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史铁生散文选集

  晤会“青年文艺评论家”姚文元

  一

  否定、愤怒、交涉、绝望–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经历了心理专家划分的所有阶段。在某一点上,我接受了缺少天时地利这一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认命了。我又回到州参议院工作,对于自己权责之内的改革和动议权感到心满意足。我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家里,看着女儿们长大,好好地珍惜妻子,策划今后如何挣钱。我锻炼身体,读小说,开始欣赏日月交运,四季更替,生活对我没有任何压力。

  一九六五年三月,江青在上海写给钱浩梁——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文革”中江青为之改名“浩亮”,不要“钱”之意)的一封信,透露了她的行踪:

  一家残疾人刊物的编辑在向我约稿的时候,我正忙着别的事,忙得不亦乐乎,便有推辞之意。编辑怅然道:“别忘了你也是残疾人。”话说得不算十分客气,但我想这话还是对的。虽然这不说明我不该忙些别的事,可我确实应该别忘了我是个残疾人。

  我想正是这种坦然接受的心态让我有了竞选联邦参议员这个惊人的想法。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我跟妻子这样说,在我获得一个更安稳、更高薪的工作以前,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或许出于同情之心而不是信服,她居然同意了。但她同样暗示我,她更喜欢的是那种有条不紊的家庭生活,否则,我就不用指望她的支持。

  “你二月二十二日的来信,我收到的比较晚,大概是医生压了。

  二

  我不想让她为我长期的艰难处境操心。现在职共和党人彼得·菲茨杰拉德(Peter
Fitzgerald)曾耗去1900万美金的家产让前任议员卡罗尔·莫斯利· 布劳恩(Carol
Moseley
Braun)下了台。其实他并不十分知名,也不是那么喜欢政治。但是他家财万贯,加上他为人还诚实,这让他赢得选民们的一些尊敬。

  “我病了二十多天,目前已有好转,请放心。……

  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写过这么一件事:一个少女与一个瘸腿的男青年恋爱。少女偶然说到一只名叫“点子”的鸽子,说这名字有点让人以为它是个瘸子,男青年听了想起自己,情绪坏了。少女发现了便惊惶地道歉:“我忘了,你能原谅我吗?真的,我忘了。”于是男青年心底荡起渴望已久的幸福感。不是因为她的道歉,而是因为她忘了,忘了他是个残疾人。

  在新西兰做了一段时间大使后,卡罗尔·莫斯利·布劳恩曾一度复出,试图收回州议员的宝座。她的成功机率很大,所以我只好将我的计划搁下。没想到她却决定竞选总统,这让其他所有人都开始把目光转向参议院竞选。等到菲茨杰拉德宣布放弃竞选连任选时,我面前主要有六位竞争对手,其中包括在任州财务司长、一位身价上亿的商人、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Richard
Daley)的前任首席参谋,以及一位女黑人保健专家,光她手里那笔可观的财产,就足以分裂黑人的选票,令我仅存的希望毁于一旦。

  “我知道你们已经到上海,我心脏不好,没什么,等我好些去看你们。”

  三

  钱浩梁是随京剧《红灯记》剧组从北京到深圳演出,在深圳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报告深圳演出情况。此后,他们来到上海。

  上音乐厅去听听音乐或去体育馆看看球赛,想必都是极惬意的事,但对于残疾人却只是好梦。音乐厅和体育馆门前都是高高的台阶没有坡道,设计体育馆的人曾经把我们忘了一回,之后,音乐厅的设计者又把我们忘了一回。时至今日,那么多新建的大型公共场所以及住宅楼还是绝大多数都把我们忘了。这样我们自己就难忘,偶尔要忘,那些全如珠穆朗玛峰一般险峻的台阶便来提醒,于是我们便呼吁过而且还要呼吁,建筑设计师们可别忘了我们,别忘了我们是残疾人,我们上不去珠穆朗玛峰和台阶。

  四月二十七日,她在上海会见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六月上旬,江青也在上海。前文已提及,她六月七日在上海看京剧《海港》,六月十一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见剧组。

