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人生,光明徘徊花

  从“全向东”这名字推测,此人大约是个红卫兵,因为当时的红卫兵们最喜欢取这类“卫东彪”、“永向东”、“卫红”充满“革命”色彩的“时髦”名字。

小百科
  人们对气体和噪音等有害物质所造成的污染较为重视,而对那神不知鬼不觉的染,却很陌生而失去警惕。
  现代生活中,人们在光照环境里的时间明显地多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代。但在五彩缤纷的光世界里却存在着损害人体健康的严重隐患。
  现代灯光的使用无形中扰乱了祖先为我们拨好的“生物钟”,造成人体生理节奏的失调,越来越多的人因睡眠不足而心跳胸闷、精神萎靡,给身心健康带来影响。
  光的污染无处不在。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阿诺德·威尔基斯认为:日光灯是引起偏头痛的主要原因之一。不断闪烁的日光灯严重地影响着我们的眼睛,导致疲劳、偏头痛,心动过速;日光灯发出的带有蓝色的看不见的紫外线,如过量吸收有可能使皮肤癌变。
  当您漫步市区,商场里那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使人眼花缭乱。那眩目刺眼的强烈光波,能导致生物体内大量的细胞遗传变性,使不正常的细胞增加、正常的细胞死亡。还会造成神经功能失调,扰乱肌体的自然平衡,引起头晕目眩、烦躁不安、食欲下降及乏力、失眠等症状,损害身心健康。
  舞厅是青年人的消遣娱乐场所,但那色彩斑斓的激光束透过眼睛晶状体,经聚集后集中于视网膜上,焦点温度可高达70℃以上,从而造成对眼睛的热损伤。当人们受到过度的激光辐射后,会出现种种不适,严重的还会出现痉挛、休克等。
  光对人体的污染还表现在极强光的危害上,如燃熔、冶炼以及焊接过程中产生的强光,烧玻璃时所放射出来的强光与人工光源中的激光,它们给眼睛所带来的强烈刺激十分严重,有的人甚至会出现盲斑或白内障。尤其是行驶在路上的汽车突然开亮的前灯、闪光的信号灯、机场的灯光标记等耀眼光源,对视觉的危害更加严重。
  因此,如把光的污染减少到最低限度应该正确使用灯光,协调亮度。白天尽量利用自然光线,经常打开窗户,让阳光进入室内。尽量避免受强光的刺激,尤其是婴幼儿更不应暴露在强光、大功率的日光灯下,以免给眼球组织带来损害。

  我自己,也像是有了些人生的成绩。

  特别法庭的审讯记录如下:

  ”头顶上能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是多么好的事!”或许这是直到近代,人们才有的感慨,过去谁没有一间透大厝呢?甚至愈穷的人,愈会举头见天。

  这支穿着军装的队伍,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前来支援左派,理所当然受到了“阿东”和“阿串”双方的欢迎。

  猛摇头,还是号哭不止,突然从哭声中冒出两个字:”外外!”

  他派出了“小兄弟”,假装支持“联司”,打进了“支联总站”。这位近乎间谍的“小兄弟”,不断密报“支联总站”的一举一动,使王洪文对于对手了然若指。

  接过熊,娃娃总算精疲力竭地躺在妈妈怀里,慢慢闭上眼睛。

  上海进入七月之后,气温骤然上升,热不可耐。位于上海东北郊的上海柴油机厂,成为全市最热的地方。“阿东”和“阿串”之间的格斗,由于王洪文支一派、压一派、已经愈演愈烈,日趋白热化。

  妻和我都慌了,是不是要打电话医生?会不会哪里疼,又不会说?

  “一言为定!”“王司令”和“胡司令”紧紧握手。

  于是这”乡园”与”客地”,总不在于土地,而在于人了。怪不得十六个月大的娃娃,要看见一家人,又抱到自己的玩具熊之后,才会有”家”的安心!

  “工总司”总动员,各工厂出动上千辆卡车,满载着造反队员们,向上海柴油机厂进发……

  问园!这后林有多少小鸟是吃我的谷子长大的?一代又一代,年年冬雪中叩我的后窗。

  潘国平也来了。他的手下有一支人马,虽然他与“王司令”有矛盾,而在对付“联司”这一“大敌”面前结成了“统一战线”。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七月一日,王洪文和徐景贤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人民广场举行数十万人的大会,“愤怒声讨‘联司’和‘支联站”’。“联司必败”的口号声,从成千上万的喉咙里喊了出来,那声波久久地在上海上空回荡着。

  虽然早一天搬,可以省一日的房租(因为房子已过户给下任屋主,我多住的日子要付租金),我仍然坚持多留两天清扫的时间。

  “联司”则以为,“五天”指十三日至十八日,保留期应当是到十八日夜十二时为止。因此,“东方红”在上午八时零二分覆盖,是违反“保留五天”的。

  只是如果一个人,像我的母亲在大陆三十多年,到台湾三十多年,又住美国十几年,在她的心中,什么地方是客?何处又是主呢?

