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讨年檄犀利如刀剑

  五岳独尊的泰山,如同一位峨冠阔服,道骨仙风的巨人,俯览着人世沧桑。在它的南麓,汶河和泗水,恰似阔服上的博带飘向远方,它的余脉峄山、防山、尼山等,如同这锦袍上的花朵,点缀着旖旎的风光。
  公元前551年,古历八月二十七日清晨,五峰对峙的尼山,沐浴在朝霞如霭岚之中,宛若五位仙女刚刚从天池洗罢归来,美丽的漻河像一束白练从尼山腰间缠绕而过。苍鹰在蓝天翱翔,小鸟在枝头啾啁,花鹿在林间奔逐,这一切是那样和谐,那样生机盎然……
  突然,“哇……哇”,几声嘹亮清脆的婴儿啼哭声,打破了尼山的宁静,惊飞了栖息在林间的鸟雀。年轻的母亲颜征在腮边挂着喜悦的泪水,听着婴儿的哭声,像似在听动人心弦的乐章……
  “夫人,你在哪里——”
  一位年过半百的赳赳武将,边喊边向山上奔来,他顾不得树枝戳面,荆棘钩衣,顾不得一身泥汗,满脸血水,跑,拼命地向婴儿啼哭的方向跑来,一直向妻子躺着的山洞跑来。这位武将就是叔梁纥。
  叔梁纥一手将婴儿抱在怀中,一手搀扶着地上的妻子。他用那长满了络腮胡子的大脸一会儿亲亲孩子,一会偎偎妻子。
  “夫人,你快看看,果真是个儿子!哈哈……”
  儿子吃着奶,安静下来了。颜征在欣喜地望着丈夫,笑眯眯地说:“快给儿子起个名字吧!”
  “儿子秉受尼山灵气而生,排行老二,就叫孔丘,字仲尼吧。”叔梁纥脱口而出,看来他早已成竹在胸了,这个名字也许在他第一次带领年轻的妻子登上尼山,祈祷抱子娘娘早赐贵子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
  颜征在满意地点点头,幸福地微笑着。
  叔梁纥忘记儿子正在吃奶,从妻子怀中抱过来,亲吻着说:“怎么样,我的小孔丘?这个名字你满意吗?哈哈……”突然,他的笑声戛然止住,脸上布满了阴云。原来在亲吻儿子的时候,叔梁纥才第一次发现了他的长相,不觉大吃一惊……
  孔丘长得很怪。好似寒冬腊月被人泼了一盆冷水,叔梁纥从头凉到脚,颤抖着双手将孩子递给妻子,说:“这孩子生相七陋,怪得吓人!”然后将身子扭向一边,双眉紧锁,长嘘短叹。
  颜征在将孩子接在怀里,仔细地端详着,不禁凄然心酸。她脸上那兴奋、喜悦和幸福的神情渐渐消失了,红润的面庞变得煞白。
  几个仆人抬着肩舆赶来。叔梁纥勉强接过孩子,又把妻子扶上肩舆,一行人下山去了。
  小孔丘吃饱了奶,在母亲的怀里美美地睡了一觉,他哪里会知道父母亲的苦恼呢?现在,他养足了精神,在叔梁纥的怀里奋斗着,手蹬脚刨,“哇哇”地哭嚎。这是一个新的生命在呐喊,在呼唤,在抗争!……一行人默默地走着,叔梁纥和妻子谁也不说一句话,但谁的心里都不平静。
  叔梁纥一家住在一个叫昌平乡的小山村(即现在的鲁源村),背枕尼山,脚踩漻河,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叔梁纥为了传宗接代,延续烟火,费尽了苦心,如今生了这样一个丑儿子,与跛脚的孟皮有什么两样呢?人呀,命里八尺,何必强求一丈呢?自己命里注定不该有个像样的儿子,为什么六十三岁了,还要到颜府去求婚,惹得人们议论纷纷呢?征在自过门以来,受尽了委屈,施氏今天风,明天雨,两年多来,全家未过一天安宁的日子。叔梁纥自信自己一生没做过一件昧良心的事,上天竟然如此惩罚他,命运竟然这样捉弄他,难道上天也和人世一样的不公平吗?他心里很内疚,只觉得对不起八十高龄的岳父颜襄,更对不起年轻、贤惠、美丽的妻子征在,是自己践踏了她的青春,贻误了她的前程呀!
  ……
  肩舆上的颜征在虚弱无力,看上去正在奄奄思睡,但她的思潮却像大海的波涛一样在翻滚,一年前叔梁纥到颜府求婚及婚后的若干生活片断,轻烟浓雾般地在她眼前飘荡……
  自己家住在曲阜城西北隅的一所典雅的宅子里,一天,父亲正在和三个女儿谈《诗》论《乐》,忽然,门外传来了车马的喧闹声,父亲说了声“怕是有客人来了”,便起身迎客去了。
  调皮的姊妹三人忙伏到窗上去偷看。
  门外来了一队车马,领头的是员武将,只见他身材魁伟,肩宽腰圆,两眼炯炯有神,和善中透露出威武。武将手擎大雁,赳赳走向父亲,后边的随从抬着整猪和整羊,还有华贵的丝织衣料及其他丰盛的礼品。
  父亲急忙施礼:“不知将军驾到,恕未远迎。”
  将军双手呈上大雁,拱礼道:“颜大人,叔梁纥打扰您了。”
  父亲说:“将军光临茅舍,蓬荜生辉,快请里边坐!
  叔梁纥招呼随从将礼品抬进府内,父亲陪叔梁纥到客厅分宾主坐下。
  客厅就在书房的隔壁,所以他们的谈话女儿们听得真真切切。
  父亲道:“将军屈临敝舍,有何见教?”
  叔梁纥回答说:“老大人,我是来求婚的。”
  “为哪位公子?”
  “正是下官。”
  “将军不要戏弄老朽,您乃先哲微子启之后,怎好开这等玩笑?”
  “下官是真心求婚,决无戏言,请老大人成全!”
  “将军已六旬有余,如何求婚?”
  叔梁纥将他的家庭情况和娶妻生子传宗接代的迫切愿望叙说了一遍。
  父亲沉吟了一会儿,慢慢站起来,缓缓地说:“将军英名,遐迩皆闻,只是女儿们亲事,还须和她们商量才行。”
