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扩张版图

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是毛泽东早就预料到并作着准备的。但它来得那样快,却不是毛泽东完全想到了的。整个局势在短时间内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无数新问题一下子涌来,需要迅速地作出决断。其中最重要的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后怎样妥善处理迅速上升的国内矛盾。
  毛泽东以惊人的精力,日以继夜地投入工作。为了应付瞬息万变的形势,毛泽东干脆把办公室搬到枣园的小礼堂,一面处理日常事务,一面接见各地来请示工作的负责人和将领。他每天工作都在十多个小时。办公桌是原来的一张乒乓球台子,中间摆着笔墨纸砚,别无它物。毛泽东饿了,就啃几口馅饼或面包充饥。小礼堂周围放着一圈长条靠背木椅,来自各地的干部坐在那里等候他的指示。

  1. 台海浊浪

  当时的局势是十分复杂的。抗日战争刚一结束,人们还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时候,中国上空却已笼罩着一片阴云:一直在保存实力、坐待胜利、准备内战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动手争夺抗战胜利的果实,把刀锋指向中国共产党。
  在八月十日日本乞降消息传出的当晚,朱德总司令已在延安总部向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发布向日伪军加紧进攻的命令,要求他们向附近的敌军送出通牒,限他们在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器;如果日伪军队拒绝投降缴械,应该立即予以消灭,接收他们所占的城镇和交通要道。十一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六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敌伪所占地区和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包括要求冀热辽解放区等部队向东北进军,迫使日伪军投降。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明确地指出:
  “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甲、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存犹豫。”“乙、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①
  那时候,华北和华中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都处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包围中,在东北也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一小部分抗日武装在活动;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退缩在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这是国民党当局长期奉行消极避战以保存实力政策的结果。蒋介石明白,他的军队难以很快开到日本占领的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受降。当延安总部发布向敌占区大举进军的命令后,他在十一日发出两个相互矛盾的命令:一个要求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推进,勿稍松懈”;另一个发给第十八集团军的,却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他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就是要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手脚捆起来,让国民党独吞抗日胜利的果实,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回到抗战胜利前的老样子去。人们从这里已经可以感觉到一股令人焦虑的内战的浓烈气息了。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提醒全国人民:“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同一天,他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他用斩钉截铁的语言说:“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同时,他也指出:“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这决定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我们的力量和觉悟程度。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②中国共产党力争的就是实现这种可能性。

  朝鲜战争之后,艾森豪威尔对外方针的立脚点是,在解决世界性对外政策的重大问题时,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国盟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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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正如毛泽东所判断的那样: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已经定了,但他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在国内,全国人民刚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普遍反对在战后再发生内战,要求实现国内和平,以便在和平环境中重建家园。在国际上,美英苏等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也都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而对蒋介石说来,更大的困难在于他的精锐主力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对于这一点,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回忆录中明白地作了说明:当时“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军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任何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③
  于是,蒋介石在八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蒋介石并不是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他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一着来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来,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蒋介石估计毛泽东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如果毛泽东来了,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这样,他最后仍可以消灭已变成赤手空拳的共产党。另一个是,可以用谈判来取得准备全面内战、特别是调兵遣将所必需的时间。
  在接到蒋介石的第一、第二次电报后,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天就要出发到前线去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萧劲光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一开始就指出:“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他分析道:进入这种情况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现在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二是蒋介石利用他得到盟国承认的合法地位,使日军完全向他投降。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蒋介石的地位,既有有利方面,也有不利方面。他的不利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解放区的抗日功劳无法磨灭,也无法封锁;国民党内部有矛盾,又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要求。毛泽东着重提出一个问题:“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他说:我们现在的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和平是能够取得的,因为英美苏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他同时也指出:“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蒋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因为上面所说的那些原因,需要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等待机会消灭我们。所以斗争是长期的,迂回曲折的。从中国的局面来看,成立的联合政府“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要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根据这个方针,毛泽东建议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一个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他判断:在谈判中,关于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的争论一定是非常激烈的,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他才能逼他让步,总之他是不会满足我们的。毛泽东说: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是决定停一下的,因为日本突然投降,蒋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不得不再批评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团结,有理有利有节。不可能设想,在蒋的高压下没有斗,争可以取得地位。他建议:“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④
  参加这次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毛泽东“对我们这些即将奔赴前线的同志说,同志们担心我去谈判的安全。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些,否则就困难一些。他风趣地说,目前的情况是有三种果子,我们可能得一批小的,失一批大的,另外,还要力争一批不大不小的”。⑤
  会上,周恩来、陈云、朱德、张闻天、彭真、彭德怀等先后发了言。毛泽东最后说:大家的意见很好。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的方针。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所以和平是可能的,必需的。他又说:“我是否出去?我们今天还是决定出去而不是不出去。但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⑥
  就在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一天,蒋介石的第三封邀请电到了。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王若飞回到延安。毛泽东等七个政治局委员连夜同王若飞磋商。二十六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对他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明确地表示:“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他说:“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出去谈判会不会造成“城下之盟”的局势?毛泽东说:“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他设想了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陇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板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危险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决不怕。”⑦
  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未宥”电(即《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已收入《毛泽东选集》),并在当天向各中央局和各大战略区发出。电报中指出:
  “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之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刚,必须坚持,不可忘记。”⑧
  毛泽东起草的这个党内通知,把中共中央力争实现国内和平局面的态度说得很清楚了。