  王洪文如此急不可耐地“欢庆‘工总司’成立半周年”,就连徐景贤也笑话他。

  阳光、白云或雨水,都由那里漏下来。有时候电影里下雨,电影院里也下雨,真是大有临场感了……。

  上海柴油机厂所生产的柴油机,有一部分是用作军舰、鱼雷快艇的动力,厂里有保密的军工车间。、不过,这支“宣传队”进厂,倒并不是为了军工车间的生产,而是为了“支左”。

  每次旅行,半夜或清早醒来,总会先一怔;”咦!?这是哪里?”

  “888”秘密会议

  只是……,只是怎么突然之间,这住了八年的幽居,这小小可爱的田园,竞不再属于我了呢?!

  接近,渐渐转到了“工总司”的对立面去了。

  我要叮嘱新屋主,早春别忘了阶边的小绿芽,是郁金香。仲春别忽略了院角树阴处,有大片的铃兰。

  “‘联司’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我们希望‘联司’广大革命群众尽快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看那大大小小,每一件小摆饰、杂物、文具,都能说出一个故事。可不是吗?人到成家之后,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四顾房中,触目的一切,都能说出个道理。

  “人民解放军应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

     遗忘的深情

  这一次一反往日的惯例,王洪文的名字十分突出地出现于九月二十六日的《文汇报》上:

  于是,从小东西,到大人物,哪样没有情呢?又哪样舍得开呢?!

  这天的气温,高达摄氏三十九度。一颗颗发烫发昏的头脑,投入了一场疯狂的肉搏。

  但是,妻反爱那冷雨凄清的夜晚:”这天窗是不必看,却能听的!你听雨打在天窗玻璃上的声音像什么?”

  这支队伍,有着一个冗长的名称,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三军支左办公室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你肚子痛吗?”我盯着孩子挣得通红的小脸问。

  当天晚上,在武汉的毛泽东在众人的劝说之下,决定前往上海,杨成武。余立金等随行。

  常感叹人年岁愈大,舍不下的愈多,拖的力量却愈弱。也便能了解,有些老人把别家丢出的垃圾,往家里撇的矛盾。

  这支“宣传队”开进上海柴油机厂一个月之后,那里的形势陡地吃紧。因为“宣传队”经过一个月的“调查研究”,终于在四月二十四日发表“公告”。这“公告”,犹如法院的判决书似的,对“阿东”和“阿串”作出了裁决:

  世间万物,皆有其用,岂能暴珍?

  罕见的“半周年”纪念

  何必再去交更多的新朋友?想想故旧,多多联系,不是更亲密吗?

  “春桥同志二十日回到上海。”王洪文把声音压得更低,“春桥同志说,‘联司’和‘支联站’是群众组织,由‘工总司’出面解决比较合适。所以,这段时间他虽然在上海,就不公开露面了。他在上海的消息,要保密,不要往外说出去。据春桥同志告诉我,他这次来上海,另有重要任务。……”

  听来多像笑话,但有什么比这更生活、更童年,也更真实的呢?

  “中午十二时之后,……在一声声刺耳的哨子声中,一批批‘联司’和‘支联站’的成员,在指定的地点集合,穿好厚帆布衣服或棉衣,戴上柳条编制的安全帽,手执铁棍、木棒、弹弓,或者肩扛大铁锤、粗钢钎、水龙带,或者抬着长竹梯,打着红旗反红旗,别有用心地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歌曲,急遽地奔向早就分配好的目标!……”

  ”像打在童年日本房子,窗前油毛毡的雨棚上!?”

  这时,“消革会”战士徐XX从水落管直爬上去,刚到三楼楼顶时,被“联司”

  ”你每次返台,我先还总是睡半边床;渐渐占据一整张,偏偏这时你回来了,于是又让出半边给你,真有些不习惯!”

  那支“宣传队”呢?放下了手中的“红宝书”,拿起了钢枪,逮捕了“联司”

  每一块初履的土地,都是陌生的人,都给人”客愁”;而当那块土地熟悉了,这客地,就成为家园。

  他是一个“纪念狂”。除了举行过成为笑柄的“工总司”半周年纪念会之外,他还主持过如下“纪念”:

  我找出二十三根电线的延长线,十五个”三接火”,三十多支全新的原子笔和四十多根新铅笔,还有十九块橡皮、八管胶水、十一支美工刀和三十多个羽毛球……。

  四、救护“联司”伤员,送进医院;

