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有震慑的100个人,王洪同志文传

“这儿呢!”本山在另一个房间大声应着,“见亮了!”

  “造反”生涯的起点

  99. 玛哈维拉
[美]迈克尔·H·哈特 著 苏世军 周宇 译

就在我走以后,他想出了一个主意,解决了之前小品结构上的重大问题。只要让牛哥演的“策划”扛着摄像机去老两口家“采访”,老两口“开机”就对着镜头说假话,因为录像带是要放给别人看的,“关机”就恢复正常,在自己家里说实话,这样就不用安排“记者”坐在人堆儿里提问了,而且该有的“包袱”一个也不会少。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上午十时,上海国棉十七厂医务室旁,贴出一张气派非凡的大字报。

约公元前599~前527

为了这个点子,本山和作者他们兴奋得连喝三瓶白酒,直喝到早晨六点。我不得不承认他真是个天才。

  大字报上方,贴着三条通栏大字标语:

玛哈维拉(意思是“伟大的英雄”)这个称号,耆那教徒通常用来指创立其宗教的主要人物──筏驮摩那。

这回跟本山一起排练,我突然体会到黄宏当年跟我合作《超生游击队》时的苦恼。不知是年岁不饶人还是身体不盯劲,他动辄“跟个孕妇似的”,让我感到跟他合作“太困难了”。

  “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筏驮摩那于公元前599年出生在印度东北部,与乔达摩·释加牟尼同生在一个地区,但是比后者早三十多年。事实上他俩的生平的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筏驮摩那是一个酋长的次子,与乔达摩一样是在十分奢侈豪华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的。他30岁时,抛弃了万贯家产、妻室儿女(他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女几)和舒适的环境,毅然去寻求精神真理和精神成果。

“丹丹,我半拉脑袋疼。”他低着头捂着脑袋。

  “坚决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

筏驮摩那当上了地位很低、磨难很深的巴湿伐那陀派修道士。他进行12年沉思反省,在所有这个期间忍受着极度的苦行和贫困。他经常禁食,分文皆无,甚至连一个喝水和乞讨用的小杯和小碟也丢弃了。”虽然他起初还保留一件外衣,但是过一阶段也把它丢掉了,一丝不挂地到处行走。他情愿让昆虫在他裸露的身上爬行,甚至当它们咬他时也不把它们抹去。即使在巡回圣人比在西方更普遍的印度,马哈维拉也因其仪表和举止而常常遭受奚落、污辱和殴打,他毫无反抗地忍受着所有这一切的打击。

“那你是不是得睡会儿?”

  “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

玛哈维拉42岁时认为自己终于获得了精神启蒙,在余后的三十年中,他一直在宣讲自己所获得的精神洞察力。他于公元前527年去世,当时已有很多弟子。

“必须睡会儿。”

  大字报的醒目标题是《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长长的大字报,共分三个部分:

从某些方面来看,玛哈维拉的学说与佛教和印度教的学说非常相似。耆那教徒认为当一个人的肉体死去时,他的灵魂并不一同死去,而是重新赐给某个其它生物(不一定是人)。这种死后灵魂转生的学说是耆那教的思想基础之一。耆那教徒也相信羯磨──
一种认为一个人的行为在道德上所产生的结果会影响其未来命运的学说。从一个人的灵魂里解除堆积起来的罪过的重负,从而使灵魂得到纯洁,是耆那教的一个主要目标。玛哈维拉教导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解除肉体的快乐来实现,特别是耆那教徒应该实行严厉的苦行。值得注意的是把自己饿死却被认为是值得赞扬的举动。

一觉醒来后,“丹丹,太饿了,都4点半了。”

  (一)厂党委不抓阶级斗争;

耆那教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特别强调不害即非暴力学说。耆那教徒着重指出不害不仅包括对人而且包括对动物的非暴力行为。他们食素就是这种信念所带来的一个结果。但是在对不害原则的贯彻执行上,虔诚的耆那教徒远远地超出了这一范围:毫不夸张地说,一位虔诚的耆那教徒不杀死一个苍蝇,也不在黑暗处吃东西,因为这样会无意中把一个昆虫吞下去,造成它的死亡。事实上,一个十分虔诚而富裕的耆那教徒走路时要雇一个人在他前面扫路,这样他就不会无意中把一个昆虫或蠕虫踩死。

