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不见雷峰,徐志摩作品赏析

  再不见雷峰,雷峰坍成了一座大荒冢,
    顶上有不少交抱的青葱;
    顶上有不少交抱的青葱,
  再不见雷峰,雷峰坍成了一座大荒冢。

  ①《毒药》、《白旗》、《婴儿》均写于1924年9月底初载于同年10月5日《晨报·文学旬刊》,均署名徐志摩。《毒药》又载1926年《现代译论》一周年增刊。 

谢冕

  为什么感慨,对着这光阴应分的摧残?
    世上多的是不应分的变态,
    世上多的是不应分的变态;
  为什么感慨,对着这光阴应分的摧残?

  今天不是我歌唱的日子,我口边涎着狞恶的微笑,不是我说
   笑的日子。我胸怀间插着发冷光的利刃;
  相信我,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
   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经灭绝了光彩,我的声调是象坟堆里
   的夜鸮因为人间已经杀尽了一切的和谐,我的口音象是冤
   鬼责问他的仇人因为一切的恩已经让路给一切的怨;
  但是相信我,真理是在我的话里虽则我的话象是毒药,真理
   是永远不含糊的虽则我的话里仿佛有两头蛇的舌,蝎子的
   尾尖,蜈松的触须;只因为我的心里充满着比毒药更强烈,
   比咒诅更狠毒,比火焰更猖狂,比死更深奥的不忍心与怜
   悯心与爱心,所以我说的话是毒性的,咒诅的,燎灼的,虚
   无的;
  相信我,我们一切的准绳已经埋没在珊瑚土打紧的墓宫里,最
   劲冽的祭肴的香味也穿不透这严封的地层:一切的准则是
   死了的;
  我们一切的信心象是顶烂在树枝上的风筝,我们手里擎着这
   迸断了的鹞线;一切的信心是烂了的;
  相信我,猜疑的巨大的黑影,象一块乌云似的,已经笼盖着
   人间一切的关系:人子不再悲哭他新死的亲娘,兄弟不再
   来携着他姊妹的手,朋友变成了寇仇,看家的狗回头来咬
   他主人的腿:是的,猜疑淹没了一切;在路旁坐着啼哭的,
   在街心里站着的,在你窗前探望的,都是被奸污的处女:池
   潭里只见些烂破的鲜艳的荷花;
  在人道恶浊的涧水里流着,浮荇似的,五具残缺的尸体,它
   们是仁义礼智信,向着时间无尽的海澜里流去;
  这海是一个不安静的海,波涛猖獗的翻着,在每个浪头的小
   白帽上分明的写着人欲与兽性;
  到处是奸淫的现象:贪心搂抱着正义,猜忌逼迫着同情,懦
   怯狎亵着勇敢,肉欲侮弄着恋爱,暴力侵凌着人道,黑暗
   践踏着光明;
  听呀,这一片淫猥的声响,听呀,这一片残暴的声响;
   虎狼在热闹的市街里,强盗在你们妻子的床上,罪恶在你们
   深奥的灵魂里……