  何必再去外面买更多东西?许多家中现存的,已经够用一辈子。

  王洪文支一派,压一派,造成了“东方红”和“联司”的严重对立。

  ”不要!不要!外外!”小手指着卧室门外,仍然哭闹不止。

  保卫党中央,

  ”像落在小时候窗前的芭蕉叶上!”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徐。……”喜欢游泳、又爱食武昌鱼的毛泽东,兴致勃勃,曾几次到武汉畅游长江。就连一九六六年七月,“文革”如火如茶之际,他还是抽空到武汉横渡长江。他在游长江时说的几句话,立即成为传遍全国的“最高指示”:

  那小烟灰缸,是我到跳蚤市场买的;这个雕像是大都会美术馆复制的;那方端砚,是由苏州抱回来的;这支羽毛,是我在森林里捡到的……。至于那个大的,会动的–

  “联司”暴徒用更密集的石块、铁片、燃烧汽油瓶拼命往云梯车砸。

  多么舍不下!又多么拖不动!

  王洪文和徐景贤都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不过,徐景贤毕竟当过上海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多年,政治手腕比王洪文强得多,而且他的口才、文才、政治理论水平远在王洪文之上,很快的,上海的实权落在了徐景贤手中。但是王洪文毕竟手下拥有百万之众的“工总司”,徐景贤也未敢小觑这位“王司令”。

  这事情是从许久前就酝酿的,只是一面促成它的发展,一边又矛盾地把它遗忘,于是该写的故事、该作的画,依然如期地产生,也仍然总在午后端一杯咖啡坐到后园,面对一林的绿意。

  下午两点十分,邱会作的专机飞抵武汉。“百万雄师”正在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王力的游行。

  ”跟那小鬼说,后面森林好玩,但要小心毒藤!”儿子讲。

  这时的“串连站”也在要求加人了“工总司”,比“东方红”晚了一步。他们见“东方红”加入“工总司”,便改变主意,加入了“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不过,这么一来,“串连站”觉得仿佛比“东方红”矮了一截似的。

  ”好好好!上外外!”

  (一)设立临时指挥部。

  于是春风依旧,辛夷依旧,莱英依旧,丹萱依旧,蔷薇仍然是”风细一帘香”……。

  王洪文一进来,压低了声音,兴奋地对“小兄弟”们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春桥同志说,是时候了!”

  或许因为家里的每个成员,都不知道存货甚多,一时找不到,就认为没有,而出去买一条。用之后,放在一边忘了,碰到再需要,便又出去买。长久以来,竟存下这许多。

  此行甚为机密。张春桥走下专机,便钻进轿车,不声不响直奔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

     透大厝

  人们以为大约是我国又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打开号外一看,却是印着新华社九月二十四日的电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

  这辛夷树下的白石,是多么美!谁知道那是我种莱时,由”一铲到几百铲,再集多少人之力,一起动手,才挖出来的?

  传单中很具体地指出,“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在上海青年宫开过秘密会议,决心七月五日以前踏平‘联司”’。

  直到有一天,吐出最后一口气,两手空空地离去。

  时针指向七点。突然,一个中等个子、身体结实、四方脸、颧骨突出的男青年,推开门口的警卫,冲了进来。他的左臂上没有戴红袖章,却扎着白布条。在他身后,一大群彪形大汉,随着呼啸而入。每个人的左臂都扎着白布条。

  ”要上外外是不是?”总算见到一线端儿,二人紧追着问:”可是现在天黑黑,明天天亮了,再上外外好不好?”

  在王洪文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后,力图“保权”,又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冲击着“工总司”,以至又形成了一个与“工总司”相对立的全市性工人组织——“支联总部”,剧烈地摇撼着王洪文的宝座。

  即使在夜里,天窗也是美的,尤其是刚装好不久,有一天踏入画室,没开灯,却见一片蓝色的光华,团团笼罩在我的躺椅四周,举头望,竟是一轮满月,使我想起尤苏拉安德丝演的”苦恋两千年”,里面能使人千年不老的”月之华”,那冷冷的月之火焰!

  “联司”理所当然地进行反抗。

  迁入新居第一天的深夜,十七个月大的小女儿突然爆发出哭声,像是山崩地裂般地一发不可收拾。递奶瓶、送果汁、用尽了方法,还是无法和缓,一双眼睛惊惶地看着四周,拼命地拍打、挣扎!”

  毛泽东这段话,理所当然地使王洪文难堪。

  于是我自己拥有的天窗,就愈发引得遐思了。

  虽然在“一月革命”之后,王洪文已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是他的名字不常出现于报刊上。见报的,一般只有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大名。提到王洪文时,只写“工总司负责人”而已。

  问园里藏着许多神秘,许多美的消息!