“4点半你就‘太饿了’?你中午吃了好几碗呢!”我惊愕地看着他。

  (二)执行修正主义路线;

根据这样的信条当然就会推出耆那教徒无论如何也不会去耕田。事实上耆那教徒真的不去务农,就此而论,许多其它从事体力劳动的职业也受到该宗教的禁忌。耆那教十分典型地说明,宗教学说会多么强烈地影响一个全体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耆那教徒虽然生息在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国家里,但是许多世纪以来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从事贸易和财务工作。耆那教徒的宗教态度还使他们对勤劳进行奖赏,因此无怪乎耆那教徒是一个兴隆的团体,他们当中在印度从事脑力劳动和文艺事业的人按其数目来说占有很高的比例。

“不行了,这一上了年纪,就仗着嘴壮了。”

  (三)把群众意见当耳边风。

最初耆那教没有世袭制度。但是由于不断地与印度教相互影响,耆那教内部也发展了一种世袭制──虽然远不如印度教那样偏激。同样虽然玛哈维拉从未亲自谈过神,但是通过与印度教的接触,还是表现了对神的某种崇拜。由于玛哈维拉没有著作,因此耆那教可能就不可避免地从印度教中吸收了某些成份,但是耆那教对印度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耆那教在道德上反对用动物作祭品,反对吃肉食,这似乎对印度教的习惯也有显著的影响。而且耆那教的非暴力学说还不断地影响着印度的思想,甚至直到近代还是如此。例如,甘地就强烈地受到耆那教哲学家世利玛维·拉伽强德拉(1867—1900)学说的影响,把他看作是自己的一代宗师,即一位精神导师。

不过别看他在台下事儿多,要吃,要睡,台词说得上句不接下句,情绪也总拿捏不好,让我操够了心着够了急,一上台他什么都好了,台词一个字儿不带错,演得“岗岗地”。

  这便是号称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耆那教从来都不是一个人数非常众多的团体,今天在整个印度也只有二百六十万个教徒。这听起来并未占世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但是如果把2500多年间耆那教徒加起来计算,其数目是相当大的。在评价玛哈维拉的影响时,耆那教对其教徒一生所产生巨大的、连续性的影响,甚至也许会比大多数别的宗教对其教徒的影响还要大。

  那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出现在北京大学大膳厅东墙,标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作者共七人,领衔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经毛泽东亲自批准,这张大字报于六月一日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里向全国播出。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加上了耸人听闻的际题:《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同版,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于是。“文化大革命”这把火,就点燃起来了。

注:

和本山在一起永远那么放松,口无遮拦。拿他开玩笑,轻了重了他都不会介意,也不会让“包袱”掉在地上。我永远敢在他面前说最诚实的话,诸如“那个小品你演得真臭!”“你这样不对!”“你太过分了!”……他从来都“惯”着我,像个大哥哥。

  仿佛东施效颦,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也来了个七人签名,领衔者便是王洪文。

①羯磨;梵文Karma的音译,意译为“业”或“办事”。佛教名词。指僧团按照戒律的规定,处理僧侣个人或僧团事物的各种活动。如受戒羯磨、忏悔羯磨等。在律藏里有专门的“比丘羯磨”、“比丘尼羯磨”,并有各种“羯磨”、“羯磨法”,以作为僧团活动的准则。《四分律行事钞》卷上一:“《明了论疏》翻为业也。所作是业,亦翻为所作。《百论》云事也。若约义求,翻为办事,谓施造遂法,必有成济之功焉。”

有的人读过很多书,却不明事理,本山却是一个不必读书的帅才,常常无师自通。我们在一起演小品,他在角色中倾注着他对生活的认识,带着感情。他的企业做得很大,很成功。因为本山,我相信天底下一定有一种人是“不学有术”的。

  沸沸扬扬,那张大字报刚一贴出,上海国棉十七厂就轰动了。工人们挤在大字报前,想看一看王洪文怎样“剥开”党委的“画皮”……

②不害:梵文Ahimsā意译。佛教名词。有部大善地法之一,法相宗善法之一。谓以慈悲为怀,不害众生。《大乘广五蕴论》“云何不害?谓害对治,以悲为性。谓由悲故,不害群生。是无瞋分,不损恼为业。”

