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哥党联手再起事,毛泽东传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概括起来,就是“一化三改”。它的基础,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宣传提纲指出:“社会主义工业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只有充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吸引、改组和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才能支持社会主义的商业,改造和代替资本主义商业,才能用新的技术来改造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才能最迅速地扩大生产,积累资金,造就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培养社会主义的习惯,从而创造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前提”。①(①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3年12月。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01页。)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下午二时,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

  毛泽东把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关系,比作“主体和两翼”。“主体”和“两翼”是密不可分、互为前提的。实现国家工业化,即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是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在一方面,他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②(②毛泽东同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1953年lO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f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01页。),另一方面,他又始终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转变为社会主义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李绂刚走,老十就一脸不高兴地说:“八哥,你犯得着和这小子说了这么长时间吗?”

  出席会议的代表一千零二十一名,他们代表着一千零七十万党员。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只有十二名代表,几十个党员。三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领导着拥有六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了。

  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在追求民族独立的同时所梦寐以求的理想。但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旧中国,在腐朽的反动政权统治下的旧中国,实现国家工业化只能是一种梦想。“实业救国”的道路走不通,资本主义工业化这条路也无法实现。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反动政权,扫清了道路,中国才获得实现工业化的条件。国家工业化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奋斗目标。

  老八深沉地一笑说:“十弟,你见事不明啊。这个李绂,我敢说他是个心思慎密又深藏不露的人。你没见李卫那小子来到这里,看到什么都是新鲜的,可这个李绂却是一副目不斜视的清高。这样人能干大事,可也很难对付。我就是想试一试他的水到底有多深,看看能不能为我所用。唉,咱们吃亏就在于知人不明啊!”

  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应邀参加了大会,象征着全国人民的大团结,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空前巩固。

  早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①(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80、1081页。

  “好好好,八哥,别再说他了。老九和老十四他们俩给你请来了个神仙,不知你现在想不想见?”

  苏联、南斯拉夫、法国、意大利等五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也派出代表团参加会议,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成为一支具有重大影响的力量。

  他又说:“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②(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80、1081页。)

  “谁?”

  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宣布中共八大开幕,并致开幕词。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具体化。这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同七大时相比,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为争取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而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任务已经紧迫地提上议程。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不仅是由乡村到城市的转移,而且是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后者比起前者,任务更加艰巨,意义更为深远。深刻地认识到这些变化,在一系列的会议上,在一些批示中,不断地指出,提醒全党高度重视并采取步骤加以实现的,正是毛泽东。

  “还能有谁呀,就是咱们前两天说过的那位国舅爷——隆科多!”

  毛泽东在开幕词里,开宗明义,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关于国家工业化的思想,是从总结中国近代历史经验中产生的,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上的。他同“实业救国”论划清了界限,又同民粹主义划清了界限。他在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给秦邦宪的信中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①(①《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07页。)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时候,中国还处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还没有获得政权,但他从理论上已十分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以机器工业(也就是大工业)为基础。没有大工业,就不能胜利,就要失败,就要灭亡。

  八爷拍手叫好:“行,你们干得好,总算把这条大鱼给钓上来了。只要他进了这个门,就逃不出我给他预备下的这张网!”

  毛泽东强调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的愿望,也是毛泽东一生追求的目标。

  首席王大臣允禩一听说把隆科多叫来了,不觉得心中一阵惊喜:“好,他来了就好。为了结成这张网,我们费了多大的功夫啊!这就叫做‘装好金钩钓大鳖’,今天总算把这个老狐狸给得不理直气壮啊……康熙去世前的情景,总在他的眼前晃动,使他不得安宁……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面经济建设的高潮,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必须善于学习”的号召。

  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还不可能立刻着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但毛泽东始终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反复思考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具体步骤。他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构想,就是指导经济工作和工业建设的行动纲领。

  那还是发生在不久前的事情……当时,隆科多当着九门提督,掌握着拱卫京师的大权,有一天早晨,张廷玉奉了圣命,带他走进那个宫中之宫的“穷庐”。康熙先命张廷玉向他宣读了一份圣旨,说隆科多“勾结阿哥,阴谋造反,着即处死”。隆科多吓坏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在什么地方惹了圣怒。但康熙却又命张廷玉读了另一份诏书。这诏书与刚才那份相反,说“隆科多忠心事主,扶佐新君,着即升职为上书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两份诏书,同样有效,但内容却完全相反。就是说,隆科多如果遵旨办事,扶佐新君登基,他就能得到超次升迁;否则,他就要立刻死于非命。这就是康熙对后事的安排,也就是那个有名的“生死两遗诏”!隆科多当然不傻,也当然必须遵从康熙的遗命。他宣布了圣祖皇帝遗诏,也使自己成了雍正皇朝的托孤重臣。但他的行为也得罪了八爷党,变成了八爷必欲除掉的政敌,隆科多知道,八爷与十四爷是一伙的。十四爷让他到八爷府来,他不敢不来。但是他又怎能安心地在这里听曲呢?