  四

  六月一日,江青在上海写信给云南省剧团《战火中的青春》剧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有一回我写的小说受到表彰,前辈们在表彰这篇小说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它的作者是一名残疾人,于是台下的掌声也便不同凡响。当时我心里既感激大家对我的关怀和鼓励,又不免有一缕阴云来笼罩:到底是那小说确凿值得表彰呢?还是仅因为它出自一个残疾人笔下才有了表彰的理由?至少是这两条不能再动的腿,在那表彰的理由中占了一定的比例吧?这时,我的心头只有一句话萦绕不去:忘了我的腿吧,忘了我是个残疾人吧。又有一次我的小说遭了批判,老实说,我颇以为批判得无理。正当我愤愤然之际,有朋友来为我打抱不平了。我自然很高兴。不料这朋友却说:“我跟他们(制批判者)说了你的情况,你放心吧,没事了。”什么情况?腿,残疾。本来可能还有什么事呢?为什么就会没事了呢?(顺便说一句,我仍以那朋友为朋友,但他那一刻无疑是犯了糊涂。)我如坠入五里雾中,心头又是那句话来回翻滚:忘了这腿吧,忘了我是个残疾人行不行?

  “我一直违反医生的意见,断断续续地工作着,六月份还不能完全休息,七月、八月我一定得休息,否则,我将丧失工作能力,那对党、对人民都不利。我是由于全身植物神经不平衡,引起心脏不好。你不要替我着急,我会控制地使用的。所以你的戏九、十月到北京最好。这样,我好给你改。”

  五

  六月二十四日,她在上海再度和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座谈。

  有一个人,叫王素玲。她自学外语且水平相当高,她双腿残疾且残得相当重,她曾经找不到工作,便以教孩子们学外语为乐,结果证明她教学的水平也相当高。她真想当一名教师,可是学校不要她,因为校方忘不了她是个残疾人。后经各有关方面百般呼吁和努力,她终于当上了教师。可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她是吃力地架着双拐站着讲课的。45分钟又45分钟,她真累,她为什么不坐下来讲呢?因为校方说老师必须要站着讲课,否则就别当老师。这时候校方显然又忘了她是个残疾人。

  就在这些日子里,在上海锦江饭店,江青秘密地策划着写作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

  六

  已经无法再找俞铭横写了。俞铭磺在一九六三年底病危、去世。

  有一个人,叫顾阿根,是一个公司的头头,是一个残疾人。我见过他,见他在冬日的寒风中瘸着腿为公司的事务四处奔走,蹬起自行车来也如飞。脸上的汗和脸上的笑都正常到使人相信,他那时一定把自己是个残疾人给忘了。最近他正在筹建一个“残疾人用具用品专卖店”。他还准备购置两辆三轮摩托车,为不能出门和无力提拿重物的残疾顾客送货到家。他说该店的宗旨是:“让千百万残疾人得到与健康人同等的购物机会,让千百万残疾人能够买到他们所需的特殊用品,让千百万残疾人得到社会大家庭一员应有的温暖,让千百万残疾人的家属解除后顾之忧。”他说,这几年他和他的公司都有了一些钱,他在赚钱之初便一直是为着实现这一心愿。他说他忘不了残疾人,忘不了自己也是个残疾人,忘不了残疾人生活得艰难。

  江青曾试图在北京找当年向俞平伯挑战的“小人物”写,因为她那时支持过他们。可是,他们竟没有应承下来。

  七

  江青再度求助于柯庆施。柯庆施一口答应下来,把任务交给张春桥。已经成为“京剧书记”的张春桥,为了树立“样板”戏,跟江青有着密切的交往,何况此人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大批判”正属于他的工作范畴。