  可以说,艾森豪威尔当政期间,美国的对外政策被称为“条约狂”,这绝非偶然:1954年成立东南亚条约组织,1957年成立中央条约组织。到50年代末,美国已同42个国家建立了“军事义务”的关系。这是一个用密集的军事基地对苏联及其盟国进行总体包围的方针。

  不过,就在CNBC让阿里巴巴声名远播海外之际,马云却顾不上那些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三十七分,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到机场迎接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有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郭沫若等。飞机在九龙坡机场徐徐降落。《大公报》记者子冈作了这样的报道:
  “人们不少有接飞机的经验,然而谁也能说出昨天九龙坡飞机场迎接毛泽东是一种新的体验,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第一个出现在飞机门口的是周恩来,他的在渝朋友们鼓起掌来。他还是穿那一套蓝的布制服,到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一齐出现的时候,掌声与欢笑声齐作,延安来了九个人。
  “毛泽东先生,五十二岁,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服,蓄发,似乎与惯常见的肖像相似,衣服宽大得很。这个在九年前经过四川境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了。”⑨
  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⑩
  这天晚上,他们出席蒋介石在山洞住处举行的欢迎宴会,并且留住在山洞林园。第二天,同蒋介石进行第一次商谈,并确定双方的谈判代表:中共方面是周恩来和王若飞,政府方面是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三十日晨,毛泽东、周恩来从山洞林园进城,分别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和赫尔利等,然后住入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九月一日,毛泽东出席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有宋庆龄、孙科、冯玉祥、陈诚、陈立夫、沈钧儒、马寅初、郭沫若、茅盾等三百多人参加的鸡尾酒会。
  毛泽东来到重庆,在社会上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读者胡其瑞等四人的来信说:“毛泽东先生应蒋主席的邀请,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⑾
  毛泽东在重庆的四十三天,除刚到和临行时有三天住在林园外,其他时间都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二楼,同周恩来、王若飞住在一起。红岩村地处郊区,对来客很不方便。因此,张治中把自己的寓所上清寺桂园让出来,给毛泽东作为在城里会客、工作、休息的地方。毛泽东每天上午从红岩来,下午在桂园会客和工作,晚上仍回红岩。
  “每天晚上,毛泽东从桂园回来后,首先要和周恩来、王若飞、胡乔木一起研究当天谈判的情况,揣摸国民党代表的心理,把握谈判的动态,制订出有关的政策。他们研究得很深很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常常研究到深夜。”“研究完谈判之事后,周恩来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起草电报或文稿,安排毛泽东第二天的活动,处理一些要事。毛泽东则在自己的房间里思考下步的工作。”“待忙完这些事后,毛泽东要通览全天的各大小报纸,不仅要看《新华日报》,还要看国民党办的各家报纸。一般的报道,他通览一遍放下。重要的文章和报道,他要认真反复地看,通过报纸,了解各界人士对谈判的反映,掌握时局的发展。”⑿
  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
  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会这样快地应邀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
  九月二日,毛泽东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周恩来、王若飞也在座。毛泽东对这次谈判提出了八点原则性意见:
  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三、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四十八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第二天,周恩来、王若飞将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十一项交给国民党代表转送蒋介石。王若飞在谈判结束后向政治局汇报时说:“前六天,看他们毫无准备。左舜生刻薄他们,说只见中共意见,不见政府意见。”⒀
  九月二日晚、四日、十二日、十七日和十月九日、十日,毛泽东或者单独,或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或在赫尔利参加下,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
  当时担任毛泽东副官的蒋泽民回忆道:“毛泽东到重庆后,每次参加谈判,我和陈龙都跟随前往,毛泽东他们在里屋商谈,我们在外屋等候。无论谈判多么紧张,斗争多么尖锐,争执多么激烈,毛泽东的表情是平静的,举止是从容的,讲话时的语调也都是温和的。”“在外屋等候的我们,有时也能隐隐约约听见里面的争吵声。我观察,毛泽东说话并不多,但是很有分量,只要他的声音出现后,屋内就立刻安静下来。”⒁
  在近一个月的商谈中,国共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军队缩编、解放区、国民大会等问题上却搁了浅。九月二十一日晚,赫尔利向毛泽东提出,中共应该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否则谈判就要破裂。赫尔利这些话,是最后通牒式的施加压力。毛泽东从容不迫地用八个字来回答:“问题复杂,还要讨论。”他说:军队国家化,国家要统一,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但前提是国家民主化,军队和解放区不能交给一党控制的政府。如何民主化,还要讨论。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总会想出克服办法的。我们不主张破裂。
  谈判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继续缓慢前进,斗争十分激烈。十月八日,双方代表最后就《会谈纪要》达成协议。十月十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和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客厅里正式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通常称作《双十协定》)。签字仪式后,政府代表邵力子说:“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赖于毛先生之不辞辛劳。”接着,毛泽东从楼上走下来,同在场者一一握手,表示祝贺。当夜,毛泽东又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到山洞林园同蒋介石长谈了一个晚上和一个早晨。毛泽东告诉蒋介石,他回延安后,周恩来、王若飞仍留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商谈,使《纪要》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能在召开政治会议以前得到解决。
  这次国共谈判就告一段落。