  他说:“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①

  为筹划国家工业化,还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就指导制定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使国家工业化从百年梦想变为现实的第一步,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一步。

  现在,雍正皇帝即位已经将近半年了。除了吏治腐败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隐患,就是在朝廷内部涌动着的一股暗流,这股暗流又分作两支,一支是老八为首的阿哥党,另一支则是雍正的三儿子弘时。就阿哥党方面说,自然是和雍正对着干的;而雍正的老大儿子弘时,也就是那位“三爷”,也是个有野心的人。他早就在各个方面极力地拢络人了,隆科多就是弘时要拉到手里的人之一。

  毛泽东的开幕词,总共不到三千字,鼓掌达三十二次之多。整个会场,充满了热烈、激动的气氛。人们普遍感受到,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和平建设时期已经到来。

  第一个五年计划,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主持制定。毛泽东自始至终地指导着这一工作的进行。他多次主持会议听取和讨论工作汇报,提出指导性意见,仔细审阅一个又•个计划草案。五年计划的基本方针、基本任务等重大问题,都是在他主持的中央会议上确定的。

  眼下,以八爷为首的阿哥党,正在想方设法地争取弘时;而弘时为了自己的前途,也在极力地向八叔他们靠拢,当然,他们之间也有不同之处。阿哥党想的是利用弘时这个傻小子替他们打天下,争江山。等搞垮了雍正之后,再来收拾弘时;弘时却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想利用阿哥党来挤掉父皇,逼他早日让位,为自己顺利登上宝座扫清障碍。隆科多被夹在两大权势中间,左右为难。他不知该如何对待他们,更不知要怎样才能保住自己……

  为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作了长时间的充分而周密的准备工作。

  中国的工业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是在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起步的。既缺少资金,又没有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足够的建设人才,对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更完全没有经验。当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全面封锁的条件下,惟一可能取得的帮助是来自苏联。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给了中国以巨大的帮助,五年计划的编制也是在苏联直接帮助下完成的。

  他正在胡思乱想,门帘一挑,九爷允礻唐和十四爷允禵进来了。隆科多一惊之下,就连忙起身想要上前拜见,却被老九拦住了:“哎哎哎,我们可不敢当。你是明牌正宗的皇舅,托孤重臣,见皇上尚且剑履不解,何况我们呢?来来来,老舅,您请坐。”

  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八大的决定。会议一结束,八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便开始了。

  一九五二年八月,受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带着试编出来的《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前往苏联,征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意见。

  隆科多虽然坐了下来,可是,他心里却一个劲地打鼓。这二位阿哥呢,也不声不响地坐着。老九轻轻地摇着扇子,沉吟不语;老十四哪,虽然面带笑容,神清气闲,可他那两只明亮的大眼却直盯盯地瞧着他。隆科多有点沉不住气了,他问:“二位爷,你们说,皇上交办的这差事,可怎么办好呢?”

  一个月后,四月二十一日,邓小平给毛泽东送来两个名单。一个是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另一个是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毛泽东很快批示,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

  九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等回国。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等关于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会议就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等进行了讨论。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初步构想,为五年计划的制订确定了根本指导思想。五年计划纳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轨道,成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

  老九向在书房里侍候的太监、使女和唱曲的女孩子们怒斥一声:“你们,都给我出去!”

  五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两个名单。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七人组成。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由邓小平、杨尚昆、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马明方、谭震林、胡乔木九人组成。

  这年年底,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负责人讨论了《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指示中说:“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业已开始。这一建设规模之大,投资之巨,在中

  这一声喊,吓跑了这里的所有闲人,也把隆科多吓得打了一个寒战。可他抬头看九爷时,见这位九爷脸上仍然是带着笑容。隆科多闹不清这二位惹不起的阿哥,心里到底打着什么主意。他问也不好,说也不是,竟惶惶然不知如何是好了。

  八大的两项重要准备工作,起草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

  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为了加速国家建设,除应动员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人力和财力以赴外,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划工作,使大规模建设能在正确的计划指导下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盲目性。”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48页。)

  书房墙上装着的那个巨大的自鸣钟,发出“咔塔咔嗒”的响声,这声音就好像敲在隆科多的心上,使他更加惊慌不定。就在这时,老十四一笑开言了:“隆科多,到现在你还想和我们打马虎眼,是吗?”

  党章第一次修改稿,在邓小平主持下,七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不久就拿出来了。经过半年的反复修改,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提交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通过怎样的途径,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五年计划编制者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他们很费思索的一个问题。世界各国如何实现工业化,不外两种。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花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过的路,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只用十几年就实现了工业化。经过反复比较和论证,根据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和侵略威胁)和国内实际状况(几乎没有重工业,交通运输极不发达,轻工业虽有一些,开工还不足,而且得不到新装备的补充和改造),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一九五三年六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听取编制五年计划情况的汇报时讲到:为了保证国家的独立,我们在编制五年计划时要把建设重点放在重工业上,以增强国防力量,向社会主义前进。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②(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9页。)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实现工业化,就是为了尽快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维护国家独立,使我国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隆科多忽听此言,站也不是,坐也不对,吃吃地说道:“这这这,这是什么话?有事情二位爷直说……我们佟家虽是皇家一脉,却从来都是规规矩矩地,更没有开罪过二位爷……你们说的奴才我……我听不懂……”

  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专门就修改党章问题讲了两段话。他说:

  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这些资金从哪里来?主要来自农业的积累。这是由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这种国情所决定的。中国不可能像有些西方国家那样从掠夺殖民地来取得资金,也不可能取得很多外援,而农业收入占国民收入总值,一九四九年是百分之六十八点四,一九五二年是百分之五十七点七,直到“一五”计划最后一年的一九五七年,还占到百分之四十六点八。①(①《中国农业年鉴》(1980),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373页。)这自然成为中国工业化资金的主要来源。为了尽可能照顾农民的利益,国家采取缩小剪刀差的办法,使工业发展得到的一部分利益返回到农民身上。但毕竟还是要较多地取之于农民,否则就没有工业化可言。对此,在一些人们中间,包括共产党内的人和党外的朋友持有异议。有的人还认为,由于建设重点在工业,“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②(②梁漱溟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草稿,1953年9月11日。见《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6页。)

  允禵还是从容地一笑:“隆科多,听不懂你就给爷好好听着!”他盯着隆科多看了半天才突然说:“今天我老十四和九爷一同,要借八爷这块宝地和你握手言和,你看如何呢?”

  “现在党章草案已经发给省委、市委和区党委去讨论了,请你们在这上面多提意见。我认为,党章确实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这样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

  这些意见,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不安。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不赞成工业化,违反过渡时期总路线,必须给以回答。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彭德怀讲完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报告之后,毛泽东发表讲话,他有针对地讲了一段“施仁政”的问题。他说:

  “什么什么,握手言和?我们之间从来也没有不和呀?十四爷,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奴才不明白。”隆科多有足够的聪明,他已经从十四爷那阴晴不定的话语中,听出了弦外之音。他不敢再坐下去了,“二位爷要是没有别的吩咐,奴才就告辞了。”说着,他站起身来走向门口。

  “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还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②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

  老十四刚要叫住他,一直没有说话的允禟却嘿嘿一笑说:“十四弟,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是没办法的事。你不要拦他,叫他走吧。不过,李卫那小子刚从这里出去。我估摸着,舅舅是不敢找他的。老舅这样急急忙忙地要走,大概是去找图里琛的。科场的事刚出来,他不去打点一下能行吗?”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很快被吸收到党章修改稿里。五月底,邓小平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党章修改稿的通知》,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常任制和增设几个中央副主席、设立另外性质的书记处③等问题,提请各地党委主要负责人讨论。

  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

  一句话说出口来,正想出门的隆科多突然又站住不走了。他不是不想走,是不能走,也不敢走了。别人不知道,可他自己心里却是清楚的。在弘时和张廷璐内外勾结,泄露考题的事上,他隆科多也插着一手哪。可这件他自己觉着做得天衣无缝的事,阿哥们却怎么知道了呢?他正在紧张地盘算着怎样摆脱这件事,老九允禟说话了:“你害怕什么呢?不就是和张廷璐做了些手脚,在一甲前十名里包揽了三名嘛。其实这件事我们早就知道了,还要再说一句,我们也不会在皇上面前揭穿你的。好歹咱们还有点交情嘛,隆科多你说是不是。”

  这些都是毛泽东为加强和改进中央领导体制所采取的重要举措。早在一九五三年底,毛泽东就提出中央领导分为一线二线、自己退居二线的设想。当时还就是否增设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在党内征询过意见。但由于高岗、饶漱石借机发难反党,这个意见只好暂时搁置起来。到准备八大的时候,才又重新提出,并且得到大家一致满意的解决。毛泽东解释说:这样做的“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大家都负一点责好”。④

  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

  隆科多也不是脓包,他可不想就这么低头。他更知道只要是陷进了廉亲王这个泥潭里,再想拔出脚来就不容易了,事到如今,也只有拼死一搏这一条可走的路。他狞笑一声开言了:“对,九爷说得不错。我是在张廷璐那里保下了一甲十名中的三人,可那却不是为我自己保的。这三个人里,一个是三爷弘时的人,一个是八爷府的太监何柱儿向我说的,而另一个则是十爷的人。怎么,我代人说情,还要代人受过吗?”

  起草政治报告,是八大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这是首先要定下来的。原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是以反对右倾保守为指导思想。刘少奇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中央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准备召开八大的指示时,是这样说的:八大的准备工作,谈话时主席提出,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十五年并且争取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⑤  

  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

  “好啊,我们算看错了你!原来你还真不是个人物,只能替别人说情,却不愿代别人受过。哼哼,说得真好!不过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你这话也只能算是白说。我问你,八爷和十爷都是龙子凤孙,他们的奴才想要个官当当,自会有人替他们跑腿,用不着转弯抹角地去求你。更何况,你说何柱儿去找了你,又有什么凭证?你既然是两袖清风,刚才我一提到图里琛,你为什么会吓成了那样?”允禟一边说着,一边走近前来逼到隆科多的身边,“不过,爷也知道,光凭贿赂张廷璐这一条,是镇不住你这位托孤重臣的。我再问你,佟国维是怎么死的,谁向他下了毒手?说呀,你说?!”