  虽说那时候的王洪文,压根儿不认得聂元梓,然而当他从《人民日报》上读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便打心底里敬慕那个“造反女人”。在私下里,他在保卫科同科员孙一中、内勤董秋芳以及厂党委组织科档案管理员唐文兰一起,议论着如何“揭发”厂党委。

  六月十一日下午,王洪文要唐文兰打开档案室的门。那是一个“闲人莫入”的地方。王洪文把房门关紧,躲在里面挥笔疾书,写出了那张《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的大字报底稿。写罢,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吐出了多年来积聚在心头的闷气、怨气、怒气。这张大字报成了王洪文“造反”生涯的起点。

  第二天清早,大字报由董秋芳抄毕,保卫科和组织科的五个人签了名,加上执笔者王洪文共六个人。

  “六个人不行——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则是七个人签名的!”王洪文颇为遗憾地说。

  就在这时,财务科的一个出纳员路过保卫科。王洪文一把拉住他:“你敢不敢签?”

  就这样,终于凑齐了七个人!

  “光是大字报,还不够劲儿。”王洪文又想出了新主意,“再来几条大字标语,造造声势!”

  于是,由王洪文口授,保卫科的另一个科员执笔,写了三条通栏大字标语。

  “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王洪文口授了第三条标语。

  可是,写标语的人却写成了“坚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

  “不行,写‘坚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不行,口气太轻了。”王洪文振振有词地说道,“你们注意了没有?前几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是‘盘根错节’,那就不是一般的根子,而是‘老根’。我们厂党委的问题跟前北京市委一样严重,所以应该写‘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

  经王洪文这么一解释,他的那六位“战友”才恍然大悟。

  “看不出,小王的肚子里学问不小哇!”

  “小王是吃‘政治饭’的料子!”

  在他的“战友”们恭维声中,王洪文眉开颜笑了。

  在朝鲜战场,他想溜;干保全工,他只是混;去崇明围垦,他想逃。虽说他“做过工,种过田,打过仗”,集“工农兵”于一身,却从来不是一个好工人、好农民、好战士。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中,王洪文顿时空前地活跃起来。他敏感地意识到;出头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平常不读书、不看报的地,一下子成了一个“学习模范”:他仔细钻研过江青化名“高炬”发表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反复捉摸过姚文元的《评“三家村”》,逐篇研究过《人民日报》自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来发表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

  仿佛有了灵犀似的,他的心跟那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息息相通,一个蹩脚的保全工,成了一个善于观察政治行情的投机家。他,吃“技术饭”是门外汉,吃“政治饭”成了行家里手……

  虽说在王洪文之前,上海国棉十七厂里已经贴出一些大字报,无非是表表态或者揭发一些鸡毛蒜皮之类小事。王洪文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一发重磅炮弹,作者之中六人在保卫科、组织科等要害部门工作,深知内情,对上海国棉十七厂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大字报在上午十时刚刚贴出,上海棉纺公司党委书记陈志达便于上午十一时赶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来看这张大字报……

  “保卫科事件”

  王洪文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聂元梓,成了那里的风云人物。

  几十张、几百张大字报贴出来了,对王洪文进行反击。

  王洪文忽然“病了”。六月十六日,他把一张病假单塞到了保卫科代科长王有富手里。

  外滩。上海最早的公园——黄浦公园。往日,那里是恋人们双双对对、花前月下的地方。如今,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里,也把卿卿我我扫荡殆尽。王洪文出现在冷落的黄浦公园里。他的几位共同揭竿而起的“亲密战友”也来了。……

  自从“造反”以来,王洪文的定海路小屋,每天夜里都成为他的“战友”们聚会之处。不再打扑克,不再下象棋,不再划酒拳,不再开“无轨电车”。他们秘密商量着怎样继续“炮轰”厂党委。

  小屋座落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咫尺之近的穷街,四周也住着厂里的工人。在小屋聚会已经引起邻居们的注意。

  于是,他们转移到外滩的黄浦公园。王洪文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几个“战友”之中的头头。

  经过一番计议,王洪文作出两项决定;

  第一,到中共上海市委和纺织局党委去告状;

  第二,继续写大字报揭发厂党委。

  请了“病假”去告状,毫无结果。王洪文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小屋,把心中的愤懑倾泻在横格本上。

  这一回,由王洪文起草,唐文兰在他家小屋抄写,完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六月十八日清早,一张长长的大字报在厂里贴出后,挤满了观看的工人。那醒目的标题:《再揭厂党委修正主义干部路线!》。“领衔作者”又是王洪文!

