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斗纳粹,少年中国说

  车停安亭

梁启超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宋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梁启超曰: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澌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
  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欲断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不先明国字之意义。
  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则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煌,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
  。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覆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缰!

  1. 舐犊情深

  高呼着“跟着红旗上北京”,“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工总司”

  艾森豪威尔的部队穿越英吉利海峡之际,恰逢艾森豪威尔的儿子——约翰从西点军校毕业。这一消息,同这个伟大事件一样,使艾森豪威尔感到十分兴奋。然而,他无法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他写信给将到西点军校参加毕业典礼的玛咪说:“为了在6月6日与你和约翰在一起,我什么都可以放弃,但是这是战争!”

  数千人的长长的队伍,行进在上海街头,打破了凌晨的沉寂。

  当战争全面展开时,马歇尔告诉艾森豪威尔,他已给约翰·艾森豪威尔少尉作出特别安排,批准他和父亲在一起度过两星期的毕业假。艾森豪威尔满脸喜色,眉开眼笑地说:“我多盼望着见到约翰。看到他成为一名陆军军官多有意思!我会对此感到非常骄傲!”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副司令”潘国平。此时,用不着担心再有人揪他“政治扒手”。他不住地领呼口号,神气活现。

  6月13日,约翰抵达盟军总部。当这位英俊的年轻军官走进父亲的办公室时,为战争而操劳、而苍老的父亲非常激动,他满脸都是笑容,眼睛里含着泪水,热情地拥抱了儿子。约翰吻了父亲的双颊。像以前的相聚一样,他们几乎谈了一整夜。

  王秀珍也走在队伍的前列。尽管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她托付给邻居,走了。她带着厂里“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一百二十多人,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眼下走在“北上告状”队伍中的连她在内只剩十名。

  约翰带来了一封玛咪的信,是关于宣传的事情。原来,一家好莱坞影片公司提出,将付给艾森豪威尔一笔巨款,以取得拍摄一部有关他的传记片的权利。艾森豪威尔当时便回答说:“当然,只要这笔款子捐赠给堪萨斯州,我可以同意拍摄这部影片。”

  王洪文居中。他的八百来名“永忠队”队员出席大会,此刻剩下三百九十六人。

  而玛咪在信中说:“我觉得,你应该问心无愧地接受这笔钱。”

  队伍的尾部稀稀拉拉,犹如彗星的尾巴,大都是散兵游勇,慢慢地在后面跟着。

  “当然,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在回信中,艾森豪威尔回答说,“但是我一个人利用受到信任的公职来捞取钱财是品质恶劣的!我不能拿这笔钱,而且决不允许出现这类事情。不管怎样,我们不需要这些钱——穷有穷的乐趣!”

  “先锋”潘国平率队冲进北站,一路冲,一路砸,检票员无法抵挡。

  通过这件事情,约翰深受感动。在此后的两个星期内,约翰不离父亲左右,认真地注意父亲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一趟赴京的红卫兵列车,靠在月台,车头正冒着浓烟和水汽。潘国平说了声“上”,一千多造反队员冲上列车,挤得满满的。

  艾森豪威尔欣喜地发现,儿子已经长大,已成为一名真正陆军军官,军容严整,英姿飒爽。

  当王洪文、张宝林率队来到北站,已经无法再挤入红卫兵列车。有人发现旁边一列驶往郑州的列车正空着,反正去郑州也是北上,王洪文率领一千多造反队员呼隆而上,把这列空车也挤满了。

  不过,艾森豪威尔对儿子的要求仍十分严格。他严禁约翰利用父亲的职权干自己的事情,并不断地提醒他:“小子,别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不过是军队中最底层的小小军官而已!”

  后续队伍也来到北站,约莫也有千把人,已经无车可上。他们嚷嚷着要找上海铁路局头头,为他们增发北上列车。

  有一天,约翰向父亲请教军事礼节的问题。

  北站,也乱得成了一锅粥。

  约翰问:“如果我碰到一名军官,他的军衔比我高,但比你低,我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我应当首先敬礼?”

  善于“活学活用”的造反队员们,正在念诵着毛主席语录:

  艾森豪威尔听到这话,先是一愣,接着大声地训斥道:“约翰,在这一战场上,没有一名军官的军衔不高于你!而且,没有一名军官的军衔不低于我!”

