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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525年,孔子二十七岁。
  深秋,天像漏了似的,连阴雨下个不停。曲阜城鲁国高级馆舍前,雨帘里一个高大的汉子在徘徊。他头戴苇笠,身披蓑衣,双脚踏在泥水中,缩颈耸肩,浑身颤抖,显然,他已在此等候多时了。这位大汉不是别人,正是孔子。
  近来孔子趁工作比较消闲之时,抓紧时间研究各地的风俗人情。他听说郯国特别重鸟,以鸟为图腾,甚至以鸟作官名时,不知原因何在。请教过几位学问渊博的长者,也未得到满意的答复。恰在这时,郯国郯子来朝拜鲁国国君,听说在昨天的宴会上,郯子曾与鲁大夫昭子(名叔孙婼)谈及过此事。孔子没有资格参加国君举行的宴会,无机会向郯子请教,便冒昧来馆舍拜访,也不知郯子肯否赏脸。不想郯子应季平子邀请又赴宴去了,孔子只好在雨地里耐心等他归来。
  不知过了多久,两辆装饰豪华的马车冒雨向馆舍驰来。马车来到馆舍门前收缰停住,前边那辆乘的是郯子及其随从,后边那辆是鲁国前来陪送的仲孙大夫。
  仲孙大夫先下了车,见浑身淋湿的孔子,不禁吃了一惊。孔子见了仲孙大夫,喜出望外,这真乃天赐良机,忙上前施礼道:“孔丘见过仲孙大人!”
  “秋雨淅沥,寒冷彻骨,仲尼,你为何在这雨地里挨淋?”仲孙大夫问。
  孔子回答说:“孔丘求教郯国君王,如饥似渴,虽秋雨连绵,不敢离去,唯恐错失良机。”
  随从搀扶着郯子走下车来,仲孙大夫上前引荐,孔子施礼见过,一行人来到馆舍,分宾主坐定。
  孔子说明来意。郯子见他如此虚心好学,深受感动,热情地回答了他所提出的问题。
  郯子娓娓而谈,他说:“从前黄帝轩辕氏以云纪官,百官云师而云名;炎帝神农氏以火纪官,所以火师而火名;太昊包牺氏以龙纪官,所以龙师而龙名。吾祖少皞氏立国时,群凤集于殿堂之上,此乃吉祥之鸟,故以鸟纪官,鸟师而鸟名也。”
  孔子感谢郯子的慷慨赐教,又询问了些少皞氏时代职官制度的历史情况,郯子一一作了回答。后来孔子对人说:“我听说,‘天子那里没有主管这类事的人了,这类学问却还保存在四方蛮夷那里。’看来这话是千真万确的。”
  公元前523年,孔子二十九岁。
  仲春三月,风和日丽,鸟语花香。官道上,一辆马车在缓缓行驶,曾皙御车,孔子手扶辕木,直立车上。他默默无语,独自欣赏着窗外春色。因为他从来乘车不说话,不回顾。孔子此番出游,专赴临城,拜师襄子为师,请教弹琴的若干学问。
  孔子有着超群的音乐天赋,是管触唇会吹,是弦及指能奏,早在十多年前,就成了出色的吹鼓手,无论到哪个乐班,不管人多人少,孔子总是佼佼夺魁者。经过这十多年的日研月磨,不停操练,各种乐器,无不炉火纯青。然而他也并非十全十美,似乎是长实践,短理论,常常是不知所以然,难以居高临下。孔子作学问不似有些人那样东一筢,西一扫帚,而是有着严格的计划性,常集中数年时间,专事某一方面的研究。前两年他致力于普查民俗风情,近来又转入研究音乐理论。
  师襄是鲁国的乐官。古时候乐官称师,后来干这一项职务的人就把师作为姓,冠于名前,故称师襄,又称师襄子,加子表示尊称。师襄子在音乐理论上有很深的造诣,闻名于诸侯。
  师襄子闻听孔子来访,忙迎出大门,让于客室,以上宾之礼接待。他们已是多年的老朋友,彼此相互敬仰,只因相距遥远,又都有公务缠身,所以来往较少。
  孔子与师襄喝茶叙旧,令曾皙前去置办厚礼相赠,师襄不允。孔子说:“孔丘今日造府学琴,礼应奉贽敬行拜师之礼!”师襄板紧面孔说道:“你若行师生之礼,我立下逐客之令;若叙老友交情,我用箪食壶浆为你洗尘。请你自己选择吧。”
  孔子不敢固执,只好吩咐曾皙不必备礼,但对师襄说:
  “既是老友相见,不必拘礼,家常便饭,更令人心安。”
  师襄说:“常言道,客随主便,你听我安排就是。”
  孔子是个急性子人,从不愿浪费一分一秒时光,所以三言两语便转于了学琴的正题。
  师襄是个热心人,又是老友相见,推心置腹,开言吐语,滔滔不绝。
  神农氏创造五弦琴,用来禁止淫邪,匡正人心。琴用桐木制作。桐木属阳,颇有灵性,能知闰年——不闰年生十二个叶,遇闰年生十三个叶。它还能知秋,每到立秋这天,树叶必落。做琴的桐木就产在鲁国的峄山。琴的面是圆的,象征着天;底是方的,象征着地;身长三尺六寸,象征着一年三百六十日;宽六寸,象征六合;前广后狭,象征尊卑;上圆下方,象征天地;五弦,象征金、木、水、火、土五行;大弦为君,小弦为臣。琴的第一弦配宫音,第二弦至第五弦依次为商、角、徵、羽四音。琴除弦外,还有徽、首、尾、唇、足、腹、背、肩、腰、越。琴唇名龙唇,足叫龙凤足,背称仙人,腰称美女。越长者为龙池,短的叫凤沼。龙池八寸合八风,凤沼四寸合四气。同是系弦的,名称各不相同,那琴首绕琴弦的叫临岳,琴尾高起絚弦的叫岳山,肩下系弦的叫雁足,足下转扭调弦的叫做轸……
  谈了一会,不觉天晚,师襄子设盛宴为孔子洗尘。孔子的酒量很大,但从不多喝,而且食时不说话。酒足饭饱之后,师襄子安置孔子与曾皙在后堂安歇。
  第二天孔子起得很早。这是他的生活习惯,无论头天夜里睡得怎样晚,第二天都要四更起床,先到旷野空气新鲜的地方活动一下筋骨,然后秉烛伏案晨读。吃过早点,像小孩子进家塾一般,师生又对面盘腿而坐,开始了新的讲授内容。
  孔子问:“请问夫子,这古琴著名的有多少?”
  师襄子回答说:“琴名最古最雅的要推婴硒、贡粹,相传为伏羲所造。其次名丹维、粗床,是柏皇所造。电母琴,帝俊所造。菌首琴、白民琴,是晏龙所造。国阿琴,伊陟所造。七弦琴,文王所造。响风琴,周宣王所造。青翻琴,楚无亏所造。卧冰琴,崔驷所造。这些都是宝贵的名琴。能得到古人亲手制造的名琴,模仿他的指法,弹奏他的曲调,勤学苦练,便可成为名家。”
  孔子紧追不放,问道:“假若觅不到古人的名琴,用一般的琴练习,能否成为名家呢?”
  师襄子回答说:“像你这样天赋聪明,勤学好问的人,不必定用古琴,但需认定一位古人,常常练习他的指法歌调,也可以成为名家。”
  师襄子说着从身边移过琴来,弹奏了一曲。孔子在一旁静听,感到此曲非同凡响,是他闻所未闻的。那指法、技巧也脱俗超群,出神入化……
  师襄子弹完,孔子站起身来,连连施礼说:“孔丘如井底之蛙,今闻夫子谈琴,聆听神韵,方知苍天竟如此之大!丘欲于空室中静坐操琴,若有疑点,再求指教。不知夫子意下如何?”
  “一切请便,不必见外。”师襄说着将孔子引入后轩中,任凭孔子习琴。
  孔子于后轩习琴,一连三日,不出门户。一日三餐,前厅里师襄都为孔子备下丰盛酒宴,但他俱不到场,只让曾皙拿些干粮过来,填塞辘辘饥肠。
  第四天,师襄子听孔子曲调已经弹熟,来到后轩祝贺说:
  “此曲你已弹熟,可以再学新曲了。”
  孔子离案施礼说:“感谢夫子教诲!该曲虽已练熟,然技巧尚未纯熟。容丘继续练习。”
  又是三天过去了,师襄子听着后轩中孔子的琴声技巧纯熟,音调和谐,韵味无穷,不断点头赞赏。步入后轩,夸孔子弹奏得胜过高妙的琴师,劝他另习新曲。孔子说:“夫子过奖了。弟子的指法、技巧虽已练熟,但尚未领会此曲的志趣神韵,更未体察到曲作者的为人,想象出其风貌特征。请容丘再练三日!”
