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毛泽东传

在决心以战争的手段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到指挥作战上来。怎样作战才能取得胜利?他从战争初期的实践中获得的最重要的认识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时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因此,他要求各级指挥员不论在战役上或战术上,都必须切实运用这一作战方法,而且“必须集中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强调指出:只有这样彻底大胆地集中兵力,“方能有效地歼敌”。
  各战场的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继续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机动灵活地实行内线作战,不断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取得重要胜利。其中集中兵力比较多,战役规模比较大,因而歼敌数量也比较多的是华东战场。
  华东地区,包括山东和苏皖两大解放区。四个月来,国民党军队由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以损失八万人为代价,攻占了苏中、淮南、淮北地区和鲁南解放区的部分地区,打通了胶济铁路,对苏北和鲁南形成一个长达一百五十公里的弧形半包围态势,并对联结苏鲁的枢纽——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构成直接威胁。
  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在淮北和苏中战场上歼灭敌军一部分有生力量的同时,逐步收缩后撤,于九月十九日放弃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两军会师于淮阴以北,进行休整补充,准备再战。
  这两个野战军的会师,集中了将近十万人的兵力,力量相当雄厚,为下一步打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准备了必要条件。但此时,在东台到峄县的弧形战线上,国民党的徐州绥靖主任薛岳配置着四个作战集团二十五六个旅约二十余万兵力,不断发动攻势,不但在战略上,而且在战场上都掌握了相当大的主动权。要大量歼敌,困难极大,形势是严峻的。
  毛泽东认为,改变战局的关键,仍在争取更多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从全国范围来看,这时主要要靠华东、晋冀鲁豫两大主力的协同作战。因此,他要求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七至十个旅”,并指出只要达成这个任务,“就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根据这个设想,毛泽东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频繁磋商,强调:
  一,山野、华野应集中作战,开展战局,“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
  二,会师后的第一仗必须打胜,因此要慎重选定歼击目标,掌握战机,精心组织。
  三,为保证行动的一致,山野、华野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建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毛泽东还告诉陈毅、栗裕、谭震林以及华中分局、华中军区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曾山:领导人的“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因此“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战机”。
  四,部队集结休整的地点应选择在距敌较远的地区,以便诱敌深入,造成可乘之机,然后集中全力加以歼灭。
  五,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作战,主要以拖住国民党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不使加入鲁南为原则,以缓解华东作战的困难。
  这些意见,尤其是集中两个野战军在一个方向作战、实行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的主张,体现了毛泽东在战争逐步向解放区中心推移时怎样打大歼灭战的指导思想,对华东解放军以后的作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军队采取了避实击虚的作战方针,行动谨慎,力戒冒进,在十、十一两个月中,只对苏北、鲁南地区进行了若干次有依托的、规模不大的短距离进攻。所以,山东和华中野战军基本上仍处于分别迎击敌军的状态,各自进行了几次以歼敌一旅左右为目标的战役,共歼敌约三万人,并没有能立刻实现预期的大规模歼敌的目标。
  十一月中旬,国民党政府的“国民大会”开幕。为了给这个会议壮声势,蒋介石决定从郑州绥靖公署的序列中抽调精锐主力整编第十一师改归徐州绥靖公署指挥,命令薛岳立即组织一次对苏北地区的大规模攻势,并限定在攻势发起后半个月内“结束苏北战事”。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徐州绥靖公署拟定了一个以二十五个半旅约二十万人分四路会攻苏北的作战计划:以五个旅由东台向北进攻盐城、阜宁;以五个旅,其中包括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由淮阴北攻涟水;以六个半旅,其中包括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十一师,由宿迁分向沭阳、新安镇进攻;以九个旅,其中包括机械化装备的第一快速纵队进犯临沂。四路中,又以从宿迁和淮阴出犯的两路为主力,企图迫使华东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在苏北的狭小地区同它决战,或北移山东。进攻行动统一在十二月十三日开始。
  这时,放在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哪一路国民党军队作为首先集中打击的对象。十二月六日,陈毅得到整编第十一师正向宿迁开进,准备会同在宿迁的整编第六十九师进攻沭阳,以及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将同时配合行动的情报后,立刻向中央军委提出了集中主力首先歼击宿迁出犯之敌的初步构想。十二日,粟裕自盐城前线北进,同陈毅见面。在陈毅主持下,召开包括华中军区领导人在内的作战会议,最后确定歼击宿迁出犯之敌的决心和部署,一面组织部队开进,一面上报军委。十五日,毛泽东迅速批复了陈、粟的部署,并要求他们:“情况望随时电告。”
  十二月十三日,从宿迁出发的国民党军队六个半旅分两路向北、向东,以新安镇、沭阳为目标发起进攻。山东野战军主力和华中野战军一部,立刻按照陈、粟的部署,在第二天晚上隐蔽地向战区开进。十五日晚由山野参谋长陈士榘指挥的右路军突然向处在对方左路的整编第六十九师三个半旅实行穿插合围;而以一部分主力楔入整编六十九师和十一师之间的结合部,把它们分割开来。经过两天激战,在十九日上午全歼整编六十九师,该师中将师长戴之奇自杀。整编十一师星夜撤回宿迁。这一仗通常称为宿北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二万多人,是山野、华野会合后共同进行的第一个规模较大的歼灭战。它对以后这两支野战军汇集成一个强有力的拳头,来实现毛泽东打大歼灭战的战略意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战役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时,毛泽东先后发出两份电报,在表示祝贺的同时,又向他们提出下一步的任务,那就是集中主力进行鲁南战役。电报说:“此战胜利,整个苏鲁战局好转。涟水暂失,将来可以收复,也一定要收复。但第二步作战似宜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峄、枣、台,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收复苏中、苏北一切失地。”①在刚打完一场大仗后,立刻提出这样的任务,实行起来自然很不容易,因此,毛泽东告诉陈粟:如指战员感觉久战疲劳及伤亡过大,则应鼓励士气,并将部队就火线上编并,以利续战。
  宿北战役后,宿迁和峄枣的国民党军队已转入防御,但由淮阴、淮安、东台出犯的整编七十四师等部在占领盐城、涟水后,正继续向北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华东人民解放军下一步的作战方向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南下迎歼正在北进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等部;二是渡过运河,西出淮北,以调动运河以东的敌军回援运河以西,求歼援敌;三是回师歼击鲁南之敌。在研究作战方案时,毛泽东告诉华中、山东领导人:只要有好仗打,在内线多歼灭几部分敌人再转外线作战更为有利。十二月二十四日,陈毅、粟裕最后下定了以迅速的动作回师,求歼鲁南敌军,解除后顾之忧,再行南下的决心,并上报军委。这正是毛泽东的意图所在。二十五日,毛泽东批准陈、粟这个决心,告诉他们:“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要求他们集中主力并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以期打一比宿北更大的歼灭战”;第一仗以先打鲁南敌军主力整编第二十六师为宜,以争取全局好转。②
  根据这一决心,陈毅、粟裕等置淮阴、涟水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北进于不顾,集中主力星夜隐蔽北上,会同原在鲁南的部队,在一月二日发起鲁南战役。历经十八个昼夜的激战,这个战役在一月二十日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队整编第二十六师、第一快速纵队以及整编第五十一师,计两个师部、五个旅共五万多人,俘虏中将师长马励武、周毓英以下三万六千多人,缴获一百零五毫米榴弹炮四十八门,山炮、野炮四十一门,坦克二十四辆,汽车四百七十四辆,使华东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得到很大改善,完满地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作战任务,取得在鲁南打“更大的歼灭战”的胜利。
  鲁南战役结束后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二月一日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
  这个指示明白地宣布:“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他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目前军事形势已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同时,蒋介石区域的伟大的人民运动发展起来了。指示中说:“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胜利。”③
  政治局进行讨论时,毛泽东说:发这个指示很需要。这种文件,去年还不能发。总的形势,是说革命高潮要来了。这种革命高潮在半个世纪中只有过几次:辛亥革命,北伐,抗日战争。“革命动力是两个战线,解放区与蒋管区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解放区胜利愈大,高潮来得愈快。”他又说:“我们的文件没有塞死和平的可能,因为我们没有提出打倒美帝国主义和推翻蒋介石的口号。”会议快结束时,他再一次发言,提出要“使一切没有土地的人有土地”。他说:土地政策是不是可以早几年解决?可以的。“现在解决也可以,如果太迟,要犯很大错误。”他谈到:革命胜利的时间,还要准备相当长,五年到十五年,五年已过了一年半。这个指示在干部中应该普遍散发,但不公开发表。④
  这是中共中央根据一年多来的形势发展,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快要到来了。