  “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牲牺、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约翰方知是自己失了言。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振奋人心的大战就在自己身边发生,约翰当然不想错过这个学习和参观的绝好机会,他提出参观战区。6月15日,艾森豪威尔带着约翰乘飞机来到英国战区。在他们乘车巡视滩头阵地的时候,透过玻璃窗,约翰看到长长的一串作战汽车,首尾紧紧地挨在一起,完全不按教科书上规定的那样有序且留有空间放置。

  清晨五点,忽然传出一片欢呼声。原来,红卫兵列车发出“鸣”的一声尖叫,车轮转动了。这趟列车离开上海之后,一路顺畅,在中午到达南京。

  约翰大为惊讶,他对父亲说:“如果没有空中优势,你决不会让这些车这样地放置。”

  第一批造反队员离去时的欢呼声,使坐在那趟郑州列车里的造反队员们焦急起来。这趟属于郑州机务段的列车,原定十日晚二十三点发车。这未必太晚了。王洪文与胸前挂着“郑61”的号码牌的姓王的列车长谈判,要求提前开车。

  艾森豪威尔哼了一声,嘟嚷了一句:“如果没有空中优势,我俩就不会在这儿逍遥自在了。”

  列车长报告了调度室。调度室报告了上海铁路局。

  参观完战区后,年轻的约翰看到许多同龄人活跃在战场上,不禁热血沸腾,提出要参加作战,而不是送他回家。他对父亲说:“我在军校已经学过训练营中该学的课程。我请求您,请您立即派我到法国的一支部队中去。”

  出乎意料的顺利。凋度室通知:这趟列车改作69次特别快车,于上午七时开车!

  然而父亲不置可否。约翰瞒着父亲,悄悄地打通了关系。6月底,约翰到本宁堡报道,正式成为一名陆军野战军官。他被分配到第71师,这个师已预定在不久之后从本宁堡开往法国。

  消息传出,车厢里欢腾起来。那些后到的队员,本在等待第三趟列车,这时也纷纷拥上这趟列车。

  焦急的玛咪先于艾森豪威尔发觉了这件事情,她埋怨艾森豪威尔说:“你不告诉我,你在搞些什么名堂。”

  上午七时,一声鸣笛,列车启动了。王洪文紧握着那个与他同战斗的“首都红三司”红卫兵包炮的手,庆贺北上告状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

  艾森豪威尔分辨道:“我根本没有搞什么名堂。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或者他要干什么。我确实知道,如果他想到这个战区中的一个师的话,陆军部不会因为我在这里指挥而反对。我将碰到‘不进行干预’的难过日子。我不断地提醒自己,他已经长大成人,要开创他自己的事业了。”

  列车以每小时九十公里的速度前进,树木、电线杆闪电般从车窗前掠过。这时,王洪文满脸兴奋,与包炮商量着到达北京以后,怎样在北京举行炮轰上海市委的游行,给曹老头儿以难堪……

  艾森豪威尔像一名老兵一样对约翰提出了忠告。他说:“你得到处走走,看看每一名士兵是否穿得暖和,是否吃得满意,他们的武器是否完好。鞋、袜和脚是极端重要的。你在野外训练或者作战时,穿戴应和士兵完全一样。照这种方法去训练你的排,你将不仅得到一个训练有素的排,而且这个排将跟着你赴汤蹈火。”

  列车有节奏地摇晃着,一夜未睡的造反队员们,即便是站在过道上的,也合上了双眼。

  约翰出发的时候,玛咪伤心、生气,并感到孤独,她指责艾森豪威尔“玩了阴谋诡计”。艾森豪威尔和颜悦色地回答说:

  车过南翔,列车忽地放慢了速度,以每小时二十公里的速度前进。

  “对于约翰,我们除了祷告之外,无能为力。如果我进行干预,哪怕是轻微的、间接的,也会使他在以后的生活中感到不快——他是独立的。我希望你别鄙视我,起码让我放心。当这件倒霉的事了结后,我希望回家时受到你的欢迎。”

  车厢里出现了骚动。一问列车长,王洪文吃了一惊:接上海站调度通知,这趟列车从69次特别快车改为602次慢车!

  2. 希特勒的秘密武器

  所有打瞌睡的人,都醒了。

  在约翰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短暂时间内,父子间的对话或活动并不是很顺利的——往往要被一阵又一阵的爆炸声所打断。希特勒最新研制的秘密武器——一种名为V—1的飞弹,正像雨点一样疯狂地倾泻到伦敦市区。

  列车还没有开出上海,正在上海所属的嘉定县境内行驶。

  V—1飞弹是一种小型的无人驾驶飞机,以很高的速度沿预定路线飞行。它装有大量炸药,靠接触爆炸,而且爆炸威力极大。在它飞行的时候,虽然可以听到它,但无法看到它,更无法阻截它。

  慢吞吞地从南翔开到黄渡,前面是嘉定县内的一个小站——安亭。

  到了8月,一种名为V—2的飞弹又横空出世。此种新型飞弹在命中建筑物时,具有惊人的破坏力。由于速度很快,它一个猛子扎到地底下,巨大的爆炸力直接向上发挥。因此当它命中一座建筑物时,其爆炸力几乎可以将整个建筑物摧毁。

  上午八时十七分,车抵安亭站之后,随即倒开,进入了一股卸煤的岔道。站长扳好扳道之后,当即锁上。列车停止前进了。列车所停的地方,离安亭车站有几公里。

  伦敦战区因为这两种飞弹的袭扰,形势顿时显得凶险异常。一次,夜已很深了,当盟军首脑们在他们下榻的都铎王朝宅邸中准备休息的时候,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