  王洪文原以为可以用“解放军宣传队”压垮“联司”,不料,矛盾急剧激化。

  柜子里的东西全搬到了外面,外面就变成了柜子里,大大小小的纸箱,高高低低地放着,到后来竟连走路的地方都没了,只好坐在箱子上喘气,俯在盒子上写信,信很简单:

  一小撮头头专把坏事干,

  翻检着旧日的书信,许多熟悉又遥远的名字跳入眼帘,再三引我心灵的震撼:

  (四)队伍调动基本上按“工总司”的各组分口。

  装天窗,竟出于台北朋友的建议:

  王洪文的双眼密切注视着福州路和人民广场上的一举一动。不过,张春桥从北京来电话关照过他,不要轻举妄动,现在动手挤“脓”还为时太早!王洪文的手虽然早就痒了,还是听从“军师”的指令,耐着性子等待着“大扫荡”的时刻……

  篱角的黄瓜虽种得稍迟,而今也结实累累;原先的菜圃虽未再种莱,却自然冒出许多野草莓和番茄,便也帮着她们清除四周的野草,并搭起支撑的架子。

  上海柴油机厂有的是柴油机。“联司”从厂里运来了柴油机,在福州路上,在不远处的人民广场上,柴油机隆隆运转,带动发电机发电,雪亮的电灯泡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联司”们在灯光下发表演说,撒传单。

  ”这里就是家啊!我们的新家!”眼看一家人,全被吵醒走出来,我指着说:”你看爸爸、妈妈、奶奶、公公、婆婆、还有哥哥,不是都在吗?”

  大战的前奏

  一对由罗马尼亚移民来美的音乐家,带着五、六岁的男孩儿,在地产掮客的带领下,一次又一次地来访,且引来了他们的父母兄弟。房子并不便宜,买了半年都没消息,我也就没把他们放在心上。

  为了占领制高点,云梯车开到了四号楼对面,腾空升起来了,超过了四号楼顶。

  当然,也有那建造豪华,却真透天的房子。其中印象最深一的,是罗马的万神殿,直径142尺,能容纳上千人的大殿,居然没有一根横梁。四周弧形的石造屋顶,一齐向中面聚拢,簇拥着一片小小的天窗。

  上海的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

  初入神殿时,真被那伟大的景象震惊了,只见一条细细的光柱,由屋顶斜斜射入,下面的人们,居然没有一个敢跨入那片光柱中。大家绕着光柱行走,仰面向天礼赞。

  (即“支”持“联”司站)。这些“支联站”又形成了统一的指挥部,名曰“支联总站”。

  我更疑惑了!迷失在这半睡半醒之间……。

  成员王力以及公安部长谢富治前往武汉处理问题,支一派,压一派。被压的“百万雄师”奋起反抗,举行大游行,还扣压了王力。

  在湾边(Bayside),这后面接着森林,林后有着海湾和芦荡的”问园”,一住就是八年。虽然正门对着一棵大树,又向着一条直直的马路,许多人认为风水不佳。但我在其中顺顺利利地生活。老母八十三岁高龄,依然健朗;儿子十八岁,又有了小妹妹;妻由大学主任助理,升到系主任。

  “联司”为新魏体刷出了大标语:

  当然也有个可能,就是大家都觉得与其四处翻箱倒柜地找,倒不如干脆去买,在时间比东西值钱的情况下,这样做,反而更经济。

  “龟蛇两山在震荡,万里长江在咆哮,武汉三镇在沸腾!无产阶级革命派难道能容忍阶级敌人和它们的爪牙如此横行不法吗?不!不能!一千个不能!一万个不能!!万万个不能!!!千百万人发出了同一个愤怒的吼声:打倒陈再道,砸烂‘百万雄师’!坚决镇压反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临走,每个人缴出钥匙,母亲说她的钥匙环太紧,拿不下来,能不能不拿?

  冶金系统的先头部队首先进攻上门,“联司”在这座钢铁大门后堆放无数乱石、铁板等障碍物。钢铁战士们智勇双全,灵机一动,将吊车撞开大门,顿时冶金、电业、华东电力建设局、港务局、纺织、化工、交通运输等系统和红卫兵小将的各路大军冲入中央大道,革命医务工作者也深入“火线”及时抢救伤员,但死心塌地为“联司”效劳的一小撮坏蛋,在铸工车间屋顶上,把砖块从高空抛下,织成了一片“火力网”,阻挡队伍前进。各路人马立即分成四路,把铸工车间包围起来;各条战线的钢铁战士,从水落管(上海人对下水管的俗称——引者注)、消防梯、门窗上攀登。刚要登上屋顶,“联司”中坏蛋用特制的钢叉突然向我们战士刺来,在千钧一发之际,战士们立即抓来灭火机猛喷屋顶,这突如其来的“新式武器”,使一小撮坏蛋惊慌失措,似惊弓之鸟,步步退缩。这时吼声震天,各路大军经过短短一小时艰苦斗争,攻克了铸工车间,在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强大攻势面前,一小撮坏蛋只得举手投降。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毛泽东在武汉,针对“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这两大派的势不两立,说过类似的话。

  于是我搬了一把躺椅,放在天窗下。坐着看立窗外的风景,仰着看大窗外的云烟。

  王洪文意识到,这个继“赤卫队”、“二兵团”之后冒出来的新对手,充满着辣味。

  于是想到了许多朋友,明明十分深交,久不往来,竞忘到了一边,再去交新朋友,也是同样的道理!

