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王洪文传

  “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冒着上海三十八摄氏度的酷暑,我终于写完这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王莹惨遭江青毒害

  江青伺机反扑。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屈指算来,我进行总题为《“四人帮”的兴衰》(初名《浩劫》)的系列长篇的写作,已进入第四个年头。

  蓝苹变为江青,江青终于成了“旗手”。

  事情的发生,颇为偶然:

  这是一次艰难的长途跋涉。经过四年的苦斗,终于完成了四部长篇:《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以及这部刚刚完成的《王洪文传》,分别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立传。

  当菜青虫长出漂亮的翅膀,变成粉蝶之后,其实它的身子,仍保持当年菜青虫的形态。

  那是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一个四十四岁的女讲师,奉召进入中南海,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我进行这一百多万字的系列长篇的写作,最初是从两本书中得到启示:

  “旗手”蜕化于蓝苹。虽然“旗手”戴上了种种眩目的光圈,仍处处流露当年蓝苹的气质:骄横,傲慢,虚伪,阴险;志大才疏,却又从不甘居人下;反复无常;一切随我所欲;刚愎自用;历来我行我素;好吹好擂,最喜阿谀奉承……

  她叫芦获。笔者在一九九○年六月与芦获作了长谈。据她说,本名芦素琴,一九三一年出生在东北辽阳。曾就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进入解放区,改名芦荻。

  一是当时陆陆续续读到的巴金的《随想录》。巴老对于“文革”的深刻、尖锐的鞭答,给了我以思想上的震撼。巴老在《随想录》中一再提醒读者,要“牢牢记住‘文革”’。他说出了振聋发聩的话:“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不过,“旗手”有权有势,也有两点是当年的蓝苹所无法企及的:

  一九五四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中调往北京大学中文系。

  另一本给我以启示的书是美国威廉·夏伊勒所著的长卷《第三帝国的兴亡——

  第一是报复。利用手中的大权,对一切“私敌”实行报复,以至置于死地而痛快。

  毛泽东患眼疾以来,虽有张玉凤为他读文件、信件,但他毕竟是个酷爱文史、手不释卷的人,要张玉凤读古籍,就勉为其难了。为此,毛泽东要中共中央办公厅遴选一位熟悉古典文学的大学教师,为他侍读古籍。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前往北京大学,从中文系教师中初选了四位,内中有芦获。毛泽东听了关于这四位教师的简历介绍,选中了芦荻。其原因是毛泽东曾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历代文选》一书,芦荻是选注者之一,他熟悉她的名字。

  纳粹德国史》。作者掌握了纳粹德国的四百八十五吨档案,花费五年半,写成一百三十万字的长篇。在卷首,作者引用了桑塔亚那的一句格言,那含义与巴金不谋而合:“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第二是掩饰。企图把一切不光彩的往事一笔抹掉,不择手段地封住一切知情者的口,销毁一切“防扩散材料”。

  芦荻以极为偶然的机缘,进入中南海。夜里,她为毛泽东侍读。读毕,毛泽东常与她谈论古典文学,有时一谈便是两、三小时。在毛泽东晚年,很少有人能够这样经常跟毛泽东长谈。

  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创,决不亚于当年希特勒纳粹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痛楚。我决心写作长卷《“四人帮”的兴衰》。

  “旗手”的不光彩的过去——当年蓝苹的旧事,成为江青的一块心病。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凌晨二时,芦获接毛泽东秘书电话,要她前来为毛泽东侍读,她即骑自行车,从不远的下榻处过来。

  我写出了全书的写作计划和采访计划,上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她要遮丑。她知道:那些丑事有损于“旗手”的光彩。

  那天,毛泽东谈起了《红楼梦》,谈起《三国演义》,最后谈到了《水浒》。

  当我着手实现这一庞大的创作计划时,我这才意识到每前进一步都异常艰辛。

  上海,上海,当年蓝苹在上海,大报登,小报载,多少知情人尚在。

  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我希望把作品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正因为这样,我在进入创作之前,着手于大规模的准备工作。我曾说,我是以采访对象为主干,以档案馆与图书馆为两翼。

  她首先想到的是郑君里。郑君里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多。对了,还有那个赵丹!

