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的人生,毛泽东传

  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抵株洲时,部队缴获了国民党政府在内部印发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八月初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第一军团的任务是夺取南昌、九江,占领南浔铁路,建立江西政权及全国性政权,封锁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武汉胜利”。“第三军团在江西工作一个时期后,再去湖南或湖北。”⒀看到中央这个指示后,红一方面军一部分干部主张立即进攻南昌、九江;一些干部又主张在湘鄂赣坚持斗争,再攻长沙。毛泽东深知,无论进攻南昌、九江,还是再攻长沙都难以奏效。九月十三日,他在株洲召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先在萍乡、醴陵、攸县筹措给养,然后由红一军团夺取吉安,红三军团略取峡江、新干。会后,红军沿萍株铁路从湖南折回江西。
  但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当时“革命急性病”在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特别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指示,许多人急于想取得攻下中心城市的重大胜利。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江西宜春(袁州)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通常称为袁州会议)。会上发生了争论,毛泽东等坚持株洲会议的原有决定:先打吉安;部分干部却提出直攻南昌、九江,有的甚至向毛泽东提出质问:“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不执行中央路线?”⒁
  会议进行期间,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从湖南赶到红一方面军总部,传达说:长江局已查明李、张部队并没有到达湘潭,要红一方面军回去再打长沙。并且带来中共中央的一封指示信,里面说:“我们预料你们(注:指一、三军团)既然取得联络,必然有过会议,讨论再度占领长沙问题。如果你们是决定以三(注:原来的红六军已改称红三军)、四、五、八军的主力集中进攻长沙,而以少部队留守赣省,牵制南昌、九江之敌,并通知二、六军逼进武长线,以切断敌联络线为任务,这一战略无疑是正确的,望你们坚决照此战略执行。”⒂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曾和周以栗一起搞过农民运动,就同他谈了一个通宵,终于用事实说服了他。周以栗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且转过来在会上帮助说服部分干部:暂时不打南昌而先打吉安。会议终于决定:“一军团以很短时间攻下吉安,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补充新兵,筹措给养等。三军团则占领清江县城及其附近,封锁赣江,筹款,发动群众,整理补充等。”⒃这样,就最终放弃了再攻长沙的打算,也没有采取立刻进攻南昌、九江的冒险计划。
  十月二日,毛泽东和朱德向红一军团下达命令,“决于四日拂晓总攻吉安城”。部队行进到吉安境内,遇到从中央开会回来的李文林,说中央还是要红一军团去打南昌。毛泽东很平静地说:我们准备去打吉安,你看队伍已经向吉安开去了!李文林说,那也只好这样了。
  当时,吉安周围都在红军控制下,已成为一座孤城,只靠赣江同外交通。十月四日晨,在赣西十多万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下,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总攻击。当晚,守军邓英率部乘夜潜逃。红军胜利攻占吉安城。接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城内举行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吉安解放的胜利,成立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同时,组成李文林负责的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但在吉安也得到错误的情报,认为“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这导致了不久后发生的肃反中的严重错误。
  红一方面军占领吉安后扩军八千人,还建立起工兵队,又连续攻克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江等地,进行了土地革命,使赣江两岸几十个县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红军得到了扩大。

  抗战开始后还不到一年,毛泽东就能写出这样能正确地指导战争实践的著作,一方面得益于他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逐步认识和掌握了战争的规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从不放松读书和理论研究,注意把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从实际经验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毛泽东不久后说过:“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40)
  一九三七年,面对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毛泽东曾写信告诉他的表兄文运昌:“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41)。每天,他总得先读一大堆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对工作作出部署。然后,在昏暗的油灯下开始读书或写作。毛泽东习惯在夜间工作,他常对来访者说:“我白天睡觉,晚上是我精力最充沛的时候。”(42)
  在这段时期内,毛泽东着重研究军事问题。同时,也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他深知,许多错误的观点,无论是“亡国论”还是“速胜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
  艾思奇的哲学著作当时是毛泽东喜欢读的书。一九三七年九月,毛泽东读了他的《哲学与生活》一书,写下约三千字的辑录。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起,毛泽东用两个月时间读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43),这部书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作了大量批注,其中有对原文内容的复述或提要,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新见解。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一书重点探讨了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系。毛泽东“感到颇为新鲜”。收到书后,他“只用了三天就把它读完了”(44)
  在军事著作方面,对中国古代战争素有研究的毛泽东这时又认真地研读了著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他在延安组织了《战争论》研究小组,参加这个小组学习的莫文骅后来回忆道:
  “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讨论到深夜十一二点种。”“《战争论》的学习讨论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译文又很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后来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记得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五倍到十倍的兵力。当然,这里也有个政治问题。我们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凡是非正义战争就不得不分兵把口。’”(45)
  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读报,把它作为了解国内外形势的重要途径。当年帮助他工作过的史敬棠回忆说:“送到毛泽东处的报纸、杂志,毛泽东阅后将重要内容加圈,示意大家要用战略眼光结合国内外形势来看报纸。选择内容应当有助于分析社会各阶级的动态和观察社会经济、政治向何处发展的材料。这使我得到很重要的启示,终身受益不浅。”(46)
  通过刻苦学习和深入研究,毛泽东的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得以升华为理论概括,回答了当时许多人无法回答的问题。这是他付出了超乎常人的艰辛劳动所换来的。

  莫回头!否则失足坠下,便将了却今世的尘缘!
  莫回头人间世!且了却尘缘,直上天都吧!