  列车四周,是一片旷野,没有一间房子,旁边堆着一堆木材、一堆煤。

  空军司令阿诺德对此已习以为常,没有在意。几分钟后,轰隆一声,地动山摇,整座建筑都颤抖起来。一刻钟之后,又这样来了几次。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王洪文派人奔往几公里外的安亭车站,向上海挂电话询问。

  到凌晨6点左右,躺在床上的阿诺德听到一阵响亮而有节奏的发动机的声音,类似风琴的和音。这奇异的声音越来越接近,后来正好在头顶上方消失。

  从上海方向传来消息:留在上海北站的第三批造反队员,已抢占一趟北上列车,原定上午十时十分开车。接到调度室通知,这趟列车不开了。

  这是怎么回事?阿诺德一骨碌爬起来,刚刚抓起电话,打算问一问他的参谋人员,一阵可怕的爆炸声把他震得从床上弹了起来,屋内的镜框、饰品一古脑地掉在了地上,发出惊天动地的声音。桌子也剧烈地滑动起来,从屋的中央纷纷撞至墙边。

  从南京方向传来消息:那越红卫兵列车在中午驶入南京站之后,也停在那里一动不动。

  情报官员迅速打来电话,报告说,刚才的爆炸声是一枚希特勒的飞弹坠地的声音。据估计,已有200枚飞弹命中伦敦及其郊区,还将有300枚飞弹射向伦敦。

  “这是阴谋!这是上海市委的阴谋!”王洪文猛抽了一口烟,牙齿咬得吱咯吱咯作响。

  阿诺德冲出屋子,跳上汽车,赶赴爆炸现场。飞弹的命中点是一个小村庄。一吨铝剂炸药爆炸的强大气浪,震坏了所有的窗户,房屋像风吹落叶般地被揭盖而起,树木折断,有200多名村民受伤。弹坑的周围,散布着细碎的残留物,其中阿诺德能够辨认出躺在一团柔软的控制电缆和绝缘套管中间的残破的陀螺仪罗盘,以及许多手指大小的微型电池。

  拦车卧轨

  “这就是希特勒的最新武器——V—2”!阿诺德估计,这种武器约有27英尺长,它不需驾驶员操纵飞行,制造一枚约需要2000人时,费用大抵需600美元。在他的分析下,伦敦已笼罩在不可摆脱的噩梦之中——如果希特勒能够每隔一到两分钟发射一枚导弹,并拥有48个导弹发射架的话,那么他们每天向伦敦发射的飞弹数目将达到4万枚,将给人们带来极度恐慌。此举表明,希特勒使用新式武器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而且他可能重新赢得战争的主动权。

  曹荻秋也一夜未合一眼。连日的劳累,使他又添新的白发。

  了解到这些情况,艾森豪威尔沮丧极了。当飞弹从安在法国的发射设施飞来时,艾森豪威尔司令部的所在地布歇公园正好位于飞弹的飞行路线右方。第一次空袭警报持续了一整天。凌晨一点钟时,尖厉的警报声再次划过寂静的夜空,艾森豪威尔正躺在床上聚精会神地读一本西部小说。布彻慌慌张张地跑进来:“将军,快,让我们躲起来!空袭马上就到!”

  “工总司”召开大会之际,文化广场里的一举一动,都有人随时把消息报告曹荻秋。此后,王洪文领着队伍去市委大楼请愿,去友谊电影院要求接见,直至冲进北站,强占列车,曹荻秋都随时知道动态。

  “我宁愿呆在这儿”,艾森豪威尔头也不抬地说,“我不愿意整晚来来回回地跑掩蔽所”。

  他守在电话机旁。在得知种种情况之后,他不时与中共中央华东局、与中共上海市委的负责人保持联系,商议对策。有关同志也不断把上海“工总司”的动向,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

  然而,附近一声巨大的爆炸,把艾森豪威尔的这种漫不经心驱赶得无踪无影。他只能匆匆忙忙跑进掩蔽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过夜。当第二天醒来时,他破口大骂:“该死的希特勒!他怎么能搞出这种卑鄙的玩意来呢?”他的脑袋已被新粉刷的掩蔽所里的气味熏得昏昏沉沉了。

  “工总司”冲入北站、列车驶离上海之后,事态已经越闹越大。

  飞弹不仅摧毁人们的家园,还折磨着人们的神经。大多数人由于失眠而萎靡不振,许多人一听到关门声或摩托车和飞机发动机的声音,就会一下子蹦起来,向附近的掩体狂奔而去。

  上海市委采取了紧急措施:已经开出的两趟列车,一列停在南京,一列锁在安亭;未开出的第三趟列车,不再开出。

  “隐身恶魔”的袭击,使得盟军向法国内地的推进大打折扣。希特勒的V—1飞弹对英国的神经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仅6、7两月,V—1飞弹便使5000人死亡,35000人受伤,30000多幢房屋被摧毁。更糟的是,盟军情报机关预料,德军将很快把V—2飞弹及世界上第一枚中程洲际导弹投入使用。

  上海市委出于这样的考虑:大批上海工人进京告状,不仅会给上海工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而且也将严重扰乱首都的社会秩序。