  在记忆中永存

  为什么感慨:这塔是镇压,这坟是掩埋,
    镇压还不如掩埋来得痛快!
    镇压还不如掩埋来得痛快,
  为什么感慨:这塔是镇压,这坟是掩埋。

  “今天不是我歌唱的日子,我口边涎着狞恶的微笑,不是我说笑的日子,我的胸间插着冷光的利刃;”无论如何,这样困兽犹斗式的形象,表面上很难跟风流浪漫的诗人徐志摩联想到一块。作为一个充满诗性,信仰单纯的诗人,徐志摩是爱、美和自由的歌手,他至死也不是一个冷嘲式的人物,一个社会革命的斗士。他宁愿按照詹姆士·杨的乡村复兴计划所描绘的朦胧蓝图,在山西的一个小县进行孤立失败的理想主义试验,而不愿在社会革命的洪流中追波逐浪。然而,当我们读到他的《自剖》,就不仅能发现这种矛盾的深层统一,而且会领悟到理想主义文化品格的特点。在这篇文章中,徐志摩说:“爱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我的神经每每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记得前年直奉战争时我过的那日子简直是一团漆黑,每晚更深时,独自抱着脑壳伏在书桌上受罪,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我的头顶——直到写下了《毒药》那几首不成形的诗以后,我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的缓和下来。”
  其实,理想主义诗人都有表面对立的两面:一面是,敏锐激烈的批判;一面是,倾心倾情的赞美。在这章散文诗中,理想主义者爱和平的生性,由于受黑暗沉闷环境的压迫,酝酿发酵成一种不可遇制的爆发(就情感的激越性质来说,甚至让人联想到闻一多的诗《发现》),一种几乎不加节制的渲泄与诅咒。借以“毒药”为题,几乎象杜鹃啼血般地唱一支“毒性的、咒诅的、燎灼的”哀歌,这里显露出了徐志摩作为理想主义诗人的至情至性。正象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评介鲁迅时说的那样:“这与其说他的天性使然,不如说是环境造成的来得恰对,……刻薄的表皮上,人只见到他的一张冷冰冰的青脸,可是皮下一层,在那里潮涌发酵的,却正是一腔沸血、一股热情……”。同时,“毒药”也是一个极好的意象,不过,徐志摩终不能象波德莱尔和鲁迅那样通过整体的想象力来处理它和发展它,获得情境的象征力量和反讽性,而只是作为“毒性的,咒诅的,燎灼的”激烈情绪的简单比喻。从作品本身看,情感的表现也嫌直露简单,象“因为……所以……”这样逻辑性而非表现性的语式,让人怀疑诗人在冲动的情感面前失去了控制力,因而说这篇作品有滥情主义倾向也不过分。理想主义由于黑暗的压迫产生一种怨毒式的情感是完全可以理喻的,但艺术创造不是情感的渲泄,而是它的驾驭,它的价值和美的表现。感情的渲泄只能产生一种刺激,情感的美和价值的完好表现才能有持久的艺术力量。
  《毒药》在艺术表现上不能算是一篇上乘之作。它有限的成功几乎全得力于情感饱和状态下诗人恣肆汪洋、俯拾皆是的才气。这一点,散文诗的欣赏者和创作者当能自明。
                           (王光明)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

  再没有雷峰;雷峰从此掩埋在人的记忆中:
    象曾经的幻梦,曾经的爱宠;
    象曾经的幻梦,曾经的爱宠,
  再没有雷峰;雷峰从此掩埋在人的记忆中。

  他是这么悄悄地来,又这么悄悄地去了。他虽然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象徐志摩这样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被人们谈论。要知道,不是每一个写诗的人都能获得这般宠遇的。也许一个诗人生前就寂寥,也许一个诗人死后就被忘却。历史有时显得十分冷酷。徐志摩以他短暂的一生而被人们谈论了这么久(相信今后仍将被谈论下去),而且谈论的人们中毁誉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一切就说明了他的价值。不论是人们要弃置他,或是要历史忘掉他,也许他真的曾被湮没,但他却在人们抹不掉的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