  “联司”呢?迅即组成“赴京控告团”,由“全向东”带队,于四月二十六日奔赴北京。

  有位女同事新婚第二天说:

  “我们要‘先礼后兵’,要逼得‘联司’开第一枪!”徐景贤在这节骨眼上,提出了重要的策略。

  新搬去的家还一片杂乱,我们却回到”问园”,扫地、吸尘,让这我们深爱的房子,也能给新主人美好的印象!

  “全向东”得知“联司”被砸,逃往武汉,于八月十四日在那里被捕,十八日被用专机押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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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顺着这个道理去想,我便做个尝试,每次早晨醒来,先不急着睁眼,让自己又浮回那半睡眠的状态,并想象不是躺在现实的家,而是初来异国的那栋红屋、来美之前的旧宅,甚至更住前推,到达高中时代的小楼、童年时期的日式房子。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

  ”选”原比”搬”麻烦多了!

  “联司”把仇恨的火焰,射向王洪文,射向张春桥。

  你能相信吗?

  八月五日,张春桥在上海公开露面了。面对着电视摄像机镜头,张春桥狡黠地用这样的话表态:

  然后才哑然失笑,发现自己”梦里不知身是客!”

  “副主任,也就是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王洪文很得意地向他的小兄弟们解释道。

  ”纪念,总可以吧?!”

  第二天,终于爆发了“六·二九”事件,震动了上海——“联司”面对王洪文伸来的黑手,进行了反抗。

  因为他们只帮你搬,不帮你选!

  “联司”在上海并不孤立。虽然王洪文召开了一次次声讨“联司”的大会,动辄几十万人,可是“工总司”的老对手们几乎都站到“联司”的大旗之下。就连“工总司”的反对派们的子女,居然也组织起一个个“小支联站”!

  ”我要教她使用中国式的抽抽烟机,并且告诉她可以大炒大炸,不用怕!”太太说。

  那是九月二十五日清早,以《文汇报》、《解放日报》、《工人造反报》、《支部生活》这样“三报一刊”共同署名,用红色油墨印发了“号外”。

  我闭着眼睛,觉得四周全变了。一下子浮进竹林、一会儿摇过蕉影,还有成片的尤加利树,和瘦瘦高高的槟榔,我甚至觉得一切就真真实实地在身边,可以立刻坐起身、跳下床,跃过榻榻米,拉开纸门,走过一片凉凉的地板,再拉开玻璃门,站在阶前,嗅那飘来的山茶花的清香,和收拾咋夜办”家家酒”的玩具!

  “联司”成为“红革会”的支持者。“红革会”炮打张春桥,“联司”也去参加炮打。“联司”大量翻印了传单《警惕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大政治扒手,警惕!警惕!!警惕!!!》。那“大政治扒手”,不喻言而,是指张春桥。

  才知道阳光是如此庄严而神圣,走在一片朗朗的阳光下,有谁会礼赞?倒是那透天神殿中,一道跟外面同样的阳光,能引起如此的感动!

  “东方红”马上“热烈欢呼”起来。“联司”呢,实在气愤不过,当天晚上便把那支“宣传队”的“支左办公室”砸了。

  只是照这么想,搬家公司一箱一箱算钱,如果什么都舍不得,而由旧家搬往新家,可能许多废物的搬运费,都已超过了所值。如此说来,不都该舍下吗?

  “解福喜是被‘联司’一小撮暴徒私设公堂,酷刑拷打致死的,全身打得皮开肉绽,体无完肤,尸身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搬家!一片混乱,情怀尤乱,不知所云,稿债请容拖欠,信债请容缩水,待一切安定,当加倍偿还!”

  “东方红”用黑体字刷出了大标语:

  ”选”就是这么难!每个被选上的,都得包装、搬运、拆封,也都代表一种负担。每个没被选上的,都得抛弃、进清洁袋、上垃圾车,代表着一去不回和永远的沉沦!

  “联司”呢?渐渐脱离了“工总司”的轨道,渐渐与“红革会”、“二兵团”

  其实这番令人筋疲力竭的辛苦,原是可以避免的,美国有许多搬家公司,由登记、打包、搬运到拆封,只要告诉他哪个柜子要进哪个房间,到时候自己”人过去”,就可以了–一切东西保证原样,仿佛不曾移动般,在另一个房子呈现,位置不变,灰尘也依旧!