  这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的事情。到一九五六年四月,情况有了变化,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八大政治报告随之确定以《论十大关系》为指导思想。正如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⑥当年参加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说:“大概在一九五六年四五月间,一次刘少奇开会回来,大约是晚上十点多钟了,打电话找我和陈伯达等去他那里。刘少奇非常高兴。他说:主席作了调查,讲了十大关系,十大关系应当成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纲。这说明刘少奇对毛主席很尊重,毛、刘之间在政治上当时完全一致。随后,胡乔木按照刘少奇以十大关系为纲的意见起草了政治报告。后来听乔木说,起草时他最费斟酌的就是十大关系这个问题在政治报告里如何安排,如何体现,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⑦

  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

  “不不不,不是我……他是我的七叔,我,我怎么会害死他……”

  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有了,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经济建设。这一点,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人,认识上都是明确而一致的。毛泽东后来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政治报告时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⑧

  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一提起佟国维,隆科多可真害怕了。这个佟国维,当然也是皇亲国戚,早年曾经当过上书房大臣,也是康熙皇上十分信任和倚重的人物。可是,后来康熙第一次废掉太子时,曾给百官下令让群臣推荐太子,说无论百官选中了谁,就让谁来接太子的位子。这句话后来并没有兑现,因为康熙老皇上是用这方法来考验皇子,也考验群臣的。结果,不少人都上了当,在康熙的面前失宠了。八爷首当其冲,自然跑不掉。而佟国维也是受到株连的大臣中的一个,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说起来也许有些冤枉,但康熙老皇上这一招却大出人意料之外了。佟国维是八爷党中的一名亲信,也是保八爷出力最大的人。许多大臣的保奏折子,都是在看到上书房大臣佟国维行动后才递上去的。所以康熙恨佟国维也恨得最厉害,甚至在说到佟国维时,还骂他是“无耻”。当然,“推荐太子”这事闹哄了几天,也就不欢而散了。可佟国维却因此受到“免去职务,回家反省”的处分。

  七月初,政治报告写出了第一稿,题目是《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斗争(初稿)》。从这时起,毛泽东自始至终地主持对政治报告的讨论和修改。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这件事情当时是人人皆知的。可人们却不知道,就在这件事的背后,佟国维和他侄儿隆科多还悄悄地留了一手。那就是他们爷俩商量好了,佟国维既然已经亮明了“保八爷”的态度,也就用不着再遮遮掩掩的了,可是,隆科多却并没有暴露。于是佟国维就让他公开地去保四爷胤祯。他们俩看准了,反正这两个王爷其中之一,必定会接替皇位。老八胜了,佟国维也就占了上风,那时,由佟国维出面保隆科多;反之,四爷胜了呢,再由隆科多出来保佟国维。为了怕以后两人中的哪一个反悔,俩人还写了字据,订了约法,一式两份,各执其一。

  七月六日到十四日,毛泽东先后六次召集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政治报告初稿。十五日和十九日,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①(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05页。)

  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他们的意料。四爷胜了,雍正皇朝建立了,隆科多因为保四爷登基的功劳,成了天子驾下第一重臣。他头顶上的官职越来越多,手上的权势也越来越大。按道理,他就应该用他的权力去保护佟国维,至少应该让他复职。可是,隆科多知道,这事并不那么好办。因为佟国维是被康熙皇上赶下台的,他下台又是为了拥护老八,反对当时的太子胤礽,而太子和老四是一党的。现在老四成了皇上,他怎么敢替佟国维说话呢?万一说错了,被雍正皇上骂个灰头灰脸事小,要追究起来,那可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

  这时,北京已进入盛夏时节,酷暑难捱。从七月二十三日起,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先后移往著名的避暑胜地北戴河海滨,继续商讨中共八大主要文件的修改及其他重要事项。

  毛泽东在这里阐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二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当前利益必须服从长远利益,强调当前利益而妨碍长远利益是错误的。从根本上说来,人民的长远利益是人民的最高利益。毛泽东这段论述,有利于人们对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的方针的认识。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当然,在实践过程中,如何恰当地处理,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如何具体掌握,做到适度,以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这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的。

  隆科多反复思量,这件事是绝对不能再提了。可是,佟国维不干哪,他逼着要隆科多兑现诺言。隆科多觉得与其一直拖着,不如来个绝的。只要把佟国维害死,然后再夺回那张字据,这件事就一了百了,死无对证了。

  盛夏的北戴河,松林茂密,绿树成荫,海风习习,气候宜人。

  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一五”期间,主要体现在重点建设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项骨干工程。这些项目,无论就其建设规模还是技术水平,在中国都是前所未有的,为中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隆科多真的下手了,也真的干成了。但是佟国维被害死以后,隆科多却怎么也找不到他手里的那张字据!这件事几乎成了隆科多挖不掉、抹不平的一件心事。可是,九爷却怎么知道了呢?更可怕的是隆科多刚才说话不谨慎,说了一句“我怎么会害死他”,这不等于是自己招供了嘛。“害死他”这话让九爷他们抓住把柄,隆科多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

  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毛泽东一到北戴河,第一件事就是下海游泳。在北戴河的二十八天当中,除了三四天没有下海,天天都去,有时一天下海两次。不难看出,这时的毛泽东不仅体力好、精力好,心情也好。

