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人生边上,哥伦布和麦哲伦

  在海洋史上,有两位航海家是功绩卓著的:一位叫哥伦布,意大利人;一位叫麦哲伦,葡萄牙人。他们都是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出海探险的。远洋航行比内河航行有更高的要求,第一要有更高的造船技术,第二要有更好的航行技术,第三要有精确的指南针导航。1405年,我国郑和七下西洋,就标志着这三个条件(特别是指南针在航海上的运用)已经成熟。哥伦布和麦哲伦的探险活动的成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探险精神的伟大胜利。15世纪,欧洲生产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采矿、冶金有了简单的机械装置,出现了3米高的炼铁大熔炉。那时候,中国人发明的火药,由阿拉伯人传到了欧洲,欧洲人用它造出短程大炮和毛瑟枪。中国人发明的罗盘指南针,欧洲人已把它安装在航船上,在大海上航行就靠它导航。这火药和指南针如同给欧洲老虎增添了双翼,从此它们便神气起来了。当年的欧洲,最神气的还不是英国、法国、德国,而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对向外扩张,寻求新航线、新领地,表现出极高的兴趣。他们天天都在做着黄金梦,他们太需要黄金了。自从《马可·波罗行记》在欧洲广泛传播以后,在欧洲人眼里,仿佛印度、中国遍地都是黄金。正是这个“黄金梦”,驱使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统治者、商人、航海家从事冒险航行。恩格斯对此有很好的描写:“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在印度及整个远东地区搜寻着黄金;‘黄金’这两个字变成了驱使西班牙人远渡大西洋的符咒;黄金也是白种人刚踏上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追求的头一项重要的东西。”这就是葡萄牙、西班牙成为第一批殖民者最直接的原因。

