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500篇银河在线注册

郑愁予 常青
  迷路很像是学谦恭:开始虽感到大为吃惊,但很快就觉得真令人开心。几年前我在伦敦曾有过此种经历。我来到了一个五光十色的街灯照耀着的小广场上,人们都坐在小售货亭里卖各种东西,从香水到烤饼,无所不有。有位妇女想卖给我一双花边手套。“给您年轻太太买一双吧?”她问道。我回答说没有年轻太太。她很尴尬地笑笑。但我还是买了这双手套。
  买了手套,给了我一种爱与被爱的义务,真是令人心旷神怡。但我真正尝到迷路的乐趣,是待我到地铁去询问回旅馆的路时才开始的。
  我看到的那些东西——要不是迷路,我决不会见到——真是棒极了。我看到靠地铁道壁的长凳上坐着位颇有些年纪的卖花女。她身旁的花篮里,若非一枝黄玫瑰,早已空空如也。她脱了鞋子,搓着脚丫,脸上挂着甜蜜的微笑,为度过白昼的受欺凌的生活而高兴。我买了她最后一枝黄玫瑰。我又看到月台上的一位老报贩。他须髯浓黑,而颏下却雪白闪亮,宛如一轮冬日挤出浓云撒下金线。我买了他一份晚报。在地铁上,我还看到座位对面的一位老学者在打盹。他膝盖上摊放着一本书;眉宇间密布的纹痕,向人们昭示了他一生研究的学问。正当我要下车时,他小盹醒来,低头对书一笑,似乎为他这大年纪打盹而向书致歉。然后他也对我笑笑,喃喃低语道:“灿烂的光辉正在暗淡下来,消失而去。”
  最后从地铁道上来,朝旅馆处走去时,我看到广阔的天空只剩了一颗星星。仁慈的上帝并没有把他屋宇内的灯全部关掉,而是继续留下一盏,为那些回家的人指路,不使他们迷失。
  这一夜,我得到的财富并不算多:一双手套、一枝玫瑰、一张报纸、一次微笑和一颗星光。然而,构成生活的除了这些东西外,还能有什么呢?
  ~15底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我达达的马蹄声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三毛
  “请你讲给我听,当年你如何向妈妈求婚?”我坐在爸爸身边,把他的报纸弹——爸在报纸背后。
  “我没有向她求婚。”爸说。
  “那她怎么知道你要娶她?”
  “要订婚就知道了嘛!”
  “那你怎么告诉她要订婚?”
  “我没有讲过。从来没有讲过。”
  “不讲怎么订?”
  “大人会安排呀!”爸说。
  “可是你们是文明的,你们看电影、散步,都有。大人不在旁边。”
  “总而言之没有向她求婚,我平生没有向人求过婚。”
  “那她怎么知道呢?说呀——”“反正没有求过。好啦!”
  等了两小时之后,爸爸要去睡觉,我又追问了同样的问题,答案还是跟上面的对话一色一样。这时间妈妈喊着:“好了,你也早些睡吧,求不求婚没关系。”
  我还是想不通:他不跟她讲,怎么她就会知道要订婚了。
  我们这一代是怎么回事?就去问了弟弟。
  弟说:“神经病,讲这个做什么嘛!”