正当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再度进入闽西并召开南阳会议的时候,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次会议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
  这次“左”倾错误,同两年多前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相比,有着不同的特点:前一次是在革命遭受严重挫败时带有浓厚拼命色彩的蛮干;这一次却是在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大规模爆发、革命运动又明显走向复兴时,由于对革命发展的有利形势作出过分夸大的估计而发生的急性病式的冒险行动。
  李立三起草的决议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从“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出发,特别强调:“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这些主张,自然同毛泽东等坚持先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李立三曾在六月九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①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提出:“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蔽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并且严厉地批评毛泽东等:“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的错误。”信中说:“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同时,又以强硬的语调提出:“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②
  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在南阳开了一个星期后,在六月十九日又移到长汀县城继续进行。“会议对红军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开始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以及红军的整编工作和闽西地方工作等问题,都作了讨论和决定。汀州会议是红军战略由以游击战为主逐步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过程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③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赶到长汀,在联席会议上作了两天传达中共中央精神的报告。据涂振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说:会议接受了这个报告提出的意见,认为:“长江(流域的)反动统治正是非常混乱,走向更急激的崩溃。争取以武汉为中心,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是非常的迫切。决定很快的集中,先打下吉安,作为进攻南昌、九江的根据地,同时在打吉安进攻南昌的口号之下,发动赣西南群众,猛烈扩大红军。”④
  对涂振农传达的意见,毛泽东、朱德曾表示反对。朱德后来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过:“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他又说:“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⑤尽管如此,他们在执行过程中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处置,从而避免了使红军遭受大的损失,并在斗争中继续得到发展。
  联席会议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由红四军第三纵队和赣南地方武装合编而成)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成立红军第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全军团共一万多人,内有共产党员四千人,有枪七千支。红一军团成立后,使赣南、闽西战略区的红军进入集中组织、统一指挥的新阶段,开始实行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到徐州失守时,抗日战争已进行了整整十个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已相继沦陷,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天天在渴望战争的早日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么样?中国能不能取得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对这些问题,许多人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有些人感到迷惘。“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仍在到处流传。
  抗战爆发前,国民党营垒内就一直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抗战开始后,又出现“再战必亡”的论调。身任国民党副总裁的亲日派汪精卫是他们中突出的代表。这种悲观情绪也影响到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劳动人民。毛泽东家乡的一个青年学生从湖南乡下写信给他,诉说心中的苦闷:“在乡下一切都感到困难。单独一个人作宣传工作,只好随时随地找人谈话。对象都不是无知无识的愚民,他们多少也懂得一点,他们对我的谈话很有兴趣。可是碰了我那几位亲戚,他们总说:‘中国打不胜,会亡。’讨厌极了。”
  速胜论的观点也有相当市场。国民党中有一部分人幻想依靠外援来迅速取胜。淞沪会战时有人提出: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会发生变化,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一战取胜后,《大公报》又鼓吹徐州战役是“准决战”。这种盲目乐观的轻敌思想也出现在共产党内,一些人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两百万正规军上,急于打大仗,对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缺乏精神准备。
  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对坚持长期抗战是十分不利的。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对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特别是“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33)。
  毛泽东“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34)。一九三六年七月,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已提出坚持持久抗战的各项方针。抗战初期,当中国军队连连失利时,他始终认为:“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35)到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从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他又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这是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论著,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它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又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军力、财力都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毛泽东总结道: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他得出结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36)
  毛泽东指出:这场持久战将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毛泽东着重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然而,它又是敌强我弱形势“转变的枢纽”。毛泽东强调“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
  为了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毛泽东特别强调游击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意义,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它作了更全面、详尽的论述。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这些异常清晰而符合实际的判断,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坚持抗战的信念。《论持久战》的发表,使他博得愈来愈多人的钦佩与尊重。一位外国记者评论说:“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37)
  《论持久战》这部著作,处处充满了辩证法,充满了唯物主义,在观察事物的方法论意义上有着普遍的价值。它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抗日战争发生的背景和近一年来的战争进程;始终着眼于战争的全局,对敌我双方存在着的相互矛盾着的各种因素以及它们的发展变化作了深入的分析,从而能科学地预见未来的前途。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的影响。程思远回忆道:“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38)
  《论持久战》还被翻译成英文向海外发行。这是由周恩来从武汉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的。爱泼斯坦等参加了翻译工作(39)。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为英文本写了序言。他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在海外,这本小册子同样得到高度评价。

  到头来,三个进入口袋,孩子的心却留在了碗中,挑去的三个永远是最合意,也永远是最失意的。好几次在小孩子走出门后,我都听见大们吵着:

  六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朱德签发命令:“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月底,红一军团总部及直属队离开长汀,经广昌、瑞金于七月九日绕道到达兴国。中央特派员涂振农随总部前进,公布了由他从中央带来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⑥。
  当时,蒋、阎、冯之间的中原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国民党在江西的驻军兵力不足。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得知红军夺取南昌、九江的计划后十分震惊,立刻命令南昌、九江、吉安等城市加紧修筑工事。蒋介石又调第十八师两个旅返回江西,加强防务。
  毛泽东、朱德等到达吉安县陂头,七月十四日出席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召集的中共红一军团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大家认为,吉安的国民党军队正凭险死守待援,工事坚固,如果硬攻将会造成很大伤亡。决定主力红军暂时不攻吉安,改向吉水、永丰、樟树攻击前进。二十日,红军进入永丰城。当天下午发出第二期推进计划表。当时担任红一军团参谋处长的郭化若回忆道:“当时行动命令都是在毛泽东同志授意下,由朱云卿参谋长主持,由我起草,然后送呈毛泽东、朱德同志审查修改后才发出的。命令措词和使用推进计划表方式,是在毛泽东同志意图下经过考虑有意安排的,实际上并没有具体部署进攻南昌,这就是‘推’字的文章。”⑦二十四日攻占樟树镇,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营。
  为了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樟树召开中共红一军团前委扩大会议。这时,涂振农已离开红一军团总部。会议从缴获敌军作战文件中得知国民党军队在江西的配置情况,认为如按中共中央命令直接进攻南昌,敌军第十八师两个旅正处在红军东部侧后,威胁较大,南昌城郊池塘较多,又有坚固工事,不易攻克;如在樟树停留,又有受敌军三个旅夹击的可能。为了争取主动,避免被动,会议决定西渡赣江北上,再视情况向南昌对岸推进。这是避实就虚的正确决策。
  红一军团西渡赣江后,在七月二十七日进抵高安、上高地区。这时,鲁涤平判断红军将要进攻南昌,急调三个旅加强南昌防务。二十九日,朱德、毛泽东下达“相机进占牛行车站”的命令。八月一日,红十二军代军长罗炳辉奉命率两个纵队进占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并从实地侦察敌情。罗炳辉回来后,说明南昌国民党军队防务严实,不宜进攻。朱德、毛泽东立即下令红一军团“撤围南昌向安义、奉新北上”。这是国民党军队兵力空虚的地区。红一军团在安义、奉新一带分兵发动群众,并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
  进攻南昌、九江是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改变这个重大部署,必须作出解释。八月十九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信说道:“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对岸,前进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敌人在南昌城不还一枪、不出一兵。我们此时找不到敌人打,既不能攻南昌,八一示威任务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发动群众,筹款,做宣传等”。⑧
  从长汀北上以来,毛泽东、朱德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不断改变进军方向,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进攻南昌、九江的命令,因而不仅避免了“左”倾冒险主义可能造成的损失,红军还得到较大的发展,由长汀出发时的一万人左右发展到一万八千人,为日后的大规模反“围剿”战争打下了基础。
  不久,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朱德为中央候补委员。
  八月七日,毛泽东在奉新得到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的上海报纸,得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已乘虚攻克湖南省会长沙(中原大战爆发后,反蒋的李宗仁、张发奎部从广西大举北进湖南,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急忙调兵抗击,长沙防御力量薄弱)。几天后,又获悉红三军团已撤出长沙,并在平江地区受到何键部的追击。红一军团立刻向湘赣边境西进,同红三军团靠拢。十八日,在万载得悉湘军追击部队右路的第三纵队四个团已突进到两省交界处的浏阳文家市一带,和其他两路距离较远,态势较为孤立。毛泽东、朱德当机立断,当夜发出奔袭文家市的命令。
  二十日拂晓,红一军团主力在当地赤卫队配合下,向文家市突然发起猛攻。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立足未稳的湘军三个团、一个营及一个机枪连,击毙第三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这是红一军团建立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对支援红三军团有重要意义。这次战斗本来可以缴获一部无线电台。湘军溃退时,丢下一部电台还在工作,但红军战士好奇,把电台给砸烂了。当时红军的通讯器材很缺乏,还没有建立无线电通讯,毛泽东很惋惜,说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于二十三日北上浏阳永和市,同由平江地区南下的红三军团会合。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两个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共有兵力三万多人,是当时最强大的工农武装力量,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的工作,由毛泽东任主席。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什么?毛泽东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进行讨论。据滕代远后来回忆:“这时,中央又命令一方面军再去打长沙,三军团也有不少人主张打长沙,当时我们认为,第一次三军团二万多人也打了长沙,现在四万人还不能去打吗?”⑨当时红军士气旺盛,但还不具备进攻大城市的条件。第一次进攻长沙,因对方守备力量薄弱而攻入了,但敌军一集中兵力反攻,就被包围在城内,突围时遭受很大损失。这时,长沙城内的国民党军队比红军多一倍多,而且筑有较强固的防御工事。红一、三军团刚刚会合,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还缺乏攻坚的装备、技术和经验。所以,毛泽东、朱德对中央这个指示提出疑问,认为就红军的装备条件来看,长沙不易攻下。但上有中央命令,总前委内部又有不少委员主张打长沙,最后,毛泽东、朱德仍尊重多数委员的意见,由会议决定再次进攻长沙。
  依据总前委的决定,毛泽东、朱德于八月二十四日下达红一方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的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二十九日进抵长沙近郊。总前委从侦察中获悉,长沙守军有六个师又一个旅,共三十一个团,又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而红一方面军的十三个师实际上相当于十三个团,双方强弱悬殊,决定采用“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作战方法。⑩然而,长沙守军坚持凭工事固守,不肯出击,红一方面军抓不到歼敌的战机,部队内部要求攻城的呼声甚高。于是,红一方面军总部在九月一日晚,发出在第二天向长沙发动总攻的命令。这次战斗异常激烈。尽管指战员英勇奋战,甚至采用“火牛阵”的方法,想用牛群来冲破敌军的电网,仍没有奏效。何键看到红军进攻受阻,在三日晨派两个多旅出击,被红一军团击溃。这以后,守军不再出击。十日,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二次对长沙的总攻击,连续几次强攻,激战到十一日拂晓,仍没有能突破守军的阵地。
  红一方面军围攻长沙十六天,两次总攻都没有奏效,诱歼敌军的计划也没能实现,又得到李宗仁,张发奎的部队已到达湘潭的消息。九月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湖南省委代表参加的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大家认为,李、张部队到湘潭不是打何键而是为了进攻红军,红军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从而下决心从长沙撤围。撤围后退到哪里?会上有四种不同意见:一是认为不应该放弃对长沙的进攻计划,可由株洲萍乡铁路撤退,以消灭后面的敌人;二是撤退到岳州;三是撤退到江西袁州;四是撤围长沙,改打南昌。最后由毛泽东作总结,会议决定先退株洲、萍乡,休整待机。⑾
  对这次攻打长沙的教训,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此次攻长沙不克,其原因有三:(一)未能消灭敌之主力于打工事之前。敌共有三十一团之众,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兵在五团以上,但大部队尚未消灭即退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二)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人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三)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他在报告中强调:“依我们的经验,没有群众条件是很难占领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难消灭敌人的。”⑿可以看出,经过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的实际教训,毛泽东已更深切地感到,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强行进攻中心城市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一九三八年春,日军采取南北对进的方针夹击徐州,尽力打通津浦铁路。为了执行这一计划,华北日军主力被抽调南下,造成河北、出东等平原地区兵力空虚,为已经在山区站稳了脚跟的八路军向华北敌后更广阔的地域发展带来了机会。徐州地区正面战场在李宗仁指挥下进行的英勇抗击,对华北敌后战场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毛泽东十分善于抓住机遇。他立刻调整部署,作出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
  从山地来到平原,各方面的条件都发生重大变化,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许多人一时难以适应这种变化,对能不能在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还抱有怀疑。徐向前回忆道:“大家脑子里有问号。因为从红军时代起,我们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在平原地区搞游击战争,干部缺乏经验,信心不足。”(21)
  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一九二八年春作出这个新的重大决策前早有考虑。他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时,就说明这个方针包含着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并在发展山地游击战的同时,密切注意八路军在前线探索开展平原游击战的实践经验。
  促使毛泽东较早考虑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他意识到日军的深入进攻将带来游击战争的广泛发展,特别是备受日本侵略军屠杀和蹂躏的沦陷区(包括平原地区)同胞迫切期待着能领导他们保卫家园的抗日军队的到来,八路军走出山区伸向平原是必然趋势;二是他看到山区地形条件虽对发展游击战争有利,但资源、人力毕竟有限,平原地形条件虽不如山区,但地域广阔、人口稠密、资源丰富、交通发达,只要依靠当地民众的支持是完全可以得到发展的,这对扩大抗日力量有极大好处。
  但这种设想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决不能在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情况下轻率地在战略行动上作出重大决策。这种实践经验,是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之交在冀中、冀东、山东等地区陆续取得的。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晋察冀边区反围攻斗争正在进行时,毛泽东从聂荣臻来电中得知冀中平原日军兵力空虚(22)。他立刻同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提出由第一二九师和聂荣臻部各派一个支队到平汉铁路以东的平原地区游击。由于当时在这方面还缺乏经验,电报中十分慎重地说明这只是试探性的游击作战,任务是:一、侦察情况;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发动民众与组织游击队;三、破坏伪组织;四、收集武器,扩大自身。电报要求“两支队出去须十分谨慎、周密、灵活,根据情况灵活地决定自己行动”(23)。这个指示很快传达下去。为了统一部队的认识,聂荣臻等组织受命部队集中讨论这次行动的意义。那时,共产党员吕正操已在十月间率领驻在冀中的原东北军五十三军一个团,提出“北上抗日,到敌后打游击”的口号,脱离原建制,改编为人民自卫军。他们经过整训后,同冀中地区党组织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相结合,开辟了平原地区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冀中根据地。他们在冀中站住了脚跟,而且建立了区党委、军区和行政主任公署。冀中地区的实践为其他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经验。
  冀东平原也是毛泽东较早注意到的。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建议“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24)。一九三八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冀东工作,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冀东工作的重要性,建议派杨成武去发展新的游击区域。(25)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强调:“雾灵山为中心之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需有独立应付新环境之能力,出发前需作充分准备。”(26)
  这年四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中央听取黎玉关于山东工作的报告。黎玉报告后,毛泽东立刻作出“那边游击战争大可发展”的结论。中共中央要求山东省委进一步公开地大胆地发展抗日武装斗争。并决定由罗炳辉去负军事总责。(27)
  正是有了在冀中等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的初步尝试中取得的成功经验,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华北日军主力南下进攻徐州、华北兵力空虚的形势下,有可能果断地作出向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张闻天、刘少奇向八路军总部发出具有战略意义的指示:“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指示根据已有的经验和当前实际情况,具体地规定:
  “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分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有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地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在收复的地区应即建立政府,设法多少恢复当地的抗日秩序,这些政府由上级或司令部委任,或由民众团体推选,都跟随一个游击队行动,发布简单的布告与法令,组织民众抗日斗争,镇压汉奸,保护民众利益,帮助部队筹措给养等。”(28)
  第二天,在山西前方的八路军总部根据这个指示精神,立刻电令第一二九师主力和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一部迅速从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展开。不久,又令宋时轮、邓华两支队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热南、察东北创造抗日根据地。这样,抗日游击战争在华北平原上逐步发展起来。