  上海国棉十七厂里的气氛骤然紧张。针锋相对,有人在王洪文的大字报旁边,贴出另一张引人注目的大字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洪文猛烈开火!》。

  顿时,王洪文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新闻人物”、“争议人物”,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

  矛盾急剧激化,终于发生了“保卫科事件”……

  那是六月十九日晚九时,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路过保卫科门前时,发觉里面亮着灯光。最为奇怪的是,保卫科的门不仅里面锁着,而且门外还用一把挂锁反锁着。

  “这么晚了,是谁在里面?”张鹤鸣敲门,无人答应。

  保卫科是机要部门。敲门不开,显然不正常。张鹤鸣随即喊来了一些人,乒乒乓乓地敲门,依然无人答应。

  九时四十五分,终于把保卫科的一个工作人员找来。那门,便是他反锁的——

  原以为门外也用锁锁上,不会有人知道屋里有人。可是,从窗口射出的灯光,却“泄漏”了秘密。

  保卫科的门打开了。

  人们一拥而入,真相大白:王洪文和另两个人正在里面写大字报!

  双方紧张地对峙着。

  张鹤鸣发话了,批评王洪文:“保卫科是厂里的重要部门。你把门反锁,万一有事,里面的人出不来,外边的人进不去,谁负责?”

  王洪文双眼喷出愤怒的火焰,他不正面答复张鹤鸣的质问,转移了话题:“我们要写厂党委的大字报,你身为党委副书记,带人闯进来,分明压制民主,压制群众,压制革命行动!”

  唇枪舌剑,双方争吵起来。

  工人们见王洪文蛮不讲理,把他团团围住。激烈的争论声,惊动了厂部办公大楼……

  第二天,“保卫科事件”见诸大字报。批判王洪文的大字报,骤然增多了。

  王洪文呢,也用笔反击,贴出一张又一张大字报,指名道姓斥骂张鹤鸣,口口声声称他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那时的上海国棉十七厂党委没有正书记,因此副书记张鹤鸣便是厂里的第一把手。在王洪文看来,要想夺取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权,张鹤鸣非打倒不可。不过,要打倒张鹤鸣亦非易事:一是张鹤鸣不过四十来岁,没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之类辫子可抓;二是张鹤鸣在工人中享有颇高的威信,一大批工人死保张鹤鸣……

  王洪文搅得上海国棉十七厂一片混乱,使这家九千人的大厂,成为上海纺织系统最乱的一家工厂。

  为了使上海国棉十七厂能够维持正常的生产,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上海纺织工业局党委决定,派出工作队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

  就在局工作队到达的翌日,王洪文以大字报表示“迎接”。那大字报的标题便是:《再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鹤鸣》。

  六月三十日,王洪文又在厂党委扩大会议上作长篇发言,“揭发”、“批判”张鹤鸣。

  在这最初的“造反”岁月里,王洪文显示了他的蛊惑力、煽动力和组织能力。

  他的定海路小屋,人来人往,象个茶馆一样热闹非凡。

  他从孤立之中挣脱出来。他的周围,有了一批支持者。他成了这群支持者的核心。

  “我们的目标,是打倒修正主义的厂党委!”王洪文一再向他的伙伴们强调这一点。

  从七月七日起,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大字报迅速增加。

  据当年的该厂“大字报组”的统计:从七月七日至七月十九日,全厂贴出批判厂党委的大字报达七千五百二十五张!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纺织系统第一个亮出造反旗号的工厂。眼下,厂里造反声势如此浩大,在上海数千家工厂之中,也“名列前茅”了。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动向,引起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注意……

  炮轰工作队

  上海国棉十七厂“骑”在杨树浦路上。路南、路北,都耸立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房。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路南、路北两扇大门旁边,都贴出了巨幅红色标语。

  这清楚地表明,一定有“红色喜讯”降临这家工厂。

  果真,那红纸上写着斗大的黑字:“热烈欢迎市委工作队来我厂领导文化大革命!”“热烈欢迎以施惠珍同志为首的市委工作队进驻我厂!”