  英国战时内阁也一片惊慌。丘吉尔对“神通广大”的飞弹非常恼火,以至于在7月初建议说,应该使用毒气来对付飞弹发射场。

  上海市委已经不能不采取紧急措施了。

  艾森豪威尔则清醒地回答说:“我拒绝成为一个使用毒气的人。看在上帝的份上,让我们提醒自己,使用我们的理智。”

  上海市委给停在安亭的602次列车挂了电话,劝告“工总司”的造反队员,不要北上,应立即回沪“抓革命、促生产”,有关问题在上海解决。如果“工总司”同意,602次列车可以由安亭开回上海……

  然而,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遏制住纳粹这一疯狂的行动。

  安亭岔道,许多“工总司”造反队员下车了,聚集在堆着木材、煤块的料场上,争论着何去何从。

  3. 飞越纳粹防线

  不少人主张回上海。他们的头脑已渐清醒,意识到数千人上京告状,确实不妥当,说道:“还是回上海去解决吧!”

  7月1日,艾森豪威尔奔赴诺曼底视察前线,看看他能够做些什么来激励部下。他只带着一床铺盖,一名副官和一名勤务兵。他对布雷德利说,他不需要别的,只要一座遮着一块油布的战壕即可。

  “回上海去?右倾!”马上有人气势汹汹地反驳,“如果在上海能解决问题,我们怎么会跑到这儿来?”

  在前线,艾森豪威尔一连呆了5天,视察部队和战场,同布雷德利及军长、师长们交谈,与战士同吃同住。

  “唉,出师不利。看来,‘工总司’的头一仗,就吃了大败仗。”有人沮丧,拉长了脸。

  不过,军官们都不希望艾森豪威尔呆在他们那里。原因很简单,艾森豪威尔走到哪里,德军的炮火就会跟着射到哪里。第15军军长、艾森豪威尔的老朋友海斯利普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还是赶快走为好。当然,不要认为我担心你可能死亡。我只是不想让人说,是我让最高统帅在我的地域内遭到不幸。你若想被打死的话,请到别的部队去。”

  “回上海——死路一条!”有人煽动,蛊感人心,“回到上海,你们一个个都会被打成反革命!”

  艾森豪威尔并没有理睬部下们的“建议”。7月4日,艾森豪威尔来到一个战斗机机场。该机场马上要执行一次飞行任务。艾森豪威尔乐了,对手下军官说:“作为司令官,我要参与这次飞行。我想看看这个灌木丛生的国家。”

  “司令”呢?他正在跟“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商量,作出了决策:“拦车北上!”

  布雷德利当然不同意,然而最高统帅似乎铁定了心,一口咬定要去。布雷德利只好满脸悲哀地看着他“突发奇想”的上司喜滋滋地登上了自己的飞机。艾森豪威尔爬上野马式战斗机,然后露头一笑,说了一句:

  来了,来了,铁道上出现一列从上海开出的客车。王洪文带了一批人来到铁轨旁。

  “好吧,布雷,我不飞往柏林。”

  当后来王洪文成为“英雄”,“卧轨拦车”成为他的“英雄篇章”。其实,据几位当事者回忆,是这样的;他们在铁路两侧,有的挥舞着帽子,有的脱下上衣挥舞着。司机以为出了什么事,来了个急刹车。在车子停住之后,很多人才跑上铁轨,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都有。实际上是“拦车卧轨”,并非“卧轨拦车”!

  然而艾森豪威尔食了言。在他的授意下,飞机飞越了德军防线,《纽约时报》还为此专门采写了篇特别报道:“艾森豪威尔飞越纳粹防线”,读过该文的人无不为艾森豪威尔的空前举动捏一把冷汗。

  停下来的是648次客车。列车长下来了,听说这一千多人要挤上车,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说:“车上有电话。你们派代表来打电话。没有上海铁路局的同意,我不能让你们上车!”

  到7月23日止,美军在诺曼底登陆总数已达77万人,第1集团军伤亡7300人。英国和加拿大登陆部队总数是59万,伤亡近49000人。而大量可以立即调用的美国后备部队,正在英国待命。

  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上海铁路局坚决不答应,而且反复传达了上海市委的意见。

  对艾森豪威尔来说,大为有利的是继续掌握着制空权。布雷德利计划利用这一点,在“眼镜蛇”战役中突破德军防线。

  这时,几辆小轿车急急驶来。上海市委派出的轻工业局局长来了,机电局局长来了。上海市公安局和铁路公安局也派人来了。

  “眼镜蛇”战役定于7月21日开始。又一次,艾森豪威尔显出他孩子般的执拗来——他不听各种劝阻,坚持要飞往诺曼底,亲自观看战役的开始。

  648次火车头连连鸣笛。造反队员们退下了铁道。滞留了将近两小时,648次的车轮终于又开始转动,驶离了安亭。

  然而天公不作美,黑压压的乌云堆满天空,能见度极低。后来,又开始下起倾盆大雨来,偌大的天空中,只有艾森豪威尔所乘坐的B—25飞机在飞行。为艾森豪威尔开飞机的驾驶员早已胆战心惊——自从飞越纳粹防线之后,没有几个人敢给最高统帅驾驶飞机了。