  从秦淮河畔买来雨花石,一种小小的玛瑙,也许是亿万年前从大块瑙中碎裂的石块,又经历岁月的磨蚀,变成一颗颗浑圆的小东西。于是当大的玛璃必须在剖开之后,才能见到层层纹理时,这小小的雨花石,却能在分寸之间,体现千百种的变化。也可以这样比喻:大块玛瑙如同大的贝壳,不切开就看不到贝页中断层的美,雨花石则像是用大贝壳磨成的珠子,颗颗晶莹,层层变化。

  从离开长汀西进到罗坊会议这四个月间,毛泽东和他率领下的红军走过一条充满惊涛骇浪的历程。那时,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一些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遭受了严重损失。毛泽东虽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移师向南昌、长沙推进,并且对长沙发动了历时十六天围攻,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造成较大伤亡;但总的说来,他保持着冷静的头脑,认真研究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尽力避免盲目硬拼,机动灵活地使用兵力。当进攻长沙失败后,他又在存在严重争议的处境下,耐心地、一步一步地纠正部队内部相当普遍的盲目执行上级命令和急躁的情绪,把红军的行动引入正确轨道。朱德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这样而真照李立三的错误指导做下去,“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27)到一九三○年十月间,红一方面军总人数已达四万人,并且集中了兵力,统一了指挥,革命根据地也有明显扩大,从而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反“围剿”作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当时那种复杂的环境中,能做到这样实在是很不容易了。

  在南方,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又集中兵力约二十八万人,实行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加紧对上海、南京地区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国民党当局在这个地区,指挥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前线官兵表现了可歌可泣的英勇作战精神,在敌军的猛烈炮火下作出了巨大牺牲。日军原以为这次战役很快就可结束,梦想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没有料到在上海地区战争就持续了三个月。但是,以这种硬打硬拼式的单纯防御,来对付优势装备的敌军,在战略上是不利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日军攻陷上海。一个月后,十二月十三日,又占领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这使整个中国战场上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接着,日军把作战中心北移到津浦铁路一线,企图攻下徐州,打通南北交通线,同华北方面南下的日军会合。他们的打算是:在华北和华中这两支大军会合后,便可以在两个战略方向上作出选择,或者进攻西北,或者南下武汉夺取华中。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国内整个战局的发展,既对八路军的抗日行动及时作出部署,又对正面战场的作战经常提出积极的建议。当他对日军的战略意图作出准确判断后,一方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一个全国战略部署的完整方案,作为建议;另一方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研究新形势下八路军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
  在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的建议中,毛泽东总结正面战场上军事失利的教训,主张应采取“攻势防御”的方针,把内线防御和外线进攻结合起来。他指出:“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⒁建议中,毛泽东还对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提出具体意见。但是,蒋介石同以往多次的情况一样,没有采纳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建议。
  对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毛泽东认为,在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可能失守的情况下,为了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军,应该在敌后更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起更多能够独立作战的抗日根据地,形成“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他曾设想,以山西区、鄂豫皖区、苏浙皖赣边区、陕甘区、鄂豫陕边区、湘鄂赣边区等六处为主要战略支点,而以苏鲁边区、冀南区、热冀边区、大青山脉区辅助之。“三个主力师位置大体上应预拟一个位于鄂豫皖区,一个位于鄂豫陕区,一个位于陕甘区,即两个在内线一个在外线。”⒂以后,由于战局的变化,他的具体设想有了改变。但他的基本思路不仅继续得到坚持,并且变得更明晰了。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他关于迅速展开兵力、建立多处能独立作战的根据地的基本设想。他说:日军的战略企图如果实现,“将造成中国割断为许多块”,根据苏区时期的经验,要形成许多独立的作战区域来坚持长期的抗战。他特别举出已在一月份建立的晋察冀根据地作为例证,说明:“聂荣臻是典型的区域”⒃。
  对八路军的具体行动,毛泽东认为应该依战争形势的发展分两步走:目前阶段,“在不被敌根本隔断条件下,我军均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地消灭与削弱敌人,发动广泛抗日运动,如此方能钳制与阻碍敌向潼关、西安与陕北之进攻。只要无被隔断危险,决不应过早渡过河来,更不应不顾蒋令不顾友军渡过河来。为了保障将来转移便利,必须巩固吕梁山脉之转移枢纽,并布置太岳山王屋山(朱瑞处)工作。”毛泽东考虑问题,总是把立足点放在对局势发展作出最严重的估计上面,这样才能做到有备而无患。因此,他提出,在将来阶段,“即敌大举进攻潼关、西安、武胜关、武汉及陕北时,在取得蒋、阎、卫同意后,八路军主力及其他国军主力,应渡过河西、河南,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而留适当兵力位于山西各区,继续坚持游击战。”毛泽东指出:以上“是政治局战略决定之基本精神”⒄。
  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再次研究八路军在华北的工作。毛泽东在会上根据坚持长期作战的要求,又提出在各区域建立新的游击兵团的主张。他说:“八路军主力移动后的部署,现在就要准备,应在各区域建立游击兵团。”⒅为了加强党对华北工作的领导,毛泽东建议原在北方局的刘少奇留在中央以指导华北工作。⒆二十四日,毛泽东和刘少奇致电八路军各部,提出组织游击兵团的具体任务。电报指出:为了在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其他地区后,我党仍能在统一战线中有力的坚持与领导华北抗战,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⒇具体部署是:在晋西北,除宋时轮支队外,再组织四个支队;在晋西南组织三个支队;在晋东南组织七个支队;在平汉路以东组织若干支队。各支队至少有一千人左右,以八路军有战斗经验的主力一二个连作基础,由地方游击队及新兵编成。这种以八路军主力连队为骨干、吸收大批新战士以组成若干新支队的做法,是适应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后有可能在敌后迅速打开新局面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新的主张。它使八路军的队伍能迅速壮大,而又能保持相当的战斗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要求店员拿出来,小心地接过,先将那印石左右摩挚一遍,愈显出里面纤纤的纹理,再把印石举到灯下,看那光线在其中折射之后,散发出的暖暖之光。