  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转了弯的、不甚朴素的人生观。辩味而不是充饥,变成了我们吃饭的目的。舌头代替了肠胃,作为最后或最高的裁判。不过,我们仍然把享受掩饰为需要,不说吃菜,只说吃饭,好比我们研究哲学或艺术,总说为了真和美可以利用一样。有用的东西只能给人利用,所以存在;偏是无用的东西会利用人,替它遮盖和辩护,也能免于抛弃。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把国家分成三等人,相当于灵魂的三个成份;饥渴吃喝是灵魂里最低贱的成份,等于政治组织里的平民或民众。最巧妙的政治家知道怎样来敷衍民众,把自己的野心装点成民众的意志和福利;请客上馆子去吃菜,还顶着吃饭的名义,这正是舌头对肚子的籍口,彷佛说:“你别抱怨,这有你的份!你享着名,我替你出力去干,还亏了你什么?”其实呢,天知道——更有饿瘪的肚子知道——若专为充肠填腹起见,树皮草根跟鸡鸭鱼肉差不了多少!真想不到,在区区消化排泄的生理过程里还需要那么多的政治作用。
  古罗马诗人波西蔼斯(Persius)曾慨叹说,肚子发展了人的天才,传授人以技术(Magister
artising enique largitor
venter)。这个意思经拉柏莱发挥得淋漓尽致,《巨人世家》卷三有赞美肚子的一章,尊为人类的真主宰、各种学问和职业的创始和提倡者,鸟飞,兽走,鱼游,虫爬,以及一切有生之类的一切活动,也都是为了肠胃。人类所有的创造和活动(包括写文章在内),不仅表示头脑的充实,并且证明肠胃的空虚。饱满的肚子最没用,那时候的头脑,迷迷糊糊,只配作痴梦;咱们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吃了午饭睡中觉,就是有力的证据。我们通常把饥饿看得太低了,只说它产生了乞丐,盗贼,娼妓一类的东西,忘记了它也启发过思想、技巧,还有“有饭大家吃”的政治和经济理论。德国古诗人白洛柯斯(B.H.Brockes)做赞美诗,把上帝比作“一个伟大的厨师傅(dergross
Speisemeister)”,做饭给全人类吃,还不免带些宗教的稚气。弄饭给我们吃的人,决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翁。这样的上帝,不做也罢。只有为他弄了饭来给他吃的人,才支配着我们的行动。譬如一家之主,并不是挣钱养家的父亲,倒是那些乳臭未干、安坐着吃饭的孩子;这一点,当然做孩子时不会悟到,而父亲们也决不甘承认的。拉柏莱的话似乎较有道理。试想,肚子一天到晚要我们把茶饭来向它祭献,它还不是上帝是什么?但是它毕竟是个下流不上台面的东西,一味容纳吸收,不懂得享受和欣赏。人生就因此复杂了起来。一方面是有了肠胃而要饭去充实的人,另一方面是有饭而要胃口来吃的人。第一种人生观可以说是吃饭的;第二种不妨唤作吃菜的。第一种人工作、生产、创造,来换饭吃。第二种人利用第一种人活动的结果,来健脾开胃,帮助吃饭而增进食量。所以吃饭时要有音乐,还不够,就有“佳人”、“丽人”之类来劝酒;文雅点就开什么销寒会、销夏会,在席上传观法书名画;甚至赏花游山,把自然名胜来下饭。吃的菜不用说尽量讲究。有这样优裕的物质环境,舌头像身体一般,本来是极随便的,此时也会有贞操和气节了;许多从前惯吃的东西,现在吃了彷佛玷污清白,决不肯再进口。精细到这种田地,似乎应当少吃,实则反而多吃。假使让肚子作主,吃饱就完事,还不失分寸。舌头拣精拣肥,贪嘴不顾性命,结果是肚子倒霉受累,只好忌嘴,舌头也只能像李逵所说“淡出鸟来”。这诚然是它馋得忘了本的报应!如此看来,吃菜的人生观似乎欠妥。
  不过,可口好吃的菜还是值得赞美的。这个世界给人弄得混乱颠倒,到处是磨擦冲突,只有两件最和谐的事物总算是人造的:音乐和烹调。一碗好菜彷佛一只乐曲,也是一种一贯的多元,调和滋味,使相反的分子相成相济,变作可分而不可离的综合。最粗浅的例像白煮蟹和醋,烤鸭和甜酱,或如西菜里烤猪肉(Roastpork)和苹果泥(Applesauce)、渗鳘鱼和柠檬片,原来是天涯地角、全不相干的东西,而偏偏有注定的缘份,像佳人和才子,母猪和癞象,结成了天造地设的配偶、相得益彰的眷属。到现在,他们亲热得拆也拆不开。在调味里,也有来伯尼支(Leibniz)的哲学所谓“前定的调和”(Harmonia
praes
tabilita),同时也有前定的不可妥协,譬如胡椒和煮虾蟹、糖醋和炒牛羊肉,正如古音乐里,商角不相协,徵羽不相配。音乐的道理可通于烹饪,孔子早已明白,所以《论语》上记他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可惜他老先生虽然在《乡党》一章里颇讲究烧菜,还未得吃道三昧,在两种和谐里,偏向音乐。譬如《中庸》讲身心修养,只说“发而中节谓之和”,养成音乐化的人格,真是听乐而不知肉味人的话。照我们的意见,完美的人格,“一以贯之”的“吾道”,统治尽善的国家,不仅要和谐得像音乐,也该把烹饪的调和悬为理想。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追随孔子,而愿意推崇被人忘掉的伊尹。伊尹是中国第一个哲学家厨师,在他眼里,整个人世间好比是做菜的厨房。《吕氏春秋·本味篇》记伊尹以至味说汤那一大段,把最伟大的统治哲学讲成惹人垂涎的食谱。这个观念渗透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意识,所以自从《尚书·顾命》起,做宰相总比为“和羹调鼎”,老子也说“治国如烹小鲜”。孟子曾赞伊尹为“圣之任者”,柳下惠为“圣之和者”,这里的文字也许有些错简。其实呢,允许人赤条条相对的柳下惠,该算是个放“任”主义者。而伊尹倒当得起“和”字——这个“和”字,当然还带些下厨上灶、调和五味的涵意。
  吃饭还有许多社交的功用,譬如联络感情、谈生意经等等,那就是“请吃饭”了。社交的吃饭种类虽然复杂,性质极为简单。把饭给自己有饭吃的人吃,那是请饭;自己有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那是赏面子。交际的微妙不外乎此。反过来说,把饭给予没饭吃的人吃,那是施食;自己无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赏面子就一变而为丢脸。这便是慈善救济,算不上交际了。至于请饭时客人数目的多少,男女性别的配比,我们改天再谈。但是趣味洋溢的《老饕年鉴》(Almanachdes
Courmands)里有一节妙文,不可不在此处一提。这八小本名贵希罕的奇书,在研究吃饭之外,也曾讨论到请饭的问题。大意说:我们吃了人家的饭该有多少天不在背后说主人的坏话,时间的长短按照饭菜的质量而定;所以做人应当多多请客吃饭,并且吃好饭,以增进朋友的感情,减少仇敌的毁谤。这一番议论,我诚恳地介绍给一切不愿彼此成为冤家的朋友,以及愿意彼此变为朋友的冤家。至于我本人呢,恭候诸君的邀请,努力奉行猪八戒对南山大王手下小妖说的话:“不要拉扯,待我一家家吃将来。”

  母亲去世十年后的那个清明节,我和父亲和妹妹去寻过她的坟。

  哥伦布(1451~1506)本是意大利人,在年轻的时候,他也读过《马可·波罗行记》,他也做过许多黄金梦。他曾在日记中写道:“黄金是一个可以令人惊叹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能支配他所需要的一切。有了黄金,就是要把灵魂送到天堂去,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可是,哥伦布的抱负在意大利无法实现,只好迁居到葡萄牙。

  母亲去得突然,且在中年。那时我坐在轮椅上正惶然不知要向哪儿去,妹妹还在读小学。父亲独自送母亲下了葬。巨大的灾难让我们在十年中都不敢提起她,甚至把墙上她的照片也收起来,总看着她和总让她看着我们,都受不了。才知道越大的悲痛越是无言:没有一句关于她的话是恰当的,没有一个关于她的字不是恐怖的。