  鲁南战役后,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按照毛泽东关于集中统一以打更大规模歼灭战的要求进行合编,组成华东野战军,下辖十一个步兵纵队,并用从国民党军手里缴来的大量火炮、坦克、汽车和俘获的技术兵组建了一个特种兵纵队,全军共二十七万人;并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精心筹划,继续实行内线作战。华东野战军主力出敌不意地隐蔽北上。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到二十三日,突然发动了莱芜战役,一举歼灭正从莱芜大举南下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六、第七十三两个军六个师及第十二军一个师共七个师(旅)五万六千多人,活捉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和中将军长韩浚,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准备在山东战场上南北夹击华东野战军主力的计划。接着,华东野战军主力又掉头向南。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四日到十六日,在鲁中的孟良崮山区一举全歼骄横不可一世、被誉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东战场上取得的改变战局的巨大胜利,表明解放军的战斗能力已得到明显提高,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引起极大的震动和混乱。
  在精心组织指挥华东人民解放军不断歼敌的同时,毛泽东还筹划了在其他战场上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的战役。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人民解放军即将结束战略防御而转入战略进攻之际,毛泽东在为新华社起草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社论中写道:
  “蒋介石的军队,无论在哪个战场,都打了败仗。从去年七月到现在共计十一个月中,仅就其正规军来说,即已被歼灭约九十个旅。不但去年占长春、占承德、占张家口、占菏泽、占淮阴、占安东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没有了,就是今年占临沂、占延安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也没有了。蒋介石、陈诚曾经错误地估计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和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方法,以为退却就是胆怯,放弃若于城市就是失败,要想在三个月或六个月内解决关内问题,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但在十个月之后,蒋介石全部进犯军已经深入绝境,被解放区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所重重包围,想要逃脱,已很困难。”⑤
  这时,为了摆脱战线日益延长而兵力日益不足这种被动的困境,蒋介石已缩小进攻的正面,在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战场上改取守势,而抽调兵力加强到山东和陕北两个战场上去,力图先控制这两个地区,再集中兵力解决华北和东北。当山东战场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的同时,蒋介石发了狠心,严厉要求部属一定要对“匪军老巢”延安实行“犁庭扫穴,切实占领”。
  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被誉为“革命圣地”。清清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吸引着千千万万热血青年和爱国民主人士,而成为蒋介石集团的眼中钉。
  一九四七年二月上旬,蒋介石将握有重兵、长期坐镇西北、围困着陕甘宁边区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召到南京,确定了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基本设想。二十八日,他又飞到西安,召集西安军政负责人开会,研究确定进攻延安的具体部署。三月十一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旅以上军官参加的作战会议,传达西安会议的决定,确定在洛川组织前进指挥所,统一指挥西安绥靖公署(由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改称)所属各部的进攻行动。
  国民党军队用来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总兵力共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人。基本部署是:以胡宗南直辖的十五个旅由宜川、洛川向北推进,担任主要突击;并以五个旅维持后方兼充战略预备队;以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等部自甘肃、宁夏向东南,以邓宝珊部自榆林向南,担任辅助突击。企图一举攻占延安,摧毁中共中央,或逼迫中共中央东渡黄河,再在华北同人民解放军进行决战。
  当时,在陕北战场上的人民解放军,只有正规军一个纵队(辖两个旅),还有两个旅,加上三个兼警备区(军分区)的地方旅,全部兵力约三万人,同进攻的国民党军相比,兵力上装备上都居绝对劣势。形势十分严峻。
  在得到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进攻的情报后,毛泽东召开了几次中央会议,对局势作了分析:蒋介石这次进攻,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显示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都已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中。为了抽调兵力组织这次进攻,胡宗南在右翼的山西地区只留置四个旅,协同阎锡山进行防御,在后方的陇海铁路以及从西安到兰州的公路上兵力也很空虚,完全是“孤注一掷”,“带着慌乱精神”。毛泽东正确地作出判断:蒋介石组织这次进攻的军事企图是“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根据以上分析,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定下了“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决心,并据此确定:急调晋绥军区第二纵队王震部(两个旅约万人)自吕梁地区西渡黄河,加入西北人民解放军序列;西北人民解放军必须从长期战争着眼,依靠自身的力量部署一切;在当前,应诱敌深入,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同胡宗南部主力在延安以北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的困境,然后乘机集中兵力逐次加以歼击,以达到钳制并逐步削弱胡部,从战略上配合其他解放区作战,最终夺取西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目的;驻延安的党政机关及群众立即紧急疏散。
  三月十日,在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已迫在眉睫的情况下,毛泽东派彭德怀到南线视察部队的战备情况,并传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三月十二日,朱德、刘少奇等率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自枣园北上子长县的王家坪,毛泽东、周恩来搬到延安王家坪解放军总部办公,并在这里听取了彭德怀关于南线情况的汇报,当场研究决定由彭德怀和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到前线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由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
  为什么毛泽东要主动放弃延安?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道:
  “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从枣园骑马急行几十里赶到三家坪去见毛主席。”“我忧心忡忡地问主席备战工作到底应该怎样做?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主席点燃了一支烟,转过来微笑着打开了话匣子: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⑥
  对当地的老乡,毛泽东用更通俗的语言解释道:
  “譬如有一个人,背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尽是金银财宝,碰见了个拦路打劫的强盗,要抢他的财宝。这个人该怎么办呢?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要是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就丢了。反过来,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跟强盗对拼,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⑦
  这个仗怎么打?他把刚调到延安的新四旅政委黄振堂、副旅长程悦长、团长袁学凯等找到王家坪住处谈话时,对他们说:“我们部队数量和装备都比不上敌人,因此,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分散孤立的敌人,后打集中强大的敌人。好比你面前有三个敌手,一个强手,两个弱手。你先把两个弱手一一打倒,剩下那一个强的,前后失去了照应,他就孤立了,胆怯了,强手就变成了弱手,一打就能倒。把弱的消灭了,强的也变弱了,把分散的打了,集中的又要分散。我们这次打仗,采用蘑菇战术。你们的任务,是作磨心,牵敌人,磨敌人,使他们疲劳饿饭,再寻机会歼灭它。一个月歼灭它几个团,过上一年光景,情况就会好转。”毛泽东还谈到自己准备留在陕北。他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几年,都一直是处在和平环境之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所以,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再过黄河。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如果蒋介石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那里就会增加困难。中央留在这里,蒋介石就会多下些本钱。这样,咱们负担重些,就能把敌人拖住,不让他走,最后还要消灭他。”
  三月十一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刚撤离后七小时,国民党飞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十七日清晨,西安绥靖公署前进指挥所主任裴昌会指挥两个整编军十五个旅十四万人开始向北进攻。国民党飞机四十五架分别从西安、郑州、太原机场起飞,对延安地区进行大轰炸,投下五十九吨炸弹,延安顿时成为一片火海。有一颗重磅炸弹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前面爆炸了,气浪冲进居室,冲倒了桌上的热水瓶,毛泽东仍然若无其事地在批阅文件,不说什么时候离开延安。
  十八日,延安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基本上疏散完毕,延安城里也已可听到清晰的枪炮声。毛泽东和周恩来仍在王家坪窑洞里同刚自晋绥赶到延安的王震谈撤离延安后的作战方针问题。枪炮声越来越近了,别人劝毛泽东早些走,他说:“走这么早干什么?我还想在这里看看敌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和王震一直谈到黄昏,要彭德怀告诉阻击部队立即撤出阵地,并和周恩来、彭德怀察看了王家坪的几孔窑洞,叮嘱道:“把房子打扫一下,文件不要丢失”,才同彭德怀分手,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居住十年的延安。