  “解福喜在旧社会受尽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解放后,是毛主席、共产党替他带来了幸福。解福喜对阶级敌人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对党、对毛主席有着无比深情的热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与革命群众一道,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以及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因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一切阶级敌人把解福喜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

  那初生的婴儿或许也是因为每次醒来,发现身处的不再是熟悉了十个月的房子–妈妈的身体里面,而啼哭不止吧?!如果他们会说,一定也是:”家家!”

  (一)上柴厂群众之间的对立、斗争和武斗现象不断发生,是上柴黑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背后支持他们的人一手策划和由上柴“东战部”挑起的,是有计划、在步骤的对“联司”的政治迫害,我“联司”战士五月份以来,尤其在“六·二九”、“七·一八”大惨案中严重流血,这笔帐我们一定要算的,我们坚决要求惩办打人凶手,揪出其幕后策划者。

  这天渊之别的遭遇,竟系于自己忙乱的一念之间了!

  戴祖大也给王洪文抓起来了,被迫写了“自白”。这份“自白”被“工总司”

  不过两日,天窗就装成了。那是一个4尺乘4尺的方窗,预先订制好,只须在房顶锯个洞,把窗子放下去,外面补上柏油,里面略加粉刷,就完工了!

  (二)这次行动的代号为“888”。

当有一天
  我们划不动了
  就找一个港停泊吧!
  我们不问那港的名字
  只要求有一扇朝海的窗
  看到点点的帆……。

  东方刚刚微露曙光,工总司的负责人就聚集一起举行紧急会议。他们心里想着毛主席,口里一遍又一遍地背诵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他们要把毛主席视察上海的特大喜讯尽快地传达给每一个战士。……

  他们都在哪里?

  毛泽东曾接连发布“最高指示”,强调了“三结合”:

  于是我疑惑:什么地方是我们记忆中真正的家呢?

  “文革”前,曾是上海“八面红旗”之一的上海柴油机厂,如今生产濒临瘫痪,成了一个炸药库,随时部可能发生剧烈的爆炸。

  ”能住平房,多好!而今在台北,有几人住得起透天厝?要想透天,先得通过楼上邻居们的脚底,你能自己拥有一片天空,还不好好享受一番!?”

  虽说“联司”不过是一家工厂里的造反派组织,人数并不多,“能量”却不小。

  更有个朋友出件糗事,居然再婚三年多了,半夜醒来,叫自己枕边人前妻的名字。”这有什么办法?跟前妻睡了二十年,跟她才三年多啊!”他自我解嘲。

  印成传单,曾广为流传,题为《我为什么要“支联”,反工总司?——原北上返沪第一兵团戴祖大的自白》。这份《自白》是戴祖大在王洪文的高压之下违心而写,言不由衷,不过,多少还是反映了“支联站”的组成人员们的一种特殊心态和“压勿煞”的原因,值得一读:

  ”多不习惯哪!半夜醒来,吓一跳!身边怎么睡了一个人?噢!想了一下,原来是丈夫!”妻也说得妙:

  难怪,“支联总站”的大旗刚刚树立,便一呼百应,“支联站”遍布全市。

  ”儿子在哪里,哪里就是主。”老人家说:”所以每次你回台湾,我就觉得在美国做了客!你回美国,我的心又落实,成了主!”

  一、贴标语,发传单;

  每次我这样说,儿子都会讲:”房子不是已经过户了吗?我们是在住别人的房子!”

  张春桥表示“完全支持”

  ”告诉新屋主,番茄和黄瓜要早晚浇水!?母亲叮嘱。

  反抗的火星,是从上海国棉十七厂北面、黄浦江畔一座万人大厂里迸射出来,在上海滩燃起一股反对“工总司”的烈火。

  只是第二夜、第三夜,旧事又一再重演。

  当年“工总司”的喉舌——《工人造反报》,所载《八月四日上柴战地目击记》,虽然处处为王洪文的“伟绩”大唱赞歌,但是字里行间,毕竟还是记下了当年的疯狂和残忍。

  在台湾听朋友说”透天厝”,我总是不懂,直到自己在美国的房子开了天窗,才渐渐体会透天厝的道理。

  在“工总司”大旗指引下,上海二十四万产业工人离开生产岗位,用最原始的弹弓、砖头、铁矛,冲进上海柴油机厂,“踏平”“联司”!