  美中关系,则是前任的民主党总统留给艾森豪威尔的一个很头疼的问题。中国革命的胜利,给美国在亚洲大陆的地位以迎头痛击。亚洲大片地区以及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急剧变化,这一情况需要美国对其对外政策进行认真的调整。

  4月11日,阿里巴巴一位26岁的女员工飞往广州参加广交会–在这个同属”重灾区”的城市,她待了整整7天。

  毛泽东在重庆这四十三天中,除主持谈判外,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会见了政界、军界、经济界、妇女界、文化界中具有各种倾向的代表人物;会见了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会见了中外记者,还会见过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三名士兵,并且同他们一起合影。
  八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来到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拜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毛泽东和张澜在这次来重庆以前,从没有见过面,但他们神交已久。毛泽东向张澜详细地介绍了解放区的开创和建设情况,解释了中共中央八月二十五日《宣言》中提出的六项紧急要求。张澜连着说了几声“很公道”,并且说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当采纳实施。张澜担心地对毛泽东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民主’来了!”毛泽东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张澜说:“蒋介石要是真的心回意转,弄假成真,化干戈为玉帛,那就是全国人民之福呀!”⒂
  毛泽东和柳亚子,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老朋友。九月六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一起到柳亚子寓所去拜访他。毛泽东把手书的旧作《沁园春·咏雪》赠给柳亚子。柳亚子也即席赋诗作答:“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乱倘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⒃十月四日,毛泽东接到柳亚子一封信后,复信说:“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⒄
  对国民党内的各派人物,毛泽东也广泛接触。他说:“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要作具体分析,也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铁板一块。”就是对一向反共的陈立夫、戴季陶等,他也前去看望。九月二十日,他在秘书王炳南陪同下去看陈立夫。见面后,他用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初期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在谈笑自若中批评国民党后来实行的剿共政策。他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陈立夫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另一次,他由王炳南陪同去看戴季陶,出来时正好在小路上同蒋介石相遇。蒋问他去哪里,他说去见了戴季陶。蒋先是一怔,然后说:“好,见见好,见见好。”有的人指责: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回答:“‘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我很赞成,但是蒋介石得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⒅
  在重庆,毛泽东的活动十分繁忙。举《新华日报》一天的报道为例:“外交部王世杰部长昨日晨十时往访毛泽东同志,畅谈很久。下午三时以后,毛泽东同志往访于院长、戴院长、白崇禧将军、吴稚晖先生等。下午五时,晤韩国临时政府张先生,六时又接见文化界郭沫若先生,七时半赴苏联大使馆宴请并观电影。”⒆这里,还没有把他晚上同周恩来、王若飞研究工作等活动包括在内。
  毛泽东在重庆还探访了一些故旧。王炳南回忆道:“毛主席很念旧,不忘老朋友们。到重庆后,开了一个他过去相熟的新民学会会员的名单,要我去了解他们的近况。后来打听到其中一位,当时赋闲在家,穷愁潦倒,住在一面山坡上。毛主席便亲自去看他,还叫我们事先不要惊动主人。当我们随同主席走进一间低矮潮湿的小屋,告诉主人,毛主席来看望他时,主人颤巍巍地站起,久久凝望着毛主席,脸上滚下簌簌的热泪,半晌说不出话。屋子矮小阴暗,不便招待客人,毛主席便同他拉过几把旧竹椅,坐到屋外的空地上,款款叙旧。”⒇
  毛泽东在同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中,一是交流政治见解,并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二是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实际情况;三是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大后方以及国外人们的情况和想法。他在回到延安后所作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谈到这方面的感受:“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热情。”“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