  他们的车队经飞机场、桥儿沟在第二天凌晨到达延川县永坪镇西南的刘家渠。接着的几天中,又经过子长县的徐家沟、高家岭、任家山,在二十五日到达子长县的王家坪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合。在这里,毛泽东从任弼时那里听到了山西文水县年仅十五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在敌人面前英勇就义的事迹,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
  二十七日,他就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的问题同刘少奇等交换意见后,在当天致电晋绥的贺龙、李井泉,告诉他们:“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⑧二十八日,周恩来去晋西北布置后方工作,毛泽东、刘少奇等率一部分机关人员转移到清涧以北石咀驿附近的枣林沟,于二十九、三十日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等到河北平山,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随后,四月十一日,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率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到山西临县,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
  枣林沟会议后,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八百人组成四个大队,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由任弼时任司令,化名史林,陆定一任政委,化名郑位,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用李德胜、胡必成的化名,表示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直属司令部”以“九支队”为代号。
  胡宗南的部队在三月十九日占领延安后,蒋介石兴高采烈地庆祝了一番,还授予胡宗南“二等大绶云麾勋章”,要他立刻指挥军队对陕北进行“清剿”。
  胡宗南命令部队在延安地区略事整顿补充后,以主力向安塞方向挺进,寻找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决战,而以整编第二十七师第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率部向青化砭方向担任右翼侧掩护。他们根本不知道撤出延安的人民解放军主力此时正在何方。彭德怀、习仲勋得到这一情报后,决心集中主力在青化砭伏击担任右翼掩护的李纪云部。二十二日,这个计划得到毛泽东批准。二十五日,李部进入解放军设下的口袋。伏击部队立即迅速出击,经过一小时四十分钟的战斗,全部歼灭了这股敌军,共毙俘二千九百多人,旅长、副旅长、参谋长、团长都当了俘虏,伏击部队只伤亡二百六十五人。这是西北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后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二十六日,毛泽东高兴地致电彭德怀、习仲勋:“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重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
  青化砭战斗后,胡宗南才发现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山区,立刻部署部队转向延川、清涧挺进,准备“先切断黄河各渡口,尔后向左旋包围匪军于瓦窑堡附近而歼灭之。”毛泽东分析了胡军这一行动,认为现在的关键是“不怕胡军北进,只怕胡军不北进”,因此一面告诉彭德怀、习仲勋应避免同胡军作战,除以一部分部队同它周旋外,主力应隐蔽集结在机动位置待机;一面致电陈赓、谢富治,要他们推迟几天再发起晋南攻势,以便让胡军放胆北进。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是:只要胡军北进,钻入延安、子长、清涧、延川之间的山沟里,人民解放军就可以发挥自己荫蔽精干、灵活机动的特长,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和群众条件,饥疲饿困敌人,然后寻机各个歼灭敌人。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意图,彭德怀在青化砭战斗后,用小部队不即不离地吸引胡军在千山万壑间游转了十二天,行程四百余里,使胡军疲困,一无所获。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作了这样的描绘:胡军“以十个旅组成横直四五十里左右之方阵,不敢走大路,专走小路,攻安塞,攻两延,攻瓦窑堡,到处扑空,现已显现疲困,逃亡颇多。我军仍在待机击敌。”⑨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向彭德怀、习仲勋等发出《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的电报,指出:“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我军自歼敌第三十一旅后,虽未大量歼敌,但在二十天中已经达到使敌相当疲劳和相当缺粮之目的,给今后使敌十分疲劳、断绝粮食和最后被歼造成有利条件。”“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⑩
  这以前几天,总部电台截获一个重要情报:驻清涧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八师二十四旅的一个团将赴瓦窑堡接防。据此判断:原驻瓦窑堡的整编第一三五旅将沿公路南下。毛泽东立刻致电彭、习,要他们“乘该旅移动途中伏击之”。彭、习迅速作了部署。十四日八时,整编一三五旅果然离瓦窑堡南下,十时左右进到羊马河以北,早已在此设伏的解放军立刻迅猛出击,激战八小时,全部歼灭该旅,毙俘少将代旅长麦宗禹以下四千七百余人,取得了撤离延安后的第二个胜仗。
  羊马河获胜后,毛泽东致电彭、习和其他战略区,指出:“接彭习寒亥电,继寅有在青化砭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后,卯寒又在瓦窑堡附近将敌一三五旅(属一五师建制)全部歼灭。这一胜利给胡宗南进犯军以重大打击,莫定了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六个野战旅及地方部队),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这一胜利又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⑾
  歼灭第一三五旅后,西北人民解放军迅速撤离羊马河战场,进入山区,隐蔽休整。胡宗南军主力又经过几日“游行”,数度扑空,携带的给养耗尽,疲惫饥困,不得不回到蟠龙基地进行休整补充。此后不久,国民党军的飞机侦察,发现有解放军部队东渡黄河进入晋绥地区(其实只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一部分工作人员东渡)。根据这个错误判断,蒋介石要求胡宗南以主力沿咸榆公路向绥德挺进,并命令榆林邓宝珊部南下配合,企图封闭黄河渡口,乘机消灭渡河中的解放军。四月二十六日,胡军主力九个旅从蟠龙、永坪分两路向绥德北进,邓宝珊部由榆林向米脂、佳林出动策应。
  密切注视着战场情况变化的彭德怀,认为良好的战机出现了,立刻在四月二十七日将这一情况报告毛泽东,并提出:“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引者注:指瓦窑堡)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⑿毛泽东在二十八日六时收到这份电报,立刻复电批准,并且告诉他:“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⒀
  蟠龙是胡军的重要补给基地,工事坚固。守军整编第一师第一六七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连同地方部队,守备兵力达七千人。这一仗关系西北全局,很可能是个硬仗,和前两次的伏击不同。因此毛泽东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三十日,他又致电彭、习:要他们“经过精密之侦察,确有把握,方可下决心。”
  蟠龙之战能否成功的关键在能否于胡宗南援军赶到前取得从事攻坚作战所必需的时间,而这一点又决定于援敌的距离,胡部主力距离蟠龙越远,所需时间就越有保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善于用兵的彭德怀立刻作出周密部署。他以第二纵队的三五九旅为主,又从其他各旅中每旅抽调一个排,伪装成野战军主力,沿咸榆公路同胡军保持接触,缓缓后撤,并在沿途遗弃一部分军需物资,造成狼狈溃退的假象,使追击的胡军敢于放胆北进(到蟠龙战斗打响后,这支伪装主力的部队又可以转过来担任对胡军主力的阻击任务)。野战军主力则隐蔽集结在蟠龙周围,进行攻坚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发动攻击。
  五月二日,正当胡部主力占领绥德,兴高采烈地庆祝“胜利”之际,蟠龙战斗突然打响了。激战到四日二十四时胜利结束,全歼守军六千七百余人,活捉旅长李昆岗,缴获大批粮食、弹药和其他物资。当放弃绥德仓皇回援的胡部主力在八日赶回蟠龙时,解放军主力早已不知去向。
  在主动放弃延安后的一个半月中,西北人民解放军以不足三万人的兵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蘑菇战术”,同比自己多达十倍的国民党军队从容周旋,三战三捷,消灭胡军一万四千多人,拖住胡宗南军这支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有效地策应了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并为西北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对于这段历史,美国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发表的《白皮书》曾经作过这样的评述:国民党军“攻占延安曾经宣扬为一个伟大的胜利,实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台湾一九五九年编写的《戡乱战史》也说:在西北战场上,“战斗进行中,我军因情报搜集无法深入匪区……影响于指挥及部署之行动不小。”而共军则“始终凭借其严密的情报封锁,灵活之小后方补给,以避实击虚,钻隙流窜……不行主力决战。尤以陕北原已人烟寥落,匪复利用其地方组织,将仅有之人与物资等可资利用之力量全部撤离,使我军行动之区,渺无人迹;行军作战,均发生极大之困难。”“我军主力始终被匪牵制于陕北,一无作为,殊为惋惜”。这些事隔几年、十几年后所作的评述,倒是多少说出了一些真情。

  6.圣·保罗
[美]迈克尔·H·哈特 著 苏世军 周宇 译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介于湖南酃县和江西宁冈、遂川、永新四县之交,总面积约四千平方公里。大革命时期,这几个县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农民自卫军,群众基础比较好;山上的茨坪、大小五井等地都有水田和村庄,周围各县农业经济可供部队筹措给养;这里离中心城市较远,交通不便,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森林茂密,只有几条狭窄的小路通往山内,进可攻,退可守。陈伯钧回忆说:“敌人在山的周围转一圈要一个星期,我们只要一天时间,就能由东到西,由南到北的打击敌军。”①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这里确实是一块理想的落脚点。
  这里过去长期有“山大王”,现有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各有一百五六十人、六十支枪。王佐部驻在山上的茨坪和大小五井等处,袁文才部驻在井冈山北麓的宁冈茅坪,互相配合,互相呼应。
