉的一名下手,后者曾因为谋杀埃尔兹伯格案被判徒刑。他们是一伙杀人不眨眼的反革命的别动队。

  
这是个准确的预言,但是说到这里,主持审讯的法官打断了他的话。”希特勒先生,你刚才说绿衣警察玷污了清白历史。我不许你这么说。”可是这个被告一点也不去理会法官的训斥,他更加放肆地说:”我们的队伍日益壮大……我感到十分自豪,相信总有一天,这些坚强的队伍会从连扩大到营,营扩大到团,团扩大到师,原来的帽章会从污泥中捡起,原来的旗帜会在空中招展,我们准备听候上苍最后伟大的判决。”

  
希特勒要做艺术家没有成功,做宣传家却成了一个反动大师。他认为,群众必须要有一面明显的旗帜来随之前进,为之斗争。他在多方考虑和试了不少图样以后,于1920年夏天,制定一面红地白圆心、中间嵌个黑巫值钠熘摹OL乩斩运的独特创造自鸣得意。”这是一个真正的象征!”他在《我的奋斗》中惊叹道。”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字象征争取亚利安人胜利的斗争的使命。”这面旗帜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吸引着在战后初期混乱的年代中一直彷徨无依、生活没有保障的下层中产阶级,鼓舞他们朝着一个新的方向采取行动。他们开始在它的旗帜底下聚集起来了。

  
希特勒那咄咄逼人的狡猾目光,死死地盯着法官们。他继续说:”因为可以审判我们的不是你们诸君。审判我们的应该是永恒的历史法庭。你们会作出什么判决,我是完全知道的。但是那个法庭不会问我们:你们到底犯了叛国罪,还是没有犯叛国罪?那个法庭会判定我们,前陆军副总参谋长鲁登道夫,他的官兵都是一心为了他们同胞和祖国,愿意奋斗牺牲的德国人。你们可以不止千次地宣布我们有罪,但是永恒的历史法庭的女神会一笑置之,把邦检察官的诉状和这个法庭的判决书撕得粉碎。因为她会宣判我们无罪。”

  
希特勒就是这样靠着他的机智狡猾和反动宣传鼓动才能,为纳粹党带来了发展;同时,也为他日后篡党夺权铺平了道路。一旦大权在握,他立刻使他的”同志”尝到了他的冷酷无情和奸诈狡猾手段的滋味,而靠了这种无情和狡猾的手段,使他在以后的许多重要的危机中取得了成功。

  
希特勒的诡辩赢得了不少人的同情。尽管德国刑法第81条规定,”凡企图以武力改变德国宪法或任何一邦宪法者,应一概处以无期徒刑。”但是,希特勒却仅仅被判在兰德斯堡前炮台监狱服5年徒刑。即使这样,群众舆论也表示判得过重,因此主审法官不得不向他们保证,该犯在服刑6个月后就有资格申请假释。警察局方面想把希特勒作为外国人(因他仍拥有奥地利国籍)而驱逐出境的尝试遭到失败。判决是在1924年4月1日作出的。不到9个月,即在12月20日那天,希特勒就获释出狱,继续从事推翻民主共和国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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