  美国对亚洲政策的一切重要问题——苏美关系、朝鲜战争、日本问题、印支战争、台湾问题,都同极为复杂的美中关系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

  她以及阿里巴巴对广州的疫情毫不知情吗?当然不是。”当年我们第一次参加广交会就遇到了’非典’,很多人都在回避人群密集的地方,但阿里巴巴公司已经承诺客户去参加广交会,无论如何,阿里巴巴都要去。”事后,阿里巴巴一位人士说起当年的情景时,透露出一种”硬着头皮”的悲壮感觉。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上午九时许,毛泽东在张治中和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从桂园前往机场。临行前,他同桂园的工作人员和担任守卫的国民党宪兵都热情地一一握手告别,向他们表示谢意。到机场后,他又同前来送行的蒋介石的代表陈诚以及其他友好人士握手道别,然后偕同张治中、王若飞登上一架草绿色的双引擎C47型运输机。经过近四个小时的飞行,在下午一时三十分回到延安。
  毛泽东一到延安,当天就召开政治局会议。他报告这次谈判的经过说: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社会舆论造成了非发公报不可。《会谈纪要》是蒋介石提议,由周恩来起草的,也采纳国民党方面的意见略有修改。国民大会和解放区问题还没有解决。赫尔利回美国前,要我们交出解放区,说要么承认,要么破裂。我说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毛泽东还谈了对《纪要》的看法,说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是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没有解决的问题,还要继续谈。(21)
  第二天,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给各中央局并转各区党委的指示,对重庆谈判作了这样的评价:“双十节国共协定今日公布。这一协定奠定了和平建国基础,并为全国人民争取了许多民主权利(当然还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取得了我党和国民党平等的地位,这些都是这次谈判的重要成就。”同时指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冲突仍不可避免”,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军队整编问题也没有最后解决。国民党军队现正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因此,“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以松懈。”(22)
  十月十七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一次报告。这个报告后来以《关于重庆谈判》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他说:“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他同时也指出:“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但不管怎样,“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他十分明确地告诉大家:“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目前,蒋介石正在部署进攻解放区,“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局势还会是动荡不定的。我们要加倍地努力,争取局势的发展有利于全国人民。”(23)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25、1127、1130页。
  ③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版,第70、71页。
  ④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23日。
  ⑤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325页。
  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23日。
  ⑦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26日。
  ⑧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53—1154页。
  ⑨
子冈:《毛泽东先生到重庆》,《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49、50页。
  ⑩ 《重庆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9页。
  ⑾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8月29日。
  ⑿蒋泽民:《忆毛泽东在延安》,八一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01、202页。
  ⒀王若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10月11日。
  ⒁蒋泽民:《忆毛泽东在延安》,八一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90、191页。
  ⒂吕光光:《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441页。
  ⒃《柳亚子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911页。
  ⒄《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61页。
  ⒅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
  ⒆《新华日报》1945年9月4日。
  ⒇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
  (2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10月11日。
  (2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324、325页。
  (2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56、1159、1161页。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威尔在一项声明中强调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封锁等于是战争举动。”他指出,在没有与国会磋商前,他永远不会采取会导致战争的冲动步骤。