  九月,西湖。  
  ①写于1925年9月,初载同年10月5日《晨报副刊》,署名志摩。 

  愈复杂愈有魅力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西湖边上,一座历史悠久,贮满神异传说的雷峰塔的倒掉,曾牵动引发了多少文人的诗心和感慨!
  别的且不说,光是鲁迅,就有著名的系列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等,一再借题议论,深沉感慨。而徐志摩对待“雷峰塔倒掉”这一事件的态度及在诗歌中的表现都是迥然有异于鲁迅的。
  鲁迅眼中的雷峰塔,其景象是:“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论雷峰塔的倒掉》)此真可谓一切景语皆情语。
  对于徐志摩来说,雷峰塔的轰然倒塌震醒了他的“完全的梦境”!这个极其偶然的事件,不啻于是徐志摩个人理想和精神追求遭受现实的摧残而幻灭的一个预言或象征。
  徐志摩不能不面对坍成一座大荒冢的雷峰塔而感叹唏嘘不已。“再不见雷峰/雷峰坍成了一座大荒冢”。描述性的起句就满蕴惋惜感喟之情。“顶上交抱的青葱”,虽象征生命的绿意,但却恰与倒坍成的废墟构成鲜明的对比,勿宁更显出雷峰塔坍成大荒冢后的荒凉。在诗歌格律上,徐志摩是“新格律体诗”热情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惯用相同或相似的句式(仅变更少许字眼)的重叠与复沓,反复吟唱以渲染诗情,此诗亦足以见出徐志摩在新诗格律化及音乐美方面所作的追求。第一节中,第二句与第三句相同,第四句又与第一句相同。呈现为“a,b;b,a”式的格律形式。诗行排列上,则第二、第三句都次于第一、第四句两个字格,这也是徐志摩诗歌中常见的,用意当然是希图借略有变化的“差异”与“延宕”以获得音乐的美和表情达意的效果。如此,首尾呼应、长短相间、一唱三叹,极状惋惜感喟之情。诗歌其余三节的格律也完全与第一节相同。
  第二节和第三节从正反两个方面以抒情主人公自问自答的设问形式表现出诗人主体心态的矛盾和情感的复杂。第二节对雷峰塔的倒掉,抱有明显的惋惜态度,因为诗人是把雷峰塔视如其理想追求的美好象征的。也正因此,诗人把塔的倒掉归结为“摧残”和“变态”。而注意一下“摧残”和“变态”这两个意象前的修饰语(矛盾修饰语),则是颇有意味的。
  “摧残”是“光阴应分”的摧残,说明这是无可奈何的自然发展规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尤如人生的生老病死,世事之沧海桑田,除了象孔夫子那样慨叹几声“逝者如斯夫”外也别无他法。然而,“变态”呢?却又是“不应分的变态”。的确,美好的事物为什么又偏不能永在,而要遭受摧残呢?这当然是一种不公正、“不应分”的“变态”了。诗人还通过这自然界的“不应分的变态”联想到事态人情和现实人生,反复慨叹着:“世上多的是不应分的变态/世上多的是不应分的变态”。这对徐志摩来说,或许可以说是夫子自道、感慨尤深吧!
  在第三节中,诗人似乎总算联想到了关于雷峰塔的传说了。在传说中,雷峰塔下镇压着因追求爱情自由而遭受“不应分的变态”和“摧残”的白蛇仙女。在徐志摩看来,这塔虽然是镇压,但倒坍成坟冢也仍然是“掩埋”(而非“解放”),而且,“镇压还不如掩埋来得痛快。”这似乎是说,“掩埋”比“镇压”更彻底决绝地把追求幸福自由的弱小者永世不得翻身地埋葬在了坟茔中。正因这个原因,作者才反复咏叹:“这塔是镇压,这坟是掩埋”。
  雷峰塔倒掉了,依依的塔影,团团的月彩和纤纤的波鳞……它所曾被诗人特有的“诗性思维”所天真、浪漫、纯美地寄寓的所有幻梦和爱宠,都从此破灭。“再没有雷峰;雷峰从此掩埋在人的记忆中”。全诗就在徐志摩感同深受的唏嘘感慨和一唱三叹的优美旋律和节奏中,如曲终收拨,当心一划,到此嘎然而止。然而,却留下袅袅之余音,让人回味无穷。
  结合徐志摩的创作历程和人生经历来看,《月下雷峰影片》和《雷峰塔》都是诗人回国之初创作的,都收于诗人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值此之际,诗人满怀单纯的英国康桥式的资产阶级理想,如同一个母亲那样,为要“盼望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婴儿》)这时他的诗歌往往充满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也创造了许多优美单纯的理想化的意境——“完全的梦境”。然而,他与林徽音恋爱的破灭,与陆小曼恋爱的艰难重重,倍遭世俗反对,以及当时“五卅事件”、“三·一八”惨案等政治变故,都使诗人脆弱稚嫩的单纯信仰和美好理想遭受一次次不亚于雷峰塔倒掉的幻灭般的打击。因此,到了第二本诗集《翡冷翠的一夜》诗风就发生了一些较明显的变化。而这首《再不见雷峰》正收于《翡冷翠的一夜》,正处于徐志摩人生历程的转折点上。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把此诗看作徐志摩信仰理想的幻灭史和心路历程的自叙状。