  优先发展重工业,决不意味着忽视其他事业的发展。中共中央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发出的《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要“集中力量保证重工业的建设”,但“决不能理解为可以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贸易合作事业和运输事业的发展及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以至放松对这些事业的领导。如果那样,显然也是错误的”。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50)

  允禟见隆科多一直沉思不语,便走上前来说:“其实,这事说大它就大,说小它就又变小了。比如说,那位曾经当过上书房大臣的佟国维,不是你隆科多的七叔吗?他是不是和你共同订立了什么约法之类的东西,或者说,你有什么字据落在了他的手中?比如说,他保八爷,而你却保四爷。在这场争夺江山的混战里,你们爷俩不管谁胜谁负,佟氏一门都是不倒翁。嗯,这主意确实不错。不过后来你又不想这样干了,于是,你的七叔就得‘生病’,他既然生了病也就要吃‘药’。假如有人趁给他送药的时候,多加了点什么,他可就‘身如五鼓衔山月,命似三更灯油尽’,想活也活不成了……”

  在北戴河近一个月里,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两个报告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等多种会议,并对政治报告、党章、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进行仔细推敲和认真修改,还常常单独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在繁多的准备工作和文件修改工作中,毛泽东始终把重点放在对政治报告的修改定稿上。

  一九五四年三月起,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四月,毛泽东审阅了陈云提交的《五年计划纲要(初稿)》,并批送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审阅。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等乘专列离开北京,经三天行程,十一月三日到达广州。周恩来是晚几天乘飞机来到的。这次到广州主要是集中力量审议五年计划草案。毛泽东在这里整整呆了四个星期,十一月二十八日,同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回到北京。

  隆科多听九爷说得这样明白,不禁一声大叫:“九爷,您……”

  为了参加定于八月二十二日开始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毛泽东于八月二十日回到北京。这以后,他一面主持召开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一面继续修改政治报告。

  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同年七月三十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过审议正式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为国家工业化的良好开端载入共和国的史册。

  “怕什么?我还没说完哪。”九爷悠闲地在厅里来回踱着,“佟国维当然不能不死,可是,这老东西却不知把那张字据放在了哪里,是埋在房子里了吗?找!可是他一死,原来住的那座宅子可就要换主儿。换给谁呢?皇上一道旨意颁下,那宅子就归了三阿哥弘时。这可怎么办呢?于是这急着找字据的人就又投到了三阿哥弘时的麾下。想方设法、死乞活赖地要和三阿哥换房子,而且高低换成了,可是,这位新屋主挖地三尺也没能找到他想要的东西,那宝贝却自己跑了。”说着老九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抖了一下,“看,它在我这儿哪!它怎么会跑到我这里呢?说来也很简单。那个该死的老东西,一发现他吃了别人给他送的是毒药,就什么都明白了。也算是他临死之前还没有完全糊涂,他把这个小条子交给了八爷。八爷哪,又把它转到了我的手中。”九爷得意洋洋的又把那纸条抖了一下说,“唉,这玩意虽小,可是它的作用却不能低估。别看它只是一张不起眼的小纸片,可是它值钱!它能值一位头上戴着‘上书房大臣、太子太保、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京师御林军总管、九门提督’这么一大堆头衔的那颗血淋淋的人头!”

  政治报告稿虽经多次修改,毛泽东对其中的建设部分、国际部分和党的部分仍不很满意,要周恩来、陈云、张闻天、陆定一等再作修改。

  正当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需要全党团结一致地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共产党内出现了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严重事件。这是毛泽东所没有料到的。

  “别说了,九爷、十四爷……你,你们想叫我……干什么,我都听你们的吩咐……”

  直到八大开幕的前一天,九月十四日凌晨,毛泽东还审阅了前一天刚刚修改排印出来的政治报告稿,并作了少量文字修改。他在报告稿的封面上,用钢笔写了一段批语:“即送少奇同志:(一)国际部分的一段增加⑨和一些其他字句修改请即令人抄正付翻译,并另打清样。(二)党的部分,本日十二时前伯达等修改,已要他们直接付翻译。因为我们要下午才能起床,我们看了有意见,可以再改。”

  高岗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二年底调北京,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原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九五三年调北京,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时,正在准备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酝酿党和政府领导机构的调整和人选问题。个人野心急剧膨胀的高岗、饶漱石以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已到,便加紧进行阴谋活动,集中反对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刘少奇、周恩来。

  好了,正戏唱完,该着十四爷出场了。他走上来拍拍隆科多的肩膀说:“别怕,老舅,你是有了年纪的人,也是身份贵重的人,寻常那些小事,我们敢麻烦你吗?今天这事,咱们心里明白就行了,对外边权当什么都没说。你该干什么,还照样地干什么。我们哪,也权当没有发生过这件事,这多好啊!不过,以后八爷这里,会有用得着你的地方的。”他回头向外喊了一嗓子:“哎,你们几个唱曲的,快过来!现在不唱,更待何时呢?”