  父亲来到书房,征询谁愿嫁给叔梁纥。姊妹三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翘着嘴,谁也不出声。父亲明白了女儿们的心思,笑眯眯地讲叙了这位叔梁纥不同非凡的家世以及偪阳之战的壮举和声威。
  父亲讲到这里停了下来,看看三个女儿。她们各自瞅着自己的脚尖不着声。
  父亲见谁也不表态,又接着说:“若论门第,咱是高攀人家。我很喜欢他的为人,只是他的年龄比你们都大得多。婚嫁是一生大事,你们母亲又早早去世,我要和你们商量妥了才能答复。”
  两位姐姐互相又看了看,各自埋头读书去了,征在自己却抱着大姐的肩头,羞答答地说:“女儿在家从父,这是古礼。
  女儿许配之事全凭父亲做主,何必问我们呢?”
  两个姐姐听了这话,先是吃惊地瞪了她一眼,是在制止。然后吃吃地笑了,是在讥笑她的幼稚和莽撞。是呀,为什么竟肯答应嫁给一个老头子呢?她也说不清。大约因为父亲同意这门亲事,自己崇拜父亲,父亲喜欢的人,是不会不好的。也许从心眼里感到,像叔梁纥这样的家世,这样的英雄,确应该有一个满意的继承人。为英雄牺牲点什么,不也是值得的吗?……
  结婚后,二人甜甜蜜蜜地过了一年,仍不见生育。施氏及女儿们不时地冷言冷语,家里的各种矛盾越来越激烈,但他们碍着叔梁纥的威权也不敢造次。征在心里十分忧闷,便悄悄地对丈夫说道:“听说尼山的抱子娘娘很灵验,我们不如求她保佑早得贵子。”丈夫听后连连称是,第二天一早便同车来到了尼丘山。
  高襟宫内,夫妻双双跪在二龙五老脚下,虔诚地祈祷娘娘早赐贵子。谁知日后果然感到腹中有孕,待更深夜静告诉丈夫,二人高兴得再也不能成眠。
  按当时当地的习俗,为表诚心,祈祷二龙五老,需要三遍为满,正所谓“心诚则灵”。夫妻第二次登山,正是五黄六月。这次不比前次,一则太阳火球似地炙烤着大地,还没爬到半山腰,就已汗流浃背,热得喘不过气来;二则自己已有了六七个月的身孕,行动很是不便,只得走走歇歇。快到高襟宫了,最后一次坐下休息。举目远眺,山川、原野、村镇,尽收眼底,一览无余,顿觉胸怀开阔,心旷神怡。自己斜依在大青石上,丈夫站在身边,解开衣襟,任山风吹拂着他那宽厚的红棕色的胸膛。他一手叉腰,一手指指点点地给自己讲哪是泰山,哪是汶水,哪是黄河,讲叙当年夜宿临淄城和饮马黄河边的情景。
  约过了十个月,征在得一梦:朦胧中见到一个仙女牵着麒麟款款来到面前。仙女莅临,急忙上前迎接。仙女施礼道:“我给你送儿子来了。”闻听此言,征在喜不自禁,忙向仙女背后看去,麒麟背上果然坐着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正待伸手去抱,那麒麟大吼一声,吓得她“哎呀”一声,从被窝里爬了起来。望望窗外,月明星稀,四周传来阵阵虫鸣。恍惚中若有所失,忙推醒丈夫,把梦境告诉他,问道:“这梦不知是吉是凶?”
  丈夫不假思索地说:“麒麟送子,自然是吉兆!”
  “有空桑之地吗?神仙指示要到那里去生产呢。”
  “你不必着急,待我明天派人打听就是。”
  这话传出去后,施氏更加嫉恨,不怀好意地对丈夫说:“恭喜老爷要得贵子了,神仙指明要到空桑之地去生产,天意可不能违呀!”
  颜征在既不愿家庭不和,更不愿丈夫为自己得罪别人,也想出去清静清静,就对丈夫说:“还是到外边去甥吧!”
  “空桑之地是指深山峻岭,那里怎么能去生孩子呢!”
  “你还是让我去吧,生了就回来,并不远离。”
  丈夫为了安慰她,只得让人去找空桑之地。仆人回来之后,丈夫就把她安排在眼下这个村子的一幢茅草房里,大约这便是空桑之地了。
  眼看产期来临,还没向二龙五老作第三次祈祷呢。丈夫心粗,早把这件事给忘了,经提醒,丈夫立即陪她第三次来到尼丘山。
  金秋八月,这是一个成熟的季节,收获的季节,漫山遍野撒满了谷香,农夫们正在喜形于色地忙着收获,丈夫搀扶着她艰难地来到高襟宫,祷告已毕,正欲饱览生机勃勃的秋色,突然,顿感阵阵腹疼,胸口堵塞,恶心、口渴。丈夫惊慌失措地说:“怕是孩子要降生了,这便如何是好?”
  “快扶我下山吧,兴许还来得及呢。”征在有气无力地说。
  丈夫搀扶她下山,走了不到一半,再也挪不动步了,小腹剧疼欲裂,豆大的汗珠不时地从额上滚落下来,脸色惨白,浑身瘫软。丈夫见不远处有一个石洞,就把她扶了进去,安置妥当之后,忙回家取生孩子所需的物品……
  叔梁纥为妻子赁草房的那个村,就是后来的“颜母庄”。颜征在生孔子的那个石洞,就是后人所尊的“坤灵洞”,又称“夫子洞”。
  一行人到了家里,仆人忙把颜征在安排好。颜征在急忙喊道:“快把孩子抱过来!”
  叔梁纥低着头,磨磨蹭蹭地走进房里来。
  颜征在一看丈夫没抱孩子,忙问:“孩子呢?”
  叔梁纥支支吾吾地说:“已经死了。”
  颜征在大吃一惊,追问道:“怎么会死呢?孩子到底放到哪里去了?”
  叔梁纥叹着气走了出去。
  颜征在急切地询问佣人,佣人不忍心哄瞒这位善良而可怜的主人,告诉她说:“老爷让人把婴儿送到尼丘山去了。”
  颜征在闻听,几乎昏倒。稍停,她不顾产后身体虚弱,向外奔去,佣人们急忙赶来搀扶着她,一起来到了尼丘山。她看到尼丘山,回想起和丈夫三次来此祈祷的情景,更加伤心,气喘吁吁地向山上攀登。突然,远处传来了清脆的婴儿啼哭。她的心“咚”地一缩,甩开搀扶她的佣人,跌跌撞撞地拼命向婴儿啼哭的地方奔去,一边奔,一边撕肝裂胆般地呼喊:
  “儿子,我可怜的儿子!……”