  孔子习琴的第十天,师襄子站在院中如醉如痴地谛听。琴声把他带进了浩瀚的大海。大海的胸怀是那样宽广博大,神情是那样深邃,内涵是那样丰富,性格是那样富于变化。他仿佛看到了大海在怒吼,浪涛汹涌,嫉恶如仇。又好像温柔多情的贤妻躺在他身边,正与他窃窃私语。琴声把他带到了春天的花园,叶绿了,花开了,鸟在高唱,水在低吟,游人在欢笑,一切是那样的静谧,那样的和谐。琴声把他带到了广袤的草原,绿草像无垠的地毯,羊群似天上的白云,牧民在放声歌唱……
  师襄子还想继续听下去,琴声戛然止住。师襄不解其意,信步走入后轩,只见孔子正襟危坐于琴几之前,凝神深思,如痴如呆。脚步声惊动了他,他抬头瞥见师襄子站立身旁,猛然爬起,不顾一向重礼,激动地双手抓住师襄子的肩头说:“孔丘正在操琴,弹着弹着,面前站立着一位古人,只见他面黑有威,身长一丈,目光如电,性情温柔敦厚,与太庙中文王的形象一模一样。敢问夫子,此曲可是出自文王手笔?”师襄子闻言,如雷贯耳,连连作揖说:“好极了,好极了!我的老师传授此曲时,正说此曲为文王所作,名《文王操》。仲尼,你真聪明过人,一下子便悟到了周乐之精义!老夫枉活一把年纪,自愧不如!”说着,拽着孔子在地上转圈,像两个调皮的孩子。
  孔子说:“全仰仗夫子教导!要学技艺,无名师指点,如在黑暗中摸索;一遇名师,便蓦然出洞穴,眼前一片光明。孔丘不虚此行,明天就要告辞了。”
  孔子吩咐曾皙设酒宴答谢,酒足饭饱之后,二人依依话别。师襄子祝贺孔子琴艺绝世,他说,音乐的希望在孔子,天下的希望也在孔子。
  公元前522年,孔子三十岁。
  这是孔子一生中关键的一年,他自己曾经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意思是说,他从十五岁就立志于学习,研究学问,到了三十岁,就已经打下了牢固的基础。通过向文献学习,向社会学习和实践活动,这时他不仅精通了一般贵族应该掌握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且通晓了以高级六艺(汉以后尊为“六经”,即《书》、《诗》、《易》、《春秋》、《礼》、《乐》)为代表的各种文献资料,并结合诸侯纷争,天下无道的社会现实进行分析、研究和体察,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
  盛夏的一天,孔子正在署衙内专心读书,曾皙闯入,告诉了他一件新闻:楚平王听信佞臣费无极的谗言,纳儿媳秦女孟嬴为妾,驱逐太子建,命其出镇城父。……孔子不等曾皙讲完,拍案而起说:“禽兽不如也!”
  其实,此类事情早已司空见惯,孔子何以要因此而恼火呢?因为近来他一直在为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动乱不安的天下局势而忧心,为自己的抉择而烦恼。
  目睹现实,混沌一片,像滚滚黄河,泥沙翻腾;似乌云弥漫的夜空,不辨星斗;如乌烟瘴气的山峦,难分草木。他想到自己的先祖正考父曾连辅宋国三公,父亲叔梁纥,偪阳之战手托悬门;想到母亲颜征在滴血的心,流泪的眼,粗若千年古松的双手;想到了母亲弥留之际的嘱咐:“要成大器!”临终时的祝愿:“升,升……起,起……”可是如今自己已经三十岁了,正如俗话所说“人过三十天过午”,都干了些什么呢?整日忠心于小吏,耿耿于皮毛,似这样下去,能“成大器”,做一个周公式的人物吗?自己为什么不能像传说中的盘古那样一斧子下去,劈开这个沌混的世界,让泾渭分流呢?为什么不能力挽狂澜,让文武周公之世再现呢?……这诸多问题像一釜沸汤在他胸中翻滚,似一团迷雾在他的眼前弥漫,弄得他心绪不宁,肝胆如煎。后来他曾说,君子遇到乐事不喜形于色,遇到忧事也不愁容满面。如此涵养,谈何容易!
  一场暴雨过后,孔子带上佩剑——“君子无剑不游”,让曾皙带上弓箭,二人同去游峄山。他要饱吸雨后清新的空气,让山泉洗涤心灵上的污垢,领悟大自然的启迪。
  雨后的峄山,苍峦若黛,林木如洗;繁花争艳,群卉斗奇;鹿奔狐隐,雉走莺飞。孔子带着弓箭,并不射猎,来到山下,开始攀登。攀至峰顶,凭古松而远眺,览胜景而遐思……
  山顶一巨石,中间一凹坑,坑内积满了雨水,清澈见底。孔子坐在石上休息,目睹坑内清水,颇有感触。此水秉承大自然的圣灵,不杂一点尘滓,与江河浊流,断然不同。可惜不似大海那样浩瀚,经受不住暴日的蒸晒,不久就要干涸,不复存在。水,只有并入江河湖海之中,才有巨大的力量,永恒的生命!自己多么像这一小坑积水呀,虽清澈不染,但却微薄,可怜!……
  喘息了一会,孔子带领曾皙顺山谷而下。东溪西谷,条条瀑流如练;脚下,山泉唱着歌,打着滚,欢腾奔流。沿流不时出现一两个深潭,潭内游鱼清晰可辨。这清溪,这瀑流,这深潭,与山顶石坑积水一样纯净,但却远非石坑积水所能比拟,这里是力量的会合!……他们顺溪流而下,直来至泗水河畔。汛期的泗水河不似春天,诸水汇流于此,浊浪咆哮,吼声震耳。有几处河堤被冲毁,洪水淹没的庄田,吞噬了村舍……孔子伫立在河堤上兴叹,思想感情宛如这奔腾的河水,泻向远方……
  下半生的路该怎样走呢?一是苟安于现状,像山顶石坑里的积水,倒也人人夸清,却无力量,无寿命。这条路他不肯再继续走下去。二是像千溪万流那样汇入泗水,同流合污。凭自己的知识和才干,走这条路将有可能成为澎湃浪涛中的最高峰,平步青云,坐享荣华富贵。但他不愿走,也不屑走。后来他曾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决不肯牺牲信念去图个人的荣耀。三是泗水混浊,是因泥沙俱下,世态混浊是因君王雄心勃勃,争霸天下;或安富尊荣,昏庸无能;或荒淫无耻,沉湎酒色。若积聚力量打倒昏君庸王,另立圣君明主,就可实现“仁政德治”,统一天下。面对这条路,他思想充满了矛盾。此路并非断不可行,汤伐桀、武伐纣,已有先例。但君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走这条路,是违反周礼的。后来,他曾谆谆地告诫弟子们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越礼的路,他是连步也不敢举的。四是做天上的云雾,随风飘荡,永不变雨,永不落地,自然更不积成水坑,汇成河流。这就是做一个隐士,只管自己逍遥,不管世态如何。他鄙视这些人,曾斥长沮桀溺“鸟兽不可与同群”。因为走这条路,无法实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境界。不“成大器”,不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将无颜见先人于地下。五是另辟蹊径,开创新路。他设想,封固泥沙,泗水便可以变清。挖沟凿渠,让所有清流汇聚一处,便可形成一个明净的世界。于是他决心开创平民教育,扩大教育范围,用“六艺”来培养“上事君以忠,下使民以惠”的贤臣,改变奸佞当道,朝纳不振的社会现实,使国家达到“太平盛世”。
  这次游山玩水,孔子原打算野餐篝火,风寝露宿,在外多住几日。不想离开嘈杂的曲阜城,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思路竟如此之敏捷,一团乱麻,很快地理出了头绪。主意一定,他催曾皙快归,明天就辞官筑坛,设教讲学。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局势发生急遽变化,进入一个社会更加动荡、冲突更加激烈、范围更加扩大的新阶段。