  也有这样的残疾人,怕别人注意到自己的残疾,甚至到了不愿意上街不愿意离家去工作的地步;由怕便容易转为怒,当人家完全没有恶意地说到“瘫”、“瘸”、“瞎”等字眼的时候,他也怒不可遏甚至有同人家拼命的意思;由怒再进一步就变为累月积年日趋暴烈的愤恨,觉得天地人都太不公正,都对不起他,万事万物都是没有良心的坏种。您也许会想,他一定是希望别人把他的残疾忘掉吧?但事情有时出乎您的意料:当他一旦做出一点成绩来,却又愿意别人注意到他的残疾,甚至自愿把那残疾渲染得更重些,仿佛那倒成了资本,越多越好。

  张春桥对于京剧是外行,对于“大批判”却是行家里手。早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上海《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便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尖锐地批判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此书由鲁迅作序),署名“狄克”,此“狄克”,便是张春桥的笔名。在一九五七年,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许多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化名“徐汇”、“吴松”、“常轨”、“子渔”“何泽”、“蒲西”、“龙山”等等,均出自张春桥手笔。

  听说还有这样的人,自恃身有残疾,便敢于在大街上闯红灯,说起警察拿他没辙来,竟似颇觉荣耀。

  照理,这位宣传部长,完全可以独力承担江青交给的重任。不过,张春桥心眼颇多,不像俞铭璜那般直来直去。张春桥知道这次交办的任务来头不小,牵涉颇广颇深,他宁可退居幕后指挥,向江青另荐上海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

  八

  此人应召而来,名唤姚文元。据上海锦江饭店经理任百尊回忆,江青是在锦江俱乐部首次召见姚文元。任百尊看见,姚文元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来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出小戏。人物:男A,男B。时间:20世纪80年代中的任意一天。地点:反正不是渺无人烟或地广人疏之处。幕启时,二人已闲聊半天了。

  三十四岁的姚文元,一身蓝卡其中山装,一双草绿帆布胶鞋,一对金鱼眼睛。

  男A :“嘿,对了,我想起一件事。”

  其父姚蓬子,也算是一位“名人”。一九四九年九月由上海春明书店出版、胡济涛主编的《新名词辞典》中,在“人物之部”中列有“姚蓬子”条目,全文如下:

  男B :“什么?”

  (姚蓬子)浙江诸暨人,出版家。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之一。曾主编《文艺生活》,并与周起应(引者注:即周扬)创刊《文学月报》,抗战时在重庆创办作家书屋,为全国文协委员之一,与老舍合编《抗战文艺》。现作家书屋已迁移上海。著作有《剪影集》、《浮世画》等。

  男A :“你认识的人中,还有没有未婚的大龄男青年?”

  这条目中未曾写及的是,姚莲子于一九二七年底加入中共,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被捕,不久叛变,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男B :“干嘛?”

  上海解放后,作家书屋停业,姚蓬子闲赋在家,靠着利息打发日子。

  男A :“有好几个人托我给留心着点。现在未婚的大龄女青年可真是不少。”

  姚文元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加入中共。此人擅长“批判”,人称“姚棍子”。一九五五年“批胡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姚文元两度大打出手,批胡风,打丁玲,驳流沙河,骂巴金,揍艾青……

  男B 想了一会儿,说:“没有,没有了。”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关于文艺界的谈话中,曾批评过当年的“小人物”李希凡,说他“过去当小媳时兢兢业业,而当了婆婆后就板起面孔了。”就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表扬了姚文元:“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文汇报》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题目是《教条与原则》)。我看是不错的。”

  两个人都叹一回,然后继续闲聊。

  不久,姚文元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文汇报》上所发表的《录以备考》,再度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下令《人民日报》于六月十四日全文转载,毛泽东还亲自为这天的《人民日报》写了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社论称赞了姚文元的文章。由此,姚文元名声大振。

  幕落。

  姚文元出身于那样讳莫如深的家庭,能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挥舞“金棍子”,仰仗于主管宣传的张春桥的提携。姚文元对张春桥言听计从,成了张春桥手下的“小伙计”。