  ① 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6月9日。
  ② 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信,1930年6月15日。
  ③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8页。
  ④ 涂振农在第一军团及赣西南、闽西巡视工作报告,1930年9、10月间。
  ⑤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316、317页。
  ⑥ 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可以确认它是从中央带来的。
  ⑦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0、31页。
  ⑧ 毛泽东给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的信,1930年8月19日。
  ⑨
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2页。
  ⑩ 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1930年8月31日。
  ⑾关向应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记录,1930年10月14日。
  ⑿第一军团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9月17日。
  ⒀第一军团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9月17日。
  ⒁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4页。
  ⒂中共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1930年8月29日。
  ⒃毛泽东给南方局即转中央信,1930年10月14日。
  ⒄毛泽东给湘东特委的信,1930年10月19日。
  ⒅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19日。
  ⒆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24日。
  ⒇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29日。
  (21)陈正人回忆罗坊会议(1967年12月),《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60—261页。
  (22)陈正人回忆罗坊会议(1967年12月),《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60—261页。
  (23)《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264页。
  (24)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1967年),《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4页。
  (2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54页。
  (2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62页。
  (27)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30页。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徐州失守。对战局下一步究竟会怎样发展,党内出现不同的认识。有的人一度估计日军在打通津浦铁路后将把主力转向华北,肃清后方,游击战争将面对空前严重的困难,不宜广泛发展。这是一个重要时刻。如果领导人对局势作出不正确的判断,就会丧失时机,对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日战争的发展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
  毛泽东审时度势,冷静地指出:日军主力转向华北“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稍后”(31)。目前日军进攻的目标是武汉、广州。他由此得出结论:“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为了钳制日军向大西北的进攻,他提出应加重注意山东、热河及绥远大青山脉,并同意朱德、彭德怀提出的派李井泉率骑兵或步兵开创大青山根据地的意见。同时,为准备应付今后华北局势可能到来的变化,毛泽东要求冀中、冀热察等抗日根据地要注意巩固现有武装,做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准备。
  六月中旬,武汉会战开始。针对国民党当局采取的单纯防御的作战部署和淞沪会战时中国军队损失过大的教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各负责人,向他们提醒:“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电报中指出:如果中国军队在武汉会战中再损失过大,将会增加各将领对蒋介石的不满,投降派会起而乘之。电报抱着善意地写道:“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力量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请加注意为盼。”(32)
  当日军向武汉大举进攻时,骄横不可一世,而后方空虚又疏于戒备。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这年十一月下旬,八路军各部主力向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大规模进军:第一二九师主力进入冀南,第一二○师主力进入冀中,第一一五师师部率第三四三旅进入冀鲁豫地区和山东,开辟新的根据地。这也是对正面战场上友军作战的配合和支援。到这年年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获得蓬勃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在同日军一千六百多次交战中共歼敌五万四千多人。八路军发展到十五万六千多人,新四军发展到二万五千人,一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起来了。

  突然–

  这时,国民党军队已开始大批地向江西南昌集中,准备对红军发动“围剿”,而红一方面军内部却又争论起攻下吉安后打不打南昌的问题来。不少干部仍坚持按照中央原有决定去攻打南昌、九江。毛泽东从攻打长沙失利的教训中已经认识到,这样做是不能取得成功的,但又不便同中央决定和红一方面军内许多干部的意见公开对抗,只能以“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地夺取南昌、九江”为理由,决定将部队先向南昌以南的袁水流域推进,等待战机。
  根据这个决定,红一军团的三个军分别从十四日拂晓开始撤出吉安,移师向北。
  毛泽东随同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十月十七日抵达峡江县城,召开总前委会议。这时,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已将结束。在讨论时局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严重的局势即将到来。他说:“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的来进攻革命。”
  对如何巩固已经扩大了的革命根据地,会议也进行了讨论。毛泽东指出:“对于土地问题,我们认为一定要彻底的平均分配,才是对的。只有执行没收一切平均分配,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剥削,才能保障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对于资本问题,我们认为目前无条件的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来限制他,克服他的阴谋(移开资本,怠工不办货)。”⒄
  会后,朱德、毛泽东命令:“方面军以直占南浔路、待机略取九江、南昌之任务。第一步拟先歼灭高安当前之敌而占领之。”⒅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命令中对南昌、九江是“待机略取”,而“第一步”只是攻取高安。十月二十二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清江县的太平圩,并已获悉国民党军队正在大批开入江西。第二天,毛泽东在太平圩召开总前委会议,“决先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布置工作,以主力沿袁水配置发动这一带的群众,筹措给养,竭力准备与敌决战的条件,暂以七天为期。”⒆二十九日又命令:“本方面军拟仍在原地区延长工作三天”。⒇这样,部队实际上不再向北推进。
  鉴于局势日趋严重,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后撤三十里,移至新余县罗坊,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决策会议。
  当时得到消息:国民党军队先头部队已到清江,同红军只有一江之隔。会上,毛泽东根据当前敌情的变化,明确地提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南昌是敌人重兵驻守的地方,红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红军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却到根据地去,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21)
  开始讨论时,少数人不赞成这个主张,李文林、袁国平提出:“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22)多数人如朱德、周以栗、罗荣桓、曾山、陈正人等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对打不打南昌、九江这个问题基本上统一了认识。第二天,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提出目前的战略是“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的群众,筹措给养,同时加紧后方的群众调动与给养筹措,准备与敌人作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23)
  滕代远后来回忆说:“经过充分讨论和毛主席以及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的耐心说服,我们接受了毛主席不去打南昌的正确意见。当然我们的转变并不是开一次会议解决问题的,而是毛主席费了很大的功夫,尽了最大的耐心,开了许多次会,我们的思想才通了。另一方面,当时我们也感到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的力量不能分散,而要集中,要团结对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就会导致分裂,对革命不利,所以我们同意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24)
  但在联席会议上,对“诱敌深入”的方针仍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所以在决议上并没有把它写上。十月三十日,从侦察得知,国民党多路军队约十万人已经出动,向红军和根据地推进,局势十分严峻。毛泽东立即召开总前委紧急会议讨论,大家认为,从敌强我弱这个实际状况出发,要战胜敌人的“围剿”必须退到根据地腹地才有可能,于是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25),并决定整个方面军东渡赣江,由原来在湘江、赣江之间转移到回旋和发展余地都大得多的赣江以东广阔区域活动,待机破敌。
  红一方面军是由一军团和三军团合编而成的。红三军团的第五军和十六军大多数是湖南的平江、浏阳人,第八军大多是湖北的阳新、大冶人,有些人从狭隘的地方观念出发,反对东渡赣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位置于赣江以东,三军团位置于赣江以西。彭德怀出席了罗坊会议,坚决支持总前委的决定,认为: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他在三军团的会上说:“要集中兵力,大量消灭当前蒋介石进攻之敌,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吧,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26)他所表示的这种态度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都没有意见了。三军团便在峡江、樟树之间东渡赣江。总部和一军团也在峡江附近渡过赣江。
  这样,整个方面军在统一指挥下开始投入第一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①
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林彪、聂荣臻、贺龙、萧克、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张浩电,1937年11月8日。
  ② 毛泽东致八路军总部及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1937年11月13日。
  ③ 徐向前:《历史的回顺》(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589页。
  ④
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转胡服、杨尚昆、彭真电,1937年11月9日。
  ⑤ 毛泽东:《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1938年2月。
  ⑥
毛泽东致朱、彭、陈、罗、贺、萧、关、刘、徐、邓、聂电,1938年3月8日。
  ⑦ 薄一波:《崇敬和怀念》,《红旗》,1981年第13期。
  ⑧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27页。
  ⑨ 《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436页。
  ⑩ 毛泽东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11月27日。
  ⑾毛泽东、彭德怀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12月5日。
  ⑿《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79页。
  ⒀毛泽东致第120师电,1938年3月6日。
  ⒁毛泽东、任弼时致八路军总部及各师、北方局、长江局的电报,1938年2月23日。
  ⒂毛泽东致八路军第115师、129师、120师和长江局的电报,1938年2月21日。
  ⒃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⒄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电,1938年3月9日。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言记录,1938年3月23日。
  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38年3月23日。
  ⒇毛泽东、刘少奇致朱德、彭德怀、朱瑞、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贺龙等并各省委、程子华、杨尚昆电,1938年3月24日。
  (2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606页。
  (22)《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94页。
  (23)毛泽东、彭德怀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12月16日。
  (24)《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98页。
  (2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言记录,1938年2月8日。
  (26)毛泽东致八路军总部、长江局并告北方局的电报,1938年2月9日。
  (27)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1938年4月5日。
  (28)《对平原游击战指示》,《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307页。
  (29)毛泽东致项英、陈毅的电报,1938年2月15日。
  (30)《对新四军进行游击战争的指示》,《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308页。
  (31)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各师首长的电报,1938年6月27日。
  (32)毛泽东、洛甫、陈云、康生、王稼祥、刘少奇致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的电报,1938年8月6日。
  (3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40页。
  (3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的讲话记录,1938年5月10日。
  (35)毛泽东:《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手稿,1937年10月。
  (3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42、443、447页。
  (37)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年8月4日。
  (38)程思远:《我的回忆》,华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31页。
  (39)访问爱泼斯坦记录,1985年5月7日。
  (40)毛泽东在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39年1月28日。
  (41)《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15页。
  (42)米契尔·布赖克福特:《卡尔逊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19页。
  (43)毛泽东读书日记,1938年。
  (44)毛泽东读书日记,1938年。
  (45)莫文骅:《终生难忘的怀念》,《中共党史资料》第41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17页。
  (46)访问史敬棠谈话记录,1991年2月2日。