  毛泽东说话时,芦荻按她的习惯,在笔记本上作记录。

  档案是写作这样的作品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是美国人,由他来写纳粹德国史,美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方便,作者可以自如地利用那四百八十五吨机密档案。然而,我却以一个中国人去写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我所需要的档案绝大部分被视为“禁区”,不可接触。最初,为了查阅档案而来回奔走,花费了许多时间。好不容易办好了手续,却又只能坐在档案室里抄录,不许复印,不能拍照。我常常从早到晚坐在那些档案室里逐字抄录,变成了一位“文抄公”。现代化的复印机就放在我的身旁,我却不能利用它,只能用笔慢慢地抄着、抄着。大量的宝贵时间,耗费在抄档案上。尽管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毕竟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原始档案资料。

  于是,发生了本书开头所描述的“夜半鬼敲门”那触目惊心的一幕。江青借助于叶群,借助于江腾蚊,动用军人,对郑君里、赵丹等进行了秘密大抄家……

  本来,这只是毛泽东跟芦获的谈话。由于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及,今后出版《水浒》,可把鲁迅关于《水浒》的评论印在书前。

  图书馆是我的另一翼。然而,要查阅“文革”期间的报刊、杂志、传单、书籍,手续也是够麻烦的。总算办通了这些手续。我在几家图书馆里,阅读了大量的“文革”报刊、传单,掌握许多史实和采访线索。我比较了张春桥为王洪文那“工总司”

  她的报复心,是那样的重。

  张玉凤一听,出于机要秘书的本职考虑,她要执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她要芦荻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以便通知出版部门执行。由于出版部门归姚文元管,张玉凤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报送姚文元,由他转往出版部门执行——这一切,都是按正常的程序在进行着。

  所签的“五项要求”,发觉各种不同“版本”的传单内容各有出入。我不得不“追踪”原件。在一家很不显眼的档案馆里,我查到了张春桥签字的三份原件。我再根据档案上的说明,得知这三份原件是由谁提供的。尽管那位提供者已调动了工作,我颇费周折终于找到他,请他谈了安亭事件的真实经过。这样,把档案、报刊传单、采访三者相结合,我才对史实有了比较准确的了解。

  那个王莹,眼巴巴从她手中夺走了《赛金花》,那时候她无可奈何。

  姚文元一看毛泽东的关于《水浒》的谈话,当即提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文章”。毛泽东批示“同意”。

  采访工作是最为重要的。十年浩劫刚刚过去,许多当事人尚在。对他们进行采访,是写作本书的至为关键的一环。

  如今她是“旗手”,不整王莹不解气。

  于是,江青和她的同伙们,抓住了这一机会,利用他们在宣传上的优势,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评《水浒》”!

  采访对象大致上有两类:

  查!玉莹在一九五四年底从美自回来,被安排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里。

  八月二十八日,《红旗》杂志第九期便发表了《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九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一类是被迫害者。采访被迫害者,往往很顺利。即使不少人是高层领导人,我也都能采访。不过,他们往往偏重于谈自己受迫害的经历,而对于“文革”内幕所知并不太多。

  查!王莹自一九五八年底起,隐居在北京香山狼见沟——她的丈夫谢和赓在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送往北大荒劳改,她躲进人迹罕至的狼见沟农舍,避开京城那繁华天地。

  《水浒》乃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对于它的评论,已经发表过不少。

  另一类是“文革”要人。不少人尚在狱中服刑。有的即便出狱,也在劳改工厂或类似的单位工作。采访他们往往要经公安部门批准,要花费不少时间办手续。不过,手续对于我来说,还是其次的;最艰难的是,即使办好了手续,采访对象往往不愿深谈。我尽量在事前作好详细的采访准备,提出一系列问题,这样,采访对象会逐个答复,使采访有一定深度。我的采访是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进行的。我尊重事实。正因为这样,一些“文革”要人还是愿意跟我谈,有的一谈便是一整天。

  谢和赓在北大荒劳改了一年多,终于归来,夫妇俩仍住在狼见沟,与世无争,与世隔绝。

  怎么会由《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出面,发出“号召”?文章指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一九八六年四月,我写出了《张春桥传》(初稿名《张春桥浮沉史》)。这年八月,写出《江青传》初稿。接着,写出《姚文元传》初稿。

  “蓝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崛起,使王莹心中的忧虑日甚一日。王莹深知“蓝苹”的为人,必定会进行报复;

  这些话,使许多读者感到费解。

  这些作品,没有一篇能够发表。这倒并不在于作品本身,而是因为有人主张“淡忘文革”、“淡化文革”。特别是在一九八七年,涉及“文革”的作品在中国成了敏感题材,很难问世。好在我不是一个追求急功近利的人。我曾说过,准备十年后出版。

  果真,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批戴红袖章的不速之客,突然闯进狼见沟,自称“奉中央文革之命”!