                           (陈旭光)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今天仍然觉得他以三十五岁的年华而“云游”不返是个悲剧。但是,诗人的才情也许因这种悲剧性的流星般的闪现而益显其光耀:普希金死于维护爱情尊严的决斗,雪莱死于大海的拥抱,拜伦以英国公民的身份而成为希腊的民族英雄,在一场大雷雨中结束了生命……当然,徐志摩的名字不及他们辉煌。他的一生尽管有过激烈的冲动,爱情的焦躁与渴望,内心也不乏风暴的来袭,但他也只是这么并不轰轰烈烈地甚至是悄悄地来了、又悄悄地去了。但这一来一去之间,却给我们留下了恒久的思念。
  也许历史正是这样启示着人们,愈是复杂的诗人,就愈是有魅力。因为他把人生的全部复杂性作了诗意的提炼,我们从中不仅窥见自己,而且也窥见社会。而这一切,要不凭借诗人的笔墨,常常是难以曲尽其幽的。
  这是一位生前乃至死后都有争议的诗人。象他这样一位出身于巨商名门的富家子弟,社交极广泛,又在剑桥那样相当贵族化的学校受到深刻熏陶的人,(正如他在《吸烟与文化》中说的:“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由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他的思想的驳杂以及个性的凸现,自然会很容易地被判定为不同于众的布尔乔亚的诗人,特别是在二、三十年代之交那种革命情绪高涨的年代。
  茅盾以阶级意识对徐志摩所作的判断,即使在现在读来,也还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喟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①茅盾从徐志摩《婴儿》一诗入手,分析徐志摩所痛苦地期待着的“未来的婴儿”乃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但是茅盾依然注意到了徐志摩自己颇为得意的一位朋友对他的两个字的评语:这便是“浮”和“杂”(“志摩感情之浮,使他不能为诗人,思想之杂,使他不能为文人。”②)这两个字概括了这位诗人性格和思想的特点。徐志摩思想的“杂”是与他为人处世的“浮”联系在一起的。“他没有闻(一多)氏那样精密,但也没有他那样冷静。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③朱自清这一评语是知人之言。他接受得快,但却始终在波动之中。  
  ①茅盾:《徐志摩论》。
  ②见陈从周《徐志摩年谱》第54页。徐志摩在引用这两句话后写道:“这是一个朋友给我的评语。煞风景,当然,我的幽默不容我不承认他这来真的辣入骨髓的看透了我。”
  ③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茅盾对徐志摩的批判是尖锐的。人们今天可能会不赞成他的判断,但这种判断是建立于具体材料之上的,没有后来为我们所熟悉的那种极端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习惯于以《秋虫》、《西窗》两诗的个别诗句和基本倾向给徐志摩“定性”。但是,思想驳杂的徐志摩的确也有过相当闪光的思想火花。他曾经热情赞美过苏联革命:“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他在这篇题为《落叶》的讲演的最后用英语所呼喊的“Everlasting yea!”(“永远用积极的态度去对待人生”),应当说是真诚的。
  徐志摩为世所诟病的《秋虫》、《西窗》二诗均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也就是这一年,徐志摩在五三惨案当日的日记中对时事发表了相当激烈的意见:“上面的政府也真是糟,总司令不能发令的,外交部长是欺骗专家,中央政府是昏庸老朽收容所,没有一件我们受人侮辱的事不可以追源到我们自己的昏庸。”(《志摩日记》)同年七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致恩厚之信中,谈到国内形势:“虽然国民党是胜利了,但中国经历的灾难极为深重。”①又,在纽约致安德鲁信:“内战白热化,毫无原则的毁灭性行动弄到整个社会结构都摇动了。少数有勇气敢抗议的人简直是在荆棘丛中过日子……”②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致陆小曼信,谈旅途中见到劳苦者生活状况时的心情:“回想我辈穿棉食肉,居处奢华,尚嫌不足,这是何处说起”,“我每当感情冲动时,每每自觉惭愧,总有一天,我也到苦难的人生中间去尝一份甘苦。”③  
  ①邵华强:《徐志摩文学系年》。
  ②同上。
  ③同上。 

