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500篇,第十二章

胡澎
  童年的记忆悠长如昨夜的月光,穿透薄雾般的月色,蹑手蹑脚走进我淡绿色的,向梦中的我投以恬静而意味深长的微笑。
  依旧记得故乡那眼极深的枯井,记得井台上铺满了那个季节全部的落叶。一个扎羊角辫的女孩儿倚在老榆树的树干上,哼着歌,微闭双眼,感受斜阳怎样如一双温柔的手轻抚她光洁的额头。发辫里留下些许落日余晖和暖香。
  片片黄叶,从女孩儿手中音乐般滑落,贴着井壁缓缓飘坠,像一双双在暮色中寻找归巢的飞鸟,茫然而惊恐地抖动着翅膀。
  一首淡淡的,没有主旋律的歌,融合着一个转瞬即逝的梦境从遥远的宇宙深处飘来,那小女孩儿心中荡起层层柔美的涟漪,倒映着被树叶分割成破碎的天空、遥远的地平线、合欢树、远方古塔上的小风铃、沉郁的钟声、鸟儿的啁啾……那个秋天,那个枯井与落叶的浅唱低吟,那个扎羊角辫的童年雾一般迷失了。
  如今,只剩下童年的月色,依旧如水。

储子
  如果不经历那件事,我不会知道“时间”不单是抚平伤口的安慰剂,也是是非曲直的检验师。
  三年多前,我在一家民营电台任职,台内有位同仁剽窃友台的节目,从访问到主述,全部完整播出,且该节目还获“新闻局”每集6000元的委制经费。我写了一封检举信到“新闻局”。没想到“新闻局”竟然把信寄回公司。接着电台老板带着那位被检举人,亲往“新闻局”解释。
  可想而知,老板脸上无光之余,要炒鱿鱼。幸得爱护我的长官保荐,方得苟延残喘下去。
  被打成“黑五类”的日子不好过。与“被害者”有私谊的同业一见到我就满脸不屑——“告密者”,我的脸上写了这三个字。而同事们也在我的身后议论纷纷。
  只因为一封我自认为动机单纯的信,使我的人格、私德全部打了个大叉。
  我真的错了吗?难道不必付出、坐等收获者,可以永远捡便宜?现实社会难道没有公平正义?在那最无助的时刻,支持我的是知我甚深的几个姐妹。大家在数落了我这傻大姐的糊涂作为后,仍以无比的同情及爱心做我的后盾,让我在晦暗的工作阴霾下,仍得以看见丝丝亮丽的阳光。
  而我,既然检举别人的作弊,自己更要行事端正才行。于是我加倍努力跑新闻,上山下海,勇往直前,不敢有丝毫怠惰。大约一年后,当初向着“被害者”而对我不齿的同仁报我以亲切的笑容,也不吝于与我交换新闻了。
  令我欣慰的是,他们都承认我当初的看法没错。那位被检举者待人接物的势利现实,一如阳光下的融雪,终至底层裸露,让人看清楚。那一天,我好高兴,原来真理只需等待时间的试炼而已。
  后来,奇迹发生,我入围了金钟奖的新闻采访奖。对南部小电台来说,这是极大的荣耀。入围名单揭晓,当初保荐我留下的长官立刻跑到教堂谢恩,而我则快乐地流下了辛酸的眼泪。
  这样的际遇也许算不得东山再起,但是从人格被否定、到怀疑是非公理何在、以至兢兢业业的日子,最后终见到友谊的双手与成功的果实,心路历程颇为辛酸。
  回首前尘,时间真是个神奇的魔术师,经它过滤,没有人可以伪装而不被发现。任何对错、是非,一一接受考验——我那鲁莽却真实的检举信即是如此。
  如果,你正逢生命难关,别泄气,时间会帮你抚平伤痛的。□

  成为上海的“女客人”

  神出鬼没,江青忽地一回回南来,“隐居”在上海。

  往日,她也来上海,但没有这么频繁,而且主要是为了治病。如今,她来上海的使命却是“天机不可泄”。为了行踪保密,中共上海市委规定对她一律以代号“女客人”相称。

  她是“老上海”,她最喜欢住的是坐落在上海闹市区、离淮海中路不过数百公尺的锦江饭店。

  锦江饭店是当年上海首屈一指的宾馆。锦江饭店的前身,即十三层的华懋公寓,上海人俗称“十三层楼”。当年,夏其言、史枚就住在“十三层楼”附近的抬安坊。

  蓝苹和唐纳吵吵闹闹时,找史枚评理,便去信安坊。

  华懋公寓原是英籍犹太商人沙逊的产业。解放初,由于沙逊洋行积欠了上海市政府一大笔税金,就以华懋公寓作抵押,归属上海市政府,改建为锦江宾馆。另外,附近的建于一九三五年的十八层茂名公寓,建于一九三四年的六幢三层炮台式公寓归入锦江宾馆。