  雨是经过松叶筛下来的,或没有雨水落下,再不然则像小时候,用稀泥打仗般,一小团、一小团地漫天飞舞,打在雨衣雨帽上,咚咚咚咚,如同沉沉的战鼓。只是觉得那雨水未免落得太重了些,伸手到空中试探,竟抓住一颗雨滴,在掌中闪耀溶化。

太原失守后,华北战局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始处于主导地位。
  毛泽东敏锐地看清战局的这种变化,立刻对八路军下一步战略行动相应地作出新的部署。
  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的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以明确的语言指出:“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①
  这时,山西的国民党军队正在全线溃退,许多地方的旧政权陷于瘫痪或自行消失,备受日本侵略蹂躏的沦陷区人民迫切要求能有人领导他们奋起抵抗,保卫家园。在这样一片混乱的日子中,毛泽东接连发出指示,为八路军在山西的行动规定了新的方针:“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②
  这个方针的基本精神是:八路军在新的形势下,应该消除依赖国民党军队的思想,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敌后广大乡村普遍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徐向前回忆道:“那时,有些同志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不甚了了,总想集中兵力打仗,不愿分兵发动群众。毛主席的这一部署十分及时,对我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壮大自己,有重要指导意义。”③
  对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艰巨性,毛泽东有着充分的估计。他清醒地看到,日本侵略军决不会允许八路军在其后方搞得它日夜不得安宁,它“不久即将移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④。这种进攻将是极端残酷的,因此必须抢在日军行动前做好充分准备。
  在这些准备中,最重要的是,要把八路军各部在山西敌后展开的基本格局,在原有基础上稍加调整,进一步作好通盘的部署。他电令第一一五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聂荣臻率领留在晋东北,继续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该师主力则从晋东北开赴晋西南地区,创建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师以管涔山脉为中心开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九师沿正太铁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这个部署很有战略眼光。这四个区域的地理条件十分优越。第一个区域——晋东北,地处恒山、五台山、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可以直接威胁日军占领的平绥、同蒲、正太、平汉四条铁路和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第二个区域——晋西北,位于同蒲铁路大同至太原段以西、长城以南、汾(阳)离(石)公路以北、黄河以东,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东面屏障和它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相联系的枢纽。第三个区域——晋东南,东起平汉铁路、西至同蒲铁路、北起正太铁路、南至黄河,直接威胁着日军继续向华北进攻所依赖的主要交通线,对坚持华北抗战有着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也是日后向冀鲁豫平原发展的前进基地。第四个区域——晋西南,也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这四个区域相互呼应,对日军已占领的华北主要交通线和中心城市形成包围或侧面威胁之势。
  毛泽东的这个布局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这四个区域不是侷处一隅,而是几乎遍及日本侵略军控制下的山西全省。这就很有象征意义。一九三八年二月,毛泽东会见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王公达时说:“从这些区域看来,中国失去的不过是几条铁路及若干城市而已,其他并没有失掉。这一实例给全国以具体的证明:只要到处采用这种办法,敌人是无法灭亡中国的。这是将来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⑤
  毛泽东对前方作战的指导,主要是提出大的方针,对具体作战部署不直接干预。他给八路军总部和各师负责人的电报说:“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由朱、彭根据此方针及当前情况作具体部署。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是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情形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⑥这种做法,在抗战初期情况变动快速而通讯又不便的条件,尤其是十分必要的。
  根据毛泽东这个战略部署,八路军各部争取时间,迅速分别开赴指定地区。临行前,毛泽东又叮嘱各路指挥员,“要像下围棋‘做眼’一样,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⑦不久,他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⑧
  正当八路军各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实行战略展开时,日本侵略军果然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对立足未稳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采取军事行动了。
  在攻入太原前,日军已感觉到它的后方由于八路军的袭击活动而带来的种种困难,但为了实现攻占太原的军事计划,一时还分不出足够的兵力来对付后方。因此,一到占领太原以后,立即就抽出大量兵力来对后方进行“清剿”,为他们的继续南进扫除后顾之忧。这使八路军深入敌后的行动从一开始就面对严峻的考验。
  十一月下旬,日军首先出动二万兵力配合骑兵、大炮和坦克、飞机分八路向刚刚创建的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攻。这是检验八路军能不能在敌后站住脚跟的第一场严重较量。它的成败,对八路军在敌后其他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毛泽东对它给予极大的重视。聂荣臻回忆道:“我们留在晋察冀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关心着我们,注视着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党在敌后创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⑨
  毛泽东在这些日子里,常常通宵达旦地研究情况,细心地思考着反围攻的对策。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这场反围攻战斗打响前,他致电朱德、任弼时,针对八路军占领区域的民众和新组织的游击队缺乏斗争经验,提出要进行三方面的准备工作:一、加强新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党的工作;二、加强新部队必要的军事和游击战争的训练;三、加强动员地方民众的工作。⑩战斗打响后,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战局的发展,在关键时刻及时指明:对进攻晋察冀边区的敌军,“避免正面抵抗,袭击敌之后尾部队”;“在敌之远近后方活动,使敌进一步仍在我包围中”;“在确有胜利条件下,集结适当力量给敌以部分的歼灭和有力打击”。⑾同时,他要求第一二○师和第一二九师分别在同蒲路、正太路积极活动,给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以有力的配合;要八路军总部将日军的行动通知阎锡山和蒋介石,争取友军的援助;还通过进步报纸舆论扩大宣传,使全国军民相信,八路军在敌人后方建立的根据地完全能够迟滞日军的前进。
  由于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整套方针和办法得到贯彻执行,晋察冀的反围攻斗争取得胜利。聂荣臻回忆道:“这次反敌围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打死打伤日伪军共一千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军用品。敌人除占领了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几座县城外,别无所获,不得不于十二月下旬全线撤退。”⑿
  日本侵略军自然不肯就此善罢甘休。围攻晋察冀根据地失利后,他们又先后发动对晋西北地区和晋东南地区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毛泽东继续指导这些地区的反围攻斗争。
  他以晋察冀反围攻胜利的经验为依据,但又不是简单地照搬晋察冀地区的做法,而是按照这些地区的实际情况,分别提出不同的斗争方针。在晋西北地区,毛泽东根据日军五路围攻八路军的力量都不强的特点,要八路军同晋军协力,实行“各个击破”⒀。在晋东南地区则要求八路军以次要兵力钳制日军数路,集中主要兵力对付日军一路。由于采取这些正确的方针,八路军第一二○师和第一二九师也先后取得反围攻的胜利。
  太原失守后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在毛泽东及时而正确的指导下,八路军各部在敌后反围攻斗争中,不仅消灭了大量日军,而且在战斗中积极开展山地游击战争,建立起抗日根据地,逐步实现了在山西战略展开的预定目标,相继站住了脚跟,为开创整个华北敌后抗战新局面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群众们愈得意了,钱币非但未停,且有更多人加入了抛掷的行列……。