  一只航船,在汹涌的洋面上险些被风浪掀翻,一旦抵达港口,便觉安全,坦然;孩子在外受人凌辱,一头扑进母亲的怀抱,常常委屈得放声大哭;千禽日暮回巢,万兽黄昏归穴,它们的巢穴并非都那样安全、温暖和甜蜜,但却俱都喜气洋洋,因为这是它们自己的家;太阳早晨喷薄出山,中午热似火球,日行八万里而不知疲倦,将无限的光和热慷慨地洒向人间,赐福于万物,傍晚落山,依然是红彤彤的笑脸,夕照描绘着美好,晚霞染红了天边,毫无凄凉悲哀之感,因为这是它应得的归宿。孔子率弟子在齐近三年,这是颠簸的三年,被凌辱的三年。如今在苍茫的暮色中回到了曲阜,尽管如今的鲁国依然是“危邦”、“乱世”,乱糟糟的程度较三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一踏上这块滚烫的土地就觉得心安和快慰,因为这毕竟是他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乡啊!……
  孔子的家不仅是温暖的,而且是炽热的。他是这个家庭的星星,有了他,这个家庭才灿烂明亮;他是这个家庭的月亮,有了他,这个家庭才和谐美好;他是这个家的太阳,全家人都星月般地围绕着他转,他是这个家庭的主宰者。这里有他忠厚的哥哥,贤慧的嫂子,可爱而美丽的妻子。还有二十三岁的侄子子蔑,英俊萧洒,业已成婚;二十二岁的侄女无加,出落得如花似玉一般;调皮的伯鱼已经十八岁了,亭亭玉立,像一支出水的荷箭;十六岁的女儿无违更加文静贤淑。三年的时间是短暂的,然而从迅速成长的晚辈看,又似乎是漫长的,后生催人老啊!孔子突然归家,像春天来到这块小小的天地,顿时天变暖了,风变薰了,地变绿了——一派复苏,活跃和生机。全家大小又像一团火,灼烤着他,燃烧着他,融化着他,使他忘记了苦恼、忧虑和不安。一连数日,这个家都像滚沸的肉锅,冒着蒸腾的热气,温暖和馨香笼罩着每一个家庭成员。
  静谧的深夜,孔子的房间依然闪着明亮的灯光,夫妻对灯而坐,妻子正在向丈夫娓娓地讲述着别后的一切,有喜,有悲,有爱,也有恨。孔子感激多年来妻子为这个家庭所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他站起身,绕过几案,与妻子并肩而坐,将妻子揽在怀里,借着跳动的灯光端详着妻子的面容,像花烛夜第一次端详着这位远离家乡的宋女那样。当他发现妻子鬓角上那根根白发,心就像第一次发现母亲与年龄极不相称的衰老时那样紧缩。自己抛家舍业,别妻离子流浪在外,三年来却一无所成,理想依然像烟雾笼罩的大海那样迷茫,而妻子却被家庭重负压得像母亲那样过早衰老,这怎能不使他感到内疚和不安呢?他尽力驱赶着心灵上的阴影,隐匿着感情上的忧郁,使妻子这个久别重逢之夜过得更愉快些,更幸福些……
  第二天早晨,孔子梳洗完毕,顾不得吃早点便去见季平子。鲁宫内,文武百官待立,季平子坐在鲁昭公的位置上发号施令。他更胖了,显得臃肿,象征着权力的玉项链勒进了肉里。孔子对季平子深深一揖说:“孔丘拜见冢宰。”
  季平子笑容可掬,他显得异乎寻常的宽宏和大度,仿佛三年前的激烈争斗并不存在。他哈哈地笑着说:“夫子何必多礼。三年不见,夫子可好?”
  孔子回答说:“托冢宰之福,孔丘赴齐,学业稍有长进。”
  “哦?夫子学有所进,想必又有高见教我?”
  “冢宰,孔丘听说,商之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故他人少有怨恨。”
  季平子的眼睛又眯缝起来了:“是吗?……”
  “国君乃一国之主,冢宰身居万人之上,丘不敢以下犯上,妄议是非。然冢宰若能心胸豁达,迎回国君,岂不与伯夷、叔齐齐名?”
  季平子冷冷一笑,慢慢解开脖子上的玉项链。玉项链闪着晶莹的光,显得很神圣。半天,他眯着眼说:“夫子,你以为季平子定要执此临时之政吗?百官推举,不得已而为之啊!
  诸位王公大臣俱在,有愿为者,意如情愿相让!”
  文武百官面面相觑,孟懿子的脸上现出了为夫子担心的神色。季平子一摆手说:“夫子,你不是常为民请命吗?你可遍访鲁国朝野上下,看我季平子执政三年,政绩如何。”季平子说得很激动,面色微红,“我季平子勤于国事,对国对民一片赤诚,此心唯天可表!”
  “既如此辛劳,何不谓国君回朝理政呢?”孔子反驳说。
  季平子的两眼眯成了一条线:“若是我不愿意呢?”
  孟懿子赶紧向孔子递眼色:“老师……”
  孔子视而不见,神色坚定地说:“若是冢宰不肯,请将孔丘放逐于郓城。”
  季平子一阵冷笑之后说:“三年前夫子去鲁适齐,是谁放逐的呢?如今归还故里,又是谁请来的呢?既要追随国君,就该自齐返郓,何必要回曲阜呢?”
  孔子被问得语塞……。季平子忽然“哈哈”大笑说:“迂夫子,好一个迂夫子!也罢,念你一片忠心,请夫子帮意如往郓城请回国君。”
  其实,季平子这不过是沽名钓誉罢了。前次齐军抵达郓城,他下令郓城宰开城犒师,迎接昭公归国。但鲁昭公对往事耿耿于怀,执意不肯。如今往请,自然还是那个结局。他赏玩着手中的玉项链,忽然叹了口气说:“汝以为,此乃权力之象征吗?非也,此乃绞索耳。”
  “不知冢宰将带多少人马前往?”孔子试探着问。