  袁文才、王佐虽早年就参加绿林组织,但大革命时期都受过革命风暴的洗礼。一九二六年,袁文才担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并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佐同袁文才是拜把兄弟,也将所部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一九二七年七月,他们曾会同永新、永福、莲花的暴动队伍一度攻克永新县城,组成赣西农民自卫军,由王兴亚任总指挥,贺敏学、王佐、袁文才任副总指挥。这是王兴亚不久后在安源会议上发言谈到这两支队伍的由来。自卫军占领了永新县城二十多天,因为国民党军队有五个团来攻,袁、王两部就退回宁冈、遂川境内的井冈山。刚担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的永新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贺敏学,是袁文才在永新禾川中学的同学。他和一批共产党员(其中有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率领一部分农民自卫军携枪随同退到井冈山麓的茅坪。永新县委也到了山上。这是袁、王能够欢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上山的思想基础。袁文才、王佐是当地人,他们的队伍在这一带有着不小的影响。
  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不得到袁文才、王佐的允许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事情并不那样简单。他们两人虽然参加过大革命,袁文才还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对前来的这支工农革命军毕竟没有多少了解,还担心这支比他们力量大得多的部队上山会不会“火并山寨”,夺取他们原有的地盘,心中难免存有疑虑。在古城会议期间,袁文才的代表曾表示:可以接济工农革命军一些给养,但请工农革命军“另找高山”。据何长工回忆,当时工农革命军中,“有人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解决,他们那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毛泽东同志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毛泽东同志说服我们,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②这是关系到工农革命军能不能在井冈山地区站住脚跟的关键性决策。袁、王部队的人数虽不多,但在当地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许多群众拥护他们。尽管他们存在一些弱点,仍是能接受教育和改造的。如果当时采取了有些人所主张的那种狭隘和鲁莽的做法,而不取得他们的支持,就很难设想能在井冈山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来。
  怎样说服和争取这两支农民武装?毛泽东选定先从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袁文才入手,再通过他去做王佐的工作。
  他从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的谈话中已经知道,他们最看重枪,人可以少一个,枪却不能少一支。袁部有一百五六十人,只有六十支枪。于是,毛泽东向前委提议,准备一下子送他们一百支枪,将袁文才的全部人员都武装起来。前委成员听到这个大胆的设想,有的人表示怀疑,余洒度坚决反对。经过毛泽东反复说明,才以多数通过。(余洒度脱离工农革命军后,到湖南省委告了状,说毛泽东不执行中央打长沙城市的指示,逃避斗争,到山区同绿林为伍,并送了大批枪支。所以,这年年底湖南省委代表何资深到中共中央汇报时说,“润之在赣时曾有一大错误”③。)
  古城会议后,毛泽东从绿林重义气、多猜疑的特点出发,只带几个随员到宁冈大仓村去会见袁文才。那是十月六日。袁文才原来还有些怕,预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下二十多人,二十多条枪。见到毛泽东只来几个人,他就比较放心了,埋伏的人始终没有出来。见面后,毛泽东说明是由江西省委介绍来找他们的,充分肯定他们“劫富济贫”的革命性,同时说到工农革命军目前的困难。双方谈得很投机。毛泽东当场宣布送给他们一百支枪,这很出袁文才的意料,也使他很受感动。袁文才向毛泽东表示,一定要竭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随即回赠给工农革命军六百块银元,并同意革命军在茅坪(这是一个有六十多户人家的村子)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答应上山做王佐的工作。
  当然,问题并不是在一次见面中就能全部解决的。袁文才当时对毛泽东说:“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钱宁冈有限,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去打土豪。”④话讲得很客气,但显然又包含着推托的意思。至于王佐的态度如何,那时还不知道。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些时间而不能操之过急。因此,毛泽东决定工农革命军主力在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先向湘南的酃县方向挺进,筹些款子,熟悉周围环境,探听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后的情况,而把留守部门和伤病员安置在茅坪,请袁文才代管。不久,又应袁文才的要求,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党员军事干部到袁文才部队里帮助他们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的关系一天天密切起来了。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主力抵达酃县水口村,在这里发展了一批党员,开展社会调查。他从得到的报纸上看到南昌起义军在广东失败的消息,放弃了准备退往湘南的想法,坚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余洒度和苏先俊在这里脱离了工农革命军。不久,毛泽东得知湘军正从茶陵分两路前来进攻工农革命军,就派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第一营的两个连到茶陵游击扰乱湘军后方,打破它的进攻;毛泽东自己率团部、第三营和第一营的一个连在二十二日转入江西遂川县境。途中休息时,他同副连长张宗逊交谈说: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武装起来。
  在遂川的大汾镇,部队在清晨突然遭到遂川县地主武装靖卫团三四百人的袭击,因为人地生疏,仓促应战,前卫的第三营同团部失去联系而辗转南下,以后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毛泽东率领团部和特务连撤退,一直退到井冈山南麓的黄坳,最初收集到的失散人员共四十多人,部队状况十分狼狈。当时担任连指导员的罗荣桓后来回忆说:大家又饥又饿,无精打采,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吃饭时,炊事担子也跑丢了,没有办法,几个战士从老百姓家里找来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和大家一起伸手从饭箩里抓着吃。饭后,毛泽东站起身来,朝中间空地迈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这种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烈地感染了战士们,提着枪站起来,向排头看齐。⑤
  毛泽东率领这一部分队伍继续向井冈山转移。他的脚被草鞋带子磨烂,行动很困难,但仍坚决不坐担架,坚持拄着棍子步行。随后第一营第一连赶了上来。队伍行进到井冈山西南的荆竹山下,还有一百多人,在一个小村子里宿营。陈士榘回忆说:“我们知道今天要上山了,当时心里说不出有种什么味道,一方面感觉到我们原来人数就不多,加上三营被隔断,显得更少了;另一方面,看样子只有上井冈山,能得个地方休息休息,感到高兴。”⑥这时王佐派人接应他们上山,部队在十月二十七日到了茨坪。接着,第一营的两个连也从茶陵赶到茨坪,部队的人多了。毛泽东等送了七十支枪给王佐部队。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五百担稻谷和一些银元。他们在茨坪住了几天,又回到北麓的茅坪,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上,袁文才、王佐是有很大功劳的。

  ① 中央军委致陈粟,并告张邓,张黎电,1946年12月18日。
  ② 中央军委致陈谭电,1946年12月25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11、1212页。
  ④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年2月1日。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26页。
  ⑥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37、338页。
  ⑦ 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31页。
  ⑧ 中共中央致贺李,并告彭习电,1947年3月27日。
  ⑨ 毛泽东致陈谢并告刘刘,滕薄王电,1947年4月7日。
  ⑩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22、1223页。
  ⑾中共中央致彭习,并告朱刘,贺李,聂萧罗,林王,叶杨,刘邓,陈谢,滕薄王,陈饶粟谭,林高电,1947年4月15日。
  ⑿彭习致毛泽东电,1947年4月27日。
  ⒀毛泽东致彭习电,1947年4月28日。

公元前4~公元64

  工农革命军到了井冈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军队和地方的建党工作。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形成核心,军队也好,根据地也好,都会松散无力,难以巩固和发展。所以,毛泽东把这件事看作一切的根本。
  在三湾改编时,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军队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并且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但那时时间匆促,许多措施还来不及落实。部队到酃县水口村后,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叶家祠主持了六名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各连党代表都来参加。会场的墙上挂着一块写有“CCP”的红布。他详细地解释了入党誓词的意思,然后带着六名新党员举起右手宣读入党誓词:“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到遂川大汾镇,另一个连也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不久,各连的党支部都先后建立起来。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支部布置党员要做好三件事:学习目前的形势;了解群众思想状况,帮助他们解除顾虑;培养和发展新党员。连里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数量逐渐增多,各种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显得十分活跃。
  在军队内部建党的同时,毛泽东也抓紧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井冈山附近各县,在大革命时期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党组织负责人很多是外地回来的学生,也有当地农会的骨干分子。大革命失败后,多数党组织给打散了。但不少党员仍在坚持斗争。毛泽东采取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发展的做法。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召集在井冈山“打埋伏”的永新、宁冈、莲花县部分党员开座谈会。十一月上旬,又在茅坪召开宁冈、永新、莲花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第二年一月攻克遂川后,召开了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分析形势,要求大家在斗争中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他还从军队里抽调一批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党员干部,到农村基层去开展建党工作。