  写完批语,考虑到时间已经很紧,毛泽东又在封面的另一空白处补写了一段话:“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并打清样,不要送我看了。”⑩

  高岗对刘少奇的嫉恨由来已久。建国前夕,刘少奇曾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有“左”的错误。高岗心怀不满,在当时任苏联经济专家组组长的柯瓦廖夫面前毫无事实根据地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柯瓦廖夫随即写信报告斯大林。高岗还搜集刘少奇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整理成系统材料,并称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错误。后来,他发现毛泽东在农业互助合作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问题上,和刘少奇有不同看法,便认为刘少奇的地位将发生动摇。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4、116、117页。

  一九五三年三月、四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先后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为减少层次,决定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政府各部门党组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还重新明确了政府职能部门的归口分工:外交工作(包括外贸、侨务等)由周恩来负责;计划工作及重工业部等八个工业部门由高岗负责(由此以高岗为主席的计划委员会,有“经济内阁”之称);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薄一波负责;政法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农林、水利等由邓子恢负责;劳动部由饶漱石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这些决定,是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共同商定的,目的在于加强中央集体领导,以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但在利欲熏心的高岗看来,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信任,是在削弱周恩来对政府工作的领导权,而扩大高岗的权力。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4页。

  一九五三年三月初,高岗找到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说毛主席找他谈话,中央政治局成员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安子文未经中央正式授权,草拟了一份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给高岗看过,又同饶漱石谈过。在高岗看来,安子文是刘少奇的人,他认定这个名单是刘少奇授意搞的,便到处散布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无林”(即有薄一波无林彪),连朱总司令也没有了。高岗利用名单问题大做文章,在党内进行挑拨。

  ③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设立的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共八大后设立的中央书记处,是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高岗首先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发难。他和他的极少数追随者在会上发表无原则的言论,制造党内纠纷,在会外散布流言蜚语,诬蔑中央有“圈圈”,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他特别着重攻击刘少奇,同时鼓吹他自己。饶漱石也在这个时候同高岗站在一起反对刘少奇,所谓“圈圈”问题就是饶漱石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提出来的。饶漱石先是在中央组织部内部,向被他认为是刘少奇“圈子”里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发动无理的斗争,随后在一九五三年九、十月间举行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又搞了直接反对刘少奇的斗争。

  ④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9月13日。

  全国财经会议后,中共中央提出我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提出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他退居二线。高岗认为谋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已经到来,他的阴谋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他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把打击的矛头首先对着刘少奇。他捏造说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工作不满意。还说毛泽东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高岗搞政治局。在另外一种场合他又主张由林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⑤刘少奇在中央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12月5日。

  一九五三年十月,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地区,在高级干部中游说,加紧篡党活动,散布大量分裂党、攻击刘少奇的言论。说什么“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制造“军党论”,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根本原则,去煽动和影响一部分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图谋夺取党的领导地位。他把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并把自己说成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需要彻底改组,由“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也就是由他来掌握。

  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0页。

  十二月中旬,正当高岗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党、妄图夺取党和最高权力的严重时刻,陈云、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了高岗的阴谋活动,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关于这段历史,邓小平作过详细的叙述,他说:“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①(①邓小平关于起草和修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谈话,1980年3月19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93页。)

  ⑦访问邓力群谈话记录,1996年9月17日。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决定外出休息。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依照前例,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与会同志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轮流;高岗反对,说“轮流吧,搞轮流好”。高岗反对刘少奇的面目又进一步暴露。

  ⑧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8月22日。

  对于高岗自全国财经会议以来暴露出来的问题,毛泽东已有所察觉,但还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当他一旦发现高岗在搞阴谋,便立刻警觉起来。随即派陈云代表中央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高岗游说过的地方,同有关负责人打招呼,通报高岗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毛泽东特别嘱咐陈云,到杭州向林彪转告他的话:“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①(①陈云写的一份揭发林彪的材料,1971年10月8日。)这样,高岗问题就在小部分高级领导干部中捅开了。

  ⑨指政治报告稿新增加的关于英、法外交政策的一段论述,是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的同志增写的。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审阅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加写了一段话:“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它能防止分散主义,它能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如像中国的张国焘,苏联的贝利亚),因t此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实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决不可以不适当地过分地去强调任何个人的英雄作用,决不可以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这是第一次在党的广大范围内不指名地批评高岗。

  ⑩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9月14日。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高、饶问题已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旬以来,毛泽东进行了十分紧张的工作。十二月十七日,与陈云、邓小平谈话(后加周恩来)。十八、十九日,与周、陈、邓连续两次谈话。二十日,与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五人谈话;与刘少奇谈话;与周恩来谈话。二十一日,与朱德谈话;再次与陈毅谈话。二十二日,再次与彭德怀谈话。这一系列谈话,都是专门谈高、饶问题。二十三日,与高岗谈话,对高岗进行批评。当天晚上,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从八月上旬到九月十四日,在这一个多月里,毛泽东对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倾注了极大心血,逐字逐句地推敲和修改。在保存下来的八十多份修改稿中,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就有二十一份。

  在经过充分准备后,十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有二十九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高岗的问题。毛泽东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①(①转引自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结论,1955年3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8页。)提出两个司令部的问题,人们都会掂量出毛泽东这个话的政治分量。

  八大政治报告的整个修改定稿过程,洋溢着民主商量的和谐气氛。工作的节奏是紧张的,又是有条不紊的,高效率的。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文件的修改过程时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①