  考虑到日军占领徐州后将会进一步夺取武汉的形势,毛泽东还对组建不久、开始活跃在长江南北的新四军的工作作出部署。
  新四军是由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十五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为了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叶挺到延安。十一月,项英也到了延安。毛泽东同他们具体商讨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十二月,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不久,又移驻皖南岩寺。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项英、陈毅,指出新四军应“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础”。(29)
  同八路军相比,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大多是平原,丘陵地带和河湖港汊,部队又是由原来分散在十多处的人数不多的游击队经过集中和改编而成的,进入这些地区的时间比较晚,敌后的政治情况又很复杂,发展起来困难更多。因此在一些干部中存在畏难情绪。毛泽东深知这一点,当华北的平原游击战争取得成功经验后,立刻把它推广到新四军中。五月四日,毛泽东致电项英,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很大不同。当然,无论何时应有谨慎的态度,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的情况许可之下,这是不能忽视的。”
  毛泽东对新四军的具体行动方向提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30)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新四军各支队经过整训陆续开赴华中敌后。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先遣支队已在四月下旬向苏南敌后挺进。六、七月间,陈毅、张鼎丞随即率领有着较强战斗力的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先后进入苏南。六月十七日,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的韦岗取得第一次伏击战的胜利,给了饱受日军蹂躏的江南沦陷区人民很大的兴奋。到这年年底,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已初步建立起来。新四军威名远扬,在大江南北燃起了敌后游击战争的熊熊烈火。

  家居有雾的日子,我也临窗眺望,看那路灯是否能制造影片中的效果。或许因为雾不够重,光又不够强,还是觉得滋味平平。

  文殊菩萨早没了踪影,文殊院改名为玉屏楼,并非楼中有玉屏,而是楼在玉屏峰之上。

  如此说来,南山就不必非是南边的山,甚至可以不是了。当陶渊明走向东篱,弯腰折一枝菊花,再缓缓抬头,面远方,又何必有所思?有所觅呢?因为那是一种怡然恬适、拘无束更无争的胸怀啊。

     雾白

  当风起云涌,由黄山西海飘来,缓缓流过两大山峰之间,那三道奇峰只露山头,在万顷的云波间浮浮沉沉,不论住在文殊院,或行在天都峰的人,远远望去,都像极了三座若隐若现的海岛。

  我的车灯,山的迷雾,你的灿烂!

  如果说”田黄”带有罗卜纹,这方石头,则带着姜糖纹,因为它恰像小时候吃过的粽子形姜糖,在橙褐色中现出一条条细细的纤维。

   云水本一家
   家在云水间
   牵裳涉水去
   化作云中仙。
   朝在西山坐
   夕在东山眠
   我身在何处
   虚无缥缈间。
   南山为晓雾
   北山为暮云
   唤我我不见
   挥我在身边。
   春雨也绵绵
   秋雨也涓涓
   流入汪海去
   此生永不还!

  那是一方高一寸半,长宽各一寸的印章材料,蒙古巴林的产物,所以又叫巴林冻。巴林是晚近才发现印石的,虽不如青田、昌化来得著名,但是石色丰富,倒有后来居上的架式。

     天梯

  于是文殊菩萨不见倒也对了!这玉屏峰本身不就是文殊吗?只是人在佛心,而人不自知,如同登玉屏峰的人,只觉得山路奇险,两边石壁差堪容身,却没想到自己正走在黄山最美的风景之中。

  先是被亭瓦的景色吸引,游目向下,竟还有个惊人的名字,说她撩人,倒也不似,只是引人遐思。

  这拿这一方”冻石”来说吧,跻身在那上百的鸡血、田黄、鱼脑、芙蓉、荔枝冻石之间,竟毫无逊色,而且一下便抓住我的眼睛,让我把鼻子也贴在了玻璃柜上。

  ”雨花台,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那是专门枪毙犯人的!所以雨花石都是魂魄变成,那是滴血的石头。含泪的石头,不信你只要盯着它们看,就会见到里面许多摇摇摆摆的人影!”

  尤其记得有一回穿过山洞,身后正有浓云滚滚而来,我们一行人拼命地在洞里跑,那云居然也钻入了洞中,在我们的身后追逐,回头只说得原本清晰的景像逐渐模糊,所幸眼前山洞另一侧的景物依然清明。正高兴赢得这一场,肆情喧笑着跑出洞口,却又顿时陷入了十里雾中,原来那在洞外的云跑得更快,竞偷偷掩至我们的身边。

  这后一句岂不妙绝!?当作二解:

  于是夜阑人静,我独自伏案笔耕,水碗表面随着笔触的振动而荡漾时,那些小人影就跃跃欲出了。

  又请文友薛平南为我刻一方,平南附边款:”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丁卯冬,平南并录杜句,为水云齐主人。”

  那黄沙北风的来处,不正是你的故乡–巴林吗?冷冷的大漠北地,如何诞生像你这样温情之玉?抑或因为你离开穷乡,来到京城,被那玉匠琢磨、打光,且衬以华贵的锦缎之盒,端坐在那荣宝齐的大厅之上,便显露了天生难自弃的丽质!