  到一九二八年二月,湘赣边界各县党组织初步恢复发展起来,成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委,酃县特别区委,莲花特别支部;各县的区、乡两级大都建立起党的组织。前委还同万安县委建立了联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抓紧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绿林式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工作。他多次同袁文才谈心,既肯定他们反对土豪劣绅的革命精神,又指出他们受封建帮会影响、政治目标不明、阶级界线不清等问题,循循善诱地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袁文才十分佩服,对部下说:“跟毛委员一起干革命不会错。”毛泽东又几次上山同王佐交谈。王佐逢人就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同他谈上一次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应王佐的要求,毛泽东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旬派曾经留学法国的何长工到王佐部当党代表,做团结、改造王佐部队的工作。何长工经过耐心的多方面的工作,逐步消除了王佐原有的戒心,特别是帮助王佐消灭了他多年的宿敌尹道一后,取得王佐的信任,使改造王佐部队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经征得袁、王同意后,在他们部队里也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和士兵委员会。工农革命军又派了二十多名党员干部,分任袁、王部的连长、排长和党代表。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有了提高。一九二八年初,王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二月中旬,袁、王部队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团党代表。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正式合为一体,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

使徒保罗是耶稣的同时代人,但比耶稣年轻。他是发展新生的基督教教徒的最重要的先驱。在所有的基督教作家和思想家中,他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千古犹存。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起,国内的政治局势发生重要变动,国民党的李宗仁和唐生智两集团之间的战争爆发。唐生智控制的两湖军队全部投入战争。江西的朱培德部也将主力调往赣北。井冈山周围各县,国民党兵力空虚,只留下一些地主武装靖卫团和挨户团。这是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向外发展的大好机会。
  十一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前委讨论,认为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动攻势。攻击的方向是攻打茶陵县城,由团长陈浩和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第一营和特务连执行。毛泽东因为脚背被草鞋磨破而溃烂,无法随军前去。十八日拂晓,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但是,军队在茶陵一个多月并没有做群众工作,每天的活动还只是三操两讲和两点名。⑦在茶陵,成立了人民委员会,县长谭梓生是部队派的,其他人员仍是旧的,依然坐堂审案,派款派捐靠商会,群众很不满。宛希先写信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立刻回信,要他们改变做法,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工农兵政府。工人谭震林被选为主席。这是湘赣边界的第一个工农兵政权。工农革命军还帮助茶陵组织了赤卫队。
  十二月下旬,李唐战争告一段落。湘军第八军的独立团和当地地主武装向茶陵反扑。原来被打散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三营,这时已在张子清率领下到茶陵和第一营会合。他们在经过激战后退出茶陵县城。团长陈浩因遭到挫败而严重动摇,公开声称工农革命军没有前途,把部队往南带,企图到湘南投靠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正好那时毛泽东的脚背溃烂稍有好转,得知湘军反扑的消息后赶来茶陵,在茶陵湖口赶上队伍。宛希先、张子清等向他报告了陈浩等的背叛活动。毛泽东当晚召集团营干部紧急会议,果断地扣押了陈浩一伙,将工农革命军全部带回宁冈砻市。
  在砻市河滩上召开全团指战员会议,毛泽东宣布前委决定:处决陈浩等人,任命张子清为第一团团长、何挺颖为党代表、朱云卿为参谋长。他还接受工农革命军在茶陵不做群众工作的教训,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应当担负起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
  自古以来,人们总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提出军队的任务不仅是打仗,而且要做群众工作,这是毛泽东对人民军队学说的巨大贡献,使初创的人民军队一开始便在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建设,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毛泽东所以能不受历来旧观念的束缚,提出新的学说,不仅是因为他原来就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和独立见解,更重要的是,他在探索中能够密切注视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大胆地作出新的概括。
  当工农革命军从茶陵撤到宁冈前,同遂川相邻的赣西南万安县农民武装再次进攻县城。为了声援万安的起义,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掉头南下,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攻占遂川县城,并在这里分兵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建立中共遂川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在遂川形成的。
  工农革命军要执行三大任务,必须有严明的群众纪律来保证。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将要登上井冈山前,毛泽东在遂川荆竹山的村边,向在大汾遭敌军突然袭击而一度被打散的部队讲话,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和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他宣布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攻克遂川县城后,工农革命军在城里过了旧历年。部队打着“宣传队”的旗号开展宣传活动,还派人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但也有些人把商人、小贩的货物没收了,甚至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了。毛泽东进城后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的反映,发现了不少问题,就在城里把部队集合起来,提出在城市中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并宣布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过去,老百姓对旧军队的欺压人民和有些地方存在的土匪骚扰,历来是既害怕,又痛恨。他们在刚接触到工农革命军时,并不了解这支军队和旧军队是截然不同的,往往用同样的心情来对待。这个问题不解决,工农革命军便无法接近群众,做好群众工作,自身也无法存在。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靠口头的宣传是没有用的,根本的是要靠工农革命军的行动表现。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老百姓根据实际观察,流传着一首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从此,改变了工农革命军同群众的关系。这是工农革命军能够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并战胜敌人的重要力量源泉所在。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受挫、失败后,国民党当局曾误以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已经消灭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只是几支无足轻重的小队伍。万安起义和工农革命军先后攻占茶陵和遂川县城,使国民党江西当局受到很大震惊,于是发动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
  一九二八年初,赣军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以一个团和一个营进攻万安,又以一个营进占宁冈东部的新城,那是宁冈的县城,也是井冈山北出的大门,自然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构成严重的威胁。
  毛泽东在遂川时,召开了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总结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农军的经验,提出“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作战原则。当得知赣军一个营进驻宁冈新城后,他在二月四日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从遂川赶回井冈山。前委经过讨论,乘赣军以为工农革命军主力仍在遂川而疏于戒备的机会,制定利用晨雾发动袭击、围三阙一、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二月十八日,经过数小时激战,攻占宁冈县城,全歼守军一个营和宁冈县靖卫团,俘虏近三百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第一次“进剿”。
  这是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对国民党正规军的第一个歼灭战。俘虏那么多国民党正规军,这对工农革命军是个过去没有经验的新问题。当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把俘虏押回宁冈砻市时,途中出现过打骂俘虏、搜俘虏腰包等行为。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立刻提出优待俘虏的政策。他向广大指战员说明,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士兵是被作为壮丁抓来的穷人,不应该打骂他们,而要进行说服,教育他们反戈一击。而且明确宣布:工农革命军不杀、不打、不骂俘虏,不搜俘虏腰包,对伤病俘虏给以治疗;经过教育、治疗后留去自由,留者开欢迎会做革命军战士,去者开欢送会并发路费。优待俘虏的事实,戳穿了国民党散布的“共匪见人就杀”的宣传。赣军的《九师旬刊》上,对这种做法发出了“毒矣哉”的惊叹!