  鉴于高、饶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这一事实的发生;鉴于党内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鉴于一部分干部在革命胜利以后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毛泽东提出增强党的团结这一建议。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并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决定,毛泽东休息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的通信以及他所写的批语,就生动地体现出这种民主商量的和谐气氛。

  这一年来,毛泽东集中精力解决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为实现总路线而采取的许多重要政策,完成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随后,经过一段紧张的工作,又作出解决高、饶问题的决策,并且在作出部署后,交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负责处理。

  八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这是我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统一战线的一段,下面还有民族问题和国家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在继续写。特先送上这一部分,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这一段的题目还没有想好。”②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受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毛泽东当天就看完了刘少奇送来的这两部分草稿,写了一段批语:“此件已经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觉得文中还有一些重复拖累的地方,还可以删节一些,可待下月上旬去改。”还补充了一句:“这里已经讲了统一战线,李维汉写的关于统一战线那部分,似乎可以不要了。”③

  四中全会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召开的,会议的方针和内容也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确定的。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毛泽东从杭州写信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各同志,说:“信及决议草案收到。”“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此报告“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18、319页。)同时,毛泽东又单独写给刘少奇一封信,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②(②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4年1月7日。)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再次致信刘少奇,重申四中全会的方针:“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③(③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4年1月22日。)

  五天以后,八月二十九日凌晨三时,刘少奇又把修改后的关于民族问题、共产党、国际支援三部分送给毛泽东。在附信中说:“昨天早起把以前写的稿子推翻了,所以这段稿子今天才写好。有四千七百多字。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请看完后要高智④通知我到主席处谈一谈如何修改这一大段的问题。前面统一战线部分有些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有些原则性的问题,要请示后才好修改。”⑤

  四中全会贯彻了毛泽东的意见,对高岗、饶漱石采取“治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但高、饶并未幡然悔悟,高岗还以自杀的行动,抗拒党对他的教育和挽救。

  毛泽东对这三部分很满意,当天复信:“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盼能迅速加以修改。今天晚上十时左右准备开书记处会议谈一些事。”⑥信中提到的“前一部分”,指的是二十四日毛泽东看过的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统一战线部分,也就是刘少奇在信中提到的“前面统一战线部分”。

  一九五五年三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并在会议最后一天作结论。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议通过决议,将高、饶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八月三十日,刘少奇又送来政治报告的序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三部分的修改稿,以及政治报告各部分的编排顺序。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一段已加修改。按实际计算不到一万二千字,按版面计算有一万三千多字。请再加审阅。在各节的编排上是否这样作?请考虑。其中国防问题排在华侨问题后面,似不大妥,但不这样,华侨问题又不好放在其他地方。似还可以考虑把华侨问题同民族问题合成一节,它们联系虽不多,但可以摆下。请酌定”。⑦

  高饶事件的发生,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触动,他在两个问题上感触特别深。一是察人识人之难;二是骄傲情绪的危险。毛泽东长期以来对高岗、饶漱石(特别是高岗)的工作是信任的,满意的,并委以重任,没有想到他们会辜负党的信任,串通一气,阴谋反党。毛泽东在党代表会议的结论中说:“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就是不要被假象所迷惑。”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加1—403页。)毛泽东在同陈毅谈话时,用一句谚语“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来表达他的这种心情。②(②《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500页。)毛泽东得出的第二条经验是,要戒骄戒躁。防止骄傲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讲,全国胜利前夕又讲。高、饶事件的发生,更使他感到,高级干部中的骄傲情绪是对党的团结的最大危险。他在结论中,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个人主义的骄傲思想进行了批判。他说:“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事业还是照样地进行,也许还要进行得好些。”他告诫全党同志,首先是老同志,要夹紧尾巴做人,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③(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加1—403页。)

  同日,毛泽东复信表示赞同:“可以这样编排,将来再考虑是否变动。”还建议:“在国际问题上还可以讲几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的鼓励话。”⑧

  鉴于高饶事件的教训,经毛泽东提议,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加强对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监督。会议选举产生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前进了一步。

  八月三十一日凌晨三时,毛泽东看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修改稿,写信给陈伯达并刘少奇:“此部分修改得很好,可以作为定稿了。我只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请伯达即行着手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修改,在九月五日以前改好,打清样于九月五日晚上送阅为盼!”⑨

  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的第一次严重党内斗争。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吸取教训,从而使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受到教育。对于受高、饶影响而犯了错误的人,在处理上是慎重的。毛泽东特别强调,对这些同志不但要看,而且要帮。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在无锡,对陈毅曾说过:伸手岂止高、饶,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①(①《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496页。)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②(②邓小平关于起草和修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谈话,1980年3月19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93、294页。)完全可以这样说,这是一次比较成功、比较健康的党内斗争。中国共产党因此更加团结了,更有战斗力了。

  同日晨六时,毛泽东又致信胡乔木并刘少奇,对政治报告稿提出压缩的要求:“请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将报告的头几部分——导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总路线,过细修改一下,缩小到8000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汇总看过,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会谈时和其他部分编辑付印。”⑩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不仅是加强党的建设、增进党的团结的大会,而且是全面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动员大会。