  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将来也叫农业生产

  雍正刚要开言,却被史贻直抢先拦住了:“不,不,万岁,请容臣奏完:年羹尧在全国选派官吏,这些官只在吏部立档存案,遇缺即补,号称‘年选’;年羹尧吃饭也称‘进膳’;年羹尧的家奴回乡省亲,竟要知府以下的官吏,向他们叩拜行礼;他的年俸只有一百八十两,可他的私财却超过千万两。试问:这些钱他从何而来?年羹尧这次带领着三千军士,浩浩荡荡地进京演礼,却沿途聚敛民财、收受贿赂、干预民政、如同豪强!他的车骑仪仗超越皇帝;他在天子面前竟敢箕坐受礼;他遇王公而不礼,见百官只颔首。假如曹阿瞒在世,他的跋扈、傲慢、无礼和狂妄能比得上年羹尧吗?”

  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克服‘五多’以及各

  张廷玉早就饿得支持不住了。此刻,他只觉得精神恍惚,头晕目眩,他强自挣扎着说:“哦,臣看图里琛就不错,他几次出京办差都办得很好。有件事,臣本来早就想说的,可就是没有机会。粘竿处是皇宫的一个内廷衙门,但内衙门养兵容易留下后患。看如今的情势,臣以为不如撤掉它,并入步兵统领衙门,仍由图里琛统带。今天就着这个题目,把他们两家理顺了岂不正好。不知皇上以为可行吗?”

  一九五一年九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之后,形成《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这次决议草案,十月发过一次,后经修改,十二月又正式发出。

  这下皇上更没法收场了,他冷笑一声问:“难道你想做逢龙比干吗?”

  邓子恢仍坚持三月间毛泽东同他商定的数字,说:“上次说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左右为好。”

  今天在场人中,方苞是心里最明白的。他看马齐那急头怪脸的样子,笑了笑说:“马中堂,你不要动性子,消停下来才好说话嘛。隆大人是宣布先帝遗诏的托孤重臣,要有二心,当时就是做手脚的最佳机会,怎么还会等到天下平定了再乱来?但,话又说回来,隆大人这次的处置确实是不对的。圣祖当年,每次回京都订的有日期、时辰,也都是先下了诏书,一切都安排好了,才派人清理宫禁的。办差的人,还必须会同了顺天府和京师各营的主管,发了咨文,然后再按章去办。这次圣驾返京前,京城的武备总管是怡亲王,我就陪他住在清梵寺。出事的头天,你还过去给十三爷请安。十三爷有病,我可是一点病也没有啊。你哪怕只是稍稍提上一句呢,我也总可顾问一下吧?可是,你连一声都没吱就把事情闹大发了。这,可叫人怎么说才是呢?”

  争论是由中共山西省委的一份报告引起的。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七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报告,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报告提出:“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报告的结论是:“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这里所说的增强新的因素,是指在互助组织内部增加公共积累和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报告认为,这些因素“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了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53、354页。)报告中所说的“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主要是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雍正在思索着,养心殿里所有的人也都在等待着。史贻直说出了别人尚且不敢说的话,他的话也确实是句句在理,让人无法驳倒。但是,他这个做法也实实的让人不敢苟同。怎么办才好呢?谁也不敢抢先说话,都在等着皇上,也看着皇上。

  先是邓子恢汇报,介绍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情况。毛泽东听完汇报后,严厉批评邓子恢,说邓子恢自以为了解农民,又很固执。邓子恢作了检讨,还说,主席啊,我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毛泽东说,你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我的话说得挖苦一些,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们今后注意。

  “你不要再多说了。这样的处分,朕已是很不忍了,更不能罚不当罪。你照今天说的这意思,回家后写个辞呈递进来。朕当然还要申饬你几句,不过上书房大臣,你还是一定要留任的。好了,你先退下去吧。”

  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

  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讨论了这个决议草案。会后,在毛泽东主持下,又作了修改。十二月十六日经中共中央正式通过,在一九五四年一月九日公布。

  雍正向下一看,他呆住了。这,这,这,这可怎么办呢?他极力地想掩盖内心的矛盾,也焦燥地在地上来回踱着步子。他知道,今晚的事,年羹尧肯定会得到消息,而且也一定会有所行动;他更清楚,那三千铁骑还在年羹尧的掌握之下哪!一旦年羹尧叛离朝廷,立刻就会引出‘鬼’来与他唱和。说不定下面坐着的隆科多就敢头一个出头!不行,这个局面不能再僵持下去了。他走近史贻直身边厉声问道:“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没有?”他想让艾贻直自己向他说一声:臣错了。这就给了皇上一个大大的台阶,也给了他缓冲的余地,下面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鉴于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了一下,所以这次会议要积极一

  雍正听他把话说得这么死,也真是没辙了。他咽下了苦涩的口水,又压了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十分吃力地说:“那……好吧,你自己要这样,朕就成全你。今晚你回去告别一下家人,明天朕自有旨意给你。”

  毛泽东已下决心要批判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错误”了。

  雍正转向张廷玉问:“廷玉,你怎么不说话?”