  在这7天里,她还是非常忙碌而充实的。18日下午,她飞回了杭州。21日,工作起来不要命的她还到过公司。但在22日,她就出现了”鼻塞、咽痛、流涕”等症状,并到一家医院就诊,医生给她开了”先锋6号”,口服后症状并未明显缓解,两天后,她自行停药。

  不过,当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时,美国实际上与中国处于战争状态。在他主持白宫的8年中,两大国的关系不时呈现紧张状态,台湾海峡多次掀起滔天浊浪,这是与艾森豪威尔所奉行的“扶蒋反华”的反动政策密切相关的。

  28日至30日,尚未痊愈的她选择了去公司上班。5月2日,她开始发烧;3日,她再次到医院发烧门诊诊治。5日,她高烧到了39.1度;在医院,下午18时,经过浙江省、杭州市”非典”专家组会诊后,诊断她为”非典疑似病例”。7日晚,她由”疑似病例”转为”非典临床诊断病例”–浙江省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由此增加为4例。

  美国侵朝和法国殖民主义者侵越失败,提高了台湾在华盛顿政治交易所里的身价。美国认为,台湾是“美国在亚洲条约系统的关键环节”。美国毫不隐讳地说,他们打算使台湾军国主义化,以巩固从南方进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天然的战略基地。

  消息迅速扩散。5月6日,杭州的一位网友在自己的网络空间里这样写道: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不久,便用条约形式来固定美国和台湾的关系。继美国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之后,1954年12月2日,艾森豪威尔政府公然与蒋介石订立“共同防御条约”,在台湾海峡加紧扩大侵略战争的部署。该条约宣称,美蒋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即发表声明,指出这个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

  ”阿里巴巴新增一个疑似病人,去参加广交会回来一直发烧。现阿里巴巴已被隔离。我们办公室里有一个人的室友是阿里巴巴的员工,刚刚证实确有其事,中午连快餐都没给送上楼。
阿里巴巴就在我们公司附近……”

  与此同时,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卡涅宣称,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部队已“处于准备停当状态”,“可以接受分配给他们的任何任务”。美国的间谍机关则纷纷在中国沿海金门、马祖、白犬、大陈等岛设立特务机关,向大陆派遣特务,发展“游击武装”,以配合正面“反攻大陆”。

  由于阿里巴巴这位员工的活动范围很大,接触人员也多,为了阻断所有可能的”非典”病毒传播渠道,从5月4日起,杭州实施了自4月19日发生”非典”疫情以来最大规模的隔离措施:涉及患者家庭所在居民楼、所在单位的500人,还有近百名医务人员和相关病人全部隔离。而为隔离区服务的医务人员、社区街道干部、公安保安、环卫工人,则有数千人之多。5月1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对此批评说–“麻痹的代价”:500多人被迫隔离,只是因为一位病人,这是一件多么令人警醒痛心的实例。

  美国军事顾问团则直接帮助蒋介石在中国沿海岛屿构筑“反攻大陆”的前哨基地,利用海岛上的险峻地形,在滩头和纵深处建筑了永久性及半永久性的碉堡,设置了重重铁丝网,并且在岛的四周和岩缝里埋下了大量的地雷和爆炸物。

  事实上,正如众多冒进而狂热的创业者一样,阿里巴巴也没能权衡好”社会责任”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事后,马云也曾表示,阿里巴巴曾为”非典”作过非常细致而充分的应急预防工作,甚至,”我的准备工作也许是杭州最好的之一”。但是,在一场人类需要共同应对的、充满巨大变数的疫情危机面前,即使是再充分的准备,也可能百密一疏。

  路透社的记者惊呼,“美国要在亚洲大陆和中国共产党作战了”。

  杜勒斯在此问题上与艾森豪威尔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应当依靠蒋介石。他在1953年3月31日的一份文件中写道:

  “对于多数人,蒋介石是战争时期的英雄。过去,比如在雅尔塔,我们没有忠诚地对待他。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美国应该记住,蒋介石仍然是中国惟一杰出的反共领袖,直到今天,也还没有更高瞻远瞩能接他的班的人,或能代替他的人。”