  在马路对面,设立了锦江俱乐部,内有弹子房、滚球房、阅览室、文娱室、温水游泳池、舞池、网球场,还有一个花团锦簇、绿茵成片的大花园。

  锦江饭店中楼,设有总统套房,专供国宾下榻。那里先后住过美国总统尼克松、卡特、布什,日本首相田中、中曾根,法国总统德斯坦、西班牙国王胡安、印尼总统苏加诺、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一百二十多个国家的近千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曾在锦江饭店下榻。

  江青看中上海,全然是因为中共上海市委的“首脑”跟她一拍即合。此人便是柯庆施。柯庆施是资深的中共领导人物,他早在一九二○年已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莫斯科学习。回国后,担任过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江青在延安时,结识了柯庆施。那时,何庆施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党与群众工作研究室”主任,而江青则是中共中央党校学员,说起来,柯庆施算是江青的老师。

  一九五八年之后的柯庆施,进入他政治生涯顶峰期。他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又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是上海响当当的“第一号人物”。在一九六五年,他还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当中国这艘硕大的巨轮向“左”偏航之际,原来就思想颇“左”的柯庆施,颇得毛泽东的赏识。

  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下午,柯庆施在上海文艺会堂对文艺界人士发表演说,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左”的口号。

  所谓“大写十三年”,指大写解放后十三年,以为“只有写社会主义的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

  江青敏锐地意识到柯庆施的文艺见解与她完全“合拍”。正处于孤掌难鸣的她,求助于柯庆施,立即得到柯庆施的支持,在北京,她“召见”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部长们对她的意见不屑一顾。她寻求支持,寻求强有力的支持者。柯庆施的支持,使她一次次南下上海,进行一番番密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讲话时,说及了自己的“认识过程”,强调了“柯庆施同志的支持”: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

  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村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人所皆知的是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而江青所说的“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却鲜为人知。

  此文发表于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七日上海《文汇报》,题为《“有鬼无害”

  论》。作者的名字,是完全陌生的,曰“梁壁辉”。

  “梁壁辉”何等人氏?显然,这是一个笔名,据云,笔名源于“大笔一挥”,写此文时颇费思索,“挥了两笔”,“梁壁辉”亦即“两笔挥”的谐音!

  “梁壁辉”是谁的笔名?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俞铭璜也!

  在上海发出“有份量”的第一炮

  俞铭璜在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之后半年,便病逝了,年仅四十七岁。

  两年后,柯庆施也去世了。

  俞铭璜和柯庆施在去世前,都没有留下“女客人”关于那“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文章的回忆。倒是应该“感谢”江青,在她得势的时候。“吹”出了这篇文章的内幕。不过,毕竟是当众演说,她也是寥寥数语而已。

  这篇文章的“组织人写”以及发表,是颇为重要的事件,此后,江青选择上海为“基地”,选择《文汇报》为“阵地”,其源盖出于此。姚文元那篇批《海瑞罢官》的“宏文”,实际上只是此文的“续篇”罢了。

  笔者从上海《文汇报》友人那里得知,当年经手“梁壁辉”的文章的是唐振常。

  当年他是《文汇报》文艺部主任。虽然他如今调离了《文汇报》,笔者在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五日寻访了他。他回忆了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唐振常记得,那篇稿子是“上头”来的,是《文汇报》总编辑陈虞苏交给他,叫他照登的。其实,稿子也不是陈虞苏组织来的,是“上头”交下来,要他“奉命照登”罢了。

  唐振常一看那笔迹,很熟悉,知道乃是俞铭璜的手笔。那时,俞铭璜常给《文汇报》“笔会”副刊写杂文,跟唐振常联系颇多。不过,毕竟俞铭璜身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以真名发表杂文诸多不便,常署笔名“于十一”。这一回,“梁壁辉”笔名是头一次用。据唐振常回忆,似乎只用过这一次,后来他未用过“梁壁辉”。因此,倘若不知内情,想要考证用过一回的笔名“梁壁辉”是谁,将颇费周折。不用“于十一”,特地新拟了笔名“梁壁辉”,这本身便表明了此文非同一般,作者使用了“隐身术”,故意不让人知道究竟是谁写的。

  此后,在俞铭玻故世之后,种种悼念他的文章,也都从未提及“梁壁辉”,从未提及《“有鬼无害”论》。

  唐振常与俞铭璜有过许多交往。他说,俞铭璜此人并非“左”派,当时是“奉命而写”,写了那篇贯彻江青意图的《“有鬼无害”论》。

  这倒是确实的。俞铭璜的入党介绍人惠浴宇,写过《记铭璜同志》一文,内中写及:

  我的记忆所及,他曾在各个时期、各种场合,为彭柏山等一批所谓“胡风分子”

  说过话,为方之等一批所谓“右派分子”说过话。他们有的曾是铭磺的战友,有的不大熟悉,有的和他个人之间还有过龃龉……①①惠浴宇,《写心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俞铭璜曾有着“苏中才子”的美誉。他的古文底子颇好,笔杆子厉害。陈毅曾说:“俞铭横这个人,是个多面手,年轻肯干,能说会写,就是一张嘴不肯饶人。”