  记得小时候常去的一家电影院,里面灯光一暗,就清清楚楚地,看见屋顶上的破洞,阳光、白云或雨水,都由那里漏下来。有时候电影里下雨,电影院里也下雨,真是太有临场感了。只见人们躲来躲去,四处换位子,甚至有人撑起雨伞,引来一阵叫骂。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果然,当晚就接到地产掮客的电话。

  “联司”的静坐示威,马上轰动了上海全城,被人们称之为“福州路事件”。

  多么美妙的经验哪!在这半睡半醒之间,我甚至浮回了最早的童年,那不及七里香高的岁月。我想,说不定有一天,我会悬身在一片流动的流体之间,浮啊!荡啊!听到那亲切的、规律的、咚咚的音响,那是我母亲的心音……。

  “春桥同志从北京打电话来?”有人问道。

     理还乱

  可是,王洪文通过《文汇报》记者的笔,为自己搽了一脸红粉,一下子变成了“活学活用最新最高指示”的“模范”。

  成片的蓝、成缕的银、成团的白,即或一片灰濛濛的雨天,也有她特别的韵致。尤其是起风的日子,树叶成群地掠过,一下子贴上窗玻璃,突然又被吹去,加上逆光看去的剔透,这天窗竟成了个忒大的万花筒!

  王洪文派人前去暗中查访,吃了一惊:原来,这支“压勿煞战斗队”的队长非别人,乃是他的宿敌、“一兵团”的“司令”戴祖祥之弟戴祖大!

  在这”得”与”舍”的矛盾间,我是更加”理还乱”了!

  吵着吵着,动起手来。最初的武器是墨汁和浆糊,你往我的身上泼墨汁,我用浆糊“还击”。

  韭菜更不用说了,早青青翠翠地繁密起来,且深深地弯了腰。

  磨刀之声霍霍,王洪文已在准备对“联司”下毒手了。

  ”还有你的玩具!”奶奶送来小熊。

  “誓师大会”。“支联大会”、“声援大会”,一个接一个大会,在人民广场,在雪亮的灯光下举行。

  是儿子,我和太太在十八年前生的!

  王洪文答:“伤亡了几百人,主要由我负责,我是有罪行的,我应该向全国人民认罪。”

  我也必然会回一句:”这是我们的家,人在哪里,家在哪里!”

  “全向东”天天活跃在福州路和人民广场。他用富有煽动性的语言,向王洪文进攻:

  她曾是我笔下的灵思,更是我生命中永恒的诗篇!

  (五)确定攻击对象,主要是“联司”和“支联站”。

  谁说对着”直冲马路”的房子不好?我的房子就好!福禄寿兼具。福人福宅,吾爱吾庐!我爱我小小的问园,她就带给我无穷的福分!

  如今,却轮到他的头上,而且还加上了“老牌的”、“新型的”、“带铐的”、“带手枪的”之类新标签!

  我也想,有一天自己离开这个世界,会不会也像做了一场梦,在另一个现实中醒来?那么,我宁愿不醒,闭着眼睛,把自己沉入记忆的深处,回到我的前生。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推开门,是第几次推开家门?走下问园的石阶,只是这一番离去,竟有永远失落的感觉!

  “臭‘联司’必须立即释放市革会和解放军代表!”

  前生会否还有前生?
  爱人之前是否还有更爱的人?
  如同我那位朋友,半夜从妻子身边醒来,竟唤着
  他前妻的名字……。

  果真,七月三十一日,王洪文给“胡司令”打来电话,说是有急事相告……

  这下子,我就更惑了!莫不是有些古老的记忆,也会在半睡半醒之间呈现?那迷糊的状态,难道就像是被催眠中,可以清晰地回忆起,许多在白日完全遗忘的往事?

  上海的空气中已充满火药味儿。“支联站”的头头们为了对付“工总司”,正在部署着反抗的计划。

  别急着锄地!别冲动地剪草!

  然而,一九六七年七月的武汉,正是“工人总部”与“百万雄师”两军对垒的时候。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于七月十四日清晨飞抵武汉,作了安排。晚上,毛泽东抵达武汉,住在东湖宾馆,随行的有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另外,这天中午从重庆赶来武汉的有谢富治、王力和余立金。余立金当时是空军政委。

  为什么白天都玩得高高兴兴,到夜里就不成了呢?必是因为她睡得模模糊糊,张开眼睛,还以为是在老家,却又大吃一惊,发现不对,于是因恐惧而哭号。

  “所谓《评‘解福喜事件’》一文的要害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其目的是向无产阶级权力机构的负责人徐景贤、王洪文等进行猖狂的进攻,妄图实现阶级报复。……”

  ”千万提醒我,别忘了告诉他们如何修剪紫藤,使藤变成一裸树!”我说。

  《红卫战报》发表的《“支联站”必须立即解散》一文,“批驳”了“全向东”的“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倒是说出了张春桥、王洪文心里想说的话:

  李煜离开家国北上,半夜醒来,先以为犹在”玉树琼枝作烟萝”的宫中,然后才坠入现实,怎能没有”身是客”的感伤!?只是那”客”,既没有了归期,还称得上”客’吗?

  怪不得“支联站”层出不穷,原来都是这些几经较量而“压勿煞”(上海土语,“压不倒”之意)的人物。

  只是前生会否还有前生?爱人之前是否还有更爱的人?如同我那朋友半夜醒来,竟唤着他前妻的名字?