  “迎接国君归位,何需人马?”季平子说,“你我两人两车足矣。”
  鲁昭公老得很快,三年不见,他的鬓发和胡须都已花白,足见其度日如年的艰辛与痛苦。尽管如此,他却不肯委曲求全,态度仍然很坚决,人也很固执。听了孔子的一番近似游说式的劝谏后,他果决地说:“爱卿不必多言,寡人与季氏誓不两立,宁可客死异乡,决不再当傀儡,受治于人!……”
  孔子碰了一鼻子灰。季平子心中暗喜,他感谢孔丘的劝谏,郓城一行洗雪了自己的全部罪名。回到曲阜后,季平子不无讥讽地对孔子说:“国君不肯恕罪,意如心中疼如刀绞。
  夫子,您今后将作何打算呢?”
  孔子低头沉思。他想,如今鲁国政不在君而在大夫,大夫之政在陪臣,陪臣执国命。虽自己早想出仕,急于出仕,以便施展才干,实现抱负,但决不能同这些权臣同流合污。半晌,他坚定地说:“广收弟子,重振杏坛!”
  初冬季节,银杏树早已落光了叶子,粗壮的树枝,挺拔的树干向人们显示着它的勃勃生气;粗糙的皮肤告诉人们它的年龄和资格。夜里落过一场初雪,满树银花盛开,满林琼镶玉雕。孔子一早来到杏坛,抚摸着似乎带有温馨的树干,仰望着满树洁白的花朵——纯净的花,坚贞的花,遥望着银装素裹的世界,不禁心中思潮翻滚。这天下,这世道,能像茫茫白雪一样纯洁该有多好啊!雪花还在纷纷扬扬地飘落,孔子在心里默念着:下吧,使劲地下吧,让洁白和无瑕覆盖一切污秽和杂质吧!……
  弟子们陆续来到杏坛,开始清扫坛边积雪,因为今日又有众多学生来此拜师入门。
  阙里街东侧有一条偏僻简陋的小巷,破旧的茅草房拥挤不堪。陋巷尽头一所茅屋内走出父子二人,他们衣衫单薄,踏着积雪兴致勃勃地前进,这便是颜路带着他的儿子颜回。这颜回长得很文弱,长方型的脸膛上眉毛长而淡,但却天庭饱满,鼻直口方,两只圆溜溜的大眼睛放射着智慧的光。此刻,他蹦蹦跳跳地跑在父亲的前边,像一只欢快的小麻雀,雪地上留下了他一行弯弯曲曲的脚印……
  杏坛之上,委贽行礼拜师入门的仪式开始了。七岁的颜回模仿着前边几位师兄的模样,手捧一只贽雉,恭恭敬敬地走上杏坛。正在这时,一个年龄同他差不多的富家子弟,身着华丽的服饰,手里捧着十只又肥又大的贽雉,趾高气扬地擦着颜回的肩膀抢到了前边。这位富家子弟名端木赐,字子贡,卫(河南)人,现随其父经商在鲁,其父是曲阜城中的富商大贾。此人语言机敏,极有辩才。子贡轻蔑地瞥了瞥颜回手里的那干巴巴的小贽雉,撇撇嘴说:“难道这样的贽礼也能拿得出手吗?”
  颜回神态自若地说:“老师没有规定贽礼的数量,大概就为了让你同我这样的人都能拿出贽礼之意吧。”
  子贡无言以对。他虽是小小年纪,但在他的记忆中,还没有谁能辩过他。他并不甘心,挑剔地打量着颜回,又问:
  “看你面黄肌瘦,定然身患疾病。”
  颜回说:“我听人说,无财产者曰贫,无学识者才谓病。我是贫,而非病也。”
  子贡闹了个大红脸。所有的人都愣怔怔地望着这位七岁的孩童。
  颜回毫不在意地跪倒在地,向孔子磕头拜师。
  孔子望着颜回,感慨地在心里说:“自从为师开坛讲学以来,这第一弟子的位置就一直空着,难道是上天让我虚位以待吗?难道就是在等这个小小的颜回吗?……”
  后来若干年后,颜回果然成为孔门“德行科”的第一人,也真的成为孔门第一弟子。
  从这时起,直到五十岁出仕中都宰以前,孔子集中精力办教育,还结合教学实践,作着修订《诗》、《书》、《礼》、《乐》等著作的准备工作。这是孔子从事教育活动的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前来拜师的弟子除山东境内的齐、鲁外,还有从楚(湖北)、晋(山西)、秦(陕西)、陈(河南)、吴(江苏)所属各地慕名而来的,几乎遍及当时主要的各诸侯国。颜回和子贡、还有冉求,仲弓、闵子赛、宰予、公冶长等,都是这一时期师事孔子的有代表性的弟子。
  这一天,孔子讲完课从杏坛回到家中,只见嫂子和妻子俱都满脸阴沉,十分不悦。孔子忙问原因。嫂子叹息着说:“非是嫂子批评二弟的不是,你整天忙于教育他人子女,对自己的子女却不闻不问……”
  嫂子的批评很使孔子纳闷,自己对伯鱼和孔蔑一样在抓紧教育,望子成龙,怎么能说不闻不问呢?
  妻子插嘴说:“两个女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常言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总得替她们操点心呀!……”
  嫂子接着说:“是呀,无加已二十二岁,二弟在齐三年,登门提亲者无数。可是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无二弟的话,我们怎好妄自做主呢?望二弟从诸多弟子中择贤者二人,分别与两个女儿婚配。”
  经嫂子和妻子提醒,孔子才恍然大悟,那无加确实到了成婚的年龄,是自己没尽到做长辈的责任,难怪嫂子批评。经过深思熟虑,孔子决定选择公冶长作女婿;南宫敬叔原配已亡故,正欲续弦,将无加嫁南宫适为妻。事情就这样快刀斩乱麻地决定了。