  徐志摩就是这样的一位说不清楚的复杂的人。他一方面可以对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极为景仰,一方面又可以极有兴味地谈论巴黎令人目眩的糜烂以及那里的“艳丽的肉”①。他的思想驳杂这一事实,长期地受到了忽视。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一些评论家论及他的艺术,往往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进行概括,判之以“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论及他的思想倾向,则更为粗暴,大概总是“反动、消极、感伤”一类。  
  ①徐志摩:《巴黎的鳞爪》。 

  建立在这样一种并不全面的认识基础之上,否定一位有才华的诗人的地位是容易的。不容易的是改变一种旧观念和建立一种新观念。这种新观念是承认诗人作为人,他有自己的素质(包括他对人生和历史的基本态度)以及可能有的局限,并且承认产生这种现象是自然的。诗人作为一个易于受到社会的和自然的各种条件影响的人,他的思想情感是一种动态的存在,前进或后退都是可以理解的必然。
  我们要求于诗人的首先是真。真正的诗人必须是真实的人,作为社会的人。这本身就先天地意味着“不单纯”。要是我们以这种观念看徐志摩,那末,在徐志摩身上体现出来的复杂、矛盾、不单纯,正是作为诗人所必有的素质。我们不妨进一步论证:处于徐志摩那样的年代,一批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因长期的闭塞而对世界上的事物怀有新鲜感,他们的广泛兴趣和不及分析的“吞噬”,不仅是求知欲的显示,而且体现了“寻找药方”的热情。所谓的——

  我不知道风
  是在那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黯淡是梦里的光辉。

  这当然表现了他的惶惑。但是,这惶惑却正是“风来四面”的急切间,难以判断与选择的复杂局面所造成。
  当时的知识界普遍地有一种以学业报效国家的热情,徐志摩无疑也怀有这样的信念。一九一八年,徐志摩离国后曾作启行赴美分致亲友书:“今弃祖国五万里,违父母之养,入异俗之域,舍安乐而耽劳苦,固未尝不痛心欲泣,而卒不得已者,将以忍小剧而克大绪也。耻德业之不立,遑恤斯须之辛苦,悼邦国之殄瘁,敢恋晨昏之小节,刘子舞剑,良有以也,祖生击楫,岂徒然哉。”徐志摩曾经作过《自剖》、《再剖》。他对自己的解剖是无情的,他也深知自己的性格:“我的心灵的活动是冲动性的,简直可以说痉挛性的。”(《落叶》)
  只要我们不把诗人当作超人,那么,以一句或两句不理想的诗来否定一个诗人丰富的和复杂的存在的偏向,就会失去全部意义。显然是结束上述状态的时候了。因为新的时代召唤我们审视历史留下的误差,并提醒我们注意象徐志摩这样长期受到另种看待的诗人重新唤起人们热情的原因。

  文化性格:一种新的融汇

  从清末以来,中国先进知识界不同程度地有了一种向着西方寻求救国救民道理的觉醒。由于长期的闭锁状态,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外来文化时一般总持着一种“拿来”实用的直接功利目的。更有甚者,他们急于把这一切“中国化”(有时则干脆叫做“民族化”),即以中国的思维观念模式急切地把外来文化予以“中国式”的改造。因此,一般的表现形态是“拿来就用”、“拿来就走”,很少能真正“溶入”这个交流,并获得一个宽广的文化视野,从而加入到世界文化的大系统中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性格的闭锁性,限制了许多与西方文化有过直接接触的人们的充分发展。徐志摩在这个变流中的某些特点,也许是我们期待的。他的“布尔乔亚诗人”的名称,也许与他的文化性格的“西方化”有关。这从另一侧面看,却正是徐志摩有异于他人的地方。在新文学历史中,象徐志摩这样全身心“溶入”世界文化海洋而摄取其精髓的人是不多的。不无遗憾的是,他的生命过于短暂,他还来不及充分地施展。但是,即使在有限的岁月中,他的交游的广泛和深入是相当引人注目的。
  一九一八年夏,徐志摩离国去美。一九二○年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离美赴英,一心要跟罗素学习。他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说:“我到英国是为要从罗素。……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票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这个愿望因罗素在剑桥的特殊变动而未果。但次年他还是与罗素会了面。
  徐志摩于一九二二年会见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这次会见留给他毕生不忘的记忆。“我见曼殊斐儿,比方说只不过二十分钟模样的谈话,但我怎么能形容我那时在美的神奇的启示中的全生的震荡?——我与你虽一度相见——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果然,要不是那一次巧合的相见,我这一辈子,就永远也见不着她——会面后不到六个月她就死了。”从《哀曼殊斐儿》中可以看出他们由片刻造成的永恒的友谊:

    我昨夜梦入幽谷,
  听子规在百合丛中泣血,
  我昨夜梦登高峰,
  见一颗光明泪自天堕落。
  ……

  我与你虽仅一度相见——
  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
  谁能信你那仙姿灵态,
  竟已朝雾似的永别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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