  您一定觉得这戏乏味。现在让我再把这二人详细介绍一下:男A
,40岁,已婚,与男B 是老熟人;男B
:33岁,未婚,是个残疾人但肯定不是弱智。就是说,男B
正是一个未婚大龄男青年,只是有残疾。这戏就不那么枯燥了,有可思考之处了:男A
把男B 忘了,男B 也把男B 忘了。不过,男A 真把男B
忘了吗?显然没有,所以他才把男B 除外了。男B
真的把自己忘了吗?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正因为这样,当江青交下“大批判”任务,张春桥便力荐姚文元。知道姚文元是曾受到毛泽东赞许的“青年文艺评论家”,江青也就召见了……

  九

  密谋批判《海瑞罢官》

  综上八节而观之,到底是“忘了”好呢还是“别忘了”好?看来这问题不是用非此即彼的逻辑可以寻出答案的。我想读者诸君会同意这样的结论:该忘的时候忘了好,不该忘的时候还是别忘。那么,什么时候该忘什么时候不该忘呢?这却很难具体回答。世事之复杂,非以上八节所述可以概括,但我想,只要人道主义得以宏扬并蔚成风气,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在该忘时忘、在不该忘时不忘了。

  江青的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朝何方开火?

  譬如第三节中提到的那些台阶,倘所有的设计师都能想到,残疾人也要参加到社会生活中来,也要有自立的骄傲和平等于人的自豪,也要有听听音乐看看球赛的雅兴和逛逛商店或公园的闲情,那么他们必会想到修一条坡道,而且会发现这并不比把观光缆车的钢索架到泰山去更麻烦。

  那目标,她早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便已确定。那天她看了吴晗写的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就说“该剧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坚持禁演这出戏”。

  譬如第五节中提到的校方,倘其知道大凡一个人是要吃饭的,也是要从工作中实现人之价值的;倘其知道像王索玲这样的人可以靠自学走上讲台,本身就是对孩子们的一个多么好的教育;倘其知道若为她预备一把椅子,这本身就会在孩子们心中埋下多么美好的种子,那么我相信,校方会抢着要她来教书了,并把破除那条残酷的规矩视为一种光荣。

  江青仿佛有着不同于众的眼睛和鼻子,看出和嗅出《海瑞罢官》是“毒草”。

  十

  不过,光是江青嚷嚷“毒草”还不顶用。史学家黎澎曾对江青作过这么一番评语:

  那么,人道主义是否仅仅意味着救死扶伤,从而仅仅意味着别人来理解和帮助我们残疾人呢?显然不。人道主义的最美妙之处在于这样的倡导:一切人,不管其肉体和社会职能有什么不同,他们的精神(或说灵魂)都是平等的,因而他们生于斯世,所应享有的权利和所应尽到的义务也便是平等的。(当然,有被选举权的人不都能当上总统,而同是尽了义务的,其社会或经济效益也不可能一般大这是另外的问题。)

  “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然而,就算她这个位置上换个人,老实本分,不会干这些事,也会换个形式出现的。”①①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现在让我们看看自己有什么毛病吧。

  江青这“探测器”,确实需要“回去报告”。

  譬如第七节中提到的那种人,我们只好说:悲夫!他竟不知残疾本身从来不是耻辱,也永远不可能成为光荣。如果用不幸的残疾去换取某种特权,如果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那样总需依仗父母的娇惯,那么,当人们送来了特权也送来了嘲讽,送来了迁就也送来了轻蔑,我们就没理由反对这种搭配了,因为是我们自己先把自己摆在了低于常人的位置上,摆在了深渊里。

  最初,毛泽东对于“探测器”的报告没有在意。因为学习“海瑞精神”,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

  譬如第四节中提到的那个史铁生,他是否过于敏感了呢?人们提到他是个残疾人难道有悖事实吗?大家多给他一点鼓励的掌声,难道不是人情之常么?假如确有那么一缕阴云的话,也是他敏感的产物。试想这敏感若多起来,谁跟他说话能不提心吊胆百般戒备呢?这样下去哪还有平等可言呢?“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诛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有时候,使我们处于不平等之地位上的,是我们自己,非他人也。所以现在的这个史铁生想,还是第六节中提到的那个顾阿根更懂得,什么时候该忘什么时候该不忘。