  江青的一次次讲话,点穿了内中的奥秘。

  我仍继续我的采访,继续查阅档案和报刊。我对三部作品中的两部——《张春桥传》和《姚文元传》,作了大修改、大补充。我反复研读了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内中关于彻底否定“文革”和正确评价毛泽东功过的论述,成为我写作的指导原则。

  “中央文革”亦即江青的代名词。当年蓝苹和王莹争演《赛金花》已经过去三十多年,江青仍深深记恨于王莹!

  八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她直截了当地说:

  我希望作品具有文学和史学的双重价值。我相信手头的长卷是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即便是冷置十年,在十年后仍能面世,仍会拥有读者。

  那批不速之客,是来自好几所大学的红卫兵。他们住在王莹家中。王莹和丈夫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一九八七年秋,中共十三大的召开,给中国文坛带来宽松的气氛。《新观察》杂志打来长途电话,率先连载了《姚氏父子》(《姚文元传》初名)部分章节。不久,香港《大公报》征得《新观察》的同意,连载了《姚氏父子》。内地多家报刊也搞载或连载。

  王莹遭到了大抄家。她的创作手稿、她的日记、她在美国多年所搜集到的美国报刊资料……全部被抄走了。

  原来跟“批判孔老二”一样,江青所惯用的是“影射史学”!

  《蓝苹外传》(《江青传》初名)原本在一九八七年第一期《青春》文学丛刊上发表。当时已经印好。鉴于一九八七年初的形势,不得不化为纸浆。该刊在一九八八年初按原发排的清样重排,一字未易,在一九八八年二期发表。刊出后,香港《大公报》即予以连载,《文学大观》和《法制文学选刊》也全文转载。此书以两个月的速度出书,第一次印刷便印了二十万册。

  王莹和丈夫不断受到红卫兵的审问。经过几个月的折磨,玉莹和她的丈夫已经精疲力尽。

  九月十七日,江青在大寨对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北大和清华写作组等一百多人讲话时,更为得意:

  时代文艺出版社梅中泉先生来沪,取走了《张春桥浮沉史》(《张春桥传》初名),同样以两个月的速度印出。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几辆汽车驶入狼见沟。谢和赓被捕了,被押上了汽车。

  “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这样,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原先积压了满满两抽斗的文稿,竟这么快都变成了铅字,飞入千家万户。

  谢和赓刚押走,王莹也被捕了!

  “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江、张、姚三书的出版,使我下决心把王洪文传写出来。

  王莹和丈夫双双被投入了监狱。

  江青还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她的一次次批评,说成了对她的“迫害”。

  说实在的,虽然关于王洪文的采访,早在一九八六年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我除了写好一个简略的提纲及开头第一章之外,没有写下去。因为在“四人帮”之中,我觉得江、张、姚有深度,有厚度,经历曲折,阅历广,写作时拉得开,波澜起伏。

  给谢和赓加上罪名,易如反掌,因为他本来就是“右派分子”!

  江青借助于“评《水浒》”,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

  王洪文呢?与江、张、姚相比,显得浅薄。所以,对于这位“造反司令”,我没有太大的兴趣。我写完第一章,便搁笔了。

  王莹呢?“旗手”给她加上了“美国特务”、“叛徒”、“反革命”一连串大帽子。

  她要求在大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印发她的讲话,播放她的讲话录音。

  在一九八八年春,当江、张、姚玉书都已改定,我才拿出两年前写的提纲,重听当时采访的一盒盒磁带,着手写《王》。我又作了补充采访。这样,我终于写完这部长篇。

  “旗手”心狠手辣,终于置王莹死地: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未敢定夺,连忙请示毛泽东。

  我感谢上海国棉十七厂给予的大力支持,使我能够在该厂进行广泛的采访。我也感谢几十位当事人给予的可贵的帮助,只是我无法在这里开列长长的名单——虽然其中不少人是当年上海“工总司”的头目,但是在我向他们进行采访时,大都并不回避当年的那段难堪的历史,以历史的见证人的身份如实地向我叙述自己当年的所见所闻。作为作者,我感谢他们的坦率和诚挚!