  决议草案的广泛传达,推动了全国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到一九五二年底,组织起来的农户,老解放区占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新解放区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全国还成立了四千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创办了几十个高级社(当时称集体农庄)。这年的农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粮食总产达到三千二百多亿斤,比上年增产四百亿斤。①(①《中国农业年鉴》(1980),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34页。)

  可是,史贻直却头也不抬地说:“回皇上,臣已经奏完了。”

  从两个决议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经过两年的实践,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

  隆科多连忙打了一躬说:“皇上,奴才办砸了差使,引起勿议,确实有罪。请主上发落。”

  甚至也可以是三四百户。”

  “真的是这样吗?你大概没有想过,京都帝辇乃国家根本重地,朕怎能掉以轻心?”雍正的口气还是那样冰冷,“你不要看马齐,马齐也没有告谁的状。朕这里倒有几封告你状子的密折,你要想看,回头朕贴了名字,再让人誊清了交给你看,这样好吗?”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报告时,提出一个新思想、新概括,这就是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同时进行两个革命即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原来的报告中说,这种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这是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惟一办法,就是实行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把个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将这段话修改为:“这种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这是两个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第一个方针,就是实行社会革命,即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把劳动农民个人所有制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二个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②(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报告的修改,手稿,1954年6月7日。)(加着重点的是毛泽东加写的话。——引者注)这是毛泽东提出的一个新思想、新概括,后来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里又大大地发挥了。

  雍正向马齐瞟了一眼,马齐当然知道皇上的心思,他早就急着要说话了:“谁也没说你有二心。我不是在皇上面前摆老资格,我二十五岁就是顺天府尹,当了四十年京官了。先帝六次南巡,回銮时接驾,我总共参与过四次。我知道,这件事情,从来都没有步兵统领衙门一家单独奉差的先例。主子不在北京,京师和京郊驻军有十几万人马,都这样各行其事,闹出了哗变磨擦,谁能善后?我后来还听说,在太后薨逝时,就有人发急信到奉天,要请八旗旗主进京。我想问你,照你这样干法,假如有人要乘机作乱,是我来弹压还是你来弹压?”

  四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五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对谭震林表示,合作化还可以快一些。①(①杜润生《忆五十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面》。见《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83页。)这是一个重要信号。

  张廷玉一惊,又坐直了说:“哦,没有什么,臣是在想史贻直的事情。詹事府原来是侍候太子的,现在不立太子,这个衙门就显得又闲又富了。年羹尧的圣眷这样好,史贻直为什么要拼着性命来弹劾年某。他说的话,看来并非捕风捉影。要处分他吧,当然是没有死罪的;可要是不处分,皇上也有自己的难处。年大将军贺功的大事刚刚结束,他就急急忙忙地来告状,他也太莽撞、太不知趣了。”

  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

  突然,雍正似乎是横下一条心来,他大喝一声:“史贻直,你太狂妄了!”他猛地在龙案上一拍,震得案上的壶儿、盏儿、砚台都跳起了老高!

  这年十月,过渡时期总路线已经向全国公布,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具体研究大力推进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指导方针和部署。

  雍正看着他那恐惧万分的样子,阴郁地一笑说:“你起来。你们也都还坐下。朕只是想问问你,畅春园里的事,究竟是为什么?”

  (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将

  雍正换上了一副笑脸说:“舅舅,朕要说你一句:马齐只是浮燥,但这事情你确实办错了!朕这样说,你自己心里明白吗?”

  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

  方苞说:“不不不,不能这样。丰台大营也是个紧要去处,张雨这人又太嫩了点。再说,毕力塔一身兼两职也不合惯例。”

  邓子恢为什么坚持一九五六年合作社只能发展到一百万个而不能发展到一百三十万个呢?主要有三条理由:(一)整个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二)现有的六十五万个社存在的问题很多,巩固任务很繁重,要打好基础;(三)地区不平衡,干部领导水平、群众觉悟水平不同,应逐步推广。③(③中共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1980年12月8日。)他还认为:我们党的干部有这种特点,就是有任务都要超额完成。如果订计划超过一百万个社,下面执行起来就会更多,结果会造成更多的合作社减产。

  隆科多不言声了。方苞这话虽然说得心平气和,可是,里面有骨头啊,他的话比马齐说的还难对付!隆科多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唉,我也真是老得没有用处了。那天我去清梵寺,看到怡亲王连话都说不成了,只是一个劲儿地咳嗽,我真心疼啊!他不过才四十来岁,怎么就会病成这样呢?想想他当年的英雄气概,我怎么也也不敢相信。我原来也想告诉十三爷一声的,可是又一想,不就是清理一下宫禁嘛。派几个人到各宫去随便看看就完了,不要再麻烦十三爷了。哪知,一个大意,就出了这样的事。唉……”

  实际上,在广大农村,特别是在老解放区,当土地改革完成后,一些刚刚获得土地的贫苦农民就开始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一九五0年,全国农村有互助组二百七十二万四千多个,参加农户一千一百三十一万三千多户。到一九五一年,互助组发展到四百六十七万五千多个,参加农户有二千一百万户,增加了将近一倍。农业生产合作社也从一九五0年的十九个,增加到一九五一年的一百三十个。①(①《中国农业年鉴》(1980),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4页。)

  雍正此时,好像有点不知所措。他似乎是心有不忍,又好像不得不如此地说:“唉,朕很是怜你呀!这么大的年纪了,还每日奔忙,怎么能不出错呢?所好的是你这错出自无心,就不要重处了吧。错就错在,你兼职太多,而一多就会有照顾不到之处。你看,宗人府、内务府这些事,哪能都让你一人来管呢?朕觉得,这些都替你免了吧。一概全免,只保留上书房行走和领侍卫内大臣两个职务,你觉得如何呀?”