  那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会议期间,举行舞会。毛泽东和一位大学女教授跳舞。一边跳舞,一边聊天。女教授的答话,引起毛泽东的深思。毛泽东是这样叙述的:

  再来说说那出小戏,男A 把男B 忘了,我们只想到了遗憾二字。男B 也把男B
忘了,我们便想到阿Q 画押时唯恐不能画得圆。不过我相信男B
并没有真忘了自己,只不过心向往之而不敢为罢了,于是渐渐把自己推向了麻木。所以我想,“忘我”未必都是好事,有时竟是生命的衰竭和绝望。不争者的不幸,一方面可怜,一方面可怒。这小戏是个象征:人道主义不仅意味着我们该有人的权利,还意味着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去争取,倘自己先就胆怯,则天上掉大饼的机会微乎其微。

  “我同一位女同志跳舞,问她,上海的工作情况如何。她说,我是大学教授,不能讲。我说,你不问政治?她答:不是不问,而是不敢问。我问柯庆施怎么样?

  总之,我们既然要求的是平等,既然不甘为鬼也不想成神,事情其实就很简单了:让我们的肉体不妨继续带着残疾,但要让我们的精神像健康人一样与世界相处。

  她说:更不敢讲。又问她:我怎么样?她说:你英明伟大。看来,这位大学教授对我们的信任,是很有限度的。”①

  1987年

  ①梅白,《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里》,《春秋》一九八八年五期。

  这位女教授的话,使毛泽东想及:“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

  也真巧,会议期间,知道毛泽东爱看湘剧,于是请毛泽东看湘剧《生死牌》。

  《生死牌》中海瑞刚直不阿的形象,又使毛泽东感触颇多。

  于是,毛泽东借来《明史》,看了《海瑞传》,大为感慨。

  这样,四月四日上午,毛泽东在会上说起了海瑞,希望大家能像海瑞那样,当面向嘉靖皇帝提出尖锐的批评。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向明史专家吴晗透露了毛泽东的讲话内容,鼓励他多写宣传“海瑞精神”的文章。

  这样一鼓励,吴晗也就积极响应。先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接着,又应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之约,写了京剧《海瑞罢官》剧本。

  江青这“探测器”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却硬要说剧中的皇帝是影射毛泽东,海瑞则是彭德怀。如此“索隐”,也就一口咬定《海瑞罢官》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是“大毒草”。

  不过,在一九六二年七月,江青要做这样的“索隐”文章,还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

  时光的流逝,“阶级斗争”的弦越拧越紧,对江青越来越有利。

  三个月后,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用“索隐”法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毛泽东则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这无疑使江青“批判”《海瑞罢官》的信心倍增。

  江青先是选择了孟超的《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大批判”

  的靶子。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在关于《人民日报》的谈话中,支持了对‘有鬼无害论’的批判。毛泽东说:

  “一九六一年,《人民日报》宣传了‘有鬼无害论’,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作过交代。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都在抓阶级斗争,但是《人民日报)}一直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在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

  《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不抓理论工作。从《人民日报》开始办起,我就批评了这个缺点,但是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工作。”①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知道了“梁壁辉”的文章的背景,知道了毛泽东的批评,“繁星”(廖沫沙)

  不得不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八日《北京日报》上发表《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一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何庆施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文艺界“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社会主义改造“至今收效甚微”。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又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便是毛泽东关于文艺界的著名的“两个批示”。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这样,在全国出现了批判高潮。

  康生支持了江青,于是,毛泽东也同意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批判。

  江青持“尚方宝剑”,前往上海秘密组稿。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时,“吹”出了她去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内幕:

  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

  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

  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

  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扼杀这篇文章了。

  就当江青在“上海基地”跟张春桥、姚文元密谋之际,从成都传来令他们沮丧的消息——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柯庆施在那里病逝!