  一号、二号、三号三幢大楼被造反派战士占领后,“联司”坏蛋都退居到四号楼、五号楼固守。四号楼是“联司”总部,由“联司”的所谓“敢死队”直属兵团据守,组织了密集的“火力网”,砖头、石头、石灰、铁器……象冰雹一样从高空抛下,还用皮弹弓射下螺丝帽,甚至扔下硝镪水、黄磷、燃烧瓶、汽油……很多革命造反派战士受了重伤,周围的房屋、电线也烧起来了,上柴厂战地一片烟雾腾腾。

  问园!

  法庭就起诉书指控王洪文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策划、指挥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群众组织的武斗事件的事实,进行调查。

  直到有一天,从窗间眺望,看见有辆车子远远停着,里面盯着我屋子看的,正是那对夫妇,我才对妻说:”看样子,那对罗马尼亚的音乐家要买我们的房子了!”

  这边有风,那边就有声。

  像是震余,又如同劫后,虽不见烽燹,却有着一片混乱与凄情。

  五月三十一日“全向东”写出大字报《是否毒草?》,攻击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是“资产阶级喉舌”,是“资产阶级忠实的代言人”。

  我就是不要这灰尘!平常繁忙,难得清扫一次,如今搬家,还能不藉机会理一理吗?何况听说有朋友由纽约搬往新加坡,搬家公司来前才煮的饭,一转眼饭不见了,原来也被打包搬上了货柜,运去了地球的另一边。

  “小支联站”的成员们,据说有五百多人。他们的任务是五花八门的。据一位十七岁的“小支联站”成员说,任务如下:

  有些东西,如橡皮擦,因为常在用的时候找不到,我便故意买许多,到处放,使得左右逢源。但是像延长线,全家也用不了几根,八年下来竟然窝存了二十三条,就令人费解了!

  六月二十三日,“联司”大量印发了题为《警惕!!!一个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阴谋计划!》的传单。这份传单,泄露了王洪文的天机:

  ”佛要金装,人要衣装,画要裱装”原来天空也要装框,才来得美!透过天窗,天就成了活的图画,而且经过不断的剪裁,随时展现令人惊讶的巧思。

  “六·二九”事件过去二十天,七月十八日又一场武斗在上海柴油机厂爆发。

     永恒的诗篇

  武汉的气氛紧张,武斗随时可能发生。毛泽东想横渡长江,是渡不成了。

  ”留着做什么?已经是人家的房子,我们不能自己开门进来了!”

  “号外”用粗大的字体,突出这样几行字:

  哭声止了,一脸疑惑地看着众人,又环顾着室内。

  当时的《工人造反报》以整版篇幅描述“六·二九”事件。这家由“工总司”

  随着我人生旅途的不断迁徒,是否都成为遗忘在抽屉角落的东西,或认为累赘,而抛下的行李。

  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情况起了变化:“联司”与上海交通大学“全向东”挂上了勾。“全向东”把全市支持“联司”的势力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个“支联站”

  但家又是恒常的吗?

  “对,太对了!”王洪文拍案叫好。

  ”不要往墙上扔球,免得弄脏了壁纸!”
  ”不要在客厅吃饭,保持地毯干净!”
  ”车房里有草肥,整个院子洒一遍!”
  ”拿电剪和梯子,把两边的树墙修剪一番!”

  杨仲池被当场活捉。本来,在此之前,由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

  可是抱到外面,站在漆黑的夜色中,小手仍然指着前方,只是哭声减弱了,不断喃喃地说:”家家!”

  如此近乎文字游戏的标语战,“东方红”和“联司”却在极其认真地进行着。

     半睡半醒之间

  ……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谢富治和王力飞回北京。江青组织数万人在西郊机场欢迎两位归来的“英雄”。当晚,林彪听取了“中央文革”的汇报之后,把武汉“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百万雄师”成了“反革命组织”,遭到了残酷迫害。“百万雄师”被称之为“百匪”,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被说成是“百匪”的“后台”。

  “现在还隐藏在专政机构中的一小撮坏人……他们正在酝酿一个更大规模的镇压‘联司’、‘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计划,可能今后半月之内出现血洗上柴。”

  ……

  “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

  “支联总站”变成了新冒出来的全市性的组织,与“工总司”唱起了对台戏。

  如今,以历史的目光重新审视《“全向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部分罪行录》。其中不少言论是击中了张、姚、王的痛处的:

  “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组织,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要坚决站在‘东方红’一边,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

  这篇以《红卫战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已经把“联司”当作敌人了!

  “小兄弟”们磨拳擦掌,已经不止一次提醒“司令”,该干掉“联司”了。

  导火线是一桩芝麻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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