  “江青这个一心要杀人灭口的刽子手,她哪能让王莹活下去呢?就在她的密令下,几个丧尽天良的打手惨无人道地折磨着王莹,连续对她审讯、毒打。一九七○年,王莹被他们折磨得下肢瘫痪,浑身抽搐,不能说话,其状惨不忍睹。可是,毒蝎心肠的江青,却迟迟不准为王莹看病!直至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监狱才把她送进医院治疗。一九七四年三月三日,王莹在狱中含冤逝世了!

  毛泽东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

  值得顺便说明一下的是,“四人帮”是一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这四部长篇又各自独立成篇,单独出版。我在写作时,作了总体安排,各有偏重。例如,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张》书中一笔带过,而在《姚》中则作为“重场戏”。安亭事件、一月革命以及一九七六年的上海武装叛乱,在《王》中详细铺陈,而在《张》、《姚》中则只是“过场戏”。

  死去的当天,遗体就匆匆火化,没有让亲属和任何有关单位的人去做最后的探望和告别!有关方面交给的死亡书上甚至连姓名都没有,只有一个监狱囚徒的号码——六七四二!”①

  毛泽东嘱咐:“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巴金在《随想录》中曾再三呼吁,用“受难者的血泪”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

  ①李润新,《洁白的明星——王莹》,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安插毛远新当毛泽东“联络员”

  磨难重重,“文革博物馆”迄今还只是处于呼吁阶段。我愿把我的这四部长篇,化为四块砖头,献给那座迄今尚未动工的“文革博物馆”吧。

  仅仅因为与江青争演《赛金花》,王莹落到了为此丧生的地步。

  就在江青起劲地掀起“评《水浒》”运动的时候,周恩来病入膏盲。

  借本书印行之际,向给予热情鼓励、支持的时代文艺出版社梅中泉先生致谢。

  江青闻王莹死讯微微一笑,喝下一杯红红的葡萄酒,庆贺这一“历史性的胜利”

  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叶永烈

  ——江青为蓝苹报了仇,雪了耻!

  周恩来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一九八八,八,二十八,于上海

  那个华垣妮,也要查一查,整一整。

  周恩来颇为感慨地回首当年:“时间过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也走不了了!”

  补记:本书在初版的基础上,作了修改补充。现作为《四人帮”兴衰》亦即《“四人帮”全传》之一印行。

  江青记得,华垣妮是开服装店的。蓝苹去做过衣服。哼,华垣妮仗着丈夫史东山是大导演,居然小看蓝苹,挑三剔四的,不给做。

  在这次会见之后,周恩来病危,九月二十日要进行第四次手术。这是一次大手术。如果发生意外,他躺在手术台上将永远不会起来。他意识到这一点,也意识到江青正咄咄逼人。为了防止后患,他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嘱令秘书调来那份他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关于伍豪事件专题讲话的录音整理稿,用颤抖的手,在第一页上签了名,还写了:“于进入手术室,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病重的他,漏写了“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前”字。他在这样的时刻,仍不忘那份讲话稿,表明了他对江青的严重不安。他知道,江青会闹事,会抛出伍豪事件往他脸上抹黑!

  作者

  虽然史东山在一九五五年已经死了,可是,华垣妮还在,此仇也要报,华垣妮应列为“审查对象”!

  在周恩来病情恶化的日子里,毛泽东的病情也加重了。

  一九九一,九,二十九,于上海

  对啦,那个夏衍,成为“四条汉子”之一,早在“文革”的大幕拉开之前,已经把他跟陈荒煤一起,作为“夏陈路线”进行批判。“文革”中,他是重点批判对象,已经把他整得只剩半条命。不过,在江青看来,那笔“托派”的帐,还必须跟夏衍清算!