  深夜,孔子从书房回到卧室,见妻子在嘤嘤哭泣,从那红肿的眼睛可以看出,她哭了很久,哭得很伤心。不用问,孔子便知道妻子是因给女儿选择的配偶不称心而伤心落泪,便耐心地劝慰她。孔子告诉妻子,公冶长是个百里挑一的好青年,他道德高尚,能忍辱负重,而且才智过人。至于他曾经蹲过监狱,那并不是他的过错。公冶长能识鸟语。一次独自赶路,只听空中有一只飞鸟唱道:“公冶长,山前有头老乌羊,你吃肉来我喝汤。”他辨明了鸟语,径往前走,果然见到草地上有一只不系绳索的黑羊在吃草。于是他深信了鸟语,认为是只野羊,欲将其赶回家去宰杀。可是半路上遇见了羊的失主,硬说他是偷羊的贼,便拉着他去告官。那昏庸的狗官信以为真,不问青红皂白,便将公冶长押进了南监。后经人保释,不久便清洗了罪名。
  听着丈夫的叙述,亓官氏停止了啜泣,张着泪汪汪的眼睛诘问孔子道:“那南宫敬叔就不及公冶长聪明贤德吗?”
  孔子回答说:“南宫敬叔言行非常谨慎,鲁昭公在位,国内平治,他能久居大夫之位;待到昭公逃亡,国内扰乱,他能安居国内,不遭刑戮,德才当均在公冶长之上。”
  “既如此,又有万贯家产,何不将女儿无违嫁他呢?”妻子瞪大了眼睛,等待着丈夫回答。
  听了妻子的责问,孔子心中颇为不快,但仍耐心地解释说:“此乃量才择配。侄女无加的才与貌,均在女儿无违之上,理应嫁的丈夫优于无违。再者,南宫敬叔系续娶,前妻尚留下一双儿女,需拉扯成人。无违刚满十六岁,自己尚孩子气十足,怎能担起母亲之重担?无加年岁已大,嫁南宫敬叔,可胜此任。”
  亓官氏被丈夫说服了,默默地点着头,脸羞得似晚霞一般红。
  在孔子崇拜的政治家中,除了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还有吴国的季札。委札是吴王梦的第四个儿子,因他在兄弟四个中最贤,所以梦欲将君位传给他,但他坚决不肯接受,于是传给了大儿子。老大还想让给老四,季札还是不肯,后来老大死时便传给了老二,心想这样兄弟相传,终会传到老四。可是老二、老三先后去世,季札又躲开了,于是老三的儿子继了位,这就是吴王僚。季札奉王僚之命出使楚、齐、晋、鲁、秦等大国,并随身带着长子毅,准备到鲁国来拜孔子为师,不想毅在齐暴病而亡,葬于嬴、博(临近鲁境的齐地)之间。孔子得到消息,率部分弟子前往吊祭观葬。只见死者穿着随身的衣服,草草成殓,悬棺而葬。季札袒露着左臂,用右手抚摸着封土,呜咽着说:“骨肉归此土,命也!魂气则无所不至,自当归去。”整个葬礼极其马虎。事后有的弟子责备季札葬子这样草率从事,不合礼制。孔子说:“季札乃吴王之叔,丧子礼应从丰棺殓。只因奉命聘使,不当挈子同行。不幸爱子客死异乡,只好草草殓葬。看他最后悲号三声,心中无限悲痛,此乃‘礼不足而哀有余’,哀子于父使命未毕而客死,丧葬以从简为合礼。”
  季札出使未归,国内发生了政变。老大的儿子光对老三的儿子僚继君位不服气,便收买刺客专诸刺杀王僚。专诸扮作厨师,在一次宴会中把短剑藏在烧好的鱼里,上菜时将王僚刺杀了,光夺取了王位,这就是吴王阖庐。季札闻讯从国外赶了回来,但他不是回来争夺王位,而是为了吊祭已死的吴王僚——他的侄儿。然后,他便到自己的封地延陵(现在江苏武城县)去,永不从政。
  季札对人很讲信义。他出使途经徐国(在现在安徽泗县北),徐国国君很喜欢他佩带的宝剑,但却不好意思开口。季札看出了他的心思,只是使臣者不能无佩剑,便决定待出使完毕后再将剑送给他。当季札吊祭王僚后赴徐赠剑时,徐国国君却亡故了。季札便把宝剑解下,挂在墓旁的树上。于是当地便流传了这样一首歌谣:
  延陵季子啊,
  他真念旧;
  宝剑值千金呵,
  他挂在坟丘。
  据说孔子对季札十分敬重,后来季札死了,孔子给他题了墓碑。这块碑上的字,是唯一的被保存下来的孔子的书法。
  公元前514年,孔子三十八岁。鲁昭公看着齐无意帮他复国,又流亡到晋国,居住在乾侯。这也是晏婴有意将这个包袱推给了晋国,因为鲁国依靠晋国,便对齐是个无形的威胁。
  晋国魏舒(魏献子)执政,消灭了祁氏和羊舌氏,将他们所占的土地划分为十个县,选派贤能之士为县宰,其中包括自己的儿子。孔子对魏舒的做法十分赞赏,说魏子之举“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
  第二年冬天,晋国的赵鞅和荀寅把范宣子制定的刑书铸在铁鼎上。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怒发上冲冠,倒背双手在屋内踱来踱去,自言自语地说:“此乃亡国之兆,此乃亡国之兆!”在场的弟子被弄得莫名其妙,面面相觑。冉求试探着问:“晋铸刑鼎,夫子何必如此恼怒?”
  孔子忿忿地说:“晋应以始封唐叔所受周武王之法度治理百姓,卿大夫各居其位,百姓自然能尊其君,畏刑法,守其职,如此以来,则贵贱相安,国有法度。晋文公率众春猎于被庐,见秩序不整,乃修唐叔旧法,谓之被庐法,并制定了官位袭爵之制,遂成中国诸侯之盟主。如今晋顷公无视祖宗之法,铸刑书于鼎,使百姓看惯了刑鼎,时起犯法,国君何以尊贵?无尊贵怎能守业?贵贱无序怎能立国?况且范宣子之刑书作于晋文公六年春,当时三换中军元帅,贾季、箕郑作乱。如此乱世之刑书。怎可铸于鼎,作为晋之定制呢?”