  赤裸裸的炫耀“实力”政策,引起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不安,连美国的同盟国领袖也都对此举纷纷提出异议。丘吉尔声明,英国“不会把以沿海岛屿控制在蒋介石手中为目的的战争看作是防御战争”,因这一行动也许会遭到十分不幸的反应,而无补于军事优势。加拿大官员莱斯特·皮尔逊强调,加拿大不会为沿海岛屿而战。印度总统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说:“这个命令加重了世界上的恐惧病。”

  除了在军事上进行封锁外,美国还急不可待地提出必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加紧实行外交封锁。艾森豪威尔的总统特别助理罗伯特·格雷认为:“一旦红色中国在联合国取得代表6.4亿大陆中国人民的权利,那将是他们最大的政治胜利。”

  在美国的纵容和支持下,蒋介石仿佛吃了“定心丸”,摩拳擦掌,不时地对大陆进行骚扰,在台湾海峡炮制了一起又一起严重事端。

  1955年元旦,蒋介石预言在金门和马祖“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而在台湾海峡的另一边,周恩来总理说,“进攻迫在眉睫”。台湾危机一触即发。

  为了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主权,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5年1月18日奉命向一江山岛发起进攻,攻势异常凌厉,激烈的战争持续了53个小时。国民党守军司令王生明负隅顽抗,结果作了蒋介石的牺牲品。战争以解放全岛告终。美国人急了。随后美国国会授权总统可以使用美国武装部队来对付“红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条文规定:

  “在此授与美国总统在他确信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美国军队的权力,以确保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安全,免遭武装进犯。这项授权同时也包括保卫在友邦手中的,与上述地区相关的据点和领土的安全,以及在确保台湾和澎湖列岛安全的防务过程中,采取他断定为必需的或适当的任何其他这样的措施。”

  1月21日,艾森豪威尔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杜勒斯及威尔逊。他概述了他提出这份议案的四个理由:(1)它合乎逻辑的目的;(2)让中共知道“我们的意图”;(3)消除我们是否根据宪法行事的怀疑;(4)鼓励国民党的士气。艾森豪威尔还气势汹汹地扬言,他“已下定决心让中共在中国海吃点苦头”,他不会“袖手旁观,听任赤色分子在大陆集结大量军队以进犯台湾和澎湖列岛”。

  周恩来总理马上作出反应。他称“总统咨文”是“战争叫嚣”。他严正宣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曾经一再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民最近胜利地解放了一江山岛之后,就一面加紧军事行动,进行战争挑衅,另一面策动通过联合国议定所谓停火协议的诡计,来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他人干涉。”

  2. 核打击风波

  犹豫不决的艾森豪威尔对台海危机的政策始终没有确定下来。他并没有批准对中国大陆发动任何进攻。剩下的是金门和马祖两个岛屿了,谁都不清楚艾森豪威尔是否会为保卫这两个岛屿而战。

  所有的意见都纷纷堆到艾森豪威尔的桌上。有的建议立即发动全面核打击,有的提出从台湾撤军。欧洲人也不失时机地向艾森豪威尔施加压力。欧洲人担心,如果美国武装力量卷入中国海的战争,苏联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

  艾森豪威尔对英国首相解释说,“我不认为苏联想在这个时候打仗,苏联不会卷入台湾的战斗,也不会轻易利用这个机会越过易北河。而且,正像多米诺骨牌理论,金门和马祖的失守,会导致西方在亚洲的整个地位的丧失。”

  丘吉尔表示不相信。他锁着眉头说:“显然,共产党所要的只是金门和马祖,并不会危及台湾——而且这个岛屿应属于中国。”

  艾森豪威尔摇摇头:“不,中共在占领台湾以后,下一步将打日本的主意。把国民党安置在中国的一旁,始终威胁着要进攻大陆,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丘吉尔仍是不相信。他所需要的是谈判、停火、使局势平静下来。

  为了使其余海岛上的蒋军避免被歼的命运,2月5日,美国国务院被迫宣布,艾森豪威尔政府已下令第7舰队和其他美国部队“协助”蒋军从海岛上撤回台湾。

  可以说,一江山岛解放后,台湾军队中几乎没有人再相信蒋介石能够“带你们回大陆”的神话。在解放军的威慑之下,美蒋军队慌忙从大陈岛上撤退,台湾全岛一片沮丧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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