  毛泽东的一只眼睛,由北京广安门医院眼科中年大夫唐山之施行手术。动手术的时间,据张玉凤回忆,是一九七五年八月中旬,而芦荻则告诉笔者说是七月二十九日——应当说,芦荻的回忆更准确。

  于是,突然有人找夏衍外调,要他交代:“一九三七年二月,你借反对托派为名,打击过哪些人?”

  手术是在毛泽东住处做的。动手术时,周恩来不顾病体,和邓小平一起在外间守候。手术很顺利。不久,毛泽东的一只眼睛复明了。

  如同猜哑谜似的,夏衍不知从何说起。

  可是,毛泽东的肺气肿转为肺心病,日益严重。他的讲话变得困难,发音含混不清。有时,不得不由张玉凤,根据他的口形、表情进行揣摸,说出他的意思。如果他点点头,表明揣摸对了,那揣摸的意思便成了“最高指示”。

  在铁窗下细细回忆,幸亏夏衍的记忆力不错,总算记起,如他在《懒寻旧梦录》中所言:

  就在这时——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泽东身边多了一位身材壮实的三十多岁的男子。他常来看望毛泽东。不久,他便成为一名特殊的“联络员”。毛泽东跟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由他充当“联络员”。

  “记得蓝苹这个所谓‘电影明星’,当时也是以‘左’的面貌出现,在公开的集会上表示反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以,我曾要于伶约她单独谈话,做一些思想工作。

  此人便是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笔者在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日访问了毛远新,他抽着烟,表情深沉,和妻子全秀凤生活在一起……

  “当时上海的托派活动得很厉害,在谈话中于价可能讲了一句‘要不让托派利用’之类的话吧,这个以左派自居的人竟大为不满,和于争吵了一阵。……可是,奇怪的是,在十几年以后,解放初期,有一次蓝苹请赵丹、君里、楚生和我在北京一家小饭馆吃饭,杂谈中她忽然收起笑容,咬牙切齿地说:‘抗战前夕有人说我是托派,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上,这是对我的政治打击。’这一突如其来的发作,不仅君里、赵丹,连参与过这件事的我也不知道她讲这些话的用意……”

  毛远新是毛泽民之子。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和朱丹华结婚,于一九四一年二月生下毛远新。一九四三年九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一九四五年七月,朱丹华带着年幼的毛远新来到延安。

  就那么一句话,她在十几年后的解放初记得,在三十多年后的“文革”还依然记得。她要报“仇”,她要报复一切“仇人”……

  朱丹华后来改嫁给方志敏之弟方志纯。改嫁时,朱丹华把毛远新托付给毛泽东。

  她,双眼发红,成了一个“复仇的女魔”。

  自从朱丹华把毛远新托付给毛泽东,毛泽东待毛远新如同己出。

  恩将仇报,阿桂蒙尘

  毛远新上完中学,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有仇报仇,有冤伸冤。

  一九六四年暑假,毛远新在中南海住。毛泽东和他如同父子。七月五日,毛泽东和毛远新谈话。事后,毛远新追记了这一次谈话。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九日,高等教育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从此毛远新闻名全国。《谈话纪要》中有毛泽东关于教育问题的意见:

  无仇无冤,有的曾是她的好友,有的曾给她以帮助,有的为她所敬仰,有的甚至曾为她所爱,仅仅因为知道蓝苹的往事,也在“文革”中遭到她的挞伐。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郑君里和赵丹知道蓝苹的往事太多,自然在劫难逃。抄家之后被投入狱中,郑君里屈死于冤狱。

  一九六五年,毛远新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按照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他下连队当兵。不久,“文革”开始。当时规定一九六五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校参加运动,毛远新也就回校。

  顾而已,“六和塔婚礼”中的一个。要整掉他!

  在“文革”中,《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被红卫兵作为传单广为印行,毛远新的身份也就广为人知。

  于伶,“十·八”抄家“候补”名单中的一个。此人知内情,该整!