  经孔子的一番讲解,弟子们不仅获得了一些刑法方面的知识,而且进一步认定:夫子的喜怒哀乐很少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仁与礼,为了天下。
  公元前510年,孔子四十二岁,鲁昭公卒于乾侯。第二年,季平子指令昭公的弟弟宋为君,是为鲁定公。
  公元前507年,孔子四十五岁。
  邾是鲁国的附庸小国,邾庄公卒,邾隐公即位,遣使来鲁向孔子请教加冠之礼。一天,孔子正在专心删《诗》,孟懿子陪着邾使前来拜访求教。孔子将竹简推于一边,热情地接待来客,分宾主坐定。邾使说明来意,孔子说:“冠礼复杂非常,世子加冠,肃立于东阶主位,醮酒于户西客位,表示敬父考。加冠三次,首次绕缁布,二次戴皮弁,三次加爵弁,冠上加字。冠礼必行于祖庙,奠酒享神,燔柴行礼,并需撞钟击鼓以奏乐,此乃敬重祖先兼示不敢自专也。”
  邾使追问道:“诸侯之等级有别,冠礼有无区别,请夫子详叙之。”
  孔子回答说:“大同而小异也。公爵加冠,以卿为宾,无介礼,公自为主,迎宾作揖,步登阶级,肃立于席之北面,飨宾行三献礼,敬酒毕,从主位东阶走下。侯、伯、子、男加冠,也是自为主,仪式相同,所异的是奠酒以后,从宾位西阶走下。公爵加冠四次,加玄冕,著祭服,冠礼既成,以币酬报宾客。”
  邾使关切地问:“邾乃人之附庸,邾君行冠礼,有无不合礼制之嫌?”
  孔子肯定地回答说:“同为诸侯,不分国之强弱大小,均可行冠礼。”
  邾使又问:“邾君欲仿王太子,制做华丽的冕冠,不知是否僭礼?”
  孔子说:“冠者,小物也,且戴于头上,虽华美不为靡,所费有限不为奢。加冠礼制王太子与诸侯无异,只须牢记礼毕之后,当走西阶宾位下退。若然从立之东阶主位下退,便是失礼。至于冠之华贵,趁家之有无,算不得僭礼。”
  围绕着冠礼,邾使与孟懿子又请教了许多问题,诸如天子未冠时即位,待到冠年是否需补冠礼?诸侯之冠与天子有何不同?加冠之礼从何时开始?第一次为何必加缁布之冠?夏商周三代的王冠为何异样?等等,孔子都予以详细解答,那邾使像刚出牢狱的囚徒一样,顿觉心胸大开,眼前敞亮,获得了自由。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呀!又如久饿之人饱餐一顿美味那样心满意足。孟懿子是陪客的,自然也有酒醇饭香之感。揖别时,邾使千恩万谢,恋恋不舍离去。
  公元前506年,孔子四十六岁。
  孔鲤自幼聪明颖悟,才智过人,加以他是夫子的独生爱子,所以同学们都宠着他,久而久之便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常常盛气凌人,不可一世。还有一班弟子,因拜于孔子门墙便自命不凡,往往出言不逊。这一切,孔子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只是没有婆婆妈妈地唠叨批评。忽一日,孔子带领孔鲤及几个弟子去观鲁桓公太庙。他们来到一尊神像前,这儿有一个倾斜着的青铜容器。孔子问孔鲤和弟子们:“孰知此器之名?”
  孔鲤和同学们围绕着这个稀罕玩艺转来转去,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全都摇头不语。
  孔子并不急于公布答案,半天才说:“鲤呀,你去提桶水来。”
  孔鲤找庙祝借了水桶,提过一桶水来。孔子命令道:“将水慢慢注入器内,大家详察其变化。”
  孔鲤遵命将水慢慢倒入器内,当注水一半,它便渐渐端正起来。可是,当孔鲤向器内注满水时,器则翻倒,满满一器水反扣下来,洒得满地皆是。同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的发笑,有的纳闷,有的省悟。孔子说:“汝辈继续思考,待我问时回答。”
  孔鲤与同学们都在认真思考,在心里作着答案。孔子要求学生回答问题,不仅要正,而且需准。片刻之后,孔子问道:“鲤啊,此器告诉人们何种道理?”
  孔鲤脱口而出说:“满则覆。”
  回答是准确的,孔子脸上现出了满意的微笑。部分不解其意的学生听了孔鲤的回答,也都恍然大悟了。孔子告诉大家,此器名叫宥坐之欹器,原是放在天子座旁,作为警诫用的。因鲁是周公封地,所以也同洛邑周天子太庙一样设有宥坐之欹器。孔子说:“此宥坐之欹器告诫人们,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天下无满而不覆者!聪明圣智,需守之以愚;功破天下,需守之以让;勇力抚世,需守之以怯;富有四海,需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
  孔鲤和同学们听了孔子的一番训诫,人人脸有愧色,明白了夫子突然带他们来观太庙的原因和目的。
  正在这时,司马牛气喘吁吁地跑来说:“老,老师,不,不好了,一男一女吵,吵架,来,来请夫子评理……”
  孔子说:“司马牛,有话慢慢讲。”
  司马牛接着说:“那女的是个寡,寡妇,男的是个鳏、鳏棍,寡妇雨夜去敲鳏棍的门,鳏棍不开,两个便、便吵起来了,来找老师评,评理。老师快,快回去看看吧!……”
  于是不等参观完毕,孔子便匆匆带领弟子们赶了回去。