  在上海市委代表的劝说下,不少造反队员回到602次车厢,等待着铁路局安排驶回上海。

  飞机抵达诺曼底时,暴雨仍下个不停。当B—25摇摇晃晃地勉强在临时机场降落时,布雷德利再也压不住心头的怒火,恶狠狠地诘问他的上司:“将军,你怎么能拿你和驾驶员的生命开玩笑呢?为什么在这么恶劣的天气还要坚持飞行!”艾森豪威尔扔掉已经湿透的纸烟,笑眯眯地说:“布雷,我担任最高统帅的惟一乐趣是,没有人能不让我飞行。”

  王洪文急了。602次一旦开回上海,将意味着“司令”领导的这次“造反”归于失败。

  布雷德利哼了一声,板着脸告诉他:“进攻已经取消,你就在这儿玩些时日吧。”

  “好马不吃回头草。一不做,二不休!”王洪文看了看手表,对他的“部下”

  艾森豪威尔看着不断倾泻的大雨,狠狠地诅咒了一声,然后说:“当我牺牲的时候,你们应在雨天保存我的尸体,然后在暴风雨中将我埋葬。这样的鬼天气真是要我的命!”

  说,“等一会儿,上海到北京的14次特别快车要经过这里。我们拦住14次,要他们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直上北京!”

  当雨停下时,艾森豪威尔果然坐上飞机,亲眼目睹了大规模空袭的壮观场面。将近2500架轰炸机倾倒废物般投下4000多吨炸弹,桔红色的火光冲天而起,黑沉沉的烟雾遮天蔽日。不过,艾森豪威尔对此并不满意——投弹不准造成了几百名美国士兵的伤亡。

  王洪文豁出去了!

  由于希特勒不信任自己的将领,亲自指挥战斗,这迫使他频繁地使用无线电报,因而“超级机密”就能截听到全面计划以及大部分具体细节,知道希特勒有多少兵力及其意图。

  从上海站始发的客车之中,14次向来最受重视,因为它是上海与首都之间的特别快车。不光是头头脑脑们要坐这趟车,外宾们也常坐这趟车。

  第7军方面,劳顿·柯林斯少将正在突破敌军的防线。空袭已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摧毁了敌人的交通线,使敌人的很多武器起不了作用。而布雷德利的部队已经切入敌阵,很快就将取得完全突破的胜利。艾森豪威尔坚持,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允许失去进攻势头。根据他的看法,德军已经钻进圈套。

  又是一次“拦车卧轨”。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时零二分,14次特快那飞转的车轮不得不骤然刹住。车上许多外宾拉开了车窗,不解地望着车外成群成群挂红袖章的拦车者。

  至此,法国之战进入关键时刻。

  列车长气喘吁吁地跑到拦车者们面前,当他听说拦车者要求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坚决回绝了:“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不行,绝对不行!你们赶快放行,否则你们要承担一切严重后果!你们要明白,这是14次特别快车!”

  4. 解放巴黎

  列车长格外强调了最后一句话。

  艾森豪威尔把他的时间分别用在诺曼底和伦敦。在伦敦,他差不多每天都忙着与丘吉尔首相进行持久而激烈的争论。这一争论在6月份就开始了,争论的问题是“铁砧”行动,即在法国南部的登陆。到了8月,这一争论已白热化。艾森豪威尔建议8月15日在马赛港登陆,而丘吉尔则主张取消“铁砧”行动。

  “我们就是要拦你14次特别快车!”王洪文哼了一声。

  艾森豪威尔不知道丘吉尔的动机是不是政治上的,他的目的是否要使盟军部队抢在俄国人之前进入巴尔干。此时,加拿大部队的攻击进展缓慢。巴顿受到的抵抗则较弱,不断向前挺进。

  14次特快列车僵卧在铁道上,无法动弹。那时,沪宁线上虽然大部分路段都已铺了双轨,而安亭这一段恰恰是单轨。拦截14次特快,等于卡断了沪宁线,卡断了中国铁路的大动脉。

  8月14日,盟军就要“收拢口袋”。艾森豪威尔喜上眉梢,容光焕发。当天,他发布了一道罕见的命令,激励盟军陆、海、空士兵们。他在命令中说:“只有无比的热情、决心和快速行动,才可能抓住良机。我们能够使这个星期成为这次战争的历史上一个重大的星期。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光辉、富有成效的星期,而对野心勃勃的纳粹暴君来说,则是灾难的日子。”

  一列又一列客车、货车,不得不停止了运行。

  艾森豪威尔知道,德军不到完全丧失抵抗力时,是不会放弃战斗的。他深深地懂得这一点,这部分是由于他自己继承的德国血统使然。少年时代的“小艾克”,在被埃德加打倒在地后,仍然一次又一次顽强地爬起来,直到他不能站立为止。

  上海站北上的所有客车、货车,全部停发。

  因此,当记者问道,还有几个星期可以结束战争时,艾森豪威尔怒不可遏。他一改平日对记者温和有加的形象,严厉地说道:“希特勒非常明白,当战争结束时,他会被绞死,因此把战争继续打下去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害处。尽管他有可能以自缢结束他的生命,但他要顽强地拼到底。那些认为结束战争可以‘用星期’来计算的人,难道不是些疯子吗?!”