  一九六八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出任副主任。不久,他又担任沈阳军区政委、政治部副主任。

  史枚,当然该整。好在他蹲过国民党和军阀盛世才的监狱,一九五七年又划为“右派”,整他不难。

  毛远新跟江青关系不错,呼江青为妈。江青视他如自己的儿子。毛远新在政治上紧跟江青。

  章泯,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就在眼前,就在鼻子底下,太容易招惹是非。不过,他是“走资派”、“三十年代黑线人物”,何况北京电影学院的“主义红卫兵”的“造反精神”是闻名北京的,整他也不难。哦,终于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把他整死了,了却江青一桩心事。

  一是在一九七三年各大学恢复招生时,张铁生交了白卷,却被毛远新封为“反潮流英雄”。

  最令人震惊的,是秦桂贞向我讲述的故事。①①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六日采访于上海。

  二是创造了“朝农经验”。“朝农”即朝阳农学院(前身为沈阳农学院),实行“开门办学”,在一九七四年被树为全国“教育革命”的“先进典型”。

  秦桂贞,不是“走资派”,不是“三十年代黑线人物”。只是一个极普通的妇女——解放前当佣人,解放后在幼儿园当保育员。成为“旗手”之后的江青,本来早已把阿桂遗忘。

  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泽东病情加重,言语不清,江青安插了毛远新当“联络员”,一下子就掌握了发布“最高指示”的大权。

  一九六八年二月,张春桥密报江青:“上海的红卫兵在找一个保姆了解你过去的情况……”

  毛泽东“打招呼”反击“右倾翻案风”

  当时,张春桥只是听他手下的密探的汇报,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他并不知道那个保姆是谁,住在什么地方。江青一听,心中一惊:她马上意识到那保姆是秦桂贞!

  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旁,开始向毛泽东“吹风”。

  当年,蓝苹跟唐纳之间的“武斗”,蓝苹跟章混的同居,阿桂一清二楚。如果红卫兵从阿桂口中知道这些,贴大字报,刷大标语,“旗手”的脸往哪儿搁?

  毛远新说:“感觉到一股风,比一九七二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一个电话,江青就把肥头大耳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召来。因为上次江青通过叶群,委托吴法宪指挥上海的“十·八”抄家,干得很不错,这一回,她就直接找吴法宪,当面交办重要任务了——尽管这次的任务,又与空军业务毫不相干。

  毛泽东最看重“文化大革命”。谁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寸步不让的。毛远新“吹”的“风”,正是毛泽东最为担心的事。

  “是这样的,你赶紧派人到上海去,给我找一个人。”当年的蓝苹,如今耳提面命,向堂堂空军司令发号施令了:“这个人的名字叫秦桂贞,人家喊她阿桂。三十年代,我在上海的时候,她照料过我的生活,知道我的一些情况。这个人长期被上海市公安局里的坏蛋控制利用,可能泄露过我的机密情况。听说,最近又有人找她调查。这个人不能放在外边……”

  毛泽东当即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要特别注意:

  “我马上派人把她抓来!”吴司令到底是个明白人,锣鼓听音,说话听声,他听出了江青的意思。

  “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佰社一九八九年版。)

  “不过,我们多年没有联系,我不知道她现在住在上海什么地方。”江青说道,“你派人到上海,注意不要惊动上海市公安局。你要秘密调查,秘密押送,把她抓到北京来。在她手头上,可能有我的一些照片,一起拿来。”

  毛泽东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三个人开个会,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用飞机押送她,又快又保密。”空军司令手底下有的是军用飞机,充分发挥他的“空中优势”。

  毛远新这个“联络员”,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找邓、汪、陈开会。毛远新谈了自己的看法,即“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

  江青想了一下,授予锦囊妙计:“不要明火执仗,不要当场逮捕,你借我的名义,如此如此,她一定会言听计从,乖乖地来北京……”

  邓小平无法接受毛远新的见解。邓小平对他说:“昨天(引者注:即十一月一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吴法宪连连点头,领命而去。

  其实,毛远新所说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此言颇有背景。

  吴法宪找了一个姓张的心腹,面授机宜。此人坐了专机,来到上海。由于江青关照过,在上海市公安局里可能还隐藏着坏蛋,那人只得自己设法在茫茫上海滩寻找秦桂贞。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意味着中共又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共中央就这一转发,印了一份《通知》,指出:

  秦桂贞调换过好几个工作单位,况且已于一九六七年退休,单身一人,住在某处一间小屋里。她是个小人物,不像郑君里、赵丹那样好找。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姓张的在上海查了三、四天,这才查明秦桂贞究竟住在哪里。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毛泽东要打什么招呼呢?