  这年第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共同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这是中共中央两家主要报刊首次联合发表社论,格外引人注目。社论发出非同寻常的信号: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这篇社论在人们心中引起极大震动,社会上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

  社论内容中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文化大革命”初期,起着冲锋陷阵作用的一直是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四个多月后的这篇社论说:“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这个新局面主要特点的第一条是“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社论还写道:“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一九六七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客观规律进一步地展开。”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它表明:产业工人将代替以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充当“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展开总攻击”的主力军。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上海,成为毛泽东关注的焦点。

  元旦社论发表后,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整个局势下一步将怎样发展?这些问题引起人们种种猜测。答案很快就有了,那就是“全面夺权”。

  这是一个重大变化: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各地造反派对党政机关主要是围攻、“炮打”和揪斗领导干部,还没有和机关干部联合起来从下而上夺权。这种“夺权”活动,是从上海开始的。

  “安亭事件”后,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直把攻击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并且制造全国第一场大规模武斗,搞垮了同它对立的另一派上海工人组织。“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不久也宣告成立。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回上海。当天,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五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宣布接管报社领导权,并且在《告读者书》中写道:“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②(②1967年1月6日《解放日报》。)同一天,张春桥在“工总司”召开的会议上煽动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六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上海和华东党政负责人。大会发出的“通令”称:“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①(①上海“工总司”等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所发《第三号通令》,1967年1月6日。)会后,市委、市政府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由造反派掌握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等取代原上海党政部门的职能,全市实际权力转移到张春桥、姚文元等手中。

  毛泽东对提出“彻底打倒”上海市委那个大会没有立刻表态,但对《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派的夺权很快就明确地加以肯定。他在一月八日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他还说:“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他又说:“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②(②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1月8日。)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在九日《人民日报》转载“工总司”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中加以公布。

  一月十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前一篇通讯稿中,提出上海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有四个重要标志:第一,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第二,市级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他们打破了“内外有别”等种种框框,同工人、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革命造反派不仅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斗争艺术也越来越趋于成熟。第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崩溃,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庇护下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已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毛泽东当天就把这两个电讯稿批给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①(①毛泽东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10日。)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贺电最后说: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

  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

  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

  手里。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

  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

  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

  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

  进。”①(①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郑重地向上海造反派团体发出贺电,这是非同小可的举动。贺电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到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但既然公开号召全国“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不言而喻,就是号召和鼓励各地造反派向所在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夺权”。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

  几天后,中央报刊对于“夺权”问题的宣传调子更加明朗起来。

  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评论员文章还写道:“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②(②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为什么毛泽东会在此时作出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重大决策——支持上海和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因为在他看来,党内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仍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压制群众,阻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需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扫除这些障碍,建立起新的权力机构和干部队伍。否则,他所期望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不能达到。

  一月十六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但他对“接管”的内容作了一个重要限制:“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1月16日。)也就是说,造反派可以夺的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是业务工作的领导权,那些“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但是,这一点后来在各地大多并没有做到。

  第二天,他在会见一个外国党负责人时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对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他抱着很大的希望,说:“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①(①毛泽东同一位外国党负责人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十多天后,他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把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且采取“夺权”这种极端步骤的意图,说得更透底。他说: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

  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

  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

  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

  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

  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

  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

  经看出问题来了。”