  北方南下的所有客车、货车,也都堵塞在安亭附近。

  尽管遭遇了顽强的抵抗,盟国远征军仍以不可阻遏之势席卷了法国。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沿着海岸线向比利时长驱直入,而第1、3集团军则直指巴黎,奔向德国边境。艾森豪威尔面临的问题是:要不要解放巴黎?无疑,进攻巴黎会把盟军卷入持久的巷战,并使欧洲最珍贵的一些文物遭到破坏。而且,盟军一旦占领巴黎,还得负责两百万市民的饮食供应。

  上海市委派汽车送来上千份当天的报纸,上面登着《人民日报》当天的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对大多数人来说,巴黎是一块磁铁,吸引着每一个人。战士们迫不及待地等着进入巴黎,享受一下这座浪漫城市的美妙风情。每个师、军及集团军的指挥官都想得到解放巴黎的光荣。

  报纸变成了手纸,被扔得到处都是。

  艾森豪威尔最后决定,派勒克莱克及美军第4师、英军的一支先遣队一起进入巴黎。他再三强调:为了保护文物及市民的安全,不准进行剧烈的战斗,也不准轰炸巴黎。

  安亭告急!上海告急!

  25日,勒克莱克进入巴黎。接着,戴高乐也抵达巴黎,任命柯尼格为巴黎的军事长官,并接管了政府大楼。

  切断沪宁线二十小时

  星期天上午,阳光灿烂,和风煦煦。巴黎的大街上,洋溢着一片兴高采烈的欢乐气氛,街上挤满了自行车,人们都想看一看解放巴黎的英雄们。欢乐的巴黎市民马上认出了艾森豪威尔及布雷德利,并把他们团团围住,热情地向他们招手,甚至亲吻他们。

  “中央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胎。

  1944年8月下旬及9月上旬,是战争中最具戏剧性的时期之一,巨大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在法国,第1集团军解放了巴黎,而第21集团军群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要知道,他们几个小时推进的距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要花好几个月、付出上万人的代价才能达到。罗马尼亚向苏联投降,接着对德宣战;芬兰和俄国签订了停战协定;保加利亚准备投降;德军撤出希腊;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向里昂推进……如此看来,战争的结束指日可待。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5. 艾克与蒙蒂

  (亦即“中央文革”),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个小组的组长,是那个自称“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为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

  9月1日,丘吉尔宣布英国著名将军蒙哥马利晋升为陆军元帅。这样,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的军衔(四星)反而要比部下蒙哥马利的军衔(五星)低。

  这么个“小组”,在“文革”中恶性膨胀起来。一九六六年八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这个“小组”成员得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此后不久,这个“小组”竟取中共中央书记处而代之,拥有莫大的权力。

  对于蒙哥马利,艾森豪威尔是这样评论的:“蒙哥马利不仅是我非常亲密的朋友,而且与我并肩工作了两年。我对他非常钦佩,他是这次战争或任何一次其他战争中的伟大战士。”

  陈伯达是个老秀才。毛泽东见了他,不称“伯达同志”,笑称“老夫子”。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不过,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他们的合作却并不似评论中所说的那么融洽。蒙哥马利总提出一些非分的要求,艾克和蒙蒂的关系一直在矛盾与妥协中艰难地发展着。

  安亭事件爆发之后,上海市委几度向“中央文革”告急。“老夫子”戴着近视眼镜,看着上海市委的告急电报。“老夫子”马上找来副组长张春桥,因为有关上海事务,他必须听听这位副组长的意见。

  尽管艾森豪威尔是蒙哥马利的上级,但每次会面,蒙哥马利都坚持要艾森豪威尔来见他。9月7日,针对指挥权的问题,他又要求艾森豪威尔来见他,但此时的艾森豪威尔已经站不起来了。

  张春桥也是一位“秀才”,曾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兼社长,也曾当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何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运笔如飞,拟就了一份电报草稿。“老夫子”过目之后,便以陈伯达、张春桥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内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

  原来,艾森豪威尔不管天气好坏、随心所欲地飞来飞去的执拗性格,终于使他得了一个小小的教训——他出了一次事故。

  “立即会见工人同志,同他们好好商量,希望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岗位,有问题可以就地解决。有重要问题不能解决的,可以派代表去北京。”

  9月2日,在回格朗维尔的途中,他乘坐的B—25座机的一个消声器坏了,他转乘一架L—5型飞机。这是一种航程有限、限乘一人的联络用小型飞机,又正好碰上了暴风雨,驾驶员迷失了方向,根本找不到跑道。眼看着汽油马上就要用完了,他们只好在惊涛拍岸的沙滩上紧急迫降。

  夜,602次列车附近的堆料场,造反队员用碎木料燃起了篝火。

  所幸的是,他们在迫降过程中没有出什么问题。抵达沙滩后,艾森豪威尔跳下飞机,企图帮助驾驶员把飞机推过潮水线。但在潮湿的沙石中,艾森豪威尔一跳落空,扭伤了膝盖。驾驶员吓得面无人色,胆战心惊地帮助他一瘸一拐地走过盐滩,来到公路,并拦截了一辆美军吉普。

  几辆大卡车从上海赶来。车上装了一万五千只面包,还有棉大衣、棉被。那是上海市委组织几家工厂送来的。

  艾森豪威尔已全身湿透,上上下下沾满了泥巴,脸上一副痛苦不堪的表情。吉普车的军官简直不能相信,面前这个可怜的老头儿就是他们的最高统帅!