  三月二日这天傍晚,作为里弄干部的秦桂贞,正在安排几个红卫兵的住宿。忽然,一个四十来岁、留着齐腮短发的女人,前来找她:“你是秦桂贞阿姨吗?”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全文如下:

  “是的,我叫秦桂贞。”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十一月三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那女的拿出一张纸头说:“我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这是介绍信。”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退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秦桂贞原是文盲,眼下也识字不多,看着那纸头上盖着红色圆形大印,猜想那介绍信不会是假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什么事?”秦桂贞问。

  这个“打招呼”,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

  “请你跟我去,到市革会,有点事情。”那女的答道。

  “打招呼”讲话中提及的给毛泽东的信,是中共清华大学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常委吕方正四人联名,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十月十三日两次写的信。

  秦桂贞随着她穿过热闹的南京路,见僻静处停着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那女的带着她上了车。

  他们向毛泽东反映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而迟、谢正是江青手下的“左派”大将,两校大批判组的头目。

  秦桂贞已经五十四岁了,还没有坐过这么漂亮的小轿车。她在揣测着,市里有什么要紧的事找她呢?

  迟群,山东乳山县人氏,生于一九三二年。一九六八年春节,当时迟群还只是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副科长,江青对他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我把你们放出去替我放炮!你可以当八三四一副政委!”就这样,迟群成为“进驻”清华大学的解放军宣传队负责人,后来也就当上中共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成为江青的“嫡系部队”。

  风驰电掣一般,那小轿车左抹右拐,驶入幽静的所在,停在一幢小楼前。

  谢静宜,河南商丘人,生于一九三七年。一九五三年初中毕业,进入中南海,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员。在文革中,她成为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以至成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她也是江青的“嫡系部队”。由谢静宜和迟群领导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是江青手下的“炮队”——林彪的“小舰队”是拿枪的,江青的“炮队”是拿笔杆子的,

  在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那个姓张的满脸堆笑,请她坐在沙发上,说道:“秦阿姨,北京首长想念您,托我问您身体好!”

  毛泽东“打招呼”,保护了江青的“嫡系部队”,不仅迟群、谢静宜神气了,江青更神气了。清华大学政治部某副主任,立即在学校里贴出《论走资派还在走》,矛头直指邓小平。迟群见了,马上把这位副主任找来,说道:“你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走资派还在走。这将在今后有很大影响,你应该继续写下去,不要放弃这个题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关于迟群反革命案起诉书(一九八三年一月五日)于是,那位副主任竟写了十篇《论走资派还在走》,其中三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

  秦桂贞一听,心中顿时豁亮:那“北京首长”,当然就是当年的蓝小姐,今天的江青。

  毛泽东“打招呼”,意味着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即将兴起:江青手舞足蹈,而邓小平则成了这场新运动的靶子。

  姓张的又紧接着说:“北京首长派我来,接您去北京住几天,好不好?”

  《红旗》杂志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期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篇文章,是公开地向全国人民“打招呼”了,预告一场反“翻案”斗争即将开始。

  “什么时候动身?”

  “文革”是从批判所谓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开始的。如今,又要批“翻案”了!

  “今天晚上就走!”

  周恩来之逝使江青狂喜

  事情这么突然,秦桂贞毫无思想准备。好在她孤身独居,无牵无挂,要走就走。

  风紧浪急,中国进入了动荡的时刻。

  她想了一下,记起今天是星期六,便说:“明天是星期天,如果我今晚走,我要跟陈阿姨说一声,因为我向来是在她家过星期天的。”

  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七十七岁的康生撒手归西。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是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离世的。全党全国隆重追悼,他骗去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三顶桂冠。

  “陈阿姨是谁?”

  康生此人,在离世前夕——一九七五年八月,做了一桩异乎寻常之事。

  “她是我在幼儿园工作的老同事,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她家离我家不远。”

  这位“康老”忽地召见毛泽东的“直线电话”——王海容、唐闻生,讲了一桩极为机密的事,要他们转报毛泽东。

  姓张的一边记下陈阿姨的姓名,一边说:“北京首长关照,您去北京,不要告诉任何人!您赶紧回家收拾一下,马上就走。北京比上海冷,您要多带些衣服……”

  康生说:“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我曾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给我看的。”“可以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张春桥是叛徒。”(转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章合之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致毛泽东密函。)

  小轿车送秦桂贞回家,那女的陪着她。

  康生会对他的同伙来这么一手,确实出人意料!