  那是大弟。也问了小弟,当时他夫妇两人都在,听见问求婚,就开始咯咯的笑个不停,弟妹笑得弯腰,朝小弟一指,喊:“他——”小弟跳起来拿个椅垫往太太脸上用力一蒙,大喊:“不许讲——。”脸就哗一下红了起来。
  “反正你们都不讲,对不对?”我点起一支烟来,咬牙切齿的瞪着他们。
  “我们是保守派,你是周末派。”弟妹说。
  他们不肯讲求婚,表情倒是很乐,美得冒泡泡,可见滋味甜蜜。
  求婚这种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伧俗,虽然目的只有一个——结婚,可是方程式太多,说说也是很有趣的。
  我的第一次求婚意向发生得很早,在小学最末的一年,这篇童年往事写成了一个短篇叫做《匪兵甲和匪兵乙》,收录在《倾城》那本书中去。
  总而言之,爱上了一个光头男生,当然他就是匪兵甲。我们那时演话剧,剧情是“牛伯伯打游击”。我演匪兵乙。匪兵总共两人,乙爱上甲理所当然。
  为了这个隔壁班的男生,神魂颠倒接近一年半的光景,也没想办法告诉他。可是当时我很坚持,认定将来非他不嫁。这么单恋单恋的,就开始求婚了。
  小小年纪,求得很聪明。如果直接向匪兵甲去求,那必定不成,说不定被他出卖尚得记个大过加留校察看什么的。所以根本不向当事人去求。
  我向神去求。
  祷告呀——热烈的向我们在天上的父去哀求,求说:“请你怜悯,将来把我嫁给匪兵甲。”
  这段故事回想起来自然是一场笑剧,可是当日情怀并不如此,爱情的滋味即使是单恋吧,其中还是有着它的痴迷和苦痛。小孩子纯情,不理什么柴米油盐的,也不能说那是不真实。
  等到我长到16岁时,那个匪兵甲早已被忘光了,我家的信箱里突然被我拿到一封淡蓝色信封信纸的情书。没贴邮票,丢进来的。
  从那时候开始,每星期一封,很准时的,总会有一封给我的信。过了好几个月,我在巷子里看见了那个写信的人——一个住在附近的大学生。没有跟他交谈,只是看了他一眼,转身轻轻关上大门。
  那个学生,寒暑假回到香港侨居地时,就会寄来香港的风景明信片,说:“有一天,等我毕业了,我要娶你,带你来坐渡轮,看香港的夜景。”
  我的父母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存在过,信件我自己收起来,也不说什么,也不回信。
  偶尔我在黄昏时出门,他恰好就站在电线杆下,双手插在口袋里,相当沉着也相当温柔平和的眼神朝我望着。我直直的走过他,总是走出好几步了,才一回头,看他一眼。
  这半生了,回想起来,那个人的眼神总使我有着某种感动,我一点也不讨厌他。
  两年之后,他毕业了,回港之前的那封信写得周详,香港父亲公司地址、家中地址、电话号码,全都写得清清楚楚。最后他写着:“我不敢贸然登府拜访,生怕你因此见责于父母,可是耐心等着你长大。现在我人已将不在台湾,通信应该是被允许的。我知你家教甚严,此事还是不该瞒着父母,请别忘了,我要娶你。如果你过两三年之后同意,我一定等待……。”
  那时,我正经过生命中的黯淡期,休学在家好几年,对什么都不起劲,恋爱、结婚这种事情不能点燃我生命的火花,对于这一个痴情的人,相连的没有太多反应。
  后来,那种蓝信封由英国寄来,我始终没有回过一封信,而那种期待的心情,还是存在的,只是不很鲜明。如果说,今年有人求过婚,那位温柔的人该算一个。
  等到我进入文化学院去做学生的时候,姐姐出落得象一朵花般的在亲戚间被发现了。那时候很流行做媒,真叫“一家女,百家求”。我们家的门槛都要被踏穿了。
  每当姐姐看不上的人被婉转谢绝的时候,媒人就会说:“姐姐看不上,那妹妹也可以,就换妹妹做朋友好啦?”
  我最恨这种话。做了半生的妹妹,衣服老是穿姐姐剩下来的,轮到婚姻也是:“那妹妹也可以。”好像妹妹永远是拿次级货的那种品位。每一次人家求不到姐姐,就来求妹妹,我都给他们骂过去。
  那一阵子,三五个月就有人来求亲,反正姐姐不答应的,妹妹也不答应。姐姐一说肯做做朋友,那个做妹妹的心里就想抢。
  那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男女之事看得好实在,看两三次电影就要下聘。姐姐就这么给嫁掉了。她笨。
  我今生第二次向人求婚还是在台湾。
  那是我真正的初恋。
  对方没有答应我。我求了又求,求了又求,哭了又哭,哭了又哭。后来我走了。
  到了西班牙,第一个向我求婚的人叫荷西,那年他高中毕业,我大三。他叫我等他六年,我说那太遥远了,不很可能。
  为了怕这个男孩子太认真,我赶快交了一些其他的朋友,这其中有一个日本同学,同班的,家境好,还在读书呢,马德里最豪华的一家日本餐馆就给他开出来了。
  这个日本同学对我好到接近乱宠。我知道作为一个正正派派的女孩子不能收人贵重的礼物,就只敢收巧克力糖和鲜花——他就每天鲜花攻势。宿舍里的花都是日本人送来的,大家都很高兴,直到他向我求婚。
  当我发现收了糖果和鲜花也有这种后果的时候,日本人买了一辆新车要当订婚礼物给我。当时宿舍里包括修女舍监都对我说:“嫁、嫁。这么爱你的人不嫁,难道让他跑了吗?”