  前,发展三万二千多个,一九五七年可以发展到七十万个。

  雍正皇上听得惊心动魄,也听得五神俱迷。弹劾年羹尧,史贻直并非第一人,范时捷早就走在前边了。可范时捷是“造膝密陈”,而史贻直却把话说到了当面。他们说的虽然一样,但选择的时机。得出的定论却大不相同啊!处置年羹尧的事,雍正皇上和方苞、邬思道他们已经议过多次了。这事一定要办,而眼下却断然不到下最后决心的时候!可是,不作处置,又怎么能说服这个胡冲乱闯的史贻直呢?他的忠心,自然是值得称赞的;他的本意,全是为了皇上的江山社稷;他说出来的话,也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但他也真够可恶的,他为什么不早不晚,偏要在这个时候来给朕出难题呢?

  在中国农村,最后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农业集体化,在这个根本目标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是一致的。但在发展步骤的指导思想上,建国初期他们之间又有所不同。毛泽东对土改后农村中出现的阶级分化十分关切,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要力求避免这种趋势的发展。他认为,经过资本主义也可以发展生产,但那是一个痛苦的而且很长的过程。而经过互助组、初级社这些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不但是发展生产的需要,而且也是实现集体化的必由之路。

  隆科多心里乱成了一团,也不知自己说了些什么,更不知道心里到底是个什么滋味。雍正却是一直在安慰他:“你的心朕是知道的,朕这样做也不过是走个过场。好比是前面有人撒土,要迷一下后面人的眼睛罢了。你只管放心,只要你以忠诚待朕,朕断没有亏了你的道理。”他一边耐心地说着,一边又亲自扶着隆科多,把他一直送到殿门口。

  1999年6月版,第301—306页。)

  “是……臣遵旨。”

  毛泽东立即要中财委拿出具体解决办法。

  看着史贻直那又高又瘦的身躯踽踽地走出了养心殴,雍正心都要碎了。他强忍着狂涌的泪水在心里说:多么好的臣子呀,可是,你又为什么是个死心眼呢?

  毛泽东又带着批评的口气写道:“要有坚定的方向,不要动摇。要别人不动摇,就要自己首先不动摇。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要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面,这样才能不动摇。事物的非本质方面,次要方面必须不忽略,必须去解决存在着的一切问题,但不应将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雍正这话,早在太后薨逝时就想好了,却直到今天才把它说出来。而且,他还说得这么无奈,这么动情,隆科多还能说什么呢?当然,皇上没有提到步兵统领衙门一职。但皇上已经明说了,‘一概全免,只保留两职’,这不就是连步兵统领衙门的职务也一齐免了吗?他自己心里清楚得很,皇上就是要夺去他的带兵之权,但他敢抗拒吗?他连忙叩着头说:“奴才奉旨无状,主子隆恩高厚。奴才觉得自己已不宜在上书房侍候了,就请主子也一概都免去了吧。处分重些,才能警示臣下怠忽公务之心。”

  为了摸清农村的情况,毛泽东派他身边的几名警卫战士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作调查,有河南的,广东的,广西的,湖南的。七月十九日,毛泽东看了他们的报告,而且对每个报告都写了一些话。关于河南兰考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由于连年水灾,该村缺粮户达百分之五十。今春没有东西吃,只好吃树叶。原因主要是发放的购粮证太少,定产过高,实际产量达不到,农民不满。毛泽东在报告上写了批语:“此乡缺粮,农民不满,值得注意。”关于河南延津县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该村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映不一,有好有坏。实际上没有吃的是少数。开始建社时,由于速度快,又没有采取自愿互利原则,使部分人思想不通,准备退社。社里的牲口死了一些。社员不断吵架,生产情绪不高。毛泽东写的批语是:“此乡粮食有些问题,不大。合作社问题较大。”关于河南新蔡县一个乡的调查,反映该乡连年受灾,粮食收成不好,缺粮户增多,私商从中牟利,粮价上涨。毛泽东写道:“据说,这个乡有些问题。乡主席邹明发(较富裕的中农)有三百二十斤余粮,只出卖七十斤,春季又向政府购进二十斤,人民有意见。”以上三个报告(连批语),毛泽东都送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阅后退他。关于广东南雄县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这个村的合作社成立一年来,战胜了自然灾害,完成了增产任务,产量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百分之三十。许多去年有顾虑的农民今年纷纷要求入社,最后全村除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和一家单干外,全都入了社。农民踊跃卖粮,但也有极少数不愿卖。一户中农和一户贫农拒卖余粮,被工作干部扣留起来,造成不好的影响。毛泽东批示:“扣留了两户不愿卖粮的。合作社很好。”关于广西防城县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该村粮食问题的反映主要是叫苦,而这些叫苦的绝大多数是单干的中农。据了解,十户叫苦的中农中没有一户是真正的苦。报告又说,与防城相邻的钦县,遭受大旱灾,粮食恐慌,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两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毛泽东批道:“中农叫苦是假的。钦县大旱灾。”毛泽东还表扬了一个关于湖南宁乡县的调查报告,说:“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①(①档案。访问王谦(当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秘书长)谈话记录,1997年8月27日。访问李友九(当时任农村工作部二处处长)谈话记录,1997年8月24日。)