  随着茶陵、遂川、宁冈等县先后建立起县工农兵政府,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问题也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没有健全的政权,便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得不到群众的全力支持和人力物力的援助,这样的军事行动便会成为流寇式的行动。毛泽东对建立和健全政权这个问题,是看得很重,抓得很坚决的。他的做法,还是先从一个点取得具体经验做起。攻克茶陵时,他因伤没有随军入城。一九二八年一月攻克遂川后,在他指导下,由中共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起草的《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三十条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上通过,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政纲》规定:“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召集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并选举正式人民委员会,为全县执掌政权的机关”;“凡地主、祠庙、公共机关的田地、山林和一切附属”,分给“贫苦人民和退伍兵士耕种使用”;“工农平民从前的欠债、欠租、欠税、欠捐,一律停止偿还和缴纳”;等等。这个“临时政纲”集中反映了当地劳动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成为井冈山以至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蓝本。当然,这个最初的临时政纲也有它的缺点,如把资本家同地主、土豪劣绅、反动政府官吏等列在一起,“一概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还规定“凡土豪劣绅、奸商、反动派,准许工农平民就地自由捕捉,并烧毁他们的房屋”等。这些还需要在以后的实践中继续探索,才能一步步完善起来。
  这样,到一九二八年二月,工农革命军由不足一个团发展为一师两个团,并且同当地农民运动紧密结合,摧毁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的旧政权,建立起新的工农政权以及赤卫队、游击队。土地改革开始了试点,取得初步经验,但尚未普遍展开。一个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初步矗立起来,打开了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保罗又名扫罗,于公元前几年出生在西里西的一个城市──塔瑟斯(在今日土耳其境内)。他虽然是罗马公民,但却是犹太血统,少年时学过希伯来文,受过完备的犹太教育,还学过做帐篷的手艺。年轻时他前往耶路撒冷,在一位杰出的犹太教拉比迦马列的指导下潜心苦读。虽然保罗和耶稣都同时在耶路撒冷,但是很难说两个人是否曾见过面。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取得蓬勃发展的时候,三月初,中共湘南特委的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贯彻中央的“左”倾盲动政策。
  为什么湘南特委的代表能够到主要位于江西境内的井冈山来发号施令呢?这同当时的特殊环境有关。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同中共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都有联系。但边界秋收起义是湖南省委组织的,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也是湖南省委任命的,这些历史原因加上当时的交通条件使毛泽东一直主要向湖南省委报告和请示工作。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春,湖南省委多次遭到严重破坏。于是,对井冈山的指导责任就落到湘南特委身上。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共中央决定湘东特委和赣西南特委“合并归湘南指挥”⑧。
  周鲁是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他到井冈山后,根据中共中央上年十一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十二月三十一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取消以他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的师委,以何挺颖为书记。这样,使毛泽东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这对毛泽东自然是极为严重的打击,但他的革命意志没有一点动摇,积极地担当起师长的职务。他在队前向指战员讲话: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可是中国有句俗语,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大家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湘南特委代表命令他将部队开向湘南,配合湘南暴动。毛泽东把队伍带到湖南酃县中村(在井冈山边沿地区),停下来整训,搞土改试点。尽管如此,井冈山中心区域宁冈仍因主力外出而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一个多月,遭受很大损失。
  这种挫折只是暂时的。当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驻军酃县中村时,两件使人兴奋的消息传来了:一件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文件,澄清了将毛泽东“开除党籍”的误传,扫除原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一片阴影,毛泽东又可以在部队中发挥领导作用了;另一件是得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取得巨大成功后遭到强大敌军追击,正向井冈山方向撤退。
  毛泽东立刻派袁文才、何长工率第二团西进资兴,接应从郴县撤出的湘南农军;自己率第一团在桂东、汝城方向阻击国民党追击部队。四月二十日,他同团长张子清又指挥第一团占领酃县县城并在城西阻击追敌,掩护朱德部撤退。
  四月二十四日前后,毛泽东率第一团返回宁冈砻市,同先两天到达砻市的朱德、陈毅的部队会合。这时,朱德四十二岁,毛泽东三十四岁,从此开始了他们长时期密切合作的战斗生涯。毛泽东见到朱德时说:“这次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竟没有整倒你们!”朱德说:“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们的掩护。”接着,他们在龙江书院举行两部营以上干部会,确定将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各项决定,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教导大队队长,共辖六个团。在中共第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第四军军委,毛泽东当选为书记。在由湘南郴州、耒阳等县农民编成的第三十、三十三两个团开回湘南后把军以下的师的番号撤销,由军部直辖四个团,那就是:由南昌起义军全部组成的第二十八团,由湘南宜章农民军组成的第二十九团,由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组成的第三十一团,由袁、王部队组成的第三十二团,兵力从原来的一千多人增加到六千多人,其中的主力是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六月,按中共中央规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朱毛红军的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是以具有很强战斗力的北伐劲旅叶挺独立团为基础形成的,有两千多人、近千支枪,训练严格,装备齐整,作战有经验。他们的到来,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力。
  在朱毛会师时,湘军第八军第一师占领了茶陵、酃县,赣军第二十七师占领了永新、吉安、遂川等地。四月下旬,赣军第二十七师的两个团从永新、遂川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进剿”。
  毛泽东主持召开第四军军委会议,决定采取“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集中力量击破战斗力较弱的赣军。月底,朱德和王尔琢按计划率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先在遂川五斗江击溃赣军一个团,乘胜追击,在永新城附近又击溃赣军另一个团的一个营,一举攻占永新县城,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进剿”。
  毛泽东进驻永新城后,在五月二日以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名义向江西省委和中共中央写报告,汇报朱毛两部会师后的组织状况和打退赣军第二次“进剿”、缴获三百支枪的胜利。报告说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所以不直下吉安者,因采取对内对外都使深入的策略”:对内加强军队和党的建设,对外帮助地方发动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并建议成立湘赣边界特委。⑨中共中央六月四日写了回信,赞同这个方针,并确定成立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同时和湖南、江西两个省委发生密切关系。由于交通不便,这封信直至十一月才送到。
  在从永新撤回井冈山的路上,毛泽东和陈毅边走边谈地交谈了一天。毛泽东讲了他这个时期一直在思考的一些大问题,他讲到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谈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历史作用和陈独秀的错误;详细说明了对当前党内思想尚不统一的诸多问题的看法;描述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工农政权的构想;并指出陈毅他们在湘南站不住脚的原因是地处交通要道,敌人过于强大;还指出现在从上到下都很“左”、很危险。这些论述深深打动了陈毅的心,使他对毛泽东十分钦佩。
  五月四日,在宁冈砻市举行朱毛两军会师的庆祝大会。毛泽东讲话祝贺两军会师胜利,并代表第四军军委宣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全军每个指战员认真执行。
  毛泽东、朱德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斗争,长时期内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要求重在斗智,而不能单靠斗力。毛泽东把这十六字诀称为“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它正是从敌强我弱这一特点出发,趋利避害,避实击虚,灵活机动,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从而逐步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人民军队后来的战略战术,就是由它发展起来的。
  在这一军事原则的指导下,他们又接连打退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两次“进剿”。一次是五月中旬。赣军五个团在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率领下再占永新,向宁冈进攻。朱德、王尔琢率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在草市坳全歼赣军第七十九团,乘胜奔袭,在当天正午第二次收复永新城,杨如轩带伤逃回吉安。工农革命军缴获迫击炮七门、山炮二门、光洋二十余担,粉碎了赣军对井冈山的第三次“进剿”。另一次是六月下旬。这次国民党军队“进剿”的规模更大。赣军改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部为主力,杨如轩为前线总指挥,以五个团占领永新。湘军吴尚部也出动三个团向酃县、茶陵逼近,配合赣军的进攻。红四军以小部钳制湘军,集中主力打击赣军。在朱德和陈毅、王尔琢分别率领下,六月二十三日红四军在新、老七溪岭和龙源口歼灭赣军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缴枪千余支,第三次占领永新城,击破了赣军的第四次“进剿”。根据地军民兴高采烈,奔走相告:“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
  三下永新城,打破江西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三次“进剿”,是朱毛红军会师后取得的巨大胜利。谭震林回忆道:“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来上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会师后力量就大了,所以一打永新,二打永新,尤其是七溪岭打了一仗。这样就把江西来的三个师打败了。”⑩朱德也说过:“三打永新消灭了朱培德的主力。朱培德的主力被打垮了,国民党其他军队就不敢配合了。三打永新是一个关键,是根据地发展和红军发展的关键,与后来红军取得胜利有关。”⑾