  我当然没有收人家的汽车,两个人跑到郊外树林里去谈判,我很紧张——毕竟收了人家的小礼物也常常一同出去玩,心虚得紧,居然向着这个日本人流下泪来。
  我一哭,那个好心的人也流泪了,一直说:“不嫁没关系,我可以等,是我太急了,吓到了你,对不起。”
  那时候我们之间是说日文的,以前我会一点点日文。半年交往,日文就更好些,因为这个朋友懂得耐心的教,他绝对没有一点大男人主义的行为,是个懂得爱的人,可是我没想过要结婚。我想过,那是在台湾时。跟这日本同学,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在恋我,我迷迷糊糊地受疼爱,也很快乐,可是也不明白怎么一下子就要结婚了。
  为了叫这个日本人死了心,我收了一把德国同学的花。我跟德国同学在大街上走,碰到了荷西。我把两人介绍了一下,荷西笑得有些苦涩,还是很大方地跟对方握握手,将我拉近,亲吻了我的面颊,笑道再见。
  当年害惨了那位日本同学,后来他伤心了很久很久。别的日本同学来劝我,说我可不可以去救救人,说日本人要自杀。自杀其实不至于,我十分对不起人是真的,可是不肯再去见他,而两个人都住在马德里。他常常在宿舍门外的大树下站着,一站就好久,我躲在二楼窗帘后面看他,心里一直向他用日文说:“对不起,对不起。”
  学业结束之后,我去了德国。
  我的德国朋友进了外交部做事,我还在读书。那时候我们交往已经两年了。谁都没有向谁求婚,直到有一天,德国朋友拉了我去百货公司,他问我一床被单的颜色,我说好看,他买下了——双人的。
  买下了被单两个人在冰天雪地的街上走,都没有说话,我突然想发脾气,也没发,就开始死不讲话,他问什么我都不理不睬,眼含着一汪眼泪。
  过了几小时,两个人又去百货公司退货,等到柜台要把钞票还给我们时,我的男友又问了一句:“你确定不要这条床单?”我这才开口说:“确定不要。”
  退了床单,我被带去餐馆吃烤鸡,那个朋友才拿起鸡来,要吃时,突然迸出了眼泪。
  过了一年,他在西柏林机场送我上机,我去了美国。上机的时候,他说:“等我做了领事时,你嫁,好不好?我可以等。”
  这算求婚。他等了22年,一直到现在,已经是大使了,还在等。
  我是没有得到堂兄们允许而去美国的,我的亲戚们只有两位堂兄在美国,他们也曾跟我通信,叫我留在德国,不要去,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去了不好活。
  等到我在美国找好事情,开始上班了,才跟堂兄通了电话。小堂哥发现我在的大学里恰好有他研究所以前的中国同学在,立即拨了长途电话给那位在读化学博士的朋友,请他就近照顾孤零零的堂妹。
  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天中午休息时间,总是堂哥的好同学,准时送来一个纸口袋,里面放着一块丰富的三明治、一支白水煮蛋、一枚水果。
  他替我送饭。每天。
  吃了人家的饭实在是不得已,那人的眼神那么关切,不吃不行,他要心疼的。
  吃到后来,他开始悲伤了,我开始吃不下。有一天,他对我说:“现在我照顾你,等哪一年你肯开始下厨房煮饭给我和我们的孩子吃呢?”