  葡萄牙是当时航海活动搞得最红火的国家,葡萄牙亲王亨利本人,就是一个航海家,他还创办了全世界第一所航海学校,训练航海专门人材。葡萄牙的远航队已经吃了很多甜头,自从1415年他们侵占了休达城以后,几乎每年都从圣芬生湾沿非洲海岸向南探航,1419年他们侵占了大西洋马德拉群岛,1432年进入阿速尔群岛,1445年到达佛德角,1487年到达非洲南端好望角。好望角的风暴是世界最著名的,能顺利通过这个地方的航船并不太多,一提到它,海员们不免心惊肉跳,但是葡萄牙国王却高兴之至,亲切地叫它“好望角”。是呀,这是他们通往理想天国的航线,那盛产丝绸、香料、宝石的东方,那“遍地是黄金”的印度、中国,遥遥在望了,还能不令人神往吗?

  十年过去,悲痛才似轻了些,我们同时说起了要去看看母亲的坟。三个人也便同时明白,十年里我们不提起她,但各自都在一天一天地想着她。

银河在线注册,  哥伦布迁到葡萄牙以后,满以为找到了用武之地,他的“黄金梦”就可以变成现实。他专心致志地学习航海知识,身体力行地参加航海训练活动,还到地中海去作实地演习。哥伦布的进取精神是别人望尘莫及的。他早已接受了地圆学说,坚信朝着一个方向走下去,终有一天会回到出发的位置。当时,有一个地理学家,名叫托斯堪内里,给哥伦布一封信,信中附寄了他绘制的一个地图。在欧洲人眼里,中国、印度在东方,只有朝东走才能到那里去,而地图却把中国、印度画在大西洋的对岸。哥伦布激动起来,如果横渡大西洋往西航行,不同样也能到东方去吗?而且行程近得多,至多不过5000公里。于是他向葡萄牙国王提出申请,希望批准他往西去东方的计划。葡萄牙国王已经在东行途中得到了许多好处,因而对他的西行计划不感兴趣,无论哥伦布说得怎么动听,还是打动不了这个既得利益者。

  坟却没有了,或者从来就没有过。母亲辞世的那个年代,城市的普通百姓不可能有一座坟,只是火化了然后深葬,不留痕迹。父亲满山跑着找,终于找到了他当年牢记下的一个标志,说:离那标志向东三十步左右就是母亲的骨灰深埋的地方。但是向东不足二十步已见几间新房,房前堆了石料,是一家制作墓碑的小工厂了,几个工匠埋头叮当地雕凿着碑石。父亲憋红了脸,喘气声一下比一下粗重。妹妹推着我走近前去,把那儿看了很久。又是无言。离开时我对他们俩说:也好,只当那儿是母亲的纪念堂吧。

  无标,哥伦布又迁居到西班牙。1486年,他又向西班牙国王提出往西去东方的请求。当时的西班牙,还没有完全统一,还顾不上开拓领地向外扩张的事。直到1492年西班牙完成统一后,国王斐迪南二世才决定资助他三只帆船和大部航行费用,并授以海军大将的军衔,预封他为新发现土地的世袭总督,批准了哥伦布的西行计划。

  虽是这么说,心里却空落得以至于疼。

  当年8月3日拂晓,哥伦布率领88人的队伍从巴罗士港起航。在加那利群岛作了一番整修和补给之后,于9月6日正式扬帆西征。经过36天的艰苦航行,10月12日凌晨,终于登上了一个百鸟齐飞、绿树成荫的美丽小岛,哥伦布命名为圣萨尔瓦多岛。圣萨尔瓦多,意为“救世主”,可见航行之险,哥伦布发现了这个小岛,就是找到了他们的“救世主”。

  我当然反对大造阴宅。但是,简单到深埋且不留一丝痕迹,真也太残酷。一个你所深爱的人,一个饱经艰难的人,一个无比丰富的心魂……就这么轻易地删简为零了?这感觉让人沮丧至极,仿佛是说,生命的每一步原都是可以这样删除的。

  哥伦布在岛上见到鼻子上挂着金片的土著人,就以为来到了“遍地是黄金”的中国,欣喜万分,可是他找遍了全岛,连一座马可·波罗所描述的中国宫殿也未见到,他怀疑起来:“这是中国么?中国是个富庶的国家,是个黄金遍地的国家,这里却这么冷寂,这么贫穷!”他根据马可·波罗在书中说到的印度和印度沿海群岛的某些情况,便断言自己来到了印度。

  纪念的习俗或方式可以多样,但总是要有。而且不能简单,务要复杂些才好。复杂不是繁冗和耗费,心魂所要的隆重,并非物质的铺张可以奏效。可以火葬,可以水葬,可以天葬,可以树碑,也可为死者种一棵树,甚或只为他珍藏一片树叶或供奉一根枯草……任何方式都好,唯不可意味了简单。任何方式都表明了复杂的必要。因为,那是心魂对心魂的珍重所要求的仪式,心魂不能容忍对心魂的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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