  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县各一小部分,遂川县北部,酃县东南部,割据区域的面积达七千二百多平方公里,共有五十多万人。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里的话来说:“是为边界全盛时期。”
  边界全盛时期内,在毛泽东领导下,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都有很大发展,以分田为中心内容的土地改革在边界范围内全面展开。没有这些,便没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可言。
  自从三月间湘南特委代表强行取消前委以后,边界各县的党组织顿时失去中心,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这种状况,给边界工作带来极大损害。为此,毛泽东多次提出组织边界特委的要求。当工农革命军粉碎赣军对井冈山的第三次“进剿”时,经中共江西省委同意,五月二十日在宁冈茅坪由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总结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批评右倾悲观思想,反对逃跑主义,重申建设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提出深入土地革命,加强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任务,初步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不能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大会经过讨论,统一了思想,坚定了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决心和信心。
  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由陈毅接任。为了统一领导边界各县工农兵政府,在宁冈茅坪建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设土地、军事、财政、司法四个部和工农运动、青年、妇女三个委员会,使工作全面展开。边界各县、区、乡工农兵政府都成立土地委员会小组,领导土地革命。
  领导土地革命,在边界特委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中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湘赣边界更是交通阻塞的农业区域,居民几乎都是农民。这里的土地,大半在地主手里。向地主租种土地的农民,每年要把收获量的一半以上缴给地主,还要受其他种种压迫和剥削。获得土地,是贫苦农民最强烈的渴望。在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军事斗争和土地革命是分不开的。没有胜利发展的军事斗争,不能保障农民获得和占有土地,而没有土地革命,不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军事斗争也不可能得到广大农民的真心实意的支持,难以坚持下去,只会归于失败。红军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革命根据地所以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和扩大,它们的力量源泉就在于取得人数众多的农民的这种由衷支持。
  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地区的最初阶段,发动群众的主要内容,是在进行革命宣传工作的基础上带领群众打土豪,分浮财。但单单这样做,显然是不够的。
  毛泽东对土地改革的工作早已做了多方面的准备。他通过在宁冈、永新等地的社会调查,得知湘赣边界土地占有情况极不合理。三月中旬至四月上旬,他以湖南省委讨论过的《土地纲领》草案为依据,在湖南酃县中村和桂东沙田进行过土地制度改革的试点,通过访贫问苦和诉苦会、斗争会发动群众,然后插牌分田。这是边界最早分田的地方。经过实践中的摸索,毛泽东把《土地纲领》草案中“分配土地以区为单位”改为基本以乡为单位;把按照“工作能力”和“消费量”分配土地改为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被分配掉的地主也给以生活出路。虽然工农革命军在中村和沙田停留的时间不长,同朱德率领的部队会合后又向宁冈转移,这里的分田成果没有能巩固下来,但这些试点经验,为以后边界土改的全面铺开创造了条件。
  五月至七月,当湘赣边界割据进入全盛时期时,在边界各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分田高潮。五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政策,把它看作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基本条件之一。毛泽东从红四军中抽调大批干部到各县、区、乡,发动群众,指导分田。六月十五日,湖南省委代表给省委的报告中描述边界土地革命开展的实际状况说:“现在宁冈的土地已快分清楚,永新的也分了一部分。分配的方法,多以乡苏维埃为单位,由区苏维埃派人协同乡苏维埃将全乡每家土地、人口调查清楚(如少报土地的,查出后,即取消其分田的权利),再由乡苏维埃将人口、土地统计,看每家分多少,乃根据他原有的田数定其应出进多少。分定后出一榜,又依榜到各田去插一牌子,即归其正式营业。”“照他们这种方法,每人可分谷八担,大小人口一样的多。”⑿
  毛泽东领导井冈山地区的土地革命,带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社会大变动。它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连永新县有些出家多年的尼姑也下山嫁人分了地。广大贫苦农民从分得土地这个活生生的事实中,看清了红军确实是为他们的利益奋斗的,就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永新在井冈山地区各县中,人口多,经济发达,有兵源,有粮食,有给养,又有宁冈作为后方。毛泽东决心抢在国民党军队反攻前,争取以一个月时间把永新根据地建设起来。他在军中抽调出大批干部和遂川、茶陵、酃县的负责人集中在永新一县加紧工作。他对湖南省委刚派去工作的杨克敏说:“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的期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以应付敌人下次的‘会剿’。”⒀
  毛泽东自己也三次到永新县西乡的塘边村,先后住了四十多天,调查研究,领导分田,并总结了塘边的分田经验,制订了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那时,贺子珍正在塘边工作,对毛泽东由敬佩而逐渐产生爱慕。毛泽东告诉她,自己结过婚,有三个孩子,留在湖南老家,现在杳无音讯。两人在塘边村结为伴侣。
  对建设根据地的问题,毛泽东一直把它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粟裕回忆道:“毛泽东同志很注意对部队进行建立根据地思想的教育。他常说,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民的屁股。毛泽东同志深入浅出的比喻,很有说服力。”⒁
  在边界的全盛时期,党、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都有很大发展。毛泽东总结道:当时边界党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⒂由于政策得当,加上地形有利,湘赣两省“进剿”军又不尽一致,才有了四月至七月的各次胜利。

耶稣死后,早期的基督教徒因被视为异教徒而遭受迫害。保罗曾一时参加过这种迫害活动。但是一次在前往大马士革的旅途中,他在迷津之中仿佛感到耶稣在同他讲话。从此他改变了宗教信仰,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这位曾一度是基督教的反对者,摇身变成了新的宗教的最强有力、最有影响的支持者。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生气勃勃地进入全盛时期时,一个沉重的打击突然到来,那就是在中共湖南省委错误指导下导致的“八月失败”。
  湖南省委经多次破坏后,到一九二八年四月间工作渐趋正常。五月,省委机关由湘潭迁到安源,安源到宁冈只有四五天路程,同井冈山的联系便更加密切起来。省委曾先后派湘东特委委员袁德生、醴陵县委书记杜修经等为巡视员,多次来到井冈山。
  湖南省委对井冈山发出的指示,最初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他们在五月间给毛泽东、朱德等的信中,强调目前应该积极的,是更加深入湘赣边界的斗争,造成群众割据,“应以宁冈做军事大本营”。这些主张,毛泽东表示同意。他在六月十六日以边界特委名义给湘、赣两省委转中共中央的信中,再次申述坚持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三条理由:“A、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B、党在此间是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C、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但湖南省委到六月十九日的信中却提出:“以后四军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与湘南工农暴动相一致,进而造成湘南割据,实现中央所指示的割据赣边及湘粤大道计划。”⒃同月二十六日,又致信边界特委:“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并致信四军军委:“希望毫不犹豫的立即执行。”规定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和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以毛泽东为书记;派杜修经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⒄
  湖南省委这个指示,使毛泽东十分为难。三月间,他已有过奉湘南特委之命进军湘南而使井冈山根据地遭受损失的惨痛教训。现在,统治阶级正处在暂时稳定时期,湖南的国民党兵力又比江西强得多,向湘南进军显然十分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对上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但他这时已对事情看得很清楚了,决心力持异议。
  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进行讨论,杜修经、袁德胜也参加了。会议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
  会后,毛泽东在七月四日代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写了报告,陈述作出这个决定的六条理由:一、红四军正根据中央和湖南省委批准的计划,建设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根据地,洗刷“近于流寇”的“遗毒”,永新、宁冈二县群众已普遍起来,不宜轻率变动。二、“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省冲击,反转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三、“宁冈能成为军事大本营者,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四、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这都是因为“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的缘故。因此,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建设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求得巩固的基础,这“绝非保守观念”。五、湘南各县经济破产,土豪打尽。四军此刻到湘南去,经济困难绝不可能解决。六、“伤兵增到五百,欲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不去又不可能,此亦最大困难问题之一”。这六条不能冒进湘南的理由,总结了以往全国暴动的经验教训,对情况分析得实实在在,把道理讲得十分透彻。他最后写道:“上项意见,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祷!”⒅
  七月中旬,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发动第一次“会剿”,红四军分两路反击。湖南省委巡视员不顾永新联席会议的决议,一味坚持要执行省委的命令,乘红二十八、二十九团占领湖南酃县、毛泽东等远在江西永新的机会,附和红二十九团(成分主要是湘南宜章县的农民)不习惯过山上的艰苦生活、想回家乡的情绪,把大队拉向湘南,军委做工作也阻止不住。毛泽东在永新从陈毅信中得到这个消息,非常着急,立刻给陈毅等回信,派茶陵县委书记江华带队火速送去。这封信要求红军大部队按永新联席会议决议行事,断然停止去湘南的行动,因为“敌人太强大,去了必然失败”。⒆干部会讨论了毛泽东的信,第二天往回走。但到了湘赣交界的沔渡时,第二十九团官兵硬是不过河,有的撂下枪,声言不回湘南就不干了。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十八团也被迫跟着南下。
  红四军这两个团到湘南后,攻打郴州先胜后败,第二十九团士兵便不听指挥,自行散回家乡。一个原来有相当战斗力的团只余下约二百人,编入第二十八团。这件事说明,要把农民武装改造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这个团溃散后,第二十八团撤到桂东。