  从此,江青在上海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所幸,经柯庆施的介绍,她已和张春桥、姚文元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那时的姚文元,还只是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手中的权力有限。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成为江青在上海倚重的支持者。

  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日,张春桥在上海举行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会上,也曾透露了若干内幕。只是由于当时还不能亮出江青这张“王牌”,张春桥故作曲笔,说成是自己“读《海瑞集》,感到问题严重”:

  论战是从戏开始的(注:戏,指京剧《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没有看过。

  听到议论,已经是一九六四年了。有人说是毒草,有人说不能提得那么高。今年二月,姚文元同志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同我商量怎么搞法?他不是历史学家,我也没有碰过明史,而对手是专家,是权威,这一仗不容易打。我们确定: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认真学习,埋头读书,占有史料,决不声张,免得文章还没有写出来,风声已经很大。这样搞到第六稿,请四、五位同志参加讨论,又反复修改,八月底有了一篇初稿,发给十几位同志征求意见。发表的时候,已经是八个多月,第十稿了。这样一个过程,也是对这出戏的认识过程,一个学习过程。开头,看了剧本、评介文章,读《海瑞集》(引者注:吴晗著),感到问题严重,非评不可。但是,我们的论点站得住站不住,分析得充分不充分,分寸适当不适当等等,那是很伤脑筋的。比如联系不联系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形势?联系不联系“单干风”、“翻案风”?我们是多次考虑的。

  虽说遮遮掩掩,张春桥毕竟还是说出了一些内幕:

  第一,他和姚文元都未看过京剧《海瑞罢官》。只是“有人说是毒草”,才着手批判。这“有人”,当然指江青。

  第二,承认他和姚文元“没有碰过明史”,为了批《海瑞罢官》,不得不从“埋头读书”入手。

  第三,文章的写作准备工作,开始于一九六五年二月,在八个月中,改了十稿。

  第四,连作者自己,对于把《海瑞罢官》跟“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都以为“那是很伤脑筋的”。

  第五,江青所说的“保密”,其实,多半是由于这一批判乃是一场强词夺理的政治诬陷,所以不敢“声张”。

  在浓密的大幕遮掩之下,江、张、姚一次次讨论,一回回修改,终于把那篇“宏文”炮制出来了。

  姚文元的“宏文”拉开“文革”序幕

  一九六五年的中国报纸,充满着火药味儿:

  一月,《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开始批判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柳宗元“被贬”被“索隐”为彭德怀“被贬”!《文艺报》开始批判康灌。

  二月,《电影文学》批判“一部散发着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思想毒素”的电影剧本《亲人》。《文艺报》则批判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文章的题目便是气势汹汹的质问语:《为谁写挽歌?》三月,《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编者按毫不含糊地说《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五月,《光明日报》发表《夏衍同志改编的影片(林家铺子)必须批判》。

  六月,《工人日报》发表《〈不夜城〉必须彻底批判》。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中共中央在四月七日作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了齐燕铭、夏衍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

  电影界开始批判所谓“夏陈路线”,亦即“夏衍、陈荒煤路线”。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在十一月十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冒出了长篇批判文章,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①作者为姚文元。

  ①关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前前后后,已在《“四人帮”兴衰·姚文元传》中详细述及,此处只是约略一提。

  这篇“宏文”,便是江青往来于京沪,“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

  而终于露面的。

  虽然署名“姚文元”,实际上,作者应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江青是此文的“第一作者”,理所当然。最初看出《海瑞罢官》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便是她。

  张春桥的嘴巴向来很紧。不过,据《海港》编剧李晓明回忆,张春桥有一回得意起来,曾对他说:“以姚文元名义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少内容是我写的。”

  这样一发“重磅炮弹”,选中上海《文汇报》“发射”,是因为上一次那篇《“有鬼无害”论》也是在这家报纸发表的。上海两大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当时的《解放日报》乃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属于“党报”,倘若发在《解放日报》上容易被看成是代表中共上海市委,而《文汇报》历来有“民间报纸”