  那时候,追他的女同学很多很多,小堂哥在长途电话里也语重心长地跟我讲:“妹妹,我这同学人太好,你应该做聪明人,懂得我的鼓励,不要错过了这么踏实的人。”我在电话中回答:“我知道,我知道。”挂下电话,看见窗外白雪茫茫的夜晚,然又哗哗的流泪,心里好似要向一件事情去妥协而又那么的不快乐。
  当我下决心离开美国回到台湾来时,那位好人送我上机先去纽约看哥哥再转机回台。他说:“我们结婚好吗?你回去,我等放假就去台湾。”我没有说什么,伸手替他理了大衣的领子。
  等我人到纽约,长途电话找来了:“我们现在结婚好吗?”我想他是好的,很好的,可以信赖也可以亲近的,可是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时,心里为什么好像死掉一样。
  我回到台湾来,打网球,又去认识了一个德国朋友。我在西班牙讲日文,在德国讲英文,在美国讲中文,在台湾讲德文——。
  那一回,一年之后,我的朋友在台北的星空下问我:“我们结婚好吗?”我说:“好。”清清楚楚的。
  我说好的那一霎间,内心相当平静,倒是45岁的他,红了眼睛。
  那天早晨我们去印名片。名片是两个人的名字排在一起,一面德文,一面中文。挑了好久的字体,选了薄木片的质地,一再向重庆南路那家印刷店说,半个月以后,要准时给我们。
  那盒名片直到今天还没有去拿,17年已经过去了。
  说“好”的那句话还在耳边,挑好名片的那个晚上,我今生心甘情愿要嫁又可嫁的人,死了。
  医生说,心脏病嘛,难道以前不晓得。
  那一回,我也没活,吞了药却被救了。
  就那么离开了台湾,回到西班牙去。
  见到荷西的时候,正好分别6年。他以前叫我等待的时间。
  好像每一次的求婚,在长大了以后,跟眼泪总是分不开关系。那是在某一时刻中,总有一种微妙的东西触动了心灵深处。无论是人向我求,总是如此。
  荷西的面前,当然是哭过的,我很清楚自己,这种能哭,是一种亲密关系,不然平平白白不会动不动就掉泪的。那次日本人不算,那是我归还不出人家的情,急的。再说,也很小。
  荷西和我的结婚十分自然,倒也没有特别求什么,他先去了沙漠,写信给我,说:“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身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我们夏天结婚好么?”
  我看了十遍这封信,散了一会步,就回信给他,说:“好。”
  婚后的日子新天新地,我没有想要留恋过去。有时候想到从前的日子,好似做梦一般,呆呆的。
  我是1973年结的婚。荷西走在1979年。
  这孀居的9年中,有没有人求过婚?
  还是有的。
  只是没什么好说的了,在那些人面前,我总是笑笑的。
  去年,我的一个朋友来台湾看我,我开着车子陪他去旅行。在溪头往杉林溪去的那些大转弯的山路上,不知怎么突然讲起荷西死去那几日的过程,这我根本已经不讲多年了。
  说着说着,突然发现听的人在流泪。那一日我的朋友说:“不要上去了,我们回去。”回到溪头的旅馆,我的朋友悄悄进了他自己的房间。到了晚上我们去喝酒,在寂静的餐馆里,我的朋友说:“很多年没有流泪了,包括我父亲的死。今天中午,不知怎么搞的——。”
  我静静地看住他,想告诉他属于他的心境变化,却又没有说出来。
  一个中年人,会在另一个人面前真情流露,总是有些柔软的东西,在心里被碰触到了,这是一个还算有血肉的人。
  就在今年旧历年前一天,一张整整齐齐的信纸被平放在饭桌上。字体印刷似的清楚。我的信,不知谁拆了。
  信中写着:“回来以后听你的话,没有写信。这三个月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可能的生活方式,属于你我的。我没有一切的物质条件可以给你享受,也不算是个有情趣的人,我能给你的只有平平实实的情感,还有我的书。夏天如果你肯来这儿——不然我去台湾,我们再相处一段时间,然后结婚好吗?现在我才发觉,在往杉林溪去的那条路上,当我不知不觉流下眼泪的那一刻,已经……。”
  他说的,我都知道,比他自己早了三个月。
  爸爸在我看信时走过,说:“什么人的信呀?”