  “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

  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

  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

  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

  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

  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

  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

  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

  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

  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①(①毛泽东

  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这时,刘少奇等已经离开领导岗位,毛泽东说的“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指的显然已不只是刘少奇等,而是涉及面更广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他在这次谈话中说“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并且具体地说明大体上是指几部分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这就是一批老干部;第二部分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第三部分是接收下来的国民党的一些人;第四部分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这些人也不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②(②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在这段时间内,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在迅速蔓延。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二十五个团体组成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一月十四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三十日,又刊登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一月二十二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在刊登贵州省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发表了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二日,在刊登黑龙江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又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三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些连篇累牍的夺权通告和社论,表明毛泽东对这些地区夺权活动的支持,对全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长久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观察和思考刚刚建立不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对干部中日益滋长的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十分不满,认为我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他苦苦地思索着,在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认为以往那种“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的做法,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终于找到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为此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但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人毫无根据地看作是“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又采取了错误的做法,认为只有靠“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靠“夺权”来重新组织干部队伍,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结果只能导致混淆是非、混淆敌我的混乱局面,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

  当“文化大革命”迅速发动起来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而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被视为“封、资、修”的旧事物而抛弃。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无政府状态,使中国社会内部原来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一齐不受任何约束地爆发出来,并恶性发展为对抗性行动,同时,也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在“革命造反”的大旗下兴风作浪,不择手段地胡作非为,制造出一幕幕令人痛心的惨剧。

  对“夺权”这样的战略性决策,这样大的举动,并没有在党中央进行过充分酝酿、讨论并作出正式决定,便迅速在全国推开,这是很不正常的,进一步反映出中央的领导已由个人独断取代了集体领导。

  “夺权”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局势并不是如毛泽东预期的那样朝着“大联合”的方向发展,更谈不上“达到天下大治”,相反,迅速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破坏和倒退之中。

  各地造反派组织在夺权中,很快形成山头林立的局面,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许多造反派组织要求“以我为核心”,拉帮结派,对其他组织采取排斥或打击的态度,相互争权抢权,相互指责辱骂,派性武斗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地方党政组织和公、检、法部门失去或几乎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堵塞,国民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定性”为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黑帮分子”。许多人被任意批斗或遭到人身摧残,有的甚至被造反派残忍地迫害致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等,相继被残酷揪斗而含冤身亡。整个局势几近失去控制。

  这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他在这年年底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①(①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据当时从近处观察他的人说:“夺权以后,主席也没有料到,太乱了。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主席不断讲另一面,一般不讲夺权、打倒,而是强调不准武斗,而且说得很严重,打人的要法办,干部怎么能和地主一样?都是对革命有功的。”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势,怎么办?这时国内惟一有领导、有组织、能够在一片混乱中成为一股稳定力量的,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考虑到,要使军队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控制局势的作用。

  那时,军队自身同样处在严重混乱中。各地在一些军事院校造反派领头下,也在冲击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先后发言。他们对军队内部这种状况忧心忡忡,在发言中一致强调要绝对维护军队的稳定。徐向前说:“军队不同于地方,不同于学校、工厂、农村,不能和一般单位那样搞大民主,否则就会搞乱,搞瘫痪,要定下来这么一个方针。”“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否则像地方一样一轰而起,就没有办法控制。”叶剑英说:“军队要稳定,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67年1月11日。)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对各地的要害部门,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②(②《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规定凡是在内部发生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规定:“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地方的电台、监狱、仓库、港口、桥梁,由军队负责守卫,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样,不准挑动群众对这些地方进行包围、冲击、占据和破坏。”③(③《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14日。)这个《通知》在十四日发出。

  毛泽东此刻的心情是相当矛盾的。他看到造反派夺权活动中出现的严重混乱,觉得必须加以控制,努力消除这些消极现象,但他总体上对当时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依然是肯定和支持的,认为这是关系“革命大方向”的问题,是为了“反修”、“防修”而难以完全避免的。他希望军队能发挥保持稳定的作用,又要求军队坚决地支持正在夺权的“左派”。

  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军区党委送来一件紧急请示报告,说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组织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要在合肥召开十五万至二十万人的大会,批斗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要省军区派三百到五百名部队来警卫会场秩序,“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毛泽东当天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人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①(①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21日。)

  在严重的派性斗争中,谁是“左派”是一个极难判断的问题。这就使军队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高级将领。由于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仍在继续,接见时,许多高级将领对造反派的行为十分愤慨,情绪激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毛泽东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人,其实是假的。”他也批评了造反派:“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他又说:“对群众我们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他们原来分别是湖北省省长、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①(①毛泽东同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谈话记录,1967年1月22日。)

  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是一个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毛泽东不久后说:“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②(②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要使军队能执行这个《决定》,前提仍是军队本身必须保持稳定。这个问题事实上远未解决。一月二十四日,徐向前去找林彪,“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③(③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67年1月25日。)二十五日,他又写信给林彪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易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多了。”④(④徐向前给林彪的信,手稿,1967年1月25日。)当天,林彪同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共同商议后,拟出七条规定,当天送给毛泽东。规定中包括: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等。毛泽东对这个规定十分重视,先后作了多次批示和修改,如提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将第五条改写为“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①(①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手稿,1967年1月26日、28日。)二十八日,文件作为《中央军委命令》发布,因为增加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那一条,通常称为“军委八条”。这个文件对遏制军队内部的混乱现象起了明显的作用。

  在这前后,为了发挥军队在稳定局势中的作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继续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一月二十日起,北京军区根据毛泽东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师生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知,派出四千一百多名干部到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学院、矿业学院,对二万多名师生进行二十天的军政训练。重点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件,“检查批判了对自己看成绩多,看缺点少;强调自由多,考虑纪律少;喜欢‘大干’,忽视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只看局部,不看整体等错误思想”。②(②北京卫戍区《北京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1967年2月18日。)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训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批示:“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二十七日,周恩来因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自动向造反派“让权”,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广东以及有类似混乱情况的云南实行军事管制,得到毛泽东批准。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又因江苏各派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决定对江苏省实行军管。

  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是为了要求军队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而召开的。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他在报告中说:

  “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市),已

  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

  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

  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

  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

  海、山东。”

  “不论是要通过军事管制或者推动进行无产阶级革

  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

  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按主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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