  旅行团办得极好,尤其妙的是团员多半为艺本家,工作既同,兴趣也近。我们由云谷寺坐缆车直上黄山北海,经始信峰、石狗峰、观音峰、仙女峰,再由狮子峰、梦笔生花、笔架峰,下散花坞。而后由西海、排云亭,过丹霞峰、飞来石、光明顶、鳌鱼峰、莲花峰至玉屏楼。最后由蓬莱三岛、天都峰至半山寺、慈光阁。

     我心相印亭

  ”此刻我已不畏惧死亡,比死亡更可怕的是失败。”

  那直直的几条线,就是直通”天都”的天梯!

  曾看过一部恐怖电影,片名是”雾(The-fog)”,描写由海上来的鬼船和厉鬼们,随着浓雾侵入小镇。

  譬如此刻,漫漫云雾,正随着那霰雪雹冰滚滚而来,由两山之间涌人,愈行愈窄,愈变愈浓,突然穿越岸的铁锁迎面袭来,伸手去挡,手已不见,十里雾中,只一片白。

  此后,每一次夜里开车,驶过雾中,我都想:会是哪位有缘人,有这样顿悟的刹那?

  然则,又有什么好怨?

  不论人的史诗或山河的史诗,这都是不变的道理!

  不过那又不是真正的纤维,而像一层层结成的冰,或在流动时突然凝固的玻璃,在似有似无之间,随着光线的折射,显出水纹涟漪般的质理。

  那小丫头是跳着出去的,她的父亲,也千谢万谢地告辞,说小丫头不懂事,我真惯坏了她,只听她喜欢,就把自己唯一一块从南京带回的宝贝送给了孩子。

  若是年轻,可能!只是也可能没了情怀,既然情已不再是情,又何需管那情锁?

  我心想:”不到文殊院,不识黄山面,下面应该再加一句:

  你追过云吗?我追过!

  雨花石都是魂魄变的,
  那是滴血的石头、含泪的石头,
  不信你只要盯着它们看,
  就会见到里面许多摇摇摆摆的人影……。

  那矫首遐观的是什么?

  我则心想,如果硬要套上诗词,他们为什么不提王维的”行到水穷时,坐看云起时”,或是韦应物的”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呢?

  黄山之海,是云海!所谓黄山因松而奇,因云而秀。黄山的美,除了原先具有的嵯峨山岩,松与云更不可少。所以也能说黄山是以石为骨,以松为血肉,以云烟为呼吸。而黄山是占地一千二百平方公里的大山,它的呼吸便成为云海,云海中的山,也不再是山,而成了岛!

  从天都回来的人,少有人真能说得出这黄山绝顶的景象。

  ”送你吧!?”

据说从水底看海面
  明亮
  如同蔚蓝的穹苍
  便想:
  从大地看到的天空
  会是另外一片海洋
  想着想着
  竟轻飘了起来
  觉得自己是条漂泊的鱼……。

  ”真的?”她抬起头,目不转睛地问,手已经忙不迭地伸进水碗。

  ”是雨花石,好看吗?喜欢吗?”

  若没这坚实的铁链和铜锁,又怎样表示那情的强固!?

  黄山在安微,距海远,却跟海结了缘。

  但,又是什么力量,催使我每天不断摩掌她呢?不正像是掘井人,只盼下一铲可能冒出水,便不断努力,千铲、万铲、千万铲,竟挖出自己也难以置信的深度。

  古人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又有句”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妙绝,到者方知!”可见黄山之奇。

  喧闹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了!有人骂出粗口,有人扭头便走。

     雨花石

  在黄山之颠,那风雨凛烈,终年霜雪的天都峰,竟有成千上万个锁,被不知名的人锁在崖边的铁链之上。它们也当是知名的,因为每一把新锁的主人,都会刻下自己和自己爱人的名字,然后虔敬地,以一种参拜或赌誓的心情,把那刻了名字的锁,紧紧扣在黄山最苦之地。

  于是日复一日,那原本用来防护,做为围栏的铁链,便只见上面成串的锁,而不知其链了。甚至有些锁上加锁,锁成一串。或一个铁链的孔眼,竞同时锁上了许多,变成一朵金属的花。

  虽未能遍游黄山七十二峰,但餐烟沐雨、零霜履冰,一周之间,如经历四季晴晦。且既获朗日高悬,得睹黄山雄奇之骨;又遇明月当空,得窥幻化阴柔之面。

  到紫禁城外的北海公园,看一年一度的菊花展,上千盆的名品,把菊花的造型,带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境界,正陶醉中,却听见一个爱嚼舌的北京人,戏谑地说:”什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您猜怎么着?根本就是斜眼!”顿时引起一阵哄笑。

  若是已经年老,就更不可能了,两个完整的心,尚且难得登上天都,一颗破碎年老的心,又如何谈?

  大概自从建成文殊院,便有了这句话,也恐怕是文殊院的如此说,为了让大家来拜文殊菩萨!

  真是何其美好啊!半边温润剔透、莹洁如玉,半边黄中带红,介于翡与田黄之间,直让人觉得有股暖流从那石中散发出来,通过双眼,烫贴全峰。

  ”这锁是我的,我把黄山锁上,黄山也成了我的–在我的心中!”

  我知道梦想不可能成真,而且从那相识的一天,选择她的一刻,那石璺合成为了心璺,但也因为这些遗憾,使我发现世间全然的美好,是那么难以获得,这不美好的反变得更真实。而在那疵缺之外的美好,也就更让我珍贵了!

  有人甚至同时丢出整把钱币:”看你中不中!?”

  至此,我终于领悟”排云亭”的排云……。

  从天都峰上的天梯,回首玉屏峰,缥缥缈缈地隐入云海,真是有若仙境,如游梦中。

  一团白光,由山谷中瞬息飘上,前面的林木顿时成了深黑的剪影,那光团且迅速地扩大,竟使人觉得半座山都燃烧起来。是火光吗?但不见火!是浓烟吗?又不嗅烟。那么是从何而来的如此万丈光华呢?

  晴朗的天气,山里的浓云,必要到下午四、五点钟才会出现,午间直射谷底的阳光,将山林的水气逐渐蒸发,缓缓上升。这时由于日光已斜,山背光和向光面的寒暖差异,造成气压变化,而引起山风,将那谷中的淡烟拢成迷雾、攒为浓云,且在群山的挤压下迅速腾升。

  所有的错误、悲尴、巧合与不巧合,在历史的眼里全是当然!

  云泥?可不是吗?那是云凝成的泥,泥里夹着的云!

  遂让我想起他在”归去来辞”中的句子:

  默不作声地,那莲叶的边缘,向水中一垂,载满的钱币全溜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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