  ①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9月13日。

  会议听取了陈云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一致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

  ②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6年8月24日。

  在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内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的总任务,在大约几十年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的宏伟奋斗目标。

  ③毛泽东写给刘少奇的批语,手稿,1956年8月24日。

  他说:

  ④高智,当时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

  ⑤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6年8月29日。

  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

  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8月29日。

  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

  ⑦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6年8月30日。

  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

  ⑧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8月30日。

  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

  ⑨毛泽东给陈伯达并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8月31日。

  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

  ⑩毛泽东给胡乔木并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8月31日。

  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

  九月初,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根据多方面的意见,对社会主义建设部分再次修改调整。毛泽东觉得,这一部分还需要再征求陈云的意见。九月四日,嘱咐陆定一,把这部分修改稿送给陈云,并要在五日晚十时以前把陈云的修改意见送给他看。

  那样,也许还会要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同志

  五日,陈云对这部分稿子作了修改以后,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有几个地方与定一、乔木商量后改了一下。商业一节,还有一些修改,稿子在乔木处,由他改好后送我看,再送你。”①

  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

  六日凌晨二时,毛泽东看了经陈云修改的稿子,立即批示胡乔木:“建设部分,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少奇同志。”②

  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

  这一个时期,周恩来忙于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的起草和修改,从九月六日起也参与政治报告的修改工作。九月七日晨六时,毛泽东要人送去政治报告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请周恩来修改,并在信中说:“政治报告头几部分修改了以后,请你继续修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这几部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毕,今晚一定要交付交翻译,否则就来不及了。”③

  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

  第二天,周恩来改完这两部分,立即送毛泽东过目。上午九时,毛泽东转送刘少奇,并在周恩来改稿上批示:“恩来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如你同意,请饬人将改处准确地抄在一个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立即付印,付翻译。”④

  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根据我

  类似的来往信件和批示还有不少,都是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平等磋商、共同修改审定八大政治报告的见证。

  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果然都被克

  毛泽东在九月七日上午十时给周恩来的信里,除了要他抓紧修改政治报告,还提出:“你担任的建议和报告两件,亦须于九日交付翻译,请将最后修改本于八日交我看一下。”所说的“建议”和“报告”,就是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及关于这个建议的报告。对这两个重要文件,毛泽东也都认真审阅。

  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

  九月九日,毛泽东看了“建议”,作了一些小的修改。十三日,又看了“报告”稿,给周恩来写了一段批语:“你的报告全文很好。只是觉得头一部分(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验)写得不甚清醒,不大流畅,不如以下各部分写得好,似乎出于两个手写的。如能在今明两天请一位(乔木没有工夫)文笔流畅的同志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能,也就罢了。”⑤周恩来照毛泽东的意见办了,整个报告达到了逻辑清晰、文笔流畅的要求。

  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

  八月二十二日、九月八日和十三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南海勤政殿、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二、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提交八大的重要文件,对大会的有关事项作出决定。这次全会,为顺利召开八大作了各方面的准备。

  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这说的是在战略

  在八月二十二日的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对提交全会讨论的八大议程等六个文件作了说明。毛泽东多次插话。在讲到八大政治报告时,毛泽东说:政治局准备公推少奇同志作政治报告。现在的报告稿子九万字,能够缩减三分之一就好。请大家首先对大势提一些意见,看大局部分是完全要不得,还是勉勉强强,还是大体可以,还是有些要修改。刘少奇表示:毛主席讲至少要缩减三万字,我看很有必要。

  方面,是在总的方面。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难,我们一眼

  关于大会发言,毛泽东提出:可以组织一些短稿子,比较生动。对工作要有批评,要有自我批评,要有分析,五分钟的发言也可以有分析。如果我们开一次会议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只有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干什么?但不是说,每一个稿子一定要批评什么东西,如果没有批评根本就不许讲,那也不好。⑥

  就看透了它的底子。……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

  九月十三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会第三次会议。这时,离大会开幕仅有两天,大会的所有准备工作就要结束了。

  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

  毛泽东先讲了一下文件准备情况和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预选情况。他说:大会的几个主要文件大体上都准备好了。根据预选的统计,大家基本上造成中央提出的名单。现在,中心转到发言问题。所有同志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发言要精彩,生动,多样性,还要短。要有内容,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有解决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这个文章是可以做的,比如政治报告,原来是十万字,一砍就是四万多字,现在不到五万字了。所以,文章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可以第三种写法,也可以第四种写法,如果我们的发言稿能有比较高的水平,我们这个会议就会开得好。现在,这几个文件是相当有水平的,选举也会选举得好。文件是大家参加意见,集体创作。这样,大家也都有精神准备。没有精神准备,就要强加于人。我们对党外人士也是这样。我们每个重要法律,比如《共同纲领》和后来的宪法,土地改革法,农业合作社章程,都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根据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为什么我们通过一个东西总是大家举手?人家莫明其妙,“这不是强迫命令”?土地改革法,刘文辉都举了手。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事先听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讲通了,这样办事办得快,步伐比较整齐,就团结统一了。⑦

  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

  会议对政治报告和其他几个文件进行讨论后,基本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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