  我朝他面前一递,说:“一封求婚信。”
  爸看也不要看,说:“哦!”就走开了。
  吃年夜饭,全家人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十几个人。
  我宣布:“各位,今天有人来求婚。”
  没有人回答什么,大人开始替自己的小孩分菜,夹着零零碎碎的对话。
  “我说,今天有人来向我求婚。”
  “拜托,把你面前那盘如意菜递过来,小妹要吃。”大弟对我说。
  我讲第三遍:“注意,今天有人来信向我求婚。”
  姐姐大声在问弟妹:“那你明天就回嘉义娘家啊?”
  “路上不好走哦——”爸爸说。
  “我——”我还没说别的,妈妈看了我一眼,说:“你不要多讲话,快吃饭。
  “那封求婚信不知被谁拿去做了茶杯垫子,湿湿的化了一滩水在上面。
  我看着眼前这一大群人,突然感到有一种被自己骗了的惊骇,我一直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以为,万一我决定早走一步,他们会受不了。
  “有人向——我——求婚。”我坚持只讲这句话。
  “那你就去嫁呀——咦,谁吃了我的春卷——”“你们——”“我们一样。小明,吃一块鸡。天白,要黄豆汤还是鸡汤?”
  捧着一碗汤,觉得手好累。刻骨孤单的心情,是一支鬼丢上来的灰披风,哗一下罩住了大年夜中的我。
  这时候,是哪一家的鞭炮,等不及那欢喜,在暮色还不大浓的气氛里,像做什么大喜事似的轰轰烈烈地响了起来。

杏林子
  生病之后,我辍学在家,身体上的病痛固然难以忍受,而更让人难以面对的是那种有若被众人遗弃的感觉。原本为参加初中联考而忙得如拉紧的弓,集中全力蓄势待发,突然之间,你被取消了参赛资格,赶出了竞赛场,你只有躲在无人注意的角落,冷眼旁观,那些紧张、那些热闹、那些欢呼都已远去,那个世界完全将你摒弃在外。
  生活中有一些东西不一定是你所喜悦的,然而一旦被迫割舍,那种委屈、那种不甘、那种顿失所依的措手不及,就像一颗被推离正常轨道的星球,飘浮在茫然无垠的太空,没有重心,也没有方向。
  每天,我看着弟弟妹妹出门上学,我看着一批批年轻学子自门前走过,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甚至,连期望也没有,连等待也没有。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要期望什么,等待什么。
  其实,我比父母更早了解自己的病已经’无药可救”,只可怜天下父母心犹自在那里作无胃的挣扎,我只是无可无不可地赶着一场又一场与医生的“约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必须一个人搭乘火车,再转搭公车,才能抵达医生的诊所。那条路好长,好孤单,看不到过去,也看不到未来。
  忘记是哪一天,父亲走到我房里,握着我的手,望着我说:“乖,你不要怕,爸爸会养你一辈子,等你长大了,爸爸会为你招一个女婿!”那一刹那,我突然明白父母所受的惊吓与慌乱甚于我,其中还掺杂负疚的成分。很多年后,父亲无意中透露,在我初病的那几年,他常常梦到祖母及外婆的指责。父亲用这样一种保证安慰我,毋宁是安慰他自己。
  父亲一定没想到,他的话深深扎伤了我,莫非连父亲也对我不再抱任何的期望?5个小孩中,父亲爱我最深,我是属于“小时了了”的人物,智慧开悟得早,加上伶牙俐齿、反庆灵敏,人前人后都带给父亲极大的喜悦和满足感。
  难道说,仅仅一场病,父亲就认定我这一生一无是处,需要他养一辈子,甚至在他年老之后,再找一个男人接手来养我?我才是让我伤痛的真正原因。
  我第一次结结实实地面对自己,不想父亲给我的刺激竟然成了突破困境的契机,蛹能脱困于茧,自有一番天地供它翩翩。