  马齐又说:“那就让毕力塔来干。他是老将了,早年还跟圣祖打过仗。”

  早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省委以上领导机关建立农村工作部的决定,规定农村工作部的“中心任务是组织与领导广大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以便配合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③(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10页。)这是毛泽东为推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组织方面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

  史贻直的身影在眼前消失了,雍正才粗重地叹了一口气说:“唉……叫杨名时、孙嘉淦和刘墨林都退出去,明天再递牌子好了……”突然,他又变了主意,“啊,不不,让刘墨林留下来……咱们先议议隆科多的事吧。”

  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要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内,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雍正笑了:“哎,这就对了。粘竿处撤掉也好,外面议论的人很多。有人说它是朕的私人侍卫;有人说它像明朝的‘东厂’;还有人说得更蝎虎,说图里琛带的人全都是‘血滴子’,真是活见鬼。事情也怪,只要是作践朕的话,越说得离谱,就越有人相信!其实,你要让他们说说,粘竿处不经法司,就杀过、捕过哪个官员,他们又说不出来。廷玉这想法好,索性把粘竿处撤了,那些人的嘴也就全都堵上了。”他只顾一个劲儿地说着,回头一看,张廷玉的脸色十分难看,便问,“怎么?廷玉,你觉得什么地方不舒服吗?”

  “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

  隆科多一走,留下来的人都觉得轻松了不少。马齐先说:“这个职务要懂得一些军事的人干才好。跟着年羹尧回京的十名侍卫,都在军中历练出来了。皇上看,穆香阿行吗?”

  但是决议草案的重点,放在积极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方面。它强调:“党中央从来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加着重点的是毛泽东加写的话。——引者注),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

  史贻直还在不停他说下去:“万岁昔年在藩邸时就说过:‘吏治乃是一篇真文章’;皇上登极以来,又屡下严旨,说整顿颓风,以吏治为第一要务。臣以为,整顿吏治就必须先诛窃据高位、祸国殃民的年羹尧。年羹尧不除,则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吏治之清也只能是一句空谈!古语说得好:大好若忠,大诈似直。臣乞恳万岁查月晕础澜而知风雨,奋钧天之威以诛佞臣。陛下若能立斩年羹尧于帝辇之下,则万民幸甚,社稷幸甚;能如此,上天也必降祥雨,膏泽我中华神州!”他激昂地说完,又俯伏在地,连连顿首。

  人所有的土地、大牲口、大农具入了股,在社内社会主义因素

  “哎——你也是无心的过错嘛。要是有心来这一套,哪敢这样明目张胆的呢?你若真有二心,朕也就用不着和你谈了。你的错虽然说不上发落,但毕竟是错了;既然有错,只怕要按着规矩,给你一点小小的处分。”

  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但是,也有好处。比如打仗,打了

  又除了一个隐患!雍正的得意,是难用语言来形容的。他转过身来笑着说:“原来想要见见刘墨林的,却不料半路上杀出个史贻直。眼下九门提督出了缺,大家议仪,让谁来接替最好。”

  毛泽东破除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观念,开辟了中国式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道路,但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不重视机械化(机械化本身也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认为农业合作化可以长久地建立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不是的。他主张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同时并举。他认为足够的农业机器是农业合作社赖以巩固的物质基础。这是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雍正先向外边喊了一声:“传刘墨林进来。”这才转回身来说,“穆香阿到年羹尧军中,连一仗也没打过,却学了些花架子来哄朕。朕压根就不信他们的那个‘太极图’!他年某人还自吹自擂地说,是从诸葛武侯那里学来,又经过变化的。把牛皮都吹破了,也不知道害臊?穆香阿不行,他们十人,待朕召见后再另行委派吧。”

  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农民的两面性——集体经营与个体经营两种思想的矛盾,哪一面占优势?”这个问题实际上从一九五一年起草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时就提出来了。他的回答和判断是:“随着宣传和合作社示范,集体经营的思想先在一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二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三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大部分人中占优势,最后在全体人民中占优势,我们应当逐步地(经过十五年)造成这种优势。”

  史贻直琅琅而言,稔熟得如数家珍。他历数年羹尧拥兵自重、专权欺君的罪过,又句句骇人听闻。他谈锋犀利,如刀似剑,真是一篇句句诛心的《讨年羹尧檄》!养心殿里,人人听得手颤心摇,也无不为他暗自叫好!

  实行自愿互利原则,十分重要的是要正确解决中农和贫农之间经济利益问题。毛泽东提出,国家要从信贷上扶持贫农,贫农不要在生产资料上揩中农的油,不损害中农的经济利益。这就抓住了当时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史贻直却好像没有听到似的,仍是一动不动的伏在地上。

  “这次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也是很

  方苞和张廷玉等人听到这话,连忙站起身来。隆科多一见这阵势,提起袍角就跪下叩头说:“臣请皇上降谕。”

  “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

  隆科多连忙回答:“奴才岂敢?奴才的心思主子最清楚。就奴才本身来说,心里除了主子,还是主子,并没有其它安身立命之地。奴才怎敢对皇上生了二心……”

  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第二个决议。这个决议把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为全部立论的依据,分析了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并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规定了党在农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决议指出:“根据党的这个总路线,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不但要求工业经济的高涨,而且要求农业经济要有一定的相适应的高涨。但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个体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它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之间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这种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已日益表现出不能够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改善生活的需要,不能够满足整个国民经济高涨的需要。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61、662页。)