  一彪人马,在一个留着短发的四十多岁的女队长的带领下,开进了上海国棉十七厂。

  数千工人聚集在厂里的礼堂。

  女队长登上主席台。她发表长长的关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一次又一次引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

  通过广播,全厂各个角落,都响着她的声音。

  “同志们,我们受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派,前来上海国棉十七厂领导文化大革命……”

  她一说出这句话,台下便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她,施惠珍,当时的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她带领着副队长张六吉、赵戈、焦凤麟,带领着从上海市纺织、公安、工会等各机关抽调的一百多名干部,组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新的领导核心。

  施惠珍是一个早在一九三八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前,先是在上海从事学生运动工作,后来到沪西区私营棉纺厂从事工人运动工作。解放初,她是上海国棉五厂的党委书记。此后,她成为上海纺织工会副主席。从一九五八年起,调往上海市总工会。一九六四年起,出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

  中共上海市委挑选施惠珍担任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作队长,显然经过仔细的考虑。她富有群众工作经验,对棉纺厂又熟悉,而与上海国棉十七厂没有什么人事瓜葛……

  施惠珍经历过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虽说对于眼下这场文化大革命,她并不理解,但她凭借着以往的经验工作着——按党中央的指示办事,按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办事。

  还没有踏进国棉十七厂的厂门,施惠珍就听说了王洪文的名字,知道他是厂里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进厂之后,她就着手了解王洪文其人,摸清此人的情况。

  万万料想不到,厂门口的红色标语还贴在那里,施惠珍在国棉十七厂还没有站稳脚跟,就在市委工作队进厂的第十天,一张大字报震动了全厂:《市委工作队滚回去!》。

  施惠珍读着大字报,心中暗暗吃惊:工作队的内部会议,工作队的动态,大字报的作者怎么一清二楚?

  细细一检查,施惠珍这才发觉,自己用老经验办事,出了个不小的漏洞:在工作队领导之下,建立了“材料组”。这是一个要害部门,负责收集全厂运动的材料。

  施惠珍派了工作队员担任材料组组长,又从厂里的干部中抽调几个人作为组员。按照老规矩,理所当然抽调厂里原组织科、保卫科人员,其中包括唐文兰等。她新来乍到,不知道调来的人员之中,好几个是王洪文的密友。自然,工作队的一举一动,王洪文都清清楚楚。工作队还没有摸清王洪文的情况,王洪文却已摸清了工作队的情况。

  “走了个姓孙的,又来了个猴子!”王洪文在他的小屋里,向他的伙伴们作出自己的判断:市委工作队和厂党委是一路货,施惠珍跟张鹤鸣一个鼻孔出气!

  王洪文掉过了炮口,从猛轰厂党委转向炮打工作队……

  出现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异常动向,通过工作队迅速地向中共上海市委报告。

  当时,中共上海市委正忙着向上海重要的单位派驻工作组,听到上海国棉十七厂里发出反工作组的声音,当即引起了注意……

  上海与北京存在着“时间差”。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北京在六月三日派出第一个工作组——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取代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领导那里的运动。刘少奇沿用的是“老经验”,土改派工作组,“三反”、“五反”

  派工作组,“四清”派工作组,自然,“文革”也派工作组。从六月八日起,北京出现反工作组的浪潮。七月十九日,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已明确地向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

  然而,北京的声音传到上海,并不那么快捷。正因为这样,就在毛泽东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第二天——七月二十日,施惠珍带领工作队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她压根儿不知道,工作组已经成了“处理品”!

  敏感的王洪文关注着来自北京的最新消息。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使他又多了一份“造反”的资本。

  在竞选“文革主任”中败北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全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套红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是八月八日经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决定共有十六条,人们也就简称之为“十六条”。

  热烈欢呼“十六条”之声,震撼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也挤在人群之中,高喊着口号:“誓死捍卫‘十六条’!”“坚决执行‘十六条’!”

  王洪文对“十六条”中的一条,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有条件的单位,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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