  就这样,我为自己走出了一条路。1978年,第7届十大杰出女青年选拔时,一位曾经得过此奖的朋友立意要推荐我,我却执意不肯。原因是家中除父亲之外,无人看重这种事,母亲尤其讨厌我们没事炫耀、乱出风头,弟弟妹妹则拿我穷开心说:“怎么,你要去竟选十大女歌星吗?”因此,尽管朋友把我的推荐书寄了过去,无论如何我也不肯送上资料,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原本我们是瞒着父亲的,终究还是不小心漏了口风,父亲起始大惊,虽然没有责怪我,却明显地看出他的失望。父亲的反应也让我吃了一惊,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他是这样看重这个奖,可惜我轻易放弃了。
  我对父亲有说不出的愧疚。
  没想到两年后,第8届十大杰出女青年开始选拔时,我突然收到选拔会寄来的一封公函,大意是说,上届有人推荐我,但我未曾寄资料,而他们仍为我保留候选人资格,希望我尽快补送……这几乎是从未有的事,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从来只听说每届的候选人如过江之鲫,要做大幅度的筛选,没听说还保留名额。正因为如此的不寻常,我开始正在视这件事,莫非冥冥中自有上帝“旨意”?再加上父亲不经意流露出来的殷殷期盼,若能得奖,对老父也是一种安慰。
  我和妹妹把所有的作品合力整理出来,父亲以他多年案牍的经验,亲自教导我一一分类、贴上标签、编排索引,整整装满一大纸箱。他甚至担心邮政失误,坚持亲自将资料送至选拔会。社区山路难行,箱子既重且大,无法背也无法提,只有捧在手上,而父亲已年届70,但他一点也不以为苦,喜滋滋地说:“为女儿服务,是爸爸的光荣!”名单揭晓后,父亲简直可以用“欣喜若狂”四个字形容,一大清早就跑到台北买报纸,他对报贩子说:“你把所有的报纸,每种都给我一份!”这以后,我又陆陆续续得了一些奖。每次,他都把报道我的新闻看了又看,把我得奖的照片压在他办公桌的玻璃板下。举凡向他道贺的亲朋好友,他都要滔滔不绝地复述一遍我的“奋斗史”及得奖经过。
  糟糕的是得奖后遗症。在往后的10年间,父亲不论是到邮局寄信,商店买东西,或是到户政单位办事,回来后一定会对母亲津津乐道:“人家都说,我的女儿好了不起哟!”“奇怪,人家怎么知道你的女儿是刘侠?”母亲不解地问。
  父亲只笑不语,母亲恍然大悟:“一定是你自己到处张扬的,对不对?”“光然罗!”父亲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更糟糕的是父亲几乎患了“得奖症候群”,某某大学颁给别人一个荣誉博士,父亲竟会酸溜溜地说:“我女儿比他更有资格获得这项荣誉……”总之,不论别人得了什么奖,好像都应该有我一份。好在家里还有一位冷静、理性、视名利如“粪土”,经常把我的奖牌拿去垫锅底的母亲,总算平衡了父亲的“狂热”,没叫我也迷失在其中。
  1990年底,我带领残障团体赴大陆访问,会后顺便陪母亲回西安省亲。行前当天,突然接到吴三连文教基金会的电话,主动甄选我为当届社会服务奖的得奖人,颁奖典礼正好在我预定回台的那一天。由于深恐大陆的交通状况不易控制,无法及时赶回,我特地要父亲代我领奖。事后,据朋友形容,当司仪叫到我的名字,只见父亲快步冲上台,兴奋难抑地“标榜”着自己的女儿,惹来台下一片笑声。
  只不过,这股兴奋的情绪只持续了短短几个月,父亲就匆匆走了。父亲过世之后,任何奖对我都已失去意义,因为,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我得奖与否那样在意期盼,并且能与我一起分享荣誉、分享快乐的人了。
  前些天,社区一位邻居告诉我,父亲曾对他说:“我这个女儿虽然只有小学毕业,可是比起其他得博士的儿女还要让我引以为傲!”我多么想大声告诉父亲:“爸爸,我所有的奖都是为您得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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