  的“身份”,便于“展开讨论”——“钓鱼”也。

  至于署名姚文元,是因为姚文元尚未显赫,不过是“青年文艺评论家”,便于持不同意见者跟他“讨论”。那时的张春桥,已升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署上他的名字,“官方文章”的色彩太浓了。

  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夕,江青于十一月二日出现在北京首都剧场,审查北京京剧团的《红岩》。她的公开露面,不知内情者会以为此后一个多星期在上海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跟她毫不相干。(稍早一些日子,十月十三日,她在中南海曾与电影《南海长城》摄制组谈过对分镜头剧本的意见。)

  姚文元的文章,是在上海发表的,而攻击的矛头是指向北京,指向中共北京市委。江青知道,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在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问过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彭真便一直担任此职):“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吴晗,北京市副市长也。彭真显然护着吴晗,含糊其词地答曰:“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彭真便得知这发生在上海的异常动向,当即嘱令秘书以最快的速度设法弄到一张十一月十日的《文汇报》——那时上海《文汇报》还没有在北京发行航空版。

  江青关注着中共北京市委的反应。《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站陷入了最忙碌的时刻,记者在北京四处活动,收集对姚文元文章的“反馈”信息。这些信息刊载在内部刊物《文汇情况》上。周恩来发觉了《文汇情况》不正常的“情况”。张春桥赶紧改为另出《记者简报》,不编号,每期只印十二份,绕开了周恩来。江青从《记者简报》中掌握着各方动向。

  从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转载了姚文元文章。这表明,华东六省一市步调一致,支持姚文元的文章。

  北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北京日报》社社长,乃是范瑾,黄敬原先的妻子。

  黄敬自一九五二年八月起,出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一九五六年九月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一九五七年四月,又兼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他在大学里只读过一年数学,一年物理,此时为了胜任技术方面领导工作,每夜自学,竟把福里斯著《普通物理学》四卷本中的习题全部做了一遍!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即著名的“南宁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黄敬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会议气氛变得紧张、激烈。出席这次会议之后,黄敬坐飞机从南宁飞往广州。在飞机上,黄敬突然旧病复发——一九四四年冬他曾因精神病而不得不休养,这时再度发作了,他在飞机上离开座位站起来,激动地说胡话。飞机抵达广州,陶铸闻讯,派人急送黄敬诊疗。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离春节只有八天,黄敬遽然病逝于广州,年仅四十六岁!薄一波主持黄敬追悼会并致悼词,称黄敬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在响应中央和毛主席又红又专的号召上,在我们中央委员中间他是钻研得比较好的一个。”

  在黄敬去世后,范瑾再婚。她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北京日报》社社长。她理所当然关注着姚文元那篇“大作”,曾两度打电话给上海《文汇报》的熟人,探问此文的背景。她也曾两度打电话给彭真,请示是否在《北京日报》上转载此文。彭真说,《北京日报》不必转载,除了《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各地报纸必须转载外,像上海《文汇报》上的文章没有必要转载。

  压力不断增大,如江青后来所说:“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给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可见其难啊!”

  知道毛泽东“生了气”,知道《解放军报》准备转载姚文,彭真不得不给范瑾去电话,指示《北京日报》转载姚文。这样,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当《解放军报》转载姚文时,《北京日报》也转载了。翌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又过一日,《光明日报》予以转载。这样,江青在上海《文汇报》上发射的“重磅炮弹”,终于在北京“全面开花”。

  江青不断地通过张春桥,向上海《文汇报》下达“指示”,以求“扩大战果”:

  “姚文发表后,意见很多,但均在地下,要引到上面来。”

  “要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要使敌人感到你‘不堪一击’,这样,他就回去,出场。这样反复搞,他们非上马不可。”

  “前一时期‘海罢’太过了些,敌人不出来。”

  “总之,要调动敌人兵力。”

  “采取‘围而不歼’的战术,环绕此周围,辟战场。”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