银河在线注册,  “中央文革”的电报,急速传到安亭。王洪文看了陈伯达、张春桥的电报,心情紧张万分。因为那份电报表明,“中央文革”并不支持“工总司”北上告状。他知道,一旦“中央文革”投了反对票,这意味着什么?

  到达格朗维尔后,两名副官把他抬到卧室。他的膝盖红肿得厉害,疼痛难忍;他还发现,自己连动弹一下都很困难。从伦敦赶来的医生检查了伤情后,让他卧床休息一个星期,并在膝盖上打上石膏。他暗自奇怪:为什么总是膝盖受伤呢?

  紧接着,大批的电报纷至沓来。这些电报,大都是京沪线各车站发来的,有的是受堵的旅客发来的。每一份电报,都发出强烈的抗议声:

  尽管艾森豪威尔已膝伤卧床,蒙哥马利仍然坚持要艾森豪威尔来见自己。许多人认为蒙哥马利做得太过分,但一直对他抱宽容态度的艾森豪威尔却迁就了他。

  “目前沪宁全线停车,是上海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政治扒手一手制造的。他们任意离开工作岗位,违反十六条所规定的‘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在安亭闹事,破坏国家经济命脉,中断交通。这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我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9月10日,艾森豪威尔飞往布鲁塞尔。他拖着伤腿,要上飞机很困难,下飞机更是不可能。于是蒙哥马利登上飞机,开始把他的想法和盘托出——原来他想把地面指挥权要过来。

  “中断交通是造谁的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严惩一小撮破坏交通的暴徒!”

  在艾森豪威尔的B—25型座机上,最高统帅和陆军元帅激烈地争论了一个小时。最后,妥协的艾森豪威尔同意了一项代号为“市场—花园”的计划,并由蒙哥马利亲自指挥。

  “揪出上海‘工总司’的坏头头,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结果令人大失所望,一切都很糟糕。法国境内大规模的8月攻势没有带来欧洲的胜利。“市场—花园”行动宣告失败,安特卫普没有及时打下,这对于1944年的局势毫无帮助。

  一份份电报,使王洪文触目惊心。尽管他把电报撕得粉碎,但是耳边仿佛响着一片抗议声。

  是谁失败了?蒙哥马利指责艾森豪威尔。在他看来,艾森豪威尔的犹豫不决是大规模攻势失败的主要原因,他说艾森豪威尔是一个协调者,而不是一名指挥官。但布雷德利和巴顿认为,艾森豪威尔对蒙哥马利过于宽容造成了这次行动的失败。他们指责蒙哥马利拒绝服从上级命令,并认为艾森豪威尔在发布最后命令时是不严格的。

  “首都红三司”的笔杆子起草了《安亭告急——告全国同胞书》,声称“工总司”是被上海市委逼得上京告状的,一切责任都应由上海市委承担……王洪文看了之后,这才略微定心,叮嘱道:“赶快用电话把稿子发到上海,请你们‘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连夜印发!”

  秋天,对于艾森豪威尔总是不利的季节。1942年他在突尼斯的泥泞中寸步难行;1943年在意大利半岛陷于困境;1944年的大雨再次把西北欧的战场变成了一片沼泽。艾森豪威尔不断地抱怨:“我正在变得非常讨厌天气。我的飞机不能起飞,我的坦克无法开动,我的士兵们只能艰难地行进。我仍然缺少补给。在这种情况下,秋季战斗的结果就是双方都造成一些重大伤亡。”

  夜深,野外寒气逼人,造反队员们只得拥挤在车厢里。一节节车厢,如同一盒盒沙丁鱼罐头。椅背、行李架、茶几下,都挤满了人。

  整个秋天,艾森豪威尔不断地到处巡视。

  切断铁路的时间越长,交通阻塞越发严重。沪宁线全线瘫痪。华东地区许多客车停驶。安亭附近被堵的列车,不时拉响汽笛,发出一声声尖利的抗议,在夜空中回荡,此起彼伏。

  12月15日,蒙哥马利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说:“我要乘飞机回英国去,与我儿子一道过圣诞节。”

  14次列车上的旅客,斥骂拦车的“工总司”造反队,骂他们是暴徒,是反革命。

  “我不反对。”艾森豪威尔在回电中说。思索片刻,他又加上一句:“我很羡慕你。”