  “皇上,逢龙比干乃是千古忠臣的楷模!”史贻直的回答掷地有声。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的公布,这三件事标志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面展开。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出现了大发展的势头,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一九五三年冬季的一万四千个发展到一九五四年春的九万多个,增加五倍多,超过决议计划数的一倍半以上,参加的农户达到一百七十多万户。

  面对雍正皇上的斥责,史贻直今天是豁出去了。他慷慨陈辞,声声震耳:“皇上适才说,年某是立了大功的人。可自古以来,哪朝哪代的奸雄人物,不是为朝廷立过殊勋的?曹操若不是荡平张角之乱、又横扫了诸侯,他能当上汉相吗?不错,年羹尧是有大功,可这功劳从何而来?没有皇上亲自提调,没有全国上下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只凭他一人能获此大胜吗?况且,年羹尧处置军事时,还夹杂着私心。他为了与岳钟麒争抢功劳,竟下令阻止川军进入青海,致使元凶首恶得以逃窜。仅这一条,就足可以治他的忌贤妒能之罪!诺敏是他推荐的,也是在他的纵容下,山西才出了全省皆贪的弥天大案。但诺敏获罪后,年羹尧却没有一字引咎自责之词。朝廷从康熙年间,就在清理亏空。可是,直至今日尚有湖广、四川、两广、福建等许多省份,没有做到藩银入库。其中原因,也是因为年某从中作梗。因为亏欠官员中,十之八九,都是他年羹尧的亲信!万岁可以派人去查,臣若有一字虚言,请斩臣首级,以谢年大将军!”

  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问题,他写道:“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即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广大农民群众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我们有些人却不认识和不去利用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

  听到皇上突然把话题转向了隆科多,张廷玉和马齐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站起身来,把目光直盯着这位“皇舅”。隆科多觉得头顶“嗡”地一响,心中急速地跳动着,冲得耳鼓哗哗儿地直叫。他脸色变得雪也似的苍白,双腿一软就跪了下去,颤抖着说:“臣……恭聆圣训。”

  中央农村工作部认真研究了五月十七日毛泽东的讲话,二十八日向中央表示,要按照大发展的精神,重新修改替中央准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文件。

  隆科多不由得心中一紧,但他也知道,这件事皇上迟早是一定要问的。他理理自己的紧张情绪,把那天发生的事又说了一遍。最后说:“老臣是懂得规矩的。先帝爷六次南巡,哪一次回銮前不要清理禁官,绥靖治安?又哪一次不是由九门提督衙门办的差呢?”说完两眼直盯盯地看着马齐。

  毛泽东这两次谈话是有针对性的,批评了一九五三年春发生的纠正农业互助合作急躁冒进的问题。

  社,也可允许试一试。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较快地搞

  一九五一年春夏,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出现了一场争论。

  “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村问题处理得好不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全局性影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又是一项极其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要把中国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与国家工业化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业经济,为农业现代化打下良好的社会基础,其困难可想而知。因此,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事业给予了特别的关心,投人格外多的精力,自始至终地具体指导着这场农村的巨大社会变革的进展。

  这时,全国又有新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十二万个。根据各地的要求,会议提出要在一九五五年春耕以前发展到六十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说,把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发展指标翻了一番。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即一九五七年,全国要有一半以上的农户入社。这是个大发展的计划,很快得到中共中央批准。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在毛泽东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中共中央将这个决议草案通过为正式决议,三月二十六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毛泽东亲自点将,指定对农村工作有丰富经验的邓子恢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七月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二日,毛泽东又连续三天,分三批听取身边警卫战士回乡探亲的调查汇报,同他们座谈。每一次汇报都在三个小时以上。毛泽东说:“我想的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建立了关系。你们见到农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了农民,就离这么远(伸着三个指头)。”毛泽东一面看战士们写的调查报告,一面询问情况,并同他们一起讨论。汇报内容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粮食问题,合作社问题,基层干部作风问题。他问一名战士:你家参加合作社没有?参加了合作社以后有没有时间回家干活?你家是不是比过去好一点?他说:“要分清中农多少,贫农多少,下次要调查他们的态度。”还说:“新中农思想起了变化,不愿参加合作社,老中农愿参加合作社。”汇报会开得生动活泼,战士们无拘无束地把自己想讲的话都讲出来了,毛泽东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关于农村合作化情况的第一手材料。①(①韩庆余1955年7月整理的毛泽东听取警卫战士汇报的情况和谈话记录。韩庆余,当时担任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一中队队长。)

  但是要估计到有时候可能突然发展一下.可能发展到一百万

  在这种半公半私进到集体所有制,这个矛盾就解决了。我们所

  毛泽东在修改决议草案中加写关于集体农庄的话是:“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例如每省有一个至几个,以便取得经验,并为农民示范”。③(③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时加写的话,手稿,1951年12月。)

  一九五五年春季以来农村中出现的紧张情况,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粮食征购过多,一是农业合作化的步子过快。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和邓子恢有着不同的思路。毛泽东的主张是,在粮食问题上向农民让步,减少征购数量,以缓和同农民的紧张关系,以便在农业合作化方面加快步伐,增加农业生产,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以减少粮食征购换来个社会主义。毛泽东始终认为,只有实现农业合作化,才能增加农业生产。邓子恢的看法不同,他主张在合作化问题上向农民让步,以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生产,解决粮食问题。他认为,造成农村紧张,当前最突出的因素是粮食问题,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合作化运动中的问题,出乱子主要是在合作化方面。①(①邓子恢在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1955年5月6日。见《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09页。)从这时开始,毛泽东同邓子恢等在对农村形势估计和农业合作化方针上,发生了意见分歧。