  毛泽东正在永新领导军民以游击战术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十一个团近一个月。八月中旬,他又抵制了中共湖南省委代表送来的要求红四军向湘东发展的《补充指示》。接着,得知红四军大队在湘南失败,他立刻决定以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和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自己率领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到湘南迎回第二十八团。
  国民党军队乘红四军主力远离的机会发动猛攻,侵占边界各县城和平原地区,焚烧房屋,屠杀人民,湘赣边界遭受严重摧残。杨克敏在不久后写的一个综合报告中说:“这个时期要算是边界极倒霉的时期,割据的区域,只有井冈一块地方,宁冈也丧失了,山上是我们的势力,山下则为敌人的势力。土豪劣绅乘机报复,残杀焚烧,逼债收租,一时闹得乌烟瘴气。恰恰那时割禾了,我们分了田的地方,到此时农民要收获的时候,忽然失败了,分了的田都不能算数,真是无可奈何。当时有一句口号:‘农民分田,地主割谷’,真是太不值得。我们别的军事上政治上的失败都不算事。只有分了田而农民收不到谷,才是真真的大失败呢!”⒇这次惨痛的教训,史称“八月失败”。

保罗在余生中就基督教的问题进行思索和写作,并为这个新的宗教收罗信徒。他在传教活动期间,广泛漫游了小亚细亚、希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保罗对犹太人的说教远不如早期一些基督教徒那么成功,事实上他的举止常常引起极大的仇视,连生命也有几次遭到威胁。但是保罗对非犹太人的说教却非常成功,所以人们常说他是“非犹太人的使徒”。没有任何其他人在传播基督教中起到了这么重大的作用。

  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日夜兼程南下,于八月二十三日在湘南桂东同大队会合。毛泽东见到军委书记陈毅时说:“打仗就如下棋,下错一着马上就得输,取得教训就行了。”第二十八团在受到挫折后,情绪低落,见到毛泽东率队来接十分高兴,有的人说这是“第二次会师”。在桂东县城举行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返回井冈山。
  返回井冈山途中,毛泽东得知有的红军战士因为饥饿,吃了农民地里的苞米,就通知部队集合,就地进行群众纪律教育。他亲自在一块竹牌上写道: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米吃光了,违犯了纪律,现在把两元钱(光洋)埋在土里,请收下。
  留守井冈山的何挺颖、朱云卿等,指挥红军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凭黄洋界天险抵抗国民党军队四个团的猛烈进攻,后来用仅有的一门迫击炮,打中敌军冲锋密集区。敌军指挥官以为红四军主力已回井冈山,立刻命令部队撤退。毛泽东听到这个喜讯,挥毫写下《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井冈山根据地虽然在八月间遭受严重摧残,但朱毛红军返回后,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损失不大,“在一个失败之后,政策方面较前进步,单独军事行动、打硬仗、忽略地方武装冒进观念等,皆渐次改变。”回师后,部队稍有休息,各种组织有切实的整顿,军队训练也有进步。毛泽东、朱德随即率领红军大队开展恢复井冈山根据地的工作,取得三战皆捷的胜利:九月十三日,红四军主力攻克遂川县城;十月一日,在茅坪附近的坳头垅伏击成功,歼敌一个营,并乘胜收复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宁冈县城;接着,红四军主力又在龙源口歼敌一个营,第四次占领永新县城。这样,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第二次“会剿”被打破了。
  在这段时间内,原国民党第八军吴尚部毕占云营长率一百二十多人起义;原国民党军向成杰部营长张威也率一连多人投入红军。他们分别改编为红四军特务营和独立营。
  针对湘赣边界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毛泽东指导边界各县党组织进行整顿。经过整顿,党员数量虽减少,战斗力仍得到了增强。
  十一月初,毛泽东收到中共中央的六月四日的指示信。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同中央联系上了。六日,在茨坪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会上,根据中央来信指示,成立中共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乔生、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前委统辖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

在罗马帝国东部作三次传教漫游后,保罗返回耶路撒冷。他在那里被逮捕,最后被送往罗马接受审判。我们不知道这场审判是怎样结束的,也不知他是否曾离开罗马。但是他最终在罗马附近被处以死刑(很可能在64年)。

  一年多来的井冈山斗争,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的结果。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它们都是宝贵的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前进的新起点。随着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逐步恢复,毛泽东对一年多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的总结,作出新的理论概括。
  他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一月先后写成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作,便是这种总结和概括的集中表现。
  为什么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能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这既是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个现实问题。当时,党内还有人对上井冈山这件事有非议,跟随上山的也有人对红军能不能站住脚有怀疑。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人们便不能在斗争中看清发展的前途,就不能懂得怎样恰当地对待周围的环境,也不能从根本上回答红军中一部分人存在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这种奇事的出现有它独特的原因和相当的条件:第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使白色政权之间存在着长期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造成小块区域的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第二,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长期存在的地方,是经过第一次大革命深刻影响、工农士兵群众曾经大大起来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第三,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决定着小块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是没有疑义的。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一个要紧的条件。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他进一步阐明: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而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
  毛泽东阐述“工农武装割据”是党领导下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密切结合: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没有土地革命,红军战争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和发展;不建设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土地革命成果就无法保持。这是湘赣边界斗争的主要经验。
  毛泽东相当突出地提出了“中间阶级”的问题。他写道:“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过重的打击是主因。”过重打击中间阶级的结果,使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他具体地分析对待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指出:“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怎样对待中间阶级,是一个关系到能不能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队伍、夺取革命胜利的根本问题。而要团结中间势力,就必须坚决纠正那种打击中间势力的“过左的政策”。这个问题,此时还只是刚刚提出,以后在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中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他所以能认识这个问题,正是从实际斗争生活中经过冷静观察和深入思考得来的。
  对政权问题,毛泽东也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见解。他看到边界各地存在一种现象:“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做法,是违背民主制度、违背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的。因此,毛泽东得出结论:“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
  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区域各项政策中最基本的内容。在十月上旬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和修改,在十二月间正式加以颁布。这个《土地法》规定:分配土地,主要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一般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遇特殊情况时得以几个乡或区为单位;分配后,主要归农民个别耕种。它是一九二七年冬天到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内井冈山地区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这场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在几个县的范围内实行土地改革的第一次尝试,在此以前是没有这种经验的。这个初次制定的土地法还存在一些缺陷:一是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容易侵犯中农的利益;二是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这些,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改正了。尽管如此,贫苦农民因为分得了土地,革命和生产积极性都大大提高,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在实践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形成的。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毛泽东多次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中央通过多种方式,向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介绍井冈山斗争这个在当时最完整、最成熟的经验。从一九二八年夏季起,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政治通讯》等刊物上经常登载有井冈山斗争内容的文章。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讲道:“惟朱毛在湘赣边境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这样做,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验的影响,帮助许多红军和根据地领导人开阔了眼界,加快了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进程,推动了各地革命形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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