  夜深,那斥骂声仍不绝于耳。

  14次列车软卧车厢里的外宾,也提出了抗议。尤其是几个苏联乘客,抗议的措同更为强硬。

  各地的抗议声不断传来——抗议电报,抗议电话,抗议传单。

  上海市委已经一次又一次派人前来安亭,要求“工总司”立即恢复交通。

  不少造反队员也意识到阻断交通的严重性,纷纷要求撤除障碍。“再这么干下去,‘工总司’真的会成了反革命!”许多老工人向“司令”提出了忠告。

  听说韩哲一要来安亭,王洪文终于决定放行14次。

  沪宁线大动脉被切断二十小时零二十一分之后,在十一日上午八时二十三分,14次特别快车终于转动了车轮。

  “呸!呸!”旅客们用睥睨的目光,鄙视着铁道两旁戴“工总司”红袖章的那些造反队员。

  通车后一个多小时,中共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坐轿车来到安亭。

  “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一鼻孔出气!我们还是要去北京告状!”王洪文听不进韩哲一劝他们回上海的话,仍然坚持北上,“就是走,我们也要走到北京!”

  韩哲一规劝没有效果,只得与李干成回到上海。

  “走,我们走到北京去!”在“司令”的指挥下,造反队员们开始整队。

  “走到北京去?”两天两夜未曾安眠,许多造反队员困乏不堪,说道,“走回上海还差不多!”

  “走到北京去!”也有那么一批造反劲头十足的队员,坚决支持“司令”的决定。

  就在意见争执的关头,一纸电文自北京来,震动了安亭……

  陈伯达发来急电

  “‘中央文革’来电报啦!”

  “陈伯达同志来电报啦!”

  十一日中午,陈伯达发急电至安亭。陈伯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的电报表达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于安亭事件的意见。

  显然,这是一份举足轻重的电报。

  王洪文以急切的目光,看着陈伯达发来的电报——

  工人同志们:

  十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局争执不下,我们打了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据说有些工人同志,还是在车站不愿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很需要的。但是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

  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搞好生产这是大道理。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世界的一切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的活动,注视着我们经济发展的动态。工人同志是为我们祖国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搞文化革命,而是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大革命也一定不会搞好。

  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重要的大道理。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要顾全大局,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一部分利益,因为有些人意气用事,而损各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国家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

  事实上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同他当面商量。

  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你们致以最高的无产阶级敬礼!

  陈伯达

  看罢电报,王洪文的脸色是惨白的。他几乎不相信这是陈伯达打来的电报!

  “会不会是上海市委伪造的?”他问包炮。

  “那口气,象陈伯达的。”包炮说,“我马上去挂长途电话到北京,问一问真假。”

  “问谁?”

  “问‘中央文革’!”

  包炮匆匆走了。

  在王洪文看来,陈伯达的电报出乎意外:这份电报,等于给了“工总司”一记耳光!电报不仅批评了“工总司”上京告状的行动,而且批评了“工总司”安亭拦车。领导“工总司”上京告状、安亭拦车的,不是别人,正是作为“司令”的他。

  他可以骂上海市委,骂华东局,但是他怎敢骂陈伯达,骂“中央文革”?

  陈件达的电报还意味着,“工总司”即便能够上京告状,也不会有好结果。因为上京告状,向谁告?无非是向“中央文革”告状。陈伯达的电报,已经把“中央文革”的意思说得一清二楚。

  陈伯达的电报,象炸弹一样在安亭爆炸。“工总司”军心动摇。“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电报里的这些话,打动了许多造反队员的心。尤其是那些原先就主张回上海的队员,更是嚷嚷着要求回上海。

  上海市委动员各工厂,派出一大批空的大卡车,来到安亭。宣传车不断地念着陈伯达的电报,不断喊着口号:“欢迎工人同志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

  “要回上海的,赶快上车!赶快上车!”

  “工总司”的队伍开始瓦解。好多造反队员爬上了大卡车。有的还站在车上大喊:“上来呀!上来呀!回上海去!回上海去!”

  “呸!叛徒!逃兵!可耻!”也有一批“坚定分子”,唾骂着那些回上海的队员。

  “谁是叛徒?谁是逃兵?”车上的队员,与车下的“坚定分子”们争吵起来,人心更乱了。

  眼看着,“工总司”大势已去……

  王洪文心急似火。包炮终于跑来了。这位神秘而广有联系的人物,带来北京最新消息:“电报是中央的意见,以陈伯达的名义发来的。据说,如果以‘中共中央’或者‘中央文革’的名义发来,会对‘工总司’压力太大。正因为这样,上面有一句‘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

  “这么说,电报是真的。”王洪文益发忧心忡仲。

  “张春桥马上要来!”包炮接着说道。

  “坐火车来?”

  “坐飞机来!”

  “马上召开核心组会议。”王洪文说道,“我们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与张春桥的谈判上!”

  核心组会议,作出了几项紧急决定:第一,包炮马上回上海,去迎接张春桥,向张春桥反映“工总司”的艰难处境和意见;第二,给南京发电报,要“副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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