  发表前,毛泽东对决议又作了重要修改和补充。一方面放宽了对试办高级社的条件限制,将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需要“有机器条件”,改为“有适当经济条件”。这就是说,办高级社并不是非有农业机器不可。另一方面,强调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中间,必须十分注意对单干农民的政策问题。他加写了一段话:“在解决了有关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问题之后,党中央认为必须重复地唤起各级党委和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和非党积极分子的注意,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必须承认他们的单干是合法的(为共同纲领和土地改革法所规定),不要讥笑他们,不要骂他们落后,更不允许采用威胁和限制的方法打击他们。农业贷款必须合理地贷给互助合作组织和单干农民两方面,不应当只给互助合作组织方面贷款,而不给或少给单干农民方面贷款。在一个农村内,哪怕绝大多数农民都加入了互助组或合作社,单干农民只有极少数,也应采取尊重和团结这少数人的态度。”

  “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

  七月二十八日,浙江省委副书记林乎加向中共中央上海局做了一个电话汇报,汇报中说:“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但在收缩过程中有缺点,这就是把一些可以不收缩的也收缩了,很多地方当成了运动。主要搞收缩,有些收缩得很草率,善后工作没有很好处理,部分农民吃了亏,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这些缺点在中央五月会议以后就纠正了。”①(①《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33页)柯庆施来京开会时,把这份电话记录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印发到会人员。他在记录中“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这句话后面,写了一个批注:“这种估计不对。”②(②《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33页)

  “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提出来了,今冬明春,到明年秋收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议草案全面分析和肯定了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产生的两个生产积极性。决议草案开宗明义,第一段就是这样写的:“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农民的这些生产积极性,乃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关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决议草案指出:“解放后农民对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是不可避免的。党充分地了解了农民这种小私有者的特点,并指出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折农民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根据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条件,农民个体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还是大量存在的。”

  最后他作出结论说:“今天在会上已经认定了的,就照这样办,大体不会错。但是,发展起来的合作社,要保证百分之九十是可靠的。”④(④毛泽东在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5月17日。)他并要林枫、马明方、宋任穷、刘澜涛分别召开东北、西北、西南和华北各大区的会议,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

  吧,吹下去了,也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

  号召下,才可能动员农民组织起来。也只有真正做到这一点,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才是真正为农民服务,而为群众所欢迎,因而可能巩固下来,并影响四周围的农民逐步地组织起来。因此,提高生产率,比单干要多产粮食或多产其他作物,增加一般成员的收入,这是检查任何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好坏的标准。”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510一517页。)

  粮食统购统销决策定下来以后,毛泽东对下一阶段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作出部署。

  十月二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粮食统购统销问题。陈云作报告,全面分析了全国粮食的严峻形势,指出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粮食市场必将出现严重混乱局面,导致物价全面波动,这不利于国家和人民,只利于富农和投机商人。他说,在粮食问题上,有四种关系要处理好,这就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国家与消费者的关系,国家与商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关系。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的又是第一种。陈云提出,根据现在的情况,处理这些关系的基本办法就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①(①“定量配给”的提法,根据粮食部部长章乃器的建议改为“计划供应”,相应地将“粮食征购”改为“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统销”。),严格管理私商,以及调整内部关系。至于在农村实行征购,这是陈云从八种处理办法中经过慎重比较后选择出来的。下这个决心很不容易。陈云后来曾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有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②(②陈云在全国粮食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10月10日。见《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08页。)

  那次谈话给一些当事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毛泽东与邓子恢和解了,似乎事情已经过去。但是,邓子恢对于一九五六年发展合作社要翻一番,始终放心不下,经过反复考虑,于七月十五日又向刘少奇反映,说一百三十万不行,还是一百万为好。刘少奇说:“邓老,你们是专家,这个意见我们考虑。”②(②档案。访问王谦谈话记录,1997年8月27日。)邓子恢的意见又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这时,农村中的粮食紧张情况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一些强迫命令现象,也从不同方面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三月五日,毛泽东将他的卫士从家乡带回的一封群众来信转给河北省委书记林铁。信中反映河北安平县的一个村子,在农业合作化当中,简单地用“跟共产党走,还是跟老蒋走”一类的大帽子压群众人社。毛泽东在给林铁的信中说:“这是我的卫士回他的家乡安平县从那里带回的一封信。这种情况恐怕不止安平县一个乡里有,很值得注意。”①(①毛泽东给林铁的信,手稿,1955年3月5日。)过了几天,毛泽东又收到黄炎培的一封来信,信里说他的家乡农民生活苦、吃不饱。毛泽东很快回信,说:“农村粮食问题已采取措施,下一年度可以缓和下来,目前则仍有些紧张。”②(②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手稿,1955年3月14日。)

  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

  早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于会议上就曾指出:经过土地革命,打破封建剥削关系,这“是第一个革命。但是,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①(①当时所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泛指农民的互助组织,而不是后来那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全边区一千四百万亩耕地的收获就会增加一倍以上。这种方法将来可推行到全国,在中国的经济史上也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从土地改革到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两次变化,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②(②《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70、71页。)

  事情是这样的。自一九五二年九月第二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以来,各地农民对发展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互助合作事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但从秋收开始,在一些地区程度不同地出现急躁冒进倾向,主要是盲目追求互助合作的高级形式,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贪多贪大,将耕牛农具变相地无偿归公,盲目强调增加社会主义因素。由此引起农民主要是中农的不安,影响了生产。与此同时,在农村中比较普遍地出现了对农民干涉过多的现象,即所谓“五多”(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中央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发现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并代中央起草了几个纠正互助合作急躁冒进的文件,下发实施。经过一段工作,这一倾向得到克服,农民生产情绪趋于安定。但在纠正冒进时,一些地方又出现不积极发展互助合作的自流现象。也有一些由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自发办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称“自发社”)不被承认,被视为非法。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也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本来可以发展的没有发展,不让发展,不批准,成了非法的”。总的说来,毛泽东对一九五三年纠正互助合作急躁冒进的批评,还是比较平和的。但是,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