  江青要批“有鬼无害”,找了柯庆施,而柯庆施则找了这位“苏中才子”——

  俞铭璜也就“奉命而写”。

  这场干戈,最初发生在三位诸城老乡之间,即康生、孟超、江青。

  孟超也是诸城人,比江青年长十二岁,中共党员,参加过左翼作家联盟,写了诗、散文、杂文。一九五四年出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副主任。一九六一年,他忙于根据《红梅记》改编成昆曲《李慧娘》。正在这时,他的同乡康生发话了。

  唐振常在他所写的《有鬼皆害辨》①一文中,提及了康生:

  ①唐振常,《有鬼皆害辨》,《文汇报》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

  一九六一年紫光阁一次会议上,他点了一大批坏戏,指名道姓,要这个演员演,那个演员唱,并不加区别地为所有鬼戏张目,又指令孟超同志的昆曲《李慧娘》一定要出鬼魂,说是不出鬼魂他就不看。

  一九六一年夏,昆曲《李慧娘》在北京上演。

  康生为《李慧娘》鼓掌,夸奖道:“孟超做了一件大好事!”

  这时,孟超的老朋友廖沫沙也应邀去观看了《李慧娘》。他以为这是一出好戏,以李慧娘与裴书生的坚贞爱情以及对奸相贾似道的斗争贯穿全剧,扬善抑恶,具有教育意义。

  《北京晚报》编辑得知廖沫沙看了《李慧娘》,当即打电话约写剧评。廖沫沙常给《北京晚报》写稿,一口答应,挥就一稿,写毕,只是标题未想出恰当的,略加思索,写上《有鬼无害论》。他的原意是指《李慧娘》中写了鬼,这有鬼无害。

  在文中,他写道:

  /我们对文学遗产所要继承的,当然不是它的迷信思想,而是它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

  我们要查问的,不是李慧娘是人是鬼,而是她代表谁和反抗谁。用一句孩子们看戏通常所要问的话:她是个好鬼,还是个坏鬼。如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那又有什么妨害呢?

  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晚报》刊出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一文,署他常用的笔名“繁星”。

  正在关注着昆曲《李慧娘》的江青,注意到了“繁星”的这篇短文……江青记起了当年从山东初来上海时,见到田汉、廖沫沙的那一幕。

  江青选中了孟超的《李慧娘》、选中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突破口。

  一九六二年冬,刚刚“批判”了“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康生,听说江青找中宣部、文化部正、副部长谈话,要批鬼戏,批《李慧娘》,康生也马上变脸,此公原本说《李慧娘》“不出鬼魂就不看”的,这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狠狠批评中宣部、文化部“右倾”,要追查“鬼戏泛滥”的责任。

  其实,对于所谓“鬼戏”,要作具体分析。那些宣传迷信的鬼戏,当然应当反对。但是,像《李慧娘》中写李慧娘死后化成鬼,仍要矢志报仇,这鬼实际上是人的化身,是李慧娘的光彩照人的形象的升华和继续。江青打“鬼”,实际上是借此打人!

  江青当时毕竟尚是“小人物”,人微言轻,中宣部、文化部可以置之不理。可是,康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的话有份量,中宣部、文化部不能不执行。

  于是,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以中共文化部党组的名义,写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上报“中共中央宣传部并报中共中央”。请示报告指出:

  “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有些在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目(如《游西湖》等),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戏’,如《黄氏女游阴》等;也重新搬上舞台。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对于戏曲工作者中这种严重状况我们没有及时地加以注意……”①

  ①国防大学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四册。

  江青看了这份报告,说道:“点了‘有鬼无害论’,为什么不点出文章作者‘繁星’?不点‘繁星’的真名实姓廖沫沙?”

  江青觉得不解气,认为文化部党组的报告不过是“官样文章”,她要“冲破封锁”。她在柯庆施的支持下,终于“争取到批评的权利”,组织俞铭璜写出“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文章。

  俞铭璜的文章在《文汇报》发表后,北京的《文艺报》于五月号予以转载。在此之前,《文汇报》四月号发表了赵寻的《演“鬼戏”没有害处吗?》一文。此后,在八月,《光明日报》开展了《关于上演鬼戏有害还是无害的讨论》。

  唐振常在一九六二年,曾以笔名“唐致”在《解放日报》发表《谈鬼戏》一文,此时也遭到“麻烦”。

  给《红灯记》打上“江记”戳号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正在上海组织“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文章的“女客人”,待大幕拉开之后,忽地翩然光临上海红都剧场。

  她只是来看戏的,不想惊动剧团。那是上海爱华沪剧团在演出沪剧《红灯记》。

  她借口身体不好,没有接见演员,但在中场休息时说了一句:“这个戏很不错。”

  江青很早就注意这个戏。那是一九五八年,哈尔滨京剧院新编了一出现代题材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江青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比《革命自有后来人》好。

  这时的江青,要一手抓“批判”,一手抓“创作”,用她的话来说,叫做“大破大立”。她要“立”的第一个戏,便是《红灯记》。

  不过,江青最初还不能最直接给剧团下达任务,不能不借助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

  林默涵曾如此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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