  事有凑巧,秦桂贞刚刚进屋,陈阿姨来看她了。那女的催秦桂贞快收拾,快走。

  康生的密告表明,他早就知道江青、张春桥的底细。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他见到江青、张春桥日渐失势,毛泽东批评他们搞“四人帮”,所以也就向毛泽东密告江、张是叛徒,以免在他离世后受江、张牵连弄个不明不白!

  “你要出门?上哪儿?”陈阿姨问泰桂贞。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底,江青得知康生在临死前来了这么一招,恨得咬牙切齿。江青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秦桂贞支支吾吾,未敢答复。她只是说,身边总共只剩三角钱了。

  “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

  陈阿姨立即掏出四元钱,借给她。

  就在康生去世后二十天——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因患膀胱癌医治无效而逝世。

  “后天发工资,你替我领一下。我出门的消息,谁也别告诉。”秦桂贞对陈阿姨说完这句话,就出门走了。

  自一九七五年六月一日起住院至去世,周恩来共经受了大小手术十四次,其中大手术六次,输血输液达一百多次。然而,在这样巨创病痛的日子里,周恩来仍以惊人的毅力工作着:

  秦桂贞做梦也想不到:她前脚刚跨出家门,抄家者后脚就来了,把小屋里所有的照片和有文字的纸片抄得一干二净,全部带走。

  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一百六十一次;

  那个完全无辜的陈阿姨,由于目击了秦桂贞离家的一幕,被作为“反革命”遭到审查!

  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五十五次;接见外宾六十三次;

  夜空像锅底一般乌黑。小轿车把秦桂贞送入上海军用机场。一架专机在那里等候。

  接见外宾前后跟陪同人员谈话十七次;

  秦桂贞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当她走进机舱,那个姓张的穿着一身军装,早已坐在那里了。这次飞行,总共只有两名乘客——她和姓张的。

  在医院里召开会议二十次;

  北京的天,也如同墨染一般。专机在一片黑暗中降落。

  离开医院出席会议二十次;

  早已等待在机场的小轿车,把秦桂贞送人空军招待所。

  外出看望别人或与人谈话七次。

  秦桂贞独自住在铺着红地毯的房间里。她向来睡硬板床,因不惯弹簧床,只得躺在红地毯上过夜。她向来做惯了,一下子闲得无所事事,双手不知搁在什么地方好。

  周恩来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去世的;据正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回忆:

  她帮助服务员扫地、倒痰盂、冲刷各处的抽水马桶。

  “上午十时,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让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昨夜他几乎彻夜未眠。负责毛泽东身旁工作的张耀祠匆匆忙忙走进毛泽东卧室,他带来的是周恩来逝世的噩耗。

  她盼望着蓝小姐早日“接见”,以便可以早点回上海——她过不惯这种“红地毯生活”。

  “屋里沉寂得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毛泽东只点点头,一言未发。对于他来说,周恩来逝世,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了。几年来,从医生一次又一次的诊断报告中,他已预感到不妙。此时无声胜有声!”

  终于,三月六日,几个军人来了,说是“首长”有请,要她带上东西走。

  周恩来之死,使江青陷于狂喜之中,她的最大的政敌终于画上了生命的句号。

  这一回,接她去的不是小轿车,却是一辆军用卡车。她刚坐定,两个军人立即分坐在她的两侧。

  她笑道:“死了,我还要和你们争到底!”

  卡车开出了北京城,在郊区公路上开了很久很久。

  江青嘱令姚文元,控制全国报纸,压缩关于悼念周恩来的报导。

  高墙铁门,到处是岗哨。这是什么地方?

  周恩来去世才五天,二月十三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出“高路”(即梁效)

  她的鞋带、裤带全被没收,换上难看的黑色的衣服。

  的《孔丘之忧》一文,用刻毒的字句,讽刺人们对周恩来去世的哀悼:

  她的头发被剃掉,只在头顶留下一小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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